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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则就有点儿长得吃不消了，作者写起来和读者看起来都很痛苦。

将再开一贴《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热血沸腾的盛唐》，内容打算从开元起，至天宝止。

另外，浏览过了七万，纪念一下。

《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12、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甲木萨再来》

景龙三年（公元709年），在赤玛蕾太后的亲戚兼亲信、重臣尚赞咄热拉金的率领下，吐蕃千余人的庞大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地向长安进发。

史载吐蕃方面对这次迎亲极为重视，甚至专门派人来中原提前学习汉语，“先遣使来此迎公主，兼学汉语。”这个翻译官很可能在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双方确定婚事后就过来了，此人在中原史书中也有所记载，他的名字叫做悉腊，其汉语水平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即使与中原人辩论也丝毫不处下风，比如《旧唐书.吐蕃传》说：“悉腊颇晓书记，先曾迎金城公主至长安，当时朝廷皆称其才辩。”

为了确定究竟派谁护送公主进藏和亲，唐朝方面出现了极其雷人的一幕，大臣们争来抢去，但并非是为了争夺护送公主的荣誉，而是恰恰相反，他们都在拼命把任务推给别人。

中宗本打算派遣当朝宰相、门下省最高长官侍中纪处讷为送亲使，但老纪“坚辞”，死活就是不肯去，由于他是势力庞大的权臣武三思的姐夫，中宗也不好撕破脸过于相逼。

好脾气的皇帝没办法，又打算派另一名宰相中书侍郎赵彦昭前往，赵彦昭同样吓得够戗，为了躲开这个可怕的差使，他秘密给中宗最宠爱的女儿安乐公主送礼，托公主给自己说了几句好话，终于使得对女儿无所不从的皇帝取消了这个任命。

最后，一名级别稍低可能也没太多门路的官员哭丧着脸，被迫接受了皇帝授予的凭证——代表外交使者身份的节，他就是倒霉的左卫大将军杨矩。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丁丑（阴历二十五日，阳历为2月28日），无奈的杨矩只能“拜受诏”，当月己卯（阴历二十七日，阳历为3月l日），中宗亲送公主至始平县，于是发生了前面提到的那幕依依离别。

这场送亲，规格之隆远胜于前朝文成公主。《全唐诗》中保留着不少这次即席而赋的诗篇，皆以《奉和送金城公主入西蕃应制》为题，大臣们为了应和皇帝的心境，诗歌的意境都极其悲伤。

太子詹事刘宪在诗中写道：

外馆逾河右，行营指路歧。

和亲悲远嫁，忍爱泣将离。

旌旆羌风引，轩车汉月随。

那堪马中曲，时向营中吹。

工部侍郎李适的诗是：

绛河从远聘，青海赴和亲。

月作临边晓，花为度陇春。

主歌悲顾鹤，帝策重安人。

独有琼箫去，悠悠思锦轮。

宰相李峤的诗则更加悲凉：

汉帝抚戎臣，丝言命锦轮。

还将弄机女，远嫁织皮人。

曲怨关山月，妆消道路尘。

所嗟秾李树，空对小榆春。

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正月二十九日（阳历3月3日），十三岁的小公主哭别皇帝，在唐朝送亲队伍和吐蕃迎亲队伍的簇拥下，永远离开了自己的家乡。

其实，根据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推测，吐蕃赞普赤德祖赞（汉文史书中记为弃隶缩赞）在双方确定和亲时的公元707年仅止四岁，即使到了迎娶金城公主的公元710年也仅有七岁，根本不到结婚年龄，所谓和亲不过是化解两国邦交的一种政治仪式而已。

比较搞笑的是，后世的藏族史书如《新红史》、《吐蕃王臣记》等都记载说金城公主其实是要嫁给赤德祖赞的儿子拉本王子，但后来却被公公赤德祖赞所霸占，从当时赤德祖赞的年龄来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

而唐朝人似乎也并不了解吐蕃的真实情况，比如《旧唐书吐蕃传》说赤德祖赞是七岁登位的，至此已经十四岁了，因而很可能吐蕃人向唐朝有意隐瞒了赞普的真实年龄。因此有一种说法认为，吐蕃人之所以迫不及待地想得到大唐的公主，是为了用这场联姻的盛大声誉缓和国内的紧张局势，转移人们的视线。

说实话，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媳妇和自己七岁的小丈夫，这两个雷人的形象摆在一起，恐怕多数人脑海中立刻就会浮现出一个词——童养媳。

唉，我们可怜的奴奴啊！

一年后的景云二年（公元711年），已到达吐蕃的金城公主突然被告知有一名来自唐朝的使者求见，思乡心切的奴奴自然火速召见了他。但是，这位使者告诉她，派自己来这里的并非公主原来的养父中宗皇帝，而是她的新养父睿宗皇帝——公主的这位叔祖专门派来使者宣布，他将仿造已故兄长中宗的先例，正式过继奴奴为自己的女儿。

悲痛欲绝的奴奴根本无法知道，公元710年3月3日她和养父挥泪而别，而仅仅四个月之后的7月3日，对她关爱备至的中宗皇帝就被他最爱的妻子韦皇后和最宠的女儿安乐公主一起谋杀于宫中。按照唐朝官方史书的记载，只是因为忍无可忍的丈夫对老婆偷汉子的行为嘟囔了几句不满，与此同时，女儿要求得到史无前例的“皇太女”头衔破天荒地没有被父亲批准，便导致这对狠心的母女联手动了杀机。

