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说文论武之文明复兴（五）：农村建设 -- 井底望天

被辽和西夏欺压的宋朝，居然被考证出战争胜率更高，究竟是真相还是需要这样打扮糊弄人？当年国军战报消灭共军远超共军总数，估计跟宋人学的，敢于痛斥将领的伟大的日记体史学家凯申公千古。缺乏主人翁意识，人多装备好也可能打败仗，这点国军倒是跟宋军很像。新三座大山不炸平，现代中国人民也不会继续买账的。汉唐强盛不是分封制功劳或对手弱小，而是自耕农占主流社会保障好，东汉武功就差点，宋代土地兼并严重贫富悬殊导致的“佃农性格”，外战外行是必然的,何况社会风气鄙视武人，汉代弃笔从戎是美谈，唐代“宁为百夫长，胜做一书生”，“功名但在马上取”，宋朝“贼配军”是流行词，估计所谓“好男不当兵”就是这么来的。哪个国家哪个时代敢公开骂当兵的劳改犯？不把骂人的打成猪头，这样的血性能上战场吗？要是夫人女儿被轮奸还要服从命令忍气吞声，内战不惨败就怪了。当年光头毕竟是敢死队长，徒子徒孙想要把tg赶下台，没有必死的勇气，在中国运作“颜色革命”是笑话。

大的运动、战役离不开舆论导向，文化圈、文艺圈都是重要阵地，卖脸的卖嘴的（横竖都算）卖文的都是明星，服务类别区别罢了，不过都听投资人的。“三民主义反攻大陆”，文化金融是主战场，和真实的历史比（可以找找高戈里的《起义官兵泪血大控诉》），美化国军到了恶心地步。很多像是训导小学生似的西方作品被当作东方研究经典，决不是因为投资人傻。

七

当时中国的人民公社制度，后来被迫放弃，主要问题不在于其组织形式，而是在于其功能。因为中国的工业化需要农村经济输血，所以公社的职能，主要是配合国家政策，是国家简化和几亿农民打交道的手段。

这样的一边倒的组织，自然在照顾农民自身利益上有很大亏欠，自然极大的影响了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

但是如果大的环境变化了，中国因为工业化和城市化大幅发展，不光不需要再从农村抽血，而且可以将城市和工业的资金和技术，反哺农村的经济发展，而将小农经济提升到现代农业技术经济。

当然当年的人民公社，是集政治、经济和文化为一体的组织，而今天就只应该保留经济和文化功能，让其成为保护农民权益、推广农业技术、便利农民融资、提供公共服务的农民自己的自治组织。而在这中间，如何让农民可以享受到可能的农地转非农地应用，带来的土地溢价，和如何让农民离土不离乡，而从各种副业、工商业上面，提供农民的收入，从而最终为消除中国的城市、农村经济二元化的弊病。

要知道，中国的新农村建设，主要的落脚处，是在于乡镇这个级别，也就是以前公社对应的地方。

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农村发展的大趋势，是整个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背景，伴随着的是，大规模农民进城而成为城市居民。这样的话，对农业土地的利用，才可以从精耕细作的小农形式，发展到依赖资金和技术的现代农业公司经营方式。只有在这种方式下，从事农业的人口，才不会仅仅限制在利润最薄的初级农产品的生产上，而是走入利润更丰厚的农业加工品上面。

在世界的绝大多数国家中，基本上农村人口的转移，走的是两种不同的道路。对发达国家而言，其历史道路，基本上是农民从农村向小城镇转移，从而通过小城镇的发展，再集中到大城市和城市圈里面，而达到了减少农业人口的目标。

但是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而言，尤其是人口规模比较大，和中国可比性比较明显的国家，比如说印度和巴西，都是靠农村人口进入大城市，从而把这些大城市，变成超级城市的道路。比如说巴西的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等等。

中国的农民进城流动，有一个非常大的障碍，就是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城市，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城市，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但却不愿意将这些为其经济发展做出极大贡献和牺牲的农民工，成为其永久定居居民的一部分。这种只想趁人家年轻的时候，榨干能量，然后老了就滚回去的做法，是非常不人道，也对中国的城市化增加了阻力。

