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家园 1970年的北京市委书记是谁？ 文革中的死刑判决省委审批即可，比如后来枪毙张志新就是辽宁省委批的。审批遇罗克案件的，当是北京市委。当时的北京市委书记是谁？
另外，从遇罗克案件的时间脉络来看，他于1968年被捕，1970年被枪毙。众所周知，1967年初，解放军按毛泽东的指示开始“三支两军”，直到1972年才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公安局是处在军管干部的控制下的。当时的北京市公安局一把手是谁？
弄清了这两点，到底是谁想要遇罗克的命，基本上就能弄明白了。
家园 有死刑裁决权的人啊 ７０年在北京有这权利的能有几个？还能有什么＇当权派＇留下有这权力？
你到底看过出身论没有？通篇大部分时间都是为出身不好的人辩护，对高干子女就提过一句。
特别利用一些高干子女的盲目自豪感（例如把自己划在一二三类，因为革军、革烈实际也就是革干，而工农子女便只好是第四、第五两类了）高干子女在他文中还整个一被利用状态。这能
从理论上论证了造反有理的正确性才见鬼呢。
想传江山的就因为这个恨他？
家园 宝推，宝推。这样研究文革太有意义了。
家园 附：两个北京四中学生的回忆 余汝信在编辑红卫兵“创立者”之一宋柏林的回忆录时，这样写道——
解放军政治学院院长莫文骅中将，好写回忆录。他１９６１年底公开出版的《回忆红七军》及１９６４年内部重印的《红军第七军简史》，均提及红七军诞生不久、战斗正酣之时，红七军政委邓小平“即经龙州出越南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此一表面看来没有什么不妥的表述，却引致了已为中央核心领导的当事人相当不快。１９６５年３月，军委办公会议奉命宣布：撤销莫文骅的院长职务。调总政保卫部部长蔡顺礼中将任政治学院院长，原副院长孔石泉中将改任新增设的政治学院政委，调中共海南军区党委书记、军区第二政委宋维轼少将，也就是柏林的父亲，到京任政治学院副院长。这一“利用回忆录诽谤中央领导”的事件，不像李建彤的《刘志丹》“利用小说反党”案般为人所知。今天，除却极个别还在世的当事人外，想必已很少有人能记得起来。不料近些年莫文骅又出版了他的新撰回忆录，上述邓到上海事，自然就只字不提了，而１９６５年初遭撤职，被描述为是林彪要和他“摊牌”，整他。然而后文却又写道，１９６６年８月，叶帅电话告诉他：问题可以平反了。不久，经毛泽东批准，总政决定，撤销原来对他的处分（《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１版，页６７６－６７８）。
稍为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１９６６年８月正是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之时。林彪在这次会议上被决定为党内第二号人物，而莫文骅得罪了的邓小平，正受到毛泽东《我的一张大字报》严厉批评。如果按莫文骅所认定是林彪整他，为什么正当林彪地位冉冉上升之际，他反倒可以平反了呢？
可见，回忆录通常很有些不太可靠之处，尤其是当今一些名人回忆录。几乎无处不在的“选择性记忆”，使回忆录往往极容易隐瞒了些什么，或又编造了些什么；可能随某种需要删除了些什么，或又增添了些什么。不知不觉，使人堕入了浓浓的历史迷雾之中，以为真实，却为虚假。
这其实也是我对回忆录的看法。我的这个附录里之所以选择了两个北京四中中学生的回忆录，只是给大家提供另一个视角罢了。是否真实，有多真实，得靠大家来判断。
在1966年的北京，最风光的不是大学——虽然清华大学的风云人物中也有陈云之子陈元，贺龙之子贺鹏飞，刘少奇前妻王前所生的女儿刘涛，人大副委员长刘宁一之女刘菊芬；也不是清华附中和北大附中，虽然清华附中有时任解放军政治学院政委的宋维栻之子宋柏林，胡耀邦之子胡德华，七级部某分部政治部主任、“小干部”卜文达之子卜大华。北大附中也有红十字会副会长彭炎之女彭小蒙（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肖梦）——而是北师大女附中，和北京男四中。
