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阿灵顿国家公墓记游（上） -- 晨枫

到华盛顿DC旅游的人不少，到了华盛顿DC而到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可能就不多了。正好有朋友的汽车可以借光，他在华盛顿DC多年，自己也从来没有去过阿灵顿，我们就一起到阿灵顿到此一游了。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大门，其实这也不是门，但一进来，第一个看到的就是这个，罗马式的纪念建筑

坡下就是五角大楼

一排排，一列列，无尽的墓碑，记载了美国军人在世界各地征战的历史

阿灵顿是一个风景秀美的好地方，华盛顿那边樱花都榭了，这里还有

这些小兵的墓没有将军们的显赫，生前排着队被将军吆喝，死后也只有排着队陪伴不再能吆喝的将军

阿灵顿国家公墓在波托马克河的西岸，和林肯纪念堂隔河相对，位于国会大厦-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的延长线上。这里的面积很大，安葬着二十九万多美军将士。有意思的是，这里居高临下，正好骑在五角大楼的肩上，五角大楼里面的诸公每天要承受着阵亡将士默默地目光，这倒是一个不错的提醒，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管用。

到这里来的一般游人不多，但有很多中学生。说到中学生，美国的爱国主义教育很厉害，华盛顿DC的游人至少有一半是中学生，每到一个纪念碑，都是老师在给学生讲历史、权力、宪法，在博物馆里也是一样。老师时不时地要提问，学生则根据情况，在室内凉爽的地方很起劲地举手抢答，在室外走累了，晒蔫了，就死样怪气了。但到华盛顿DC来做爱国主义教育真是不错的举措，面对历史文物，很容易使“无知无畏”的中学生产生一点应有的敬畏，讲的东西或许能听进去一点。不过中学生毕竟是中学生，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也是嘻嘻哈哈的，不时有老师或者工作人员要训斥一下。

阿灵顿国家公墓的入葬有一定的条件。在作战中阵亡的现役军人，参加过实战的退役老兵，获得过国会荣誉勋章、杰出服务十字勋章/海军十字勋章/飞行十字勋章、杰出服务勋章、银星勋章、紫心勋章等受奖军人，都有资格安葬在这里。总统和前总统也有资格，因为总统是美国三军最高司令。曾经参军、后来当选为国会议员或者最高法官的人，在战争中被俘但不辱国格的前战俘，他们也有资格安葬在这里。有资格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人的配偶、未成年或残疾孩子，或者在海上、国外尸骨无存或者就地安葬的现役军人的配偶、未成年或残疾孩子，也有资格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

美国虽然是一个讲究平等的国家，但是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不难注意到平等是有条件的，一些人比其他人更“平等”。比如说，小兵和尉官的墓就是一个小小的墓碑，大家一样，老少无欺，在无边的草地上一排排、一列列，无穷无尽。但是高级军官的墓就集中在显眼的山坡上，墓碑要豪华得多，有的还有一点装饰。

威廉·哈尔西海军上将的墓，旁边是他老爹老威廉的墓

将军中，海军名将威廉·哈尔西的墓正好在主路边上，不容易错过。哈尔西的墓很容易看错到他老爹那里去，老爹是海军上校，也“够格”埋在山坡上了。哈尔西是美国海军历史上仅有的四个五星上将之一，其他三个是李海、金和尼米兹。哈尔西相当于二战美军中海军的巴顿，以勇猛著称。他错过了中途岛海战，但赶上了莱特湾海战。他对太平洋海战的实际作用存在着争议，一般认为他的真实贡献远远不及尼米兹，甚至不及斯普鲁恩斯，但他对珍珠港之后特别困难时期鼓舞美国军心民心的作用不容置疑，他头上的光环一直戴到最后。

