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余则成的锄奸功劳 -- 鸥盟
家园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劳有花被枪决完全契合当时的处理方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原因大致是以下几点：
1、建国后对宪特会下手比较狠，属于当时的政策，制定政策一般是通过统计数据，而不太会去考虑哪些个案有何特别之处，宪特和会道门在当时基本上是血债的代名词，被血偿的概率要比其他KMT人员高很多；
2、枪毙潜伏特务不仅是建国初期才有的，后来抓到的台湾特务、文革期间新疆、东北抓到的苏联派遣特务……很多审讯后即被枪毙，由此可见，中共对特务（或曰间谍）是比较痛恨的，而且这也不是什么特立独行的方式，基本与当时各国对间谍的态度一致（冷战结束前，美国公民被以间谍罪起诉，基本上就不要抱什么不切实际的幻想了，能被苏联政府换回去的，绝对属于少数，一般人没这运气，就算有这运气也没能力让苏联政府知道自己有这个运气）；
3、大案要案中最重的刺杀案，且是长期不能结案的唯一漏网者；
4、长期潜伏、深度潜伏；
5、刘全德小组被看的很重（这个后面会解释）
以上五条中单独拿出任何一条，在当时都足以要了劳有花的命，至于她报名参加抗日，和她作为一个特务被枪毙没有任何关系，抗日不是护身符，她被枪毙是因为她是参与特大案的唯一漏网者，长期潜伏在当时也被认为是对抗到底。看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事情发生当时的环境，劳有花的情况如果发生在当时任何一个较大的国家，死刑几乎都是必然的。
至于劳有花被抓是因为上海市公安局很快就知道有她这个人了，并且也知道她是唯一漏网者，不知道的是她到底去哪儿了。军统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样，是个现代谍报机关，其实挺烂的，内部和筛子差不多，刘全德还没到上海，关于他要来的情报就已经被侦知，劳有花的身份让公安局查出来也没多难，相关档案都有存档，只是线索断了，搞成了死案，如果不是她要入党，一直潜伏下去都有可能，而且入党可以看做是要准备深度潜伏了，这也应该算是罪名之一。
关于刘全德小组成员都枪毙，那是因为这个小组的表现实在是很够水准的，刘全德在上海公安局知道他要来的时候，依然可以做到去陈毅办公室附近踩点；劳有花几乎毫无破绽的潜伏等，作为特务，越让对手觉得厉害，离死也就越近。
- 复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家园 金灿荣在北京海淀外国语学校对小孩们有个演讲 对象是中学生嘛，话就说的相当通俗直接，
在网上通常把这个演讲叫 金灿荣：“中国知识界用自己的刻薄和浅薄掩护了中国的战略崛起 ”
我摘一段：
现代国家三部曲，第一部，寻求安全，毛泽东时代，这个时代，为了让新中国活下去，这个时候手段是比较残忍的，比较辣，对内他要镇压，对外他要打仗。。。1961年，台湾特务干的，克什米尔号，目标是周总理。两岸的关系是赤裸裸的，是见血的，就是要打仗。因为我们今天承平已久，安全了，就开始撒娇，哟，爷爷你怎么杀人呢？那个时候，你爷爷不杀人，人家把你爷爷杀了，然后就没有你了，物理上你不存在了
撒娇两字用的好！
通宝推：empire2007,家园 【讨论】......所谓的“撒娇”是否必然会发生？ 如果历史发展的道路是以下的这种途径，那么所谓的“撒娇”是否必然会发生？
金灿荣同志用“撒娇”来形容某种观点的阐述，（当然，他的演讲，面对的是孩子们）。那是否金灿荣同志认为持有类似观点的成年人也是幼稚到撒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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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金灿荣同志的观点有些自己的想法：
1.如果人类发展的历程是不断从相对野蛮到相对文明，那么,没有经历过残酷的战争、政治运动的人，肯定会对历史的残酷性没有太深的感觉。这和意识形态没有关系，是人之常情。即使是成年人，对真实历史的残酷性有所疑问，也是一种很可能出现的情况。
坦率的说，我理解我国历史上因为内忧外患，而伴随之产生的大量国家暴力的史实。但是，是否有必要那么大规模的使用国家暴力，被镇压的对象是否“罪至于死”，我是有疑问的，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撒娇”。
2.如果人类的发展历程是以：战争（或者战争状态）---和平-----战争（或者战争状态）---和平......这样循环往复的话，那么人们就不大会“撒娇”了。因为身处这样的循环中，思想上将变得更加坚韧，对于生命的消亡更加容易接受了。
这里，我借用“战争状态”这个词，恳请大家阅读著名作家胡平的著作：《战争状态》，本书对当时整个国家和社会的状态，有着极为全面的描述，极为深刻的分析。
