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Andrew Marr：当代英国简史 -- 万年看客

早在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或者决定发动伊战之前很久，布莱尔就开始担心起了萨达姆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布莱尔的传记作家安东尼.塞尔顿（1）恰如其分地强调了这一点。布莱尔并不仅仅在私下里担心这个问题，还在公开场合反复重申。他尤其担心伊拉克扶植的恐怖分子会使用添加了核原料的“脏弹”。直到现在为止，他早先与萨达姆、米洛舍维奇以及在相对较浅程度上与塔利班领袖毛拉.奥马尔打交道的经验，加上他与自己喜欢的领袖例如小布什与普京之间的个人联系，都使得外交活动对于布莱尔而言成为了个人性的事务。布莱尔将萨达姆视为邪恶的化身并将与他打交道当成了道德问题，他在这方面投入了过多的精力，而对于伊拉克问题的复杂性以及这个国家本身却没有投入应有的注意力。

白宫内部观点的逐渐强硬以及入侵伊拉克决定的最终做出并不是我们这个故事的一部分。2002年小布什在国情咨文演讲中将伊拉克、朝鲜与伊朗并称“邪恶轴心”，这一言论令整个欧洲的外交界都打了个冷战。美国情报部门未能证明世俗派的萨达姆与原教旨基地组织之间存在联系，但这基本上没有遏制住将伊拉克当做小布什下一个动手目标的进程。布莱尔对于阿拉伯世界领袖的承诺在白宫看来一文不值。布莱尔面向工党的格莱斯顿式演讲与小布什身边的新保守主义人士之间存在着某种哲学上的联系。这些人当中有许多都相信推翻萨达姆可以为中东带来民主与繁荣的新时代，顺便还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但是小布什身边的主流人士并没有如此崇高的理想，消灭萨达姆对他们而言就是一切。他们不相信美国应当等待或依赖其他国家，哪怕是英国。911之后这就成了美国的战争。他们不相信联合国调查员或者巴格达方面做出的承诺。尤其重要的是，较为理智的美方官员以及整个英国外交部都希望拿出一套详细的战后重建计划，但是切尼与拉姆斯菲尔德为首的鹰派把这一想法砸了个粉碎。“政权改变”就意味着政权改变，这并不意味着美国要承诺派出外交传教团给一帮外国人带去清洁饮用水和食品什么的。

2002年4月布莱尔前往德州克劳福德，在尘土飞天的牧场里拜访了小布什，在这次访问中布莱尔知道了小布什打算入侵伊拉克。事情到此并没有结束，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布莱尔都在劝说小布什通过联合国解决问题。根据英国对于国际法的解释，要是不走这步程序就发动入侵是违法行为。此外联合国也可以为萨达姆提供最后一个和平缴械的机会。根据布莱尔的意思，让国际社会保持一致也有利于战后重建。此外他也希望小布什能在中东和平问题上花费足够的时间。2002年9月7日，布莱尔终于在戴维营获得了小布什走联合国渠道的承诺，而小布什则获得了布莱尔在此路不通的前提下发动英军与美军共同作战的承诺。小布什盛赞布莱尔颇有“cojones”——西班牙语“蛋子”之意。当几天后小布什在联大即兴演讲中公开肯定自己寻求联合国决议的意愿时，布莱尔十分高兴。但是这一来他也把自己套了进去。他把宝押在了小布什一边，并且在联合国问题上赢得了与华盛顿鹰派的较量。但是他没能说服任何人认真对待战后局势。不过在当时看来这一结果依然可以接受。

接下来的情况很快就不可收拾地恶化了起来，众多原因中不可忽视的一点是美英两国最终没能获得他们所需要的联合国决议，这令布莱既懊恼又吃惊。与此同时诉诸联合国的做法控制住了工党下院反叛议员的数量，但总人数依然有56位之多。在白厅里，外交部以及许多其他官员都开始越发担心布莱尔将要把他们引向何方。白厅之外，反战运动也进入了动员阶段。为了赢得舆论支持，布莱尔使出了在沙漠之狐之前以及911之后用过两次的招数，开始抛出各种文件来证明战争的正当性。但是这回提供的文件有些不一样。美国人反对萨达姆的理由是萨达姆是个十分危险的坏人，在全球反恐战争新形势下必须加以解决。联合国反对萨达姆的理由是他不配合检查，从而使人他难免怀疑伊拉克依然囤积着大量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尤其是化学以及生物武器，尽管客观而言他已经销毁了一部分。为了决议能够通过，关键在于集中力量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做文章，正如我们所见布莱尔在这方面已经担心了很久。因此公开文件必须显示这些武器的存在。为了争取英国舆论的支持，文件必须证明这些武器对英国构成了威胁。因此布莱尔支持战争的中心立论不是推翻暴君的道义必要性，而是对暴君军火库内容狭隘而未经证实的断言。

布莱尔的人马此前就萨达姆可能造成的破坏描绘过许多令人手脚冰凉的图景并成功说服过不少记者对此加以接受。毫无疑问，情报与国防方面的高层人士相信萨达姆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只是藏得十分巧妙而已，而且现在他还想获取核武器。问题在于萨达姆的恐怖政权极其高效，以致伊拉克内部基本没有靠得住的情报来源。军情六处手头的那几个联络人全都靠不住——再怎么说他们也是异见分子，巴不得战争早日打响。军情六处局长理查德.迪拉弗爵士（2）将一位号称知道萨达姆制造化学药剂地点的伊拉克线人提供的情报交给了布莱尔——尽管这位线人“未经考察且不可信任”。虽然科林.鲍威尔在联合国引用了卫星图像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是这些图像的清晰程度实在不敢恭维。因此公开文件不得不通过含混而困难的情报来源来提供信息，但是至少第一眼看去它们还相当过硬，足以起到高度政治化的功用。众多来源各异的情报汇总到 了联合情报委员会，然后上报给首相本人。唐宁街十号里面一篇篇文本被人踢来挡去，各路官员们质疑着文章的各个部分及其整体可信程度。2003年2月第二份公开文件的发型也引发了人们对于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说法的怀疑态度，这份文件后来被人起了个“滑头文件”的外号，最后还被证实其原文是互联网上的一篇博士论文，没有注明出处就搬到了这里。

无论2002年9月的公开文件最终究竟如何成形，总之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情。萨达姆的嫌疑得到了强化，相关论断更加犀利，怀疑遭到削弱，信心则变成了证据。谁也不能肯定萨达姆究竟有什么（这也是联合国调查人员的结论），但是当文件最终公开时，给人留下的印象却是萨达姆掌握多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并可以在45分钟内部署完毕，其威胁范围覆盖了位于塞浦路斯的英军基地。实际上所谓的45分钟部署指得是近程战场式化学武器，根本打不到其他国家，尽管文件中附带的地图混淆了这一点。正式入侵开始后伊拉克全国上下都遭受了极为详尽的搜查，但是却从未有人找到这些“武器”。接下来好几年里布莱尔都热切宣称这些武器终将出现。普京、议员以及世界媒体都曾公开对他大加讥讽。他一直告诉自己的批评者们，早晚他们会发现自己是错的。直到今天他们都还没有发现这一点。

英国外交官带头在联合国里掀起了激烈的战斗，最终通过了1441号决议。该决议宣称萨达姆“实际违反”了显示自己未持有任何遭禁武器的义务，并给了他一个最后的机会，要么合作要么面对“严重后果”。萨达姆还是敷衍搪塞，允许联合国调查员返回伊拉克但却没有提交全面的武器清单。对美国人来说这就是触发战争的契机。对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来说，这仅仅意味着应当就下一步行动再举行一场安理会讨论。2003年2月，当英美两国军队等待着从南部入侵伊拉克时，伦敦爆发了规模空前的反战游行。这场游行的规模之大甚至能令当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时的游行甘拜下风。布莱尔与杰克.斯特罗（3）——这位外交大臣为了衷心拥护老板而按捺下了自己的疑虑——以及他们的外交团队不顾一切地争取着第二项联合国决议，为针对伊拉克的军事行动获取完全的法律依据。布莱尔反复告诉小布什自己需要这份决议来维持工党的团结（言外之意就是继续掌权）。但是法国的希拉克总统忿怒于华盛顿鹰派的表现且担心战争对伊斯兰世界造成的冲击，因此表示法国绝不会接受第二项决议，这一来就彻底没戏了。尽管之前如此大量的努力，布莱尔依然没有得到他认为自己所必须的联合国授权。对于布莱尔与斯特罗而言这的确令人丧气。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就是最后一根稻草。与沙漠之狐和科索沃危机牵涉甚深的前任外交大臣罗宾.库克警告内阁称假如没有第二项决议自己将不能支持这场战争。他随后就辞职了。另一位内阁异见成员克莱尔.肖特曾经公开指责布莱尔的行为是“有勇无谋”，不过此刻她倒是还没走。在下院里，身为其前任领袖的库克发表了一篇当代下院最为冰冷而雄辩的演说。他称赞布莱尔与斯特罗为了获取第二项决议所做出的努力，但是他们的行为恰恰说明了这一决议的不可或缺。不仅仅是法国，还有许多国家都希望在开战之前进行进一步检查。“事实是，英国遭到了参战的要求，而这场战争没有得到任何一个以英国为主导国之一的国际组织的认可——无论是北约、欧盟还是现在的安理会。”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有能力单打独斗，但是英国玩不起。伊拉克很可能根本没有任何“通常意义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实际上伊拉克的军事力量十分虚弱。“讽刺地是，正式因为伊拉克虚弱的军事实力才使得我们能够考虑军事入侵的问题。我们不能一方面将自己的军事战略基于萨达姆的虚弱之上，另一方面又以他构成威胁为理由发动先发制人式的袭击。”库克说英国人民有着杰出的集体智慧。“在伊拉克问题上，我相信英国人民的主流民意十分稳健。他们并不怀疑萨达姆是一位凶残的独裁者，但是他们也无法认同此人对英国构成了明确且迫近的危险。”整个下院在库克坐下时都高声鼓掌，如此不顾自身传统之举可谓绝无仅有。

布莱尔感到自己必须霸王硬上弓不可。毕竟萨达姆早已证明了自己是个不值得信任的骗子。他的总检察长也已经为开战提供了法律依据，尽管这些依据远远算不上无懈可击，许多为政府工作的律师也不认可，其中一名律师还提出了辞职。毕竟布莱尔已经向小布什做出了承诺。小布什曾给布莱尔找了个台阶，让英军在入侵开始后以维和部队的身份跟随进入伊拉克。布莱尔回绝了这一提议，认为这样做好说不好听，有碍军队士气。他把自己的声誉全数压在了这场战争上，他感到如果无法带动工党那自己就干不下去了。私下里他已经为辞职进行了安排。与此同时在下院里，激烈的政治与媒体缠斗将关注点放在了萨达姆的残忍暴虐与践踏人权行径上，对于他手中的武器则轻描淡写，这一举措逐渐赢得原来怀疑开战人士的支持。时而以左翼煽动家形象出场的后座议员安.克莱德（4）就萨达姆欺压库尔德人并使用酷刑的行径发表了一场尤其有影响力的演讲。最终在接连数日的戏码与他本人最出色的一篇下院演讲之后，布莱尔赢得了多数工党议员的支持，尽管还有139名工党议员反叛。由于保守党的支持，取得下院总体多数从一开始就毫无问题。但是布莱尔差一点就没能达到他私下里为自己制定的取得至少一半工党议员支持的标准。不管怎么说，最后的结果扫清了开战的最终障碍。

2003年3月20日，巴格达遭受了一阵声势如雷的空袭，这标志着战争的开始。华盛顿方面十分露骨地将这一做法称作“震慑与威吓”。战争初期萨达姆手下情报部长试图刺杀他但没有成功。在最初几周，广播里都会不分昼夜地宣传伊军在沙漠中赢得了重大胜利。实际上是沙尘暴阻碍了美军的进程。在巴格达，联军的一枚炸弹落在市场里杀死了57人，英国国内的反战怒火日益高涨。但是尽管战局并没有五角大楼方面一开始预测的那样一帆风顺，联军进军速度还是非常快。4月7日英军在长期围困后拿下了巴士拉，两天后美军开进了巴格达，首先占领了国际机场，接着又接管了萨达姆的宫殿。很快萨达姆雕像就在一片欢呼声中轰然倒地。入侵开始之前有人猜测巴格达将会抵抗到底，毕竟巴格达周边围绕着装有燃烧石油的壕沟，驻扎着坦克集群，还有可能部署有毒气炮弹——简而言之就是底格里斯河畔的阿拉伯版众神黄昏。如果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这场战争取得了一边倒式的辉煌军事胜利。不过至于战争结束后的战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thony_Seldon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Richard_Dearlove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ack_Straw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nn_Clwyd

在布莱尔执政期间，阿拉斯特.坎贝尔一直贬低记者们眼界低下，只知道抓鸡毛蒜皮，不知道报道重大内容。这里的鸡毛蒜皮指得是一系列涉及大臣与钱财或者大臣与性（后者较为少见）的丑闻。众多政府官员辞职事件成了标注布莱尔时期的标点符号。布莱尔所有发言中对自己最具杀伤力的一句或许就是“我们站在人民一边反对特权，我们必须极端纯洁。”个人腐败的案例并没有多少，但是为了能够不向工会低三下四就能筹集政治资金，布莱尔及其圈子与商界和特权阶层们结结实实地搅和在了一起，他们之间人情往来密切但具体的请求却不必出口。布莱尔夫妇享受着豪华的生活与富人的陪伴。新工党在1997年以绝对优势赢得选举，因此面前缺乏有威胁性的反对党，这一来内层圈子里就不可避免地流露出了一股狂妄自大的情绪。就像老话说的那样，鼻子朝天、两眼因为各色机会而闪光的新工党高层正在昂首阔步地向一个个大坑走去。

1997年的伯尼.埃克里斯通（1）事件是对“极端纯洁”宣言的第一起公开驳斥。这位拥有全世界F1赛事经营权的小个子在为工党捐款100万英镑后赢得了免受相关禁令限制为赛事承接烟草广告的权利。当年身居反对党时，布莱尔也曾在银石赛道（2）上驰骋过几圈，观众则向他热烈挥舞米字旗。这两个人是熟人。*13* 布莱尔在公开场合一向激烈地否认政府烟草广告政策对赛车运动的网开一面与埃克里斯通从个人层面上对他本人的影响存在任何关系。不过回到幕后，布莱尔及其顾问都很清楚公众会怎么看这件事。首相圈子里遭遇了一阵恐慌。尽管最终无人能证明这一事件中有任何不当行为，但是唐宁街十号在竭力掩盖故事细节方面还是说了不少谎话。在坎贝尔的建议下，布莱尔接受了BBC首席攻击性主持人约翰.汉弗莱（3）的采访，在他面前布莱尔对全国观众做出了遮遮掩掩的蹩脚道歉：“我希望人民足够了解我并意识到我的为人，从而意识到我绝不会做出有损国家或不正当的举动……我想大多数与我打过交道的人都会觉得我还算正直。”这回布莱尔堪堪逃过一劫。但是这个一度激烈抨击托利党藏污纳垢的崭新政府已经为人们留下了十分危险的第一印象，他们的手脚似乎也没有看上去那么干净。

