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贰】（中） -- 京华烟云AMIP

《12、彼苍者天，罔不覆焘——突骑施的野望（三）崩溃》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为了避免两线作战，首先解决桀骜不逊的突骑施汗国，大唐与吐蕃签署了和约，双方以赤岭也就是青海的日月山为界，并达成了互市协议，此后双方关系迅速缓和，彼此频繁遣使赠礼。

吐蕃利用这一和平时期，将战略重点转向云南，一举攻占了现在西藏云南边界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要地盐井，这里盛产西藏腹地不可获取的战略物资——食盐。与此同时，吐蕃也加强了对云南当地强权南诏的拉拢招抚，二者来往密切，甚至很可能秘密结盟。

唐朝也并没有闲着。此时主持朝政的宰相是赫赫有名的张九龄，此人号称大唐盛世最后的名相，不仅政绩突出，而且诗文出色——《唐诗三百首》的头一首就是他的《感遇》，更以卓尔不群的“宰相风度”而流传后世——即使他罢相后，玄宗每当遇到别人向自己举荐人才，就会问：“其人风度得如九龄否？”。

就在张九龄执政期间，唐朝对突骑施汗国进行了旷日持久的征伐，这场战争持续了至少三年，因为在记载下来的唐朝诏书中，明确写有“与突骑施攻战，历涉三年”的内容。另外，后突厥汗国与阿拉伯帝国的军队似乎也曾参与其中，从而形成了对突骑施的多面夹攻，最后，曾经不可一世的苏禄可汗身死命灭，突骑施汗国从此一蹶不振。

在正史中对这场战争的记载语焉不详，比如两《唐书》、《通典》等甚至压根没提唐军一开始就参与其中，看上去似乎只是突骑施的内乱，老年痴呆的苏禄再不复年轻时的英明，天怒人怨自取灭亡——“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风病，一手挛缩，其下诸部，心始携贰”，因而被愤怒的部下所杀。

但真相却并不那么容易被掩盖住，在令人叹为观止的唐朝文章总集《全唐文》中，收录了张九龄起草的许多政府文件，其中一些内容向我们揭示了唐朝与突骑施战争的不少内幕。

对于这场战争的导火索，唐朝政府的公文中记录两种说法：

第一种是突骑施的一个酋长酋阙俟斤入朝，行至北庭时候和当地官员起了争执，唐军将领刘涣根据一个降人的告发，断定阙俟斤“图陷庭州”，于是便兴兵攻杀了阙俟斤。但在“平叛”的冠冕堂皇之下也许还隐藏着别的东西，因为根据记载，唐军还“夺其羊马”，也就是说唐将很可能是贪财起意。

第二种说法则认为是突骑施勾结吐蕃，意图对唐朝不利，唐朝是被迫反击。比如唐朝政府公文便宣称突骑施派使者伊难如带着银瓶、香子、赤縻等厚礼，“越唐界，踰葱岭，往结吐蕃”，最后“为边军所获”也就是被唐朝边防部队截获。前面说过，根据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突骑施的使者确实曾来到吐蕃宫廷，因此这种说法也不无道理。不过，当时各个政权包括唐朝自己都是脚踩多只船，仅仅因为这个而发动战争，恐怕有强词夺理之嫌。

与此同时，中亚地区再次爆发反抗阿拉伯帝国的大起义，与以往起义由粟特人主导不同，此次的主角是被倭马亚王朝认为是伊斯兰教异端的什叶派势力。此时已经是倭马亚王朝的末期，阿拉伯帝国的统治处在腐朽没落、危机四伏的状态中。这不仅表现在中亚各地不信伊斯兰教各族的不满和反抗上，而且也表现在呼罗珊和下吐火罗等阿拉伯控制较牢固的地区阿拉伯人的不满和反抗。

研究者认为，伊斯兰教中的什叶派运动在当时可以说是同阿拉伯人的反抗运动合流了。根据阿拉伯史学家塔巴里的记载，早在欧麦尔二世时呼罗珊地方就已经有什叶派的活动了。公元733年，呼罗珊发生大饥荒，引起的社会不安，加之历任总督和官吏们的贪婪暴虐，事事都引起阿拉伯下层人民的不满，什叶派就利用这些挑起社会的矛盾。而由于同突厥人的战争多次失败，中亚的大部分地方仍归于异教徒之手，更易于引起革命的爆发。

所以，在公元734年，有一个名叫哈里斯的阿拉伯军官顺应这种普遍的不满情绪，正式起兵造反，为了显示自己与尚白的白衣大食倭马亚王朝的不同，起义军特意采用了黑旗。

根据10~12世纪阿富汗伽色尼王朝历史学家格尔德齐的记载，起义军首领哈里斯提出的口号是：“遵照同受到保护的宗教的信仰者所达成的协议，不向穆斯林征收赋税，也不压迫任何人。”在这个口号的号召下，呼罗珊地方的普通群众和许多阿拉伯人都参加到哈里斯的反王朝运动中来，附近的邦君和人民也都支持他。

作为倭马亚王朝的军官，哈里斯起初并没有就要推翻这个王朝的意思，他接受了呼罗珊总督阿西姆的建议，与之共同遣使者去哈里发宫廷，要求哈里发希沙木实行穆罕默德的法令。希沙木不但不予理睬，而且下令将阿西姆撤职，这就迫使阿西姆也与哈里斯联合一起抵抗阿沙德。

阿拉伯帝国派来了新总督阿沙德，他很快率大军逼近阿姆河，与突骑施汗国的军队对峙——苏禄可汗答应了哈里斯的求援，并组成了一支突厥和粟特人的联军前往。根据史料记载，在以突骑施可汗苏禄为首的盟军的防堵下，阿拉伯人无法渡过阿姆河，突厥人甚至打到了阿姆河以南，阿沙德不得不退回阿富汗的巴里黑。以后，阿拉伯人只是经过极为艰苦的斗争才转败为胜，使突厥联军退往苏对沙那（在今塔吉克斯坦西北列宁纳巴德与撒马尔罕之间的乌腊提尤别）。

由于突骑施的苏禄可汗一方面不服从唐朝，另一方面又是威胁阿拉伯人在中亚的统治，唐朝与阿拉伯帝国都想要消灭苏禄的势力，于是，为了对抗强大的突骑施，大唐和大食这对曾经的敌人暂时结成了盟友。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唐军对突骑施汗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全唐文》保存的唐朝政府公文显示，战事进行得十分激烈。唐军初期进展相当不顺，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突骑施军进攻安西四镇之一的疏勒也就是现在的喀什，“自夏以来，围遭疏勒”。到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春，唐军守将守将朱仁惠中箭身亡，安西岌岌可危。

为挽回颓势，唐朝一面指示北庭都护盖嘉运围魏救赵，“简练骁武，扬声大入”，直插突骑施本土以救安西；另一面紧急由内地调兵遣将，并限期河西节度副使牛仙客“拣练骁雄五千人，即赴安西”。

但远水解不了近火，与此同时，唐朝政府又出面致书后突厥可汗，约其夹攻突骑施，许以事捷之后“羊马土地，总以与儿，子女金帛，别有优赏”，但由于突骑施同后突厥有和亲关系，这一措施似乎并未取得效果。

无计可施的大唐不得不指示河西战区指挥官牛仙客以及安西战区指挥官王斛斯，令其“星夜倍道，与大食计会”，要求阿拉伯帝国发兵。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夏，安西战区派往阿拉伯帝国的使臣张舒耀终于返回，他带来了令唐朝满意的答复——“大食东面将军呼逻散诃密”（指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阿沙德）复书，答应“四月出兵”。

大唐朝廷喜出望外，随即传谕中亚诸国王和地方首领，令其反抗苏禄，“能伺其隙，各有诛夷”，“富贵之举，彼贼是资”，力图在外交上、军事上彻底孤立突骑施。

这一切措施终于取得了成效。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四月，阿拉伯应约出兵，攻入吐火罗地区，突骑施守将被杀。苏禄可汗为免腹背受敌，不得不派使者去唐朝进行谈判停战，与此同时，他亲率精骑奔赴阿姆河，近入吐火罗境内与阿拉伯人作战。

公元737年，苏禄可汗到达吐火罗后，当地起义军首领哈里斯前来与他会合，并建议他乘冬令阿拉伯军后撤的时机进攻下吐火罗。苏禄可汗接受其意见，进军到今阿富汗木鹿与巴里黑之间的胡实健。