从我国的法治和法制的建设历程看，这种“战争状态”造成的众多后果中，除了各种政治运动，还造成一种后果：用军事手段（或者说用军事思维来指导）解决社会问题，而不是用法律手段、法律思维来解决社会问题。
在西西河中，记载了许多英烈的史诗般的光辉事迹，烈士们以自己的承受磨难、流血牺牲，换来了新中国、新社会。
那么，烈士们希望新社会处于“持续不断的战争状态吗”？英烈们希望人民生活在长期的战争状态吗？
当然，这种战争状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内外敌对势力的挑衅、破坏所造成的，但是，有没有镇压扩大化的现象呢？一些悲剧是否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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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贵有自知之明”，和许多河友的深沉有力、理性分析的文章相比，我的文字感性成分也许太多了。但是，被河友称为“小清新”，我还是感觉很难接受啊。
劳有花的“最后一夜”，的确是我的想象。因为《啄木鸟》杂志“尘封档案”系列，关于本案的这篇文章，没有公开劳有花自己的供词（我的主观推测，她的供词中是会有忏悔的）、临刑遗书（留给家人的话语），其他人关于劳有花的证词.....因为这不是这篇“尘封档案”的重点。
但我的观点有些河友是理解的，河友“易先生”提到：“劳有花是50年去山东的，她在山东生活了八年。在这八年中，她成家了吗？她有孩子吗？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她有家庭和孩子，她的死刑将是多么残酷的一件事啊。”
“易先生”绝不是在“小清新”，因为这是真实历史中可能发生的一幕生离死别、骨肉分离。
我推测，可能劳有花自己并没有选择为人妻、为人母（她对自己的命运是有心理准备的吧，可能对得到家庭温暖的可能性已经绝望，不再有这方面的奢求了）。
从这篇尘封档案的文章内容来看，大概表妹一家是劳有花唯一的亲人了。这么多年下来，亲情在劳有花和她表妹一家之间，很可能是很深厚的了。
在大时代的洪流中，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命运又是多么容易被彻底改变。在最后的时刻将要来临的前夜，劳有花也许会有忏悔、遗憾和憧憬的吧，但她应该不会后悔当年为了抗日报国，而选择了一条充满危险的道路。(对于这一点，让我们在谴责她的敌特身份的同时，保有一丝的温情：在她尚未成年之时就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漂泊伶仃；国难当头之时，她没有退却，写下血书，要求上阵抗日杀敌)
只是后来，成为了一名敌特，这既有她自身的选择，也有出于大时代背景的身不由己。最后死在了刑场上......
“无情未必真豪杰”，用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观点来看待历史洪流，和用人性的眼光看待历史中渺小的生命个体，我认为也许没有孰优孰劣的比较，而是看待历史的不同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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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经在本楼内，阐述了自己文字的目的：对于劳有花而言，所有这些观点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她早已化为了灰烬。
但是对将来，对于可能掌握了国家暴力的使用权的河友，多少还是有些触动的吧。
对于国家暴力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极刑，我的观点的形成过程，来自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个政法女记者的手记》中“生命透支的悲哀”一文。
我没有经历、目睹在国家暴力的施行过程中，一个人由生到死的历程；仅仅读到过其他人的回忆、描述；因此，在理论阐述上有很多缺陷，请让我先引用一段文字，很能表达我的想法：
摘自：旧版本新概念英语第四册最后一课的译文：
......虽然真理和正义是表现道德上勇气的最强有力的推动力，但还有其他的。怜悯就是其中之一。
......只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原先一直认为的似乎有什么来生，对人生价值的感情才变得更深和更为广泛。
......如果主张废除死刑者不是出于一种对死刑犯精神极度痛苦的感情上的怜悯，而是害怕毁掉生命奇迹的话，这种论点还是能够站住脚的。
......绞刑是一种结束生命的古代残暴办法，而自鸣得意的现代电椅也一样凶残。如果因受落后思想的影响而把死刑保留下来的话，让死刑犯每晚服一剂烈性安眠药直至有一夜不再醒来，似乎要比目前的一种野蛮传统做法更加文明。
......
