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西路军历史再考辩（简略版）㈠ -- 双石
西路军失败成因问题，主要可以归结于以下几个关键性节点中：
这个问题要分两点来说，因为中央的目的与张国焘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西渡黄河的目的是执行中共中央的宁夏战役计划，红四方面军以三个军的部队渡河作战，也是中央在“十月份作战纲领”里作出的渡河作战兵力划分。但十月份作战纲领不是作战命令，只是一个意图，渡河作战也不是十月份的内容。中央预计的渡河作战时间是11月中旬以后，其原因有三：⑴共产国际援助物资预计12月才运载中蒙边境，运抵预定接济地点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的时间更靠后，红军渡河后要在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才能攻击银川等坚城⑵在同心城一线集结的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因造船技术的原因，只能在结冰季节履冰渡河⑶要接应正向甘北（今宁夏南部）转移的红二方面军部队。
另外，渡河作战的前提条件是要拒止南敌——保持西兰大道十月份于我手，否则敌军有可能长驱中宁、中卫一线，隔断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
这个任务主要是由红四方面军的部队担负。
中共中央西渡黄河的目的虽然是为了宁夏战役计划，但张国焘的想法却不同：他的意图是红四方面军部队渡河后即转向西进，夺取河西走廊，独创一片天地，与实力取得在党内斗争中的有利地位。关于这个想法，他国外流亡时写下的回忆文字中并不隐讳，而且称他的这个想法得到了红四方面军领导层“多数人”的支持：“多数（人）认为我此时不能去陕北，应该集中力量。先执行西进的军事计划，然后再谈党内问题”，“四方面军如果能在河西走廊立住脚，莫斯科仍会照原议支待我们，并不会将我们视作是反共产国际的分子”。
另外，在渡河西进之前，张国焘不愿意红四方面军部队与国民党中央军硬碰，这个实力要用在渡河西进解决“马家军”上——当时中央也好，张国焘也好，都对马家军的力量估计过低。
这个问题也得分别来说。
如果非要简单地说，那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三个军中，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先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另外两个军都是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既成事实后，中央被迫认可的。
了解这段史实时一定要注意红军三军会师后的指挥格局和背景：
⒈中共中央，位于陕北保安，除了中央书记处、军委、中央等名义发出的电报，此间以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署名发出的电报，均可以视为代表中央意图；
⒉红军总部，以朱德、张国焘为代表，当时正从会宁到关桥堡的转进途中。在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期间，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被授权“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三个方面军对朱、张两总之报告，及朱、张对三个方[面]军之电令，均望同时发给中央军委一份，以密切前后方联络。”
⒊10月28日后，彭德怀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兼政治委员，受命指挥河东三军部队，按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红一、四方面军会宁会师后，中央授权红军总部朱德、张国焘“依照中央与军委之决定，指挥三个方面军之前线作战事宜”，并要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会商并“按照十月作战纲领准备，作出宁夏战役计划纲要”。10月16日，朱、张决定红三十军在靖远黄河渡口打造船只并试渡，并提出三十军渡河后九军跟渡的建议。18日，朱、张电告中央，称三十军将于20日开始渡河，中央回电委婉提示“二十日渡河间题是否推迟数日”。三十军20日试渡失败。23日，彭德怀与朱德、张国焘在打拉池会面，彭德怀提出宁夏战役部署，要点是：第一步，红四方面军三十军、四军两个军从靖远渡河，渡河后夺取景泰并沿黄河西岸向中卫攻击；第二步，红一方面军渡河部队从宁武、金积方向渡河，以一部进取定远营，接受国际援助物资，尔向进取银川。这个部署得到了朱德、张国焘的同意。
24日，中央致电彭德怀，要其与朱德、张国焘商洽“先南后北”的方针：“准备在该地区与北进之敌进行决战，企图消灭其一部，停止或遏阻其追击问题”，并指出“三十军迅速渡河控制西岸，九军拟以暂不渡河为宜，尔后北进到海、靖线防御”。
这个方针的意图是：先停止南敌进攻，再渡河实施宁夏战役。
同时也说明，红三十军渡河，是得到了中共中央认可的——也就是说，红三十军渡河，是奉中央军委的命令。