在当时著名的北师大女附中就读的，有宋任穷之女宋彬彬，刘少奇之女刘婷婷，邓小平之女邓榕，陈云之女陈伟华，刘仰娇的女儿刘进，还有现在的名人吴晓灵、马德秀等等。其中宋、刘、马、邓等人，对卞仲耘之死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北京男四中就读的，有刘少奇之子刘源，还有现在非常出名的马凯、孔原之子孔丹，秦力生之子秦晓，北京公安局副局长之子李三友，总后副部长唐天际之子唐双津，薄一波之子薄熙永、薄熙来、薄熙成，彭真之子付洋、付亮，徐向前之子徐小岩，张爱萍之子张品，杨成武之子杨东明，张国华之子张小军，阿沛阿旺晋美之子等等。
我们并不吃惊地发现，这上面有很多名字在现在如雷贯耳。对此最厚道的解释是——风云际会，自然英雄百出，当年的湖南第一师范，不也出了很多名人吗？不过，他们怎么能和湖南第一师范的名人比呢？难道他们现在风光，是因为在文革时出风头多，或者让别人吃苦头多？所以，我们不得不阴暗地猜测，他们之所以接班，是因为他们是红二代。
在北京四中还有两个身世不那么显赫的学生，这里收录的就是他们的回忆录。
一个是大校的儿子刘辉宣，自称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原作者（这个尚有异议）；另一个是职员的儿子赵振开，他现在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北岛。
很明显，出身的不同也深刻地影响了两人回忆录的色调。在刘辉宣的笔下，一切都显得那么自得，那么神采飞扬，那么地真理在握，即便其回忆与“血统论”和打人有关。
刘辉宣在回忆录是这么说的
“血统论”还是有它的复杂性。按理说“血统论”不符合党的政策，当然就是错的。而事实上却有另一套潜规则：“文革”前，出身不好的人学习再好也考不上大学，学问再大也发表不了文章，能力再强也担任不了重要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不过是用糙话概括了这潜规则罢了。历来就有用糙话阐释政治甚至哲学原理的传统，比如“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无土不豪，无绅不劣”这类山沟版的马克思主义，都曾是中国革命的经典句式，“文革”中的“造反有理”也是这套话语的滥觞。这口号难道真的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吗？不。所谓“黑五类”即“地富反坏右”的子女老实着呢，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他们早就学得乖乖了。刨根问底，这口号是冲着另一帮人去的，他们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他们代表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即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小市民”。他们历来从未在政治上被欺负过，却在红卫兵手下遭了殃。
看到了吧？“血统论”的目标不是“黑五类”，而是不红不黑的“两颗星星”，小市民和小职员。
“血统论”在北京四中显然是非常有市场的
从一九六六年的七月到十月，关于“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口号，我们就辩论了整整三个月。一开大会人头攒动，风起云涌，几乎一边倒拥护“血统论”。蛮不讲理，拳头加叫骂，就是红卫兵的斗争方式。开辩论会表面上还挺民主，谁想发言都行。但上了台你得先自报“出身”。你要是说：“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贫农！”“我出身工人！”就会赢得一片掌声。如果你说：“对不起，革命同志们，我出身资本家……”那就甭想再说下去，“在“狗崽子”的叫骂声中被轰下台。还有一种情况，你自报好出身获得掌声，要是接着说：“但我不同意你们的观点。”那么“叛徒！败类！”的叫喊声照样会把你轰下去。但在刘辉宣眼里，四中却是出奇的“理智”
