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闲话70：有人有鞋，人人有枪 -- 井底望天

作者：《关注》评论员

至少有两点是真实无疑的：

第一，人民广泛地参与了；反帝作为一项主要的革命要求，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了。特别是，穆巴拉克是作为帝国主义代理人和专制政权的双重象征而被推翻，而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未能满足民众经济愿望的无能领导者被推翻的。

仅凭这两点，便足够让我们认定这是一场实实在在的革命。不管它的背后是多么扑朔迷离，也无论它的未来多么令人担忧。

这是一场被应许的革命。

与其接受有人把抢劫一个民族生存权的行为解释为“神所应许的权利”，不如把眼下这场人民夺回生存权利、捍卫尊严与自由的反抗看作一场“神所应许的革命”，至少这样解释更符合世俗价值一些。这并不证明犹太人与穆斯林信奉着两个不同的神，更可能源自双方对同一个神的不同想象和认识。

这样理解今天正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情，还有一个原因是：这是一场必然发生的革命。它不是被偶然事件引爆的一场意外，而是充满了历史必然性，并且被等待得太久了。2011年的第一天，它就急不可待地爆发了。穆斯林人民相信：邪恶力量侵入、不义秩序建立、自由和权利被剥夺之日，就是神对这场革命的应许之日。

今天，它如约来临了。

阿拉伯人在流血或雀跃，全世界正心情复杂或居心叵测地注视着这场革命。有人说，若是评选21世纪以来最具震撼力的全球事件，那么，十年前的“911”和此刻正在进行的阿拉伯革命无疑将名列榜首。显然，这两大事件拥有一个共同的主角：伊斯兰。这一“巧合”让世俗世界的人们深感不安。有人甚至惊呼：在这个新世纪里，伊斯兰文明如何演变，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未来的走向。

伊斯兰，真的有那么可怕吗——它真的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吗？

革命：民族主义的报应

中国的专家们按照中国人的心理定义着这场革命的成因，眼睛盯着的只是“经济”两个字；央视的新闻里，充斥的“阿拉伯报道”只有“撤侨”一件事。而阿拉伯人民革命的矛头指向的，同时是美国的“新中东计划”和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秩序，并把背叛巴勒斯坦事业列为腐朽政权的主要罪状之一。唯“经济”是求的自私和民族主义的狭隘，才是让整个地区的阿拉伯人民终于忍无可忍的深层原因之一。

日媒评论把今天发生在阿拉伯世界的事情称为“一场真正的伊斯兰革命”。显然这是相对于20世纪的“阿拉伯革命”而言。今天看起来，那场绵延了半个世纪、人民流血无数的“革命”所完成的，不过是部分地实现了“立国”的愿望，并没有最终赢得真正的独立。所以有人才会把今天的阿拉伯革命，称为20世纪“革命”的延续和补课——把革命的矛头对准真正的敌人，同时完成“反帝”、“反封建”两大革命任务，并最终赢得真正的独立。

五十年前那场“革命”的灵魂并不是伊斯兰，而是民族主义。一个被伊斯兰内外的人们忽略了的常识是：伊斯兰不仅不是民族主义，而且是坚决批判和反对民族主义的。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不可能认清谁是真正的敌人：从1798年拿破仑侵入埃及和巴勒斯坦，到1919年巴黎“和”会瓜分奥斯曼帝国遗产，再到二战结束之后由西方列强在一场场阿拉伯人被拒之门外的会谈决议的基础上，按照自己的殖民利益、拉着尺子划分边界，将整个中东切割成数十个无能的小国……整个过程中，一切都在西方列强的主导之下进行。而在此过程中被有效利用的，恰恰正是阿拉伯人的民族主义、甚至是家族主义情结。西方向中东输入并有效利用了民族主义这一意识形态，对阿拉伯世界完成了从肢解、切割、分化到二战之后的政治整合，并最终实现了控制。臭名昭著的约旦王室和沙特政权即为典型的两例。

可以这么说：自从中东从西方引入了民族主义这一被称为“现代世界宗教”的新宗教之后，伊斯兰在这块土地上被事实地替代了。对“民族主义”这一西方舶来品的热爱替代了对伊斯兰的信仰，对伊斯兰“乌玛”的追求变成了对阿拉伯或波斯民族利益的效忠，追求单一民族独立建国的事业被冠之以“吉哈德”……中东地区从此不再是伊斯兰理想笼罩下的和平家园，而变成了一个全世界最大的、在民族主义情绪煽动和裹挟之下血流成河的战场。

