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国制度变迁 一、总论（1） -- jyzh

记得有一次看到一个节目，有个老外（似乎是研究社会学的），来到中国的一个偏远山区（贵州亦或湖南？）的一个小山村，好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兴奋，于是开始了他的社会学“实践”，他想把当地农民组织起来修一条通往山外的路，但农民们似乎不买他的账，虽然愚公移山的故事出在中国，但真正肯做愚公，用十辈子修条路的人几乎没有，于是乎老外发现他们似乎更希望利用一个老外的影响力，从上级政府争取资金。于是，老外发现自己改变不了什么，只能教当地妇女和小孩普通话，才能吸引到一些人。看节目时，我还真的为中国存在这种与世隔绝的社会感慨了一番，然而当节目快结束时，记者采访一个当地农民，问他对老外有什么看法时，他的一番话让我哑然失笑了，他说：“一个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老三篇背的很熟，他是毛的农民，不是在玻璃瓶中长大，让老外做社会学试验的虫子。

对于一个正常的社会秩序而言，文革留下的绝非正常的稳定的制度。但改革开放第一个十年的那些故事，总让我想到初唐年间武则天在上台后对唐宗室皇亲国戚以及功臣名将的连根拔起，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举动延长了唐帝国的繁荣期，也是开元盛世的直接准备。我相信，如果改革开放这三十年算是盛世，那毛主席的行为对普通居民和整个社会而言不见得全坏，如陈云邓小平这样的人，文革后出现不一定是好事。而那些所谓的开国元老，在社会的发展到最后往往是发展的阻力，放在神坛上供起来是最好的选择，但若他们非要走下来一起参与政局，只有崩坏的可能。

真正的改革开放是从胡耀邦和赵紫阳两位领袖的带领下开始的。而其中的制度变化也全是在两位总书记任内完成，以后的制度上的变化行为是一种大势的演进而非具有原创性的开拓。

文革结束后，整个中国社会具有完全简单均一的底层体制，从北疆到南疆，从东海到青藏高原，都是一样的体制和生存方式。物理学上有一个熵增原理（熵是混乱度）：在一个隔绝系统内，自发变化的方向总是朝着熵增加的路径。所以，就一个自然隔绝的系统而言，总是趋向于更加混乱的。人类社会既有熵增也有熵减，这种特点典型的区分了人文科学本身。中国社会在建国后特别是中苏冲突后，其实一直算是一个孤立隔绝系统，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从之前的混乱走向有序，这是一个绝大的工程。在普通民众只有短期视野时引导他们共同做一个有远见指导下的大工程，非得有信仰和强制力的共同驱使才有可能。1976年时候，中国社会是一个熵值极小的系统，自从改革开放开始后，这个封闭系统的熵越来越大，到今天这样的局势已基本没有扭转的可能。而这也正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的必然后果。

现在的研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历史进程都认为改革是自下而上的自发改革。这伴随着对毛晚年政策的纠正过程。对胡耀邦我直接的了解不多，最多是知道他是一个极富浪漫气息的人，以及他去世后引发的那一场运动。我读过赵紫阳晚年的自传，不谈其所提到的政权内部的纠葛，就整个社会而言，当时的制度变化并无一个确切的方向，过快的改革带来的可能就是社会自身的动荡不安，骚动与体制的变化相联系。

苏东剧变之所以带来巨大的经济下滑在于其政治体制的总体确立缺少一个能适应其方向的下层的工业生产方式，甚至包括人与之之间交往与接触的方式。缺少各种法律对整个社会的主体联系的制约，甚至说缺少给整个法律体现提供威望的机制使得过快的改革只带来总体的方向性的缺失。近几年苏联境内某些国家和东欧某些国家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就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是休克性实验的迟到的成功。但事实上，这失去的十几年如果是一个开放下的体制自我逐渐增进的过程，那肯定有更好的处境。时间不等人，不外如是。

1989年中国遭受了一个巨大的冲击（shock），体制剧变所造成的人心浮动的积累造成了一个体制上下层之间的剧烈冲突。而中国的强人体制的优点就在此时得到了显现，中国的局势还是可控的。不去评价那场事件最终结果的历史意义，因为历史的书写若完全从道德的评价出发，那不免容易模糊了我们的整个历史视界。1989年后，接下来的历史则是在短暂的回头后一往无前的狂奔。中国的改革碰上了一个好时候。外向型的经济有了发展的可能，这就从东到西形成了一个逐渐改进的过程，主体对外界的学习和行为的改变需要时间。而且这种人自身的观念的改变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江泽民朱镕基体制的关键就在于全向的对外开放和对外学习。这一事实在2001年中国加入WTO达到了顶峰。

