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文系列之David Crystal论周年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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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百科全书编辑，多年以来我对各种周年以及相应的历史事件一直抱有职业上的兴趣，这些周年成了我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正因为如此，我也学会了要对周年抱有足够的怀疑。

我曾经编纂过一本书名叫《历史上的今天》，大家在报纸以及杂志上经常可以看到此类内容。我的编纂团队收集了大约15000条此类信息，但是到了校对的时候却发现其中有一半都不能用，要么因为彼此矛盾、出处不够权威，要么因为其相关年份从原则上就无法考证。庆祝周年并没有你想象得那么容易。先说个简单点的，沙贾汗开始修建泰姬陵的年份——如果你对起始年份感兴趣的话，或者泰姬陵的完工年份——如果你对结束年份感兴趣的话。关于前一个问题，在参考了大量文献后，可接受的选项有1630年，1631年，以及1632年。如果从沙贾汗妻子亡故时算起，就是1631；如果从施工获得许可时算起，就是1632（或者说1632年“左右”，大英百科全书即便在不够严谨的时候也十分严谨（笑声））。至于完工时间，墓室主体完工于1643年，周边的清真寺、围墙以及入口大门完工于1649年，其他辅助建筑例如大理石雕以及警卫室则于5年后才全部完成。沙贾汗直到1654年才向工匠们支付了最后一笔工程款，但是泰姬陵在之前10年左右就已经完工了。所以说泰姬陵建成360周年究竟是不是2009年呢？

你或许认为人的情况会好一些，因为毕竟人都要在某一个特定日期的出生与死亡。这也不一定。根据所选用文献的不同，路易.阿姆斯特朗的生辰可以是1900年7月4日，正如他本人一直坚称的那样，或者1901年8月4日，因为某位研究人员在八十年代发现了一份洗礼证明。自然洗礼文件不能用来证明某人的出生，从莎士比亚的案例就可以得知这一点。莎士比亚生于……什么时候？斯特拉福圣三一教堂保存的文件显示，约翰.莎士比亚的长子威廉于1564年4月26日受洗。今天在23号纪念莎士比亚诞辰的做法实际上起源于十八世纪，原因很可能是因为人们都希望英国最伟大剧作家的生日能与英格兰主保圣人圣乔治的去世日期相连在一起，以便共同庆祝。那么莎士比亚究竟出生在几号呢？1559年《公祷书》中明确规定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常规：“本堂牧师与堂区牧师应经常告诫信众，婴儿施洗不能拖延超过婴儿出生后首个周日或其他圣日，除非另有重大且合理之缘由，此时应向堂区牧师阐明缘由并获得许可。”在1564年，4月23号正是周日，接下来最近的圣日——圣马可日——则是4月25号。所以如果家长遵循常规，那么4月23号出生的孩子受洗时间最迟不能超过25号。那这里的4月26号是怎么回事呢？也许确实存在着“重大且合理之缘由”；也许莎士比亚一家相信当时十分流行的迷信说法，认为圣马可日不吉利；这些说法都得不到确实证据的支持，而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应当优先接受传统做法。

这事就这么完了吗？恰恰相反，这才只是个开始。1564年4月23日和今天的4月23号也不是一回事。到了十六世纪中期，儒略历与太阳年相比已经落后了10天，因此在1582年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颁布了我们沿用至今的格里高利历。大多数欧洲国家都立刻做出了转变，意大利与西班牙之类天主教国家的1582年年历中10月1号后面紧跟着10月15号。但是反教皇的英国反对这一做法，直到1752年才接受格里高利历，9月2号后面紧跟了9月15号。换言之，1564年英国的4月23日相当于我们今天的5月3日。看来在斯特拉福每年要有两个生日周末。

旧历与新历之间的转换对于任何立志成为周年学家的人来说都是一块心头大患。你必须了解每一个国家的情况。例如在俄国，直到1918年2月14日格里高利历才得到应用。我们都知道1917年的十月革命。其实这并非“十月”革命。根据格里高利历，革命开始于9月7号而非旧历的10月25号。