10月24日，红三十军再次发起强渡，获得成功。同日，徐向前、陈昌浩提出“三军西渡”建议“九军、三十一军尾三十军后渡河，以一个军、向兰州方向活动，以两个军向一条山、五佛寺、宁夏方面发展。”
24日24时，中央致电彭德怀及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先决问题是如何停止南敌”。
25日，朱德、张国焘批准了徐向前、陈昌浩24日建议——请注意，不是中央！
10月25日，红三十军全部渡河，徐向前、陈昌浩决定“九军决今夜跟进渡河”。
同日，中央再电朱、张、徐、陈，再申“先南后北”方针，要求以九军之外另一个军跟进渡河，九军用于对付南敌，待“南敌确实受严重打击后”，“从中宁渡河”。
同日16时，朱德、张国焘、彭德怀作出部署（彭德怀称该电是发后才给他看的），提出四方面军主力（三个军）渡河，并表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不便向定远营前进，应“重点在控制五佛寺渡河点在我手中和对由兰州北进敌为有力之拒止”，认为“从五佛寺出中卫，或经蒙古包去取定远营，一则地较窄，一则四天露宿似不便，以由宁夏附近去取定远营为好”。
这也是说，要一方面军从中卫以东的渡河部队去占领定远营。
26日1时半，中央在得知九军正渡或已渡的消息后，指示“三十军、九军过河后，可以三十军占领永登，九军必须强占红水以北之枢纽地带，并准备袭取定远营”，同时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等二三日后如真实胡敌无北进之意，再以一个军渡河不迟。目前，瞬[封]南村敌应取击破手段，仅取抗击手段不够”。
当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决以三十、三十一、九三个军迅速渡河”——三十一军也要过河，并称他们当日17时也将过河指挥。
当日17时，朱德、张国焘批准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注意，仍然不是中央！
朱、张在该电中，再次表示红四方面军去取定远营不便：“首先查由一条山经中卫去夺宁夏地区，或由中卫去取定远营，一般地形条件如何，一条山、五佛寺一带粮食情况如何，是否允许用四个军去打中卫、北关须考虑”。
当晚21时，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国焘有出凉州不愿出宁夏之意，望注意”，同时再次重申“先南后北”方针，表示不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四、五、三十一军，二方面军，应以打胡为中心，仅抗击不够，打法可采诱敌深入”。
27日5时，在中央三令五申之下，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除三十、九两军及指挥部已过河外，其余各部应停止过河”，“三十、九两军，即由你们中去一人指挥，迅速占领大芦塘、眼井堡、大营盘、三塘释、五佛寺地区，以一个军向中卫延伸，一个军准备夺取战略要地定远营”。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及中央，“提议四方面军全部渡河”，“如果一、二方面军可单独完成宁夏战役计划，无须我们在技术力量上配合时，提议四方面军亦须全部渡河”，要中央“重决速示”。
28日，聂荣臻、左权、彭德怀等分别向中央报告张国焘“以各种方法破坏打击追敌计划”、“以各种方法使我不能与徐陈见面”、“更企图将总部移乾盐枱堡使育英不能与其他干部会谈”、“前廿五日间以朱张彭三人发电给徐陈贺任，发后才给我看，一种阴谋强奸式的，以后联名电报作为无效”。
同日，中共中央在收到徐向前、陈昌浩要求“重决速示”电后，发出紧急呼吁：“目前我们正处在转变关头，三个方面军紧靠作战则有利，分散作战［则]削弱，有受敌人隔断并各个击破之虞。更不能达到扩大苏区，扩大红军，把红军提到新阶段，争取抗日统一战线胜利之目的。”
10月27日，徐向前、陈昌浩令红五军向靖远东北方向牵制敌军：“五军转移到靖远东北方，钳制王、毛，船只速放到三角城”。
28日13时，徐、陈令五军在完成任务后渡河：“五军于牵引任务完成后，即开一条山、大卢塘、五佛寺线，扼阻九、三十两军之后路”。
当晚20时，朱德、张国焘予以批准——注意，还是不是中央！
19时，朱德、张国焘令“四方［面］军之三十一军速集中打拉池，四军以一部迟滞敌人”，同时任命彭德怀前敌总指挥，指挥河东三军部队组织实施海打战役。
15分钟后，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及徐陈，要改变海打战役部署，拟再令三十一军渡河：“三十一军即跟三十、九两军后面，迅速渡河”，并称“盼今晚十二时电复，如未得复，徐、陈即依此电执行”。
这是个霸王式“请示”，限定时间还从“明晨八时”提前到了“今晚十二时”。
中央次日12时回电，同意三十一军渡河——已经过了张国焘限定的时间，只好承认既定事实；19时，朱德、张国焘电令三十一军渡河。红三十一军当晚即赶赴渡口准备渡河。但彭德怀找张国焘“讲理”后被调回，返回打拉池参加海打战役。
30日7时，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令红四方面军四、三十一军部队节节抵抗，诱敌深入。
3个半小时后，朱德、张国焘电调红四、红三十军脱离预设战场，海打战役流产。