被遗忘的常识则是：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追求血统和地缘认同，并仰赖它们来维系；而伊斯兰的纲领是建立一个超越信仰、种族、地域、文化等所有人类畛域的和平理想：乌玛（共同体）。“乌玛”的组成，是一切和平人类——而不仅仅是穆斯林，更包括全世界一切和平的非伊斯兰信仰者。

因此，20世纪的阿拉伯革命，是一场伊斯兰被抛弃、伊斯兰理想被遗忘的革命。那场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民，在民族主义旗帜的号召下，虽然也以驱逐殖民势力、谋求独立建国为纲领，但是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反抗殖民主义与全世界反帝阵线之间的联系，没有认识到自身解放与全人类解放事业这一伊斯兰理想之间的关系。那么，革命目标的盲目性最终导致革命的不彻底性，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因此，20世纪革命的最大成果——一堆奠基于民族主义理想的小国，无论是落后的封建君主统治，还是形式现代化的共和政体，本质上都具有一个深刻的、共同的胎记：对内实行专制的独裁统治，对外依赖并听命于帝国主义。这是20世纪后半叶整个中东地区的共同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本国统治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利益牢牢捆绑为一体，也决定了：统治者剥削、压迫人民，出卖国家利益，镇压一切反抗力量，并最终纷纷背叛巴勒斯坦事业。埃及，就是其中一个最典型的版本。

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最猛烈、最坚决的抗议爆发在埃及的原因。

这也是阿拉伯人最初抛弃伊斯兰理想、选择民族主义道路的一个深刻报应。

巴勒斯坦问题：第一原则和试金石

在此次阿拉伯革命浪潮中，无论巴勒斯坦国，还是巴勒斯坦人，无疑都不是这场运动的主角。各国的抗议者主体，都是本国人民，而不可能是巴勒斯坦难民。但是，“巴勒斯坦问题”，却是孕育并最终催生了这场革命运动的主要成因之一；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它是各国抗议民众的主要抗议诉求之一。不仅如此，“巴勒斯坦问题”还将成为检验此次阿拉伯革命最终成败的主要标准之一。以上三点，在所有业已点燃革命烈火的阿拉伯国家中，将没有例外。

帮助以色列封锁拉法边境的穆巴拉克政权甫一垮台，埃及人民立即宣布：将重新开放拉法边境，允许人权组织通过边界进入加沙地带进行人道主义援助，并让滞留在外的巴勒斯坦人返回……这条由埃及国家电视台报导的消息，也许佐证了上述分析。

因此，不管分析这场阿拉伯革命的成因，还是判断它的发展趋势、成败前景，“巴勒斯坦问题”都是一道绕不开的门槛、一把打开关键的钥匙。

但是，若是将“巴勒斯坦问题”在这场革命中的地位，简单地定义成阿拉伯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或者更简单地结论为穆斯林们固执的“宗教立场”——那显然是由于：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缺乏一个从历史眼光和世界视野出发的认识。

“巴勒斯坦问题”的本质：既不是一个民族问题，更不是一个宗教问题；既不仅仅是阿拉伯人的事情，更不仅仅是穆斯林的事情。而是一个最后的和最凶恶的老殖民主义的问题、一个全世界的问题，是一切进步人类（今天也是一切受压迫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罪恶奴役、追求自由解放的共同事业。不例外地，它当然应该成为阿拉伯革命的第一原则。

这一结论，基于对百年历史和世界局势的三点常识：

1、历史地看，“巴勒斯坦问题”，是世界金融资本主义在整个20世纪的全球范围内取得的一个最大的战略成果。它是牢牢结为一体的、“美英以”为代表的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轴心，为实施全球控制战略而新老接力、前赴后继并最终成功完成的一个关键步骤。所以，它是资本主义全球战略的有机组成和重要一步，而不是与之无关的、没有意义的地区性问题。

2、战略地看，“巴勒斯坦问题”，是一柄深深契入第三世界心脏的资本主义利刃。它所刺伤和损害的，绝不仅仅是阿拉伯人或中东地区，而是紧紧与之相邻的中亚远东、乃至整个第三世界。对于帝国主义全球战略来说，在中东这个与西方对抗了整整一千年、拥有巨大战略资源的前沿，开辟并巩固一块叫“以色列”的根据地，不仅意味着牢牢控制地区局势，镇压整个地区的反帝运动，更意味着源源不断地吸食血液养肥自己，来对付世界其它地区的反抗力量，胜利推进全球控制战略。

