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为了不忘-----写在王立军边上 -- 成奎花

妈的，胡搞瘟搞，天理不容！

不禁眼眶湿润，多难兴邦，人祸大于天灾，兴字如何写？连主贴一起献花吧。

严重支持

"我们曾经走在历史的前头，现在我们终于汇入了历史的大流，很多人还以为我们前进了而不是倒退了。可我只能感慨而不能悲伤，因为这种倒退却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和"常态"。"

曾经的.............先进性..........

楼主发言感人，但我不觉得这件事只会留下淡淡的怅惘，因为这事发生在敏感时间-中国经济和政治道路选择的关键时刻，敏感地点-中国发展两个思路重心之一的重庆，由全国范围内被关注的具有标志意义的人直接介入，我认同一些网友所说其影响将会像另一个林彪事件。几天来网络上的各种反应的激烈程度已证明了大家的关注。我不想对细节进行更多猜测，只有以下几点：

1. 政府是否公布的细节和起因并不重要。从近年来的一些焦点事件看，政府公信力已然弱势。

2. 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党内斗争说，都使大家对胜利者非常失望，因为这是一种没有底线，损耗党的整体形象的斗争方式。

3. 没有美领馆，事件不会如此发酵。个人以为，美领馆可能被当放大镜利用了，他们自己也只是计划的一步。所以什么也不说也正常，因为他们也什么都不知道。

4.此前很多寄希望于体制内自我改革和约束的人，其看法被颠覆。我其实一直寄希望于体制内走出不同欧美的新路，毕竟我们强大不是为了成为另一个美帝，我们理应做的更好，而且体制外任何力量都太弱，上位需要与外界交换太多的国家利益，更何况当今后发强国，除去美国有特殊条件，哪一个不是由一个组织聚焦国家力量而成型？

但以这件事情为标志，和前面一系列事件表明，单纯寄托内部约束比不上外界硬制衡。中共其实是中国近代唯一一个世界水准的组织，有理论体系和信仰，有方法论，有传奇般的领导，曲折的历程，坚强的纪律和巨大的灵活性。但让人郁闷的是一个有如此传奇和众多牺牲做基础的力量会速朽如此！这表明单纯内部约束无效。

当年林彪事件后，很多改开后的风云人物心中开始疑问，开始暗自准备，本次事件后也会有人同样做。

放心，历史上那么多大家族早就烟消云灭，人民不光会建设，毁坏起来也是一流地。

如果王局有个不测，各大城市出现给王局送行的浩浩荡荡人群，不是不可想像的事情。。。那个后果，呵呵，不是哪个“领导人”有胆量承受的～

同泪奔～

随便说说王立军，乐观的想，“滞留一天”这个结论还是比较中性的，进可攻，退可守。如果搜索一下“滞留”这个词，出现最多的就是诸如“因天气原因，航班停飞，旅客滞留”之类的新闻，比较少的是“公派留学人员滞留不归”。如果是前者，显然问题不再王立军，如果是后者，那就不好说了。外交部用词一般都是比较讲究的，比如创造出“窜访”这个词，这次用“滞留”，不知是否留有什么余地。

　在深入研究旧制度的权力结构之后，托克维尔指出：“如果认为旧制度是个奴役与依附的时代，这是十分错误的。”他发现，旧制度乃是向今天人们所说的“现代性”过渡的转型阶段，是两种体制的复合体，一方面是日益衰落的中世纪封建制度的残余，另一方面是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制。正是这种社会转型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法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促成了大革命的爆发。这种因果联系恰恰与人们想象的那种"压迫愈重、反抗愈烈"的方式相反，而是以一种悖论的方式发生的。

　　托克维尔通过比较研究，独具慧眼地发现了一个吊诡现象：“有件事看起来使人惊讶：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就欧洲而言，法国当时并不是封建权利最深重的地区，相反，它却是封建权利压迫最轻的地方。这是因为法国早已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而且已变为土地所有者。但是，正因为如此，农民对残存的封建权利就更难忍受。作为土地所有者，农民才会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感到痛苦和愤慨；贵族不再拥有统治领地的权力，贵族的特权乃至他们本身的存在也就愈加可疑。也就是说，不是贵族个人变得穷凶极恶，而是封建制度的瓦解引起社会心理的变化：“封建制度已不再是一种政治制度，但它仍旧是所有民事制度中最庞大的一种。范围缩小了，它激起的仇恨反倒更大；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

　　不过，相比之下，托克维尔认为，各阶级之间的紧张关系之所以加剧，主要是中央集权制的作用。

　　与许多人的看法相反，托克维尔认为，中央集权制不是大革命的产物，而是旧制度的产物。法国在大革命前已形成欧洲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在王权中央形成了一个集行政、立法和司法权于一身的统一权力机构，有中央政府派出的各省总督总揽了地方政府的全部权力，中央集权制的政府几乎达到了对全国的全面绝对控制；更有甚者，旧制度实行官员保护制，专横地庇护大小官员。这样，中世纪各地区、各人民团体和个人的政治自由权利也统统丧失了。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托克维尔显然是把政治专制与行政集权混为一谈了。

　　托克维尔承认，这种中央集权政府是旧制度的一项成就，是旧制度下“所有活着、动着、生产着的东西”的“新的根源”，也是旧制度中唯一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并且能够适应新社会的政治体制。但是，他也发现，这种单一的中央集权制既是旧制度时期社会动力之源，也很容易成为千夫所指之的。“由于中央政权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个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府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结果，这就导致了人们对中央集权政府的绝对依赖，而这种绝对依赖又很容易转变为另一个极端：当中央政府不能满足人民心愿时，便产生人们对中央政府的极端仇恨。由此托克维尔得出结论：高度的中央集权制和巴黎的至高无上地位，是法国多次革命的主要条件之一。

……

　旧制度政府推行不彻底、半途而废的改革反而刺激大革命的爆发，这是托克维尔的一个独到而重要的发现。他指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作为末代王朝却是迄当时为止社会经济发展最迅速的时期。他认为，尽管整个社会机器破旧简陋，但是这背后有两台发动机在推动公共繁荣，一是以上层阶级为标志的整个民族的觉醒，二是“依旧强大却不再实行专制、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与我们的“常识”相反，在托克维尔笔下，路易斯十六政府乃是一个开明君主政府：国王实际上尊重和服从公众舆论；政府鼓励经济发展、实施公共工程；路易十六还尝试改革，屡试屡败、屡败屡试。但是，恰恰是路易斯十六政府的局部的开明、改革措施加速了大革命的爆发。托克维尔描述了这其中的微妙之处：

　　政府发起各种公共建设事业，与政府有金钱关系的人数惊人地增长，许多人萌发了发财暴富的欲望，但是，专制政府的财政管理不善使得宫廷的劣迹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与政府关系最密切、最维护政府的那批工商业资产阶级也就变成了最激进的改革要求者；

　　国王和政府官员公开讨论社会政治弊端，国王屡屡试图减轻下层民众的负担，如废除农民的劳役制和手工业的行会，再如为消除额外增派而实行军役税公开措施，甚至要废除贵族的免税特权，这些口惠而实不至、半途而废的改革只是起了唤起民众不满情绪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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