同日16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朱德、张国焘，重申“先南后北”方针：“目前方针，先打胡敌，后攻宁夏，否则攻宁不可能”，同日，林育英向共产国际报告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计划：“中央军委屡次命国焘坚决打击南面追敌，只有停顿南敌之追击，方能北取宁夏，但国焘畏敌过右，始终不愿执行命令，欲北进取得接济后再打南敌”。
31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亦向中央作了报告，并称“明晨到总部与朱、贺、任再商再决，以便取得一致行动”——没提张国焘。
11月1日，彭德怀到关桥堡红军总部，与朱德、张国焘、贺龙、任弼时商决“海打大道以北寻机歼敌”，且得到“前敌总指挥统一调遣，朱、张不干预的坚决表示”。
至此，张国焘实际上失去了对河东红军部队的指挥权。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西渡黄河的全过程。
结论：只有红三十军渡河是事前得了中央同意的。三军渡河是徐陈提出的建议，得到了张国焘的批准；徐、陈还口气强硬地提出了四方面军全军渡河的建议，要中央“重决速示”；九军、五军渡河是以先斩后奏或斩而不奏的方式造成的既成事实；张国焘还拟以同样方式调三十一军渡河，因彭德怀的反对未果；彭德怀下达海打战役部署后，张国焘即釜底抽薪，将四、三十一军调离战场，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
这就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渡黄河的真相。所以，“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是执行宁夏战役计划”，难以完整反映事实真相，徐向前、陈昌浩建议三军渡河乃至全军渡河，是违背中共中央“先南后北”方针的，在张国焘和中共中央两个不同意图之间，徐、陈选择的执行张国焘的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以“朱张”署名的电报，有些不一定代表朱德的意见——未得朱德同意而强行签署联名电，张国焘可是有多次“前科”的。当然，也不排除在紧急情况下朱德代张国焘签署联名电的可能——此间多次出现几个小时甚至十来分钟的间隔里，以“朱张”联合签署而意图又完全相左的不同电报。
这个时候，张国焘已经很难封锁朱德的发电权了。
双石:【整理】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
双石:李未必真明白，朱玉为他的说明提供的52份电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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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要求离开部队到中央工作的徐，实际是与张基本同路的，当时是一直在积极执行张的战略的，包括大多数四方面军的人均是如此，至于到八十年代重新上位后，开始将责任推给中央（实际是推给主席），更是不太入流的做法。所以后来大家到延安后集体再教育，也不应该喊冤。
要求保持一定的独立性，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就像太祖去重庆的时候要求刘邓打的越狠越好这样他在重庆就越安全，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西路军不是接受中央而仅仅是朱张的命令。另外，后来批张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把张武断发出这些电报亮出来，那样四方面军的将领抵触情绪不会那么大。
需要团结 红四方面军的绝大多数人！
因为：
张的这些电报和决定，当时恐怕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意愿，而是得到红四方面军相当一批人的支持的。
记得批张的时候太祖说过：红四方面军是党的军队，不是张国焘个人的军队——俺邪恶地解读一下，言外之意就是：除了老张，咱们都是一家人。功劳你们大家分，黑锅麻烦老张抗。
何况这么头绪纷繁的历史事件。
何况，这些电报当时仍属党内最高机密，公布后流传太广，亲痛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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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张国焘后来的轨迹来看，混的甚至还不如任卓宣，不能招降纳叛几乎就被军统当成废柴了，能力一般，在红四方面军那里能风生水起和陈徐二人的助力有很大关系，在百丈关失败证明南下是绝路后他还能保持对四方面军的遥控，那两个人肯定是脱不了干系。
二、西进河西走廊红四方面军西进的目的是什么？西进是谁提出来的？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还是得按“时经事纬”的原则一一道来。
