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报纸里的文革1966 -- 天天向上A
家园 他的经济大拿还是改开后那一套 其实，黄奇帆那套，没有不厚一样搞下去，黄在不厚去之前，就已经全面掌握经济了，毕竟能干的人还是少。不厚的作用在于，他的政治举动一下子为重庆吸引了眼光，唱红打黑一下子把重庆的那个灰色集群打掉，清理掉旧茶渣，才能上好茶是吧。所以文强死掉之后，重庆的招商引资冠绝全国，金融土地上面的突破让东南的那些改改们眼红不已。关键是重庆剥夺了灰色裙带后，老百姓支持了，没有民心支持，不打掉当地豪强，神马改革都是浮云。大海在广东的杯具就是明证。
家园 在我看来 姚桐斌也好，赵九章也好，遇罗克也好，最后真相都有机会浮出尘埃的，就像老舍和卞仲耘之死一样。
是不是循环论证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在目前的资料下，你不能说这个是文革本身的问题，就像你在最早的帖子里说的。
我的逻辑如下：
这些人的死亡细节为什么很难找到？我引用的姚桐斌之死的说明是唯一有细节的，其他的都没有。谁能告诉我这些细节为什么被掩盖了？那时的人很多还活着，真的是追溯不能，还是不想被人追溯？
昨天没事时，我补看了《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之前漏了一些。本来我以为这部剧至少有点历史的真相的，但我没想到里面有那么多明显的漏洞。如果真的任人挖掘真相，我们就不会看到这样的错漏百出的戏和这样逻辑不洽的名人死亡历史了。
还有，名人死亡是很多人否定文革最大的棍子，我其实很想知道这些死亡的细节，我更想知道的是，现在即改开后“非正常死亡”的细节。当然，我知道这个更不易了，因为改开后死亡的，大多是精英眼里的“下愚”，这些“下愚”是没有名字的！
还有，不比烂就比成就，也可以啊，这是我以后即将做的。
只是，我很怕我比成就时，别人要比烂，等我开始比烂时，别人又义正言辞地警告我，比烂太下作，这样我总是没理的，别人就总是赢的。
我并不否定文革后的成就，但很多人看不得文革的成就，总是假意提醒我说，“文革也有黑暗面的”，我当然知道文革也有黑暗面，不过这些现在不是说得很多了么？怎么我一说成就就忍不住要来提醒呢？怕什么？文革的成就和文革的所谓“黑暗面”到底哪个说得太过了？难道是成就？还有，这个“黑暗面”是谁造成的难道不该追溯？要这么说，这泼污水还真是不需要技术，也不需要代价啊。
通宝推：fisherx,icedshining,跳舞的剑,马哥,毕尔优科夫,发了胖的罗密欧,换了人间,泥忆云,wlwl12,zhikantie,jyzh,
家园 科学的春天 科学的春天
造原子弹不如卖茶叶蛋呢
家园 对某些人，不完全赞同政府，那就是完全反对政府。凡是批评者 只要不是一个立场的，就都是居心叵测者的可能。
其实阶级立场么，就这么个玩意。。。。立场坚定者，总觉得自己是完美无缺的。
但是呢，啥阶级？ 有全民党这样的理论，自然阶级理论就是扯淡的东西。自然可以认为所谓相信所谓阶级斗争理论的，都是不知所谓的人，对社会毫无认识，没有任何正面建议（当然，是对政府和统治者而言），天天说着居心叵测的呓语。
信不信不是问题，自己为中心才是问题。。。。。当然，自觉得是超越一切的圣人，到处都是。
俺坦白，俺是斤斤计较自己利益的短视者。。。。
家园 《海瑞罢官》迷雾之刘少奇 写到这里，我必须先说一句，我非常遗憾地看到大家对《海》剧及其批判太重视了。我之前已经说过，我认为《海》剧及批判根本不是文革里主要的一环，甚至根本算不上一环，也完全谈不上是文革的导火线。对《海》剧的批判时间、批判力度都完全比不上当年对《武训传》和胡风等的批判。实际上，这几个完全不具可比性。在1966年的《人民日报》，依然会11次提到《武训传》，但在文革开始后（十六条发布后），对当时刚刚发生的《海》剧批判的关注已经下降到和多年前的《武训传》类似的地步了。
还是用1965年11月10日至1966年12月31日的报道数据来说明一下吧——
以“海瑞”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43比1；《文汇报》为86比0，；《解放军报》为9比0。
以“海瑞”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04比11；《文汇报》为338比10；《解放军报》为83比5。
以“吴晗”为标题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34比0；《文汇报》为20比0；《解放军报》为12比0；《新民晚报》为4比0。
以“吴晗”为内容关键字检索，在1966年8月9日前后的出现次数，《人民日报》为242比12；《文汇报》为278比9；《解放军报》为103比3；《新民晚报》为75比1。
在1966年8月9日之后，即使文章的题目或内容出现了海瑞、吴晗、三家村，也只是带一笔，如《人民日报》报道、《文汇报》等其他报纸转载的一篇讲怎么学毛著的文章里，时传祥提到吴晗、邓拓，但只是提到，和文章主要内容没甚关系。而《人民日报》在9月6日（即8月9日后唯一一篇在标题里提到海瑞）的《谁煽起了海瑞戏的黑风》，里面说的也是周扬而不是吴晗。
好的，开始说本章节的正题吧。本章节是关于《海瑞罢官》的最后一个章节，因为它和对它的批判真的不重要。
在看与《海瑞罢官》有关的评论文章时（这些文章也包括谈明史的，谈农民起义重要性的），我很吃惊地发现，1966年的报纸里有太多文章里提到刘少奇了，但这个“提”，居然都不是批判性的，而是以刘少奇的讲话或文章作为正确与否的标杆。