原文的宗旨是废除死刑，我没有那么偏激的思想，但我是理解并支持“严格限制死刑”的观点的。
对于劳有花来说，她是否“罪至于死”、“无可救药”，是有些疑问的。
作为内战延续的敌我斗争的惨烈程度是让人非常震动的，那个时代，对敌方人员的生命价值的思考，大概是多余的奢侈品吧。
不过，即使在当时，隐蔽战线上被俘人员的相互交换，也是有过实例的，比如从绿岛被交换回来的宋允生同志的例子。
我国历史有一个现象：一个带有国家暴力的性质的政策，经过层层放大，到了基层的执行层面，常常发生国家暴力的不加限制的扩大化。这是执法能力的问题，或者是为了完成上级的任务而必须“宁左勿右”？答案很难完全搞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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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灿荣同志提到的毛主席时代中，敌我斗争的残酷性。毛主席的关于国家暴力的思想，也是有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的。建国初的毛主席的相关言论和决策我就不多引用了。我有一种感觉：晚年的毛主席对于使用国家暴力的态度，变得有些平和了。我这里仅仅引用毛主席在七十年代初期，在那场政治风暴中发生的一段惨烈的风暴中的一个决断：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据记载，这个决断出现在了红头文件中，并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程度的落实，从而制止了某次国家暴力运动的扩大化。
毛主席的这一思想，让我深受震动，也深受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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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河友们的探讨让我思考怎样做到：“摆事实、讲道理”。
怎样“摆事实”，其中一个途径，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但是亲身经历只能接触到事件的很小部分。
因此，“摆事实”的另一个途径就非常重要了，那就是资料收集：包括数据和案例。
但是，在资料收集方面，不仅您和我、对相关课题关注的人士、乃至法学专家，都会遇到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历史上关于国家暴力的资料，从来也没有完整公布过，将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也不会公布。
其中的原因很复杂。这样，我们探讨相关话题，恐怕每个人难以避免带有片面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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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尘封档案”所在的《啄木鸟》杂志，曾经刊登过两篇文章：
叔弓著：《中国改造日本战犯始末》；《许世友批侦的间谍案》（关于一个日本籍特务的命运）
比较起来，劳有花是远远比不上日本战犯、日本籍特务幸运啊。
我坚决反对宽大日本战犯；同时，我对改造日本战犯的效果非常钦佩。(有河友质疑我的这一矛盾观点，但我是这样思考的：我反对宽大日本战犯，不管改造他们是否成功；同时，把他们从魔鬼改造回人，我同意是巨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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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河友提到了谷正文，本楼还曾提到毛森。历史就是如此，越是罪大恶极的，越是安全啊，所谓”恶人有恶报“，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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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种主观推测，觉得在西西河中，可能绝大多数河友都没有经历过残酷战争和政治运动的风暴吧。也许目睹过国家暴力的人，才更有发言权，因为对生死的感悟会更深，既有阶级斗争、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还有对社会、法律、生命价值、极刑的消极意义的思考。