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人本身的观念与工业化的经济结构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扭转的趋势，随着老一代的逐渐离开，不管后来的领导人有如何的权力斗争，其观念已经无论如何回不到计划经济的时代，工业化经济生产方式影响下的宪政体制已经成为了一个未来的必然方向。

2003年开始的房地产牛市的启动自然有政府政策偏向的原因，但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上资本过剩不得不流入相对保值的资产市场的结果。综合当年的经济表现，2004年的经济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经济技术的进步占据主导，更多是资产市场的拉动，这是一轮经济增长见顶的特征，毕竟没有技术进步的数字增长绝无可能带来真正的福利上升，至多是跨期的福利转移所引致的暂时福利上升。

危机自然是危中有机，但这个机会并不是经济本身的增长重现的可能，更多是改变整个体制使得经济在下一轮启动的时候能带来更快的加速度。

在中国，经济发展与政治体制的蜜月期已经过去，我们目前所看到的稳定的制度变迁也许将面临一个长时间的停滞期，但一旦蛋糕无法持续做大，承担分蛋糕工作的体制必须要更加公平和可持续性。社会的严格控制下内乱或战争或许可以避免，但理性的上层领导绝不会无视下层民意的表达。宪政的实现对于集权体制下的领导者本身也具有十足的吸引力，因为他自身的权力也许并无极大的缩小，而其相应需要承担的后果或许是有必然的改善的。因着宪政的限制，政府或许有相对缩小的自由，但这也同时使得社会更趋于真正的和谐。中央集权控制下的社会有稳定的必然可能，那这必然将是一场不流血的革命，我们将面临更好的明天。而今天，正如国际歌第五段所唱“国王用和谐的烟雾迷惑我们，让我们团结起来向国王开战。”我们不晓得胡温体制究竟将我们带向何方，一个阴阴的表情和一个演员的泪水不足以给我们极大的自信，但我们对于人自身的观念的转变对于整个上层体制的重构，显然有更大的自信，如本篇开头所提到的毛主席的话，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目前的这些创造者所拥有的交往的方式和交易成本的变化，已经是社会大潮向前发展的必要保证，我们不需要有确切的自信一定成功，但至少，不该绝望。

之前对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理解中，我始终以为毛主席把整个中国当成了他自己的妄境，在全方位的自信中在这个妄境里试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如非如此，我完全不理解毛主席发动文革的用意何在。

毛在文革时候讲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一句话，就是造反有理。”这个造反肯定不是造他自己的反。毛主席作为共产党的主席，往往能站在超然的态度看自己的党，他认为这个党的中央机构的统治已经走入偏门，必须通过大的运动才能纠正为正确的方向，甚至可能这个体制已经无药可救，只有打破这一条可行。这也许是他在清醒状态下理智的考虑之一。

而同时不管是正史还是野史毛主席似乎都是更喜欢美国多一点，虽然他也写出过《别了，司徒雷登》一文，但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偏好和当时政治环境妥协的结果必然是全方位倒向苏联。经历了建国后的各种运动的波折后，毛主席似乎也能感觉到新的工业化影响下的生活方式本身的弊端。而同时我也相信毛主席这么多的举措确实也是为了他所出身的农民的地位的真正提高为出发点的。建立一个体制远比毁掉一个体制要难的多，但毛主席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了一个基于同样的基层组织的均一的体制后，不得不亲手打破这个体制的上层结构。试图通过各种方式来给自己的民族找一个另外的出路，但不管其最初的想法如何，在文革结束的时候，人民大众的效用是没有显著改善的。集体无意识下的普通人并无超然的远见，而是只关注眼前的利益。但究竟什么样才能真正评价我们社会的进步本来并无一直正确的标准，也许我们要反思走过的路。

对于改革开放前的境况，如今的意识形态机关是清一色的否定，但出于理智上的对宣传机器的怀疑，我一直不敢确信。至少在我接触的那老一辈的人中，很多人并不对过去完全报以否定的态度。比如很多人至少认为那个年代的人有真正的思想追求，在道德感上也有比现在的人更高的境界。所谓路不拾遗在农村确也如是。

但不管毛主席为了这个社会做了什么样的努力和实验，局势总是在他去世后翻转了。很多人在提到改革开放后的人们道德感和宗教观的缺失的时候，报以极大的否定，认为失去信仰的人是可怕的。但我倒是觉得假如不是文革对中国普通人的信仰的改造，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不可能又如此大的人的思想解放。也会失去很多社会前进的动力。而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如果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也并无明确的信仰可言，今天的状态并非是千年来所独有。