阿拉伯总督阿沙德决定以奇兵制胜，他亲自率领4000人的突击队，在支持自己的胡实健当地人引导下，抄小路经过西德拉及喀里斯坦向敌人进军，随即在喀里斯坦附近发动突袭并大破苏禄军。苏禄可汗与哈里斯侥幸逃脱，不得不率残兵返回突厥斯坦。

这就是中亚历史上著名的喀里斯坦之战，此役关系重大，被认为是西突厥与阿拉伯势力消长的转折点，此后伊斯兰文化才开始逐渐在粟特地区占据优势。

遭受两大帝国夹击的突骑施汗国终于支撑不住了，苏禄可汗节节败退，国势日衰，其内部也在压力之下迅速分化，可汗自己能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而手下将军们的势力则越来越大，“于是大首领莫贺达干、都摩支二部方盛”。

当时突骑施部众主要分两大派系，苏禄的嫡系被称为“黑姓”，而前可汗娑葛的部下则被称为“黄姓”，这两大派系纠纷不断，“更相猜仇”。终于在一天夜里，黄姓首领、曾在与阿拉伯帝国的战争中取得显赫军功的突骑施大将莫贺达干联手另一名黄姓重要人物都摩支，率部下突然袭击了可汗的居所，年迈体衰已经瘫痪在床的苏禄无力抵抗，当场被杀。

这位中亚粟特人抵抗力量的崇拜偶像、被阿拉伯人畏惧地称为“Ab Muzim”的一代天骄，就这样戏剧般结束了自己传奇的一生。此事按照《旧唐书》的记载发生在开元二十六年（公元738年），而阿拉伯史料则说苏禄死于伊斯兰历119年即公元737年。

苏禄可汗死后，黄、黑二姓互相征伐，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更在其中煽风点火挑拨离间，各自支持自己的代理人，突骑施汗国四分五裂，终于全面衰微。到了公元八世纪中期，原本从属突骑施汗国的另一个西突厥部族葛逻禄脱离突骑施独立，随后强盛崛起，占有楚河流域西突厥故地，其中包括著名的碎叶、怛逻斯等名城，在内斗中耗光了力量的突骑施黄白二姓反而被这个原来的属部役使。

许多研究者认为，急于结束战争的唐朝犯下了重大的决策错误，动用外国武力进攻自己的属国，这已是极端不智的行动，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先例并让其他属国心寒；而联合阿拉伯翦除突骑施，更无异是自动打开西大门“引狼入室”，为穆斯林势力的东进点亮绿灯，从而使唐朝西域领土毫无遮拦地暴露于这—强大国际力量的直接威胁之下。

突骑施汗国崩溃后，中亚再也没有能阻挡阿拉伯人东进的强大力量了，到了公元751年，势力范围已经越来越近的大唐与大食之间终于爆发了一场影响深远的战争，这就是著名的怛逻斯之战，这已经是后面的故事了。

与大唐相反，深知唇亡齿寒道理的吐蕃似乎对自己的盟友突骑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策应。根据敦煌保存的吐蕃历史文书记载，吐蕃大将属庐.莽布支绮穷在鼠年（开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曾率兵到突厥作战——“及至鼠年，属庐.莽布支绮穷领兵赴突厥”。

同一时期内由张九龄起草的唐政府公文《敕陇右节度阴承本书》也显示，朝廷认为吐蕃“彼心有异，操持两端，阴结突骑施，密相往来，事既丑露，却以怨尤。乃云姚巂用兵，取其城堡。略观此意，必欲为恶”。据此可知吐蕃很可能确实曾与突骑施密相联系，并欲作声授。因而，我们推测属庐莽布支绮穷在开元二十四年领兵赴突厥，与支持突骑施与唐朝的战争有关。

但无论吐蕃人如何努力，都已经无法改变战争的结果了，他们自己很快也已经自顾不暇，因为经过赤岭会盟后数年的和平时光，大唐与吐蕃之间再次爆发了大规模战争，而这次的血腥与残酷，更是远远胜过以往。

计舒河大胜后，娑葛可汗得寸进尺，竟然上书唐廷，索要宗楚客的人头——当然，这也不过是做个姿势而已，唐朝怎么可能把自己宰相的人头奉上呢。娑葛相当聪明，在大张旗鼓吓唬宗楚客的同时，他还主动向真正的明白人郭元振示好，表示：

“我与唐无恶，但仇阙啜。宗尚书受阙啜金，欲枉破奴部落，冯中丞、牛都护相继而来，奴岂得坐而待死？又闻史献欲来，徒扰军州，恐来有宁日，乞大使商量处置。”

这段话比较拗口，大致解释一下，他是说：我们和大唐本来无冤无仇，现在宗楚客这厮贪污受贿，让把我们全都搞死，冯嘉宾、牛师奖相继带兵来砍我们，我们怎么能坐以待毙呢？现在又听说史献也要过来，这不是明摆着扰民吗，恐怕将来日子不会消停了，请您老赶紧给想个辙吧！

这里所谓的“史献”，指的是原西突厥可汗阿史那元庆的次子阿史那献，与投奔吐蕃的哥哥阿史那俀子不同，阿史那献是大唐的死忠，他也是唐朝继阿史那社尔之后又一名取得显赫军功的突厥族大将，在宗楚客的预定计划里，阿史那献就是未来的西突厥可汗，而他与娑葛可汗并不和睦。

郭元振此时的处境其实相当尴尬，朝廷派来取代他的周以悌已在途中，而他派往朝廷的使者却被宰相挡住，根本无法见皇帝反映情况，据说得知突骑施可汗扬言要自己的脑袋后，“楚客大怒，诬元振有异图，召将罪之”，也就是说郭大侠自己已经危在旦夕。

但老郭不愧为多谋之人，既然明的不行那咱也来暗的，他派自己的儿子郭鸿“间道奏其状”，也就是抄小路终于跑到了朝廷告状。根据史料，郭鸿去找的并非是怕老婆的中宗皇帝，而是朝中唯一有实力与韦皇后、宗宰相一伙抗衡的那个人——皇帝的亲妹妹太平公主，因为郭清楚“时太平公主尤与宗不善”，也就是公主与宰相老不对付，现在竟然得到攻击政敌的炮弹，无疑正中公主下怀。

经过太平公主的努力，唐朝被迫承认了现实。景龙三年（公元709年）七月，唐朝正式册封娑葛为“贺腊毗伽钦化可汗”，并赐名“守忠”，娑葛也投桃报李，正式与后突厥断绝了藩属关系，自此重新臣属于唐。至于郭大侠自己，尽管被朝廷恢复了职位，但他怕遭到宰相报复，因此以“西土未宁，事资安抚”为理由，“逗遛不敢归京师”。

突骑施此后一直与唐朝保持着密切关系，为大唐守卫着西北边疆，娑葛可汗最后甚至为皇帝战死沙场。当时，朝廷策划了一次针对后突厥默啜可汗的大规模讨伐行动，北庭都护兼碎叶镇守使吕休璟为主帅，出任金山道行军大总管，统瀚海、北庭、碎叶等汉兵五万骑进军突厥。为配合吕休璟的行动，贺腊毗伽钦化可汗突骑施守忠（即娑葛可汗）率领高达二十五万骑的顷国之兵“长驱沙漠，直指金微”，向后突厥汗国展开攻击。

尽管朝廷已密令沿边唐军全都待命，可惜军情最后还是外泄，默啜可汗当机立断，马上下令众将领统兵西征，他们抄小路星夜兼程，履冰开路强渡曳咥河（新疆额尔齐斯河上游），奇袭突骑施汗帐，毫无准备的娑葛可汗当场战死。此事的发生年代一直众说纷纭，但应该在景龙四年（公元710年）至开元二年（公元714年）之间。

需要多说一句的是，根据突厥古碑文记载，前面提到的那位在中亚与阿拉伯名将古太白作战的后突厥将领阙特勤也率军参加了这场突袭战，因此很可能是默啜可汗为先解决突骑施才召回了一路得胜的后突厥中亚军团，从而导致了古太白的卷土重来。