如果不熟悉这种日期转换的话，很多历史记录都会让人看得一头雾水。一本文献称威廉三世于11月5日来到英国，另一份文献称他于11月11日离开荷兰。第一份文献用得是新历，第二份则是旧历。你还要考虑到有时两个人可能死于同一日期但并非死于同一天。人们公认莎士比亚与塞万提斯都死于1616年4月23日，但是塞万提斯的死期是根据格里高利历计算的，而莎士比亚用得是儒略历。塞万提斯在天堂的珍珠门前恐怕一时半会还等不来莎士比亚，根据圣彼得的记录，莎士比亚还要等上十来天才会来报到。

所以我有权对周年表示怀疑，但是还不至于到以下程度。“《英国医学期刊》彻底禁止纪念周年——我们向读者承诺不再进行无聊的周年纪念活动”。这是1998年末英国医学期刊的大标题。编辑理查.史密斯继续写道——我真不知道要用怎样的口音来模仿一位医学期刊的编辑（笑声），要不然就用苏格兰口音吧——“在经过了1998年一系列周年纪念活动之后，前方等待着我们的是周年之母，千禧年纪念活动将必然使得人类文明陷入停滞。因此《英国医学期刊》在此宣布1999年为几乎无周年纪念年（出于公众呼声我们依然保留圣诞节相关活动）（笑声）。请勿联系我们询问您所感兴趣的机构、发明与人物的周年信息，我们会联系您的。”考虑到九十年代也被人们称作“大脑时代”，理查.斯密斯同样也禁止了“对某一疾病或年龄群体的纪念日、周、年等等”，他认为这种做法是“无聊之举，是公关公司劫持公众注意力的手段（笑声）。”我很理解这位编辑的气愤与无奈。就在那一年，他的期刊纪念了英国全民医保体系建成50周年，《公共健康法案》150周年，可的松首次临床注射50周年，《柳叶刀》创刊170周年，等等等等，他已经忍无可忍了。“周年纪念可以占据杂志的全部篇幅，”他抱怨道这种可能：“我们可以纪念同一事物的5、10、15、20、25、50、75、100、150、175、200、250以及500周年，永无穷尽。纪念范围可以包括每一位取得伟大成就之个人的生死日期，每一个组织或每一份刊物的创建，每一份政府文件的出台，每一项重大医学发明的问世，每一份著名论文的出版，这个范围完全是无限的。由于周年纪念的累积性本质，如果不放弃周年纪念，我们将会被淹没。今天的《英国医学期刊》已经被讣告占领得差不多了（笑声）。但是周年的危害更甚。由此造成的必然后果就是杂志将永远受困于过去。因此我们在1999年的口号是：‘让新闻成为“新”闻’。”因此，《英国医学期刊》的读者并没有得到提醒，1999年是口服避孕药登陆英国40周年，也是一份十分有名的《英国医学期刊》论文发表50周年，我很严肃地告诉大家，论文内容是对环切的研究，题目是《论包皮之命运》（笑声）。

在网上，这篇社论的下面有三条回复。头一条的内容很聪明，“如果是这样，那你们肯定不想知道，1999年6月27日沃菲尔茨医院将会迎来在伦敦现地址营业100周年。”发表人ID是“沃菲尔茨医院公关人员”。绝对不要错过良机！第二条回复热烈祝贺编辑并邀请《英国医学期刊》的读者对有史以来第一次针对圣诞老人进行的虚拟医学检测进行同业审定。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反正觉得这位编辑没有得到认真对待。第三条回复的ID是“《英国医学期刊》特洛依木马”，这条回复提出了一个十分犀利的观点：“在1999年禁止所有周年纪念活动将会为下一个千年里《英国医学期刊》的内容带来无法预测的影响。我不由得想到，到了2009年，你们还要纪念做出上述决定10周年！”（笑声）

