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一九八一年三月六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罢免了曹轶欧的全国人大常委的职务，此前，曹轶欧就查抄康生的家庭给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写过一份材料，里面详细的谈到了二月兵变前后康生的所作所为，这份材料经过党史研究人员整理以后发表在中共中央党校内部刊物《党员通讯》上面，根据曹轶欧的说法，二月兵变之前，叶群找到康生，时间就是林彪发表五一八讲话后不久，叶群对康生说，现在都动起来了，贺龙为什么还没有动？康老是肃反专家，对待贺龙的历史问题，康老有没有什么高明的看法，贺龙到处插手军队，首长不满意。曹轶欧还说叶群走后，康生不愿意管这件事，曹轶欧本人也不赞同，她说贺龙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我们不能给人当枪使唤。康生批评曹轶欧头脑简单，康生说叶群突然来这里不是没有目的的，林副主席对贺龙不满是由来已久的，我们现在不动以后就会被动。曹轶欧为了这件事还让值班秘书把叶群来访一事记录下来，以后这个东西保留在李鑫那里。（李鑫也做了证明，证实材料确实经他保管）

曹轶欧还回忆一件事，那就是二月兵变的事情传开以后，邓小平做了一次辟谣，邓小平说：“这个二月兵变问题，我们查了。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个事，我正式跟同志们说，没有这个事。”这是邓小平在人民大学讲的，以后人大的造反派问我（指的曹轶欧）和康生，康生说有些事情你们以后就知道了。曹轶欧还抱怨康生为叶群他们背黑锅。（曹轶欧回忆全部引自《党员通讯》2000年第十一期《曹轶欧回忆文革中的康生》）

实际上，一些公开的反映文革历史的书籍中也提到了这一点，《中国高干夫人档案》中就指出“康生为了配合林彪的‘政变经’，捏造了彭真、贺龙的二月兵变。”（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1998年10月第一版，399页）

林彪的政变讲话是在一九六六年五月，而六月下旬，康生就开始着手整理贺龙的材料，再结合康生以后主动要求给林彪出版《林彪文选》一事就可以看出来，康生所作所为是为了主动迎合林彪、叶群的整垮贺龙的计划的。

二月兵变这件事再次发出一个信号，那就是贺龙“不可靠”，贺龙的“军阀本质不改”。

第三件事就是叶群让军委办公厅警卫处处长宋治国写出诬陷贺龙的六点证明材料。宋治国写的“揭发”材料中主要提到以下六点：

1.罗瑞卿家里办公桌下面压了一张照片，是罗瑞卿、贺龙、薛明、郝治平的合影，天天看，没有毛主席的照片。

2.我（宋治国）觉得贺同罗瑞卿、彭真、杨尚昆等反党分子来往很密切，他们经常密谈。

3.贺龙亲自保管1支精制进口小手枪，夜间睡觉时常压在自己的枕头底下，外出带上”。

4.贺龙对警卫人员教育不是政治挂帅，而是业务挂帅，如教育人家如何把枪法练好，并且要求每个警卫人员要百发百中。

5.听说体委自动销毁了120部电台，此事甚为可疑。

6.据说贺龙曾经在他家电话上安装了一个窃听器。

宋治国的这份揭发材料是在叶群的不断督促下写成的，这份材料出笼以后，林彪马上作出批示，连同李作鹏、吴法宪诬陷贺龙的材料一起送到毛泽东处。

第四件事是李仲公对于贺龙的诋毁。

李仲公是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长，他是贵州人，曾经奉蒋介石之命劝导贺龙“归顺”被贺龙一度扣押，解放以后，李仲公曾经以自己是贵州人地理人物熟悉为由请周恩来任命他做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薛明回忆，周恩来因此想到贺龙，请贺龙出面和李仲公谈一谈，李仲公见到贺龙以后很慌张，贺龙揭了李仲公的老底，李仲公灰头土脸，“自知无趣，赶紧告退。”（引自《不尽的思念》，薛明回忆周恩来与贺龙）以后，李仲公怀恨在心，当1968年3月26日，中央贺龙专案组到国务院参事室来了解贺龙的历史问题时，李仲公在专案组的逼迫之下把贺龙的两封信交给专案组，据李仲公称这是贺龙的亲笔信，内容是一九二九年贺龙向蒋介石表示要投诚。此信交给周恩来的联络员郑凯以后又由总理办公室交给林彪处，林彪做了“此件很好，说明贺龙一贯立场如此”的批示，然后送毛泽东处，据说毛泽东看信以后大为动容。（1978年5月26日,李仲公审查小组作出《关于李仲公问题的处理决定》。决定撤销了李仲公的国务院参事的职务，把李仲公当初提供的信件定义为诬陷）