娑葛可汗死后，突骑施一度萎缩，重新成为后突厥的附庸，但随着默啜可汗的突然暴死，突骑施再度咸鱼翻身，其势力在苏禄可汗时期达到了顶峰。

后人考证，“苏禄”并非人名，而是指他的职务，意为军队统领，应为称汗前所进尊号。此人出身突骑施下属“十四姓”之一的车鼻施部落，本来是娑葛可汗的部将，娑葛被杀后，十四姓部落有的降服默啜，有的归顺唐朝册封的西突厥“兴昔亡可汗”阿史那献，而苏禄却干脆自立为王，“裒拾余众，自为可汗，善循其下，部众稍合”。根据史书记载，此人的品德相当不错，“性尤清俭，每战有所克获，尽分与战士及诸部落，其下爱之，甚为其用具众至三十万”，于是“复雄西域”。

这位可汗相当了不起，曾给予当时向中亚发展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以沉重打击，阿拉伯人因而称之为“Ab Muzim”，据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野牛或大象等靠冲撞争斗显示力量的庞大动物。

公元8世纪20年代，中亚的粟特人再次爆发了反抗阿拉伯统治的民族大起义，并得到了突骑施汗国的大力支持。根据阿拉伯史书记载，此时突厥兵的首领名叫库尔苏勒，如与汉文史料对照，则库尔苏勒应是苏禄手下大将莫贺达干。

公元720年末，莫贺达干率领一支部队与粟特人一起反抗阿拉伯人，并向撒马儿罕前进，当地的小邦君们大都支持突厥人，阿拉伯帝国的呼罗珊总督赛伊德被突厥人打败，被迫龟缩于撒马儿罕城内不敢出战，最后在公元721年被哈里发免职。

公元723年，阿拉伯帝国派来的新任总督木思里姆进攻费尔干纳，再次被突厥人和当地人组成的联军击败，阿拉伯部队几乎全军覆没。

第二年的公元724年，阿拉伯人又准备进攻费尔干纳，这次进攻的指挥官仍是木思里姆总督。他们在渡过锡尔河后，包围城市，砍伐果树，大肆蹂躏，但在得到突骑施军团来援的消息后就赶紧撤退。

突骑施尾追不舍，阿拉伯人在撤退中沿路到处受到攻击，使得他们不得不焚烧辎重，轻装后撤，在到达锡尔河时，道路又被塔什干与费尔干纳的军队所阻，被突骑施兵包围的饥渴的阿拉伯军拼命夺路而逃。阿拉伯断后部队的指挥官丧了命，剩下的残兵败将最后到达了忽毡，然后从那里撤回到撒马儿罕。据说，突骑施军团这次的指挥官是苏禄可汗的一个儿子。

阿拉伯人的这次惨败对历史影响深远，英国学者吉布对此评论说：“这次的灾难在阿拉伯的征服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事件。这实际上是阿拉伯人十五年中对河中的最后一次人侵，但更重要的是打击了阿拉伯的威望。现在，作用倒转过来了。从此以后，阿拉伯人发现自己成了防守的一方，并且逐渐地被从阿姆河外的所有地区驱逐出去。”

此后，突骑施可汗苏禄又亲率大军向阿拉伯人进攻，直至把阿拉伯人赶过了阿姆河，连粟特地区的中心布哈拉也被其攻下，只有撒马儿罕及其附近的两个小据点卡马尔加和达布西亚仍然在阿拉伯人手中。

由于粟特、突厥联军的威逼，阿拉伯的军队几个月不能渡过阿姆河。由阿拉伯将领喀坦所率领的一小支阿拉伯部队虽在突厥军到来之前过河驻扎，但也遭到围攻，自顾不暇，突厥人甚至攻掠到了伊朗高原上的呼罗珊本部。直到公元729年，阿拉伯帝国新任呼罗珊总督阿什拉斯才率军过了阿姆河，与喀坦将军的小部队会合，共同向沛肯城进军。

突厥人沿路截断水源以困阿拉伯军，只是由于后者的奋战才迫使突厥军后退。阿什拉斯继续向布哈拉进军，重新占领该城。突骑施可汗苏禄向撒马儿罕的方向退走，随即围攻卡马尔加城，但却久不能下。最后，突骑施军团不得不撤往塔什干与费尔干纳。

尽管突骑施并非每战必胜，但它对阿拉伯帝国的打击是显而易见的，唐朝为笼络突骑施，特意将苏禄可汗名义的上司、早已汉化的突厥“十姓可汗”、大唐帝国“开府仪同三司（从一品的文散官）”阿史那怀道的一位女儿册封为交河公主，“下降”苏禄可汗为妻。

唐朝开始时无疑是想利用突骑施在中亚做些文章，甚至打起了早已灭亡的萨珊波斯帝国的旗号，以争取中亚人心。据说，随同突骑施可汗出征的就有波斯末代君主伊嗣侯之孙、卑路斯之子库思老，英国学者吉布对此评论说：“萨珊王族既避居于中国，则库思老之从军可能表明起义者也得到中国的鼓励。不过中国记载未提及此役。”

但突骑施显然并不想在唐朝这一棵树上吊死，它和唐朝的对手吐蕃的关系同样紧密，比如根据敦煌吐蕃历史文书的记载，公元732年，大食和突骑施的使节同时出现在吐蕃宫廷，到了公元734年，吐蕃与突骑施可汗和亲，联盟更加巩固，而突骑施原来的宗主、已逐渐恢复实力的后突厥汗国也想搀和进来。于是，在当上唐朝驸马的同时，苏禄可汗又娶了吐蕃公主和后突厥公主，这三个彼此敌视的公主不得不在西突厥王廷“并为可敦（即王后）”。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由于突骑施过于强大，苏禄可汗却并不怎么愿意服唐朝管，反而与吐蕃勾勾搭搭，不爽的唐朝皇帝渐渐动了杀机……

好久不见，向各位问好！

开元三年（公元715年），吐蕃与大食共同发兵攻打中亚重镇、位于现在吉尔吉斯斯坦费尔干纳的拔汗那，拔汗那就是汉文史书中所称的那个“大宛”国，也就是当年汉武帝派兵跑去抢天马的那个地方。

为了名正言顺，吐蕃与大食在当地扶立了一个傀儡国王阿了达，并着手组织伪军。正牌的拔汗那王无法抵挡这两个强敌，兵败后不得不向大唐安西都护府求援。

接到求救后，当时正视察西域的监察御史张孝嵩对安西都护吕休景说：“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 吕休景深以为然，于是张孝嵩当仁不让自任先锋，他率领西域各部组成的联军万余人，西出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数千里，“下数百城，长驱而进，是月攻阿了达于连城。孝嵩自擐甲，督士卒急传，自已至酉，屠其三城，俘斩千余级。” 伪王阿了达则“与数骑逃入山谷”。

这场奇袭取得了大胜，阿拉伯和吐蕃军队败退后，张孝嵩随即传檄诸国，史载唐军于是“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等八国皆遣使请降”。至于张孝嵩此前“不救则无以号令西域”的说法，研究者认为，这主要是指吐蕃的势力还在西域发展。因为无论从唐朝的立场来看，还是从大食东侵的形势来看，当时唐朝都不可能认为大食的威胁比吐蕃更严重。

此时正是阿拉伯名将古太白死于费尔干纳之时，唐军打败很可能就是古太白的余部，后来的研究者评价说：“这大概是唐与大食第一次短兵相接，这次大食是打败了。”因此，前面所谓的“大食请降”之事，大概就是滞留中亚的阿拉伯残余部队被迫向唐军投降。

美国学者白桂思说公元715年的拔汗那之战是欧亚大陆历史的里程碑：唐、大食、吐蕃三方聚头了，“力量均衡——在大陆规模上——于715年已然最终建立起来。”但也有人认为这话未免言过其实，此时这三方的政治军事力量其实远远没有达到均衡，而且此后也从来没有均衡过——唐朝国力达到极盛是在天宝末年，吐蕃则要到八世纪末年，如果说在吐蕃极盛时三方力量达到了均衡，那时唐朝与大食在大陆上又已远远地被隔开而不能聚头了。

此战过后，阿拉伯帝国对唐政策明显趋向缓和。《册府元龟》记载，“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七月戊子，大食国黑密牟尼苏利漫遣使献金线织就宝装、玉洒地瓶各一，授其使员外中郎将，放还蕃。”这位“苏利漫”就是阿拉伯帝国哈里发苏莱曼，这次遣使很可能就是因头年年底唐救拔汗那之战影响而来，这两个庞大的帝国此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基本上脱离了军事对峙状态，或者说实现了事实上的和平。