如果说布莱尔的乖宝宝公共形象还能继续维持下去，彼得.曼德尔森那边就不好说这种话了。他一贯头顶着“阴险部部长”的恶名，在人们看来他就是一位无所不知、无所不在的当代英国国产马基雅维利。他的风格可以做作而可笑，也可以蛮横而欺人，还可以充满魅力，对于一个应当在暗地里活动的人来说 他对于聚光灯却有着不同寻常的迷恋。据说当他步入餐厅走过政敌桌旁时满屋的汤都会结冰，他只需微微一笑就能使盟友的血液升温。身为阴影中的操纵者他也有过失手出丑的时候。但是在新工党早期，曼德尔森以及他身边的人都认为他们是宇宙的主宰。曼德尔森的一位助理德里克.戴普（4）曾经阴森森地向某报社的卧底线人夸口“圈子”的存在。他说（无疑摆出一副“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神情）英国政界“总共只有17个人说话管用”。或许曼德尔森的圈子稍微泄露了一点自己的底细。曼德尔森本人对高品质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品味，曾自大选前向另一位快活的议员以及戈登.布朗的支持者杰弗里.罗宾逊（5）借款373000英镑。罗宾逊在海峡群岛的避税港安置着一笔私财，部分来自长年的经商生涯，部分源自一位芳名布尔乔亚夫人的比利时寡妇的遗赠。在政府里他成为了财政部主计长，而日后曼德尔森则成为了工商业国务大臣，这份工作意味着他全权负责了多项调查工作，其中就包括针对罗宾逊的调查，他置办自己的西区住宅用的正是此人的借款。

很明显这里存在着利害关系。曼德尔森试图在借款来源方面转移问题，但是对他厌恶至极的布朗团队知道事情真相，因此这件事不可避免地遭到了曝光。布莱尔大为震怒，原因之一自然是因为他的好朋友彼得居然根本没有事先警告他会出这种事，他手下的员工也全都装聋作哑。在当着两位白厅新闻官员的面秀了一把眼泪，并且私下里让布莱尔狠狠瞪了好几眼之后，曼德尔森同意辞职。首相虽然巴不得他赶紧走，但还是在首相官邸接待了他与他的伴侣并给予了许多重塑生活以及结交朋友的建议。自然，曼德尔森悲哀但不失身份的辞职信与布莱尔挂念旧情的回信都出自坎贝尔的手笔。接着罗宾逊也辞职了。日后布朗的媒体专员查理.维兰也辞职了，曼德尔森曾指责他把自己贷款的事情捅了出来。

就算仅仅到此为止情况也已经十分难看了。新工党方面的统一口径是谁也没有犯错，不过仅仅因为看上去好像有人犯了错，就必须有人辞职。但是接下来新工党又接二连三地遭遇了一连串细节上千差万别并具有破坏性合力的丑闻。首先，布莱尔公开否认某印度商人拉克希米.米塔尔（6）对工党的捐款与他本人为米塔尔购买某罗马尼亚钢铁厂所提供的帮助存在任何联系，这一说法遭到了撒谎的指控。接下来曼德尔森辞职10个月后就重返政府成为了新任北爱事务大臣。随后就有人爆出质疑，是否有两位曾经资助过千年穹顶的印度商人走了曼德尔森的门路从而加入英国国籍。他澄清了行为不当的嫌疑但是不得不再次辞职。在布莱尔再次将自己撇清之后，最终成为英国驻布鲁塞尔专员的曼德尔森感到自己遭到了严重的背叛。（政府大臣与“知道规矩”的商界人士之间的联系以共享文化为基础，他们相互掩护而从不以明确言辞挑明予求关系。很有趣的一点在于最终曝光出来的丑闻往往会涉及来自亚洲的商界人士。他们不知道规矩。他们会说英语，却不懂得言外之意。）

同一位内阁大臣一年之内辞职两次可谓闻所未闻。但是在布莱尔执政时期这种事居然也发生了两次。谢菲尔德市议会前领导人，双目失明。口舌强硬的大卫.布兰凯特此前一直是布莱尔在教育方面的干将，2004年有人质疑他动用部门权力为自己情人金伯莉.奎恩（7）的保姆开启签证申请快速通道，他被迫辞去了内政大臣的职务。他的其他作为并没能为他争取来多少同僚的支持。他曾对一名记者透露过关于自己大部分内阁同僚的嘲讽观点，这些话如实地出现在了他的传记中，令他十分尴尬，也同僚们窝火不已。媒体对“保姆门”的兴趣很快就被奎恩的身份挑动得十分火热起来。她是托利党支持的《观察家》杂志的知名出版者，还有消息透露她已经为布兰凯特生了一个孩子。就连布兰凯特本人日后也说这是交际花与社会主义者之间的故事。接下来发生的是一场令人苦不堪言的监护权争夺战，一边是奎恩与她那饱受摧残的丈夫，另一边则是脾气越来越大的布兰凯特。这个故事充满了狂野的十八世纪年代气质，还被改编成了一出对布兰凯特伤害极大的音乐剧以及一部电视剧。2005年大选后他又返回政府担任了劳工及福利部长，但是很快又因为有人质疑他在离开政府期间购买了某DNA测试公司的股份而不得不辞职。他的录音日记在2006年获得出版，书中透露了伊拉克战争前夕政府核心的分歧，收录了他本人对于高级公务员颇具才气的点评，还暗示布莱尔曾经考虑假如布朗在伊战问题上未能提供应有支持就将其解雇。

布兰凯特与曼德尔森的“双杀”是布莱尔执政时期最出名的大臣辞职事件，但是这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威尔士事务大臣朗.戴维斯（8）在“一时疯狂”之后辞职，他与另一名男子一起前往伦敦著名同志场所克莱普汉姆公园（9）并且出了乱子。教育大臣埃丝特勒.莫里斯（10）在“一时清醒”后辞职——她觉得自己能力不足胜任并问心无愧地辞去了这份工作。伊拉克战争也导致了好几起辞职，首先是罗宾.库克（11），接着是克莱尔.肖特，鼻青脸肿的大法官莱尔各勋爵艾文（12）在布莱尔否决他进行宪法改革的试图后退职而去，卫生大臣阿兰.米尔本（13）为了能多陪家人而辞职。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前强硬左派分子斯蒂芬.拜尔斯（14）曾经是布莱尔最信任也是最忠诚的大臣。此人手下的特别顾问乔.摩尔（15）向同事发送了一封十分麻木不仁的邮件，说911是个“埋葬坏消息”的好日子，这件事对他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接下来身为交通大臣的拜尔斯强迫英国铁路线路公司进入清算程序并重新夺得对其控制权，却没有像直接国有化所应当的那样给予股东们相应的补偿。股东们感到自己遭受了欺骗与抢劫，尽管工党议员们对此十分高兴。人们攻击拜尔斯对议会撒谎，他在帕丁顿重大火车事故（16）幸存者机会上关于英国铁路未来的发言也成了攻击的目标。他于2002年5月辞职。

这股肮脏的潮水也席卷了唐宁街。布莱尔与他的妻子谢丽一直因为喜好享受由富人朋友买单的免费假期而饱受嘲讽。这些朋友包括杰弗里.罗宾逊、一位意大利王子（17），克里夫.理查德、比吉斯兄弟（18）中的一员，此外不长一段时间里一贯丑闻缠身的意大利总理贝卢斯科尼也可以算在这帮人当中。谢丽经常因为喜欢白拿白要而受到公众批评。尽管她本人是一位收入丰厚的律师，但是她对于金钱短缺却有着不合常理的恐惧，很可能与她动荡的童年生活有关。布莱尔夫妇的财产水平赶不上撒切尔夫妇（尽管在执政期间无论是梅杰、威尔逊还是卡拉汉夫妇都不能与他们相比），而且也没能抓住房价上升期将他们位于伦敦北部的私宅卖出去。但是他们本人以及两位子女有两栋国家出资的房屋可供居住，按照英国一般收入标准他们的薪水也相当高。除非以伦敦百万身价上层社会的标准来衡量这家人才算穷人，而他们的实际生活水平可谓十分舒适。此外布莱尔也很清楚自己辞职后可以通过写书、演讲以及在大公司任职获取无法想象的财富。但这一切都没能对他们的行为起到什么作用。

健身及美容教练卡萝尔.卡普林（19）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就认识谢丽.布莱尔，但是在工党上台之后她对谢丽的影响力开始增长起来。唐宁街十号的官员十分讨厌她，认为她喜欢操纵别人，她的“新时代”观点也有些犯傻。但是卡普林的确帮助谢丽.布莱尔培养成了一股以前从未感受过的自信气质。尤其在谢丽怀上了里奥之后以及下一次怀孕流产期间，两人结成了女性特有的深厚关系。由于布莱尔总要分心考虑反恐战争以及国内政务，谢丽就更多地承担了持家的工作，包括制定财政计划。她通过卡普林在布里斯托购买了两栋住房，她的儿子尤安正在这里上大学，两套房子中一套供他使用，另一套作为投资。为这桩交易搭桥的是卡普林的情人，一位名叫彼得.弗斯特（20）的澳大利亚籍诈骗犯。事情泄露之后谢丽没能向坎贝尔说明全部事实，她对于坎贝尔的妻子、自己的发言人、一贯讨厌卡普林的菲欧娜.米勒（21）也没有完全说实话。似乎就连她的丈夫也不清楚事情的全部经过。结果就是唐宁街十号在《每日邮报》与《周日邮报》的报道摆在他们面前时误导了媒体，之后不得不进行道歉。从布莱尔到谢丽，再到卡普林，最终指向一个骗子的联系最终得到确立，唐宁街内部就此陷入了轩然大波当中。这对夫妇度过了一段相当凄惨的时光，最终谢丽在坎贝尔的坚持下进行了电视道歉，将这一切归咎于自己忙碌的生活与孕产期的压力，媒体的怒火这才稍稍得到平息。有人为谢丽的勇敢举动与应付繁复生活的能力拍手叫好。其他人则依旧不以为然。

英国并未沦为一个腐败的国度。但是上百万曾经有过更高希望的人们都感到了辜负、背叛或者意兴索然。为什么布莱尔及其同僚们没能展示出极其纯洁的品质呢？首先，这些人决定在一个由商业献金资助政治活动的体系中生活，因此不可避免地将自己暴露在了各路影响力之下。布莱尔一直称自己为党内献金公开立下了规矩，对大臣们的行为准则也要求的十分严格。这一说法的确属实。但是似乎总有各种各样的漏洞与托辞存在。在执政末期，布莱尔的筹款负责人李维勋爵（22）因为一起贵族头衔买卖案件而被捕，而他本人也接受了警方的问讯。

其次，股市大爆炸二十年之后伦敦商界超富阶层的发展令一些政客对于“我们这样的人”如何生活产生了完全不切实际的想法。许多人都没有上当，比如戈登.布朗。大部分大臣都返回了自己的选区，双脚再一次踏在了实地上。但是以下充满诱惑力的想法从来不曾远去：“我管理着这个国家，或者至少说这个国家的一部分，难道我不值得拥有更好的生活吗？”英国似乎已经成为了以金钱而非公众尊重作为衡量成功唯一标准的国家。最后监管大臣们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大臣们所需要担心的不再是来自公务员的温言劝诫或者甚至是其他议员的尖锐问题。这方面的工作全都被自命有责的、活跃乃至粗鲁的，有时甚至有些野蛮的反对集团承包了，大臣们有事时对他们曲意逢迎，事后又对他们百般唾弃：这一集团就是媒体。在当年借助新闻界的力量极为高明地打击了保守党之后，布莱尔和他的同事们也开始感觉到了这笔棘手交易的扎人之处。

（1） http://hi.baidu.com/juzicy/blog/item/2266f8f2bfc37e00b17ec56f.html

（2） http://baike.baidu.com/view/71477.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Humphrys 外链出处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ek_Draper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ffrey_Robinson

（6） http://baike.baidu.com/view/172618.htm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Kimberly_Quinn http://news.bbc.co.uk/2/hi/uk_news/4051777.stm

（8） 外链出处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pham_Common#References_in_popular_culture

（10） http://en.wikipedia.org/wiki/Estelle_Morris

（1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in_Cook

（12）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Irvine_of_Lairg

（13）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ilburn

（14） http://en.wikipedia.org/wiki/Stephen_Byers

（15）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_Moore

（16）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ddington_train_crash

（17） http://en.wikipedia.org/wiki/House_of_Savoy#House_of_Savoy_today

（18） http://baike.baidu.com/view/413210.htm

（1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ole_Caplin 外链出处

（20） http://en.wikipedia.org/wiki/Peter_Foster

（21）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ona_Millar

（22）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rd_Levy

当基地组织对纽约与华盛顿发动攻击时，布莱尔正在准备在布莱顿向工会代表大会的与会者们就他的公共部门改革方针发表致辞。当时这场演说看上去十分重要。坎贝尔专门向记者通气说布莱尔将会直面工会的恐龙本能，这将是一场“了不起”的演说。就在这时，已经成为各政府部门以及记者扎堆场所一大特色的24小时新闻频道开始滚动播出一组建筑物燃烧的镜头。在关于轻型飞机失事之类的猜测还在流传时，世贸中心的第二座塔楼也遭到了撞击。布莱尔对这一新闻的反应和所有人一样，根本不敢相信。他很快得知发生了规模空前的恐怖袭击。无论当时他的思路怎样乱作一团毫无头绪，布莱尔的反应还是很快的，正如之前应对戴安娜遇难事件时所显示的那样，他十分擅长在翻天覆地的悲痛时刻找到最合适的言辞。工会代表大会此时已经乱作一团，记者与与会人员一边发疯般拨打或接听着手机一边纷纷拼命往外挤。大会主席出演呵斥并要求恢复秩序，但是会场里一波接一波的惊恐不安与人心惶惶早已淹没了他的声音。这时布莱尔到场了，他首先宣布自己要取消原定演讲，然后简要介绍了一下情况，表达了他对美国的深切同情与支持，然后与顾问们一起乘火车火速返回了伦敦。

