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绵延不绝，并将复兴——换了一个题目 -- 慧诚
家园 中华文明为什么可以绵延不绝，并将复兴——换了一个题目 题记：这篇文章本来是《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系列的一篇小文，原想不过就写几百字。不过在思考的过程中出现了比较重要的思想火花，变成了一个思想的总结。从去年春节到今年春节，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近二十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个问题一直紧紧缠绕着我，几度想放下，去总是提起。在博客上写了一堆拉拉杂杂的问题，一些模模糊糊的问题渐渐变得清晰，但是一直感到还有一层窗户纸。去年九月，在学校做了两场演讲，题目是：《换一种眼光比较中西文明——全球视野中的中华文明的历史与未来》，在这次演讲中，我给学生们提出了一个问题和期望，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历经挫折与考验，至今屹立不倒，并且有希望再度复兴？
我把这个问题交给学生，是因为我觉得我这一代人可能已经没有能力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等更年轻的一代人来回答，并且当时也准备放下政治思考，做些别的事情。
不过我一直都放不下这个问题，前些天因为偶然的机缘，我终于感觉捅破了那一层模模糊糊的窗户纸，透出了一道亮光，把心头的很多疑惑都照亮，得出了一个暂时的比较确定的结论。于是就有了下面的这些思考。
这篇文章虽然有将近一万字，但是基本上只有骨头没有肉，只有房梁没有砌砖。很多细节的问题都在其他文章中有过探讨，这里主要是用一个思路把散落一地的思考归拢起来。当我写完今天的这点东西，回头再看过去的一年所写的文章，有了另外的感觉，感到有点欣慰。我把这篇文章置顶，希望有人读了这篇文章，然后再看看我在《政治与社会》的类别中的那些笔记小文，或许更能看清我的思路。
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下）
前段时间关于中国社会和经济的性质有一些思考，写了两篇小文《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上）和（中）。写作的过程中一方面感觉自己说的有一些道理，另一方面也感觉还是没有说深说到位，还有一层窗户纸没有捅破。前两天终于感觉思想又突破了一层，感到一阵畅快和喜悦。
一，为什么不谈“主义”？
我在前面两篇小文中都提到了“不谈主义”，兼容并包，因为“主义”不能很好的说明中国的复杂状况。西方的词汇中常常提到主义，这个ism的意思是把某种思维和逻辑贯彻到底。但是现实从来不是逻辑和命题的表现，现实就在那里，当我们用命题和逻辑对现实加以抽象的时候，抽象的程度越高，越ism，就越远离事实的真相。这样的逻辑思考有它的好处，因为可以进行数理的推演，然而其弊病就是会走极端。如果要真正理解复杂的社会现实，就必须对ism保持警惕。不能陷入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模式中去。我在前面已经说过中国为什么既不是标准的社会主义，也不是标准的资本主义，这种不标准，并非不正常，恰恰是非常正常的。理论应当服务于现实，而不应当拿现实来服务于理论。
二，中国的概念：公与私和封建社会
五四以来，中国的话语都被西方概念彻底洗了一遍，本来中国就有一整套适用于自身的解释社会的词汇，都被遮蔽了，现在到了我们重新发掘的时候。《礼记》中有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我以前也读过很多遍，没有特别的感觉，但是前两天，这句话突然像闪电一样，划开了我思想中的晦暗之中，一下子照亮我这些年来对于政治和社会的思索。人的存在从一开始就包括公与私的两方面，构成了人性的两方面，一方面是人的自私性，人要保存自身生命，把自身的存活和利益放在重要位置；另一方面是人的社会性，人必须在社会中才能更好生存和发展，因此公与私都是人类的基本属性。马克思过分强调了人的公的一面，“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这其实只是一面而不是全部。而 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公”不断发展的过程，从最初的小型部落发展到今天的国际社会，人类的公的一面不断增长，社会性越来越强。黑体加粗的这句话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人类社会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向上提升自己，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人不断变得更“公”的过程。无论东方还是西方，都是如此。欧洲的希腊文明最初也都是小规模的部落联盟，雅典和斯巴达都是古希腊的部落联盟，发展到罗马这样的城邦帝国，然后再发展到封建国家，最后形成现代国家，直到今天的欧盟。
中国古代社会在三皇五帝的时代，是原始部落联盟制度，社会单位比较小。相对于个人来说，部落是公，个人是私；相对于联盟来说，部落是私，联盟（天下）为公，共私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到周朝的时候（我们以周为例，因为周的历史相对清楚一点），周天子位居中央，分封诸国，形成中国古代的封建制度，当时的分封国很小，统共有八百个国家，向周天子效忠。就当时的国家整体而言，中央对分封诸国的控制权力较小。因此直到春秋战国，公与私之间，就周天子与诸侯的关系而言，私的力量是占据主导地位的。“封建”这个词的具体含义就是分封建制，是用来形容地方势力的概念。柳宗元在《封建论》中就提到说：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
周文武虽为圣王，也没有办法完全克服“私”的力量，只能保留封建，提出“天下为公”的理想，靠伦理和精神来维持天下一统。
中国从五四以来对“封建”这次词语的翻译和运用是悲剧性的（关于这个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命运，请参看冯天瑜先生的《封建考论》，这里不详述），这个错误绝不局限于学术范畴，也不局限于思想范畴，因为对这个概念的错误理解，造成了严重的社会悲剧，无数人因为这个错误的词语概念送了命。事实上，秦朝统一中国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柳宗元说：“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秦朝的一统天下是代表“公”的国家对“私”的克服。