但仅仅才过了十八天执掌朝政的瘾，这对被后世认为丧心病狂的母女就又死于自己两个野心勃勃且实力雄厚的亲戚——临淄王李隆基和其姑母太平公主合伙发动的一场兵变，随后，李隆基的父亲同时也是太平公主哥哥的相王也就是睿宗皇帝再一次登上了皇位。

唐睿宗李旦是个相当有意思的人，享年五十四岁的他并不算太长寿，但其一生中却两次登上皇位又两次退位，他不仅有一个皇帝父亲、一个皇帝哥哥和一个皇帝儿子，而且还有一个空前绝后的皇帝妈妈，这种奇况即使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恐怕也创造了孤例。

想当年，他的哥哥、任人唯亲执意要封老丈人当宰相的中宗李显被母亲武太后轰下皇位，当时还是豫王的李旦第二天随即登基。在皇位上当了六年的摆设后，他于公元690年宣布顺应天意民心，将皇位让于母亲，找到台阶下的武则天女皇心满意足，随即封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为皇嗣并让其改姓武，名字也改为“轮”。

此后，李旦与自己的儿子们以及众多李姓王爷们（其中就包括金城公主的父亲李守礼）一起，被女皇软禁在宫中，成为武周王朝的高级囚徒。

公元698年，众望所归的李唐皇族最年长的嫡皇子李显被母亲赦免回京，李旦立即识趣地提出要把皇嗣之位让给哥哥，鉴于儿子态度十分坚决，再次得到台阶的武则天便顺水推舟允其所请，李显遂成为太子，李旦则被改封为相王。神龙政变后，中宗皇帝加封自己的这位同胞弟弟为安国相王，拜太尉，后来又立其为皇太弟，而早已看透世情的李旦则深知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的道理，于是坚决推辞，对这些高处不胜寒的头衔一项也没有接受。

也许正因为他这种凡事退让的态度，李旦在充满血腥与阴谋的武周以及韦氏当政时期尽管屡遭当权者修理，但最后仍屹立不倒，后来北宋的官场老夫子司马光对他赞不绝口，评价说：“相王宽厚恭谨，安恬好让，故经武、韦之世，竟免于难。”当然，至于这位相王是无欲无求真谦让还是迫于形势假谦让，那就仁智互见了。

现在，据说事先对兵变毫不知情的李旦被儿子和妹妹推到了前台，再次当上了这个庞大帝国的君主。但这位新皇帝的好心情并没有持续几天，因为很快，李隆基和太平公主这两个曾经的盟友就因争权夺势而变得剑拔弩张，搞得身兼父亲和兄长双重角色的睿宗皇帝左右为难。

到了延和元年（公元712年）八月，刚当了两年皇帝的睿宗实在不胜其扰，干脆宣布传位于太子李隆基，自己当起了太上皇。当然，为了避免彻底失去地位，李旦还留了一手，不仅仍自称“朕”并五天一朝，而且要求三品以上朝廷官员的任免以及重大刑狱仍要由自己这个太上皇来定。

同年同月，朝廷宣布改元为“先天”，李旦的三儿子李隆基，这个被称为“三郎”的年轻人登上了自己梦寐已久的皇位，但这个新皇帝的心中恐怕没有多少喜悦，反而感到如芒刺在背，因为他清楚，紧盯着自己一举一动的不仅有上面退而不休的父亲睿宗，而且还有身旁那个相当强势的姑姑太平公主，史载当朝的七名宰相中竟然有五人属于太平公主一派，“时宰相七人，五出主门下”。

就在这时候，朝廷收到了一封有趣的奏章，里面充满了对加强皇室成员亲情关系的深切思虑，它建议说，为了让嫁入吐蕃的金城公主洗澡方便，不如把河西九曲之地送给吐蕃吧，“为金城公主汤沐之所”，以解公主的思乡之情。

现代人读到这里也许觉得好笑，想那唐朝女子尽管以胖为美，但金城公主究竟有何等体积，竟需要偌大河曲（包括现在青海省东南部以及甘肃甘南州和四川阿坝州相当大一片地域）来洗澡？其实，所谓“汤沐之所”是一种委婉的说法，概念大致和“嫁妆”或“陪嫁”差不多，这个词来源于周礼中的“汤沐邑”制度，本指诸侯朝见天子时，天子赐以王畿以内的供住宿和斋戒沐浴的封邑。

这位狗拿耗子的上书者是鄯州都督杨矩。一年之前，正是这位时任左卫大将军的杨矩被迫从中宗皇帝手中接过了使节，成为护送金城公主进藏完婚的送亲使。但一行人到了吐蕃，随后发生的事情却相当令后人疑惑，史载“公主既至吐蕃，别筑一城以居之”，也就是说童养媳到达目的地后并没有和小丈夫马上成亲，双方反而分居了。

一种说法认为这其实不足为奇，可能是吐蕃王室的一种传统。因为按照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当年文成公主到达吐蕃后也没有立即与松赞干布住在一起，直到松赞干布死前三年两人才同住。我们知道松赞干布死于公元649年，也就是从公元641到公元646甚至到公元647年的这六七年间，文成公主没有和丈夫松赞干布住一起。