说到五星上将，这既是荣誉，也有很多军种政治包含在里面。哈尔西是1945年12月11日晋升的，是海军中所有五星上将中最后晋升的。最先晋升的是美国总统参谋长李海，1944年12月15日；接下来是陆军总参谋长马歇尔，12月16日；再接下来是同样的交错晋升：海军作战部长金，12月17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12月18日；太平洋盟军司令尼米兹，12月19日；欧洲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12月20日；陆军航空队总司令阿诺德，12月21日。这个顺序微妙地体现了海军作为“资深军种”（senior service）的地位和诸位五星上将之间的资历差别。罗斯福本人据说偏心海军，他在当总统前曾经是海军部副部长。布莱德利是1950年9月20日才得到晋升的，他也是最后一名五星上将。

阿灵顿里名将如云，约翰·潘兴可算美国军官第一人，连军官证号都是0-1号

陈纳德中将是中国人熟悉的，他创建的“飞虎队”在二战中国战场有利地帮助了中国军民的抗战

海曼·里科弗是核动力之父，可能也拥有服役期最长的纪录：64年！82岁的时候才不情愿地退役

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名将如云。这里有约翰·潘兴，他是美国唯一的元帅（General of the Armies，乔治·华盛顿是在1976年才由国会特别议案追认的），在历次战争中把印第安人和墨西哥人打得没了脾气，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指挥美军在欧洲投下了决定性的砝码，奠定了美国作为崛起帝国的地位。他的军官证是O-1号，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美国军官第一人。他还是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巴顿、布莱德里的恩师，在美军中享有崇高的地位。

克莱尔·陈纳德中将也在葬在这里，他是中国人民所熟悉的。他在30年代不合时宜地提倡重视战斗机，受到把持美国陆军航空队的轰炸机派的排挤，在1937年怒而辞职，来到抗战中的中国。他不仅帮助训练和指挥中国空军，还招募志愿者（实际上是雇佣军）飞行员，组建著名的“飞虎队”参加空战，他们的P-40战斗机上画上张开血盆大口的老虎。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公众从孤立主义美梦中被打醒，突然发现陈纳德和他的飞虎们已经在中国抗击不可一世的日军，陈纳德在一夜之间成名，在几个月后杜利特空袭东京之前成为美国最有名的抗日英雄。此后不久，陈纳德以上校军衔恢复军职，“飞虎队”也编入美军战斗序列，继续在中国战斗。“飞虎队”从湖南攻击侵华日军，并组织越过喜马拉雅山的驼峰空运，极大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抗战。但陈纳德的官运不怎么样，在战争中只升任少将，在临终的病床上才晋升中将。在垂危的时候，麦卡锡委员会的人问他，谁打胜了朝鲜战争，陈纳德毫不犹豫地回答：“共产党”。

同样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的海曼·里科弗最后晋升到海军上将，他是美国核动力海军的创始人。1945年，潜艇出身的里科弗被派往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核反应堆项目代表海军出任副主管时，敏锐地意识到了核动力对海军的意义。里科弗以超人的执着、细致和严谨，一手缔造了美国海军的核动力时代。在他的领导期间，美国核动力舰艇没有一次事故是由于核反应堆而引起的。里科弗坚持在每一艘核动力舰艇首航时亲自随舰出航，美国海军所有的核动力舰艇的军官统统都要经过他亲自面试才能录用，几十年来，他面试了超过14000名从院校刚毕业青涩军官到海上泡过几十年的老油子。里科弗在推诿责任的美国官场里，立场鲜明地坚持对核动力舰艇上的所有过失负全责。但里科弗也得罪了几乎所有人，两次在晋升将军的关头被刷了下来，直到白宫、国会、海军部长亲自出马，威胁要重组海军军官晋升体制，才勉强得到晋升。在第一艘核动力潜艇“鹦鹉螺”号成功首航后近30多年里，里科弗不屈不挠地顶住美国海军中传统势力的围追堵截，即使办公使被排挤到改装的女厕所里也坚持不放弃对美国核动力舰艇的绝对领导。但在美国海军中服役64年之后，跨越了从威尔逊到里根的13任总统任期，里科弗于1982年1月31日终于被迫退役，时年82岁。83岁生日时，前总统尼克松、福特、卡特（卡特是里科弗面试过的核潜艇军官中的一个）到场祝贺，也算是一个安慰了。