3、现实地看，“巴勒斯坦问题”，不仅是资本主义罪行的高度浓缩和集中体现，更是全世界反帝斗争最艰苦、最惨烈的一条战线。它集中展示了军事侵略、种族清洗（屠杀、驱逐与隔离）、殖民奴役、经济掠夺、文化灭绝在内的一切资本主义犯罪手段，堪称全球最集中的“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罪恶展览馆”。而且，它不仅是一个罪恶的渊薮，同时也是资本主义愿景中一个未来世界的缩影。

从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到1947年的“181号分治决议”，再到此后的一系列“中东战争”、直至九十年代白宫草坪上签订的“奥斯陆协议”……帝国主义轴心一手主导了全部进程，西方的浓重黑影贯穿始终，法、德、俄、英、美几乎全数列强相继插手其中。“巴勒斯坦问题”从来就不曾是单纯的阿拉伯人与犹太人之间的问题——所谓“阿以冲突”，只是一个意在掩盖本质的说法而已。居住在巴勒斯坦那块土地上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也不过是帝国主义阴谋棋盘上的棋子和牺牲品。

正如中国的毛泽东主席当年谈及“巴勒斯坦问题”时所指出的：“问题不是一个以色列，而是谁站在以色列背后的问题，是个世界性的问题，也是个美国的问题。”“我们在两条战线上，你们在西，我们在东，而敌人是一个。我们互相支持，你们支持我们，我们支持你们。”

而民族主义误导之下的阿拉伯国家，丧失了全人类解放的大视野，放弃大义，背叛或漠视了巴勒斯坦事业，正是今天人民在“Kifaya”（阿拉伯语：够了！）的口号下掀起反抗怒潮的原因。它也将是考验这场革命彻底性的试金石

伊斯兰：为什么恐惧？

人们总是想当然地把发生在阿拉伯或穆斯林社会的事件，与“伊斯兰”联系起来。所有关注着今天的阿拉伯世界的人们，都在紧张地猜测着同一个问题：这场革命的后果，会不会是又一个神权统治的建立？或者说，它将会是另一场伊朗式的“伊斯兰革命”吗？

必须承认，人们的不安或恐惧不仅真实，而且不是没有道理的。至少在过去的十年里，伊斯兰在世界舞台上的主角形象已成不争的事实。但是，不安和恐惧理应被区分看待：不安心理更多地存在于普通民众之中，它同时根源于伊斯兰的内部和外部。部分穆斯林对伊斯兰的教条主义解释和保守主义实践，塑造了一个僵化、落后，甚至反文明、反人性的伊斯兰形象；而外部世界的宣传，则巧妙地利用并夸大了这一“伊斯兰”形象，借助强大的媒体力量，增强、或者说制造了民众的恐慌心理。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担忧同时存在于外部世界和穆斯林社会本身。也许，对于一个教条主义的“伊斯兰政权”，穆斯林比外部世界更加恐惧、反感和反对——毕竟穆斯林自己，才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没有人愿意在宗教裁判所的阴影之下、在宗教警察的监视之中、在一个没有人身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生活。正如妇女们更欢迎戴头巾或不戴头巾的权利回到自己手中一样，穆斯林更希望把信仰或不信仰、如何理解和实践信仰的自由还给信仰者自己。

所以，革命之后的埃及是否将由“兄弟会”执政，并不是问题的实质。一个什么样的“兄弟会”来执政，才是我们应该关心的。我们对“兄弟会”缺乏足够的了解，但乐观的估计是有理由的：一百年的挫折和痛苦，应该教育“兄弟会”明白了，僵化地解释和机械地执行伊斯兰，是没有出路的。可以断言：假如“兄弟会”最终选择了放弃国际大义而借宗教之名剥夺民众的权利和自由，也许轮不到我们担忧，埃及人民将首先抛弃它！人民更欢迎一个对外自尊、对内柔和的政权，“信仰无强迫”的伟大原则不仅适用于非穆斯林，同样适用于穆斯林社会内部。建立公平、正义的社会秩序，保障民众享有充分的自由和尊严，才是一个真正的伊斯兰政权所应该做的。——但是，对于这样一个伊斯兰，无疑有人深感恐惧。

恐惧的主角，正是利用歪曲宣传，制造了大众对伊斯兰的恐慌心理的幕后操控者。它就是世界金融资本主义轴心，或者叫新帝国主义阵营。它们对伊斯兰的恐惧不仅真实而且是有道理的——不仅因为它们知道：偿还百年债务的日子正在临近；更由于它们清楚地看到：一个名叫“伊斯兰”的反帝战士，今天正站在世界反帝斗争的最前线。