今年就是2009年，很适合借机考虑一下这一事件的后果。对于《英国医学期刊》来说这不过是个笑话。发表社论后差不多两年，杂志又开始庆祝周年了。这次是纪念赫尔曼.冯.亥姆霍兹发明眼底镜150周年。接下来杂志一路加速，到了史密斯社论1周年的时候，这条禁令就好像从未存在过一样。2007年的主编罗杰.琼斯在一篇展望医学发展前景的社论中开篇写道，“今年是英国医学会成立175周年，世界卫生组织成立60周年，也是全民医保60周年……”2008年对于医学周年学家来说简直就是个蜜罐子。“60岁的全民医保前景如何？”鲁道夫.克兰在另一篇社论中问道。

我认为在这一切当中存在着某种近乎魔法的强大力量，如此之多的组织居然会赶在如此密集的时间段里庆祝自己的周年。我来这里是为了庆祝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425周年，也是剑桥大学获得皇家特许状475周年，也是出版社驻纽约办公室建立60周年，也是出版社驻澳大利亚办公室开门40周年，也是出版社驻巴西办公室开门20周年，也是小皮特出生250周年——皮特教学楼就是以他命名的，也是达尔文诞辰200周年，也是《物种起源》出版150周年（一边说一边打呵欠）不好意思走神了（笑声），再加上大学建校800周年，在这一年里我们就要应付9项周年庆祝活动。

一年9次！这绝对不是巧合！（笑声）几百年来一定有人在幕后安排。在出版界内部，或许就在印刷厂内有一间只有寥寥几人得知的密室，编辑们组成的秘密结社将禁忌的知识代代相传，就好比编辑版的《达芬奇密码》一样。（笑声）多亏了我的语言学训练，今晚我可以告诉大家，我已经破解了这个密码。（笑声）。关键在于利用字母赋值，A等于1，B等于2，等等，直至Z等于26 。看似不相关的人名与机构名称的赋值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奥秘所在。“剑桥”的赋值是62，“达芬奇”的赋值是62（笑声渐起），“剑桥出版社”是303，“郇山隐修会” （笑声渐起）是179，加上两个“达芬奇”也是303！（更明显的笑声，掌声）我还想说得更多，但恐怕我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我发誓，今天下午我在爱丁堡教学楼看见了一位白化病僧侣！我一万个发誓！（做东张西望状）

在上述一切当中，我们的重点都放在年上面。现在我们所用的“anniversary”一词源自拉丁语 anniversarius，意为“每年回归”，这一词最早作为形容词使用，始见于1230年，直到1552年才首次成为名词。这都是印字典的那些组织说的。这一词最早是教会用语，用来指代圣日。不管怎么说，周年都是在某一特定日期举行的庆祝活动。不过这个词同样也可以指代与年度活动等价的某一事件或物体，例如纪念性活动或书刊的出版。1612年托马斯.代克就曾记录过，“人们咏唱着圣歌、周年与挽歌”。罗伯特.萨迪在1829年将一份年度出版的回顾性刊物称为“周年”，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年鉴。十九世纪“周年”一词还曾十分少见地被人当做动词使用。至于我之前不久刚刚说过的“周年学家”一词尚且未曾收录进入牛津英语词典，尽管这个词的应用已经较为普遍，尤其是在美国，意为庆祝周年之人，尤其特指在学校或社团周年庆祝活动主要演讲人。

现在这个词已经重新获得了其在词源学上对于年份的强调。但是对于所庆祝事物的时间范围却往往更为狭窄。我们记着年份与日期，但同时也记着有多个日期的纪念日，例如马丁路德金日。我们纪念月份，例如苏格兰周年纪念月。我们纪念星期，例如全民医保周年纪念周。我们纪念小时，例如第11月第11天的第11小时。我们纪念分钟，例如911事件后纽约上午8点46分的哀思一分钟。我们甚至纪念秒，例如1999年变成2000年的那一秒。纪念范围也可以扩展到超过一年的范围，尽管这种做法更加少见。人们很少以二或三年为一个纪念周期，尽管也不是没有这种事。不过十年就很常见了。美国海军航空兵在1981-1990期间就庆祝了钻石十年。我们现在就处于一个十年纪念的第二年，即从1508年9月马丁路德来到维滕贝格至1517年他将《九十五条论纲》钉在维滕堡城堡教堂大门上的这段时间。