为什么我在讨论中国现实的文章中喋喋不休谈春秋战国和封建的概念，因为这个概念的误用对于中国近代史和当代史产生了太大的影响，不返本清源，我们就根本无法认识中国的现实。以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古代封建论”成为主流的历史观，实际上就是为了认定中国的社会形态落后于欧洲，因为按照他们的说法，欧洲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克服了封建走向现代国家，而中国只到1912年才结束封建。但这是一个天大的谬误！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已经克服了封建，整整比欧洲领先两千年！而且欧洲直到现在依然没有现实统一，欧洲整合过程依然障碍重重，大一统是中国奇迹般的成功。那些否定大一统意义的学者看到今天的欧洲为了大一统所付出的努力不知应当作何感想。
欧洲的大革命同样也是一个克服封建，走向更加“公”的过程，被家族血统分割的土地和人民归之于国家，他们向中国学习了并使用了郡县制和文官（公务员）制度，使国家的公器具有了最高的权威。
中国的郡县制在秦朝就确立下来，文官制度经过长期发展，从汉朝的举荐制度到唐宋之后的科举制度，权力成为公器。
因此拿中国古代的皇帝制度当作欧洲的贵族封建制度完全是错误的，是为了拿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论来套用在中国身上，其结果就是张冠李戴，给一双大脚穿上了一对小鞋，无论如何也说不清楚。
我们在这里强调中国克服封建远远早于欧洲不是为了什么所谓“民族自豪感”，而是为了更好的认识现实。
三：封建残余
公与私作为人性的阴阳两面，同时存在，对封建的克服不是绝对的。如果从广义来理解封建这个概念，应当把它理解为社会整体之中的部分利益集团及其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封建领主是封建，大家族也是封建，私人占有的土地也是封建，某个区域的特殊利益也是封建，阶级的利益也是封建。因此对于人类的社会和国家而言，无论中西，一直都是处于公与私的矛盾统一之中，处于“整合一统”与“封建势力（广义）”的矛盾统一之中。
因此，我们就可以人为，中国古代的“地主土地私有”和“皇帝家天下”就是封建的剩余部分，这是天下之公的私立成分，私有的土地属于个人，权力的最高核心属于一家所有。而欧洲法国大革命之后在19世纪形成的现代国家同样也有其封建的剩余部分，那就是：土地私有，资本主义和多党体制。土地私有这一点与中国清朝以前的制度是一样的，而资本主义和多党体制就需要多说两句了。
资本主义是私的传承，私人占有和支配生产和经济资源，并且形成社会的分裂力量。因为欧洲是资本主义取代了封建制度，所以很多人把资本主义看成封建制度的绝对对立面，这不过是简单的二元对立思维。资本主义一方面超越封建，另一方面它也会保留封建的成分。资本的私人占有性质相对于社会来说就是封建剩余，私人资本与社会形成了类似的公私辩证关系。我们应当从这个角度来理解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的社会主义实践（法国和北欧国家都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它们都是为了克服公私矛盾而进行了努力。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设想就是为了克服“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大生产”的矛盾，这个矛盾其实也就是资本作为封建之余和社会公共性之间的矛盾。因此，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潮和实践是资本主义欧洲为了克服阶级的封建性和整体社会之间的内部矛盾才形成的一种思想。但欧洲在近代以来科学以及与此相关的管理技术上虽然比中国先进，但是其现代社会和国家的成熟期远远晚于中国，欧洲的国家政治现实跟中国的战国有很多类似之处。因此完全用来套在中国身上有很多不合适之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有参考价值，但是绝对不可教条运用，尤其是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是只对欧洲有效，对中国是无效的。
关于多党制和一党制的问题
多党体制需要多说一些，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在中国是最热烈的，也是误解最多的。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我写的小文《君子不党》。其中有一段：“所谓党，英语写作party，实际上是从part来的，也就是说它是一种分裂的状态，从总体中分割出来的一部分。换而言之，它不属于人民和国家的全体，不属于“公器”，而是属于部分人的“私器”，所以还有一句话叫做“结党营私”。然而西方现代国家却普遍是政党政治，也就是说，政党是政治的基础之一，这造成的基本结果就是：以私为公，以一个part来作为全体国家的代表和利益的执行者。政党利益和国家利益必然是有矛盾的，一个part与整体是不同的。这是西方政党政治在伦理上的最大弱点。”
也就是说多党作为社会的部分利益的代表，相对于它的个别组织成员来说是公，相对于整体的国家来说是“私”。因此西方式的以部分利益为代表的party是没有权利掌握整个国家权力这个公器的，因此它只有以时间上的轮替制度来曲折地解决空间上的部分与整体的对立，缓和“公与私”的基本矛盾。即便如此，在公器与集团私利之间的根本矛盾并不能完全解决，会出现种种严重问题。代议制的最大问题就是政党的封建性问题，实际上西方多党代议制也是原始部落联盟制度的剩余和继承。现在常常把欧洲的制度命名为民主制度（démocratie），是非常不合适的，因为所谓“民主”说明的是一种理想，而不是现实描述，需要加上限定词，我认为更准确的说法是“多党代议制民主”。把 这样一个制度视为神圣不可取代，是因为观察历史的广度和长度不够。（请参考我的系列文章《民主与集权问题》和《君子不党》）。
