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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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现在几种洗衣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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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我写这个贴子的意思也在于此
    • 家园 【原创】12.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上)

      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应该说是周恩来一生在历次政治斗争中所扮演的最为苦涩、无奈和内疚的。而在贺龙事件中周恩来所承受的压力和他所需要得到的必要的提示比较历次运动都让周周恩来感到无比的深刻。

      周恩来虽说不是贺龙的入党介绍人,可是,通过他在贺龙入党仪式的主持以及他对贺龙的欣赏,可以说两个人尽管相识较晚,仍旧比较融洽,尽管两个人的出身经历不同,仍旧能够相知相通。邓颖超晚年回忆周恩来在众多国务院副总理中与贺龙、陈毅的感情比较深一些。(邓颖超秘书赵炜回忆邓颖超口述)这点从薛明、陈昊苏等人的回忆中也能得到验证,例如周恩来亲自出面希望张茜放松对陈毅的“管制”,以及周恩来与贺龙夫妇多次轻松的开玩笑般的交谈,可知他们的关系除了上下级的工作关系、战友的历史关系以外,还有一种普通人概念中的好友的关系。薛明本人就说过贺龙始终是拿周恩来作为兄长看待的。然而,这种人性化的关系在文革风暴来临时却显得实在弱不禁风了,实在不堪一击了。

      毛泽东在没有明确表态打倒贺龙之前,周恩来对于贺龙是保护的比较好的,1966年12 月26日,周恩来对贺龙说:“你身体不好,在家中,造反派天天找你,你得不到很好休息。组织决定你暂时搬到新六所去住。家中的事情由我来管。”(引自《贺龙传》,当代中国出版社)这时对于贺龙还不是十分危险,因为两天以后,也就是12月28日,贺龙参加了生平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到了毛泽东在贺龙的生平中的最后一次的召唤,让贺龙做到前面来听取会议的报告,可见,贺龙此刻还没有完全“失宠”。

      目前,有些人在研究周恩来时告诉大家一个事实是并非周恩来主动要贺龙去他的住处躲避的,而是贺龙本人主动跑到那里去的,关于这一点,《贺龙传》编写组的工作人员在采访薛明时,薛明说到:“路经中南海,贺龙、薛明来到周恩来的住处,他要向周恩来报告准备搬回家去住。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没有回来,秘书为他们在西华厅搭了床,对他们说:‘总理让你们先在这里休息,暂不要回家。’”经过核对以后,确认薛明的回忆符合史实,所以,在编著《贺龙传》时采取了薛明的这一段回忆。这段回忆说明了周恩来当时对于贺龙的一个基本态度,那就还是保护为主。而试图用这个事情来说明周恩来没有主动迎接贺龙来西花厅避难就是什么软弱、虚伪也是不顾历史客观事实的。

      薛明在《不尽的思念》一文中还回忆到:“

      1967年1月9日,贺龙到西华厅见到周总理,讲明情况后,总理说:“你不要去,我顶着。”说着他马上把电话接到东交民巷我家里,严厉地对造反派说:“找你们的头头,我是周恩来。我是总理。你们到贺龙家里去,呆在那里,这不好吧?这不象样子嘛!你们赶快搬出来!有什么事跟我说,今晚7点钟,我在大会堂接见你们!”总理讲话后,他们马上就撤走了。当时的天下要没有总理支撑真还不知道会成什么样子呢!”

      这里我们需要记住一下1967年1月9日这一天到底还发生了什么事。前一天也就是1月8日,贺龙的“死党”之一的北京军区政治委员廖汉生被捕。1月9日这一天,林彪公开发出指示说贺龙“到处搞夺权”,是个“刀客”。林彪还说,现在很重要的一件大事就是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引自《贺龙传》)就在这一天里,周恩来还作出了让贺龙留住西花厅的决定,这说明了什么呢?

      薛明同时还回忆说:“1月11日凌晨,又安排我们两人住在他家西华厅的前厅。床是我们到后临时搭的。”这也就是发生在林彪讲话之后的两天以内的事情,又说明了什么呢?

      周恩来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着贺龙,虽说这种保护在周恩来来看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也坚持不了多久,不过,仍旧能够折射出周恩来当时真实的心境。对于贺龙的问题,杨德中后来回忆时说“总理是能拖则拖。”周恩来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只能做到这点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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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原创】建国后毛泽东的两次自我批评

      吴江在他的《文化大革命的由来》一文中回忆到毛泽东从来就不愿意在政治决策之后出现误差的时候做什么自我批评,他认为这样做的后果是不利于领袖的威望,而李锐回忆毛泽东则说,毛泽东自己就讲过,他是从来不下罪己诏的。