许多人认为周年纪念完全是个人兴趣所在。因此有了许多关于礼物的想法，例如婚姻的周年就对应着一系列不同的物品，或者生日当天的报纸增刊。今天科技可以帮你记住周年。去年Iphone和Ipod都推出了Iday功能。这项功能跟踪着用户好友名单里的所有周年纪念日，并根据姓名、年龄以及事件种类进行分类。编辑“庆祝”则会弹出邮件发送界面以及亚马逊网站礼品链接。（笑声）要是这样还不够，现在还有人提议制造一款“纪念戒指”，重大日期到来之前24小时，戒指内壁将会升温至120华氏度并维持10秒。（笑声）要是这样还不管用，当天每小时戒指都会升温一次。只有对痛觉最不敏感的人才会在这种条件下依然忘记自己的结婚周年。

2008年美国出现了一股新势头，“周年纪念假期”，“美国家庭踏上旅途去重访对他们有特别意义的地点。”一位记者这样报道。2009年又有新闻说，迪斯尼公园向在自己生日当天游园的游客免费开放。英国的做法一贯更为传统。白金汉宫里有一间周年办公室，专门负责代表皇室发送百岁生日或结婚六十周年祝贺信息，这一做法始于1917年。实际上不仅是百岁生日和六十周年。百岁生日、105岁生日以及所有后续生日都能收到来自办公室的贺卡。结婚60周年、65周年、70周年以及随后每年也都能收到贺卡。养老金系统将英国养老金领取者的生日信息交给周年办公室并由后者操作。但是出于数据隐私的考虑，结婚周年的信息不能向周年办公室自动透露，如果想寄送结婚贺卡必须首先申请查阅结婚周年信息，而且要提前。

不同国家的习惯做法也不同。英国的做法可能是跟德国人学来的。和英国一样，德国联邦总统也会向百岁或105岁以及更为高寿的寿星发送生日贺卡，结婚60周年、65周年、70周年夫妇也能得到贺卡。但是随贺卡一起到位的还有一份小小的礼金。此外，在家长的要求之下，联邦总统可以成为家庭中第7个子女或者之后出生任何一位子女的教父，不过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名额。总统会向这户家庭发放证明书以及礼金，目前的数额是500欧元。根据德国政府网站的说法，自1949年起德国联邦总统已经成为了72000名儿童的教父。（人比人得死啊布朗先生——你们想让戈登.布朗当自己的教父吗？（笑声）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跑题了。）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总统办公室做出了如下解释：“通过成为儿童的教父，联邦总统强调了国家对于多子女大家庭的责任以及家庭与子女对于地方社区的重要性。此外这一做法的用意还在于关注大家庭所面临的问题，例如寻找合适住所，并鼓励城市与地方社区提供帮助。此外也是为了提升多子女大家庭的社会地位。”很明显，这里的周年纪念受到了除个人因素以外其他因素的驱动。

剑桥大学建校800周年网站上也能见到类似的内容。“为了纪念这一年，我们将努力在学术成果与庆祝活动之间取得平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我们希望800周年期间涌现出来的想法与计划可以成为通向未来的跳板，为未来的发展奠定崭新的基础。”这段话概括得很好。周年为新思考提供了机会，鼓励人们就自己感兴趣的题目进行反思，反思事情的进展与现状以及确定未来的发展方向。而且周年的题材永远不会缺乏，这世界上哪里有不值得重访的地方呢？但是任何形式的重叙旧谊都要耗费时间、金钱与精力。而且在任意给定时间都有上百个周年彼此竞争争夺者我们的注意力。因此我很理解为什么理查.史密斯认为周年纪念是“无聊之举，是公关公司劫持公众注意力的手段”。但是劫持公众注意力正是周年纪念的本质。如果周年纪念的题目与你关系紧密，那么活动本身怎样也不会无聊。