下面再来考察中国的状况。如果只能代表某个地区或者阶层，那么一个党长期控制国家权力就没有合法性。中国共产党虽然名义上也是叫做党（party），但是实际上它从成立的时候，就以“公”为其基本价值观（共产主义理想）。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在国共内战的时候，中国人民最终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以“公心”建立了人民统一战线，最大程度代表了各阶层和各民族的利益，而国民党主要代表资产阶级，那么它搞一党制缺少了根本道义基础。一党制能够稳定执政的基本条件就是这个党必须姓“公”，而不能姓“私”，只能姓“天下”，而不能姓“集团”，否则就无法解决“集团”与“整体”、“封建”与“天下”之间的根本矛盾。国民党由于只能代表集团利益，因此虽然在战争初期其武器精良，实力远超共产党，但是也必然会失败。从中华文明的角度讲，中国已经实现了两千年的大一统（虽然期间有分裂，但是最终都能合起来），在中国人的血脉中有“天下统一”的文明因子，经历民国的分崩离析，一个能代表天下的力量战胜代表集团（封建）的力量是符合历史逻辑的。
如果我们从“公私矛盾”和政党性质的角度来观察建国以后共产党执政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就会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从建国到今天，中国共产党用两种方式来克服政党的部分性与国家的整体性之间的公私矛盾。第一种方式就是从49年到76年所采取的方式，就是国家彻底走向“公”，一切都是公家的，没有私家。从公私合营，到集体化，人民公社，三反五反，再到打倒走资派，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是文革的“恨斗私字一闪念”，这些都是公消灭私的努力，因此也是消灭“封建残余”的努力。很多人把中共在文革中的表现评价为封建，完全是对“封建”这个概念的极大误解。集权不是封建，封建和集权是对立的，集权是对封建的超越，秦始皇是对封建的超越，法国的路易十四也企图超越封建。中国共产党在文革期间的权力高度集中不是“封建”，而是集权。
不过集权并非越强越好，事物过分就会走到它的反面。文革的反私运动招致了极大的反弹。因为人的私心远没有能够消灭，“恨斗私字一闪念”远远超出了普通人的人性所能达到的范围。一个举重运动员能够举起两百公斤的杠铃，这个杠铃的重量标记了他的荣耀，显示人的力量和伟大，但是如果因此让所有人都举这样的杠铃，那么这个杠铃的重量就变成压死人的凶器。同样的，少数人能够在现实生活中做到大公无私，这表现了人在道德上的伟大，值得敬仰，但是因此来用暴力强迫所有人都跟道德的圣贤一样，就会像那根杠铃一样把普通人压死，造成社会的悲剧。
道分阴阳，相互矛盾、融合和补充。倘若说公是阳，私是阴，那么正常的社会之道是这两者形成互补和融合，而不能轻易地以其中一方彻底消灭另一方，阴阳平衡方为大道。76年之前的中国失去了平衡，那么在此之后就转向另外一边，阳极则转阴，阴极则转阳。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放松“私”的过程。经过三十年的发展，私人资本已经占据了相当的地位，有了很大的力量，这就是所谓封建力量之重现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三个代表，以另外一种方式解决党与国的“公私矛盾”问题。这就是江总书记的三个代表思想，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要让中国共产党代表全体中国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工人阶级）。
76年以前，中共以改造社会，力图使整个社会成员变成“公”来解决工人阶级党（party）与国家公器之间的矛盾，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证明这条极端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就把自己改造成全体中国人的党，来解决这一问题。换句话说，前面三十年，中国共产党改造社会，力图使社会来适应党的理想和性质；后三十年，中国共产党自我改造，力图使中国共产党来适应中国社会的现实。
三个代表思想是后三十年共产党自我改造的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化”的重要阶段，使中国共产党真正变成有中国特色的党，超越了阶级对立，使中国共产党成为可以代表中国整体各阶层利益的党，解决了party的封建性与国家的公共性之间对立和矛盾。因此对于中国共产党已经完全不能用西方的party概念来理解了，中国已经没有party，只有中国共产党。我过去也是嘲笑“戴三个表”的人之一，现在发现以前不过是年少轻狂，什么都不懂。现在对“三个代表”极其佩服。那三句话本身并无意义，但是通过这三句话完成了对共产党的改造，并且其巧妙的修辞手段尽最大可能缓和了来自党内极左派的攻击 。
Ps：这个理论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在非洲和其他部落力量还很强大的地方推行多党代议制民主，必然造成崩溃和失败。
再论中国的现实
在《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上）（中）两篇中，我大致谈了一下中国的现象。那么经历了刚才的历史梳理和中西比较之后，我们回头再来考察一下中国的现实状况，可能会看得更加清楚一些。
以古鉴今，以西鉴中，可以明得失。
中国的现实矛盾是什么？
根据上面的解释，中国从秦汉到隋唐之后，封建贵族的势力基本肃清，从经济方面来说，是地主与农民的矛盾，在政治上则是官府与民（包括平民和地主）的矛盾，第一部分是社会的阶级之间的矛盾，而第二部分是执掌公器的官与私人之间的矛盾。由于官府的权力很大，实际上地主如果家族中没有官僚的保护，也很难保持自己的权利。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对此有非常精辟的论述，在此就不展开了，只说说他的基本观点：中国古代的基本矛盾是官民矛盾，而不是地主和农民的阶级矛盾。
从理论上说，如果官员都是清廉正直之士，代表公的官与私人的民之间的矛盾本来可以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之内。但是现实从来不是理想，官僚存在腐败是社会的常态，所谓腐败的意思就是“化公为私”，导致了矛盾的加剧。老百姓因此就呼唤清官拯救他们于水火，对于百姓而言，清官的重要性远远超过良心好的地主。不过中国的官僚阶层不是固化的，下层有可能通过努力成为官僚，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打破阶级固化的最终利器。