另一种说法则充满了阴谋的味道，认为这很可能是赤玛蕾老太太故意为之，就是为了掩盖当时还不到十岁的小赞普尚未成年的实情，以免唐朝认为吐蕃骗婚而产生变故。于是，吐蕃开始执行起漫长的“萝莉正太养成计划”，一直到几年后藏王终于勉强成年，才让两人正式完婚。

我们以前说过，在藏语里对文成公主有个专门的尊称——“甲木萨”，“甲”意为“汉”，“木”意为“女”，“萨”意为“妻室”或称“氏”，合意为“汉族王后”。其实，“甲木萨”这个词在藏语里往往是文成和金城两公主的合称，而对于这第二位来到吐蕃的“甲木萨”，她以后的日子显然并不会轻松。

但这些都已经和杨矩没有关系。执行完送亲任务回来后，杨矩突然发现自己成了香饽饽——正被青藏高原折磨得毫无头绪的朝廷顺理成章地认为他是吐蕃问题专家。对于这样一个人才，皇帝自然要人尽其用，于是杨矩便被任命为鄯州都督。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职务，前面讲过，刘仁轨就曾以宰相的身份出镇鄯州，而老刘所陷害的李敬玄宰相也在青海之战前担任过此职。

正是在鄯州治所，杨矩上书说出了那个充满爱心的建议，既然是这位了解吐蕃的专家所提出的，它肯定很有道理，忙于内斗的朝廷无暇多想于是应允。现在已经很难判断，最终拍板的究竟是有位无权的玄宗皇帝，还是他的老爸、不甘心全面放权的太上皇，亦或是他那位权倾朝野的太平姑姑，但很显然，他们那时候都没把它当回事。

这几位当事人，包括当初提出建议的杨矩在内，他们很快全都遭到了报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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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11、力挽狂澜的女杰——吐蕃太后赤玛蕾》

（下）秦晋之好

尽管把朝政搞得一团糟因而被后世目为庸君，但大唐的中宗皇帝其实并不是一个坏人，尤其是从家庭的角度来说，他甚至是一个无与伦比的好丈夫和好父亲。纵观史书，中宗皇帝可以说一生都在尴尬中度过，而这种尴尬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深爱的妻子韦氏和女儿安乐公主带来的。

这位可怜皇帝的前半生，一直笼罩在母亲武则天的可怕阴影中。公元683年12月，辗转病榻多年的高宗皇帝终于离开了人世，时年二十七岁的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但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被母亲赶下了皇位，事情的起因是这位新皇帝执意要任命自己的岳父韦元贞为帝国的宰相——侍中，当大臣们对这种任人唯亲的不当做法提出抗议时，中宗愤怒地答复说：“如果我愿意，即使把整个天下送给韦元贞都可以，一个小小的侍中又算得了什么？！”

听到自己儿子这没出息的言语，无比震怒的武太后二话没说，立即叫他收拾行李下岗滚蛋，空下来的位子则由他的弟弟、同样是母亲手中政治傀儡的睿宗皇帝李旦接替。

退位的李显从此开始了提心吊胆的流放生活，不知道自己头上所悬的那柄达磨克利斯之剑何时砍落。史载，在流放途中，每次听到母亲派来使者传旨的消息，李显就吓得要自行了断，以免像两个哥哥李弘、李贤那样莫名其妙地死于非命，或者像那些忠于唐室的大臣那样落到周兴、来俊臣等酷吏手中生不如死。而每当这时候，一直陪伴在李显身边的妻子韦氏便劝慰开导他，说事情未必坏到了那种地步，也许母亲只是差人来随便看看而已，最坏的结果也大不了一死，何必如此慌张。

也许真的是女人更了解女人，每次提心吊胆的接旨最终都像韦氏所说的那样有惊无险。在总共长达十四年的流放生涯中，如果没有妻子的支持，李显根本就活不下去，因此可以说他对妻子感激万分。这位丈夫于是承诺，如果将来重见天日，妻子可以做她自己想做的任何事情，做丈夫的绝对不会干涉——《新唐书》载：“帝幽废，与后约：‘一朝见天日，不相制。’”

就在流放的头一年，他们最小的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安乐公主诞生了，据说当时由于环境窘迫，父亲根本没有条件为孩子提前准备什么，匆忙中甚至只能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新生女儿充做襁褓，所以这个孩子便被取名为“裹儿”。十四年的流放中，裹儿随父母见证了所有的艰难，也给苦闷中的父亲带来了漫漫长夜中唯一的光亮，我们很难想象，在那衣食不继的困境中，每当听到幼女饥饿的哭喊，身为父亲却无能为力的李显不知会如何痛苦，因此这个女儿日后独占了父母亲几乎所有的宠爱，似乎也就可以理解了。

所谓否极泰来，被废为庐陵王的李显最后终于咸鱼翻身。宰相张柬之等人发动了神龙政变，李显被大臣们拥立复位，重新当上了大唐帝国的皇帝。大臣们未必不清楚这位太子爷其实才具平平难堪大任，但做为李氏皇族最正牌最年长的皇子，李显已经成为了一个代表唐室正统的抽象符号，他的复位在众望所归之下也就水到渠成了。

中宗复辟后，果然实践了自己当初的诺言，他封妻子韦氏为皇后，并给予后者极大的自由空间，甚至后来明知道她与人私通，他也睁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对于和自己一起经历苦难历程的女儿裹儿，皇帝自然宠爱异常，甚至达到了无论什么要求全部满足的程度，从而为自己日后的死亡悲剧埋下了祸根。