回来后他发现伦敦对于很可能近在眼前的类似性质袭击几乎依旧处于不设防的状态。伦敦上空的空域立刻关闭了，皇家空军的战斗机纷纷升空巡逻，唐宁街地下掩体内也立刻开始了商讨对策的进程。在这一危机当中布莱尔与军情顾问的工作关系远比与他的大臣们更紧密。接下来整整24小时他都无法用电话联系上小布什，伦敦方面一度曾惊慌失措地担心美国总统“下落不明”了。不过9月12日午餐时分与小布什的联系刚一恢复布莱尔就做出了反应，他不仅表达了自己的慰问，还提供了匆匆整合起来的情报汇总以及他对于本.拉登的一些想法。由于这一重大变故的冲击而十分情绪化的两人重叙了相互敬佩的伙伴之情。当时的伦敦飘满了星条旗，白金汉宫门外的乐队演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鲜花覆盖了美国大使馆门前的地面，逍遥音乐节（1）的最后一晚也成了声援纽约的活动。自1945年以来美国在英国还从未得到过这等待遇。

在电话中小布什承诺不会采取贸然行动——“在沙地上砸坑”——但是他也向布莱尔承诺自己不会区分恐怖分子及其庇护者。这等于是向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提交了最后通牒。布莱尔表示同意并随后立即在下院做出了说明，宣称他相信游戏规则已然不再相同。恐怖分子可能借助化学、核或生物武器发动攻击，而那些窝藏恐怖分子的“流氓国家”现在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这番强硬言辞并不表示伊拉克即将遭受攻击，至少唐宁街方面当时还没这个意思。现在我们知道911事件4天后，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建议小布什说他现在有了攻击伊拉克的机会，但是小布什决定先关注阿富汗。

袭击发生后的9天里，布莱尔一直身处于高度紧张的外交活动中，在与德、法、中、伊朗等方面商谈过一圈之后，他终于踏上了吊唁911死难者的旅程（“911”的说法此时已经正式得到了使用）。他在瓢泼大雨中来到还在冒烟的世贸遗址，为事件中的英国籍遇害者发表了黄钟大吕式的悼念演讲。随后在华盛顿，小布什告诉他暂时先不动伊拉克。在他向众议院就美国最新面临的“反恐战争”进行的演讲中，小布什警告道他将首先拿基地组织开刀但不会就此停手——再次暗指伊拉克。此外他也公开赞扬了布莱尔的支持之举，他声情并茂地转向布莱尔说：“感谢你能来这里，我的朋友。”众议院随即全体起立向布莱尔鼓掌致敬。布莱尔动用了自己的全部政治资本以及英国外交部所积累的全部情报来支持美国，远远超过任何国家的作为，在小布什总统已经以敌友标准将美国以外的世界一分为二时，他受到了小布什极富感情的感谢。英国在美国的声望达到了高位，起码可以与里根-撒切尔时代相比。这种相互间的感情究竟有多大影响力其实很值得商榷。不过此时此刻正是这一点鼓励着美国人将更多国家拉进针对阿富汗的进攻当中。

911之后不到一个月，针对阿富汗的攻击就开始了，英国潜艇发射的巡航导弹与美国空军的密集轰炸揭开了战争的序幕。毁灭性的火力倾泻在了基地组织训练营与塔利班的工事头上，其中还动用了臭名昭著的“杀伤性炸弹”。地面上动手的是由美国人资助的北部联军与阿富汗地方军阀，美军特种部队也予以配合。这是一场二十一世纪与十九世纪之间的战争，很快就毫无悬念地结束了。战争开始仅仅五周塔利班就抛弃了喀布尔。几千名基地作战人员与他们的塔利班庇护者们撤退到了巴基斯坦边境错综复杂的山洞中，就算美国人也无法在那里将他们一网打尽。本.拉登在发表了一通号召全世界穆斯林与西方世界作战的演说后就消失了。在此期间布莱尔一直进行着外交努力，协助争取巴基斯坦支持美国，并向众多阿拉伯以及穆斯林领袖信誓旦旦地保证这场战争绝非针对伊斯兰世界。在艾曼、埃及、叙利亚以及巴基斯坦，布莱尔及其助手们竭力争取着每一位听众，告诉他们除非发现能将基地组织与萨达姆联系起来的直接证据否则进一步发动针对伊拉克的战争。与此同时，布莱尔也在试图拉拢其他欧洲领袖支持小布什并开启以色列及其邻国之间和平进程的新阶段，这些尝试总体而言不算成功。

在这密集活动的几周当中，布莱尔一方面在为“反恐战争”争取支持，另一方面也开始着手撰写他在10月份工党党代会上的重要演讲，演讲中他声称许多全球性问题都可以借由911事件这一契机得到应对。这是他所做过的最重要演讲之一，也是对他首相生涯功过成败的最好参照。尽管他的顾问们提供了大量关键词句，但是从精气神的角度而言这依然是他一个人的演讲。他告诉工党代表们，双子塔袭击事件标志着世界历史的转折。在令人动容地描述了劫后纽约的惨状之后，他以小布什绝对不会采取的方式将反恐战争与援助联系在了一起。他传达的信息是首先要击败恐怖分子，然后还要应对难民；只要解决了贫困问题，恐怖主义就会沦为无源之水。从加沙难民营到早先就被他称作“世界良心上的一道伤疤”的非洲，一个新世界即将建立。

“在这邪恶的阴影中将会产生持久的善：恐怖组织一经发现就将遭到毁灭；崭新开始的希望将涌现于各国之间，我们将以安宁有序的方式来解决彼此的分歧；国家与信仰之间将获得更为深刻的相互理解，最后最重要的是还要为贫困而走投无路的人们带来正义与繁荣。”

有些听众不以为然地一笑而过，还有些听众两眼泛红心跳加速。布莱尔在某些方面说得尤其细致。他承诺从今往后将中东和平进程当做自己的优先事务。但是他主要谈的还是自己的愿景。饥饿、受苦、流离失所以及无知之人都将得到拯救。“我们必须抓住这一时刻。万花筒已经开始转动。图案正变化但很快又将重新成形。在此之前，让我们重整身边的世界。”这番话无疑有着极强的影响力。但是布莱尔这回是不是走得太远了呢？他是不是被这一特定时刻的道德确定性冲昏了头脑，以为自己能扮演一个格莱斯顿与甘地合二为一的世界级救世主角色呢？伊拉克将成为粉碎这一切希望的岩石，尽管布莱尔依旧在以色列以及非洲锲而不舍地追寻着自己的目标。

（1） http://baike.baidu.com/view/1691506.htm

首相身边的大多数人，其中肯定包括他的妻子，都希望民主党人阿尔.戈尔赢得2000年总统选举。布莱尔本人一开始在与小布什进行联系时也相当谨慎，在选战之前他就派遣大使前往小布什的农场并通过老布什向现任德州州长传递了善意的信息。他与新任总统的第一次电话交谈十分友好，但是布莱尔却很不自在。理由是显而易见的：他和克林顿的关系不是一般地近，两人在智识层面上的这份浪漫关系魅力四射地重塑了民主党政治，就算是两人之间的政见分歧与莱温斯基丑闻造成的尴尬局面也未能将其破坏。布什的当选将这一切都一扫而空。2001年2月布莱尔首次前往戴维营去拜访小布什总统，这次会面给世人留下的印象是一场很不自在的拍照兼散步过程，布莱尔穿了一条紧得令人尴尬的牛仔裤，小布什则讲了一个很冷的笑话，说他们两个人的确有意见相同之处——两人都用高露洁牙膏。

不过在摄像机镜头之外还发生了一些意义更为重大的事件。这两个人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放松的私人关系，这一关系日后将会发展成相互信赖，其密切程度足以在全世界引发争议。布莱尔不顾大多数欧洲国家领导人以及工党成员的意见对布什提出的新美国导弹防御系统表示支持，还允许对位于英国的美军导弹基地进行为此所必须的升级。投桃报李的小布什则勉强同意支持关于打造快速反应部队一方科索沃危机在未来再度重演的最新英法防御倡议。不过比讨价还价更重要的是两人之间的默契。小布什手下的高素质团队，尤其是赖斯、拉姆斯菲尔德与鲍威尔，令布莱尔的副手们全都变成了追星族。布莱尔发现新任总统头脑清晰，言语简洁，很好打交道——实际上与口若悬河且散漫不羁的克林顿相比小布什还要更随和一些。甚至连在飞机上还火气十足地质问为什么他们要对“这些家伙”这么客气的谢丽.布莱尔也尽力与劳拉搞好了关系。

没见过小布什的人往往会低估他待人接物的本能技巧以及强大气场。科索沃危机令布莱尔意识到了如果他向参与“道义”冲突就必须紧跟美国总统。克林顿本人曾经亲口告诫布莱尔要让小布什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于是布莱尔决定喜欢小布什（不过话又说回来，他有别的选择吗？）并且从此后对于讥讽美国总统智力低下或者质疑其情报不准的人们一律给予了最激烈的驳斥。美国总统与英国首相之间的关系永远不可能是对等的，但是基础已经打下了。此时这一切看上去还都有些乏味，但是接下来很快就会出现令人瞠目的情节展开。

伊拉克战争将会永远成为布莱尔政治遗产当中最重要也是最富争议的部分。但是在那之前很久，早在克林顿政府火烧房梁的时候就发生过两件事，这两件事深刻影响了布莱尔的反应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日后的情节。第一件事是皇家空军与美国空军联合轰炸伊拉克以惩罚萨达姆回避联合国检查的行为，第二件事是在科索沃危机期间轰炸塞尔维亚以及威胁发动地面攻击。这些危机使布莱尔相信他必须以个人身份直接参与到海外战争当中。这些危机令布莱尔忍受了自我怀疑的漫漫长夜并增强了他对批评的抵抗力。这些危机令他看清了空中力量的局限性以及媒体管理的重要性。要是没有这些危机，布莱尔对于911事件之后世界政治的变化一定会做出不同的反应。

布莱尔就职后不久就得到了萨达姆对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抱有兴趣的证据。他在演讲中提到过这一点，私下里也曾与其他国家领袖秘密讨论过。大部分北约以及安理会成员国对于这名独裁者在联合国调查人员试图探查大型生化武器制造建筑群时将其驱逐的做法十分愤慨。但是布莱尔一开始的本能反应还是进一步开展外交努力。伊拉克早已遭受了制裁，萨达姆最终还是允许了调查人员的活动。不过他玩得是猫鼠游戏，到了1998年10月英美两国终于失去了耐心，决定用导弹与空袭来彻底摧毁伊拉克的军力。作为对未来事态走向的预示，布莱尔甚至还在下院向议员们呈交了一份萨达姆手头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全套文件。不过伊拉克方面在最后一刻再次后退，空袭也就推迟了。美国很快做出结论认为这不过是小花招而已，同年12月英美两国的战机一起进行了为期4天的攻击，摧毁目标250余个。这次代号沙漠之狐的行动尽管作为重大胜利而广受宣传，但是其实很可能仅仅将萨达姆的武器研发计划推后了一年左右。就和日后一样，这回英美两国的行动也没有得到联合国决议的支持。在两国民众当中都有很多人怀疑克林顿此举仅仅是为了转移人们对莱温斯基丑闻的注意力。空袭期间众议院一直在辩论弹劾事宜，空袭的最后一天正式作出了弹劾。不过在整个事件当中，布莱尔在议会内外都没有遇到多少麻烦。

导致第二次轰炸的起因是南斯拉夫在历经了漫长巴尔干悲剧之后的最终分裂，早先的梅杰政府就遭受过这一问题的纠缠。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主要人口是说阿尔巴尼亚语的穆斯林，但是对历史感强烈的塞族人而言这里几乎就是一块圣地，因为中世纪时期他们的祖先曾在这里与奥特曼帝国交手。塞尔维亚的前共产主义领导人米洛舍维奇在身为少数族裔的科索沃塞族人心目中赢得了英雄的形象。1995年的代顿和约（1）暂时控制住了事态，但是新成立的科索沃解放军（2）却挑起了新一轮恶性冲突并在1998-99年间导致了越发凶狠的塞族报复。尽管有国际观察员的监督，双方也进行了短暂的停火，但是暴力活动还是再次爆发，接下来就是拉卡克村45名平民遇害事件（3），国际舆论将其与纳粹暴行相提并论。接下来的种族清洗与驱赶上万人穿越苦寒山脉的强制迁徙引发了极大的国际愤慨。布莱尔在芝加哥宣称新的“国际社会准则”已经建立，这一准则允许发动“基于价值观……的正义战争”。与南斯拉夫的谈判破裂之后北约发动了大规模空袭。英美两国的战机首先攻击了科索沃的目标，然后又攻击了塞尔维亚的其他地区，攻击目标包括工厂、电视台、桥梁、发电站、铁路、医院以及大量政府建筑。

但是这次行动是一场完全的失败。无辜平民大量死亡，科索沃与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的正常生活也遭到破坏。一枚美军集束炸弹在集市上爆炸并杀死了60位平民。一家号称隐形的美军轰炸机将在贝尔格莱德将中国大使馆炸塌了一半，国际舆论一片哗然。此外低空云层与米洛舍维奇手下将领使用的诱饵有效地减轻了军事损失，而他则借助北约的攻势进一步扩大了种族清洗活动的规模。行刑队再度出马，几十万人背井离乡——最终大约有将近100万阿尔巴尼亚人逃离科索沃，大约10000到12000人遇害。布莱尔开始担心假如这次行动无果而终那他很可能将会丧失首相之位。（唐宁街的幕僚们也是这么说的：如果他们是对的，那么本书读者将会注意到布莱尔相信自己将遭到罢免的次数远远多于任何持平观察家的预测）。真正的问题在于恐怕只有地面攻击的威胁才能逼迫米洛舍维奇收手，光靠空中力量做不到这一点。布莱尔竭尽全力试图说服克林顿同意这一观点。他走访了一座难民营并愤怒地说道：“这是肮脏的犯罪……怎么会有人认为我们应当不加干涉？”