而西方国家则一直是阶级矛盾为主导，从奴隶社会到封建贵族制度，是战争和血统决定了社会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阶级基本是固化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是一次重要革命，随着资产阶级的兴起，打破了血统的固化，和地域的封建割据，是对血统和地域封建的克服。民族国家的整合性力量战胜了地方割据的力量，中央集权战胜了地方割据。这是一次资本主义的革命，也是一次集权的革命。这里要强调的是：当我们用错误的“封建”概念理解中国的时候，同时也使我们观察西方的参照系搞错了，有些人以为西方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打破集权，建立多党代议制，搞了三权分立，是从中央集权变为私人选举的革命，这是极其严重的误解！误解的原因就是把欧洲的国王当成了中国古代的皇帝。欧洲的国王跟中国的皇帝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国王不是中央集权的（虽然法国的路易十四以后，国王的集权比过去大得多），他只是一个最大的贵族，并且有一定的号召力，其地位有点像周天子，而不是秦朝以后的皇帝。虽然没有三权分立，但是国王在欧洲并没有太大的权力。只有推行中央集权的法国国王的权力相对而言更大一些，法国首先爆发大革命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国王的集权为资产阶级大革命奠定了基础。资产阶级革命由于打破了地方割据势力才建立起越来越强大的中央权力，因此资产阶级革命是权力逐渐集中的过程，而不是相反。在欧洲的古代，国家不存在统一官僚体系，也就谈不上官民矛盾。启蒙世纪中，欧洲人从中国逐渐学到了文官体制，才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建立奠定了组织基础。
一方面，欧洲通过中央政府和官僚集团的建立，实现了公对私的克服，国家有了权力公器。与此同时，资产阶级的利益集团化就变成“私”的封建性在现代国家中的继承。由于西方中央政府的权力掌握在资产阶级集团的控制之中，因此其“公”的程度有限，只能建立以多党代议制为代表的政府形式，以政党轮替执政的方式缓和公私矛盾。这样的话，欧洲多党体制的政府，相比中国而言，其权力就必然是分散的，政府的权力比较小，控制在资产阶级的手中。小布什说：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终于被关进了笼子，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普世价值。这句话让中国的不少右派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而实际情况是，除了法西斯国家和偶尔出现的帝制，西方国家政府的权力从来都是在笼子里的：贵族时期，它被各个大小贵族关在笼子里，资产阶级革命以后，它被资本家关在笼子里。欧美国家建立集权的努力都失败了，失败的原因是这些集权制的中央权力都没有成功地实现“公器”，只是某个阶层的代表，无论是纳粹德国还是法西斯意大利，都是如此。是一个阶层对另一个阶层的暴政，失败就是难免。
集权是一门艺术，需要中庸之道、思想自由和社会宽容，不能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观（文革前的危机就是因为缺失了这几点，使得社会一度非常危险）。关于这一点请参看我《集权与民主思考片段》系列文章以及《中西文明比较视野下的普世价值观》。
总结如下，西方社会长期以来一直是以“私”为主导，封建分裂的力量更强，社会的分裂性更加明显，因此西方一直是阶级矛盾为主的社会，奴隶社会、贵族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社会就是按照阶级矛盾的特征来定义的。以这种方式来命名欧洲是合适的。但是中国社会从秦汉隋唐以来，社会一直是以“公”为主导，大一统的力量更强，相对欧洲，社会矛盾更集中的表现为官民矛盾。
西方是以“私”的发展带动“公”的发展；而中国是以“公”的发展带动“私”的发展。这是东西方最大的区别。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看，集权是高于封建的，公是高于私的，但是要保持一个合适的平衡和度。现在的中国是不是在这个度？
当我们批判中国的官本位的时候，也要看到西方过去是血统本位，现在是钱本位。所谓“本位”也就是标明社会的主导力量和价值。血统和钱本位就一定好过官本位？
中国还是官本位，而不是钱本位，所以中国不是资本主义。
当然，没有所谓本位和矛盾的理想大同社会是最好。不过理想最终是理想，讨论最重要的还是现实精神。我们还是回到现实中来吧。——关于这一点请参考我写的《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中）》
我们拿欧洲的社会发展阶段概念来命名中国，完全是张冠李戴，相当于拿植物的命名体系来命名动物，给狮子套上马鞍，驴脣不对马嘴。很多人都感觉到不对劲，但就是说不明白，原因就是根本不应该用这些概念来命名中国。现在的中国为什么不是资本主义？这是很重要的原因。对于中国历史阶段的命名再也不能按照欧洲的模式了，我个人的建议是，秦汉以后：皇权郡县制。49以后，一党集中制民主。
中国社会的矛盾分析
腐败问题
中国最大最严重的问题是官僚腐败。西方国家，包括搞多党代议制的第三世界国家，官僚腐败会造成社会的巨大代价，但是并不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崩溃，因为其社会的主要矛盾是阶级矛盾。民众对腐败的政党不满意，可以换一个，如果再因为腐败不满意，还可以换。如果不能解决，也就是绝望对政治失去兴趣而已。他们的主要矛盾集中在阶级矛盾，因此工会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和谈判比选举更重要，美国人的抗议目标首先是华尔街。
而中国与它们不同，官民矛盾是主要的，因此官员腐败对“集权公器”的破坏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党国一体制度的打击将是毁灭性的。从中央的态度上看，对于这一问题也有清醒的认识。控制官员腐败，提升道德水平，加强监督，是当前刻不容缓的任务。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并行不悖，双管齐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对于具体的操作，在《集权与民主》的系列文章有过探讨，在此不详述。只是要补充一点的是，加强传统伦理道德教育，会有相当大的助力。
80年代以后，中国从极端“公”的理想化走回现实主义，私的力量迅速抬头。资本
那么中国是不是社会主义呢？