按理说，四中应该是个“阶级斗争”很激烈的地方，但情况恰好相反。“文革”中，四中的同学基本上分成了两派，而北京别的中学往往分成三派——“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老兵派”就是我们这帮人，以干部子弟尤其是高干子弟为主。“四四派”以所谓出身好的学生为主，多是工人和普通干部的子弟。“四三派”则是以所谓出身不太好的学生为主，尤其是以“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弟为主，并非“黑五类”。而“黑五类”相当于“贱民”或“不可接触者”，无论哪一派都不想沾他们，不然就会被对立派抓住把柄。四中几乎没有“四四派”，只有“四三派”和我们“老兵派”互相争斗。但奇怪的是，高干子弟也有参加“四三派”的。有个高干子弟叫高中，是我们学校“四三派”的核心人物之一。四中也有势不两立的派系争斗，但绝无你死我活，绝无往死里整人。四中的理性是全面性，最初体现在孔丹秦晓这些“老兵派”的首领身上，后来则被对立面接了过去，体现在“新四中公社”的核心成员身上。虽然他们呼啸成群，惹事生非，特别是在群众面前瞎折腾，展示优越感，引起极大的社会反感。他们一边与“中央文革”对抗，一边和普通群众叫板，丧失了最起码的纪律性。但刘辉宣却自辩到在四中，我可能是打人最凶的一个，但做为四中的学生，我也坏不到哪儿去。和刘辉宣的回忆录相比，早已功成名就的赵振开，在回忆时却忍不住地流露出骨子里的怨恨和谦卑。
刘辉宣眼里天堂一般的四中，在赵振开眼里却让人非常不自在
说实话，整个学校气氛让人感到压抑，又很难说清来龙去脉，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儿。比如衣着，简直朴素到可疑的地步：带汗碱的破背心、打补丁的半新衣裤，露脚趾头的军用球鞋。可尽人皆知，四中是高干子弟最集中的学校。显然有什么东西被刻意掩盖了，正如处于潜伏期的传染病，随时会爆发出来。现实的优越才能造出感觉上的优越，这就是“血统论”的土壤
有一天在教室，同学的装束让我大吃一惊。他们摇身一变，穿上簇新的绿军装，甚至将校呢制服，脚蹬大皮靴，腰系宽皮带，戴红卫兵袖箍，骑高档自行车，呼啸成群。让我想起刚进校时那莫名的压抑，原来就是优越感，这经过潜伏期的传染病终于爆发了。1966年底，“血统论”就被中央文革批判，但“血统论”透过几千年的历史，很有威力地照在那时，和现在，的大地上。即便在文革中，与“血统论”的斗争也失败了，“血统论”其实就是“当权派”之所以有资格执政，“红二代”之所以有资格接班的不证自明的公理。赵振开回忆道
1968年春，学校来了几个不速之客，直奔原校长室小院东侧尽南头的“革委会教育革命办公室”，门口还挂着“中学红代会作战部联络处”的牌子——这里也是北京中学“四三派”唯一的常设机构。他们是北师大学生，因持有中央文革小组的介绍信而显得骄横，把桌椅弄出声响。此行目的嘛，是为了调查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的高考制度，即旧高考制度如何打击工农子弟，保护黑五类子弟。
曾主管高考的前教导主任屈大同应声而至，诚惶诚恐，但他心里有数——“文革”快两年了，什么阵势没见过。读罢介绍信后沉默片刻，他悠悠叹了口气说：“恐怕我得让你们各位失望了。”事实是，四中高考升学率在百分之九十五左右，但同在分数线以上，往往是出身不好的被筛选下来。他说：“告诉你们，每个学生的档案袋正面是张表格，表格右上角就是中学政审意见，只要建议不录取，考出大天，也上不了大学。”
屈大同本人就是国民党少将之子，熬到名校教导主任，深知其中奥秘。见来访者满脸惊色，他更加得意：“给你们举个例子，知道钱伟长是谁吧，大名鼎鼎的科学家兼教授，也是个大右派。他儿子钱元凯就是由于政治鉴定不合格，成绩再好也没用，哪个大学都没录取。这就是党的阶级路线。”