对于唐朝来说，此战更重要的意义是继碎叶之后，又将吐蕃的势力逐出了拔汗那。王小甫教授认为所谓“阿了达与数骑逃入山谷”，反映的正是吐蕃势力循葱岭之道向南败退的情况，拔汗那战后，吐蕃的势力被迫退到了葱岭南部。

就在阿拉伯帝国与唐朝关系开始缓和的开元四年（公元716年），中亚发生了一件大事——曾经不可一世的后突厥默啜可汗竟然阴沟翻船，这一年的阴历六月，默啜率军大破属于九姓铁勒的拔曳固部落，取胜后洋洋得意的可汗不加防备，自己独自出去闲逛，却在一片柳树林遇到了正躲藏在里面的几名拔曳固溃兵，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结果堂堂可汗被一个名叫颉质略的落跑小卒偷袭得手，稀里糊涂地丢掉了脑袋。

随着默啜的突然死亡，群龙无首的后突厥汗国立即陷入混乱，从而给了一直臣服于后突厥的突骑施汗国以机会，后者趁机再一次崛起，最后成为大唐、大食和吐蕃三大强权都争相巴结的强大力量。

在阿拉伯人和吐蕃人到来之前，突厥人曾是中亚的霸主，尤其是在统叶护可汗统治时期，西突厥汗国雄据中亚的同时还觊觎着西亚，屡次攻击波斯的萨珊王朝，据拜占庭史料记载，拜占庭的希拉克略皇帝就是在统叶护可汗的突厥军团支持下，取得了对波斯的决定性胜利，据说东西方这两个强大的君主还曾在现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城下会盟。

但是，连年的穷兵黩武使得可汗的属下们怨声载道，不满渐渐在他们的心中萌发。公元628年，统叶护终于被其叔父莫贺咄谋杀，西突厥汗国从此大乱，中亚领地四分五裂，名义上的各位可汗也成为唐朝扶立的傀儡。

到了武则天时期，西突厥十姓之一的突骑施在首领乌质勒率领下乘机崛起，建立了以碎叶城为牙帐的突骑施汗国，该汗国号称有二十个都督辖区，每个都督统兵七千，总兵力达十余万，这无疑是一支极为庞大的武装力量，正与吐蕃争雄的唐朝迫切需要西域的盟友，因此对乌质勒可汗极力拉拢，册封他为怀德郡王。

到了乌质勒之子娑葛可汗时期，突骑施的兵力更加膨胀，竟然超过了三十万，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娑葛自然有底气和任何人叫板，甚至连唐朝也不再放在眼里。《资治通鉴》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乌质勒的老部下阙啜忠节不服娑葛管，两人时不时就打一仗，由于“忠节众弱不能支”因而经常吃亏。要说这位阙啜忠节其实也不是善茬儿，他常年在粟特人地区活动，前面我们也提到过，曾有一个率领粟特和突厥联军对抗阿拉伯人的神秘领袖库尔马甘农，后来有人猜测可能就是忠节。但强中自有强中手、官大一级压死人，娑葛可汗对父亲的这个老下属相当有看法，时不时就找机会敲打一下。

到了唐中宗景龙二年（公元708年），当时唐朝主持西域事务的安西大都护兼金山道行军总管，正是当年那位促使吐蕃发生和平演变的卓越战略家郭元振，郭大侠见阙啜忠节实在吃不消了，便想给他找个台阶下，于是“奏追忠节入朝宿卫”，并且“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意思是你老兄也别争了，还是放弃权力去朝廷当个闲官吧，你的人我也给找地方安置。阙啜忠节思来想去，也只好同意。

其实，如果说有仇的话，娑葛可汗更应该敌视郭元振才对，因为他老爹乌质勒的死与郭有相当大的关系——当年，郭元振与乌质勒开会，两人就在大帐外面商量事儿，结果正赶上天降大雪，乌质勒老爷子受了风寒，刚开完会就死了。娑葛认为是姓郭的故意冻死了自己老爸，于是“谋勒兵攻之”，也就是打算宰了他给父亲报仇。

随后发生的事情再一次体现了郭大侠的胆量，史载左右得知后都劝郭元振赶快逃跑，郭却说：“我一向以诚信待人，有啥可怕的，况且现在人家的老窝，又能跑到哪里去呢？”于是照常在帐中呼呼大睡。到了第二天，明日，郭元振“亲入虏帐，哭之甚哀，行吊赠之礼”。而娑葛似乎也被感动了，“乃感其义，复与元振通好”。

于是，这出“诸葛亮吊孝”唱完，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恶化，但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娑葛羽翼未丰，不想公开与唐朝对抗，等到后来突骑施势力壮大，可汗也就不怎么给郭元振面子，更不要说本来就是自己属下的阙啜忠节了。

要说人倒霉喝凉水都塞牙，阙啜忠节在进京路上遇到了一位很二的同学——右威卫将军周以悌，这个自鸣得意的家伙劝他说，俺们朝廷一向都是势力眼，以前对你好是因为你手下有兵——“国家不爱高官显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众故也”，现在你自己个儿跑到长安，不过“一老胡耳”，恐怕连命都难保——“岂惟不保宠禄，死生亦制于人手”。忠节听了自然怕怕，于是赶紧询问计将安出？

当时唐朝主政的是高宗皇后韦氏的心腹宗楚客和纪处讷——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纪处讷就是金城公主和亲时那个死活不肯去吐蕃送亲的宰相，他也是权势熏天的武三思的姐夫。周以悌于是就出了个馊主意，劝忠节不如赶紧贿赂这两名当权宰相，想办法留下来不去长安，同时请朝廷发兵攻打娑葛可汗，必要是甚至可以引来吐蕃军队帮忙。

周以悌为此妙计而洋洋自得，认为“既不失部落，又得报仇，比于入朝，岂可同日语哉！” 其实，这厮之所以出这么个主意，并非全是为了忠节着想，他故意提出与郭相反的建议，正是为了郭大侠屁股下面那个位高权重的安西大都护的座位。

你太有才了！阙啜忠节对周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依言照办。唐朝宰相宗楚客等人得了贿赂后，果然见钱眼开，不顾郭元振的苦苦劝说，下令“发甘、凉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讨娑葛”。也就是说，唐朝这次主动要求吐蕃军队协助，打算两面夹击突骑施汗国。

得到消息后，娑葛可汗立即还以颜色，两万名突厥骑兵迅速集结，杀气腾腾地出西域而来——“五千骑出安西，五千骑出拨换，五千骑出焉耆，五千骑出疏勒，入寇”，其凌厉的气势连郭元振也不敢阻挡，他只能率唐军撤退到疏勒河口（此地并非在新疆喀什，而是在河西走廊），构建工事死守不出。

突骑施骑兵与唐朝远征军会战于计舒河（今塔里木河）河口，结果唐军大败，倒霉的反骨仔阙啜忠节被活捉，主持此次讨伐的三名唐朝高级官员也全部被杀。其中，“持节”也就是代表皇帝安抚阙啜忠节因而有着钦差身份的冯嘉宾战死于计舒河口，安西副都护牛师奖随后也战死于火烧城——这个奇怪地名的具体位置不见唐代载籍，有人认为“火烧城”就是于术守捉城，它在新疆焉耆以西七十里，但《册府元龟》中关于这场战争的记载是“又杀牛师奖，放火烧城”，因此也有人认为娑葛放火所烧之城就是安西都护府所在地，并非另有一座所谓的“火烧城”。

这三名唐朝官员中，受命“处置四镇”的侍御史吕守素下场最惨，他被突骑施军活捉后绑在驿站的柱子上，然后一刀刀碎剐而死。现在已经没有资料能揭示突厥人为什么如此痛恨他，也许吕接管了四镇后有什么过激行为亦未可知。

而这场惨剧的始作俑者周以悌却平安无事，直到一年后的景云三年（公元709年），他率军与东北的奚人作战时被俘，奚人又将他献给后突厥默啜可汗，这厮才终于被突厥人砍了脑袋，也算遭到报应。