阿诺德是美国空军唯一的五星上将，也是美国历史上唯一同时拥有陆军和空军五星上将的人

布莱德利是著名的“士兵的将军”，他也是美国最后一名五星上将

威廉·多诺万，有人称他为“中央情报局之父”，尽管他并没有直接参与中央情报局的草创

布尔达海军上将在冷战结束后提出“有海到陆”的海军战略，他从水兵一步一步上升到海军作战部长，但最后被揭露伪造勋章，事发后自杀

日军进攻菲律宾是，温赖特被麦克阿瑟留下挡枪子，战后重逢

鲍威尔的U-2在苏联被击落，但他没有殉国，可能有人不高兴

李奇微在诺曼底登陆时就是和伞兵一起跳下去的猛将，也是少有的到哪里都挂上手榴弹的将军，他是朝鲜战场上最受志愿军敬重的美军指挥官

《海军陆战队把星条旗插上硫磺岛》照片中的三个士兵也在阿灵顿

在阿灵顿安葬的还有很多其他军中名人。亨利·阿诺德是美国空军唯一的五星上将，不过他的五星上将是在陆军航空队的时候授予的，在1948年美国空军成立时，阿诺德已经退役了，他的空军五星上将是从陆军“带过去”的，美国空军至今没有一个从内部晋升的五星上将。奥马尔·布莱德利不像有些将军那样飞扬跋扈，而是有名的“士兵的将军”。他本来是巴顿的部下，但后来成为巴顿的上司，在1949年成为第一任参联会主席，从此美国三军第一次有一个统一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威廉·多诺万也安葬在这里，他的军衔只有少将，但他创建的战略勤务局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前身，多诺万也通过艾伦·杜勒斯等门徒对中央情报局的使命、组建和运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杰瑞米·布尔达海军上将的成就则和尴尬一样巨大，这个美国海军唯一从水兵晋升到海军作战部长的家伙制定了冷战后“由海到陆”的海军战略，但自说自话佩戴了几枚实际上没有获得的勋章后被记者揭穿，只好含羞自杀。八国联军中美军司令查尔斯·柯利兹准将、被麦克阿瑟留守在菲律宾等死的倒霉蛋约纳森·温赖特少将（战后最后晋升到上将）、被苏联打下来的U-2间谍飞机飞行员弗兰西斯·鲍威尔、朝鲜战争中摸准志愿军“星期攻势”的马修·李奇微中将（后升任上将）、南北战争中北军总司令菲利普·谢里登、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美国总统威廉塔夫特（在老罗斯福之后，威尔逊之前）等，都安葬在这里。雷内·加农、伊拉·海叶斯和麦克·斯特兰克也安葬在这里，这是乔·罗森塔尔的不朽名照《海军陆战队员在硫磺岛升起美国国旗》中六个人中的三个。和奥巴马竞选总统的约翰·麦凯恩参议员的祖父、父亲也安葬在这里，祖父麦凯恩在二战前期负责美国海军在南太平洋的岸基航空兵，极大地支援了瓜岛战斗。在战争后期的莱特湾大海战中的萨马尔海战中，他指挥第58特混舰队第一分舰队及时回援寡不敌众的斯普拉格的驱逐舰队，补上了哈尔西的大漏洞。父亲麦凯恩也是海军上将，在越南战争最关键的1968-72年期间担任太平洋美军司令，对越南战争有重要影响。参议员麦凯恩在越南战争中是海军飞行员，飞机被打下来后在越南战俘营里关了很多年，退役前是海军上校，估计以后也会在阿灵顿有一席之地。