三军会师前的1936年8月23日，“因为拿打通苏联的意义来说，占领甘、凉、肃比较占领宁夏更为重要，这是不受日本威胁，有永久保障的一条道路”，毛泽东曾提议“以四方面军独立进取青海及甘西直至联系新疆边境”，这个动议因符合张国焘以及红四方面军一些领导人的心态而得到了他们的积极响应与保证。
中共中央8月25日将这个计划向共产国际作出报告，共产国际于9月11日作出答复，将国际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定远营（今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同时指出：“不能允许红军再向新疆方面前进，以免红军脱离中国主要区域”。
于是，中共中央修改了原计划，将红一、四方面军分取宁夏、甘西，改作两军“合取宁夏”——也就是后来的“宁夏战役计划”，将红四方面军原拟从兰州以西永靖、循化、河州一线西渡黄河的地点，改在了兰州以东靖远、中宁一线。张国焘对此改动极不满意，曾经推翻西北局会议决议，在红四方面军一些高级将领的支持下，擅自调动红四方面军部队，拟从兰州以西的永靖一线西渡黄河，但因气候地理条件等等原因，被迫折返。
红四方面军三个军西渡黄河后，原拟沿黄河向中卫攻击前进，与红一方面军从宁武、金积方向的渡河部队相互配合，夺取定远营，取得援助物资后进取银川。但因张国焘破坏了海打战役计划，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与已渡河的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的联系被切断，敌军主力长驱中宁、中卫，宁夏战役濒临流产。
可以说，张国焘破坏海打战役后，不仅使河东红军主力陷入被动，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也处境尴尬，因中卫一线正被敌关麟征部占领，河东红军主力被迫东移，已无法按原计划由此渡河，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再出中卫已无意义，返回亦很困难。只有向西向永登、凉州方向扩展占领区，视情况再作取向定夺——这是对徐陈心理于最有利的角度作出“无罪推定”的分析。
但张国焘不在“无罪推定”范围之内——他在流亡海外后的回忆文字是认了账的。
11月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提议：“以大部向平番、凉州、民勤方向发展，开展甘北苏区”、“决先向大靖、古浪，平番、凉州行，而后带（待）必要时，再转来接主力过河”；毛泽东、周恩来当日复电：“你们率四方面军主力，暂以现地区为中心，向三面扩大占领区域，以一部占领永登，一部出通[皋]兰，大的方向仍前不变”；3日22日，再电徐、陈：“所部主力西进占领永登、古浪之线，但一条山、五佛寺宜留一部扼守，并附电台，以利交通后方行动”。
当时中央正筹划在海打以北击破胡宗部，以争取继续实施宁夏战役计划。
11月3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改变了接济地点，从宁夏的宁远营（今属内蒙古自治区）改在了新疆的哈密。
4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要求四、三十一军“过河增我方”，再提“如情况不利时惟有放弃现地区，集兵出大靖、凉州方面”。
5日14时，朱德、张国焘电复徐向前、陈昌浩，指示他们将行动方向左旅90度：“你们之河北纵队目前最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乘敌人尚未十分注意你们的时候，站稳脚根，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地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行动要迅速、秘密、坚决和机断专行”，“敌人可能隔断你们与河左面主力之联络。你们尽可能派一部带电台保持黄河五佛寺附近渡口在我手，但不可因此妨碍你们主力的行动，不得已时不必留兵力守渡口，如有必要当由三十一、四军负责来接通你们”。
因当时河东正策划与胡宗南部决战，以再启宁夏战役计划，所以张国焘在该电特意指出：“宁夏战役能否实现，决之于明后日之决战[注：指河东部队正筹措间的与胡宗南部的决战]，你们应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去完成你们的任务，”——也就是说，不必受宁夏战役能否实现之“牵制”。
次日（6日），徐向前、陈昌浩即提出“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同日17时，再电朱、张，拟放弃一条山、五佛寺渡口，自断东返后路。
7日，徐向前、陈昌浩电请中央给予独立开创局面之名义，并提出军政委员会名单。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复电徐向前、陈昌浩，批准“平大古凉战役计划”：“平、大、古、凉战役计划为迅速执行为好，兵力集结应稍提前”。
这个时候，因河东胡宗南等部敌军齐头并进，河东部队与胡宗南部决战计划一时难以实现，河东红军主力被迫继续东移。而据徐、陈通报的河西情况，河西部队的现状与前景比河东主力更阳光更灿烂，故彭德怀于11月8日1时半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对徐、陈西进动议表示赞同：“徐、陈之三个军应自己努力解决冬衣，乘敌薄弱扩大占领地域，以袭占镇虏、凉州及其以北为目的，估计目前单独出宁夏不利”。