1966年2月8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韦格明（这个应该是笔名，取自“为革命”）的文章《海瑞“刚直不阿”的反动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封建文人，总是把海瑞的这种所谓“刚直不阿”精神，披上一件“超阶级”的漂亮外衣，歌颂他“爱民”呀，“保民如子”呀，等等。刘少奇同志说过:“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论共产党员的修养》)1966年2月21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李雄豪的文章《镇压农民军是史可法的本性》，文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人的本质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有过许多精辟论述的。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说得很明白:“在阶级社会中，人的阶级性，就是人的本性，本质。”史可法是属于封建地主阶级的，这一点林父同志也不得不承认。1966年4月25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朱理章的文章《折中主义的“清官”论必须反对——评星宇同志的<论“清官”>》，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所谓“爱民如子”一套信条，本来就是以“爱民”为幌子的吃人的东西，封建官吏接受这种信条，就是为了要在“爱民”的幌子下吃人。因此，他们并不是受骗，而正是在骗人。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文中曾经指出:剥削阶级代表人物所以崇拜圣贤，“目的就是要升官发财，用这些‘圣贤之道’去压迫被剥削者，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我们为什么不去揭露骗子，反而去说骗子受骗了呢?1966年7月12日《文汇报》，发表了上海电影机械厂复员军人团总支书记陈瑞祥的文章《不准瞿白音攻击党的领导》，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事实根本不象他所说的那样，我们革命人民与党的领导者之间有着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没有什么高低之分，尊卑之别。刘少奇主席在接见掏粪工人时传祥时说:“你掏大粪是人民勤务员，我当主席也是人民勤务员。这只是革命分工不同，都是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当然，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文汇报》不重要，或文章作者对批判《海》剧的目的不理解。那么，让我们看看某些重要的人物或写作组在《人民日报》和《文汇报》上发表的文章吧——
1966年4月14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康立《<论“清官”>的质疑》，（4月16日《人民日报》转载），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认为，要正确地解释这些问题，就必须按照刘少奇同志在《人的阶级性》一文中所指出的，“一切剥削阶级，都要欺骗与压迫被剥削者，都要互相争夺被剥削者的剩余生产物或剩余价值；因此，就造成一切剥削者的欺骗性、对于人的压迫性及互相争夺性。”“清官”的压抑豪强及反贪污等，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互相争夺剥削果实的一场闹剧，而“清官”则不过是这场闹剧中戴着假面具的一个“二丑”(即小花脸)罢了。假如认为，这样的理解便是“对复杂历史过程过分简单化的看法”；那么，是不是竟认为需要在人民的革命功劳簿上替这些骗子手记上一大功呢?康立，是上海市委写作组的集体笔名之一，取自武康路历史组的谐音。
1966年3月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关锋、吴传启的文章《论吴晗同志的道德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中，在谈到共产主义道德，谈到共产党员要有坚定的立场，要无条件地热爱人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曾经引用了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毫无疑义，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的这句话，只是利用旧有的语言资料。范仲淹所说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天下，是地主阶级的整体利益；而刘少奇同志引用范仲淹这句话，从上下文看来，明明白白，是说明共产党员应该把无产阶级革命的利益、群众的利益摆在第一位，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两者的阶级实质是完全相反的。有人用刘少奇同志引用了范仲淹的话，来论证共产党员继承了地主阶级的道德，那完全是歪曲和欺骗群众。我们要采用历史上形成的为人民群众熟悉的、今天还有用的语言资料，来丰富我们的语言，同时要坚决反对把语言资料的利用说成是继承地主资产阶级的道德。关锋被目前的官方称为“林彪江青爪牙”，此时在中央政治研究室工作。关锋在报纸上的社会活动排名在王力之后、戚本禹之前，更远远地在姚文元之前。