温盖特是英军将领中非常异类的一个，热衷特种作战，他是阿灵顿少有的外国军人之一

阿灵顿国家公墓主要是安葬美国军人的，但这里也有不多的外国军人，英国的奥尔德·温盖特少将就是其中的一个。温盖特是一个很异类的英国军官，他出身在印度，严格的基督教教育使他具有强烈的救世和基督教犹太复国主义情节，以帮助犹太人重建以色列为上帝赋予的神圣职责。在担任驻巴勒斯坦英军情报军官期间，温盖特组建了由英国军官和犹太人自卫武装人员组成的犹太警察部队，以夷制夷，对付阿拉伯人。这成为犹太人的黄埔军校，后来的以色列名将摩西·达杨就来自这里。温盖特热衷于非常规的深入敌后的奔袭和伏击作战，对阿拉伯袭击者的村庄残酷报复，在战斗中身先士卒，特别关心官兵的福祉，在官兵中具有很高的威望。但他的亲犹太人倾向太露骨了，以至于上司不得不把他调回英国。二战打响后，他组织起由英国人、苏丹人、埃塞俄比亚人和一些犹太警察部队中的老部下组成的“吉迪恩部队”，到意大利占领的埃塞俄比亚的敌后作战。在配合正规军的过程中，仅1700人的“吉迪恩部队”先后俘虏了两万意大利部队，受到海尔·塞拉西国王的高度赞扬，并被授予英国的杰出服务勋章。但温盖特为人古怪，与同僚和上司处不好，很快陷入忧郁症，1941年夏东非战役结束后，回到英国治疗。但他的成就受到丘吉尔的赏识，被调到印度，帮助在东南亚节节败退的英军扭转局面。温盖特在印度组建了“钦迪特”旅，这是以缅甸传说中的神狮命名的。在东南亚英军一败再败的时候，“钦迪特”旅深入敌后，主动出击到依拉瓦底河以东作战。虽然最后被日军包围，被迫分散突围，遭受重大损失，但温盖特的大胆行动还是起到了在特别困难时期鼓舞军心的作用。喜欢冒险和大胆行动的丘吉尔对温盖特越加赏识，在1943年与罗斯福会晤的魁北克会议期间，将温盖特带在身边，听取他对东南亚特种作战的建议。温盖特建议用空降部署、空投支援和无线电联络作手段，在缅甸日军后方开辟坚固根据地，开展游击作战，配合正面作战。丘吉尔和罗斯福对温盖特的建议深感兴趣，温盖特又组建了新的“钦迪特”部队，深入敌后打击日军，获得很大的成功。1944年3月24日，在巡察敌后“钦迪特”部队的途中，温盖特乘坐的B-25轰炸机不幸失事，温盖特丧生，死的时候只有41岁。由于机组成员大多是美国人，温盖特最后和他们集体安葬到阿灵顿。

劳里·托恩尼可能是阿灵顿里身世最特别的军人了，他应该是阿灵顿的唯一前纳粹战斗党卫军成员

另一个外国军人的身世更加特别。劳里·托恩尼是芬兰人，二战期间，芬兰投向纳粹德国，托恩尼上尉被派往战斗党卫军受训，后回到芬兰，指挥一支连级规模的特种部队，专门深入敌后作战。苏军对托恩尼痛恨入骨，悬赏捉拿，芬兰则授予托恩尼以曼纳海姆十字勋章，等同于美国的国会荣誉勋章。1944年9月19日，芬兰和苏联达成和平协议，芬兰倒向盟国，托恩尼逃到德国，参加战斗党卫军，准备潜回芬兰，秘密抵抗盟军，但最终没有成行。托恩尼作为战斗党卫军上尉期间的战绩不清楚，但他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在二战的最后日子，托恩尼所在的战斗党卫军部队向英军投降，托恩尼则逃出战俘营，回到芬兰，后经由瑞典、委内瑞拉，在1950年偷渡到美国，后通过多诺万的帮忙获得合法身份，在1954年，前芬兰特种部队和纳粹德国战斗党卫军上尉托恩尼以列兵身份参加美军，很快加入美军特种部队，并在1960年重新晋升到上尉。1958-1962年间，派驻德国美军第10特种作战部队时，一定感触良多。1963年，托恩尼被派往越南，在湄公河参加美军的特种作战。1965年，托恩尼在坐直升机越境秘密进入老挝作战时，直升机坠毁丧生，遗骸直到1999年才被发现，2003年被安葬到阿灵顿国家公墓。他应该是阿灵顿国家公墓里唯一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前战斗党卫军人员了，与和纳粹德军战斗过的布莱德利、李奇微和无数美军将士作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