周年纪念的社会意义在南非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南非政府决定纪念民主进程中重大事件的周年，2006年3月8日他们纪念了南非妇女反种族隔离游行50周年，这一天恰好也与国际妇女节重合。那一件南非政府纪念了好几个类似周年，例如伴巴沙祖鲁族叛乱100周年（Bambatha rebellion），索维脱起义30周年（The Soweto Uprising），现行宪法颁布十周年，以及叛国审判50周年（Treason Trial）。在一个急切希望重塑历史道德观的国家，对于周年的关注完全可以理解。正如一位美国观察家所说，“周年纪念是一种奢侈品，一种为平静时光赋予意义与视界的手法。”

周年在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可以由慈善基金会的活动来展现。“周年纪念吸引注意力与钞票”，这是《美国慈善业期刊》上的大标题。文章中报道了匹兹堡扫盲委员会为纪念成立20周年组织了自成立以来第一场筹款晚宴，邀请来了美国黑人演员丹尼. 格洛弗进行致辞，晚宴筹得120000美元，比起之前筹款活动的数额翻了一番。在以晚宴为主打的整个活动中委员会一共筹得250万美元。委员会执行总裁说道，“人们往往意识不到我们已经存在了这么久。周年纪念活动让人们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历史的组织。”

在商业角度，许多公司都意识到纪念员工入职周年可以加强员工的企业认同感。《硅谷在线商务周刊》上有一篇文章说，《奖励员工1001法》的作者鲍勃.尼尔森认为，“庆祝周年是强调公司与个人之间特殊关系的有效手段，尽管这种手段关注的是入职年限而非某种特定表现或成绩，但是拥有忠诚且投入的员工对于企业依然至关重要。”那么要如何表现对忠诚度的认可呢？将钟表或手表作为礼品来象征时间流逝是个常见的选择。工艺手表也不错。在明尼阿波利斯附近的威尔逊学习集团，每一位通过3个月见习期的新员工，都会得到一只米老鼠手表，以此提醒自己为公司工作愉快。入职10周年时员工还可以得到一只金质米老鼠手表（笑声）。我向若干位学术人士讲过这个故事，每次听众脸上的表情都只能形容为不屑一顾的嫉妒。“我倒想看看我们校长来这一手。”其中一人悲哀地说道。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公众大都是现实主义者，周年活动依然被赋予了重要意义。经济评论作家塞缪尔.雷顿认为，“关于诞辰或忌辰的周年纪念完全是人为的造物，在莫扎特诞辰250周年演奏莫扎特音乐的理由并不比249周年或251周年时更为充足。”不过他还是总结道，“考虑到如今媒体如此痴迷于周年活动，我们倒也不妨趁机吸引人们对于特定题目的注意，要不然这些题目就会遭到忽视。”“虚假周年纪念的魔爪之下仅仅留下了少得可怜的回忆”，这是记者詹姆斯.W.维泽比的看法。但是自从我开始这方面研究以来还很少遇到彻底的虚假周年，即对任何人都没有意义的周年。的确网上有许多会令一般人感到古怪的周年纪念网站。例如有一个网站就在招收志愿者，为那些成功进行抽脂手术的病人在手术周年发送庆祝短信。“恭喜啊，你减肥已经一年啦！”但是这个网站很受欢迎，也起到了很有效的治疗功能。值得为《芝麻街》首播40周年建立网站吗？我还从没遇到过一位持反对观点的学者。