我想，最好的说法还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比较好。因为中国肯定不是马克思所设想的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对于中国来说最有价值的地方是让我们看清西方的社会现实，而不是用来看中国的社会现实。而西方的社会主义思潮本来就非常复杂，并不存在所谓标准的社会主义，法国和北欧就自我认定为社会主义。以我比较了解的法国来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成分肯定超过法国。法国除了铁路、水电、公交和军工等等还是国有企业，银行和金融基本上都私有化了。中国的社会福利水平低于法国主要是中国人均的社会财富太少，而不是私有的资本家太强。在2001年的时候，我去法国，对法国的社会福利制度表现出来的人道主义非常羡慕。一位已经移民法国的同学说我太理想主义，法国的福利好不过是因为国家富有而已，并不是道德格外高尚。当时我对她的话不以为然。2010年我再度去法国，看到法国底层民众的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是下降的，生活艰难，而且国家也更加虚弱。而就在这十年中，中国的新农合，农民福利已经开始逐步推广，我逐渐明白了，社会建设更需要现实的进步，而不是靠理论的思辨和理想国的想象。
左派和右派
前段时间，有同事惊讶地说：你怎么变成了左派？居然跟中共同流合污？而我在某些论坛上，则被当做右派的典型批判，是资本家的代言人。我左右彷徨，四顾无言，只有唯唯诺诺。辩护无益，唯有慎思，明辨而已。
对中国的政治社会思考了二十年，走过很多弯路，年少轻狂，胡思乱想，幸而我不过一个爱思考的闲人，而不是手握权力的人，否则不知祸害多少人。回头看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智慧积淀，终于明了，中庸之为大道：中为至公，庸为至德，其行不彰，虽隐而光。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缺一不可，互为补充。其实这一点对任何国家都同样重要，一个大国，不能保证其思想的复杂性，就不能成其大。这篇文章已经拉拉杂杂将近一万字，因此并不准备进一步在此讨论这个复杂的问题。只是希望大家都能放下“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唯我独尊的思维模式，尊重对立的观念，则为中华之大幸。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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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有关中国当前政治问题与网友讨论 2012年2月26日，收到网友的邮件，讨论政治问题，现在把我们的邮件往复放在网上，欢迎大家指正。感谢网友同意公开
网友的来信：
针对文章的说法提几点看法：
1，博弈与普选民主---同意你的结论，为了中道牺牲效率是值得的
2，普选民主和效率----你没有结论，但可以参考第1条。
3，普选民主和民意---主要是说民主并不能代表民意只是民意有了泄压的渠道。事实上民意的表达在民主国家比集权国家显然是有着更通畅的渠道。这从中国无处不在的官方封锁消息（我指的不是国家机密那种消息）就可以看出来。至少国外可以合法的申请上街表达民意，选代表的时候至少代表们还是要装个样子认真听你说的。而中国不存在合法上街的途径，虽然法律许可，但你懂的不行的，中国的代表和百姓没有思想的沟通--那怕是做个样子。也许民主和专制都是烂柿子，但能不能说民主这个柿子比专制这个柿子烂的时间程度差一点呢？
4，欧美民主的的意义---同意
5，选票与反腐败----你想说的是民主国家腐败比专制更厉害，只是他们的表现成或者高级腐败难以为人查觉，或者更加明显的腐败，除非像一些小国才有可能做好。1，首先高级腐败一说我不认同，人家用合理合法的手段去影响政策，这没有问题，不能把它归类到腐败里。2，印度一些国家的腐败确实不小，我也确实不懂为什么他们的人民会容忍这些腐败，难道是忍受力比我们更强吗？还是发言渠道被管控到无法发言，如果是后者，说明他们的民主机制里还存在的明显的漏洞。
你的设想1-----我同意不看广告看疗效，民主体制的疗效和专制比较我个人认为已经有了很明显的结论，专制不好。
设想2----协商要有协商的基础条件，别人拿着枪你没有枪怎么协商，执政党有枪，所以他总是说我们可以协商啊。好比你过土匪的地界，土匪说可以协商啊？这样的协商有意义吗？叙利亚现在为什么西方世界反对协商和中国要求协商的道理就在这。实际上我认为西方不是不能同意协商，只是不能同意你站在坦克上和人家站在地面上的肉身去协商。
设想3----我没有把GCD和利益和人民直接对立起来，我只想说有的时候利益一致，有的时候利益不一致。双胞胎还有利益不一致的时候，毕竟不是同一体，怎么可能保持高度的一致。今天的山西新闻就说了一件副市长儿子毕业三年就要升副处的事，这就是这个团队的利益，他们要的是子承父业，而我们要的是机会均等，这个时候利益就不一致了。
你说的加强舆论监督首先就得开放报禁，不然就凭我们网民监督能够吗？你说的加强党内监督，事实上的效果你也看到了，现在反腐基本靠二奶小三日记泄漏什么的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不要再报希望他们自己会监督好了。自己给自己挑自己的错本身就有法理的问题。
设想4----民主就是追求权力的平等，既然这样资本家也是人，没有理由要阻止人家参与政治。但必须是合法的参与，要打击的官商勾结是指的非法的勾结，如果法律不禁止的勾结就不能打击。我一个屁民怎么为资本家说话了，呵呵。
你的片段4有点乱不好一一去回复，总的来说是同意的，民主是业余给专业打分。有它的问题。
最后，结论不是太明确，感觉好像还是支持专制。那么我请您再回答一个问题：这一百多年世界史上是不是能证明总的来说民主制度优于专制。为什么这多年来只见过专制转向民主制度但却从未见过民主制度转向专制。中国到底要不要民主，抑或中国现阶段仍然不适合民主？不适合的理由？不会是素质和怕乱吧。
我的回复：
感谢您的这些问题，问的非常好，也非常专业，都是问到了核心的问题。
从我个人而言，在2010年以前也是铁杆的“自由民主派”，学习了一些西方的政治理论，最近才通过思考，转而反思过去的观念。
您的问题都是核心问题，因此在一封通信中也不可能有详尽的回答，只能尽可能解释我的思路。在我博客《政治与社会》栏目的所有文章都与这一问题有关。
一，
我个人认为并不存在抽象的“专制和民主”孰优孰劣的问题。同一件衣服穿在某人身上就好看，穿在另一人的身上就不好看。包括一个人应当从事什么职业这样的问题，其实都不存在“普遍适用”的答案，只有适合具体情况的答案。所以我现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更多的是从具体的国情和具体的文化传统来思考问题，而并不是简单从概念出发思考“专制和民主”孰优孰劣。从现实的考察来看，朝鲜的家天下专制和沙特以及巴林的酋长世袭专制都谈不上什么很好的专制——可笑的是封建世袭的沙特现在打着民主的旗号反对叙利亚和伊朗，这不是五十步笑百步，而是百步笑五十步。
