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秘密录音”事件——1 -- 老老狐狸

刚到庐山不久，各个干部放假游玩，有一位干部坐车沿山路去庐山白鹿洞，路上看到一老一少驾一辆大板车在陡峭山路上艰难前行，忙呼车上随从和自己一起下车，帮忙推大车上坡。大概推了一里地才上了坡，全身汗都湿透了。

1958年全国范围内的“大跃进”，各行各业都在“放卫星”，逐渐形成了一股浮夸风。四川在粮食产量上“放卫星”，当时确实也是比较突出的。报纸上有很多的宣传，而在一段时间里，李井泉同志对此也的确很热心。比如说，当我们（整理者注：当时宋是四川省温江地委第一书记，所以这里的“我们”，主要是指站在温江地委角度说话）发现了郫县犀浦乡水稻“亩产万斤田块”有假后，李在一次会议上的报告中讲到这个问题时就说了：“不要大惊小怪，这块是假的，再搞一块真的嘛!”在1958年郑州会议后，李对我们下面反映搞400万亩万斤田有困难时，他又批评我们是“怀疑派”。后来，当我们对这种做法感到问题越来越多、顶得也比较厉害时，李又在全省三级干部会议的讲话中没指名批评我是“二元论，又想跃进，又不敢跃进，前怕龙，后怕虎，坏事不做，好事做不成”。这一点，我在《我对原温江地区农业大跃进中的两个特殊问题的主要情况的交代》（下简称《两个问题》）中有一些介绍。

但这个问题，也要客观、全面地看。我觉得有两点需要说明一下。

第一点是：对于“放卫星”，当时大家都热，确实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邓小平同志讲过一段话：“‘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这不是客气话，其实，郑州会议后四川要求搞1000万亩万斤田，就是李井泉陪邓小平到贵州视察时打电话来提出要求的，显然这是贯彻小平同志意见。现在我们都认为，邓小平同志一贯都是比较实事求是的，但他当时显然也“热”，这就说明，当时有“热”倾向的人确实是大多数。

第二点是：李井泉在发现了放卫星的问题后，还是能够改正的。我在《两个问题》中交代温江“放卫星”问题时，说过这样一段话：

……我就到省委向李井泉同志汇报。我说：“李政委，你批评我怕，我就是怕，水稻亩产万斤我没搞过，我不敢说行，我也不敢说不行，我们意见今年先搞一百万亩进行试验（一百万亩也是违心的话，实际想取得同意我们不大面积种植，只搞少许田进行试验），成功了明年推广也不迟，失败了也不影响大局，今年就搞四百万亩，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几百万人没有饭吃，几亿斤粮食调不出去，我就是怕”。李井泉同志考虑相当长时间后说：“你们按你们地委的意见办吧”。我回来向地委常委汇报了上述的情况，大家松了一口气。过了几天，李井泉同志又亲自先后给我打来两次电话，第一次是说，他打电话问陶铸同志了，水稻“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窝距二寸，行距一行二寸，一行五寸）增产不显著，没有危险性（陶铸同志是广东省委第一书记，这个密植办法是从广东来的）。第二次是说，他派闫秀峰同志到郫县搞试点，派刘文珍同志（省委常委，主编省委《上游杂志》）到新繁县搞试点，叫我在温江县搞试点，意即搞对比试验。我没在温江县搞试点。我到郫县红光公社看闫秀峰同志的试点，也没看见他搞“二、二、五双龙出海”密植的瞎指挥，我们地委经过三次提意见最后取得省委李井泉同志同意没执行，避免了大面积大量减产的损失。（整理者注：上述着重号是编者加的。）

从中可以看出三点：一是，李井泉同志在毛主席发表《党内通讯》后，虽然思想上有一些斗争，但最后还是采取了下面的意见，避免了一些损失。二是，李当时并不仅仅是主观上一意孤行，他还布置了几个试点做比较，要用事实观察是不是可能“放卫星”。顺便说到，李井泉同志在吸取“大跃进”的教训后，后来很重视试验田工作，他甚至在省委院子里种了一块试验田，这种做法恐怕各省中也不多见吧？三是，现在的人都喜欢说当时广东的领导（编者注：当时广东第一书记是陶铸，赵紫阳当时是广东负责农业的省委书记）比较实事求是，而从上面的事可以看出，连眼下被说成是最热衷于“放卫星”的李井泉都开始怀疑了，要向陶铸同志了解情况，而广东那边却还在“加温”，还说“密植”没问题。当然，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热”李井泉并不是“特例”，而是像邓小平说的，是当时全党所共同犯下的错误。顺便说一句：虽然我对“放卫星”有一些抵制，但开始头脑也有过发热的时候，这我在《两个问题》中也有交代，只是我们比较接近基层一些，对真实情况了解得更多一点，所以发现问题比较早一些。

所以对这个问题要事实求是，要历史地看：李井泉同志开始的确比较“左”，甚至试图压服我们接受“左”的东西；但他对此有一个认识过程，到后来，他并不如大家想象得那么“左”，至少比一些人们现在认为比较能实事求是的人甚至还要谨慎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