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仅以对群众纪律而言，中央在11月18日18时给徐陈的电报中就指出：“教育每个指战员会做群众工作与人民发生良好关系”，但实际上据李聚奎在《西路军血的历史教训》所提到的：（西路军）“对群众纪律是很坏的。所经过的地方猪羊粮食抢尽。群众敢怒而不敢言。甚至用烧杀政策。永昌城北门外房子烧尽，土寨子附近亦烧得不少，到最后还把康隆寺的喇嘛寺烧下，其余可见一般[斑]”。1月16日军委主席团致电西路军也专门强调了纪律问题，要求其：“严整纪律，争取回汉群众，不乱没收一人，不乱杀一人”，从2月17日军委主席团给徐陈的电报中可知，这一点并无改善，“从兰州方面来的人员与新闻记者都详报你们部队与群众的关系不好”。

这里当然有条件艰苦，为生存而无法完全遵守群众纪律的因素在内，但发展到烧杀抢掠，即使红军长征过草地时也不及此。这样做，自然无法取得群众的支持，也不可能战胜强敌。这种现象并非仅仅是因为条件艰苦而发生，四方面军在对群众的政策上始终是存在问题的。从张国焘放弃通南巴根据地时的烧光政策，即可见端倪。长征中这种恶劣的作风并未得到抑制，甚至更进一步的发展了。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来看看罗瑞卿37年2月巡视二、四方面军部队后发给毛泽东、张闻天的报告。在这份报告中提到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群众纪律方面的改进，认为过去（在陕南）那种见到群众的鸡、羊、猪、牛就乱捉，还美其名曰“抗日鸡子”等，不分阶级党派一律吃光的现象没有了，但个别违反纪律的现象，仍然持续不断地发生，“如给养人员强迫群众拥护柴火，二七二团政指强迫地方支书拥护手表，九一师特务连副排长、二七三团四连副，捉群众。。。。。。等”。罗瑞卿认为，“这种纪律的改变，主要的还是由于外界的刺激（一二方面军的影响，群众的影响，与友军区域的影响），与目前物质条件的改善，真正的自觉的纪律的基础还差得很远”，因此，“此次部队出动援西，在途中就发生了不少问题，四师同志告诉我，有好多群众向他们报告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次过去的红军，牛被牵走了，又要强迫要柴要粮，乱拿东西，不知是否又在恢复什么‘抗日鸡子’、‘抗日粮’、‘抗日柴’以及‘抗日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