屈大同是钱元凯的高三班主任，曾对他发誓说出身问题绝不会影响升学。于是钱元凯报考了清华大学，虽获华北考区总分第二名，竟没有被任何大学录取。1958年9月，他到石景山钢铁厂当壮工，两年后改车工，他在劳动中坚持自学。由于爱好摄影，1968年他自制了照相机等摄影器材，后调到北京照相机厂，从技术员熬到总工程师，成为照相机技术理论的权威。
在赵振开的回忆录里，我很开心但却并不意外地发现了为什么北京四中要求取消旧升学制度的文章，可以和中央高考改革通知一起刊登在6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
6月某日，四中初二的学生刘源，把一封信放在当国家主席的父亲的案头。幕后策划者是高三五的几个高干子弟，他们从内部得知中央有意废除高考，决定抓住这一历史机会。6月18日《人民日报》分别刊登北京四中和北京女一中废除高考制度的倡议书。这两个回忆录的全文链接在下面：
通宝推：gzdcl,路远无轻,爱吃吐司,桥上,土豆丝,镐梓,子玉,
本帖一共被 2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礼平接受记者采访，也应证了刘辉宣的回忆录 这个礼平是不是刘辉宣？
(礼平, 跟唐天际中将之子唐双津，徐向前之子徐小岩，杨成武之子杨东明，陈毅之子陈晓鲁是同学，也是官僚之子。血统论就是他一伙提出来的，打砸杀也是。从他的话中看到正是官僚派要打击小知识分子的。下文中的红卫兵指的是官僚派的红卫兵，而不是造反派的）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5d104f10100dwd9.html
礼平： ...... 但这个“血统论”恰恰不符合党的政策，连当时的政策也不符合。因为它的动机和本意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你以为这个口号真的是要欺负那些“反动派”的子女们吗？才不是呢。这时“地富反坏右”这些“黑五类”的子女们老实着呢。他们经过多年政治运动的历练，早就学得要多乖有多乖了。这个东西是冲着另一些完全不相干的人去的，那些人既不是“红五类”，也不是“黑五类”，既不是“地富反坏右”也不是“工农兵党政”。我这么告诉你吧，这个口号是冲着国旗上的两颗星星去的。
王：什么意思？
礼：在我们的五星国旗上，大星代表共产党，四颗小星代表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口号主要是冲着小资产阶级去。什么是小资产阶级？其实就是一般的知识分子，当时我们管人家叫作“小职员”，这个“血统论”就是冲着他们喊出来的。这些人从未被人在政治上欺负过，甚至就是国民党也没有欺负过他们，现在却受到了红卫兵的欺负。...... 它根本就是混帐。所以我们在后来的文革中便给自己制造了一个强大的对手。...... 它选错了对象，惹翻了一个强大的社会群体，最后使我们很丢脸的被人家从文革的戏场上扫地出门。
家园 是的，礼平是他的笔名 礼平是刘辉宣的笔名。
但这里说的不对。他是北京四中的，唐双津陈晓鲁等人是八中的。这些人在文革时都很窜，属于“五一六分子”。
家园 “老兵”：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二十年后见高低. 虽然没用20年，但是他们能笑到最后么？
“文革”草率收场，我们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与此同时，在两派冲突的背后，传来“老兵”意味深长的挑战，什么“二十年后见高低”，“你们有笔杆子，我们有枪杆子，看将来是谁的天下？”无论在校园小路或字里行间，到处投下他们傲慢的身影。这来自“血统”的傲慢，僭越历史的傲慢，年幼无知倒也罢了，关键是他们从未有过什么反省（除少数例外）。这是一种深深的伤害，包括对他们自己，这伤害四十年来依然有效——“平民”与“贵族”的界限有如历史的伤疤，至今没有愈合。
家园 多少罪恶假汝之名！ 家园 80年代有一阵子 集中提拔 电影导演谢飞（谢觉哉子）接受采访时说过，中组部找他谈过话 他谢绝了 还是干导演本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