最终将要承担新战争主攻重任的还是美军。欧盟根本没有统一的军事结构，也缺乏向其他战区远程投放军队的工具。华盛顿方面对于英国首相的道义姿态十分戒备，连续好几周的穿梭外交之后事情才开始取得进展。布莱尔下令50000名英军士兵——现有军力的绝大部分——做好准备随时入侵科索沃。这意味着规模极大的预备役动员，如果仅仅是虚张声势的话那手笔实在不小，因为其他所有欧洲国家都没有参与的兴趣。不管出于怎样的原因，美国人的口吻开始变得越来越强硬。终于塞族议会在最后一刻软了下来。之后美俄两国共同施压迫使米洛舍维奇将军队撤出了科索沃并接受了这一地区在国际托管下的实际独立地位。布莱尔将这一结果称为胜利，正义战胜了邪恶，文明战胜了野蛮。8个月后米洛舍维奇被人推翻并因为战争罪上了海牙国际法庭。

沙漠之狐行动与科索沃战争对于人们理解日后全面伊拉克战争当中布莱尔的表现至关重要。这两起事件教会了他轰炸一般而言不会生效，暗示了他只要用更为强大的地面力量相威胁独裁者就会让步，赋予了他身为道义战争领袖、抗击那些在各自领域里和希特勒一样邪恶的独裁者的自我感觉，2000年塞拉利昂救援行动（4）的成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感觉。在与克林顿在沙漠之狐行动中成功合作之后，他担心自己在科索沃问题上对克林顿施压太过明显了。他了解到美国总统的手腕必须灵活。他记住了不能过度依赖欧洲盟国，尽管日后他又提出应当建立一支欧洲“快速反应力量”以便在未来战争中承担更大的责任。他学会了同时忽略来自左右双方的批评，在科索沃轰炸期间这些批评可谓震耳欲聋。他学会了硬着心肠下达导致大量死亡的命令。他学会了应付媒体的敌意，尤其是BBC，他们对科索沃轰炸的报道令他十分恼火。北爱和平进程使他确信了自己协商谈判的能力。沙漠之狐、科索沃与塞拉利昂则令他确信了自己领导战争、下大赌注并赢得赌局的能力。

（1） http://baike.baidu.com/view/3540797.htm

（2） http://baike.baidu.com/view/3278245.htm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a%C4%8Dak_massacre

（4） http://baike.baidu.com/view/1379303.htm

与此同时，位于这一系列狂热行为尽头的英国人民再一次显露出了油盐不进到难以捉摸的一贯本色。在二十一世纪最初十年早期，道德与文化抗议取代了经济领域的争议。在布莱尔执政时期的大多数时间里，猎狐纷争都是一个热点，这个议题吞噬了月复一月的议会讨论时间以及多到令人难以置信的政治能量。民调显示主流民意对这个问题几乎就和首相本人一样漠不关心——许多人都有看法，但是特别认真的没几个。但是在这些人身后的是动物权益活动人士从一个号称激进的政府讨个说法的决心，与此同时，乡村同盟（1）（这一组织的宣传活动涵盖了垂钓、有机食品以及众多其他方面）则代表了另一派观点，他们认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遭到了忽视，各个阶层都有人无法在新工党的世界观中容身。

猎狐于中世纪起源于英国乡间，著名长诗《高文爵士与绿衣骑士》当中就包含了一段创作于1370年的描写，其场景至今仍不会令人感到陌生。到了十七世纪七十年代，猎狐运动的仪式、红外套、专业用语以及相关文学已经成了英国文化举世皆知的一部分。不过也只是一部分而已。猎狐运动从来都不缺乏批评者。在十八世纪，呆头呆脑红脸膛的托利党猎狐乡绅一直是辉格党城市宣传活动中的标志性形象（猎狐运动中狐狸的术语叫查理，这指的就是当时著名的托利党激进分子查理.詹姆斯.福克斯（2））。到了十九世纪末，蹄声如雷、高呼大喊的猎狐者在激进人士的心目中已经成了贵族阶级肆意践踏人民的象征。用王尔德的话来说这项运动其实就是“不堪言说之人追猎不可入口之兽”。这些观点并未引起多少后续行动，直到二十世纪中期激进动物保护主义运动开始出现，这一运动旨在利用气味干扰剂、号角以及人体屏障来阻挠猎狐运动的进行。第一起破坏猎狐活动的案例发生在1958年8月，反对残忍运动联合会（3）（这一组织早在1927年就成立了）的成员使用化学物质试图破坏德文郡与萨默赛特郡的猎鹿活动。诸如此类的直接行动也开始将猎手当做目标，1962-63年北华威郡猎场以及萨摩夏姆的老伯克利猎场都发生了双方人员的冲突。1963年12月狩猎破坏者联盟（4）由德文郡布里克瑟姆的一位年轻记者创建，很快就形成了燎原之势。

从那以后，猎狐支持者与“破坏份子”之间的冲突就成了英国乡间的一景，往往最后会导致大打出手与前来抓人的警察。破坏份子经常自比猎人，因为他们也需要急智、勇气与精准的策略才能迷惑猎犬并放走狐狸或者野鹿，蕨菜从中的骨折与鼻梁断裂基本上是家常便饭。这一切都多少带有一点阶级冲突与城乡矛盾的味道。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意识到尽管破坏份子能够救下几只狐狸，但他们却制止不了狩猎的进行。于是动物权益活动者们开始向议会发力，希望能够禁止猎狐运动。工党选民与议员一般倾向于反对狩猎，1997年大选前工党还从动物权益游说团体那里接受了10万英镑的捐款。新工党以优势多数获胜之后很显然禁止猎狐的议会举措已经不可避免了。考虑到数量如此之多的议员投身于这一议题，这一点很可能获得立法保障。20万经常性猎狐的人群将会受到影响，加上猎狐运动的观众与支持者恐怕要有50万人之多。于是乡村联盟这个新组织宣告成立来反对禁令的实行并在选举结束6周后于海德公园举行了支持狩猎方面的第一场大规模游行，参加者共计12万人。

从那以后支持狩猎运动就从未停止过，而且形式越发多样。在工党党代会会场门前以及早先施行过禁令的苏格兰部分地区，在议会门外以及许许多多英国乡镇都有人举行过示威。为了各种诉求而游行的人在英国从来都不缺，但是以前的游行参与者主要都是学生与穿道尔夫大衣的知识分子，穿皮夹克的煤矿工人与左翼活动家等等，而这回的游行主力却成了身穿粗呢裙子、面色红润的妇女，农场工人以及公学校友。在布莱尔执政时期，争鸣的猎角、兴奋的犬吠与敲击地面的马蹄声基本上成为了议会生活的背景音乐。在一场声势浩大的伯恩茅斯游行之后，布莱尔本人也加入了争论，他在1999年工党党代会上声称自己将横扫“保守主义势力”，并将保守党称作“猎狐、皮诺切特与实习贵族的党派——不堪入口、不堪提及、不堪当选”。

布莱尔很少使用如此偏左的语言，他很快就后悔了。他对于猎狐的存废毫无兴趣，只希望这个议题能自行消失。可惜偏偏不遂所愿。2001年大选时，比布莱尔更有阶级斗士做派的约翰.普利斯科特在威尔士的里尔进行宣传活动时，一位壮硕的支持猎狐抗议者砸了他一颗生鸡蛋，而他则立刻回敬了一击重拳。选举结束后随着工党议员开始加快进度，另一边的警惕性也越发高涨。2002年，作为“不满的夏天”运动的一部分，上体赤裸的请愿妇女出现在了白厅门前，上千匹马踏过了兰开斯特。同年9月，乡村联盟组织了将近40万名支持者，在下院门外举行了组织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自由与民生”抗议活动，警方与头戴粗呢帽子身穿风雨夹克的年轻示威者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2004年11月18日，禁止使用猎犬进行猎狐的法律终于在议会中突破了所有的阻碍。在一系列法律异议之后这一法律在次年2月英格兰与威尔士得到实行，尽管还有许多漏洞，例如法律允许骑手用猎犬将狐狸从洞中驱逐出来然后枪杀，这不过就是猎狐的另一种说法而已。禁令生效的二天，两地共有上千人参与了猎狐运动，当天猎杀狐狸91头。在英格兰与威尔士正如在苏格兰一样，狩猎还在继续，狩猎破坏者们则拿着相机试图拍下狩猎当中违反法律的行为。真正提出的指控少之又少。接下来的几年里工党宣传人员一直担心某位猎犬饲养户会射杀所有了猎犬然后上吊，这个血腥的噩梦从未成为现实。猎狐的故事可以作为新工党执政时期的代表性象征：威斯敏斯特内部嘈杂而漫长的冲突，最终造成的实际效果却出人意料地微小。

新工党治下声势浩大的支持猎狐抗议远非抗议活动的极限，第一个关于这方面的警示发生于2000年。一场由卡车司机为抗议高油价而发动的全国性示威令整个英国都陷入了停滞当中。燃油关税的自动上涨其实已经得到了暂停，但是世界范围内原油价格的上升与高昂的汽油税依然将加油站的价码推升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一群愤怒的自营卡车司机在威尔士举行了一场抗议集会，并决定对柴郡一座大型炼油厂进行暂时封堵。他们的行为吸引了铺天盖地的媒体报道以及其他卡车司机的热烈响应。一开始，布莱尔和他的大臣们并没有把这件事看得太重，只是按常规在唐宁街地下内饰无华的内阁简报室里建立了指挥中心，这里是应对国家性危机的办公地点。

与此同时首相本人则前往英格兰中部进行访问，按原计划访问的结束地点应当是赫尔的一家中餐馆，届时人们将在那里为约翰.普利斯科特议会生涯30周年而举行庆祝活动。访问途中，官员与记者注意到全国各个地区都有组成V字阵型缓慢移动的卡车堵在公路上，英格兰北部的加油站要么存货告罄，要么被恐慌的加油车主围困。数量更多的炼油厂遭到封锁。但是布莱尔及其大臣们依然坚持认为这一切都算不上大事，访问还要继续。布莱尔不会受到意外因素的左右。当天晚上他在赫尔市遭到乡村议题抗议者重重包围的市政厅里见到了普利斯科特，此时他开始意识到情况有些不对。工作人员告诉布莱尔无法确保他进入那家豪华中餐厅之后还能毫无麻烦地全身而退，于是他向自己的副手道歉后前往谢菲尔德，依然坚持要将活动进行到底。不过在连夜听取了众多情况汇总之后，第二天早上他终于没能挺住，急速打道回府返回伦敦维持局势去了。

一般而言布莱尔应付危机是很有一套的。很快他就把各方面的负责人与领头人都叫到了一起。但是这次石油公司的老板们却不愿帮他的忙，拒绝下令让他们手下个体私营且同情油价抗议者的油罐车司机强行冲破纠察封锁线。布莱尔先是火冒三丈，然后逼迫威胁，最终只得苦苦哀求。此时英国各地的加油站都见底了。但凡还有油的地方都排起了长龙。人们的普遍心态倒是还算好，但是事态却已经超出了布莱尔的掌控范围。食品危机也开始得到报道，面包没有了，牛奶没有了，蛋用鸡也陷入了危机当中。英国仅存的制造业临近了关门停产的边缘。但是各种民调都显示主流民意更同情抗议者而非政府。布朗则一遍又一遍地拒绝通过承诺削减燃油税来提前公布自己的3月预算。私下里有人开始谈论动用军队强行冲破纠察封锁线。语气恐慌的政府文件又恰逢其时地泄露了出去，布莱尔几乎就要哀求抗议者收手了。“这样做是不行的，你们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最终多位医疗管理人员发出警告称情况再继续下去将会出人命，甚至连一贯反布莱尔的几家报纸也开始劝说抗议者们适可而止。封锁最终得到解除，生活也恢复正轨。布朗的预算在燃油税问题上做出了姗姗来迟但依旧十分慷慨的姿态，多少为政府挽回了一些颜面。但是不管怎么说英国还是差点就重新体验了一回1978-79年冬天的大崩溃。

国家很快就恢复了元气——抗议事件对2001年大选并没有造成多少不良影响。在其审慎策略与公共开支承诺的结合很好地迎合了选民心理。接替梅杰成为托利党党首的是年轻机智的秃顶约克郡政客威廉.黑格（5）。他在学校里就是一位天生的撒切尔主义者兼政治爱好者，就任党首之后他竭尽全力使身为领导的自己看上去尽可能地时髦，例如他曾经反戴棒球帽参加过诺丁山狂欢节。事后他为此大受嘲讽并且学到了宝贵的教训。黑格有一定的从政经验，他早年曾经和诺曼.拉蒙特一起在财政部工作过，后来还在威尔士事务专员手下干过一段时间。他最大的成就就是阻止了困惑而遭到失败打击的托利党四分五裂。黑格最长于在下院发挥。他一直都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反对党领袖，令布莱尔各种不痛快，并且在“隐形税”、千年穹顶以及新兴的虚假政治难民问题上不断向工党发动攻击。但是他的竞选活动将着力点放在了保护英镑上面，他向选民承诺“我们将把国家还给你们”并攻击此时民望依然不低的布莱尔是个“滑头骗子”。这一来新工党趁势将他的政党描绘成了恐外如仇的龌龊党派。以任何标准来看托利党的攻击都失败了。工党携166席再度归来，仅仅失去了6个净席位。而保守党在进行了如此之多的艰苦工作之后仅仅增加了一个席位。这场选举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巩固了自1997年以来新工党所取得的成就并且显示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了布莱尔所期望的道路。但是这次大选之所以应当得到牢记还有另一个不详的原因。这次大选的投票率是——仅仅是——不到60%。自从英国成为民主国家以来，公众对投票的热情还从来没有这么低过。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untryside_Alliance http://www.castingforrecovery.org.uk/article/casting-for-recovery-uk-ireland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James_Fox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League_Against_Cruel_Sports http://www.league.org.uk/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Hunt_Saboteurs_Association http://hsa.enviroweb.org/

（5） http://baike.baidu.com/view/3609891.htm

那么布朗政策的大变动是从何时开始的呢？直截了当的、做到账上的、由旧式税收支持的老派公共开支在什么时候返回了政治议程当中呢？布朗与审慎小姐之间的浪漫史究竟为什么会结束呢？从时间上来看，这段恋情的结束时间大约刚好与布朗在现实生活中与公关业女强人莎拉.麦考利（1）的恋情公之于众的时间相重合。两人与2000年8月正式成婚，6个月之前审慎小姐刚刚收到好人卡。尽管莎朗.斯托尔于次年表示出了极度的不满，但是真正触发工党步伐改变的领域依然还是全民医保。新工党在自己的第一份竞选宣言中承诺将要“捍卫我们所建立的全民医保的基本原则”。宣言抗议道在托利党执政时期全民医保体系中的护士人数减少了5万人，但是同时管理人员的人数却增加了至少2万人——这正是工党打算付之一炬的繁文缛节。布莱尔承诺要将医疗服务的委派者与提供者区分开。总而言之就是少一点指指戳戳，多一点资金投入。