很明显我们痴迷于周年，总是纪念不够。今天报纸与网络上各种周年纪念层出不穷，常年不绝。关于周年纪念的丛书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出现了，《纪念日辞典》之类的。1866年威廉印书社出版了两卷版的《历史上的今天》，共有6700余页。这本书销量极佳且几度再版。当代的此类图书也有着类似的销量。似乎所有人对于重要日期——例如某人生日——上发生的历史大事都抱有浓厚的兴趣，有人收集了大量此类事件——或者至少有些组织会这么做，，要不然我们今天都不会在这里了。一方面来说这是巧合带来的愉悦。人人都喜欢巧合，尤其是与时间有关的巧合，例如某人的生辰与忌辰是同一日期之类的，例如莎士比亚。此外这一点也很有助于打开谈话局面。人们对于我和摇滚歌星比尔.希利都生于7月6日这一点相当印象深刻。但是这种兴趣的选择性也很强且十分靠不住，例如我告诉别人我和小布什的生日也是同一天时他们的反应往往不同（笑声）。

无论如何，一年365天——算上闰年是366天——都得到了相当的重视。《英国考古》的主编西门.丹尼森在2001年发表了《打破周年迷信》一文，文章开头他附和了《英国医学期刊》主编的看法。“新的一年，新的一套周年纪念，日记制造商、游行组织者以及历史杂志的最爱。不过我们这份杂志不打算对周年纪念热情过度。部分原因在于周年作为最为浅薄的历史映射形式实在算不上讲故事的最佳理由。”但是他随后提出了一个在我看来相当有趣的观点。“不过主要原因还是在于周年纪念的是事件，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我很清楚事件对于整体理解过去的努力只能起到一定的有限作用。事件可以引人注目，动人心魄，在极少数情况下还可能改变世界，但是它们的重要性往往遭到了夸大。历史学家费南德.布罗代尔在《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及地中海世界》一书中将事件比作海面的波涛，他认为对于理解过去真正重要的现象是海面之下的洋流，暗藏的大局与长期的进程才是塑造人类历史的真正力量。此类趋势，例如高速交通的发展，消费性电子产品的全球影响等等都不见容于周年纪念的思路。”就丹尼森看来，目前的历史教育过分偏重事件与周年，却忽视了对趋势的研究。他进一步辩称，“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也是如此。在进程与事件之间取得平衡是极为重要的。出生、结婚以及其他重大事件自然重要，但是成长与体验的长期效果意义更加重大。”丹尼森叫我们想一想对我们意义特别重大的事物，例如对电影的喜爱，对音乐的喜爱，对戏剧的喜爱，宗教信仰，对环境保护的热情，对烹饪的爱好，等等等等，并为其寻找一个起始日期。有些人或许的确能想到某一个时刻，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周年只会分散我们对于人性基础的注意力。”

但是没有了周年总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周年的确是分心之物，但是这种分心却是必不可少的。至少我个人就离不开周年。因此我对于自己所从事的语言学专业今年里迎来的众多周年十分欢迎。例如在文学领域，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初版400周年的纪念活动可谓络绎不绝。今年还是罗伯特.彭斯诞辰250周年，约翰逊博士诞辰300周年，忌辰225周年。2009年民俗语言学家们也有纪念的由头，400年前当托马斯.索普出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时，民谣学家托马斯.雷文克拉弗特也出版了一本首次包括《三只瞎老鼠》的儿歌集。主攻社会学或文化学的语言学家们也会记得2009年是“简明英语运动”（plain english campaign）30周年，运动发起人克里斯.玛在伦敦议会广场当众撕毁了大量政府文件。沃尔特.雷利爵士前往旧弗吉尼亚罗阿诺克岛探险并试图建立英国殖民地425周年。他的首次尝试失败了，随后若干次尝试也一样，但是1606终于有人获得了成功，几周之内水手寄往英国的家书里就出现了大量美式词汇，一种新的英语方言就此诞生。主攻科技领域的语言学家们自然不会忘记2009年是美国国防部内部联网项目启动40周年，为互联网打下了基础。此外今年还是全世界第一个商业性手机网络在东京开通30周年。结果就是一系列新的语言就此问世，电邮、聊天室、即时信息、博客、短信以及微博，你们有些人说不定现在正在刷微博呢，是吧（笑声）。博客界今年也有值得纪念的周年，1999年第一个blogger.com域名正式上线。当时《观察家报》上约翰.诺顿的文章标题是“恭喜各位博主，你们改写了规则”。此外1999年也是我们首次听说谷歌这个名字的时候。