伊斯兰，是资本主义的一个老牌的、最大的和真正的敌人。这一点，很难被世界反帝阵线、尤其是以马列主义为旗帜的人们所理解和认同。但是，若能够把1492年安达卢斯时代在欧洲大陆的终结、与同一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及其后所发生的人类史上最大也是最丑恶的罪行——灭绝印第安人和黑奴贸易联系起来，把19世纪奥斯曼帝国的西化改革及其崩垮、与西方列强打开整个东方的大门长驱直入联系起来，特别是将资本主义的价值根源与伊斯兰的教义精神（真正的原教旨）进行对比之后，则不难理解并接受这一观点。

深受资本主义伤害甚至同处反帝阵营的人们也许难于理解。但是，对伊斯兰深感恐惧，并试图通过一场场针对伊斯兰的“反恐”战争来掩饰和压抑自己内心恐惧的帝国主义，却早就深深地看透了这一点。

阿拉伯人在20世纪抛弃了伊斯兰、选择了民族主义，为此付出沉重代价并最终被迫掀起“二次革命”，今天也正在证实着这一观点。

今天，觉醒的伊斯兰不再是腐朽王权愚弄和奴役人民的工具，而成为阿拉伯人民、全世界穆斯林阻击帝国主义全球战略的强大思想依靠，并日益成为冷战之后世界抵抗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主要意识形态。

此刻的阿拉伯世界，正清晰地呈现着这个事实

民主：谁的民主？

民主，是此次阿拉伯革命浪潮中最响亮的口号之一。

但是，当“民主”和“伊斯兰”这两个名词同时出现在一场革命的同一侧时，人们不免有些古怪的感觉。这也是人们对此次革命的前景充满怀疑的理由之一。

伊斯兰政权，或者“激进的伊斯兰思想”，历来被人们视为中东民主的最大敌人和主要障碍。套用白宫发言人的标准用语就是：当然，我们欢迎阿拉伯人民追求民主，并且多年来我们始终坚持不渝地帮助中东建立民主。但迫于实际情况的考虑，有时候我们不得不反对民主——例如，目前的情况是因为激进的“穆斯林兄弟会”……人们完全有理由相信美国的真诚立场。但是，一些事实却无法被忽略。

不妨仍以埃及为例：1968年，美国和以色列联手痛击了非“激进伊斯兰”的埃及纳赛尔政权，但当埃及率先背叛了巴勒斯坦事业之后，它立即成为全世界仅次于以色列的美国第二大军援国。在另一面，作为激进伊斯兰意识形态的源头和中心的沙特，却是美国在中东的长期的和主要的盟友，而沙特和以色列，历来是穆巴拉克最坚定、最露骨的支持者……

类似的例子在这一地区的其它国家中，还可以列举无数条。透过这些奇怪的逻辑，我们不难看到答案：谁才是中东民主的真正敌人。显然，对于美国而言，谁试图摆脱它的控制，谁试图追求真正的独立自主，谁就是敌人：如果“激进的伊斯兰”追求独立自主，那么它就是敌人；如果世俗的民族主义追求独立自主，那么它就是敌人。这一原则适用于全球。

现在的问题是：美国就是民主吗？今天，饱受了三十年美国友谊的、愤怒的埃及人民回答了这个问题：当穆巴拉克宣布任命苏莱曼为副总统时，抗议的人群立即一致喊道：“不要穆巴拉克，不要苏莱曼，他们两个都是美国人！”——听上去，这似乎是在说：美国不仅不是民主，而且是民主的敌人？！显然，在今天的埃及人眼中，推翻屈从于美国霸权的独裁政权，与追求民主是一回事；反对美国的霸权控制，本身就是追求民主！

可是，以此来论证“帝国主义的敌人伊斯兰就一定是民主”并不能令人信服。敌人的敌人就一定是朋友，这个逻辑并不绝对成立。伊斯兰世界内部巨大的复杂性，让我们很难说清楚一个事实：伊斯兰本身，不是民主的敌人。

例如，同样存在于埃及社会、同样出现在抗议人群中、同样信奉伊斯兰的资产阶级民主派，拥护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相信“真正的选举”和“法制”，

崇奉西方民主模式，追求“政治民主”——却看不清：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及其价值根源，正是导致了社会崩溃的罪魁祸首。