同日，中共中央复电共产国际，因“哈密、安西之间是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请求将援助物资接运地点改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安西。
同日，中共中央就拟授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电询朱德、张国焘。
同日，因河东主力与胡宗南部决战不果而日趋被动的局面，中共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拟将河东红军主力南下作战，并提议“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要求朱德、张国焘、彭德怀、贺龙、任弼时、林育英等集会商议，提出意见。
11月10日，朱德、张国焘复电中央，同意给予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以“西路军”名义。
11月11日10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正式将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命名为“西路军”。
1小时后，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河西情况：“由于河东还未能战胜胡、毛、王各军，妨碍宁夏计划之执行我们正考虑新计划，但河东主力将与西路军暂时的隔离着”，并提出三个问题征询徐、陈意见：“⑴你们依据敌我情况有单独西进接近新疆取得接济的把握否？⑵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⑶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
1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朱德、张国焘，报告大靖附近“气候、水、柴、人、粮极丰富”的好消息，对中央电询问题未作答复。
同日，中央再电朱德、张国焘，同样的问题又问了一遍：“依据西面情况，他们有单独前进接近新疆的把握否？如遇困难要重返河东时有可能否？”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信心满满地打了包票：“大靖、凉州地区人粮较丰，以后筹资扩红都有大的办法。现时即不能与主力互相策应，依据现在敌力我力估计，我们可以完成任务”，“主力拟进占甘州、肃州地区、并准备接通新、蒙和远方。现决甘、凉、肃、永、民创立根据地，不在万不得已时不放弃凉州”。
西进“打通国际”，“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一肩挑。
对中央所询“如果返河东有何困难情形？”、“你们能否解决衣服问题”，未作只字回答。
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报告西路军准备西进的情况。
14日，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并中央军委：“你们之敌现马步芳、青两部，又分散，又（便）于你们各个击破”，“夺得甘、凉、肃根据地和打通远方任务，这是你们独立可能完成的”，“你们须独立完成打通远方任务”。
同日，毛泽东、彭德怀等就河东主力南进部署进行磋商，彭德怀提出南进的同时拟以一部向北调动毛炳文部以“声援西路军，否则西路军陷于孤立”，同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彭德怀，要求河东红军主力消灭胡宗南一部，即或要南进也要“打一仗再南进”。
河东红军主力即准备就地坚持，打击胡宗南，南进计划暂缓。
15日13时，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同意西路军西进。
11月16日，敌毛炳文军开始西渡黄河，拟追击西路军。张国焘致电毛泽东、周恩来，一改两日前的乐观态度，称“我西路军已无再东渡可能”，“我们须急设法帮助和策应他们，因他们太孤立，并须急打通远方，得到接济至关重要”；同日，朱德、张国焘、周恩来开始动身去陕北保安与中央会合。
17日8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同样一改几日前的信心满满，提出“是否我们控制肃州、甘州在手，由远方负责与我们打通，还是我们主力进行玉门、安西或到新疆才有办法。如打通远方为主要任务，我在现地区创造根据地不能不居次要地位。如遇特别情况时，是否我们将去打通远方”。
18日，红四方面军四军、三十一军在甜水堡地区重创胡宗南部精锐第二旅。
同日，毛泽东致电朱德、张国焘：“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同日18时，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通报西进途中地理及远方物资准备情况：物资“恐准备不及，运输也来不及”，“肃州到安西有八天坏路，人烟稀少，安西亦荒僻，将来只能去一部，安西、哈密间是一千五百里沙漠地，绝无人房，货物要用汽车送，正办交涉中”，要求西路军“现地区留住一时期”以解决援助物资到达前西路军的生存问题。
