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 -- 包子1971

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

许志安

2004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纪念日），郑州左翼分子张正耀在本市紫荆山广场散发政论性的悼念文章「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以下简称「永远的领袖」），当场被捕。同年12月24日，当地法院以「诽谤」罪判处张正耀和（文章作者）张汝泉有期徒刑三年；文章复印者王占清和张正耀的妻子葛黎英也受株连，命运未卜[1]。

「永远的领袖」一文犯了何等天条？张汝泉等人究竟在什么地方让当局大发神经，以至如狼似虎的国安密探盯着他们已达数年之久[2]？对中国工人运动和左翼运动来说，这起事件具有哪些现实意义？

「二张」文字狱的现实意义

首先，「永」案本身平平无奇，只是国内镇压异端言论的一桩流水公事，并第N次证明无产者的政权斗争与民权斗争（争取政治自由）密不可分。十数年里，新生资产阶级国家继承和强化了原有专制机器，从未稍停对（包括有产阶层在内）各色反抗活动的压迫和戕害。随着有产者实力渐长和宪政改良的发端，「违规」私人大资本及其学界枪手多少能得到「柔性处理」[3]，广大底层异议者的遭遇则坏得多――酷刑、陷害、刑期不等的监禁和「约谈喝茶」式的威逼恐吓，多年如一日地纠缠着大批民间维权和政治活动家（从自由派到崇毛派），更不必说成千上万欠缺「驯良」的无名工农。

至今为止，文字狱始终是大陆政治迫害的重要部分。资本主义复辟后，社会-经济生活的畸形发展，日趋深刻的贫富分化和普遍性劳资摩擦，使得上层对思想领域内任何阶级分析的苗头都很敏感，千方百计欲把工农的精神觉醒扼杀在摇篮中。从这点（从阶级立场看问题）来看，「永远的领袖」恰好撞在枪口上。当局死攥腰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遮羞布而不放手，「永」文则直截了当地指出「在视金钱为神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里，人们的社会地位是由拥有金钱的多少来决定的，有钱的人也就是有权的人。社会极度地两极分化，已经把他们赶向了贫穷的一极」[4]；执政高层留声机般重复「国企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永」文却一针见血地揭露「由于整个国家都为资产阶级所统治、所拥有，所以这个‘国有’其实就是资产阶级所共有，劳动者已经不再是为自己劳动，而是为整个资产阶级创造剩余价值」[5]，寥寥数语，便扯掉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假面！由此看来，统治当局对作者张汝泉的缉拿和收监，实属意料中事。

如果把眼光放开阔些，九十年代绵延至今此起彼落的工农经济斗争，早就把言论、新闻和结社自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没有起码的民主权利，没有合法（或至少）半合法的工会等群众团体和舆论阵地，阶级斗争很难广泛开展；积极地争取自由权利，可让普通无产者初步获得政治经验。一句话，争取政治自由的斗争是工人阶级的一所大学校，而人权保护则属上述斗争的一部分。那么，如何开展人权活动，才能把无产大众日常利益保护（包括保护革命者）和实现战略目标（建立工人民主共和国）结合起来呢？

人权保护工作：革命工运的一个辅助工具

一百五十年来，无产阶级积累了丰富的斗争实践，自然也包括左翼人权活动的正反教训。简要而言，革命工人组织（主导和介入）的人权保护运动一直具有多重功能：

1．营救受到（资本家政权或厂主雇佣打手）迫害监禁的革命者和无产群众，减轻工农运动的受摧残程度，保护阶级斗争骨干和积极分子不致损耗过快；

2．在有群众基础的前提下，一场反响广泛的营救宣传能提高群众的阶级自信和基层组织程度，扩大革命纲领的影响和巩固先锋党的威信；

3．即使营救和保护工作停留在较狭窄的圈子内（同情工农的文化名流和个别上层人士；国际左翼力量的舆论声援），类似活动通常能缓解当局施暴的力度，使后者有所忌惮。客观上说，遭受打击中的工运（而共运无非是工运最先进的部分）特别需要组织良好的人权保卫工作，以维持和鼓舞阶级战士们的士气、增强后者的内部向心力[6]；

4．在普遍缺少政治自由的专制环境中（比如当代中国），左翼人权机构可充当革命核心分子的掩体、避难所和代言人，是开展政治工作不可缺少的外围环节；

5．营救活动以保护具体受难者为第一目标，因此需要高度的灵活性和变通精神[7]，同时，它不能以牺牲工人先锋组织的政治原则为代价（比如以党的名义向资产阶级国家求援）。