有一点，我真诚的同意，我国在保障言论自由，容忍不同观点方面，取得的进步是巨大的。
人贵有自知之明，我自知绝非坚韧之人，如果时间倒推N年，我不敢对包括“对某个敌特报以某种同情”等敏感话题阐述观点。我曾经读过我国优秀作家胡平老师的一部著作：《中国的眸子》。
哎，比起历史上发生的那样的悲剧，我们能在平和的环境下，通过公众论坛、社区来讨论问题，是多么幸福啊。
从感情的角度说：我非常难以接受“不加限制的使用国家暴力”；
从理性的角度说：我真诚的感受到法治建设中的一个方面：“严格限制死刑、把好死刑关”对于每个公民的意义。
人死不能复生啊！极刑，应该慎之又慎啊。
家园 现在还有几个人知道克什米尔号 古正文不知道还健在不？真应该请回大陆来讲讲当年的经历。免得长此下去大家变得“Too simple, sometimes NOT NAIVE”了。
- 复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家园 有一次遇到一个远亲 她父亲差不多是1957年被挖出来枪毙的，她说理由是家里有一把手枪。能那么简单吗？一直存疑哈
- 复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家园 最后一夜 最后一夜
即将被推上刑场的前夜，劳有花也许会回顾自己的一生：
十七年了吧？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的少女，怀着杀敌报国的决心，走进一个未知的组织；
这个组织没有完全满足她的理想，却让她成为了一个旧政权的工具；
旧政权即将崩溃，这个组织却让她一直等待下去，等待那即将来临的任务。于是，等待、逃亡成了生命中的诅咒。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劳有花也许会感到，从自己踏入这个组织的那天，阴影就笼罩在自己的身上，自己再也出不去了。。。。。。）
她想放弃了，想平平静静不为人知的活下去。
新政权以摧枯拉朽之势涤荡着旧事物，更以奋发向上的激情鼓舞着人民。身处这样的氛围，她也受到感动了：也许投身其中，我就可以忘记过去，重新开始，我也可以追求幸福的生活了？
但是，冰凉的手铐脚镣让她回到了现实：还是逃不出去的，命运的阴影永远都笼罩着自己。。。。。。
死在离故乡千里之外，没有一个亲人的地方。
这么长时间的隐瞒，是对不起表妹妹夫的啊，你们帮助了我，可现在，你们一定会受牵连的。哎，这个罪自己是没办法赎了......
“厂里的领导和同事，知道我是个特务，一定会大吃一惊吧。你们对我的帮助，我是真心感激的，可惜，不可能报答你们了......
那么多年了，自己记忆的深处，那个英俊的小伙子的影子还在啊。你在抗日杀敌的战场上牺牲了吗？活下来的话，一定有了自己的家庭了吧？分别之后就再也没有你的音讯了。明天，我就将告别这个世界，真想再见你一面啊，可是，不可能了
就这么死去了吗？这样也好，终于得到永远的平静了，不会再有担惊受怕了。。。。。。
也许在另一个世界，可以和父亲母亲相会了吧。。。。。。
这段文字，不是在谈隐蔽战线的斗争，只是一种想象，“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其鸣也哀”
对劳有花而言，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她所处的时代，辩护权是很奢侈的。
历史和生命都是不可逆的过程，一旦逝去，永不再来。
唉，那个尚未成年就失去父母关爱，成为孤儿，漂泊伶仃，日寇侵略国难当头之时，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要求杀敌报国的少女啊。
- 复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家园 劳有花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放下武器》 劳有花，是真实存在过的，她曾经做过护士，这使我回想起一本书，书的名字叫《放下武器》，里面也有一位护士，她的名字叫江可馨。
她的结局是很惨烈的。
。。。。。。
我舅舅是一九四九年三月出生的，那天晚上天气非常冷，外婆由于难产在家里疼了两天两夜，四乡十八里来了六个接生婆都说大人小孩都保不住了，这是孽障胎，赶紧准备后事，三十八岁的我外公哭着连夜请人来割棺材。林福海父亲说伏牛岗上玄慧寺里刚来了一个外地逃难来的女人好像会接生，还有纱布和红药水。村里的人七手八脚地在月黑风高的夜里将我外婆抬到了玄慧寺。逃难来的年轻女人细皮嫩肉，凄艳而美丽，她看了看我外婆，问我外公：“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我外公跪在外乡女人的面前，哭着说：“我两个都要！”年轻的外乡女人很为难地说：“大哥，如果两个都保，可能一个都保不住。”我外公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当场晕了过去。郑氏家族的人连夜开会，经家族全体会议研究决定，“留小孩！”因为我外公只有我母亲一个女儿，“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果生个男孩的话，我外公家的香火就算延续下来了。外乡女人让人立即将我外婆抬进禅房，郑氏家族的人全都跪在大殿里面对着观音菩萨像烧香念经。鸡叫三遍的时候，禅房里传来了婴儿尖锐的哭声，太阳在我舅舅的哭声中升起，我二十九岁的外婆在我舅舅的哭声中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她疲倦地闭上了眼睛，脸色苍白如纸。