此前这个女孩已被女皇武则天封为安乐公主，并许配给了武三思之子武崇训为妻，当年这场象征着李武两皇族团结合作的婚礼办得极为拉风，不仅迎亲仪式隆重无比，而且在权倾朝野的武三思要求下，宰相李峤、苏味道以及著名文人沈佺期、宋之问、徐彦伯、张说、阎朝隐、崔融、崔湜、郑愔等“赋《花烛行》以美之”，女皇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以及新贵宗楚客等人，尽管自己肚子里墨水实在不多，但也纷纷让人捉刀，史载他们“假词于人，皆有新句”。

也许是感同身受亦或爱屋及乌，中宗皇帝对李唐皇室的其他女儿也倍加关爱，比如说他曾亲自收养了一个小名叫奴奴的皇族女孩，这个孩子的父亲是中宗的侄子雍王李守礼，而她的爷爷则是中宗可怜的同胞兄长、后世以“章怀太子”著称的李贤。

调露二年（公元680年），著名神棍同时也是武皇后宠臣的正谏大夫明崇俨（后世有许多关于他和武则天的八卦，人们认为他俩很可能曾是情人）被人刺杀，武则天怀疑是二儿子太子李贤干的，随后的搜查中果然在太子府邸发现了大量铠甲，李贤于是被废。据说，为了感动冷酷无情的母亲，李贤曾写过一首诗，这首名为《黄台瓜辞》的诗歌后来成为与曹植《七步诗》齐名的千古绝唱：

种瓜黄台下，瓜熟子离离。

一摘使瓜好，再摘令瓜稀。

三摘尚自可，摘绝抱蔓归。

但是，被儿子比喻为瓜蔓的武则天并没有心慈手软，她依然决定把瓜继续摘下去——四年后，很可能在她的暗中授意下，李贤于流放地巴州被左金吾将军丘神绩杀害。李贤唯一幸存的儿子、十二岁的李守礼也因父获罪，后来和四叔李旦及其儿子们一起，被奶奶武则天囚禁在宫中长达十余年，直到圣历元年也就是公元698年才获释。

就在这一年，由于狄仁杰等人的努力，李守礼的三叔、一直流放在外的庐陵王李显被年迈的武则天恢复了太子地位。同样在这一年，李守礼的一个女儿出生了，很可能出于对自己当年无法照顾好女儿的愧疚补偿之情，太子李显决定，自己代刚释放出来正处在窘迫之中的侄儿，收养这个小名叫做奴奴的孩子。

公元705年的神龙政变后，李守礼随即被中宗李显封为雍王，他的那个女儿奴奴很可能还留在宫中，继续在皇帝叔祖的抚养中长大，但也许奴奴的父亲压根就不关心这件事，他还有别的更有乐趣的事儿要忙呢——史载李守礼所生子女非常多，前后竟达到了六十多人。

这位生殖力旺盛的种马王爷在历史上留下的口碑并不是很好，也许是因为小小年纪就被幽闭宫内无法接受良好教育的缘故，据说李守礼才识猥琐低劣，每天“惟弋猎酣乐”，他唯一擅长的本事就是天气预报，尤其是预报晴雨例不需发，因而被皇族人士认为在气象研究方面具有相当深的造诣，最后甚至引得堂弟玄宗皇帝亲自询问秘诀，但得到的答案却令人心酸不已——雍王感慨地说，这都是拜奶奶武则天所赐，当年他被幽闭宫中时经常挨打，落了一身毛病，因而每当天气变化身体就会有所反应。据说，听到堂兄的这个回答，当年有着同样遭遇的玄宗也相当伤感。

尽管李守礼的儿女众多，但他的儿子们却都不成器，其中的一个甚至成为安史之乱后吐蕃人攻占长安时扶持的傀儡皇帝，让李唐皇族蒙受了无法洗刷的耻辱；他的女儿们则多不贞洁，私生活乌烟瘴气，每每成为帝都街头巷尾那些八卦消息里的主人公。也许，对李守礼的那个被中宗皇帝收养的女儿奴奴来说，在充满慈爱的养父身边长大，比跟着自己不着调的父亲要幸福得多。

但再幸福的生活也总有结束的一天。神龙三年（公元707年）二月，吐蕃太后赤玛蕾派遣使臣向唐朝皇帝献上珍贵礼物，为其孙吐蕃赞普野祖如求婚于大唐公主。此时，唐蕃之间已维持了数年和平，吐蕃太后为藏王请婚，看上去无疑是一种相当友好的表示，满足于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唐中宗如果想继续维持这种难得的和平局面，就不能不做出积极回应。

可是嫁哪个女儿呢？史书上记载包括倍受溺爱的安乐公主在内，中宗一共有八个亲生女儿，单看数量无疑不少，可她们都已经出嫁，总不能为了和亲让人家离婚吧？而且，现在唐蕃关系已非文成公主和亲时可比，早已上升到双方最重要的层次，如果像当年那样随便找个宗室女应付，恐怕会再次激发吐蕃人的愤怒。

于是，中宗皇帝的目光，只能落在了正在自己身边玩耍的养女奴奴身上。

这个孩子当时只有九岁。

可是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神龙三年（公元707年）四月，无可奈何的中宗皇帝终于下诏，封自己九岁的养女奴奴为“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赞普。所谓“出降”，其实就是“出嫁”，但这两个字无疑更拉风，很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恩赐感，因而在唐朝和亲的记载中被广泛使用。