总之，鉴于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存在，剥夺了我们最大的人权――摆脱剥削获得自由的权利，人权活动充其量是工农大众的辅助斗争工具，它不构成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目标，而要为后者（建立工人国家）服务。那么，目前中国的左翼人权活动现状如何呢？四个字：百废待兴。

束手无策的崇毛左派

近年来，出于有限改良的目的，资产阶级国家允许和推动了民间维权的部分合法化。除去官方的志愿者团体（支教、扶贫），各种海内外NGO（非国家组织）的类似活动亦方兴未艾，吸引着大批热心青年的参与。宗教力量、自由派学界和西方资本的文化社工网络在大陆悄悄坐大；他们资源雄厚后台硬、人才多、舆论管道多、号召力强，在大陆民间维权运动（特别是营救、关照政治犯）中取得了相当的主动权。凭借掌握的财政、媒体优势、良好的组织与专家队伍（比如律师），自由派试图与自发的工运结合起来，把后者纳入改良主义轨道，并初有小得[8]。

与此相比，大陆泛左翼阵营的情况要复杂得多。限于篇幅，本文无意讨论泛左翼政治族谱，但说张正耀所隶属的崇毛派[9]。尽管崇毛左派在海外多年设点（比如北美的《中国与世界》杂志），对岸有盟军（台湾劳动党），国内有所谓「一大批老领导、老同志和党内走社派」保驾（？），却仍处于「思想混杂，缺乏明确纲领和策略路线，没有公开合法的统一组织，缺少领队人物」[10]的混沌状态，至今未摆脱面目模糊、进退失据的尴尬境地。

在他们较有基础的郑州，工人与私有化当局的激烈冲突导致「秘密逮捕、不加审判者不计其数。他们（当局――许注）在监狱中凌虐犯人、将灯光对准犯人长时间照射、殴打犯人、雇用不知情的民工打伤护厂工人、牵引狼狗驱赶群众」[11]；历年郑州市民因悼念毛泽东被抓被打者远超三位数；在北京，不少毛左分子（从作家魏巍到年轻学生）不同程度地受过镇压机器的「关爱」，却迟迟未见圈内同志利用手中的海内外资源，开展有声有色的反政治迫害（遑论工农民权保障）活动。

同掌握的资源相比，毛左（以自我保护为目标的）政治犯营救工作显得很不到位，原因何在？固然有个别人口壮胆怯的因素，但把一切都归咎于此显然太片面。一般地说，毛左主流派具有下列思想特征――深刻的国家和领袖崇拜[12]、长期脱离阶级斗争造成的清谈风[13]、无比珍视与执政当局的传统与现实联络、浓厚的「前朝遗老话天宝」气息（包括部分年轻毛左）等等。上述特点使得毛左们常常喜谈「革命」冷对罢工；高喊反帝但却「狂顶」中华资本；愿意做（也做了许多）社会调查，却满身「国务院调研室助理」做派。从自我定位来看，大陆主流毛左自觉地扮演着中华资本强国路线的跑腿望风角色，他们的旗帜上首先写着「秩序」而非斗争、「国家」而非工农，「鼎盛」而非解放。如此一来，许多毛左人士或眼睛向上畏惧工农（特别是当工农起来反抗而非静听他们的「革命」废话之时），或一门心思「向党中央泣血哭诉」等等表现，也就顺理成章了。

即使斗争立场较坚决的张正耀等人，入狱后仍习惯性地摆出「党是我的生命」之类孤臣姿态，反复强调「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和以温家宝为总理的中央政府……使党和国家的面貌全面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新的变化大得党心、民心」「（胡温新中央）不是回避矛盾、掩盖矛盾，而是正视矛盾，积极地化解矛盾。……这当然是符合广大劳动人民的心愿和根本利益的」[14]一类自欺欺人的梦话。而在毛左阵营里，则至今不乏「谁能想到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悼念自己的伟大领袖，悼念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毛主席，反而大祸临头犯了大罪呢?」[15]等等可怜虫似的哀鸣！

当局选择12月26日（毛诞辰纪念日）前夕宣判郑州案，带有顶风臭八里的警告和划线撇清味道（「国家是国家，毛左是毛左」）。二张事件过后，大陆的毛左如继续装腔作势「向党交心痛述走资之不可为」，则证明自己不过是一群毫无指望的老少衰人。话说回来，没有他们，无产阶级前进的更快。