所以，根本的问题是：谁的民主——外国势力的民主，独裁政权的民主，富人特权阶层的民主，还是人民的民主？同样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伊斯兰——被专制主义雇佣的伊斯兰，被教条主义绑架的伊斯兰，被资产阶级曲解的伊斯兰，还是真正的伊斯兰？

革命中的阿拉伯人民，将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前景：有一个剧本可以照着演

所有有关于此的评论，都在猜测前景。当然，也许还有人正在制造着前景。

我们不必猜谜，但我们拥有“覆巢之下、岂容完卵”的逻辑。我们没有资讯，但我们可以依据对世界局势的基本判断。今天的世界，很难发生超越外部“环境”的强大辐射，而获得革命成功的例外。

今天世界的基本形势是：正义的力量处于消沉，邪恶的势头正在高涨。自20世纪九十年代苏东剧变、或者更早一些时候的七十年代中期以来，世界金融资本主义锋头正劲，帝国主义独步天下——所谓全球格局，恰似这个地球的形象：先是被哥伦布开创的密密麻麻的环球航线层层捆绑，继之又被遍布五洲七洋的油气输送管道道切割，已经被邪恶势力牢牢控制了。

如此大势之下，作为世界战略要隘的中东，作为“美国控制全球计划的一块基石”的埃及——作为世界金融资本主义的全球统帅，美国怎么可能坐视不顾、容忍这样一个地方失控呢？尤其是怎么能容忍它将被控制在资本主义的天敌伊斯兰人民的手中呢！常识告诉我们：面对今日之阿拉伯，“美以英”绝不会无动于衷、袖手旁观。

美国对中东地区的长期控制，依赖于一个强大的军事情报系统——这是人尽皆知的“秘密”。面对一场惊天动地的抗议海啸，“系统”当然不会睡大觉了。也许从民众运动一开始，它就已经插手其中参与导演了。与“穆巴拉克宣布辞职”几乎同时传出的消息是：“穆巴拉克没有辞职，他是被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的政变赶走的。他和他的副总统苏莱曼都被赶走了。新的军队领导层声称它将执政，一直到新选举举行之后……军队说，在这个期间，它会处理过渡。”也许，这是一个值得留意的信息。

不论这个信息的真实性如何，国家权力被移交给了军方手中却是一个事实。而埃及军队与美国关系之密切，不啻于一支美利坚合众国的海外驻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一个阿拉伯族的奥古斯托皮诺切特？或者一个中东版卡尔扎伊？无论我们多不愿意看到这样的结局，但在所有过往的事实中，只有这样的结局才是最符合美式逻辑的——“有一个剧本可以照着演：每当某个亲美的独裁者陷入困境，就试着支持他撑下去，直到不能再撑的时候，就换边支持，假装站在人民的一边，扶持新的代理人、尝试延续双方的紧密关系……”（诺姆乔姆斯基的评论）

另外一个可能左右这场革命前景的决定性因素是：阿拉伯人民的觉悟水平。而这又与阿拉伯人民遭受资本主义苦难的深度和烈度有关。因为惟有苦难才是最好的教益，惟有足够的苦难才能让人们认清世界的真相。对于阿拉伯人的政治觉悟，我们没有足够的了解，所以不敢妄下结论。但是却有一个极好的参照版本：拉丁美洲——无疑它是这个世界上受资本主义苦难最深重、也正是今天反帝立场最坚定的大陆。

若是没有拉美人的觉悟，那么这场阿拉伯革命的前景中，便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可能性，包括饮鸩止渴——为推翻本国独裁政权而求助于美帝的可能。但毫无疑问，这样的“革命”将付出惨重代价，早晚要再补上“三次革命”、“四次革命”的课。无论谁，只要把手伸向一个最大的魔鬼，他就再也别想挣脱，直到被敲骨吸髓！

基于对世界大势、人民觉悟水平的基本判断，和对革命规律的常识把握，我们对于今天的阿拉伯革命并无盲目的欢呼。而是怀着一种悲壮的乐观：更可能，它将是为未来更彻底的革命献上的一场牺牲。但这并不消灭它的贡献价值和进步意义，无疑它将对于教育人民提高觉悟、震撼邪恶统治体系、支援世界其它地区人民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

虽然我们不能为革命的前景而欢呼，但是我们要为觉醒的、勇敢的阿拉伯人民而欢呼！革命的精神和为此牺牲的舍海德（烈士）将获永生！

这个时代的本质是牺牲，而它的底色是悲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