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鄂国金佗稡编续编校注》记 -- 古城老农

一、

《鄂国金佗稡续编校注》是王曾瑜教授的心血之作，将其他史籍中有关岳飞的资料搜罗穷尽，除非考古有重大发现，否则有关岳飞的史料也都在此一编之中，如果还有什么疑问缺漏，只能通过推演和想象来补充了。

岳飞父子惨遭奇祸，沉冤难雪，身有数百血战之功，而命送刀笔之下，家人流放期间，或者就得出结论：弄枪杆子的终究斗不过弄笔杆子的，所以自三子岳霖开始，就发奋于文墨，以为以此方可以雪先人之奇冤，洗门庭之大辱。这种对自身遭遇的解读，固然有其惨痛经历的切身体会，却也并不完整准确。就象左宗棠为骆秉章师爷时曾斥骂其某部将“忘八蛋”，被引为奇耻大辱，认为左宗棠跋扈只是因为他是举人，所以教训子孙发奋读书科举，孰几可以报仇雪恨。其实，秦桧与左宗棠的得意，并非仅仅因为他们擅长文字，以为自家刻苦读书也成为大文豪就可以胜过他们，不过是一种误会而已。

但不能说岳家致力于文墨就没有用处，这部煌煌巨著及其影响就是明证。以愚观之，后世论说岳飞，基本不出岳珂此书，固然因为材料的缺乏，却也主要由于岳家文笔的老到，少有破绽，令人信服。一般子孙记述先人，只能当作野史传闻，备正史之不足，而象岳珂此书为历来史家所尊重者，并不多有。当然不无修正存疑之处，主要是岳珂刻意回避乃祖与高宗的矛盾，甚至把凡是高宗不利于岳飞的言论，一概斥为秦氏伪造“玉音”，但就当时而言，不难理解，更不应苛求责备。

岳珂的辩才，在《吁天辩诬录》里展现的淋漓尽致。岳珂之辩，是把别人加给岳飞的种种罪状，原文引录，然后正面辩驳，没有丝毫躲闪回避。愚以为这才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的“辩诬”，远胜那种游移闪烁其辞的鸣冤叫屈。

不过，岳珂纵然辩才无碍，却也终究不曾领悟乃祖何以召祸。岳珂在《吁天辩诬通叙》里说：“其他如以不附和议为怀奸，以深入奋讨为轻敌，以恢复远略为不量彼己，以不事家产为萌异志，以不结权贵为妄自骄傲，此臣又将哀桧之愚，而以为不必辩。”这段文字痛快淋漓，却恰是说明岳珂还是不明其中玄机。

岳珂不明白，加于乃祖头上的那些公开的罪状仅是冰山之角，下面才是摆不上台面，他以为不必辩的那些阴暗心理。岳飞终究不是熟读史书的人，他对历史的认识太单纯，远不如那些博览群书者复杂。岳飞以关羽张飞自期自命，却不料高宗并不是先主刘备，没有视其如同手足的襟怀。岳飞手握重兵雄据上流，他自以为是如关羽之守荆州，而在朝廷不仅仅高宗看来，倒更大有王敦、桓温之势，早有芒刺在背之感。而挥师北伐，所向克捷，他自以为是如诸葛亮，而在朝廷看来，倒更象是刘裕。南宋建国之后的局势，更似东晋而非三国，所以朝廷里的疑忌也就更显得于史有据。

既然有这种心态，则以为“跋扈”、以为“骄横”，以为“尾大不掉”，诬之曰谋反，加之以极刑，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仔细思量，又岂有此理哉？曾国藩有云：性理之说，愈推愈密，于无忌惮之小人莫敢谁呵，独于一二朴吶君子苛责不已。以道德良知绳人者，也只对那些畏忌道德者有用，对果然跋扈骄横者，却又是根本无计可施的，诸如刘豫之称帝、李成之为盗、俪琼之反叛，都逍遥自在，都不见一言之指责。至于金人之跋扈骄横，杀其父兄，淫其母姊，高宗反倒尊之为大金，自称曰臣构，屈膝跪拜，必恭必敬了。想念至此，则所谓跋扈之说，真如岳珂所云，不必再辩了。

唐僧之紧箍咒，只能施之于保他取经的孙悟空，让其头疼欲裂，满地打滚，而对那些妖魔鬼怪，却无此奇效。读书至此，不觉废书三叹息。

二、

岳云较之他锋芒难掩峥嵘时现的父亲而言，沉潜内敛许多。他的事迹，只有寥寥几笔，而言语文字，则无一字之传。岳云十二从军，冲锋拼命必须当先，论功行赏往往居后。因为练习骑马重铠注坡，马蹶落地，岳飞就要将其处斩，虽然众将苦求，还是杖之一百。郾城大战，以寡击众，又是他首先领兵贯阵，岳飞还警告他：“必胜而返，如不用命，吾先斩汝！”

如果只有这些事情，几乎使人怀疑他和杨再兴一样，只是一介勇夫。但颖昌之战的表现，说明他已经具备了独当一面的气魄和能力。在大敌当前，连宿将如王贵也不免稍怯时，岳云力主出战，运筹指挥，实际履行了前敌总司号令的职责。以此看来，岳云并不缺乏头脑，则他对临战在前，有功不赏毫不计较，也就不能以年少单纯视之，只能理解为忍辱负重。

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临战必须英勇，立功必须推让，岳云因为是岳飞之子，有祸却又必须牵连其中了。因为如果岳飞要谋反，而他从军的儿子却又不涉及其中，总是说不过去的，于是就有了岳云写信给张宪、王贵的诬告了。这大概从未存在的信据说烧掉了，而这也是历史记载的唯一说是岳云的笔墨了。十二从军的岳云，究竟有多少文化不得而知，连屡次辞让封赏的上书，都是岳飞自己做主写的。