当然如果这些城市放开人进来，恐怕也会因为财政压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不足，从而导致贫民窟的大幅出现，也不是一件好事。如何发现一个折中的法子，倒是值得大家深思。

从中国的农民工流动来看，如果把中国分成西部、中部和东部三大块的话，那么一个主要的趋势，是从中部的人口身份，向东部迁移为主，向西部迁移为辅。

最大的人口迁入地区，是广东、上海和浙江，其中广东（主要是珠三角）的数量大大高于长三角。西部的新疆也是一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区，而西部的西藏、青海和宁夏，是最少的人口迁入地区。

最大的人口迁出地区，是四川、安徽、和湖南。而基本上，就是这些地区，再加上河南、贵州等，向东边的广东、上海、浙江、江苏、山东和北京等地区的移动。

其实通过对大量农民的调查了解，人家农民其实是比较重乡土的。因此其就业的倾向，首先是农村里面的非农领域，其次是外出打工，最后才是继续做农活。

而对出外打工的选择，通常是省内城市作为首选，然后省外城市，最后才是附近的县城和小城镇。

而对城市的发展而言，在初级发展的时候，通常是城市外郊县的人口向城市中心集中，然后但城市发展比较成熟之后，就出现城市向外面扩张，延伸到附近郊县的局面。比如说上海，在90年代的时候，最大数量的流动农民工，首先是来自于上海的郊县，其次才是来自安徽和江苏的农民。但随着上海市的扩张，在2000年代，就很少有郊县的农民工了。

这种情况，就造成中国城市发展的一个新格局，那就是城市向外扩张，就把附近的县城的乡镇，变成了城市某个区的街道。这个是城市发展的第二阶段。

那么城市发展得比较猛，就进入了第三个阶段，就是直接把人家一个县，给改成了市区。

当然城市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把人家县城，从地区市里面给扒拉出来，有真正的城市来管辖。

最近发生在安徽撤销巢湖地区市，把庐江给了合肥，含山和和县给了马鞍山，无为给了芜湖，就是第一阶段的例子。

第二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河南的周口市拿了淮阳县的许湾乡，洛阳市洛龙区拿了偃师的庞村镇，江苏的盐城市亭湖区拿了射阳县的黄沙港镇等等。

第三阶段的例子，比如说湖南的长沙市，把望城县收归为望城区。

估计中国在今后的很大一段时间里，出现最多的，就是城市扩张，把附近的乡镇，变成城区的一个街道，而这个街道，就会扩张，从而把其他乡村的转移人口给安置下来。

因此这个地方，就会成为中国农村人口城市化的一个主要切入点。通常这些乡镇的人口，大概也就是3-4万人左右。在没有融入城市之前，就搞农民自己的农民协会，融入城市之后，就搞城市现在已经比较成型的小区自治组织。

那么就要求现在的乡镇政府，要向城市的街道委员会靠拢，而出现某种情况下的瘦身运动。

六

现在中国农村里面，各种宗教势力也是比较盛行，其中包括海外背景的宗教组织，比如基督教里面的韩国人团体，或者说新疆南疆的瓦哈比教派等等。

这里就谈一下基督教团体的传教特点。在基督教自身内部，是分成两种派别的。一种就是见到你，就向你传播教会的福音，这种通常叫做福音派。另一种就不一样，有特别的仪式，然后突然之间，传道人口吐白沫，一阵痉挛，说是上帝上身了。这种因为比较讲究通灵，因此也叫做灵音派。而灵音派还喜欢玩圣灵治病，通常被福音派人士视为异端。

当年拜上帝会的东王杨秀清，就是上帝上身的高手，每次一上身，连他的老板，上帝的儿子，耶稣的弟弟，号称天王的洪秀全，也只好乖乖地跪下来听令。

而在中国农村里面盛行的，有不少是这种萨满教和基督教的混合体，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这样的宗教团体，也不是个个都敢踩政府的底线的。不过这种以自然村落为组织的传教方式，可不可以像洪秀全和冯云山那样，可以跳出地理界限，而成为广西客家村落的统一组织，倒是值得情治部门多花一点心思。