中宗皇帝与自己的这位养女无疑已经建立了相当深厚的感情，《新唐书.吐蕃传》说皇帝亲自把公主送到始平县（现在陕西咸阳的兴平市）才依依惜别，告别酒宴上中宗“命吐蕃使进前，谕以公主孩幼，割慈远嫁之旨，悲泣歔欷久之”。

皇帝养父为了纪念自己这个今生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公主女儿，专门将离别之地始平县按公主的名号改称为“金城”，对当地罪犯实行大赦并免除了居民一年的赋税：“帝悲啼嘘欷，为赦始平县，罪死皆免，赐民徭赋一年，改县为金城，乡曰凤池，里曰怆别。”

而按照《册府元龟》的记载，事实上，唐蕃双方很可能在已经订立了和平盟约后，才有了这件婚事，也就是说本次和亲有可能是双方商定的和平条件之一。这部书记录了唐玄宗开元六年（即公元718年）十一月，吐蕃使者所呈给唐朝国书中的一段话：

“孝和帝在日，其国界并是逐便断当讫，彼此亦已盟誓。汉宰相等官入誓者等一十人。吐蕃宰相等亦同盟誓讫，遂迎公主入蕃，彼此安稳。”

其中的“孝和帝”指的其实就是玄宗的伯父中宗皇帝，他死后的谥号为“孝和皇帝”。按照这个记载，其实唐蕃双方事先已勘定彼此国界，双方宰相等官员也都参与盟誓，然后吐蕃才来迎娶金城公主。

至于双方会盟的时间，按照《新唐书.吐蕃传》以及《册府元龟》的记载，后来唐玄宗与吐蕃商议会盟时，曾令大臣解琬持神龙二年唐蕃会盟的誓词前往商议，由此可以证明，双方的会盟应该发生在神龙年间（公元705~707年），因此它被后世命名为“神龙会盟”。

这是历史上唐蕃双方的首次会盟，对于这一和平局面的促成，吐蕃实际执政者赤玛蕾太后无疑功不可没。在赤玛蕾摄政的八年当中（公元705~712年），吐蕃与大唐狼烟不起，信使往返，成为继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和亲之后，唐蕃关系最为融洽的一段时期。

英籍藏学家理查德逊（H.E.Richardson）认为，做为孙媳妇的赤玛蕾一定与文成公主相当熟悉，她可能受到文成公主的深刻影响，因而对唐采取了和睦的外交政策。可是另有一种看法，认为赤玛蕾之所以积极向唐求请和亲，实际上是为了掩饰国内不稳的政局，因而是吐蕃十分典型的欺骗外交。

无论真相究竟如何，无可怀疑的一点是，赤玛蕾确实为吐蕃所有主政者中除了末代赞普朗达玛以外，唯一没有和李唐动过干戈的人。

唐蕃双方完成会盟后，赤玛蕾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春，派遣出身外戚的重臣尚赞咄热拉金等人前往唐朝迎婚，唐方则遣左卫大将军杨矩护送金城公主进藏。这个杨将军日后收受吐蕃贿赂，误导唐朝做出影响重大的错误决策，也使自己变得臭名昭著，这里暂且不表。

金城公主的和亲是唐蕃的第二次联姻，对此后吐蕃文化发展具有极大影响。首先，与文成公主一样，金城公主进藏不仅带来了大量财物，而且还带来了许多专业技术人才，这对于吐蕃生产力的提高无疑有着相当大的促进作用，《新唐书》也记载说“帝念主幼，赐锦缯别数万，杂伎诸工悉从，给龟兹乐”。

其次，文成公主时李唐皇室对佛教其实并不太感冒，但后来由于自命弥勒下凡的武则天的影响，皇室成员基本上都成了佛教徒，而金城公主很可能将自己的这种宗教信仰带到了西藏。比如后代西藏史书记载说，金城公主在吐蕃开创了两种佛事活动，一个是“谒佛之供”，即金城公主将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释迎佛像，重新迎供于大昭寺，并举行了朝佛的祭奉仪式，这个仪式一直延续至今；另一个是“七期”祭祀，即人刚一去世，立即向神及死者施以食品祭祀，在死后49天之内，每逢7日祭祀亡者一次，即所谓“七期荐亡”，这种风俗也沿用至今。

此外，按照汉文史书记载，金城公主还为吐蕃引进了《毛诗》、《礼记》、《左传》、《文选》等汉文典籍，对汉文化输入西藏，作出了莫大的贡献。

关于金城公主进藏后的故事，其中的许多内容可能并不令人愉快，我们今后找时间再说吧。而就在她进藏的那一年，这场和平的积极策划者赤玛蕾太后即将走到自己生命的尽头。

吐蕃政局最大的特色，在于从松赞干布以后长达二百多年的国祚中，仅传承了十代赞普，除了朗达玛等三位短命藏王以外，其余赞普在位时间都很长，政局相对稳定。而国祚并不比吐蕃长太多的大唐，却经历了多达二十一位皇帝（其中包括武则天），期间发生的宫廷阴谋之多可想而知。