周年使人反思。在2009年受邀进行这一演讲也让我反思了自己与剑桥出版社共事的经历。正如主持人所说，今年也是我的著作于1969年首次出版40周年。20年之后我将初版《剑桥百科全书》付梓杀青。5年后初版《剑桥语言百科全书》问世。这段工作经历使我在两本书中都得到了提及，《剑百》提到一次，《剑语百》中还附带了我的照片。这实在令人受宠若惊，因为其他享受这一待遇的都是牛顿与达尔文一类人物。有人说在《剑语百》61页还有一处提到我的地方。仔细看一下出版社纽约办公室，大门口的建筑名称是“克里斯托楼”（笑声）。由于从未有人正式通知我接受这一殊荣，我只能勉强同意这只是个巧合。

1989年实在不是用百科全书记录世界现状的最好年份。这个故事我以前也讲过，但是周年纪念就是为了重讲老故事。所以趁我们今天都在兴头上我就多说两句。想象一下，想像一下在一个全世界都天翻地覆的年份出版第一版百科全书究竟有多不容易。百科全书编辑在某种程度上一定要预测未来，在稳定性上下注，赌得是现状不会改变。有时编辑能赢，例如在涉及忌辰的问题上，尽管有新旧历之争，但是依然能够取得共识。但有时编辑也会失败，事件发展会赶在他/她的前面。本来这也不奇怪，正是因为如此辞书才要再版。但在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中这一问题会以最激烈的形式展现出来。普鲁斯特用咖啡匙来计量自己的生命，百科全书编辑则以报纸讣告以及各种时事新闻来衡量自己的生命。理论上来说信息更新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实际工作中这却是一系列无穷尽的截稿日期，印刷新版百科全书的时机必须得到掌握。一旦作出决定，印刷机就要开动，纸张就要到位，营销计划要得到制定，书店里要预留出空位，编辑向出版商交稿的最后期限并没有多少弹性，除非世界性的大事才能将其推后。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在最后期限前一个月，几周或几天时间里，这件事一定会发生。

1989年11月15日是初版《剑桥百科全书》一开始的截稿日期。结果11月9号东德开放了柏林墙。第二天保加利亚的日夫科夫下了台。于是我们把截稿日期推后了两周静观其变。两周后捷克共产党政权下台。于是我们又把截稿日期推后两周并改写了所有相关词条。一年之后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第二版《剑百》的截稿日期一开始定在1990年10月31日，结果东西德在10月3日合并了。结果就是我们必须就东西德现状进行700多处修改，而且这一工作无法自动进行，因为关于东西德的历史条目必须得到保存，因此我们只得用手工一条条修改，截稿日期也推后到了11月30日，这回肯定不会再发生别的事情了（笑声）。11月28日撒切尔夫人下台了（笑声）。我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哄堂大笑）。梅杰、豪尔、赫德、赫塞尔廷以及所有其他人的条目都要修改，我们十分勉强地赶上了截稿日期。