以上四件事其中两件是反映的贺龙的历史问题，再联系晏章炎的那封诬告信，可以说是三件事，而二月兵变和宋治国的诬告则是贺龙历史“问题”的延续，正是因为有了前面的铺垫，才让人们感觉贺龙有可能作出以后的这些事情来。

这里顺便说一下文革中的专案，现在我们用现代的眼光看，这些似乎都是无稽之谈，然而，在那个特定的年代中，特别是专案经常披露出一些触目惊心的大问题、大事件，而平素大家已经习惯了接受某人或者某事的历史结论，一旦这些东西被翻转过来时，首先不是感到其他，而是震惊，即便是毛泽东也是一样。比如他对刘少奇（套在王光美专案组中办理）的专案的批示中就有“触目惊心”这句话，虽说刘少奇是毛泽东既定要打倒批臭的人物，可是，专案组提供的某些刘少奇的“反革命历史”仍旧让毛泽东大吃一惊，这也就是毛泽东在给章士钊回信中所说的“个别人情况复杂，尚难肯定”。

而贺龙这些材料特别是附送的李仲公提供的所谓贺龙的亲笔信以及晏章炎的回忆乃父晏勋甫的材料，让毛泽东对这位一直忠心耿耿跟随自己多年鞍前马后的贺龙同志又有了新的看法，当然，毛泽东对贺龙早就有了他自己的判断，而且，这些材料送上去以后也就等毛泽东的一句话了。

• 【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林彪喜欢打巧仗，也就是善于抓住对手的薄弱环节给予致命的一击，对于如何整垮贺龙，林彪也是如是办理的，前面我们讲过林彪首先提到要削其羽翼，那么之后呢？之后怎么进行下一步呢？

对于吴法宪等人的诬陷，毛泽东曾经说过要保贺龙，而林彪是如何对待毛泽东的这句最高指示的呢？林彪的秘书于运深曾经对董保存同志回忆说：“叶群出来以后向我要文件，我多嘴说了一句，就说贺龙又出来了，叶群瞪了我一眼，然后就说首长说了有的能保住，有的就保不住，有的一开始要保，后来就保不住。叶群说这些话时是嘟囔着说的，很不高兴的样子。”（引自董保存走访于运深笔录，《共产党员》杂志内部版，中共辽宁省委主办）林彪的这番话等于摸透了毛泽东的心理，这也是十分了解毛泽东或者说几十年以来跟随毛泽东得出的经验之谈，非林彪不能道此。

文革开始以后，始终处于混乱的状态之下，从中央到地方，很多领导干部昨天还是领导，今天就变成阶下囚，所以，他们希望得到中央最高当局的庇护，而毛泽东尽管也提出要对一些干部烧而不焦，可是，终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某些人毛泽东一开始明确要保，然而，发展到后来又是毛泽东自己提出来不保了，这里面有一个复杂的转换过程，而这个转换过程其实也是一个政治较量的过程。也是各派势力消长的分水岭。

林彪的第二步就是寻找贺龙的“软肋”，确切的说就是贺龙在政治上的弱点。

在文革中如果要打倒一个人，一个中央量级的领导人莫过于做他的历史文章了，从刘少奇、陶铸、邓小平到后来的六十一人集团、陈伯达无不如此。周恩来临进手术室之前还对自己的上海往事耿耿于怀，毛泽东深夜让汪东兴请邓小平去他那里长谈，而后当毛泽东准备为邓复出做舆论准备时，首先提及邓小平当年没有被捕的经历，借此有别于刘少奇、薄一波、陶铸等人。作为一贯忠诚于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党当时的领袖的毛泽东的贺龙又有那些历史问题呢？或者说历史阴影呢？