吐蕃的问题在于新旧任赞普接续之时，常常发生动荡不安的现象，但是，日渐衰老的赤玛蕾太后在最后转移政权时，却避免了这种动乱。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记载，公元712年，在赤玛蕾太后的主持下，她的孙子、吐蕃赞普野祖如获得了正式的赞普尊号“赤德祖赞”。想当年，正是在吐蕃大相噶尔.钦陵的主持下，野祖如的父亲都松芒波杰在吐蕃王臣们的集会议盟上接受了“赤都松赞”的正式尊号，这代表着藏王已经正式成年，即将亲自执掌吐蕃政权。完成这件大事不久，赤玛蕾太后便撒手人寰。

我们翻开吐蕃大事纪年，可以发现在公元712年及以后的几年之中，都没有任何大臣叛变或国内动乱的记载，由此可见，赤玛蕾成功地将政权交接给她的孙子，期间没有发生任何动荡。这在吐蕃史上是少有的现象，诚属难能可贵。

正因为赤玛蕾太后有功于吐蕃，所以在其身后获得了与赞普同等的待遇，即按照王室大葬的完整程序下葬，可谓备极哀荣。公元713年冬，赤玛蕾的葬礼正式举行，在得到金城公主报讯后，唐朝睿宗皇帝（中宗皇帝的这位亲弟弟宣布，按照哥哥的先例，继续认金城公主为自己的养女）专门派遣使者持节前往吐蕃，参加已故王太后的吊祭会葬仪式。

这在唐蕃外交中也创了孤例，要知道纵观唐史，大唐除了曾派遣使者吊祭过文成公主以外，其余吐蕃后妃的丧礼，唐朝是从来不派遣使者前往的，就连日后听到金城公主的死讯，她名义上的兄长唐朝玄宗皇帝（实际上是她的堂叔）也只不过为“公主举哀于光顺门外，辍朝三日”，唯独赤玛蕾例外。这位吐蕃太后的地位，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这位伟大女性的生平，我们发现除了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后世的西藏史书对她几乎只字不提，从而导致现代西藏人几乎不知道历史上有她的存在。对这种奇怪的现象，学者们分析后认为可能有以下两个原因。

青藏高原地域特殊性之一，就是女性地位较高，女性不论在家庭或社会上，均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因此，《册府元龟》根据传闻写了吐蕃“女子无敢干政”之后，又加上一句：“然缁徒之间，或有专柄者。”但研究者认为，事实上若将上文的“或”字修正为“多”字，则更为写实贴切。就因为妇女在吐蕃有较高的地位，对于藏人而言，妇女的掌权主导一切，早已司空见惯，习以为常。

因此学者们认为，对于赤玛蕾掌政的事迹，在不足为奇的情况下，西藏史家也就未予以必要重视，不予记载。

另外，就目前已知第一手史料的记载而言，赤玛蕾太后的所有作为，根本未触及宗教方面的事务，究竟赤玛蕾对于佛教、苯教的态度如何，在宗教上有过什么措施，后来的人们都无从获知。对于持“唯宗教史观”的后世西藏佛教史家，由于赤玛蕾的事迹丝毫没有宗教味儿，也就失去了提笔去记载或探究的动机。

因此，在后代以教法史料为主体的西藏历史文献之中，自然也就见不到赤玛蕾的踪影了。

• 【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壹】

等准备好了再更新，最近正看《吐蕃金石录》，记录的是吐蕃时期的碑文石刻等，是吐蕃人当年留下的寥寥无几的第一手资料，但由于文物损毁的很厉害，许多内容都是内容根据上下文做出的猜测，看着头大啊！

“赤德松赞”这个汉语名字，其藏语发音大概为“khri de srong btsan”，汉文史书上似乎已经给了后来吐蕃的第四十代赞普塞那累江允。

而赤玛蕾的儿子、也就是铲除噶尔家族的那位藏王都松莽波杰，汉语似乎翻译为“赤都松赞”比较合适，其藏语发音大概为“khri dus srong btsan”。

这两个词发音近似，笔者翻译得马虎了一些，在此更正并表歉意，有空将把前面的内容梳理一下，都改用赤都松赞这个名字。

《龙狮之舞——唐蕃争霸英雄记》之《二、无可奈何的初唐》

《10、力挽狂澜的女杰——吐蕃太后赤玛蕾》

（中）多事之秋

公元705年，对于唐朝历史来说是具有里程碑的一年，它在中原史书上被称为神龙元年。就在本年的阴历八月，宰相张柬之等趁武则天病重之机，率军攻入禁宫，杀死女皇的宠臣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立中宗皇帝复位，史称“神龙政变”，武周朝廷重新换回了大唐的招牌。

叱咤风云的武则天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在她黯然退位的时候，在那遥远的青藏高原，她的一个藏族女同行已经于吐蕃朝堂中赫然上位，而且一待就是八年，一直到武则天的孙子唐玄宗初年才寿终正寝。

翻开记录唐朝往事的汉文史书，你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里面吐蕃人的名字大多带有两个字，一个是我们已经说过的“论”，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要说的“尚”，也许在唐人的印象中，吐蕃人似乎都叫做“论某某”或“尚某某”。

接触多了，唐人也意识到这两个称呼似乎并非吐蕃人的姓氏，而是一种尊称或头衔，比如根据唐朝史料撰写的《资治通鉴》就记载：“吐蕃俗不言姓，王族皆曰论，宦族皆曰尚。”但这种说法其实也不正确，属于传闻失实而导致的误载。学者们研究后认为，其实吐蕃上层社会相当重视族姓，各贵族均有姓氏，所谓“论”即“大臣”之意，并非王族， “尚”即“外戚”之意，并非宦族。