唐朝执政者的轻率决策造成了相当严重的后果，不仅突骑施汗国“乃陷安西，四镇路绝”，而且吐蕃军团趁机再次进入西域，兵锋直指勃律。

勃律（Bruzha）原本是克什米尔北部印度河流域的一个古国，扼守着印度、中亚和西藏之间的交通要道，中国自东晋开始在史籍中记载此国，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勃律等不同译名，唐朝多称勃律，它原来在现在巴控克什米尔的巴尔蒂斯坦一带，公元7世纪初被吐蕃击破，分裂成为大勃律和小勃律两个国家，留居原地巴尔蒂斯坦的那个称大勃律，向西北迁移至罕札河谷也就是今天吉尔吉特的那个则称为小勃律，两地相距大约150公里。

此后，吐蕃人便频繁经过小勃律，通过护密道（阿富汗著名的瓦罕走廊）杀入西域及中亚，从而绕开唐朝重点防卫的大勃律。而唐朝如果想维持和中亚各国的联系，则必须控制小勃律，这样小勃律便成了唐蕃两军争夺的焦点，引发了双方无数血战，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请继续期待《彼苍者天，罔不覆焘——突骑施的野望（二）争霸》

（征得作者同意，首发搬运到这里，天涯再慢慢填。诸位有花什么的尽管献，人家答应都归我了，哈哈！）

《9、饕餮大食——哈里发的东方攻略》（三）喀什谜团

古太白在其担任呼罗珊长官的十年（公元705-715年）间，运用计谋和武力，将阿拉伯帝国在东方的扩张活动推到了顶峰。研究者在阅读阿拉伯史学家塔巴里的巨著《历代先知与帝王年代记》（简称<年代记>）时，可以很容易发现：古太白以前，大食在东方尤其是中亚的征服结果多半都是“讲和”，尽管总是索取了大量赔款；而到古太白时，开始出现了许多“攻克”。

公元705年，古太白率军从木鹿（Merv，又译为‘谋夫’，在今土库曼斯坦的马雷）出发，挺进今阿富汗北部马扎里歇里夫以西的巴里黑，当地首领和贵族们不敢抵抗，引导阿拉伯军团渡过阿姆河，古太白遂率兵逼近石汗那国，该国在今阿富汗西北部阿姆河以南的巴格兰一带，也就是唐朝所册封的悦般州都督府所在地——《旧唐书.地理志》记载：“悦般都督府于石汗那国所治艳城置，以其王领之，仍分其部置双縻州”。

石汗那国王正与附近两个小国打得不可开交，迫切需要得到阿拉伯人的帮助，于是立即邀请古太白进入首都。阿拉伯军队随后应主人的要求对那两个小国进行征伐，但过程却相当不顺利，最后不得不灰溜溜撤退，古太白也被自己的上司哈查只狠狠训了一顿。

一年后的公元706年，古太白再次率兵东征，这回他吸取了上次的教训，没有纠缠于当地人之间的恩怨，而是渡过阿姆河后直趋沛肯城。这里位于距阿姆河最近的沙漠边缘，是粟特人建立的一个遐迩闻名的商人之城，属于布哈拉国管辖。沛肯城的粟特商人由于经营中国的丝绸而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常常是游牧人劫掠的目标，所以修建了强固的防御工事。

阿拉伯军团在沛肯很快陷入苦战，直到三个月后才最终攻陷该城，古太白毫不留情地杀死了所有抵抗的人，妇女和儿童都被卖为奴隶。阿拉伯人在这座富裕的城市中掠夺到了大量财物，对此，公元十世纪的波斯历史学家纳尔沙喜在其著作《布哈拉史》中写道，沛肯城内有一佛寺，中有一银制佛像，重达4000迪勒木。有一个佛像的眼睛是用两颗珍珠所造，这两颗珍珠有鸽子蛋那么大。古太白将这些珍宝献给哈查只，后者感到极为惊异和赞赏。此外，古太白还缴获大量优良兵器分给了士兵。完成征服后，阿拉伯军团返回木鹿过冬。

公元707年，古太白又一次率军跨过阿姆河，但这次他们遇到了粟特裔各国及突厥联军的坚强抵抗，联军兵力达四万人（阿拉伯史料则夸张说高达二十万），将阿拉伯军队团团包围。兵力不足的古太白避免与联军进行阵地战，而是采取了拖延的战术，等其疲劳后迅速突围，随即杀向布哈拉。在与布哈拉军的交战中，尽管阿拉伯人获胜，但仍未能占领布哈拉，古太白不得不返回木鹿。

顺便说一下，此次联军的统帅是一个叫库尔马甘农的突厥人，他的身份一直迷雾重重，因为据说他的舅舅竟然是中国皇帝——根据塔巴里《年代记》记载：“挡住穆斯林的突厥人首领叫库尔马甘农，他是中国皇帝的外甥，他率领着二十万人。但真主使穆斯林战胜了他们。”

美国学者白桂思认为此人很可能是吐蕃扶持的西突厥可汗阿史那俀子，因为《年代记》中说“他的劫掠曾使得拔汗那招来吐蕃人援助”。但也有学者认为他更可能是西突厥突骑施汗国的大将阙啜忠节，因为此人一直在粟特区域活动，后来也曾引来吐蕃人攻入西域。

这事至今尚无定论，主要问题在于这个突厥首领的中国亲缘，现在还不太好解释，阿史那俀子的父亲、被唐朝冤杀的阿史那元庆似乎并没有娶过唐朝宗室女子，而阙啜忠节的父母更是不详。

公元708年，古太白再次进攻布哈拉，并大破赶来援救的突厥人，尽管最后仍未攻克这座古城，但他已完成了对布哈拉周边地区的占领，附近的突厥人也被迫向阿拉伯帝国纳贡称臣。到了一年后的公元709年，已成孤城的布哈拉终于向阿拉伯军团屈服。

公元710年，古太白率军挺进阿富汗东北部的吐火罗地区，镇压当地人的起义。由于起义军的据点地势险要，古太白不想强攻，便派手下参军苏莱曼前去劝降，起义军领袖尼扎克在得到古太白答应宽恕他的保证下同意投降，随同苏莱曼来到古太白的军营。古太白将其拘禁，请示哈查只如何处理，但哈查只下令将其处死。古太白不得不自食其言，将尼扎克及其追随者700人全部屠杀。

在此期间，根据中国史书记载，景龙二年（公元708年）波斯王子泥涅师又来入朝，这应当与古太白任呼罗珊长官以后，加强了大食在中亚的攻势有关。据汉文史料说，泥涅师自调露元年（公元679年）在唐军护送下回到西域，“客于吐火罗国二十余年，有部落数千人，后渐离散”。

泥涅师此后大概一直在吐火罗庇护下继续以萨珊波斯国号为号召进行复国活动。吐火罗被阿拉伯人攻克后，他只好逃回唐朝，并客居长安至死，萨珊波斯复国的希望也彻底破灭。

公元711年，古太白征服位于阿姆河下游及咸海南岸、今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两国交界的古国花剌子模，同年开始进攻位于今乌兹别克斯坦、有着“中亚的中心”之称的名城撒马尔罕。

在归顺的布哈拉和花剌子模军队的协助下，阿拉伯军团围攻撒马尔罕，并击败了塔什干及费尔干纳派来的援军，撒马尔罕只好求和。古太白同意在其缴纳重额贡赋后撤退，但坚持进城。阿拉伯人进人该城以后，在那里建筑清真寺，并焚毁城内的佛寺，强迫当地人信仰伊斯兰教，然后返回木鹿。

公元712年初，古太白再次率领大军从木鹿出发，渡过阿姆河向锡尔河流域挺进，先后征服了塔什干、忽毡、卡散等地。但所谓盛极必衰，就在这一年，由于粟特人的求援，后突厥著名的默啜可汗派侄子阙特勤率兵20万西进，一举将阿拉伯势力驱赶回阿姆河西岸，古太白元气大伤，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托里德在其《中亚简史》中甚至说除了撒马尔罕之外，其余所有中亚土地都已不归阿拉伯人所有。

而几乎与此同时，阿拉伯帝国东方总督哈查只手下的另一员大将同时也是其侄子的喀斯木征服了位于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和南旁遮普，伊斯兰力量从此进入印度次大陆。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中写道：

“这个地区被占领的城市包括海港德浦勒和尼龙（即现代印度第六大城市、安得拉邦的首府海得拉巴）。德浦勒城内有一个佛像，高四十骨尺。西元713年，征服的范围北达南旁遮普的着名的佛教胜地木尔坦，侵入者在这里发现一大群香客，把他们都当做了俘虏。这次的侵入，导至信德和南旁遮普的永久占领。