19日9时，徐向前、陈昌浩，决意“到永昌再向甘州进，决用力巩固丰乐堡、永昌地区，以甘州为重点，争取休补与执行党与军委所给予的任务”；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中央：“西路军已占永昌，拟以主力在凉、甘之间发展，拟以一部西出肃州、安西”。
同日，林育英、朱德、张国焘致电徐向前、陈昌浩，转达周恩来就西路军行动提出的意见：“你们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远方对于经哈密接济你方已原则上同意，物资经济均可接济，正设法解决交通运输，拟技术手续，大约以明年开春后可望大批接济，现正急谋小部接济，大的于我占领安西后即可实现”，“你方须在甘州以东建立根据地，决不可将主力位置于甘州以西，更不能有到新疆去的表示，唯远方路图，也须调查清楚”。
19日17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九军古浪失利情况，并提出“估计毛敌推到大靖后，马敌必更集兵犯永昌、甘州，我势必与之决战，方能巩固甘州、凉州”。
20日，中央致电徐向前、陈昌浩：“主力在永昌、肃州之线，坚决保持东边回旋地区，以小部进占安西敦煌”。
21日，河东红军主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歼灭胡宗南部精锐第七十八师第二三二旅，迫使胡宗南部全线停止进攻，一战而改变河东局面。
26日，敌毛炳文军被迫开始东返，至29日，全部东返。
毛泽东开出“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的支票，兑了现！
总结：在宁夏战役因张国焘的破坏濒临流产而造成的严重环境中，徐向前、陈昌浩首先提出红四方面军西渡部队西进以解窘境，按“无罪推定”法则，属合理建议；张国焘刻意扩大了徐、陈建议西进的范围，让徐、陈“不受一切牵制独立地开创局面”，是因为他久已纠结于心的小九九。而这个要求得到了徐、陈积极响应；在共产国际改变物资接运地点而河东主力处境较河东更窘迫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同意徐陈所请，赋予他们西路军的名义，并向徐、陈电询有关情况，徐、陈信心满满打了包票，“西进”与“建立根据地”两个任务要一肩挑，对中央“东返”之询，未作答复——这是西路军第一个脱离困境的机会；敌毛炳文军西渡黄河追击西路军时，徐、陈和张国焘开始慌张，张国焘提出了西路军“太孤立”的问题，徐、陈则提出了“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孰轻孰重的问题；毛泽东在河东主力即将被迫南进的关键时刻，提出就地坚持，“只有战胜胡军才便开展局面，才是策应河西的好办法”，最后取得了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已西渡追击西路军的敌毛炳文军东返，为西路军西进解除了“后患”。
关于有人对中央提出“作战新计划”又未通知西路军而颇有意见，认为中央让西路军甘凉建立根据地是因为要西路军牵制敌军，“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实施“作战新计划”！这属于没有根据的无端揣测。这是因为：其一、“作战新计划”是一个酝酿中的征求意见案，征询意见的范围包括了三个方面军的代表人物，张国焘亦在被征询意见之列，他也未提出任何异议反而还继续要求西路军“独立开展局面”；其二、“作战新计划”并没有要求西路军配合的内容，反而是彭德怀、毛泽东提出了以河东胜利来策应西路军；其三、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起不到掩护河东红军主力南下的作用，“马家军”是地方军阀，不会为河东局面的改变而所动；其四、“作战新计划”实际上并没有实施，既或付诸实施，河东防堵西路军东返的敌军部队也会被为之调动，对西路军西进和建立根据地反属有利；其五、河东红军主力与西路军之间不仅隔着一条黄河，还有敌大军重重人墙，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难以造成“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
最后的事实是，河东红军主力的山城堡之捷，直接调动了毛炳文军东返。
这是谁在策应谁哩？
最后要说的话是：在西路军西进的酝酿和决策中，中共中央亦需要承担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毛泽东在三军会师之前对河西走廊“能够造成巩固的根据地”之乐观估计，徐、陈通报的乐观情况和乐观态度，以及对取得援助物资抱有的希翼，强化了中共中央的这种认识误区，山城堡之捷迫使敌毛炳文军东返后他们还认为“西路军面前已无大敌”，这使他们没有如同年前张国焘执意南下那样，发出“南下是绝路”的断然喝止之声，断然命令西路军克服一切困难东返。
这就是西路军西进河西走廊决策过程的真相。
双石:【整理】徐向前关于红四方面军历史上的几个重要问题的讲话