而“尚”这个头衔，最早就出现在赤玛蕾太后执政时期。

后世学者研究后认为，其实早在藏王赤都松赞死前几年，他的母亲赤玛蕾就已经执掌了吐蕃内政。从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录来看，从公元699年藏王由噶尔氏家族手中夺回政权开始，一直到他战死的公元704年，五年间吐蕃王朝都没有再任命大相，尤其是从公元700年开始，赤都松赞自掌兵权领兵在外，由其母后赤玛蕾坐镇本土，掌握吐蕃朝政。

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中，赤玛蕾的名字在这一阶段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达到了八次之多，在这五年间她实际上代替赤都松赞在吐蕃掌管朝政，不仅接见唐廷使臣前来致礼，还亲自主持王臣们的集会议盟，颁发录于大牍上的诏令，以及诛杀一名叫做曲菊类赞的叛臣等等。

我们可以认为，在这五年间，基本上是赞普外出作战，而母后掌管吐蕃本部，保证了内政不起乱子，儿子无后顾之忧从从而得以全力对外。

据说这种安排有先例可循——据说在松赞干布的父亲囊日松赞时期，在赞普出征期间，松赞干布的奶奶即王太后东宗就负责留守后方。而在铲除噶尔家族后，赤都松赞信心爆棚，极欲进一步表现自己的能力，像噶尔家族那样向外扩张领土、取得显赫军功肯定是最好的表现方式，为此藏王必须长年领兵在外征战，但由于噶尔家族的前车之鉴，他又信不过大臣，因此就不再设大相而是由自己最信任的母后代掌朝政。我们可以推测，这是赤都松赞为避免重演豪族大姓太阿倒持的局面，因而刻意为之。

从公元701年组织集会议盟的尚赞咄热拉金堪起，赤玛蕾太后为了稳固自己的权势与朝政的运作，开始安排外戚亲信任事，从此打开了吐蕃外戚干政的先河。而在公元701年以前的吐蕃大事纪年中，从未出现带有“尚”头衔的官员，这很可能意味着在公元701年以前，外戚在吐蕃政坛上并不得势。从那之后，“尚”这个头衔才开始在汉文史书中频繁出现。

正因为赤玛蕾能在这几年当中确实地掌握朝政，所以在公元704年冬天，当遭逢爱子突然战死于南诏的巨变时，太后仍能稳固控制政权，并未措手不及，导致悉补野政权的崩溃。

赤都松赞突然死亡后，吐蕃国内大乱，武周对蕃政策的总设计师、时任凉州都督的郭元振立即敏感地发现了端倪。在《旧唐书》记录的当年他给女皇的奏章中，郭元振对于吐蕃的混乱局势如此描述：

“赞普躬往南征，身损寇庭，国中大乱，嫡庶竞立，将相争权，自相屠灭。兼以人畜疲扮，财力困穷，人事天时，俱未称惬。”

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关于公元705年的记载，也印证了郭元振的结论。在整个吐蕃大事纪年当中，公元705年可谓最为多事的一年，敦煌文书中写道，这一年吐蕃连续发生了多起棘手事件，几位重要大臣发动叛乱，赞普继承权的争夺不可开交，新任大相突然获罪被杀，一个叫做“悉立”的附庸邦国也叛离了吐蕃。

公元705年初，吐蕃处于先王暴亡、新王未立的乱际，对于那些心存不轨或素来对赤玛蕾不服的大臣们来说，在此时举事自然是最佳时机。于是便就有大臣岱仁巴农囊扎、开桂多囊等多人发动叛乱，但迅即为赤玛蕾所平定，并立即对叛乱大臣予以处决，其家产全部清查没收。

就在这一年的冬天，悉立国内又发生脱离吐蕃的叛乱。悉立国是吐蕃西南的古邦国名，根据《新唐书西域传》的记载：“悉立国，在吐蕃西南，户五万，胜兵五万。”实力应该说并不算弱。它最迟在公元665年就已归服吐蕃——敦煌文书记载说，该年赞普芒松芒赞曾在悉立的都耶视察，接着在公元666年、669年、674年也都驻于悉立国，因此唐书说悉立“羁事吐蕃”。赤玛蕾掌政后，悉立王错误地低估了她的实力，于是乘乱发动了叛变。吐蕃太后二话没说，毫不犹豫派出了平乱的大军，经过一场漫长的战争，到公元709年，悉立的叛乱终于被吐蕃军队彻底平定。

上述乱事的平定，对那些心存侥幸者，无疑起到了当头棒喝的效果，尔后在赤玛蕾执政的数年当中，就再没有叛乱事件发生。

在古今中外所有的宫斗中，最核心的无疑是王位继承权之争，吐蕃自然也不例外。赤都松赞暴亡后，他起码有两个儿子卷入了王位争夺，而最终起到一锤定音作用的自然是执掌朝政大权的太后赤玛蕾。

关于多事之秋的公元705年，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有一段纪事写得相当奇怪，研究学者最初将其译为：“在邦拉让（地名待考），赞普兄自泥婆罗王位被迫引退。”如果按照这种翻译，则此事与吐蕃赞普的继承问题明显无关。