中国当代研究农村问题和新农村建设的一个主要学者，曹锦清先生是我很敬佩的人物。曹先生曾经专门研究了宋朝的农村问题，发现和现在中国农村的现状有某些相似之处。

那就是极度分散化的土地产权，和极度发达的工商业社会下的市场经济，会形成一种极端不利于农民的冲突。

前面说到宋朝出现的情况，相比于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的规模，和2.5亿农户的小农分散经济，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但宋朝进行的新农村建设，却经历了元朝，直到明代中晚期才算是完成。

为此曹先生专门研究了宋朝儒家的脉络，认为张载是第一个强调要进行新农村建设的学者，而他的新农村建设的重点，就是重建宗社。

当时不少人都意识到了宋朝的农村，出现的地主、富农、中农、贫农和佃户，这样我们在1950年都很熟悉的阶层，如果不好好治理，会出大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在货币经济的冲击下（当时中国已经进入白银本位制），农村的问题会更加严重。而当时宋朝的外部危机重重，但是如果不解决内部问题，根本无力应付外部的挑战，因此宋儒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

在张载的思想体系里，建立乡村组织，最好的办法，就是通过恢复宗族体制。在这个体制之下，同宗的人们通过祖先崇拜，建立文化上的共同理念。而在经济上，则通过部门田产集体所有，用来作为服务集体的公共产品，以防止集体内部的贫富分化过于激烈，相当于今天国家的福利和社会安全保险。

对传统儒家的看法，张载进行了改良。一个就是族长不再按照血缘的嫡传方式，而是和贤能才干同时考虑。另一个就是取消士大夫才可以立祠堂的限制，让庶民也可以为之。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定期召开大会，搞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宗亲大会，奖善罚恶。

张载的这些想法，很大部分被他的弟子吕大钧应用到了《吕氏乡约》里面。而其他的大儒，从程颐、朱熹、陆九渊等等，都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理论和实践。从政治的层面上，王安石的保甲到朱元璋，都是试图在家庭之上建立起一个社会组织，来提供公共品和维系次序。

这样的理论和实践，从《吕氏乡约》，到清朝的朴学派，一直到民国的儒家梁漱溟，可谓是一脉相承。

我自己的看法，就是任何以土地地权细分，重视个人和家庭的小农经济，最后都会走向贫富差距变大，无力维系集体经济，导致农田、水利、农村基本建设，比如说道路、电力等等公共服务品维护上面的困难。

而就是是在这种内部分子竞争中占有优势的农民，或者说富农们，在货币经济的市场大潮之下，也是同样的弱势群体，更不要说那些不占优势，成为弱势中的弱势的贫农了。

从中国的现代历史上来看，我们其实是经历过了两次土地改革。第一次是1950年开始的土地改革运动，将少量地主拥有的大量土地分给了无地的雇农，算是实现了耕者有其田的理想。

第二次就是小岗村发起的分地运动，展开了包产到户的联产承包责任制。

在第一次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短短几年，农村经济很快就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的局面。于是以农民自己发起，政府积极支持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发展。后来这种合作社，通过初级社和高级社的演进，最后就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非常特别的组织。

正如前面描述过的，在家庭组成的共同体内部，必然存在着家庭与家庭之间的张力。而在小共同体组成的中共同体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张力。因此人民公社，就是后来的乡镇这一个级别，和现在的行政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大队，和现在的自然村，就是以前的生产小队，这样的三个层次之间，自然有着自己内部的各层的张力。

早期的人民公社，因为没有顾及到自己内部的小圈子和中圈子的张力，就受到了不少挫折，最后在1962年的时候，回到了以小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

但是人民公社最后运作失败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虽然照顾到了农民需要有一些自留地这样的个人和家庭利益的需求，但是整个结构的基调，是一大二公。

而最关键的是，当时人民公社的建立，是为了依赖农村的贡献，来支持中国的工业化。那么这种对农村的主要索取，自然就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工农业产品的剪刀差，农民的生活长时间得不到改进。这个也是导致联产承包责任制出台的一个主要原因，而首先进行这个分集体行为的村庄，在淮河大地，也正是中国历史上宗族体制重建北方不如南方的一个后果。

那么在中国今天的农村组织的建设上，其实指明的一条路子，就是回归人民公社的建制。当然为了避免很多人心脏加速太快，我们就改个名字，叫做农民自治协会好了。这样的话，得罪了人就少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