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林彪将贺龙的一切材料连同李作鹏、吴法宪的揭发信一并送到毛泽东处，此前，毛泽东已经通过有关人员了解到林彪针对贺龙所作的一些事情，只不过不置可否。林彪给贺龙的定性是“有野心”，“到处插手，总参、海军、空军、政治学院都插了手”。而综合所有人的材料似乎都证实了一点，那就是贺龙不突出政治，在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曾经就突出政治一题做了重要表态，也就是说凡是坚持不突出政治的都将遭到罢黜。现在，可谓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就等着毛泽东的表态了。

1966年9月5日，毛泽东接见贺龙，把吴法宪的诬告信交给贺龙，贺龙说要和他们去解释一下，毛泽东表示不同意，毛泽东继续重申对贺龙的一贯评价，一共是三点：忠于党、忠于人民、对敌斗争狠，能联系群众。这三点最初还是毛泽东亲口对薛明讲的，地点是在延安。现在，毛泽东重复这段话等于告诉贺龙，他仍旧是这么看待贺龙的，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说：“我当你的保皇派”。（参见《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

四天以后，也就是9月9日晚上，毛泽东让秘书徐叶夫给贺龙打电话说：“经过和林彪还有几位老同志做工作，事情了结了，你可以登门拜访，征求一下有关同志的意见。” （引自《贺龙传》）后来在给贺龙平反时，也就是八大军区对调的一九七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的会议上，毛泽东对这件事又做了一些回顾，他说：“我让贺龙先去看看林彪，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贺龙也是这样做的，九月十日，贺龙亲自拜望林彪。

贺龙是正常来征求林彪意见的，但是，叶群却如临大敌，张云生自己回忆，当时叶群十分紧张，让警卫人员躲在后面，时刻提防贺龙的“不轨”。算得上丑态百出了。（参见张云生，《毛家湾纪实》，春秋出版社）林彪对贺龙提出一个看法：“你的问题可大可小，主要的是今后要注意一个问题，支持谁，反对谁。”贺龙回答：“谁反对党中央、毛主席，我就反对谁；谁拥护党中央、毛主席，我就支持谁!”两个人谈话时间不长，当然也谈不上愉快，毛泽东希望出现的“沟通”没有产生，裂痕仍旧。

比较有意思的是，在邓榕的《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中披露出文革开始以后，毛泽东找到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找林彪谈一谈，结果，邓小平自己说“只谈了一次，就谈崩了。”贺龙找林彪也只是谈了一次，实际和谈崩也差不多。而问题在于，邓小平、贺龙都是毛泽东主动提出让他们和林彪谈谈，其实也就是争取获得林彪的谅解。毛泽东发动文革，首先依靠的就是林彪，用江青的话说，林彪当时是“一尊神”，在这个时期毛泽东的天平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越林彪的位置，换言之，也就是林彪可以做的了毛泽东一半以上的主。

历史总有惊人的相似，曾几何时，毛泽东也是把这种罕见的信任赋予刘少奇的，黄花塘事件出来以后，陈毅对毛泽东进行诉求，然而，毛泽东却鼓励他“沉默”或者“学习”，不要急于对某些人作出评价。（事详《陈毅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37年6月1日到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关于白区工作的会议，在会上，刘少奇遭到了张闻天等人的批评，毛泽东第一次旗帜鲜明的站在了刘少奇的一边，让大家第一次领教了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欣赏。1963年，毛泽东自己亲笔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改为“以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参见《共和国部长的挽歌》，高文出版社，2003年3月第一版，48页）由此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态度，然而，一年以后，毛泽东已经开始组织人准备打倒刘少奇了。对于毛泽东晚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做法，很多高级领导干部直到他们生命的终结时还唏嘘不已。

而所有的反复其实都是来自对最高权力的掌握这一总根子上，不论是信任林彪还是放弃贺龙或者打倒刘邓，基本都是由此而来。毛泽东自己说过他对重大原则问题是从不让步的，事实也确实如此，在关乎政治命运的大问题上，毛泽东从来就不是儿女情长、藕断丝连的，相反则毫不犹豫、绝不迁就。

在林彪表示了他对贺龙的基本态度以后，毛泽东自己也在思考这一问题，对于贺龙的看法，毛泽东有一个分水岭，总体上说五九年之前的贺龙是让他十分满意的，贺龙虽说也是一个方面军的旗帜，可是，他不同于张国焘，也不同于徐向前，他始终如一的紧跟毛泽东，特别是在大跃进、庐山会议期间，贺龙比之某些毛泽东的“嫡系”还要“嫡系”，这也是毛泽东之所以后来把军委的三分之一大权下放给贺龙的原因。可是，进入六十年代以后，毛泽东看待问题的标准就是一个，那就是是不是突出政治，突出政治说穿了也就是是不是突出毛泽东及其领袖地位，在这个问题上林彪从不含糊，而且身体力行、主动推进，让毛泽东深为满意，但是，主持军委一线工作的贺龙、罗瑞卿则相对不那么得力，来自林彪的报告中还点出他们两个人的消极态度。