贺龙在参加革命以前已经是中共的斗争对象之一－－军阀。虽说这个军阀的称呼是后来林彪、江青等人加诸于贺龙身上的，但是，贺龙在南昌起义前的武装力量已经相当可观，贺龙所属的部队中很多高级军官称呼贺龙为“常哥”，烈士贺锦斋生前就有“跟随常哥闹革命”的诗句。（贺龙又作贺文常）廖汉生、王尚荣这些人或者是贺龙的老部下，或者是贺龙的亲属，贺龙的部队从革命前到革命后始终带有封建宗族的痕迹。这也是那个时代的特色，再加上贺龙起家的基础，他是无法避免的，也是根本不能回避的。贺龙一开始只能算是我党的同道者或者同路人，他自己在自传中也承认是在逐步的革命征途中才越来越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信仰的。林彪在批判贺龙的会议上声色俱厉的指责贺龙是一个“刀客”，这也是由贺龙的出身、历史由来，而后江青等人炮制的贺龙的所谓罪行实录，更是点出了贺龙“大军阀”的“本质”。

军阀是什么？军阀第一高度迷信武力，第二高度利己。一个带有军阀色彩的人即便是改造了世界观以后也不能完全洗心革面，也不能完全脱离这种轨迹，这就是林彪、江青等人制造贺龙大军阀这个头衔的实际用意，换言之，等于告诉人们，这种带有先天性“军阀”特点的人是不可信任的。联想到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期间，对彭德怀的指责中也有军阀一类的名词，可知这种东西不是偶然出现的，也不是随便栽赃的。而我们再把目光投的远一点，联系到一九五八年的反教条主义中针对刘伯承、粟裕等人的质问，就会明白军阀之于毛泽东意味着什么？

贺龙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并不是从头就是毛泽东旗下的，他服膺毛泽东是在长征以后，贺龙是红二方面军的一面旗帜，这是毛泽东多年以来对他的评价，既是贺龙的荣誉，也是贺龙的包袱。

武汉七二零事件爆发以后，林彪首先点出陈再道是“四方面军的”，其目的也是昭然若揭。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下的军队在创建、发展、壮大过程中隐藏了很多内在的摩擦、自残乃至矛盾，这些矛盾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相反则因为建国以后更大的更为诡谲的政治风云的变幻而进一步发酵，成为一柄无比锋利的可以被随时引用刺向对手的政治利剑。在这柄利剑下，刘伯承、彭德怀、彭真、陆定一等人先后都无情的倒下。贺龙自然也不例外。

贺龙并不是毛泽东的“嫡系”，虽说在战争年代，毛泽东兼收并蓄、放手任用，不存在很多的什么地域、山头的偏见，然而，随着毛泽东在建国以后政治阴暗面的逐渐上升，随着毛泽东极左政策的扩大推行，以历史渊源划线的现象已经十分普遍，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毛泽东主导发动的文革的主要干将，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来自于毛泽东的亲信部将、秘书、亲属之间，而文革的尾声到来之际，毛泽东更是出于惯例，把自己的侄子放在政治局之上，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毛泽东悲哀的一面，同时也提示出一种必然。

而林彪等人一再宣扬贺龙是二方面军的历史，也是从侧面点出贺龙并非最初毛泽东路线上的人，像贺龙这种人随时都有可能“背叛”毛泽东或者毛泽东思想。

为了给这一套诬陷的理论作出必要的实际证据配合，并且围绕着贺龙的历史问题做进一步的所谓的回应，林彪、江青等人利用不正常的手段铺就了这么几条路出来。

第一个是熊贡卿一事，这是武汉市二十中学教师晏章炎提供的材料，晏的父亲曾经做过蒋介石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第三厅厅长，他说贺龙曾经和蒋介石的招抚大员熊贡卿来往密切，而且，有乞降的事情。而事实上，贺龙亲自下令枪毙了诱降的熊贡卿，为此中共中央湘鄂西分局曾经就此给中央写了报告说明，报告的原件就存于中央档案馆，在晏章炎这封信拿到手以后，江青、康生等人亲自向林彪汇报，在没有调查取证的情况下，此事就成为贺龙的“罪状”之一。（晏章炎以后因为诬陷贺龙一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第二件事是说贺龙策划“二月兵变”。根据《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二月兵变”系康生、江青一伙侮蔑贺龙同志的调查报告》中叙述的二月兵变的来由是这样的：“1966年7月，北京大学一个工作人员就北京卫戍区曾在2月份来校联系进驻部分部队负责民兵训练一事，写了一张大字报，提出质疑。大字报的标题为“触目惊心的二月兵变”，文中没有点任何人的名。康生知道后，先说是彭真搞‘二月兵变’，后又说贺龙搞‘二月兵变’。”

何以“二月兵变”这件事惊动了康生这样的老牌刽子手出面呢？这里面还有一番计较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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