      大跃进以后,国家陷入空前的灾难之中,七千人大会上群情激奋,各自都抒发出对大跃进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得不说了两句自我批评的话,然而,那几句直接的错误归我,间接的错误也归我,既没有深度,也没有广度,可谓是轻描淡写、敷衍塞责,可以看得出来,毛泽东做这样轻飘飘的自我批评也是不愿意的,所以,作为一向善于揣摩毛泽东的林彪马上就抓住了毛泽东的这种心态,出人意表的大谈特谈毛泽东思想,还说什么凡是不听毛主席的话的时候或者在执行毛主席思想出现偏差的事后工作就出现了问题云云,这种公开唱反调的做法深获毛心,让毛泽东大为激赏,带头为之鼓掌喝彩,此后还问罗瑞卿讲得出讲不出这样的话来,而几年以后,毛泽东让罗瑞卿去看望林彪时还重提七千人大会上林彪的讲话,可见林的这番讲话对于毛泽东是恰到好处的。

      八届十中全会上,当有人再提三面红旗错误时,毛泽东勃然大怒的说,人哪有不犯错误的?不犯错误,天诛地灭。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的回顾》中提到毛泽东在1962年的中央会议上公开说你们压了我三个月,我也要讲一讲的话。这说明毛泽东对七千人大会上的所谓的自我批评是大为恼火的,也是不甘心的。

      文革之前的毛泽东的权威远没有文革中那么绝对,他说话时还有人插话,还有打断,他的思想讲话也远没有一句顶的上一万句,经过文革以后,毛泽东的权威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早请示晚汇报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毛泽东以下对于毛泽东犹如封建时代侍奉皇帝一般,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以林彪法定接班人的身份和林彪费劲心力在军队中扶持起来的势力一旦开罪于毛泽东时不过几个月的功夫就化为齑粉。毛泽东在这个时候更不会去做什么自我批评了。就算是他想做,那些溜须拍马之徒也不允许他做。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罕见的做了他建国以后第二次自我批评,我这里提的自我批评是指在高规格中央会议上,这次毛泽东是在军委会议上提到了贺龙等人的事情,他亲口说贺龙可能是搞错了,要平反呢,缺了贺龙不好呢等等。而且,还承认自己在杨余傅、罗瑞卿的问题上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要做自我批评等等。

      如果我们深入一下背景就不难看出来,林彪死后,毛泽东陷入十分尴尬的境地,不仅国际上舆论不好听,国内也难以交代,这么一个写在党章上的第二号人物兼亲密战友作出连张国焘、王明都望尘莫及的丑事来,毛泽东即便威望再高也无法自圆其说,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希望通过平反一些人的过去来换取一些老部下对他的感恩戴德和重新归属。可是究竟平反那些人呢?是给刘少奇、陶铸、彭真、陆定一等人平反吗?是给六十一人集团平反吗?显然不是。

      1973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宣布毛泽东的最高指示解放十三位干部,他们是:

      谭震林、李井泉、乌兰夫、李葆华、廖志高、江华、江渭清、王稼祥、秦基伟、李成芳、方强、陶鲁茄、曾希圣。

      这里面属于贺龙“死党”,被贺龙专案组专案审查的就有两位(李井泉、秦基伟)。而这些干部中曾经是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就是谭震林和李井泉,他们两个人在文革起来以后先后被打倒,可是,他们在历史上是坚定追随毛泽东的,在毛泽东建国以后的历次左倾错误中他们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毛泽东尽管曾经对他们动怒,并且批准对他们烧一烧,可是,最后还是原谅了他们,把他们解放出来,换言之也就是像谭震林、李井泉这样背景的人,这样坚定毛派分子才有资格获得复出。李井泉在历史上和贺龙的关系十分之深,李明清就常年在贺龙家中(李明清是李井泉的儿子)。文革第一回合整贺龙就是从李明清身上做文章的。

      所以,毛泽东建议给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的平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正因为这五个人都不是毛泽东最初力主打倒的,而是以后权衡综合政治情形才决定抛弃的,毛泽东才可能给他们平反,因为这样一方面可以把帐算到始作俑者林彪身上,毛泽东只承担偏听偏信的错误,另一方面无形中等于给毛泽东再增添一个自我批评有错就改的光辉形象。这样做非但无损于毛泽东的威望,反而有利于逐步走出林彪之死给毛泽东威望带来的巨大冲击。算得上一举两得。

      这些人的平反和以后邓小平的第一次复出如出一辙,然而,毛泽东本人对于文革仍旧不能否定,这也就是为什么刘少奇、陶铸、彭真等人继续冤沉海底的原因所在了。因为他们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运动打倒的,给他们平反就等于否定文革,这点上毛泽东丝毫不会含糊的。

      因此,我们说毛泽东之打倒贺龙尽管要负一定责任,甚至说十分严重的责任,但是,毛泽东却并不是力主打倒贺龙的始作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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