二，
所谓民主国家并不是真正的民主，至少从目前的人类文明来说，民主只能是一种理想和理念，并不可能。无论是欧洲还是美国，都是少数人统治大多数人，百分之一统治百分之九十九。民主只是一个“有意义”的旗号，但并不是现实。如果从国家代表人民利益的角度，我的感觉是中国比欧美国家做的好得多。法国号称是欧洲的社会主义国家，福利国家。在最近十年，工人的社会水平是下降的，与此同时，资本家的收益节节高升。而中国最近十年，人民的福利水平上升是很明显的。
民主是一种观念，而不是一种实际的组织形式。所以我反对把欧美称为民主制度国家，欧美的体制应当称为“多党代议制“，中国的体制应当成为“一党集权制”。如果要反应“民主”的理念，也应该分别成为“多党代议制民主”和“一党集权制民主”。
三，
您过分的相信了法律。法律是一个有作用的工具和形式，但是并不是公平的必然保证。资本家完全可以利用法律制定有利于有钱人的法律。美国的法律曾经长期规定，吸食可卡因粉末比吸食颗粒，判罪要更轻。因为前者是有钱人吸的，后者是穷人吸的。您如果有在国外生活的经验，跟外国银行打交道，那厚厚一本合同，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纯粹是天书。繁复详细的规定并不一定对消费者是有利的。
美国法律刚刚取消了政治捐款的限额，也就是说资本家可以无限对政党和候选人进行“贿赂”。美国腐败的最主要方式不是向中国这样的搞工程招标这种，这是非常低级的腐败。美国的高级腐败是制定有利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法律规定，例如允许混业经营，例如放宽CDs监管。这里的利润都是上万亿美元甚至十万亿美元。工程招标那点黑钱，真正的华尔街大老板是看不上的。美国的军工集团也可以控制政治来发动一场战争来赚取血色的美元。这些合法的腐败，是中国的腐败所不能比的。我推荐您看一部美国的纪录片，《监守自盗》（inside job），这部电影对华尔街的运行有一些描述，大多数中国人对此基本是很陌生的。（但是即使这部揭黑幕的电影，也没有真正捅到美联储和美元体制的心窝）。
合法不见得合理，更不见得公平。合法的腐败和不合法的腐败更加可怕，因为前者已经“合法化”了，人民对此毫无办法。而不合法的腐败，总是见不得阳光，总是危险的。陈良宇也是会到监狱去的。
我也同样痛恨中国的腐败，我也说过，对于中国来说，腐败是亡党亡国的风险。但是我们不能病急乱投医，本想出狼窝，纵身入虎口，这也是不行的。
四，
至于说投票的这种民粹主义是否能做出正确的决定，在我的《集权与民主》系列文章已经说过。对于国家来说，应当做出对人民的长远利益有利的决定，而不是人民的当时想法的决定。因为老百姓对具体事务怎么去做是不了解的。政治是一门专业，而不是如同选秀和“超级女声”那样的娱乐节目，普通老百姓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为什么大学的博士论文答辩只能由教授组成的委员会来决定是否合格，而不是由全体学生来决定？为什么您去医院，由大夫来决定吃什么药，而不是让病友们投票决定吃什么药？学术是很难，医学是很难的，政治同样也是很难的。因此应当由专业的人士来做政治决定，但是平民百姓应当能发出自己的呼声。这两者要结合起来。
西方现在的普选政治越来越娱乐化就是这个问题。我在法国的时候，曾经看过参议院的辩论直播。在看直播之前，我也曾经很有期待，觉得把这样的东西展现给人民来看，接受人民的监督是一件好事，辩论也会很有趣。不过，我在看的过程中，越来越失望。这些议员，多数都有很高的学历，也有政治经验。在辩论的时候，他们的表现却近乎弱智，虽然用词都是“人道主义”之类的高尚词汇，但是都没有多少实质内容，不同党派的成员立场鲜明，与其说他们是在真的讨论一件事是不是该做，对人民是否有利，不如说他们把每一个议题都当作自己争取选票的砝码。他们的弱智表现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水平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们把屁股完全放在脑袋上面，屁股决定脑袋。而普通的老百姓实际上有几个能够听懂政治话语？
在政治上，真正负责任的做法不是把决定权完全交给百姓，而是政治家倾听百姓的呼声，然后做出有利于百姓的决策。西方的普选方式实际上是不负责任的。——关于这一点，请您参考我写的《君子不党》
普选投票如果不一定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不一定能做出有利于人民长期利益的决定，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选择这种方式？仅仅为了投票参与感所带来的快感？
五，
从民意的表达来看，至少我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中国的言论自由程度明显超过法国。——我想，您可能会完全不相信我的话。但是，我所观察到的就是如此。在中国，《南方周末》的编辑甚至可以否定南京大屠杀，而且不会有任何问题。这在法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韩寒曾经说中国研发j20是为了对付老百姓，我曾经问一位法国朋友，在法国，有没有任何公众人物，无论他对政府多么不满，他敢不敢说这样的话，他说肯定不敢。
六，
叙利亚跟中国完全不同（而且这主要是国际问题，我们在此暂时不讨论，看到巴林指责叙利亚独裁，就让人想笑：抢劫犯指责小偷不道德）。一党制跟一党制是不同的，朝鲜跟中国是不同的，犹如多党制跟多党制是不同，不仅有多党制的美国和法国，也有多党制的海地和埃塞尔比亚。当然，有朋友说，那是成功的多党制和成功的一党制的区别。我想，中国也会是成功的一党制，不同于失败的一党制。有人说，中国还很不成功。我想说的是因为中国搞一党制的时间还太短。法国1789年大革命以后，到1870年还没折腾清楚，将近一百年之后，还在内战。美国1783年独立，到1865年还打内战，才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中国1949年建国，到现在才60多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想想1950年的中国在世界上是什么地位？现在是什么地位？30年前跟欧美什么差距？现在的差距还有多少？因为韬光养晦的政策，因为中国人谦虚谨慎的习惯，很多人对中国的现状并不了解，评价过低。
我们只有充分了解中国从50年代到今天到底走了什么样的一条路，克服了怎样的困难，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今天的中国对于我们意味着什么？
只要中国不落入多党制和私有化的陷阱，在20年后将成为世界最发达国家之一，我对此深有信心。
七，