“印度边疆的省区，从此永远伊斯兰化了……在这里，闪族的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之间，第一个重大的接触就永久地建立起来，正如在北方建立了伊斯兰教与突厥的宗教和文化之间类似的接触一样。”

前面说过，阿拉伯帝国东方总督哈查只曾对部将们宣布：谁先踏上中国的土地，谁就是中国的总督！其实，这里所谓的“部将”一般认为只有两位，一位是进攻中亚的古太白，而另一位就是进攻印度的喀斯木——也就是说，他们俩是竞争对手。、

现在，喀斯木已经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古太白又该如何行动呢？

公元713年春天，古太白开始渡过阿姆河进行反击，很可能突厥军团此时已经疲惫不堪，而当地人也不再欢迎这些新的占领者，总之阿拉伯军队的反击卓有成效，最终迫使突厥人撤离了粟特之地。

也有学者认为，突厥人之所以撤军并非是由于战败，而是因为此前的严冬补给困难，加之臣服于后突厥汗国的突骑施汗国突然反叛，突厥远征军才不得不撤退平叛。

尽管此事件的细节一直相当模糊，但古太白无疑是最后的胜利者，突厥统帅阙特勤率军返回葱岭以东征讨突骑施汗国，阿拉伯人则乘胜追击，不仅收复了以前占领的地盘，而且似乎还超额完成了指标。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其名著《草原帝国》中如是写道：

“最终古太白还是使突厥人撤退了。胜利的古太白仍让胡拉克在撒马尔罕作为藩属王，但在该城驻扎了一支阿拉伯军队。在他于712－713年驱逐突厥人以后，他又向塔什干发动了一次惩罚性的远征，并亲自从忽毡方向进入费尔干纳。”

忽毡就是今塔吉克斯坦北部的列宁纳巴德，在费尔干纳盆地西口的锡尔河畔。此后不久，古太白再次攻入费尔干纳盆地以巩固胜利，阿拉伯人也实现了对中亚地区在政治上的征服。

也就在这段时间里，那个引起后世无数口水仗的争议产生了，那就是古太白的军队究竟有没有攻占过新疆喀什？

此事源于阿拉伯史学家塔巴里在其《年代记》的一段记载，说是古太白在公元714年进行了最后一次远征，入侵了中国并到达了一个叫“Kāshghar”的地方，他获得了大量俘虏，迫使中国国王献出象征臣服的土以及王室子弟作为人质。

“Kāshghar”这个词自然会让人联想到中国新疆的喀什，其全名正是喀什噶尔。因此，由于塔巴里的记载，此后的人们都相信古太白确实占领过喀什，其中最著名的要数匈牙利学者H.万伯里，1873年他在其著作《布哈拉史》就采用了塔巴里的叙述，认为古太白率军到了喀什噶尔，并且大事铺陈加以论证，这本书流传甚广，遂使此事在西方历史学界广泛传播开来。

但到了二十世纪初，英国东方史学家吉布（Gibb Hamilton Alexander Rosskeen）对这种说法提出了强烈质疑，并用有力的论证所否定了塔巴里的记载。在他所著的《阿拉伯人征服中亚细亚》一书中，吉布认为，古太白到达喀什噶尔仅仅是一种传说，这个传说的产生显然是阿拉伯帝国的统治者要借机做一个预告，好叫古太白的后继者们去征服此地。因此，在古太白之后，于公元738 —748年担任呼罗珊总督的奈斯尔.伊本.赛雅尔不得不去征服据说是古太白先前征服过的大部分领地。

吉布的结论得到了原苏联东方学家巴托尔德的赞同，在其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一书中，就说古太白到达喀什噶尔一事为不可能。美国学者希提在其《阿拉伯通史》一书中也说，阿拉伯帝国的东方总督哈查只虽曾应许他的两个大将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但是“他俩都没有能跨过中国的国界”。

而中国史书也证明了这事儿相当不靠谱，公元714年是唐开元二年，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资治通鉴》等史籍中都没有当时疏勒失守的记载，此后的几年中亦无该事发生，那段时间安西四镇一直完好，古太白军队占领喀什的故事更可能只是阿拉伯人的YY。

不管是否真的占领过喀什，古太白的好运已经到头了。如同噶尔.钦陵一样，古太白在战场上一直战无不胜，只是，要打败他们却不一定要在战场上......

公元713 年，古太白的靠山哈查只死去。第二年，支持古太白的哈里发瓦立德也死了，其兄弟苏莱曼继位。这对古太白极为不利——因为哈查只曾经支持前任哈里发希望传位其子而不让苏来曼继位的企图，所以苏来曼对哈总督深为愤恨，即位后立即追究哈查只的党羽，于是倒霉的古太白就这样被牵涉进去。

古太白得到苏莱曼登位的消息时正在费尔干纳，他对自己的前途感到危险，就召集自己的部属表示要叛变哈里发而独立，可是没有人响应。恰恰相反，在他退入内室时，其部属一拥而入将他杀死。

公元714 年，同时也是伊斯兰历第96年，一代名将古太白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死了，时年47岁。

古太白不但是阿拉伯征服史上的著名人物，而且也是一个积极传播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在征服的地区，强迫当地的人民放弃原来的袄教或佛教，改信伊斯兰教。他摧毁当地的火神庙和佛寺，在其废墟上建立清真寺。为了鼓励人们去清真寺做礼拜，古太白甚至规定，在星期五到清真寺去做礼拜的人能得奖赏。

做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古太白对待异教徒无比残酷。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国探险家阿尔伯特.冯.勒柯克曾经发掘一个古太白统治时期的坟墓，其中埋葬了成百的佛教徒，他们都是被杀死的，这说明古太白为传播伊斯兰教采用了残暴的手段。据说他甚至派阿拉伯士兵住到老百姓的家里，以监视其是否真的信教和礼拜。

然而尽管古太白在中亚传教相当卖立，但起初却并没有大批人接受伊斯兰教。历史事实证明，改变信仰对任何民族来说都是很困难的，特别是对中亚这样原来就有悠久文化和多种宗教信仰的地区更是如此。袄教是中亚各民族固有的传统宗教，而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宗教不但有较高的文化内涵，且在中亚传播和流行很久，中亚各地信仰者不少，因此中亚人不可能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宗教信仰。

如果说，初期有一部分中亚人改信伊斯兰教的话，那也是迫于经济的原因。因为早在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的时期就已规定，如果一个人改信了伊斯兰教，就可以免缴包括人丁税在内的一切贡税(但要缴济贫税和土地税，新入教者还享有各种福利。

但搞笑的是，在倭马亚王朝时期，帝国政府因怕顺民们大量改信伊斯兰教会减少税收，似乎也没有大力强制人们改信伊斯兰教，甚至还努力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当地人改信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原因是为了提高自己的地位。当时在阿拉伯帝国内，非穆斯林的社会地位要比穆斯林低一等，不能服兵役，在政治上受到歧视，当然难于进人统治集团。这些原因，也导致一部分人率先信奉伊斯兰教。他们的目的是为了逃税和取得同阿拉伯人的平等的身份。

随着中亚的征服，有大批的阿拉伯人迁来其地。古太白在征服布哈拉后，还曾命令该城百姓将一部分房屋让出来给阿拉伯人住。俄罗斯历史学家巴尔托里德写道：“古太白在布哈拉、撒马儿罕和其他一些地方建筑清真寺，并强迫布哈拉的居民们将内城房屋的一半让给阿拉伯人（在头几任呼罗珊总督时期，也曾在谋夫采取这个办法）。据说撒马儿罕的人民被迫从他们的城镇中完全撤出。当时该城已被阿拉伯人占领。”

在粟特人的中心布哈拉，有一些外地富商被迫把内城中的房子让给了阿拉伯人，而自己则在另外一个地方建筑了700个堡坞以居住。迁到中亚的阿拉伯人在当地定居，与当地妇女通婚，他们的后代不再是纯粹的阿拉伯人。他们不仅是阿拉伯帝国统治的支柱，而且也积极传播伊斯兰教。