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庙外的鞭炮声响彻云霄，玄慧寺香烟缭绕，外公家大办酒席，流水席开了三天，族里的人都说菩萨显灵了。而我外婆却在当天一个见不得人的夜里被悄悄地埋了，门头上还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里来，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郑九爷在随同的陪伴下带着香火挑着猪头和年糕去玄慧寺还愿，并邀请外乡女人来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轻的外乡女人清秀的脸上扭曲着巨大的愤怒，她站在观音菩萨的面前痛斥郑九爷：“孩子的母亲都死了，你们还有心思大摆宴席，还有一点人性吗？”郑九爷当然不知道人性是什么玩艺，就丢下礼品回去继续喝酒去了。
年轻的外乡女人站在三月的风中流出了眼泪，观音菩萨双手合十慈眉善目脸上弥漫着温和的笑。
年轻的女人在解放大军渡江的时候，在玄慧寺里帮着解放军救治伤员，渡江成功后，解放大军的一位首长要那个外乡女人跟部队一起走，外乡女人说，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年镇压反革命，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外乡女人被县里来的几个戴军帽背长枪的军管会的人用绳子捆了起来，郑九爷发动村里的人都到玄慧寺跟军管会的人拼命，坚决不让带走外乡女人。一个身体结实的军管会的汉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开了两枪，然后又用冒着枪烟的枪管顶了一下帽子，大声地说：“这个女人是国民党的军医，是潜伏下来的特务，是破坏新生革命政权的死敌。”
乡亲们被盒子炮镇住了，再也没有人往前冲。我刚满周岁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怀里像一只鸭子，他被枪声吓哭了。
外乡女人被五花大绑地捆走了。据交待，她是被国民党从上海静安护士学校征招入伍的，因为她害怕战争，就当了国民党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痨，没人照顾哥哥。这些供述是没有什么用处的，军管会很快就在县城红草湖边将她枪毙了，第一枪击中胸部，她倒在河滩上痉挛了好一阵，后来枪手又走到近处对准她脑袋补了一枪，才打碎头颅，淌出一滩血糊糊的脑浆来。
那个女人叫江可馨，时年二十一岁。
。。。。。。
大家也许会说，这难道不是小说中的虚构吗?
是的，这当然是很可能的。我也衷心希望不曾发生过江可馨的悲剧。
但是，大家一定熟悉一句话：艺术来源于生活。。。。。。
那么，江可馨真的只是一个完全虚构的人吗？
我把真实存在的劳有花的例子，和亦真亦幻的江可馨的例子，看作历史大背景下，渺小的生命，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被历史巨轮碾的粉碎；看作中华民族曾经经历的骨肉相残的巨大内伤，在两个渺小生命上的缩影。
劳有花和江可馨的命运，对于历史洪流来说，是微不足道的点滴，对她们自己，却是严酷的厄运。
劳有花因为站错队，由于加入的组织的整体的“恶”，即使自己有善的一面，仍落入万劫不覆的深渊。目睹了各种政治风暴，生命的最后，在远离家乡千里之遥的刑场上死于非命，死无葬身之地。是悲剧性的一生。
而江可馨的死亡所显示的，那是正义一方的力量，对敌对方中被裹挟的弱小生命的漠视。正义的暴力不再代表正义，仅仅是毁灭。
- 复 关于劳有花被枪决
家园 鸥盟兄台对劳有花的最终命运分析的非常全面了。让我们记得 鸥盟兄台对劳有花的最终命运分析的非常全面了。
劳有花为了表达抗日的决心而写下的血书，是她的人生中迸发过的一束火花。这也就是我在文字中提到的她的“善”的一面，和可以改造好的一面。
鸥盟兄台说得对，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劳有花的命运是注定的。
但是，让我们谴责她的特务身份时，也保留一丝温情，能想到在她父母双亡、成为孤儿时，她没有选择逃避，而是义无反顾的要求上阵杀日寇的决心和行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