左翼人权活动向何处去？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产者的各个派系都急于为自己争取尽可能多的话语权。民族主义自强集团大声指责竞争对手们「利用自己雄厚的资金和社会影响力，以专横的方式封杀公众舆论对自己的任何批评甚至议论」[16]（左大培），同时积极贩卖自家的军国强硬路线。在「上奏」的「折子」里，左大培们认为大力振兴军工集团的必由之路在于「对多余职工逐步剥离、下岗分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允许私人的资金进入国防科研和生产领域，甚至准许非国有企业参与国防工业生产」[17]。毫无疑问，这些「中国式三井财阀」的招魂者更乐于把革命者关进监狱，而绝不会为工农运动的蒙难者真心奔走。

至于自由派，在最近的郑州事件里他们倒很热心，一个劲地「敦促中国公检法机关停止使用‘诽谤’等罪名而剥夺公民批评国家领导人的言论自由等基本人权」[18]，但近二十年私人资本的发展路线一千次地告诉我们，民间老板宁可忍受官僚的欺压，也不敢放纵（更别提支持！）工农自我组织起来反抗当局。除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好话，无产大众的先进分子从自由派那里基本指望不到什么。

今天中国的左翼人权活动还处于发动阶段，但这事非做不可。认识到所谓「党内走社派」和各色资本家学界代表的不可恃与不可信，从最起码的「信息搜集与发布」和物质救济着手，在具体救助上和最广泛的社会活动人士互通有无（从教会到左大培们），与海外左翼协调行动，不怕株连而又坚决反对「革命空话」，便是新时代「济难会」该做的几件事。

路是人走出来的。

12/01/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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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据介绍，葛黎英暂被监视居住，而王占清则在押，但关于他所受刑罚的具体情况报导不多

[2] 张正耀夫妇早在2002年就被当地镇压机关监视居住，不久前刚撤消。

[3] 比如轰动一时的孙大午事件和前不久（与郑州案同步发生）的数名自由派头面人物被传讯的风波。

[4] www.[**]s.com/gb/5/1/6/n771886.htm「毛泽东――我们永远的领袖」（署名宋梅）

[5] 同上

[6] 当然，这不是维系工人士气的主要手段，革命工运的健康发展首先需要一个正确纲领。

[7] 比如在先锋组织同意和不损害工人事业的前提下，政治犯也可考虑有组织地签名「自新」、「脱党」，以求尽快获得自由重新投入工作。

[8] 自由派律师先后为辽阳（铁合金厂）和东莞（兴昂鞋厂）工潮参与者进行辩护，仅是两个较突出的例子。

[9]阶级斗争不发达、马列文化长久失传、自由派和官僚资本主流舆论的恶意歪曲等原因，使得中国政治语系发生了严重的紊乱和错位，可说左右不分。房宁、王小东等资产阶级强国派以「新左」面目摇摆过市；崇毛派内部存在强烈的「去马列化」倾向等等，都是这种左右不分的反应。

[10]http://mzd.com.cn/mzd/bloger.asp?blogID=424&ID=1734 毛继东「必须克服‘左倾传统’的不良影响――也谈2004年教训」http://mzd.com.cn/mzd/bloger.asp?blogID=424&ID=1734

[11]见署名「美国华人声援郑州张纤夫、张正耀、葛黎英、王占清等四君子联合会」的「为河南郑州市四君子被捕和审判事件给中国人大的一封公开信」

[12] 同注释4。在张汝泉的文章里，类似的领袖崇拜随处可见：「有毛泽东在，中国人民就是国家的主人，就享有神圣的民主权利，就过着舒心、向上而毫无后顾之忧的幸福生活」「而当人民失去了毛泽东，中国的工农劳动大众也就一下子被资产阶级打翻在地，跌落到了社会的底层」。

[13] 这种清谈的一个表现，是漫画式的仿革命激情，动辄叫喊什么群众斗争进入高潮之类的梦呓词句。

[14] 2004年12月20日张纤夫「关于我撰文纪念毛泽东无罪的几点说明」

[15] 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50 2005年1月4日 草根观察家「评‘郑州四君子’事件」

[16] http://www.wyzxwyzx.com/ShowArticle.asp?ArticleID=8527左大培2004年12月26日「为保卫言论自由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公开信」

[17] 左大培「中国战略产业的发展」http://www.wyzxwyzx.com/xuezhe/zuodapei/ShowArticle.asp?ArticleID=39

[18] 2004年12月26日「独立中文作家笔会狱中作家委员会关于作家张倩夫被判刑的呼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