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的生活会以及其他会议期间，毛泽东问贺龙：“你发言了没有？”贺龙说：“还没有发言。”毛泽东又问：“怎么不讲一讲？”贺龙说：“报告主席，我上不了纲噢!” （毛贺对话引自《贺龙传》）一句“上不了纲”说出了贺龙的全部心曲和对文革的态度。毛泽东对于文化大革命是十分的重视，直到他临终之前还对文革的评价念念不忘，他自己虽说也批评过文革怀疑一切、大打内战是错误的，可是，他不允许其他人不承认文革的“巨大作用”，否定文革的“历史地位”，他把文革和他领导军民推翻国民党腐朽统治相提并论，称作是他一生做的两件大事之一。无论是周恩来采取软顶的办法，还是邓小平的主动修正都受到毛泽东的猛烈回击。他不能容忍他们在他活着的时候对文革说三道四，这也是江青集团以后屡屡得逞的主因所在。

而与毛泽东相对应的中央一些毛泽东多年以来的忠心耿耿的战友们对于文革又是什么态度呢？可以说贺龙的这个说法不是孤立的，不仅贺龙，陈毅、谭震林、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人也是这种态度，特别是谭震林和李富春的态度。谭震林与李富春都是典型的左派，李富春其人和毛泽东的个人关系一直不错，私人渊源很深，李富春在江西工作时犯有严重的左倾错误，毛泽东出面保他过关，谭震林也是有名的左派首领，历次过左运动中他都表现积极，然而，就是这样两个人在文革初起以后不是以往的支持、紧跟，至少不是无条件的拥护，相反他们一再表达自己的疑惑、不满，对于文革把国家把党把社会搞的一塌糊涂的现象他们无法和林彪所说的“成绩最大最大最大，损失最小最小最小”联系到一起，谭震林本人不仅在怀仁堂会议上大拍桌子，而且还在67年2月的十七日写下了著名的一封信，他在信中痛心疾首的说：“党简直被丑化得无以复加了！真正的修正主义分子、反革命分子无人过问，而他们有兴趣的就是打倒老干部。只要你有一点过错，就非整死你不可。他们能执政吗？能接班吗？我怀疑。我想了很久，最后下了决心，准备牺牲。但我决不自杀，也决不叛国。我决不允许他们如此蛮干。总理已被他们整得够呛了，总理心襟宽，想得开，常劝导我们等候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难道等到所有老干部都被打下去再说吗？不行，不行，一万个不行！这个反我造下了。下定决心，准备牺牲，也要斗下去，拼下去。”（引自《陈伯达传》，时代文艺出版社）这封被林彪批示为“谭震林最近的思想竟糊涂堕落到如此地步，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谭震林的亲笔信正是谭震林等人当时真实的心理写照，李富春曾经对身边人感叹的说：“我又读了一遍毛主席选集，我发现上面很好话说的非常好，可惜毛主席自己不照着上边所说的去做。”（引自《中共党史人物传》，李富春词条）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乔晓阳在他21岁时作为留学生代表亲耳听到陈毅的愤怒的内部讲话，陈毅自称不希望再作“就这十一个人干净？”中的干净分子，他希望“把我拉出去示众好了”，（引自《关键会议亲历实录》，乔晓阳谈陈毅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们这些激烈的反映作为最高领袖的毛泽东是完全知道的，所以，毛泽东放弃了对这些人的暂时保护，也让这些人领略了“顶牛”的危险，谭震林等“三老四帅”在二月逆流之后遭到无情的清洗，多次请假检讨仍不过关，以后虽说蒙恩上了天安门，却和权力中枢再也无缘，直到林彪死后，他们才被陆续解放出来，不过也是投置于闲散之地。

从毛泽东对谭震林、李富春等人的态度就可以看出来贺龙应该处于什么样的境地了。

我之所以喋喋不休的列举了一些其他事例，旨在说明或者澄清一点那就是网上一直以来针对给林彪翻案的某些观点指出毛泽东打倒贺龙是蓄意为之，这是不了解毛泽东在文革前后的政治心路所致，贺龙也好、谭震林等人也罢，他们并不是毛泽东一开始就准备放弃的人，相反毛泽东一度还准备借重他们，否则毛泽东也不会关心的询问贺龙为什么不发言了，毛泽东还希望贺龙能够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那样冲到最前面，可是，贺龙没有做到，而贺龙和林彪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在选择贺龙还是选择林彪，毛泽东的天平的倾斜是毫无疑问的指向了后者。没有贺龙可以，没有林彪，文革下一步将如何推动呢？这也就是毛泽东的大局观，在这个大局面前，贺龙当然是相形见拙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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