但后来意大利著名藏学家伯戴克（Luciano Petech）研究发现，上引纪事中原来认为是国名“泥婆罗”的那个词其实并非如此，而是一个人名——“拔布”。人们进一步研究后发现，唐代史书《通典》中记载有一位吐蕃王子“乞梨拔布”，只不过唐人很可能将其误认为是赤德松赞甚至芒松芒赞的别称。学者们据此将吐蕃文书中的那段记载改译成：“于那拉让，赞普兄乞梨拔布自王位被迫引退。”如此一来，就印证了《旧唐书.郭元振传》及两唐书《吐蕃传》所载的“嫡庶竟立”与“诸子争立”的情况。

由于赤都松赞战死时还不到三十岁，因此这位被迫退位的拔布王子很可能还是个孩子，吐蕃大事纪年并未记载拔布王子的出生情况，由此推测其母可能出身一般，在敦煌文献的其他史料中，也找不到有关拔布的记载，很可能是吐蕃史家将这个竞争失败者的名字刻意清除出了历史记录。

敦煌历史文书显示，赤玛蕾太后支持的是一位名为野祖如的王子，他也就是后来的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即汉文史书所称的弃隶缩赞。如上所述，既然还是一个孩子的“赞普兄”拔布被迫引退，那做为弟弟的野祖如赞普的年龄无疑更小——有学者研究认为他当时只有一岁，让一个年纪这么小的君主继承王位，对于垂帘听政的太后来讲无疑妙不可言。

根据敦煌历史文书中的另一部分《吐蕃赞普世系》的记载，野祖如的生母出自吐蕃望族琛氏，琛氏族与赤玛蕾所属的没庐氏族，同属吐蕃四大戚族，与吐蕃王室常年通婚。学者研究后认为，琛氏与没庐氏这两大氏族同为外戚，彼此间比较亲近，这也许是野祖如最终得以继位的原因之一。

另一方面，从大事纪年的记载顺序，也可以看出端倪，逼退拔布事件是紧随着处置叛臣之后，很可能拔布王子由这批大臣支持，他们凭借新立的拔布赞普与太后对抗，但最终被赤玛蕾击败。于是拥立者纷纷掉了脑袋，拔布的王位也被剥夺，按照大事纪年的记载推测，这场纷争并没有持续很久，时间应该仅有数月。

在这次争斗中，赤玛蕾很可能借助了手握重兵的鞠莽布支拉松的力量，因为这个功劳，在这年冬天他被太后任命为大论，从而使这个吐蕃百官之首的职位在空缺了五年多后重又被填上。这位新任大相鞠莽布支拉松，很可能与被唐休璟打败的那位吐蕃统帅麴莽布支是同一个人，麴氏据说出身于吐蕃王族，身世相当显赫。

赤玛蕾太后无疑并不想真正放权于外人，更不要说这样影响力巨大的名门望族了，待局势稳定后，她马上翻手为云覆手雨，随即假手另一权臣、出身于另一名门韦氏的乞力徐将新任大相鞠莽布支拉松除去，改而任命乞力徐为大相。

所有一切都是公元705年一年内发生的事，这在记载119年历史的《大事记年》中是独一无二的，吐蕃太后手段之果断狠辣由此可见一斑。

此后，赤玛蕾为了保持朝中的政治平衡，虽已任命乞力徐为大相，却并未授予全部权柄，另一重臣吐谷浑藩王岔达延赞松也拥有类似大相的权力，两相牵掣以分其势，同时外戚尚赞咄热拉金等人也入朝参政，上述这些人在往后赤德祖赞朝也继续扮演着重要角色。

赤玛蕾虽属没庐氏族，但她并未刻意提高没庐氏族的地位，也未任命没庐氏族的成员为首席宰相即大论，可能由于在权力分配上她对于自己出身的家族没有太多私心，因此降低了其他望族的反感与抗争。这些新任命的大臣们也果真输诚效忠，协力辅佐新主，于是吐蕃的国势很快恢复了强盛。

在赤玛蕾摄位掌政的8年当中，敦煌保存的吐蕃大事纪年记载了她下令实施的多项政治措施，包括：

公元707年，将宫中度支官所掌管的内库，登记于木犊账册之中。此意味着将宫中的财政作了整理。同年，将五百夫长改编为千夫长，此举涉及军事及地方行政制度的改进。

公元708年，统计清点了禁军的红册木犊，对于王室直属的部队做了查核整顿的工作。同年，对百姓征收大量的黄金赋税，充裕了国家的府库。

公元709年，征调左翼军区牧户大料集。所谓的大料集，即检阅部队、征集兵马、粮草、户丁、劳役等，并于同年统计清查支部翼军区之红册木犊。

上述的统计清查红册木犊，就是核对清点户籍田亩，并依据清点的结果加以征收赋税，这历来是吐蕃军国大政之一，在赤玛蓄掌政时期，并未荒废这项重大政务。

我们无疑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武则天、赤玛蕾等女性统治者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她们都是长于内政而弱于外战，虽然有钦陵死后唐军将帅的咸鱼翻身，但从总体来看，武则天执政期间的外战成绩可以说差强人意，吐蕃、突厥、奚、契丹等各政权的骚扰抢掠此起彼伏，让女皇顾此失彼连连失分。而吐蕃太后赤玛蕾的外战记录则更为干净，从唐朝和吐蕃两方的史书来看，在她执政期间似乎从来没有发动过对唐朝的战争，从而成为唐蕃两国关系史上难得的和平时期。

正是在这种和平政策的推动下，赤玛蕾太后才促成了前后维持八年之久和平局面的唐蕃神龙会盟，以及对吐蕃意义深远的大唐金城公主和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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