双石:李未必真明白，朱玉为他的说明提供的52份电文，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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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看文字有点晕啊。
另外，看现在地图，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和新疆哈密
都在中国境内，离边境好几百公里呢，离着中共所在地也远，
路也差，而且当时看着也不中共控制中，在共产国际为什么
能把物资放那？是呼悠中共，还是当时地址和边境和现在不
同？
物资倒不是忽作悠是真给，当然只能先运至边境，再通商业中介转运进中国。
定远营今为阿拉善左旗旗治所巴彦浩特镇，其实离银川很近。
哈密不用说了吧？
（1936年9月11日）
⑴同意中国红军的行动计划，即占领宁夏的部分地区和甘肃西部，同时明确指出中国红军不得继续向新疆方向推进，否则红军便有可能脱离中国的主要地区。
⑵提前决定在中国红军攻占宁夏地区后提供1.5万～2万支步枪、8门火炮、10门迫击炮和相应数量的外国制式的弹药。武器将于1936年12月集中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南部边境，将通过知名的乌拉圭洋行售出。为运进宁夏作准备。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曾经有过西路军东进的动议。
这个动议是东北军方面的要求，由周恩来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背景及过程大致如下：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路军军政委员曾提出建议：“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由河东红军以一部主力速占宁夏，与甘北打通，并与新疆取得联络”。
这个要求显然脱离实际，“西安事变”爆发后，张、杨面临巨大的军事危机，大规模内战一触即发。而于情于理于利害关系，河东红军主力也不能坐视不顾，原拟再战胡宗南后续图宁夏的计划也不得不搁置。而“争取将马鸿逵、马鸿滨调开”更不是共产党能作主的事情。
当时，中共中央也曾考虑请驻兰州的东北军于学忠部以一部出兵西进，疏通二马并接应西路军，同时给西路军以物资帮助。
12月15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徐、陈首长，指示：“西路军应在现地区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总之，西路军是负责奠定抗日后方和接通远方之重大使命”。
然已赶赴西安与张学良会商协调处理“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博古却于当晚20时传回了一个坏消息：“于学忠与回民关系比我方更坏，对二马不能派人疏通”，“因于军与二马部队之间隔着补充旅，于军以一部西进，不起威胁作用”，“目前时局于军须集力守兰州，不便分兵西顾”。
18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陈：“你们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一月夺取甘、肃二州”，“除开远方，暂时没有任何力量可以直接援助你们”。
因南京政府大军压迫西安，东北军方面希望“河西四方面军能以一部击靖远，威胁胡敌，并协同河东各军侧击胡敌”，20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提出：“我意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军打通。张答应令于军援助子弹，同时以一部骑兵向靖远游击”。
从现有的档案文献看，中央对此似乎没有马上表态。而当时西路军正根据两天前的军委指示精神在准备西进，22日，徐向前、陈昌浩致电军委，：“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同日，周恩来致电毛泽东，表示了与徐、陈在远方物资“不能按时到”的前提下作出的选择一致：“可否暂留西路军在原地，待春暖后西进”，而中央在此前的12月6日得到的信息是“远方可于二个半月后，将货物送达安西”，是不是真能如愿在人而不在已，所以这个选择基本上就是“唯一”。
但在同一电里，周恩来在通报了“于学忠对四马关系较我方犹坏，其兵力只能退保兰州，不能西出策应我们”的情况后，再次委婉提出“东进是否能达到凉州以东，待到古浪、永登后尚可设法要于策应”。
毛泽东于23日12时复电周恩来，基本同意其所请：“准备调四方面军向兰州、平凉，由兰州补充其被服弹药。如何盼复”——兰州为东北军于学忠部驻守。
与此同时，徐向前、陈昌浩致电毛泽东、朱德、张国焘，建议“西路军仍首先坚决按期执行打通远方任务，不过为牵制二马，可以设法在兰、丹线上多活动一时。永昌城重要，惟现存粮极少，只要粮食有法，可尽力控制。如果必须我们东开，则必可东移”，同时也对“必须东开”提出了相应的条件：“兰州友军至少以六个团及其骑兵进到古浪，与我方先夹击消灭两马于凉州一带”，“促新疆以抗日名义至少出六个团，并带货物一直进到甘州，以维持后方及远方交通”。
这个表态可以简要解读为：西进没有问题，东进则需要……等等前提条件。