工党新任卫生大臣弗兰克.多布森（2）是一位坚定的传统主义者，在英国政治史上尤其以爱讲黄段子而著名。上述的承诺在他手下成为了现实。大动作的改革并没有出现，但是年复一年恰到好处的额外资金投入依然将2001年的冬日危机平息了下去。但是随后一场十分不同的危机又登上了报纸的大标题。和通常情况一样，这次的危机也发源于一个个案，然后就迅速扩展成了普遍性的事实。首先是一位罹患癌症的老太太因为反复拖延而错过了诊治时机。然后布莱尔十分敬重的工党贵族兼生育专家罗伯特.温斯顿（3）怒火满腔地就自己年迈老母的诊治经历对全民医保进行了严厉的抨击。温斯顿宣称英国的医疗服务水平是欧洲最差的而且还在变得越来越差，同时政府在这方面一直没有说实话。这番言论在白厅内部引发了极大的恐慌，不仅因为温斯顿德高望重、说话有人信，还因为总体而言他是对的。工党的民调显示全国上下都知道这一点。于是在与布朗拉锯良久之后，布莱尔在2000年1月参加大卫.弗罗斯特爵士（4）周日早间电视采访节目时宣称全民医保急需更多资金，而他将在接下来的5年里将英国的医疗开支提升到欧洲平均水平。

这是一份很重的承诺，相当于要将现有投资水平提升三分之一（应当说这和日后的实际情况十分接近）。布朗对此很不高兴。他认为布莱尔抢了他的先手，布莱尔没有向弗罗斯特充分说明资金投入要和医疗体制改革相配套的重要性，根据唐宁街里的流言，布朗还暴了粗口，说布莱尔“他妈的偷了我的预算”。当天布朗就找回了场子，他公开承诺从当时起直至2004年医疗投入将会在通货膨胀的基础上每年上涨6%，“这是在全民医保50年历史中任何时期额度最高的持续投资增加”，“对于这个国家的每一户家庭而言这相当于医保上涨了一半”。从严密控制开支向开支放开的政策倾斜就此开始。等到接下来2001年大选时，布朗又宣布对全民医保体系现状以及未来走向进行考察，他委派的考察员是一位前银行家德里克.温里斯（5）。

选举一结束，关于必要性增税的明显暗示就泄露了出来。当温里斯最终提交报告时，他证实了两年前的冬日危机所反映的绝大部分情况。无论英国人怀有怎样的美好信念，全民医保都赶不上其他类似国家的相应体系，还需要更多更多的钱。此外温里斯也否决了筹款方式的激进型转变，例如转向基于保险或半私人机构的医疗服务。布朗立即就将这份报告当成了不许增税来拯救全民医保的客观证据。温里斯是不是像一位传记作家所说的那样成了布朗的人肉挡箭牌了呢？不管怎么说，在他2002年3月的下一份预算当中布朗打破了一项自八十年代就得到奉行的政治常规，即绝不提升直接税收。布朗将国民保险的幅度上调了1%，相当于在所得税上增加了1便士，借此来资助英国医疗所需的巨额投资。

公共开支一飞冲天，在医疗领域尤其如此。在一些方面这的确取得了成效。2006年与1997年相比全民医保体系的雇员数量增加了30万人。其中资深医生的数量增加了1万人（超过原有数量四分之一）。但是管理人员的数量也增加了4万人，这比起当年布莱尔与布朗发动反对官僚主义运动时饱受他们讥讽的保守党管理人员雇佣人数还高出一倍。一个雄心勃勃的全民医保电脑管理计划变成了昂贵的烂摊子。与此同时，医疗预算则从每年379亿英镑上升到了多达920亿英镑。这笔巨大的投资的确见到了成效。候诊名单这一九十年代中期的公众怒火之源整整缩短了20万人。到了2005年，布莱尔手中已经有了自1988年起最短的候诊名单。75岁以下癌症患者死亡率在1996至2006这十年间下降了15.7%，心脏病死亡率下降到了36%以下。同步推进的公共财政倡议则意味着全国各地都建起了新的医院。

可惜的是这并非故事的全部。成群的“沙皇”、半官方组织、代理机构、委员会、医疗联络团体以及计划人员都堆在了全民医保体系的背上，与此同时曾经承诺权力下放的白厅又施加了新一轮令人眼花缭乱的控制。到了2004年秋天全国医院的头上已经压上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将近百余个监察机构。财政部的布朗与布莱尔派系的卫生大臣阿兰.米尔本（6）之间就医院管理的原则性问题展开了一场大战。有布莱尔撑腰的米尔本希望看到进一步的独立性与竞争，布朗则质问道对于许多病人来说只有一家大型当地医院可供选择，因此这些医院就算竞争失败也难以关门，这样一来竞争又从何说起？民调显示布朗的观点在民众中间很流行，大多数人都想要更好的医院而非更多的选择。布莱尔团队则回应道只有选择才能促进医院的质量。最终政府与少数几家独立或慈善医院的领导层终于达成了休战。而英国也又一次拾起了旧日的争论。是否应当从中央管理一切，将绩效考核当成鞭子，将非选举产生的半公立机构当成指哪打哪的军队呢？还是说应当模仿私营企业，听任各家医院成王败寇，优胜劣汰呢？

到了2005年大选时，迈克尔.霍华德（7）手下的保守党开始攻击工党浪费金钱，害得人们不得不在卫生条件恶劣且管理不善的医院里拿自己的性命冒险。就如同以前的工党一样，他们也承诺要整改官僚体系并大幅削减医疗系统内各色机构的数量。到了2006年夏天，尽管大量注资，全民医保还是遇到了现金危机。涉及到的金额占预算比例并不算大，但是人们对这个国家的信心依然在最为脆弱之处挨了一记痛击。英国上下一下子就损失了7000余个全民医保工作岗位，英国皇家护理学院则预测接下来还要再减少13000个。许多花大钱才培训出来的新人医生找不到工作。在2000-02年的开支政策大转向以及历史性数额的新增投资之后，所有的人工成本、价格高昂的新药、管理不善以及无尽“改革”所带来的庞大官僚体系开支似乎最终带来了一个令人厌恶到无以复加的医疗体系。比较不时兴的医疗领域——例如精神疾病防治——也遭到了冷落。在全民医保体系之外出现了私人保险与私人医疗的迅猛增长。业内领军的私营医疗保险公司保柏（8）在1999年已经有了230万投保人，6年之后这个数字上涨到了超过800万。一方面这一现象部分反映了富裕程度的提高，但对于工党投资全民医保的成功前景而言这并算不得信任投票。

关于学校的故事也大同小异。传统社会主义者希望为用全国通用的单一体系容纳所有儿童并由白厅直接管理（当然新近放权的苏格兰与威尔士除外）。所有那些危险的半独立教学机构，托利党搞出来的中央拨款学校尽管早已为数寥寥，还是全部遭到了关闭。在教育方面，为了能从白厅出发改善现状，政府将热情、苦干与决心所能取得的成效发挥到了极致。在布兰凯特及其继任者手下，涉及学校生活方方面面的各种计划如泉水般从教育部喷涌而出。2001年一年内，教育部就向全国学校下发了 3840页指导性文件，每位校长都要领导自己的学校完成525项指标。这堆要动用独轮车才能运送的文件令各地学校改头换面的程度并不比改版后的全民医保官僚体系对医院的改进程度更明显。于是英国人又改弦更张，重新开始推行半独立学校。在公营部门已经出现了在招生问题上有自行裁量权的“”，但是这回的举动完全与其不在同一个档次上。企业、宗教团体以及富有的地方商人可以捐献部分办学经费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学理念”。和医院的情况一样，这一做法也遭到了工党的强力抵制。这不就是意味着选择性录取有可能回归吗？于是另一场大战开始了，在工党议员的压力下议会通过法律禁止此类学校以学术表现作为招生依据，它们与地方教育当局的关系也要得到保存。

但是在新世纪最初几年里，英国看上去似乎正在掉头向后转，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此时已经淡出人们记忆的古代教育模式。学校开始依赖福音派基督教团体、电脑公司或者会计公司提供的资助。这和古时候由地方豪绅、肝酱公司与宗教结社建立的学校有什么区别吗？有些学校甚至开始选用在物种起源问题上倾向圣经而非达尔文的教科书。不向非教徒开放的穆斯林学校数量也开始增加。政府试图令宗教学校向其他群体开放一点点但最终被迫收手。对于一部分人来说这一现实是对全国性统一教育体系理念的背叛。另一部分人则追问道，假如民选地方议会能对这些独立学校进行监督，假如这些学校能够得到约束，不至于太过分地将教条硬塞进学生嗓子里，那么此类学校就真有这么坏吗？民调显示家长最担心的不是教育体系结构，而是校规松弛、考试太简单。此类学校无疑是对六七十年代教育政策的背离，而与撒切尔及其托利党继任者的理想则要接近得多。如同医疗领域一样，私立学校也蓬勃发展起来。

随着第二届布莱尔政府时期公共开支的继续追加，巨额的金钱花在了工资提升，新官僚机构以及外来咨询账单上面。政府各部并不习惯再次花钱，表现的也不尽如人意。此外还有其他不良结果。布朗及其团队对早期开支增长进行了再三对账，希望能使人们感觉自己为医院、学校与交通取得了比实际更多的成效。很自然地他们也因此成了公众火气的烧烤对象。

2005年一位前政府公关专员出版了一本书，为布莱尔政府在公共服务业改革方面所遇到的问题提供了饶有趣味的内部视角。彼得.海曼（9）是个严肃的年轻人，他自从布莱尔上台时就开始为其工作，后来做到了唐宁街十号战略通信小组的领导位置。他为布莱尔撰写演讲词，为布莱尔宣传造势，与布莱尔进行辩论攻防演练，这段经历让他在第一线目睹了权力游戏最为精彩高端的展示。2003年，在历尽辛劳为布莱尔完成又一篇会议讲稿之后，他决定把此时最时兴的流行语“革新”用在自己身上。他辞去白厅的职务，来到伦敦内城条件艰苦的伊斯灵顿格林综合中学担任了一名教师。他以这场人生剧变为题写成的书至今依然是关于当代英国政治的最佳文本。成为老师后他有一回和一位学生争论为什么首相说的话总不能成为现实。“我看着他的眼睛说道，‘托尼承诺改善教育，这就需要你们通过考试。他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真到考试的时候你们都未必一定来。’”海曼总结道，他以前参与政治的方式是狂热般地应对24小时连轴转的媒体，但是这样做丝毫无助于改进学校质量。真正需要的不是冲突与噱头，而是持之以恒，不是斗争而是合作。“现在从望远镜的另一端看过去，我意识到了政客与人民之间的关系有多么不平等……身居高位之人喜好理念而厌倦实践。对政策提出更好建议的人过于频繁地遭到忽视，他们的意见被人当做胡乱尖叫……为什么政客们就是不能承认一线工作人员比他们懂得多呢？”*11*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为了实现更好的警务工作、更有效的规划、更健康的学校食品，更美观的城镇中心以及上百个其他愿望，中央政府既命令又哄骗，软磨硬泡与大鸣大放并用，永远志向远大，永远代表“全体人民”说话。铁路系统在另一场灾难之后再次遭到重组。在极富争议的环境下，一度十分赢利的英国铁路线路公司被逼破产，它对全国线路的垄断经营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白厅施加的一套极其详尽的新控制体系。有一次布莱尔曾经吹嘘为公共部门制订了500个绩效目标，日后他的代理又为地方政府以及交通这一个行业制订了五倍于这一数量的绩效目标。*12* 教区理事会与小企业发现自己头上堆满了主管——当然没有学校和医院头上那么多，但总比能让他们自由活动的数量要多。所有来自主管方面的干涉都有着良好的用意，但正是这些干涉阻塞了自由决策的动脉，令负责任的公共生活叫苦不迭。上台初期布莱尔曾经十分有名地抱怨道，他因为试图改革公共部门而在“背上落满了伤疤”。也许假如他对自己的鞭笞再少一些，与公众的对话再多一些，他与整个国家都会快乐得多。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Sarah_Macaulay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Frank_Dobson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bert_Winston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Fros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Derek_Wanles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an_Milburn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Michael_Howard

（8） http://en.wikipedia.org/wiki/Bupa

（9） http://www.guardian.co.uk/profile/peter-hyman

上文所记述的所有林林总总的事件与布莱尔承诺将为英国带来的改变相比都只能排在第二位。北爱的确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苏格兰与威尔士是遗留问题并且没有占据首相太多的时间或热情。千年穹顶也是继承而来的，最后成了乐观主义与机会主义的共同喷发并导致了极坏的结果。戴安娜的逝世是一场麦克米伦风格的“事件”并得到了出色的应对。但是这一切都远非新工党的本质。新工党最初的意图在于创建更为稳固的经济，质量大幅提升的公共服务以及为社会底层人员改善生活。这些目标中的大部分都要由布朗而非布莱尔来完成。这位面色阴郁的财长日后将会成为政府当中一位极富争议的角色，但是他刚刚进入财政部时就闹得鸡飞狗跳，压制了公务员的权威并推行了新的管理方法。就像布莱尔一样，布朗之前也没有过执政经验。像布莱尔一样，在身居反对党期间布朗也拉起了自己的一套班子，班子领头人就是他的经济顾问（日后的议员以及财政部大臣）埃德.鲍尔。布朗的班子与财政部官员之间从一开始关系就很差，并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冷如冰霜，就像其他公务员体系的大佬们反感特别顾问在唐宁街十号扎根一样。

布朗将利率控制权交给英格兰银行的举动可以说相当于一场政变，当年在反对党内他就开始秘密筹划这一步，新工党胜选掌权后不久就在众人的惊讶之中将其推到了前台。例如德国与美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很早以前就奉行着不受政客干预的货币政策，但是对于一位走中左路线的英国财长来说这一手依然令人出乎意料。这一招为其他工党大臣带来了极大的便利，因为他们再也不用背负用通货膨胀来换取就业的怀疑了。货币市场也吃了定心丸，相信布朗将不会（因为他不能）使货币下跌。这一点十分吊诡地为他在税收与开支方面提供了更多的自由。正如一位布朗的传记作家写得那样，布朗“只有在演完了资本主义体系守护者的角色之后才会流露出自己的社会主义本能。”*10* 这一举措已经成为了新工党时期最为不容辩驳的成就之一——很能说明问题的是，这一点就和中央放权公决一样是在新工党刚刚掌权之后完成的。布朗还剥夺了英格兰银行监督银行业其他部分正常运行的权限。如果英格兰银行既要担心其他商业银行的健全运作又对利率负有唯一责任，那么这两项职能很可能会彼此冲突。布朗的手脚之快令英格兰银行行长艾迪.乔治（1）大为光火，他差一点就要通过辞职来搞砸布朗身为财长的早期生涯。