当时为了锻造大狱，整了岳飞不少黑材料，而岳云却除了那死无对证的所谓书信，再无罪状，由此也可见岳云平日的为人处事。假如岳云有把柄，兴狱者断然不会放过，也可以治岳飞一个纵子做恶之罪，而锻炼罗织之下，还是一片空白，真让人感慨不尽。

岳飞之杀，或者还有种种争论，而岳云之死，原因却只有一个：仅仅因为他是岳飞的儿子。然而当岳飞的儿子，却又何其不幸？读为岳云昭雪的诏书，到“引剑呼痛，世已知杜邮之冤；结草酬恩，尔尚思辅氏之报。勿以重泉之永隔，而忘许国之初心”字样，更不禁为之心绪难平。附诗一首：

忠臣孝子萃一门，墓为名胜魂为神。

身经百战功多没，策定一言史未存。

精诚岂在独安赵，感动不只愧姓秦。

千秋正气壮山岳，几许深情随岫云。

三、

岳飞的幕僚之中，有一个并不引人注意，但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薛弼。岳珂在《吁天辩诬录》里对薛弼非常恼火，说：“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公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风望旨，动息辄报，是以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后来接受岳珂观点的史家，一般以此为据，说薛弼早已堕落为秦桧一党云云。

对岳家的这种怨言，当时就有人替薛弼觉得委屈。叶适在《故知广州敷文阁待制薛公墓志铭》说：“公既为岳飞参谋，飞与其徒妄臣反（此句语义不通，原文如此），冤气贯日月。独公幸免，其子弟或以咎公。呜呼！巨浸大疫，杀人成丘，死者之家不怨免者，知不以己之所遭同与人也。桧果于杀飞，而不忍害公，天诱之也，岳氏何尤焉？”这里把秦桧之祸比做非典一类的天灾，倒霉与否，只是幸与不幸的运气而已，岳家没有道理记怨薛弼。

王曾瑜先生以为岳珂所说“动息辄报”并不符实，而薛弼一手抚养成人的侄子薛季宣在著作中一力推崇岳飞，无疑受其影响，也就可知薛弼对岳飞的态度了。薛季宣并说当时张俊也想把薛弼牵连入罪，但因秦桧的反对而止。

其实就连岳珂耿耿于怀的薛弼所述关于岳飞建储事而言，薛弼所做所说也并无太多可议之处。岳飞自做主张向高宗建议立储，一则涉及高宗隐私，再则触犯武将忌讳，碰一鼻子灰并不意外。岳飞下殿后，薛弼随后觐见，“上视之色动”，高宗看见薛弼脸色为之一变，估计高宗当时有点怀疑是薛弼出的主意。薛弼说：“臣在道，常怪飞习细字，乃作此奏，虽其子弟无知者。”是撇清自己，同时也撇清别人，岳飞闯了祸既然已经无法补救，薛弼也就努力不让自己和别人再陷进去，“虽其子弟无知者”一句话，就把自己也把包括岳飞家人在内的其他人都捞出来了。如果让高宗以为岳飞平素对这个问题就与人窃窃私语，记恨下来，则将来大狱一兴，连累不知凡己。

这里值得回味的是根据张戒记载，薛弼告诉他岳飞在上奏前曾经对自己说过，但薛弼“不敢应”，薛弼在事先不敢阻止岳飞。由此可以揣测薛弼性格有些柔弱，至少有点怕岳飞，虽心有异议而不敢对上司直言不讳，而岳飞平时一旦主意已定，或者也不喜欢听下级的反对意见。

事实到了这里，大概也基本清楚了，但仍有值得深思的地方。高宗君臣对岳飞最忌之一，就是结交文士，所以岳飞一案，对武将的处罚只涉及亲子岳云和爱将张宪，因为不然就不足以成狱，而对幕僚文士的惩罚，则牵连颇广。薛弼最早进入岳飞幕府，时间既长，关系也深，却没有卷入受累，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而且，当时岳飞的重要部下，要么牵连获罪，要么附和冤狱，为岳飞的一些罪状作证，而薛弼既没有获罪，也没有作证，更显独特。那些对薛弼没有意见的人固然觉得无可非议，对他不满者如岳珂也抓不住什么证据，只好说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了。

总而言之，薛弼与秦桧交而岳飞不疑，处岳飞幕而秦桧不忌，于水火交争势不并立之际，独能身处旋涡之中而逍遥是非之外，真可谓善保其身之明哲，比之张子房、李长源，虽功业不如，而为人处事则仿佛焉。虽然，孔子有言：“其智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后人若以薛弼之巧于避祸为高人一等，则薛弼且不忍亦不敢以此自居。高明之士，于忠义之事，虽勇不足以亲身力行，而于忠臣烈士，则崇敬有加，未尝以愚相轻，亦未尝以智自得也。若仅以忠勇为愚，以圆滑为智，则为侥幸之小人而已，何高明之有哉？

PS：薛弼的侄子薛季宣曾师事袁溉，袁溉是程颐的弟子，在理学发展史上是一位不大不小的人物，特别对周易太极图的发明传承有很重要的作用。岳飞曾很想把袁溉纳入幕府，可是袁溉一见岳飞，不辞而别，说“岳公武人而泥古，幕府无圆机之士，难乎免矣。”可见岳飞是让书呆子都觉得呆的人，岳飞用兵打仗，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对兵法并不迷信，可是做人却没有那种悟性，或者人的天赋，真是有所不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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