您说的以权谋私的问题，包括您说的副市长的问题，中国还没有解决，而且中国的问题只可能具体一件件惩处，而不可能彻底消除这种现象。只要人心还有恶的成分，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没有恶的表现。
但是中国的公平问题相比西方也并不更严重，关于这一点，请您看看我的《贵族和贱民：话说中西方古代文明的公平正义》，文章解释了为什么法国的阶层固化问题比中国严重得多。当然，对于中国这样的国家来说，阶层固化是会亡国的，对这一问题必须保持足够舆论和社会压力。普选不仅不能解决阶层固化的问题，反而会加重这一问题。看看日本和菲律宾，就是前车之鉴。
中国是一个带病运行的国家，一定有很多问题，但是我相信是可以改善的。您在监督和舆论上对政府的压力就是改善问题的动力的贡献。我希望每一位中国公民都尽心发现国家的具体问题，并发表自己的意见，来改善国家。
八，
“你说的加强舆论监督首先就得开放报禁，不然就凭我们网民监督能够吗？你说的加强党内监督，事实上的效果你也看到了，现在反腐基本靠二奶小三日记泄漏什么的就说明了一切问题，不要再报希望他们自己会监督好了。自己给自己挑自己的错本身就有法理的问题。”
报禁是不能开放的，言论自由必须保证。报禁=个人的言论自由。报纸是媒体，媒体是有权力（不是权利）的，因此就必须控制，否则就会被资本家控制的媒体来控制政府。言论自由则应该尽可能大一些。
党内监督并不是“自己挑自己的错”，而是党内的某些人挑党内某些人的错。当一个比方来说明这个问题：
我是否可以说，人类的监督都是“自己给自己挑错”，因为这是“人类内部的监督嘛”。既然人类内部可以监督，那么党内就可以监督。人类内部可以监督是因为人这个集体是由个人和小集团构成的，那么党同样也是个人和小集团构成的。
而我们观察到的事实也能证明，党内也是会有监督的。事实上，党内的腐败分子大部分都是另外的党员举报和查办的。现实的中国政治就是如此，党员的身边（尤其是领导），总是会有别的党员等着挑错。
九
党天下与家天下是完全不同的。家天下不合理是因为“家”为私，是血统决定的。而党并不是血统固化的，并不属于任何人的私有财产，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党员，成为其中的一份子。尤其在“三个代表”以后，共产党已经成为超阶级的党（实际上也就不再是党），只是一个精英集团，任何人都是可以加入的——请参考《君子不党》。
我自己并不是党员，也没有申请过入党。但是我通过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得出的结论是，虽然共产党有种种毛病，走过种种弯路，但是跟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它是相当成功的，而且是很有希望带领中华复兴的。
确实，中国人自从鸦片战争之后，一直都在回答一个问题：中国为什么落后了？这个问题严重打击了中国的自信心，同时也给了中国人向国外学习的动力，走上了中西融合之路，
我相信，在鸦片战争两百年之后，2040年以前中国将会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西方人那时也一定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西方为什么落后了？他们也会以他们的方式进行西中融合。
Ps：请问您的这封信和我的回复是否可以放到网上，让更多人参与讨论？当然，我一定会隐去您的姓名和邮箱地址等等个人信息。
家园 不要再说什么“权贵资本主义”。 现在很多人都在用一个词，叫做“权贵资本主义”，并且用这个概念来批判中国的权贵，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话语阴谋。
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恰恰是权贵们制造出来为瓜分国有资产做舆论准备的。
权贵制造出一个“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来搞臭国有企业，然后就可以把国有企业私有化，他们就能大捞一把。
老百姓以为在批判权贵，其实是为权贵们瓜分国家财富做准备。顶级的骗子是把人卖了还要让人帮他们数钱的。
国有企业就是国有企业，国企领导是企业的经营者而不是所有者。腐败就是违法，瓜分就是违法。只有保持国有企业的正当性，才能斩断伸向国有资产的黑手！
通宝推：发了胖的罗密欧,阴霾信仰,红军迷,月下,达雅,家园 这个角度不错 有关中西差异的文字，我也写了一大堆了，用了各种核心词汇，始终觉得概括性都不太高。这个“公”字，看来的确是现在为止最能近似表达相关意思的一个词了。
总体上说，西方文明拥有自主意识的时候不多，因为他们在古代的条件真不太好，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温饱挣扎，故而在人文发展上相对滞后。有句话说得好：不为五斗米折腰的，都是不缺五斗米的。虽然从文明发展的角度看，西方人（可以特指为西欧白人）算是暴发户，可毕竟人家已经暴发了两三百年了，很多东西都已经有沉淀了，因此东方文明本身怎么怎么优越的提法，还是不可太草率。
不过话说回来，在“五斗米”的问题上，重点是“折腰”，而非五斗米。对于很多人来说，不管有没有五斗米，他都是必然折腰的。因此，当一个人做了为“公”的事，却被纠缠于缺不缺五斗米，这种提法本身就比较下作了。我们推崇人人平等，但首先要敢于承认现实并不平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过这个槛，也才能真正做到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可以改一改，变成“己所不能，勿强于人”。当我们真的能为自己的一言一行负责的时候，这个世界也就不会有这么多抱怨，而是会有越来越多的实干。
道德的力量也是来源于斗争的博弈的，如果平头老百姓太寄望于出青天，而非认识到“打铁还需自身硬”。就象现在王立军倒不倒下，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而是王立军背后还会不会出现王立军第二第三，如果说因为王倒下了，清官就此断绝了，那么说实话，当初他还不如不出现。草民的责任就是要自己去捍卫自己的力量，英雄人物不是天生的而是残酷的历史选择出来的，100个人为了同一目的奋斗，最后只有1个还站着，那么最后站着的那个就是英雄，即便起初他的目的并不见得很崇高。因此实际上，绝大多数英雄人物都具备可替代性。他们代表的是那个时代的缩影。
家园 很好奇您对一件时事的看法 最近影帝的家人当了卫通的董事长，在其他有利可图的行业也是动作频频，家族产业看来在国内要数一数二了。很好奇您对这事怎么看
家园 我所知的信息有限。 不了解具体情况，只能大致分析如下情况。