24日，周恩来向毛泽东发出了一个“万万火急”电，估计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催得很急，周的口气也很急迫：“无论谈判如何，军事部署即照你二十三号十二时电执行，四方面军主力即向兰州进，但请留一部于永昌，以便打通安西”。
而毛泽东要的是对西路军实实在在的帮助，遂于当晚24时复电周恩来：“向张商量派四个团突然袭占永登、古浪，策应徐、陈，并为准备棉大衣一万五千件，鞋袜各一万八千双，子弹带一万五千条，补充子弹十五万发，是否可行，盼复”，同时电告徐向前、陈昌浩：“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二十天至三十天内到达静宁、德隆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八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箝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望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在接电后两大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决定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于25日10时致电军委主席团，表示“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同时再陈此前提及的东进条件：“此间二十三号十二时致军委电中所述各节请予考虑”，“由友军方面派兵力运送一批弹药到永昌城，同时由兰州友军最少出二、三团兵力配合一部炮骑向古浪出动，配合我们东进，使我们减员更少”。
25日，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离开西安返回南京。可能是东北军方面对西路军首长所提出的配合条件难以落实，当时24时，周恩来致电毛泽东：“四方面军主力既不便东下，仍以留原地并打通安西为妥”，因张学良已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所以“于军西去和棉衣、鞋袜、弹药，候张回商后定告”。
没想到张学良一去不复返了。
27日，军委主席团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取消西路军“东进”之动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
周恩来的“东进”之议，遂告放弃。
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
结论：因西路军首长原本就有“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的打算，这与周恩来及军委主席团取消“东进”之议的命令并不矛盾，而且中央还给予了“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的自主权，所以从周恩来提起到放弃前后只有几天的“东进”之议，对西路军的行动实际上并无重要影响。而数十年后把“任务和行动方向飘浮不定”作为西路军失败的成因之一，既没有依据也没有道理。
东进计划从提出到胎死腹中，对西路军领导层力主的西进日程，并无太大影响。
这个时间其实很短暂：从12月20日周恩来首次提出东进建议，到25日放弃这个计划，不过5天时间。要再把账做得细一点，从西路军领导层22日就周恩来建议提出东进所要求的配合条件开始算起，也不过3天时间；要从西路军领导层明确表示准备遵令东进开始算起，就连一天都不到。而西路军领导层22日预计的西进日程是：“五军全部约明二月中旬直到安西。远方货是否按时能到，请示。如不能按时到，则拟全部在甘西多休整几月，度过严寒之三月”。
据甘肃人民出版社《悲壮的征程》中的《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大事记》载：“（12月）26日，西路军总指挥部根据军委主席团24日电示，决定调集部队东返，派出入员侦察、勘探道路，命令永昌、山丹各军集结待命，准备东返。同日傍晚，又撤销上述命令，部队撤回原地”。
西路军领导人的东进命令从决定到撤销，都在一天之内。
徐、陈当时作出的自主选择是：即刻西进。
其实“从事后臭皮匠”的角度看来，这是西路军第二次东返的机会也是最好的一次机会：西路军东进，兰州东北军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予以配合，河东胡、毛、关、王各路敌军因“西安事变”且蒋介石返回南京是战是和一时难定之情势，正处于徬惶之中，西路军各个击破安全东返的机会也是有的。虽然风险也不小，但全军覆没的可能性不大，至少骨干队伍能够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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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许诺的物资有多大啊，大军物资，什么商业中介
能运啊，不怕周围军阀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