工党很早就赢得了经济上可靠的名声。布朗是一位花岗岩与钢铁共同塑造而成的财长。当时依然单身的他只有一位情人，那就是面容干瘪、双唇紧锁的审慎小姐。所得税税率没有变动，中产阶级选民们尽管可以放松下来再投工党一次票，他们在2001年也的确这么做了。甚至就算布朗捡到了天上掉下来的钱也不肯乱花。2000年，随着网络经济五光十色的泡沫膨胀到最大，英国国内充满了名称如同彩色糖果一般诱人的公司，争相许诺自己能带来魔幻般的利润，任何人只要听到“数字化”三个字就舍得掏钱。这时布朗以225亿英镑的价格售出了下一代手机的运营执照，日后的价格根本没法与这个数值相比。这笔外财并没有成为新的公共支出，而是花在了偿付370亿英镑的公债上面。到了2002年，政府支付公债利息数额占政府收入比例降到了自1914年以来的最低点。布朗的声誉也一飞冲天。

早期紧缩政策的另一个结果则更加富有争议。这一政策名曰“隐身税”，就像隐身轰炸机一样，噪音很大而且往往打不着目标。隐身税政策包括冻结所得税门槛，导致要按照最高税率纳税的纳税人多出了150万。其他政策还有个人免税额的冻结，购房印花税的提升，社保缴纳金额的攀升（两者都在新工党执政期间带来了巨大的新增税收），市政税含混不清的迅速上涨，以及最著名的1997年股票分红不再享受税额减免的政策。当时这些政策对外的宣传口径是合理的技术性改革，意在清理现行体系的扭曲之处并鼓励企业向核心业务进行再投资。实际上这些政策对福利基金的组成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到了2006年根据精算师学会（2）提供的文件，这些举措将养老金总额削减了1000亿英镑。这个巨额数字比英国前350家公司的养老金赤字还要高出一倍。眼看着退休金基金出现大口子的老年工人与退休金领取者对此怒不可遏。更有甚者，财政部2007年公布的文件显示布朗在事先已经得到了充分的警告。曾经令人骄傲的养老金产业的毁坏在细节上一言难尽，绝不仅仅是一句“都怪布朗”就能概括的。精算行业的失职，梅杰时期养老金政策的改变，关于担保付款的法庭判决以及快速老龄化的英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都有责任。但是在布朗的财长生涯中，养老金问题对他个人造成的冲击远远超过其他任何事件。

长期而言，或许布朗管理经济最为抢眼的方面就在于大刀阔斧的公共支出政策。在最初两年里布朗坚守着维持保守党公共开支水平的承诺。这一水平收得如此之紧，甚至就连保守党前大臣肯.克拉克都表示假如自己当初再度当选一定不会在这个水平上硬撑下去。但是在1999-2000年期间，布朗将公共开支占GDP的比例从41%下降到了37.4%，这是自1960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撒切尔所取得过的最好成绩。布朗的做法与早期工党财长们完全相反。他的前任们一上台就开始花钱，花到最后不得不停手并开始增税。而布朗一开始的形象是《圣诞颂歌》里的吝啬鬼斯克鲁奇，然后就不动声色地发福成了圣诞老人，接着公共开支就突然而激烈地一路飞升起来，尤其是在医疗方面，重返到了43%。荒年后面跟着丰年，饥馑跟着宴席，紧缩跟着放松。

审慎小姐是一位很不好相处的情人。她的统治带来的第一个后果就是1997-2001年工党政府实现的公共服务目标远远少于自己的承诺。2001年竞选活动中，布莱尔在伯明翰一家医院的门口被一位名叫莎朗.斯托尔的女邮政局长堵了个正着。这位女士的配偶身患癌症却未能得到应有的护理，因此将满腔怒火都倾倒在了布莱尔头上。布莱尔试图堵住这股愤怒的洪水并将她从摄像机与话筒面前推开，但只是徒劳。新工党在活动组织方面一向滴水不漏，但是这一回布莱尔还是在这位什么理由都不想听的抗议者手下结结实实地吃了一瘪。普利斯科特曾经许诺要大力振兴公共交通，1997年他对下院说，“假如5年之内公共交通乘客数量没有大幅提升且私人乘车出行数量没有显著下降，那我的工作就算失败了。这个承诺很难兑现，我恳请你们对我进行监督。”由于审慎小姐从中作梗，加上布莱尔也害怕有人认为自己反私家车，普利斯科特根本没能得到他需要的投资并且一败涂地。在审慎小姐的授意下，布朗继续向前推进，着手削减单亲家庭的福利。这使得工党议员们大动肝火，还在一场苏格兰党代会投票中为他赢得了“经济上无能，道德上恶心，精神上一无所有”的美誉。

改革是要花钱的。在没有钱的前提下新工党第一届政府里基本没有发生什么改革，除了能令布莱尔与布朗群策群力的极少数情况下。其中最激进的项目是提升低龄儿童识字与算数水平。唐宁街十号在这一问题上与教育大臣大卫.布兰凯特通力合作并取得了切实的成绩。不过无可争辩的公共服务改革成功少之又少。而布朗为了财政健康而推行的紧松手法所带来的最主要弊端在于他自己并不完全遵守紧松原则。有些钱是非收不可的，于是也就收了。

一位来自七十年代的时间旅行家可能会注意到二十一世纪初英国十分奇异的一点，即各式各样从没见过的制服与标志充斥着公共办公室，道路两边，医院与学校门前。财政部里的安保人员穿着不甚正式的外套，建筑工人的外套与头盔上别着各色徽章，上下跳动的小人，明亮的花朵，豆子一样的斑点以及各种新名字，卡利林（3），万喜（4），瑟珂（5），这一切全都为政府工作方式的最重大变革提供了显而易见的暗示。“公共财政倡议”这个名字听上去十分乏味，但是它所指代的变革规模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政治圈子之外。这一变革的指导思想很简单，诺曼.拉蒙特在您工党上台5年之前最早提出来了这一思想，当时他正在尝试将公共项目私有化，允许私人公司对其加以管理并获利。一个由美国银行主导的财团承建并经营了连接斯凯岛与本岛的桥梁。一部分岛民们对于自己要向私人财团缴纳过桥费这一点十分愤慨并发动了示威抗议。最终苏格兰政府把这座桥买了回来。在国家的另一头，另一座位于达特福德横跨泰晤士河连接肯特与埃塞克斯的桥梁也在兴建之中。这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第一座新开工的跨泰晤士河大桥。这座桥的兴建公司名叫李.柯罗星，完工后这家公司成功地向司机们收起了过桥费。

一开始工党十分憎恨这个想法。公共财政倡议是两种事物的混合。一方面是重点项目的私有化，同时政府在接下来的许多年里要一直为项目付钱；另一方面则是将公共服务向私人公司外包——垃圾清理，学校伙食，街道清洁等等——早在八十年代这些私人公司就爬到了心不甘情不愿的社会主义地方议会头上。但是掌权之后工党大臣们开始意识到这个面目可憎的概念具有强大的政治魔力。别的不说，公共财政倡议允许今天的大臣们启动与监督令人兴奋的新项目并因此挣得功劳，而全部账单则可以留给未来二十到五十年之间的纳税人。一位此刻兴许小学还没毕业的教育部长或者还没离开产房的财长将在未来为如何替今天新建的学校买单而头痛。等于说整个政府都在赊账。这一理念是英国的原创发明，好也罢坏也罢现在它已经风靡全球了。在审慎小姐紧紧把持着许多开支名目时，公共财政倡议尤其吸引人。与此同时，花在新学校、医院、监狱等等项目上的大笔金钱轻轻巧巧地就从“开支”变成了“投资”，从国家账目的一边挪到了另一边。这种做法究竟是聪明还是自作聪明呢？这一理念的辩护词是私人公司的办事效率远远高于国家，而纳税人支付给它们的利润也能得到物超所值的回报。

毫无疑问地是，有些情况下的确如此。但是断言很快就一路缩水成了猜测，因为未知因素实在太多——当代的文官制度管理起这些项目来究竟能达到怎样的程度，合同条款是否足够严密从而能为纳税人提供全面的保护，等等。议员们组成的委员会自然认为根据公共财政倡议达成的交易中充满了无能与低效。无路可退的大臣们则回应道，既然离了公共财政倡议英国就无法兴建九十年代所急需的崭新教学楼或医疗中心，那么公共财政倡议从本质上来说就是一件好事。不管怎么说这肯定是一件大事。到了2006年底，此类合同的总额已经达到了530亿英镑，另外还有280亿英镑的合同等待着签订，合同内容包括消防局，军营，直升机驾驶培训学校，精神病院，监狱，公路，桥梁，政府办公楼，计算机程序，移民体系以及上百所学校与医院。规模最大的项目是伦敦地铁改造，这个项目的法律开销十分高昂，合同条款也极其复杂。十分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公共财政倡议的高峰出现在2000年，恰好正是早期财政部针对常规开支的紧缩政策咬得最紧的时候。

通过远期合同——有时长达五十年——来经营这些项目的成本很难估计，但是未来的纳税人肯定要缴纳大约1000亿英镑左右的租金。在私营部门，律师、经理与会计们都开始上手演练公共财政倡议并很快就达到了专精的程度。一个崭新的行业就此形成。在公共领域，公务员们开始摸索着学习与他们不熟悉的私营合作伙伴谈判所需要的新技能。在界定这些项目的真实风险方面存在着十分明显的问题。假如某家公司承接了以特定预算修建高档新医院的项目但是没能完成，失败已经迫在眉睫，除非纳税人再度干预，那这座医院是不是有可能会被废弃掉呢？风险在商界是一个常规性的概念，但是在政界这个词的含义则截然不同。大臣们的承诺文化与建筑或IT公司的企业文化要如何协调呢？然而又出现了另一个白领产业来尝试这一点。到了2000年中期，公司之间相互转卖的公共财政倡议合同已经达到了合同总量的五分之四，形成了一个政府转包的繁荣次级市场。要如何监督已经转手的公共财政倡议合同呢？结果又蹦出一个小小的新兴职业来。上述这一切自然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

但是公共财政倡议并没有引发诱人可能会预期的轩然大波。因为大多数政党的大多数政客都意识到了自己也许有一天也会用得上这一手。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ward_George,_Baron_George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Institute_of_Actuarie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Carillion

（4） 外链出处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Serco

玛格丽特.撒切尔曾经是一位自成一格的名人，她从不热衷于宽恕或和解，但也一直都很理解乐观主义的力量。布莱尔从她那里学到了很多。他上台之后不久就将撒切尔请回唐宁街十号做客，而且在执政初期也显示出了不少撒切尔所特有的缺点。撒切尔对公务员体系有着不可理喻的怀疑，布莱尔也是。撒切尔对自己的第一任内阁不甚满意，布莱尔也是。和撒切尔一样，当内阁有可能在某一问题上投票反对他时，布莱尔会很轻松地绕过他们。和撒切尔一样，布莱尔会将知识分子的不同意识形态当做玩具把玩，一旦觉得不合适就弃之不顾。撒切尔要应付的是催促她出售医院与公路的新右派激进分子。布莱尔要应付的则是一股相比之下更为温和的思潮，敦促他采取“利益相关原则”或者“集体主义”之类的新方式来驯服资本主义。对于这些理念的发起者来说它们是崭新的政治哲学，对于新工党来说它们则是可用一时但用不得一世的流行性狂热。布莱尔的知识分子属性并不比撒切尔更强。两人都有着中产阶级的直觉。撒切尔对布莱尔也给予了不少就她而言相当于表扬的评价。这两个人的确很相像。但是撒切尔在荣升首相之前早已在白厅里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布莱尔却没有类似的经验。撒切尔可能并不喜欢议会中令人昏昏然的大男子主义气氛，但她对体制本身依然抱有足够的尊敬。相比之下布莱尔则对议会极其反感并且多有流露之处。

但是两人之间最大的不同在于布莱尔对新闻界的痴迷。撒切尔竭尽全力才应付住了新闻界，这里自己哄一下，那里让英格拉姆敲打一下。布莱尔在执政的最初几年里则是一位全心全意的媒体政客。撒切尔是划过媒体大海表面的帆船，而布莱尔则一个猛子扎进了海水里。撒切尔很清楚自己在媒体界的敌人与朋友都是谁，而且多多少少让两边都能过得去。布莱尔则试图让所有人都成为自己的朋友，到头来也将会失去几乎所有这些朋友。坎贝尔在布莱尔班子里的权力也要比英格拉姆在撒切尔手下更大。这里同样也存在着代际问题。撒切尔步入政坛时的报界相对较为谦恭，身为一名前途大好的大臣去迎合记者会被人视作自贬身价之举。布莱尔后来也知道了拉拢媒体有多么危险，不过他花了很长时间才了解到这一点。执政早期他自这方面犯下的错误尤其严重，他与报界的关系以及他对新闻发布会的误用都对他的声誉造成了很大的破坏。

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来自英国是否加入欧元区的辩论，这种单一货币最终正式成形于1999年。尽管布莱尔本人对这个议题从来都不甚热心，但是他的亲欧洲本能以及在欧盟内部占居鳌头的欲望一起提前预定了他的口径：英国一定会加入欧元区，也许不会是第一批加入国，但也不会耽误太久。他总结道这是一定会发生的必然。英国商界看起来也总体持肯定态度。但是正如前自民党党首帕迪.艾什顿在日记中写到的那样，布莱尔有一个问题。根据艾什顿的记述，罗伊.金肯斯曾在1997年秋天告诫布莱尔，“我和你有话直说：你必须在领导欧洲的地位与默多克的友谊之间做出选择。两者是不可兼得的。”亲欧元的记者前来采访布莱尔，离开时认为他和他们站在同一边。反对欧元的记者们也得到了相同的待遇。布莱尔手下不仅有一位亲欧元顾问罗杰.林德尔（1），还有一位反欧元顾问德里克.斯科特（2）。报界的各种猜测与论断令读者满头雾水。前BP总裁，现在在政府里主管欧元事务的西蒙勋爵（3）有一次在一场晚间演讲开始时拿出一沓文件，说这些都是有关方面交给他的关于欧元政策的演讲词，然后他就把这沓文件放在一边说自己懒得读，因为这些演讲词都是一个小时以前写好的，所以现在相关政策可能已经改变了。这当然是个玩笑，不过是个很扎人的玩笑。