如果他是作为普通的国企领导，我不认为有太大问题，凭什么他就不能当国企领导？因为他有这个爹所以就不能当？这是没有道理的。而且，我也赞成给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适当的待遇——不给权力给待遇。从现实的角度来说，这对国家是有利的。如果国家领导人需要为后代的生活担心，对于国家是非常不利的。不可因小失大。
但是如果他参股，那就是另外的问题了，问题更复杂，需要了解清楚。
如果他有把国有股份据为己有，那就是贪污犯罪。
家园 我所知也有限，但是不能同意你的看法 国企领导有问题。卫通这种体格的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至少是正局级的干部。温公子凭什么？（很奇怪，网上竟然查不到温公子的年龄，谁有？）
你的话可以修改如下：“凭什么金正恩就不能当朝鲜领导？因为他有这个爹所以就不能当？这是没有道理的。”
这一句：
而且，我也赞成给国家领导人的子女适当的待遇——不给权力给待遇。要修改一下。对退下去的领导人，比如老江啊，马上的胡core啊，你退下去就退下去了，政事就不要掺和了，不给权力给待遇，这个可以有，没问题。他们的子女，对不起，没有份。
这一句，“国家领导人需要为后人的生活担心”，这句话亏你老兄说的出口。温公子年纪轻轻担任的是营销160亿的世界级的顶级公司，按现下的行情，这样的老总一年几百万都是正常的。他要为生活担心？
他要是为生活担心，那全国人民倒是有福了，大头情愿每个月把五分之一的工资给他。老温熟读古代经典，李鸿章的“宰相合肥天下瘦”有没有教给他公子？唐玄宗“吾貌虽瘦，天下必肥”有没有给公子读过？靠，给俺们读的那些古诗都透着一股虚伪劲儿。
曾经看到介绍，毛泽东的女儿李纳倒是“为生活担心”。她有糖尿病，治起来很花钱，生活也不宽裕，有些大款想给她钱，都被她拒绝。
老一代的人，毛泽东，周恩来这辈的，他们的威望比老温之类的高多少倍，毛的子女也比温的子女穷多少倍。唉，把老温和毛周相比，真是折辱了老一辈。
天上望着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哇塞，两代的真实对比啊。
你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于，国家到底是属于谁的。如果是家天下，或者是贵族领主寡头制，寡头按股份把天下分了，那我也不烦，反正也不是我的，就回到春秋战国呗，就回到大明大清呗。可是，要是他们敢化公为私，俺只好善意的提醒一句：“周期律，一个周期律的幽灵，在中国的天空回荡”。
草可不是俺投的，呵呵。
家园 苛责和理想主义在政治领域是行不通的。 我不知道您的年纪多少，如果还年轻，这么想也是合适的，年轻人应当有点理想主义。
您还是不能证明他儿子为什么不能当卫通的领导。学历不够还是能力不够？
如果您不能说明这一点，他因为是总理的儿子所以不能当企业领导。您觉得这个逻辑就站得住吗？
四十岁左右的局级领导多得是，苗圩当比他更大的领导的时候才多少岁？我影响中好像还不到四十。因为他不是总理的领导，所以就是合适的？
这里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给国家领导人的子女合理的待遇，这是从古到今的惯例，而且这个惯例对于国家是有好处的。如果领导人需要担心子女的待遇，对于国家是不利的。
中国人最重要不是自己的生活，而是子女的生活。如果您到了一定年纪，应该能理解。
在政治领域，没有理想，就会堕落。过分理想主义，就会完蛋。
家园 俺还记得当年张全景的孙子是全国最年轻的处级干部，30不到 张全景曾经当过中组部长。
俺看这类事情都不正常。俺也没有什么证据说他们不合格，反正俺就是觉得他们吃相难看。跟啥理想主义没关系。
家园 吃相这也太难看了，另外 在二汽干过总经理的苗圩（wei3）据说是万里的女婿
http://www.here4news.com/thread/3672415 这个帖子里有人如是说
家园 苗芋就是个买办啊，是不是商业间谍还说不清楚，你举的 这个例子真是太好了。
家园 您说的买办部长苗圩刚刚搞了一个政策。 2012年机关公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无一合资车型入选
自主品牌“垄断”公务车采购
本报讯 （记者谢涛）400多款不同配置的车型出现在《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征求意见稿）》中，目录上这400多款车全部为自主品牌产品。
公务用车车型目录开始征求意见来源：央视网所属栏目：朝闻天下
昨日，这则“目录”出现在工信部网站上，按规定，在公示10个工作日后，将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上确定最终的“目录”。可以预见，合资品牌已基本无缘2012年度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采购。
这则“目录”共公布了四类汽车，分别为汽柴油轿车、多功能乘用车、越野车和新能源轿车。六大汽车集团（除北汽）的自主品牌和奇瑞、比亚迪、吉利、长城等主流自主品牌均在列。在最受关注的汽柴油轿车分类中，全部为排量低于（等于）1.8L的车型，绝大部分为1.5L或1.6L小排量车型，仅有上汽、广汽、华晨等企业旗下的少量1.8L车型。
在2009年曾公布的《2009-2010年中央国家机关汽车协议供货汽车厂商名单》中，还不乏像大众、丰田、别克这样的合资品牌，甚至还有奥迪、宝马、奔驰这样的豪华品牌。
■ 亮点
四款纯电动轿车在列
与2009年的“名单”相比，昨日公布的“目录”还有一个特点：有五款新能源轿车进入了目录，其中四款为纯电动轿车，这在2009年是未曾出现的。
这五款车分别为江淮同悦、奇瑞瑞麒M1、长安奔奔love、江南E300和比亚迪F3DM（插电式混合动力），其中比亚迪F3DM曾出现在之前的“名单”上。本报记者 谢涛
■ 解读
对自主品牌利好极大
去年11月，工信部发布《党政机关公务用车选用车型目录管理细则》，“细则”普遍被业内人士认为是对自主品牌的极大利好。“细则”中明确规定，进入“目录”的轿车需满足“发动机排气量不超过1.8升，价格不超过18万元”。以中高级车为例，合资品牌大部分产品价格区间在18万元以上，自主品牌的同类产品一般在15万元左右。
此外，细则中规定申报的汽车企业必须“具备持续的整车技术研发和产品改进能力，设有产品研发机构，近两年企业研究开发费用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均不低于3%。”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将合资企业挡在了“目录”外。合资企业生产的几乎都是外资品牌现成产品，有些企业甚至连进行产品本土化改造的能力都很有限。有自主品牌企业表示，党政机关采购自主品牌产品作为公务用车，不仅有利于拉动自主品牌销量，更多在于“示范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