当然，正统的西方经济学的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宪政体制减少了不确定性和交易成本，有利于经济的发展，是所谓的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open access social orders）。而在台湾的中国目前显然已经进入了开放进入的社会秩序。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和新加坡不论，1949年的两个敌对的中国面临着不同的社会实验的方向。大陆显然有更艰巨的任务，社会底层之重构与重建边疆地区之向心力牵涉了更大的精力。台湾本身在日本统治下的五十年其社会结构已经变得比较适应工业化经济体制，而同时蒋介石在台湾试行的土改包括训政的各种制度安排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今日台湾之成就就算中国大陆未来可能之方向，也绝对不会简单的水到渠成的达成。未来之不确定性现在已经减少。但如何分析大陆之现状，提供给我们自己一个视角观察自身的未来，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任务。

精英阶层中实现法治；建立包括国家在内的稳定的精英组织的恒存体制；对军队的有效的政治控制。以上三个方面是国家能否进入宪政体制的门槛条件。（North，2007）暂且不论这个论点是否得到学界的统一认识还是只是诺斯的带有理想化的个人观点。人的个体行为趋向如果能形成一个大范围内的一致趋向，其自身便能影响整个社会的变化。目前的中国明显具有上述三个特征。而我所认为的关键是，中国人的主流意识到底是向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向才是中国未来的最终决定。而这绝对依靠着开放和交流。自然选择的最后总是朝着有序混乱(熵增)的方向。

人的信念，认知，心智构念和意向性是制度变迁中人自身的重要约束因素。而这些重要的人的观念是受现存制度和自身行为影响下形成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大潮已经使得如今的人们的观念发生翻天覆地的变革。我相信一个未来的美好的明天。

在中国的现实中，两千年的帝制社会中，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远没有现在宣传上的那种力度，所谓的中央集权的维系无非是通过帝国文官制度作为上下层的联系纽带，上层是帝国官僚体制，下层是地方宗族社会。法律也有成文法和乡约两类。宗族自治是帝国的基础，文官考试是上下层交流运动的途径。这样一个政府在儒家思想作为指导思想和组织原则的基础之上对底层社会的干预无非是通过定性的模糊的方法。这样一个体制存在到西方文明进入中国。在康熙，乾隆两个朝代是帝国中兴的最后一站，也是即将遭受冲击的最后一站。中体西用的维新因为缺少对社会关系的改造而使得所引进的西方的工业都成为浪费，就如同俄国彼得大帝改革因为并未出动最核心的沙皇体制而遭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耻辱性失败一样，中国也碰到了甲午战争的失败的警醒，而带来清醒的都是来自海的那岸的日本。而日本与中国百年的改革关系更是千丝万缕之联系则不用细数。

从孙中山的追随者蒋介石在艰难的局势下名义上统一中国而建立类似西方工业社会所拥有之上层体制，到毛泽东从底层开始构建一个适合工业社会形成习惯之下层体制，中国走过了漫长的动荡年份。目前的世界由两种生活方式的制约，一是工业化的经济生产方式，一是被工业化生产方式所影响的人类的生活方式。而人类的生活方式反过来又制约着工业化的经济生产方式。在发展和改革的同时，不仅要引入工业化，而同时也一定要使得整个生活和交往的方式能适合工业化经济生产方式。这对我中华文明千年的稳定体制而言，当然是一种文化上的被侵略，从荷兰和英国建立宪政体制超越葡萄牙西班牙建立欧洲霸权开始，真个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西方化的历史。中华文明也遭受了世界上大多数文明所碰到的十字路口，我们究竟要向哪里走？我们并不敝帚自珍认为中华文明是人类所必不可少，但也不用妄自菲薄认为中华文明需要被西方文明所取代。就如同我们面临经济危机要寻找西方经济之劣势一样，从来没有完美的体制制度，中华文明一样可以在新的社会架构中找到自己的地位。

1949年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两个西方化的问题，一个是所谓的类似苏联体制的西方化，一个是类似美国体制的西方化。美国体制直接继承了荷兰英国的体制，而苏联体制是对荷英美体制批判继承同时融入俄罗斯自身结构的产物。苏联后来表现的共产主义大国沙文主义与俄罗斯本土东正教自认为是基督教的正统有其相似之处和精神上的继承可能。中国的政治体制之形成与接收西方工业之迫切性使得中国有自己本身之批判继承的可能。1949年，两个敌对的中国在不同的地区开始了各自的实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