一度还算支持欧元的戈登.布朗大嚼着一份又一份财政部报告。对他来说稳定是第一位的。他的结论是英国将很难在第一届议会期间安全地进入欧元区。他警告了布莱尔。两人发生了争执。最终两人决定敷衍一下。英国大概不会在1997年议会期间加入欧元区，但是门也不要锁死。这样亲欧洲的商界人士、对布莱尔与布朗提供有条件支持的托利党人以及布莱尔的欧陆伙伴们依然会站在他们一边，反欧元的报界也是一样。按照计划，布朗要在接受《泰晤士报》专访时对外透露这一微妙妥协的具体条款。由于在加入欧元区问题上比布莱尔的态度更富有敌意，再加上《泰晤士报》本身也是一家反欧元的报纸，结果布朗团队的措辞比布莱尔的预想要强硬。等到文章刊登出来以后，英镑已经在议会里永久性地保住了性命。布莱尔发现这一点之后大惊失色，歇斯底里地四处打电话，终于联系上了布朗的媒体主管，和蔼的查理.维兰（4）（布莱尔一向厌恶此人，还曾一度试图将其解雇但没有结果）。维兰当时正在白厅的内的红狮酒吧里，他通过手机乐呵呵地告诉首相，英国政府的政策是在议会解散前不加入欧元区。按照维兰自己的说法，“他的下巴都要掉下来了。”布莱尔叫他“赶紧收回前言”，维兰的回答则是已经太迟了。

围绕着这一重要问题而产生的种种混乱最后都由布朗做了了断或者对付了过去。他和自己的顾问埃德.鲍尔（5）迅速拿出了5套经济检测计划准备在英国加入欧元区之前进行。这些检测要求财政部提供更为细致的工作，言外之意就是首先要将英国经济与欧陆经济对齐。随后布朗又在下院发言称，尽管出于经济原因英国要在欧元区以外等到下一次大选为止，但是在宪法或政治层面上并没有不加入的理由。英国加入欧元区的准备工作应当马上开始。这番表态令包括布莱尔在内的许多人都觉得一旦检测得到通过，下次大选之后就会进行全民公决，而英镑也将从此销声匿迹。1999年，布莱尔与自民党党首查尔斯.肯尼迪（6）以及两位托利党前内阁大臣肯.克拉克与迈克尔.赫塞尔廷一起在伦敦一家电影院进行了“英国在欧洲”（7）的盛大启动仪式。这是对反欧元运动“英镑商业”（8）的回应。布莱尔承诺他们将彻底粉碎一切反对欧元的争论，同时连篇累牍的报道也在大肆渲染英国一旦脱离欧盟将可能丧失800万个工作岗位。

但是这辆造价昂贵，花里胡哨而且挤满乘客的大篷车根本没有开出多远。红狮酒馆中狗血一幕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表明了欧元区成员国地位问题的决策权已经根本性地从布莱尔的唐宁街永远过渡到了布朗的财政部，此时的财政部已经成为了护卫经济检测的堡垒。布朗将竭力阻止英国进入欧元区，这为他在保守派报业巨头那里赢得了极大好评。无论首相如何软磨硬泡，在布莱尔执政期间都没能进行全民公决。根据前内阁大臣克莱尔.肖特（9）的记录，布莱尔在第二届任期内曾经向布朗提出过一场难以置信的交易：只要布朗“放过”欧元，他就离开唐宁街。布朗毫不客气地一口回绝了这个提议。他告诉肖特自己绝不会这么办事，而且退一万步说他也不认为布莱尔会言而有信。

但是其他历史性变革并未受到影响。中央放权与北爱和平进程都重塑了这个国家并带来了清楚的结果。此外其他体制性举措也得到了落实，例如从上院中驱逐最为世家悠久的成员，终结其固有的保守派强大多数，还有将欧洲人权公约纳入英国法律体系之内。这两项举措都没有取得大臣们预期中的效果，上院变得越发独断，给布莱尔带来的麻烦也有增无减。英国法官对于政治避难者以及恐怖主义嫌疑人的人权状况所作出的诠释也使得日后各任内务大臣十分头痛，另外报界对于“人权文化”也颇多诟病之词。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些例子当中都发生了权力平衡的变动，而变动的用意则是令英国更为公平开放。

其他早期举措则崩解成了土灰。其中最有趣的例子就是千年穹顶，这是工党政府从保守党手中继承而来的千禧年庆祝活动核心之作。布莱尔一开始并没有下定决心跟进这场十亿英镑的赌局。劝他下定决心的人是意图借机出风头的彼得.曼德尔森与希望借助这一项目为破败的伦敦东区引进资金的约翰.普利斯科特。普利斯科特称假如无法成功完成这一项目那么新工党根本算不得什么政府。布莱尔最终同意继续修建千年穹顶，尽管如果交给内阁讨论的话他肯定会输。就建筑角度而言千年穹顶的造型可谓优雅夺目，任何一位从空中鸟瞰伦敦的民航乘客都不会错过这个伦敦城的新地标。大笔的公共资金花了出去来清理一片遭到毒化的废弃用地并引入道路与地铁系统。千禧年无疑十分值得庆祝。但是大臣们及其顾问们面临着一个解决不了的难题：千年穹顶里面究竟应该装些什么？应该在里面举行一场盛大的国民派对吗？里面的布置究竟应当以教育性、观赏性、思想性还是娱乐性为主呢？谁也下不了决心。随着穹顶项目日复一日地遭受着起重机与政坛喧嚣的包围，英国公众喜好讽刺的天性不可避免地高涨起来。完工后的穹顶将会大气磅礴，独一无二，成为一曲歌颂意气与决心的礼赞，布莱尔放言称这一项目将会为工党下次大选的竞选宣言谱写第一章。

一个资金充足、信心充分的管理层接手了整个项目，但是一开始的问题——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并没有消失。当穹顶在千禧年正式对外开放时，前来参观的女王、首相、上百名金主、商界人士以及其他各界名人目睹了一场大杂烩式的表演，令其中许多人都为之汗颜。组织工作的混乱使得许多宾客不得不在阴冷潮湿的户外等待许久才可以进入穹顶参加庆祝活动。这里实在算不上什么世外桃源。这场公关惨败使得穹顶成了各大报纸的活靶子，当穹顶向公众开放时，里面乏善可陈的展品也令人大失所望。花钱买票的参观者远远少于预期，穹顶成了没有主题的主题公园，在公众想象之中转化成了关于新工党弊病最早也是最具破坏力的象征：一个看上去煞有介事的大帐篷，里面却没有多少实在东西。筹划千年穹顶项目的人与首相关系极近，因此布莱尔本人以及此刻已经赢得了“托尼帮”美誉的亲信圈子尤其深受打击。看起来光有意气与乐观主义也还是不够的。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Roger_Liddle

（2） http://www.powerbase.info/index.php/Derek_Scott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Simon,_Baron_Simon_of_Highbury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ie_Whelan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Ed_Balls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Kennedy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Britain_in_Europe

（8） 外链出处

（9）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re_Short

如果说受难日协议改变了联合王国，那么苏格兰及威尔士的中央放权计划就改变了不列颠。在托利党执政时期苏格兰议会的问题一直在北部边境酝酿着。撒切尔的公众形象向来是一个扎眼的英格兰人，将严厉的经济惩罚施加到一向以骨子里更为平等民主而自诩的苏格兰头上。这并没有妨碍苏格兰人购买公租房（撒切尔掌权时苏格兰国家住房住户的比例比许多东欧共产主义国家还高），此外他们也没有返还过减税金额，新立法赋予的择校权也得到了苏格兰家长的笑纳。但是苏格兰的政治文化与英格兰南部相比的确更为左倾，而采取真正政治行动的则是有头有脸的中产阶级。一群倾向中央放权的活动家发动了苏格兰国民大会运动，这些人当中包括苏民党、工党以及自由党成员，神职人员，前公务员以及公会成员。假以时日这一运动将会提出“宪法公约”，意在将更广泛的苏格兰各行各业拉到权利要求（1）这边来。这一运动声称假如苏格兰人要像撒切尔坚持的那样自力更生，那他们就得有权掌控自己的事务。

1987年大选中苏格兰托利党失去了手头将近半数的席位，随后政府为了避免购房者抗议房产税提升人头税引入了苏格兰，这都促进了上述运动的势头。在接下来的3年里总人口大约500万的苏格兰地区一共签发了令人瞠目的250万份欠款收取通知。在1989年3月工党苏格兰领袖唐纳德.迪瓦决定与其他党派合作之后，宪法公约运动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公约召集了绝大多数苏格兰议员，除去两个特例之外的苏格兰全部地区及岛屿地方议会，工会，教会，慈善组织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人都投入了公约运动当中，剩下的只有坚持《联合法案》的苏格兰托利党以及要求完全独立的苏民党。人们为了支持公约运动举行了大规模游行，报纸极其兴奋，自1707年以来第一个苏格兰议会的设计蓝图也应运而生，与日后正式形成的议会十分相似。

越发感到孤立的苏格兰托利党进行了徒劳的反抗。他们辩称“撒切尔主义”与苏格兰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许多思想都有共通之处。苏格兰的伟大时代难道不正是以勤俭苦干的精神为基础吗？撒切尔主义的诸多摇篮之一不正是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大学吗？他们还辩称如果苏格兰人拒绝承认一个基于英格兰选票的托利政府，那未来一个基于苏格兰选区的工党政府也有可能遭到英格兰人的否认。1992年选举中梅杰就《联合法案》的存续发表了激情四溢的声辩：假如四个国家从未联合，他们各自的历史都不可能像现在一样伟大，“难道我们这代人竟然要抛弃这一切吗？”这番努力为他赢回了一个苏格兰议席。在梅杰执政时期他向苏格兰提供了各色微小让步，包括大张旗鼓地归还命运之石。不过到了1997年，原本在苏格兰占多数地位的托利党还是一张不剩地失去了所有的议席。

因此等到布莱尔上台时，工党已经将中央放权的承诺做出了很久。与工党的大多数承诺不同，这一条承诺不是单一政党的竞选宣传承诺。做出这一承诺的主体不是新工党的大本营威斯敏斯特，而是众多其他组织。约翰.史密斯就是这一议题尤其热情的支持者，他的葬礼成为了苏格兰上层人士的哀悼聚会。现在主管这方面事务的迪瓦是史密斯的好友。布莱尔无法简单地废除这一切。他对中央放权不感兴趣，也谈不上热衷，尤其是在支持声浪远没有如此高涨的威尔士方面。他所能做的就是坚持苏格兰议会与威尔士国民大会的成立都要以当地全民公决的通过为前提，苏格兰的全民公决还要涉及第二个问题，即议会是否应当拥有将所得税率每磅调整3便士的权力。这一决定对中央放权极为有利，因为议会的合法性就此在根本上得到了确立。1997年9月，在一度打断了运动进程的戴安娜遇难事件之后不久，苏格兰就以三比一的多数通过了建立苏格兰议会的公决议题。议会增税的权力则以63.5%对36.5%的选票得到认可。相比之下威尔士国民大会议题的公决结果则差距极小，仅仅有一线之差。爱丁堡的苏格兰议会在一系列公共领域拥有明确的权限——教育、医疗、福利、地方政府、交通、住房——而威斯敏斯特则保有税收、国防、外交以及其他一些较不重要领域的权力。威尔士国民大会的权限要窄一些，也没有增税的权力。只有6名工党议员称自己要离开伦敦回老家谋求政治发展。

1999年，在整整300之后，苏格兰终于拥有了自己的议会，内有议员129人。威尔士也有了60人组成的国民大会。两个组织都是根据比例代表制选举产生的。工党的唐纳德.迪瓦成为了第一位“苏格兰第一大臣”（人们认为“首相”一次过于高调了）。迪瓦是个身材瘦高、思想悲观且深受爱戴的知识分子，外形神似一只得了消化不良的苍鹭。他管理着为数不多的几位工党与自民党大臣。他们一开始的办公地点是苏格兰教会位于爱丁堡的哥特式教堂，后来才搬到了新楼里面，这栋楼的设计师是因为心脏病而英年早逝的加泰罗尼亚建筑师恩里克.米拉里斯（2）。圣十字架宫对面的一家酿酒厂遭到拆除，议会建筑群于2004年全部完工，建筑屋顶的设计采取了倒翻渔船的造型。这栋建筑的轻盈与开放风格与威斯敏斯特相比可谓天差地别，十分夺目。但是原预算5500万英镑的建筑最后却实际耗费了4亿7千万英镑，在苏格兰激起了极大民愤。迪瓦于2000年死于脑溢血，他没能看到这栋建筑最终投入使用。2006年由理查德.罗杰斯（3）设计的威尔士国民大会办公楼在卡迪夫湾落成，这回的争议要小得多。

关于苏格兰议会的预言基本上都落空了。有人说苏格兰议员就英格兰事务投票的不公平权力将会在威斯敏斯特内部造成危机，尤其是在苏格兰议员在内阁占多数的情况下。这一可能尚未成为现实，尽管以后谁也说不好。有人说苏格兰议会将会彻底了结苏民党，结果在斗志昂扬的阿历克斯.萨尔蒙德（4）领导下苏民党在2007年一举扭转民意将工党从独霸苏格兰的位置上赶了下来。有人认为苏格兰议会将会大受欢迎，结果现在各色丑闻加上建筑本身的成本使得它沦为了苏格兰的笑柄。当然，随着苏格兰人逐渐接触到苏格兰议会通过的新法律，这一点也有可能得到改变。爱丁堡方面实施的政策包括更为慷慨的养老金；苏格兰学生免收预付额外学费，尽管在苏格兰上大学的英格兰学生必须交费；允许北部高地社区强制征购其所占土地的新地产法得到了通过；最后还有公共场合的禁烟令。这一切举措都为苏格兰赢得了比英格兰更左倾的名声，尽管目前苏格兰人还没有遭遇额外的税收。

真正令人震惊的变化还得算是议会成立后苏格兰公共生活背离英国其余部分的速度。苏格兰一向有着自己的法律体系、教育体系、报纸体系以及足球联赛体系。现在她又有了自己的独立政治体系，这一体系有着自己的争议与个性。战后英国故事的这一部分至今依然在不断发展。和英格兰一样，苏格兰的经济也正在从制造业向服务业稳步转移。在多年下降之后，苏格兰人口于2003年开始缓慢回升，英国其他部分与苏格兰之间的移民方向开始倾向于苏格兰。数量庞大的政治难民来到英国后那些被安排到苏格兰的难民很快就发现苏格兰人的态度远不如他们虔诚民主的自我形象所暗示的那样友好。此外地方自治也基本没有平息原有的反英格兰情绪。