尽管伊斯兰教法学家不承认圣徒，但对他们的墓和神祠的崇拜在穆斯林群众中却非常普遍，这种崇拜存在于伊斯兰世界几乎所有地区。伊斯兰教相信圣徒有直接与真神安拉沟通的能力，因此圣徒可以施行奇迹和祝福信徒。

在中亚穆斯林心中，古太白就是这样一位圣徒，他们尊敬古太白，把他称为殉教者，古太白在费尔干纳的坟墓也一直成为崇拜者朝拜的对象。

随着古太白的离去，阿拉伯在东方的扩张陷入了低潮，吉布英国东方史学家写道：“古太白的死，不但标志着阿拉伯在中亚二十五年征服的结束，也表示其衰退时期的开始。”以后，“没有一个领袖或组织来代替他。他死后二十年的历史说明，阿拉伯人的权力是多么的松弛和不稳定”。

对阿拉伯人在中亚的霸权提出挑战的，不仅有他们的老对手大唐帝国和后突厥汗国，还有他们曾经的盟友吐蕃王国，以及中亚草原上如旋风般崛起的强大敌人——西突厥突骑施汗国……

请看下一篇《彼苍者天，罔不覆焘——突骑施的野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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饕餮大食——哈里发的东方攻略（二）西域风云

公元670年唐蕃第一次大决战即大非川之战后，吐蕃乘胜扩大战果，一举拿下大唐几乎全部西域领土，史载吐蕃“入残羁糜十八州，率于阗取龟兹拨换城，于是安西四镇并废。”在吐蕃军团的压迫下，唐军势力退缩到西州也就是新疆吐鲁番，以西的广大地区全部沦陷于吐蕃，唐朝不得不再次罢弃了安西四镇的建置，吐蕃由此称霸中亚。

到了咸亨四年（公元673年），不甘心失败的唐高宗派遣萧嗣业发动了一场相当成功的西征，“上遣鸿胪卿萧嗣业发兵讨之，嗣业兵未至，弓月俱，与疏勒俱来朝，上赦其罪，遣归国。”这里所说的弓月在今新疆伊犁，而疏勒则在现在的喀什，这场西征的胜利标志着唐朝势力重新回到了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由于安西都护府兵力有限，因此唐军主力由管辖漠南的单于大都护府下属的东突厥雇佣军组成，主将萧嗣业正是单于大都护府的长史也就是参谋长，他也是前面讲过的贞观名相萧瑀的侄子。

一直在各大强权中如墙头草般倒来倒去的西域各国一见唐朝重新得势，很快按惯例做出了顺从的姿态，一年后的上元元年（公元674年），于阗王宣布倒向唐朝，并派兵加入了攻击吐蕃的唐军。又过了一年，龟兹王宣布叛蕃附唐，疏勒、焉耆等国也纷纷仿效，吐蕃在西域的统治岌岌可危。

严峻的形势迫使吐蕃做出了强烈反应，仪凤元年（公元676年），吐蕃军团开始大规模进攻河西走廊，由此拉开了仪凤三年（公元678年）唐蕃间第二次大决战即青海之战的序幕。吐蕃统帅噶尔钦陵又一次发挥了自己出神入化的军事才能，加之唐军前任主帅刘仁轨公报私仇，此战唐军损失惨重，副帅工部尚书刘审礼全军覆没，主帅宰相李敬玄狼狈逃窜，战争的具体经过前面已经讲过，这里不再赘述。

但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趁着吐蕃军团忙于东线战事的机会，大唐名将裴行俭敏感地意识到机不再来，遂以送被阿拉伯帝国驱赶到唐朝的萨珊波斯皇子泥涅师回国复位为名，率兵直扑西域，“简其精骑，轻赍晓夜前进”，于调露元年（公元679年）突然袭击并摧毁了吐蕃在西域扶持的两个西突厥地方政权，向西一直打到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以东的托克马克市），大唐从此重新夺回了在西域的主动权。垂拱二年（公元686年），大唐的突厥族将军阿史那斛瑟罗又一次率军西征，终于收复了失陷吐蕃多年的安西四镇。

受重收四镇这个重大标志性胜利的鼓舞，当政的武则天信心爆棚，立即着手组织大规模远征，企图一举全面规复西域，大军主帅是武太后的亲信、当朝宰相（正式头衔为文昌右相）、扶阳郡公韦待价，熟悉西域情况的安西大都护阎温古为副帅，远征军的规模相当庞大，光总管级的高级军官就有三十六名之多。

经过三年周密准备，韦待价、阎温古统率的西征大军于永昌元年（公元689年）进抵西域，已被唐朝册封为西突厥继往绝可汗的阿史那斛瑟罗也率所部策应配合，而吐蕃军团的统帅则是一如继往——历代唐将的梦魇、一直战无不胜的噶尔.钦陵大相。

两军会战于寅识迦水（今新疆伊犁州伊宁西南），如同大非川和青海一样，唐朝大军在钦陵手下又一次遭遇惨败，而主帅韦待价则与李敬玄一样狼狈不堪，《资治通鉴》对此的记载相当简短：

“韦待价军至寅识迦河，与吐蕃战，大败。待价既无将领之才，狼狈失据，士卒冻馁，死亡甚众，乃引军还。”

尽管结局相似，但是如果仔细分析的话，与前两次大败相比，唐军此次似具情有可原之处——两军交战是在理应最炎热的夏季七月，但此时新疆却突然下起了大雪，造成唐军后勤补给跟不上，主要来自中原的士兵们又冻又饿，最终一溃千里，而同样面对这种恶劣环境，来自青藏高原的吐蕃军团的适应力则无疑要强得多，这种剧烈的天气变化对他们来说不过是家常便饭。

另外，仅用“无将领之才”因而“狼狈失据”来评价唐军主帅韦待价，似乎也不太全面。此人出身名门望族，其父韦挺曾是太宗朝的宰相之一，担任过门下省副长官黄门侍郎，其岳父江夏王李道宗更是大唐一代名将——如果关于文成公主是李道宗之女的传闻属实的话，那么韦待价便是文成公主的姐夫，也就是吐蕃赞普松赞干布的连襟。

韦待价早年的名声相当不错，当初唐朝对高丽的战争中，担任卢龙府果毅的他身先士卒，以致左足被流失射中，但韦待价却隐而不言并未邀功请赏，甘作无名英雄。还有，即使到了后来为相时，韦待价也颇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处理政务能力有限，因此多次上疏请求辞职但未被允许。

另外，现在立着那块著名无字碑的乾陵也是韦待价主持修建的，乾陵是武则天为亡夫高宗选择的墓地，而她本人后来也安葬于此，将这样一个重要工程交给韦待价办，足见太后对他的欣赏。

尽管太后相当信任自己，但酷吏把持的朝堂却实在恐怖得令人心寒，也许是实在不想再在那里提心吊胆地继续熬下去，韦待价才主动请命“自效军旅”，相比当年拼命推脱上前线的李敬玄，其勇气无疑可嘉，只可惜两人的结局都一样，他们遇到的都是那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噶尔.钦陵。

无论有什么理由，败了就是败了，尤其是与以往相比，对唐军主要将领而言，此次战败的后果尤其严重——精心准备了三年却迎来这么个结局，扫兴的武则天太后大怒，她一改由自己已故老公高宗创下的不杀败将的惯例，下令立斩在战争中“迟留不进”、对败局负有重要责任的唐军副帅阎温古，主帅韦待价也被除名流放，不久便抑郁而终。

在寅识迦水取胜后，噶尔.钦陵麾下的吐蕃军团随即如疾风落叶般横扫西域，焉耆、龟兹等墙头草般的西域诸国自然按惯例纷纷倒向强者，曾率兵收复四镇的大唐右卫大将军兼西突厥继往绝可汗阿史那斛瑟罗无力回天，其所部已成孤军，处境也一天比一天窘迫，最终被迫弃守碎叶。阿史那斛瑟罗“收其余众六七万人入居内地”，安西四镇再次落入吐蕃之手，安西大都护府也不得不又一次向东迁徙到西州也就是吐鲁番。

凡事有失必有得，如同青海之战后黑齿常之脱颖而出一样，这次惨败中同样有一位老将成为唐军中流砥柱，他就是后来在洪源谷一战中对吐蕃取得辉煌胜利的唐休璟——西征大军战败后，时任安西副都护的唐休璟迅速收拾各路溃兵，并将他们整肃后撤到西州坚守，死死把守住了西域通往河西走廊的咽喉，此举很快稳定了军心和民心，避免了战败的不利影响进一步扩大，老唐也因功被朝廷提升为安西大都护并兼任西州都督。

