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长篇原创】元帅之死－－贺龙事件始末 -- 温相

贺龙在周恩来处住了十天左右，周恩来、李富春、江青代表中央和贺龙谈话，时间是1967年1月19日下午四点。

在江青缺席的情况下，周恩来对贺龙讲林彪说你在背后散布他历史上有问题，说你在总参、海军、空军、装甲兵、通信兵到处伸手，不宣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后他不放心。还有，关于洪湖肃反扩大化问题，你、夏曦、关向应都有责任。你要好好想一想。同时，周恩来还告诉贺龙对于你的安全我负责。主席不是也说嘛，要保你。我也要保你。我想把你留下，但中南海这个地方也是两派，也不安全，连朱老总的箱子都撬了。我给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去休息休息。你可能不习惯，也许过些时候就习惯了。你缺什么东西告诉我。（两段文字本别引自《贺龙传》和《不尽的思念》）

薛明回忆中还说周恩来告诉贺龙秋天的时候，他会去接贺龙。此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周恩来忽然问起贺龙是不是和有的同志说起林彪的历史问题，贺龙承认在延安时问过林彪的历史问题这件事，周恩来没有表态，只说了一句话就是“这就够了”（参见《共和国重大决策出台前后》，经济日报出版社。第三卷，下册，498页）

周恩来当时向贺龙做了三点许诺，一个是缺少什么东西可以向他要；一个是“家里的事，我顶着。你就别管了，我已安排好了。你不要着急。”还有一个就是周恩来会在秋天里接贺龙回来。

以上三点，周恩来第一点做到了一半，贺龙被专案组接管以后，周恩来就不再和贺龙联系了。第二点，周恩来基本做到了，贺黎明、贺晓明对此都做过回忆，正是在周恩来的关照下，他们才得以和父母一度联系上。第三点则没有做到，到了秋天的时候，贺龙问题升级，周恩来已经无法可想。

贺龙走后不久，也就是1967年2月间，造反派对贺龙仍旧纠缠不休，薛明回忆周恩来做了两件事，她说：“2月18日，总理嘱秘书告国家体委造反派，总理不同意批斗贺龙同志，这是中央的决定。2月22日，总理继续嘱告秘书向体委传达：‘总理不同意召开大会批斗贺龙同志，因为中央至今未批准此事。’”这里面所说的中央应该就是毛泽东，毛泽东这时候还不想抛弃贺龙，所以，把这时候对贺龙的保护全部算在周恩来身上也是不对的。然而，有一点是必须要说明的，那就是到底什么叫“大树参天护英华”。

一直以来，海外一些研究周恩来的人认为所谓的大树参天护英华是国内为了维护周恩来的历史荣誉所作的托词，而且，他们试图证明一点，那就是凡是毛泽东准备打倒的都是周恩来从来就没有办法保护得了的。这其实是一种偷换概念的行为，也是一种戴着有色眼镜看待历史的行为。因为历史也者必须放在必要的历史背景下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脱离历史背景考虑问题只能让问题变得无端复杂起来，于事无补。毛泽东决定打倒的对象周恩来当然没有办法保护，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刘少奇、陶铸夫妇等人周恩来还是尽量的减少他们肉体、精神上获得的折磨，这点已经有过回忆，这里不赘。同时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的保护是基于什么标准进行的，这是了解大树参天护英华的必要之处。

周恩来保护干部的标准首先是毛泽东、林彪不准备打倒的，而只是要烧一烧的，其次是业务干部为主，再有就是一些民主人士、统战对象。周恩来在文革最初的三年之中保护了大批的业务干部，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而当时中央其他显赫的当权派比如林彪、江青、陈伯达、康生等人谁又做了比周恩来更多更细的工作呢？周恩来所保存下来的业务干部在以后的恢复国民经济或者说不至于让国民经济完全陷于瘫痪的境地起了不可替代与不可抹杀的作用。姚依林、余秋里、张加东、陈慕华、袁宝华、谷牧、吕正操等人都做过回忆，袁宝华在中央电视台摄制的大型文献记录片《百年恩来》中还专门提到了周恩来对他的保护的过程。

文革起来以后，主要就是打倒当权派，要改天换地，所以，当时占半数以上的八届中共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虽说毛泽东没有全部打倒他们的意思，可是，毛泽东要换马的意图则十分明显，凡是不能够积极配合文革的，毛泽东都要换掉。毛泽东发动文革，党内不同看法的很多，这点毛泽东自己也不讳言，他和阿尔巴尼亚的代表们说过：“当时多数人不同意我的意见，暂时只剩下我自己。说我的看法过时了，我只好把我的看法带进八届十一中全会去讨论。通过争论，我才得到半数多一点的同意。当时很多人仍然不通，李井泉就不通，刘澜涛也不通。伯达同志找他们谈，他们说：‘我在北京不通，回去仍然不通。’”（引自《风雨福禄居－－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所以，毛泽东主张对那些不懂政治行情的干部是要动手术，而这种动手术又是有区别的，一种是下不了手术台的，比如陶铸等人；一种是截肢以后再使用的，比如谭震林等人；一种是简单缝合的，比如谷牧等部长一级的中央所属的中层干部。

现在看来，似乎保护后两种干部都是轻飘飘的事，其实不然，靠边站的干部如果没有人给予支持、传递消息，毛泽东是不会知道你在什么角落里面的。这里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柴夫，他在延安时期做过毛泽东的图书管理员，写的文章被毛泽东称赞为“清晰明理”，以后做过马列学院秘书长，文革中被活活整死，有一次，毛泽东和陈伯达说起起草报告的事情时，突然想到柴夫，说柴夫可以完成这种文章。他还问柴夫现在在哪里？陈伯达只好把柴夫死讯告诉给毛泽东，毛泽东这才作罢。由此可见，像柴夫这个级别的干部（副部、副省到司局，有时候也包括部分部长），他们的生活并不全在毛泽东的视线之内，如果没有周恩来这样一个人出面给毛泽东提醒，这些人最后的下场应该说是很难预料的，至少不会被解放出来的那么早就是了。1972年1月，萧克给毛泽东、周恩来写信，毛泽东同意恢复萧克的党籍，周恩来借此提议让苏振华。张执一等人尽快出来，毛泽东同意。周恩来在文革中做了很多这种因势利导的工作，虽说并不能扭转文革整体，可是在一些具体方面上还是起了比较好的作用的，为以后拨乱反正保存了一定的干部力量。

而周恩来所作的这些工作又都是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完成的，他还要面临着被指责被“老保”的风险，如果周恩来像林彪那样“主席画圈我画圈”的话，岂不是很省力、很省心？周恩来主动选择了这种工作，自愿挑起这样的担子本身就说明了周恩来的大局观，你可以说周是一个弥和的“泥瓦匠”，然而，周恩来的文革抢救运动的作用却是不可忽视的，这也是研究晚年周恩来必须讲的一堂课。那些盲目给林彪翻案的人说什么林彪说过的话，周恩来也说过云云，那么请问周恩来保护干部的事情，林彪做过几次？我们经常讲听其言而观其行，从行动和结果的角度看，周恩来是无愧于大树参天护英华这个称呼的。

上面说了这些题外话的目的正是为了交待清楚周恩来在贺龙事件中为什么会扮演一个那么尴尬以致于让某些人诟病的角色。贺龙就是属于毛泽东准备截肢以后继续使用的，然而，由于环境的变化，他被很快归为第一类，下不了手术台了，周恩来对于这件事自然也是无能为力的。一个第二号人物要打倒，第一号人物批准不要保的贺龙，周恩来一个第三号人物夹在中间能够发表不同看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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