威尔士也有她自己的政治体系，但是在感觉上并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差异存在于侧重点而非大方向。相比之下苏格兰给人的感觉完全是另一个国家，而伦敦与爱丁堡的距离给人感觉也远远不止400英里。在2006-07年冬天举行的民调显示超过半数的苏格兰人已经做好了投票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准备。这可能只是一声不和谐的杂音，对不得人心的伦敦政府的反动。未来的英国分裂有过不少早期的警示信号，早在六十年代晚期发现石油时起，一直到九十年代中期梅杰政府的最后时光，这一话题一直都是辩论的热点。实际上，现在很可能正在发生缓慢而温和的分离。英格兰与苏格兰之间从未有过一刀两断式的宪法刀锋来将两者切割开。两者之间的关系更像是被缓慢拉开的两片披萨饼，依然还算在一起但是彼此间的联系只剩下了几绺奶酪拉丝。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Claim_of_Right_1989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Enric_Miralles

（3） http://baike.baidu.com/view/482652.htm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Alex_salmond

乐观主义是推动北爱和平进程的唯一真正力量。接下来的这段话今天往往被人视为和谈进入关键时刻时布莱尔最著名的言论：“已经不是说空话的时候了……我感到历史之手已经按在了我的肩头。”尽管这话听上去难免令人忍俊不禁，但是否认这是布莱尔所取得过的最重大成功之一也十分不公平。正如我们之前所见，梅杰的确付出了坚忍不拔的努力并终于促成共和派与统一党坐到了同一张桌子两边。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血腥疯狂与他自己在议会里的弱势地位导致和谈一度陷入僵局。在克林顿的鼓励下，布莱尔早在工党依然是反对党时就将北爱和平当成了自己掌权之后的头等大事。他入主唐宁街十号以后首先就访问了北爱地区，之后又安排唐宁街紧盯爱尔兰共和军的动向，只要对方看准时机宣布进一步停火，唐宁街立即进行谈判。他任命了好斗、粗犷且极其勇敢的莫.莫兰姆担任新任北爱事务大臣，为了促成和平协议，她不惜对统一党大爆粗口、瞒天过海，同时对新芬党则是又拉又哄。除了布莱尔之外，莫兰姆可谓是新政府当中最接近魅力名人的人物。

很快乌尔斯特统一党政客们就开始觉得她有些过分。他们怀疑她骨子里“是绿色的”。她集中了自己的全副魅力来压制共和派，与此同时一支由布莱尔主要助理领导的唐宁街十号团队则专心应对统一党。布莱尔将会强调自己的统一党家庭背景来试图赢取支持。在梅杰手下一共有三场同时进行的谈判。有一场北爱政党之间举行的直接谈判，目的是创造一个他们可以共同参与的权力分享体制。这场谈判的主持人是前美国参议员乔治.米歇尔（1），也是和谈进程中最难办的部分。有一场北爱政党与英国及爱尔兰政府之间就未来北爱边界与宪法进行的谈判。最后在伦敦与都柏林之间也有一场就更为广泛的宪法与安保问题举行的谈判。

谈判进程的细节十分引人入胜，但是在这里不能多写。总而言之这是一个漫长而困难的进程，不止一次陷入难以为继的死局当中，之所以能够一直继续下去主要归功于布莱尔个人。他的顾问们抱怨道他在北爱问题上花费了不成比例到可笑的时间，毫不吝惜地挥洒着魅力与能量以及一连数月夜以继日的工作。此外他也承担了极大的个人风险。在和谈初期他曾邀请过新芬党的杰瑞.亚当斯（2）与马丁.麦克吉尼斯（3）前往唐宁街访问，后者同时也是爱尔兰共和军的高层领袖之一。北爱办公室以及统一党圈子里都有人认为布莱尔对共和派的让步太大，尤其是在释放恐怖分子的问题上。他的前任北爱事务大臣与朋友曼德尔森也说过类似的话。但是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拉拢统一党上面。他将工党带离了原先支持爱尔兰统一的立场，华盛顿方面也认为他是个统一党。有一次当和谈再次破裂时，莫兰姆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她前往臭名昭著的梅兹监狱与共和派以及英统派恐怖分子囚犯会谈。这些隐藏在各自政客背后的恐怖分子们依然对外界事务掌握着生杀大权——这话不是打比方，完全是字面意思。

1998年复活节是各方商定的最后期限，在经历了最后一刻的挫折之后，和谈终于有了结果。只要大多数北爱居民同意，北爱就将继续成为联合王国的一部分。爱尔兰共和派将会放弃对北爱的领土要求并更改宪法。各个政党将联合组成一个基于新民选大会的分权执行层。将会成立一个南北事务机构，以切实而不张扬的形式维持维持北爱与爱尔兰的联系。泛军事组织要么投降要么销毁武器，成为独立政治团体并接受监督。囚犯将全部得到释放。北爱警察执法这一一直以来令人头痛的问题也将得到整顿，变得更加公平。这项和约包含着大量痛苦之处，尤其对于统一党而言。真正的和平仅仅刚开了个头，日后还将面对许多威胁。受难日协议（4）签署几个月后不久发生的奥马爆炸事件（5）是最为恶劣的一次倒退。爱尔兰共和军的一个离心团体谋害了29人，另有200余人受伤。但是这回极端分子再也无法阻止谈话的进行了。

北爱边界两边的全民公决全都批准了和约条款之后，解除武器就成了令人筋疲力尽的无休止相互虚张声势。尽管北爱温和党派的两位领导人，乌尔斯特统一党的大卫.崔贝尔（6）与社民工党的约翰.休姆（7）共同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最终达成的协议却把他们的党派排挤到了一边。这使得选民十分紧张，他们两人在接下来的选举中也输给了走强硬路线的对手，伊安.派斯利的民主统一党以及亚当斯与麦克吉尼斯的新芬党。这使得在贝尔法斯特建立有效的分权执行层与公民大会变得更加困难起来。但是令人惊讶地是，人称统一党“不博士”的派斯利与他的共和派对手亚当斯最后还是坐在了同一张桌子的对面。伴随多年来恐怖活动的街头流氓与犯罪行为尚未销声匿迹，但是托了协议的福，上百位有可能因为“局势不稳”而丧命的无辜之人在和平环境中生活了下去。投资也返回了北爱地区。贝尔法斯特面貌一新，成为了一个更为洁净、繁忙而自信的城市。大企业越发深入地开展了基于爱尔兰全岛的商务活动，尽管北爱边界已经存在了200余年。这一切都有托尼布莱尔很大一份功劳。正如他的一位自传作家所写道的那样，“他调动了自己的全部能力，解决了一个积年已久的问题。对他来说这是足以改变一生的经历。”*9*

（1）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orge_J._Mitchell

（2） http://en.wikipedia.org/wiki/Gerry_adams

（3） http://en.wikipedia.org/wiki/Martin_mcguinness

（4） http://en.wikipedia.org/wiki/Good_Friday_Agreement

（5） http://en.wikipedia.org/wiki/Omagh_bombing

（6） http://en.wikipedia.org/wiki/David_Trimble

（7） 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Hume

布莱尔于1997年上台，此时的英国上下都洋溢着新近复兴的名人时尚文化。这为数量有限的政客提供了崭新的机会。但同时也伴随着高昂的成本。造星产业一直与我们同在，不过名头一直与时俱进而已。六十年代的摇滚巨星、好莱坞巨星以及电视明星得到了各路小报以及新一代妇女与都市杂志的盛情款待，造星产业也由此一飞冲天。此类采访与人物介绍在七八十年代扩散得很快，但是直到1988年当代名人文化才正式成形。这一年的5月17日，英国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当代名人彩页杂志《Hello!》（1）正式投入发行。这是西班牙杂志《Hola!》的英语版本，此时该杂志已经将其所有者艾达多.桑切斯.贾克（2）变成了百万富翁。人们往往将《Hello!》的成功归功于富有异域气质的玛奎莎.德.瓦瑞拉（3），据说她家里养了200多条狗，还在乌拉圭、纽约以及伦敦拥有4栋豪宅。《Hello!》的办刊模式将会得到1993年创刊的《OK!》（4）以及许多其他杂志的效仿，以至于今天随便哪个城市或乡镇的商店书报架上都能看到款式大同小异的彩印类型杂志排出好几尺。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英国公共文化的变迁。

这一甜心交易的实质在于名人接受采访与摄影并得到可观的回报，而他们得到的报道则一般充满溢美之词，绝对不会与他们过不去。《Hello!》让并非完人的名人们有机会躲过常规媒体鸡蛋挑骨头式的工作方式，而杂志则借此更轻松地贴近最有名的人物。《Hello!》营造的这个阳光明媚、生活幸福、积极向上、打磨抛光的世界经常成为讽刺的对象。《Hello!》对于露齿而笑的夫妇以及他们的温馨爱巢进行的全方位乐观主义报道往往会在真实世界里难以避免地伴随着日后的离婚、酗酒、事故以及其他更为常见的丑闻。但是这无法阻止杂志的成功。人们似乎十分喜欢阅读名人与俊男美女的美好故事，尽管他们在心里很可能都清楚这些人还有另外一面。《Hello!》创刊的同一年，BBC在每天的黄金时段引进了澳大利亚肥皂剧《左邻右舍》（5）。该剧在澳大利亚反响不佳，但是在英国却一炮走红，收视最高峰时期曾经吸引过1500万英国观众。与灰色的现实英国相比，这部戏也营造了一个年轻而阳光的世界，*8* 而这部戏早期的演员凯丽.米洛（6）与杰森.多诺万（7）也成了英国家喻户晓的明星。在《Hello!》与《左邻右舍》进入英国社会的同一年，ITV推出了他们最为成功的日间电视节目《今晨》（8）。节目录制地点在利物浦，主持人是理查德.麦德利（9）与朱迪.费尼根（10）。日间电视节目自1983年就出现了，弗兰克.鲍（11）与赛琳娜.斯科特（12）主持的BBC1频道早餐节目与独立的《TVam》（13）同时来到了观众面前。但是这些节目相对而言走的还是高雅主流的路线，而《今晨》则更为流行。名人文化就此打入了电视圈。

这个九十年代期间在传媒界四面出击到处开花结果的名人幻想世界和当时社会的其他方面有什么关系吗？首先说它提醒了政客们、广播行业总裁们以及广告界人士重新关注能量可观但最近遭遇冷落的乐观主义所具有的力量。九十年代的主流新闻媒体一直向观众们呈现着一个无限凄惨的英国，遭到焚烧的死牛，可怖的谋杀案以及骇人的铁路事故，这促使着千百万观众们更为急切地投入了名人文化的怀抱。 他们并不相信名人们的生活就全都美满幸福，或者名人们永远表现正派，或者他们永不衰老。但是在名人的世界里所有人的用意都是好的，豪宅庭院里的游泳池畔总能迎来崭新的黎明。那些愿意流露感情的名人，那些愿意揭示自己内心伤痛的名人，将会拥有左右整个国家的力量。而在八九十年代的英国，所有名人当中最为耀眼夺目的一位就是美丽而命途多舛的戴安娜王妃。15年来她一直占据着公众视野，这个并非知识分子、童年笼罩在父母离异阴影之下的贵族姑娘在1981年迎来了一场童话般的婚礼，之后就发现她的生活与一位比她老很多的男人拴在了一起，这个人与她没什么共同语言，而且其实也并不很爱她。

这场婚姻的缓慢解体令整个英国都看得目不转睛。戴安娜从一个精致的瓷娃娃，一位轻声细语的上流交际圈新秀逐渐转换成了一位身材单薄的年轻母亲，最后终于成为了一位极富魅力与自信的公众人物，她就像新时代的玛丽莲.梦露一样长于应对公众以及引诱摄像机。随着八十年代的时尚越发浮华充溢，她也随之转变。她就像为数越来越多的年轻女孩一样遭受着贪食症的困扰。当她日后坦诚自己一度曾经自残时，她看上去与众多家境远不如她的姑娘们并无二致。当瘟疫与残酷成为新闻话题时，她担任了现场解说员，与艾滋病患者亲切拥抱以示其安全性，还公开宣传地雷的危害。关于她婚外恋的谣言四处纷飞。此时的英国离婚盛行，“这都是为了孩子好”与“我也有权追求幸福”在千家万户无数张餐桌上争斗不休。因此大奶那不仅仅是一位嫁给储君的美女，还是一位公众情感的芭比娃娃，无数人都可以用自己的私人伤痛裁剪成各种服装套在她身上。人们往往错误地以为她能够了解自己。就如同中世纪的人们相信君主的触摸能够治愈瘰疬一样，她的回眸也具有同样的魔力。她的仰慕者往往狂热而执着，皇室此前从未接触过这种人，因此既不适又警觉。皇室是活的象征，而戴安娜则是活的偶像。

在1987年生下第二个儿子哈利之后，戴安娜的婚姻就在公众的眼前垮了下来。1992年，记者安德鲁.莫顿（14）不惜冒犯众怒，声称他的《戴安娜——她真实的故事》一书描述了戴安娜光彩形象的背面，包括她的自杀企图、激烈的夫妻争吵、她的贪食症以及对查尔斯王子与昔日情人卡米拉.帕克.鲍尔斯旧情复燃的日渐确信，查尔斯随后接受乔纳森.迪波比（15）电视采访时亲口确证了这一点。同年12月，在莫顿的新书出版之后，约翰.梅杰对外宣布查尔斯与戴安娜正式分居。身为一位精明的媒体操纵家，戴安娜同时成为了媒体森林中的猎手与猎物，一方面为人所扰，另一方面也不放过别人。然后在1995年她接受了《全景》的采访，采访当中她打破了皇室圈子仅剩的一切禁忌，无所顾忌地谈论起了自己婚姻的破裂（“这事我们三个人都有份”），攻击温莎家族的冷漠无情并承诺成为“人民心目中的王后”。1996年正式离婚之后她继续在全世界进行慈善工作并与哈洛德百货所有者之子多迪.艾尔.法耶德（16）。对许多人来说她是个自私而无所顾忌的女人，对君主制的威胁。对于为数远远更多的人来说，她痛苦的人生故事以及愿意与公众分享痛苦的时兴做法使得她远比正规的皇室更值得珍重。无论她走到世界的任何角落，密切的关注都会接踵而至，她的容貌与名字对于报刊杂志而言就是销路的保证。1997年夏天的英国有两位超级名人，一位是布莱尔，另一位就是戴安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