一年之后我们又遇到了相同的情况。第三版《剑百》的截稿日期一开始定在1991年10月31日。8月19日，苏联爆发了政变。身为编辑的我做好了最坏的准备（笑声）。几天之后现状得到了恢复，我身为编辑长出了一口气。但是我这口气出早了。10月份克格勃遭到废除，肯定是要出事（笑声）。我们将截稿日期推后到11月30日。11月4号几乎所有苏联政府部门都遭到了废除，苏联分崩离析，我眼看着上千条关于苏联的词条如同秋叶一般飘落在地（笑声）。身为编辑我也经历了短暂的乐观时刻，11月14号克里姆林宫宣布苏联将会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联盟，这对于编辑来说真是天大的好消息，因为从苏联（USSR）到俄联邦（USS）只需要改一个字母就可以了（笑声）！但是对于百科全书编辑来说一周的时间可以发生许多事。11月25日七个共和国拒绝签署条约。我们将截稿日期推后到了12月31日，也许苏联能够撑到那个时候呢？会有名称更改吗？我试着找到答案。我向苏联驻伦敦大使馆打电话问他们打算如何在俄语与英语中称呼苏联，他们问我是不是打算申请签证（笑声）。我重复了自己的问题，回答是“俄联邦”一次是西方媒体的用法，我应当向他们询问。结果西方媒体也不知道。如果我们非得开工印刷，或许可以用“前苏联”的说法？西方媒体发言人也不知道苏联的俄文拼法，因为他不说俄语。此外到了月底各大媒体都会放假。于是我给外交部去了电话，他们总该知道情况吧。他们建议我在年底之前继续使用“苏联”这一名称，在圣诞节前不会出现任何改名的必要。一周后成立独联体的想法被人提了出来，12月20日全世界的苏联使馆都收到命令停止使用“苏联”一词。外交部的情报能力可见一斑。我的截稿日期是1992年1月1号，决不能再拖了。我度过了一个十分忙碌的圣诞节，清除关于苏联的上千词条。但是要如何处理独联体呢？我敢不敢编写一条词条，告诉在1992年7月阅读《剑百》的读者独联体的存在？现在这还仅仅是个想法。我敢在历史事件发生之前就编写相关词条吗？我敢。这就是百科全书编辑影响世界结构的方式（笑声）。

正如我们所知，独联体的确成为了现实。再版《剑百》面试时我并没有陷入难堪。但是阴谋论者们对于这个关于独联体的故事可能会有不同的看法。大家都记得剑桥出过间谍，所谓的剑桥四人组。有人认为其实是剑桥五人组或更多，但就我所知从未有人怀疑过剑桥出版社里也有潜伏特务。这简直是一定的，要不然怎么解释上述事实呢？我的理论是1991年11月的事件令俄国陷入了混乱，他们不知道要如何称呼这个新生国家。“独联体”的说法已经有人提了出来但没有得到所有人的接受。次年1月剑桥出版社的间谍发来信息，“我看到了新版《剑百》的校稿，里面包含关于独联体的词条，他们肯定知道某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否则绝不会这么做（笑声）。”俄国人接受了这一看法并立即认可了独联体的称呼。还没有人发现支持这一理论的证据，但是总有一天证据会出现的。在此之前，我对有些人口中我对苏联最终解体负完全责任的说法感到不胜荣幸（笑声）。

每每我回想起那些波澜起伏的编辑岁月都会感到身心疲惫。我想临床心理学家与心理治疗学家们会称之为“周年反应”，即创伤性事件后未能安抚的悲痛在周年纪念日上的释放。但这并没有阻止我纪念周年，我很高兴的说出版社方面也没有受到阻止。今天的周年纪念让我们回顾了这个非凡组织的卓越成就，它为许多其他出版社无法触及的领域带来了新知。为这场周年演讲寻找合适的结束语并不容易。也许该用朗费罗的话，他在自己的《节日》一诗中说“最为神圣的节日就是我们自己独自沉静纪念的/心中的秘密周年”，或许该用萧伯纳的话，1896年5月2日他在《周六评论》上发表了一篇评论《皆大欢喜》的文章，里面说道“周年纪念在理论上说当然很好，但是实际上人们的做法往往过犹不及。我很久没有纪念自己的生日了，我也不知道有什么理由非得纪念莎士比亚的生日不可。”我个人在周年问题上最喜欢的结束语来自利物浦足球经理比尔.香克利，他曾十分有名地声称足球并非关乎生死，“而是要重要得多”。他对于周年纪念同时表示了尊敬与不敬，我想不出还有更好的说法来总结我在面对周年纪念问题时的两可处境。“我绝对没有带我妻子与洛奇戴尔队见面来当做给她的结婚周年礼物，那天是她的生日，而且我也绝不会在赛季期间结婚。话又说回来，我带她看的是洛奇戴尔替补队。”（笑声）感谢各位，再见。

• （3）David Crystal 论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