在唐蕃在中亚血战的初期，身为吐蕃盟友的大食却表现得异常沉寂，并没有趁火打劫，并非这些狂热的阿拉伯武士有多么高尚不想乘人之危，而是因为他们自己正打得死去活来，实在抽不出身来料理中亚。

公元661年，阿拉伯帝国哈里发、穆罕默德的堂弟兼女婿阿里.伊本.艾比.塔里卜被反对者刺杀，阿里的死标志着由信徒公选产生穆斯林最高领袖的“四大哈里发”时期的结束，阿里的敌人、被后人目为阴险狡诈的一代枭雄穆阿维叶以武力攫取了帝国政权，由此诞生了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即倭马亚王朝，哈里发从此成为世袭的帝国君主。这个王朝以现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为首都，因其崇尚白色，中国史书中通常称它为“白衣大食”。

倭马亚王朝建立初期，首任哈里发穆阿维叶一直忙于巩固政权，尤其是与阿里的支持者也就是所谓什叶派的战争让他忙得焦头烂额——在整个倭马亚王朝时期，帝国政府与什叶派一直处在战争中，但什叶派势力却从未被彻底剪除。阿拉伯史料显示，直到公元673年，倭马亚王朝从未组织过对乌浒水也就是阿姆河以东的大规模远征，其对外扩张主要集中在西线，也就是针对东罗马帝国属下的小亚细亚等地，当时阿拉伯军队甚至两次围攻过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

从四大哈里发时期开始，阿拉伯帝国对中亚攻击的主要目的除了驱逐萨珊波斯残余势力外，其实更多的是为了掠夺财富与虏获战利品，而并非是为了长期占领。现代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出身于游牧部落的阿拉伯人之对外进行征服，最初并非出于宗教的热情。他们的出征不一定是要传播伊斯兰教，而是为了掠夺财富，在其他地方如此，在中亚也是这样。

正如美国著名东方学家希提（Philip K.Hitti）在其名著《阿拉伯通史》中所说的：“使得许许多多贝杜因部族离开荒凉的故乡，到北方肥沃的地方去征战的，不是宗教狂热，而是经济的需要。他们参加各种侵略的目的，是为了夺取战利品，而不是为了取得永久的立足地。”

于是，管辖着现在伊朗、阿富汗、土库曼斯坦交界广大地区的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经常派遣军队渡过阿姆河去劫掠，但他们掠夺到大量的财富以后，每年都要返回呼罗珊过冬，并不在那里停驻。

这种情况在公元673年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年，阿拉伯帝国呼罗珊总督乌拜都拉奉哈里发穆阿维叶之命率远征军渡过乌浒水，进攻位于现在乌兹别克斯坦拉夫尚河三角洲的丝绸之路重镇布哈拉，当地人被迫屈服纳贡。三年后的公元676年，继任总督塞德又一次进攻布哈拉，布哈拉女王再次投降，并送了80名贵族做人质，但这个塞德总督实在不是东西，他秉持着人质在手财宝我有的理念，不断要这要那勒索钱物，不仅拒绝按原先约定释放人质，甚至还把这些贵族通通变为了奴隶。

要说这些布哈拉的汉子们还真是好样的，宁死也不愿忍受做奴隶的耻辱，公元680年，他们终于找到机会，一起拥入塞德的内室，宰了这个贪得无厌的总督，随后这些绝望的汉子们全部自杀，颇有些田横五百士的风骨。塞德的背信弃义也彻底激怒了当地人，他们从此再也不相信阿拉伯帝国，纷纷起义反对这些入侵者。

布哈拉至今已有两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是中亚最古老城市之一，与古代中国也有着密切联系，新唐书中的戊地国、唐代招武九姓中的毕国、安国，都是指的这里。当地居民主要是索格底亚那人，也就是中国史书中所说的粟特人，这是一个擅长商业的民族，隋唐时期几乎垄断了丝绸之路的主要贸易，但是做为战士，他们却并不足够强悍，尤其是面对那些刀头舔血的阿拉伯游牧骑士时更是显得束手无策。

公元684年，阿拉伯军团卷土重来，粟特人被迫向东方的突厥人求援，布哈拉女王甚至承诺如果击退敌人，自己情愿对突厥达干（柔然、突厥、回纥等民族军事首领的头衔）以身相许。据说精虫上脑的达干马上率总数高达十二万人的突厥大军赶来援助，他们先取小胜，击溃了敌人的先锋侦察部队，但很快被随后赶来的阿拉伯主力军团击败。女王不得不再次向阿拉伯人投降，这些来自阿姆河对岸的游牧骑士们再次满意地饱掠而归。

长寿元年（公元692年），唐军在名将王孝杰率领下，在西域战场对吐蕃发动了大规模反攻，大破西突厥与吐蕃联军，当年十月，唐军“一举而取四镇，还先帝旧封”，再次光复安西四镇。两年后的延载元年（公元694年），吐蕃与西突厥再次联兵进犯西域，却又再次大败于王孝杰之手，吐蕃主帅、钦陵的弟弟噶尔.悉多于“为粟特人所擒”，从此生死未卜杳无音信。

这里所谓的“粟特人”很可能是指王孝杰麾下的西域各粟特裔附庸国部队，甚至有可能来自粟特本土也就是邻近阿拉伯帝国边界的索格底亚那地区——自从布哈拉战败后，索格底亚那人迫切需要寻找新的靠山来对抗这个正在迅速崛起的强大邻居，而东方的大唐无疑正是最合适的对象。

就在这同一年，倭马亚王朝第五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任命自己的宠臣哈查只.伊本.尤素福为伊拉克总督，全面负责处理东方事务。这位新总督野心勃勃，其目光不仅看到了眼前富庶的中亚，积极准备旨在对阿姆河以东长期彻底占领的大规模远征，甚至还瞄准了更为遥远的东亚，据说他曾对部将们宣布：谁先踏上中国的土地，谁就是中国的总督！

但对东方的远征却并不能立刻进行，因为伊拉克境内反对派的活动仍十分猖獗，为了镇压什叶派和哈列哲派等反抗势力，新总督在古城库法等地打开杀戒，据说先后有十二万人被杀，哈查只也留下了那句让人心惊胆战的名言：“库法的人民啊！我确信我看见许多头颅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我就是收割的人，我仿佛看到头巾和下颔之间热血在流！”

因此后世的阿拉伯史学家，无论属于什叶派还是逊尼派，都把哈查只描述为一个集嗜血、残暴、贪婪等各种邪恶于一体的魔鬼。到公元8世纪初，在其包括伊拉克和波斯在内的广大辖区内，哈查只总督终于以血腥手段镇压了几乎所有的反抗，不仅穆斯林反对派如什叶派和哈列哲派都遭受重创，就连归服阿拉伯帝国不算太久一向桀骜不逊的萨珊波斯旧地也彻底服服帖帖了。

在此期间，东方也发生了重大变故，吐蕃统帅噶尔.钦陵于公元696年再一次取得辉煌胜利，王孝杰、娄师德两名宰相率领的唐军在洮州大败，吐蕃军团乘胜进入河西走廊，如果不是藏王赤都松赞忌惮噶尔家族威望太盛因而下令停战的话，唐朝的安西四镇很可能再次不保。

此后，赤都松赞突然发动政变，噶尔.钦陵被迫自杀，执掌吐蕃国政将近半个世纪的噶尔家族灭亡。打得疲惫不堪的大唐和吐蕃开始在青海与河西走廊处于胶着状态，双方都屯重兵互相戒备，谁也无心顾及遥远的西域，局势对阿拉伯帝国的东进战略越来越有利。

正是在这种厉兵秣马的情势下，一名阿拉伯将军于公元704年被哈查只任命为呼罗珊军政长官也就是中国史书所称的“大食东道使”，对于这个人，不同的汉文史料中有不同的称谓，按照发音的话：

他的名字Qutaybah ibn Musli可译为库泰拔.伊本.穆斯林，《册府元龟》则将其称为“屈底波”，但人们似乎更愿意用那个最富有诗意的译名来叫他——古太白。

他，就是传闻中那个征服了新疆喀什的阿拉伯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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