1966年5月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丁伟志、王正萍的文章《剥开吴晗“民主斗士”的画皮——评吴晗在解放战争时期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固然，就当时倡导中间路线的人士而言，情况也很复杂，动机并不尽同，需要具体分析。但是，从实质上看，提出这种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所谓“中间路线”的政治纲领，乃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的反动。“因为他们既然坚持要使中国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就势必要同帝国主义国家联系起来，而帝国主义者却不会让中国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只会使中国成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统治的殖民地。这正是蒋介石卖国贼所走的道路。”（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丁伟志当时是中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哲学组的成员，文革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
1966年5月18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萧前、李秀林、董新民、方克立的文章《邓拓——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阴谋家》，里面有这样一段话
正当刘少奇同志在庆祝我们党成立四十周年的大会上，号召我们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邓拓即刻起来，反对“把‘时文’当作八股公式”。他挖空心思地找到了宋代崇尚苏氏父子文章时的谚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他说：“历代几乎都有一些人擅长于‘时文’，这种人在当时往往很吃得开。另外有许多人，因为不喜欢‘时文’，就往往很吃不开。”萧前是艾思奇的助手，发表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学工作，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而董新民是人民大学60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为62届哲学系毕业生，后留校，方克立在文革结束后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院长。
1966年7月29日的《人民日报》也报道了中共中央宣传部的会议，并发表了《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愤怒声讨文艺界黑帮头子周扬》的文章，在该文里也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是在中央直接关怀下召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同志在会上向代表做了重要讲话，号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人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明确指示哲学社会科学必须以反对现代修正主义为纲。阴险狡猾的周扬，一面剽窃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在大会上大做反修报告，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一面又在小会或会外散布与中央指示精神针锋相对的反革命黑货，公开煽动学术界反对毛泽东思想，抵制反修斗争，胡说什么“不能都去反修”，要“各得其所”，并且散布“读书就是反修”、“考古也是对反修的贡献”、“演《贵妃醉酒》也是配合反修”等等反动谬论。铁的事实证明，周扬就是这样一个政治盗窃犯，反党的阴谋家，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真的像目前所说的那样是文革序曲，我很难理解为什么这个序曲在8月9日戛然而止？如果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是为了吴晗后面的大头头刘少奇，我更难理解为什么很多文章的作者，包括上海市委写作组、关锋、萧前、丁伟志等等，要以这样的口吻提到刘少奇？
目前我看到的回忆录或访谈，大多不能很好地解释这个问题，除了师东兵的《李雪峰访谈录》。外链出处在这个访谈录里师东兵写到——
刘少奇也在会议上说：“你彭真到现在还嘴硬，你的个人主义膨胀我早就看出来了，你为什么要打着毛主席的旗号来骗我们？你就是一个阳奉阴违的两面派，中央的修正主义就是你！”大家看到刘少奇这样讲，都跟起来了。”李雪峰没想到，这次会议能撤销彭真的职务并让他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他对我说：“当时，全国都在旋涡中，而北京是旋涡的中心。谁都不愿意来，但中央既然决定了，我只得硬着头皮上任。”刘少奇说：“让吴德当第二书记，你们俩搭班子，要保持团结。现在北京的情况比较复杂，等部队调动完毕后，公开宣布这个决定。”
……
刘少奇对李雪峰说：“彭真这个家伙在历史上和现实工作中都是反对我的。他总是在一些重要的问题上，对我封锁，不讲真话。这一次把他揪出来也是我们党多年来争取党内生活正常化的努力。你要抓住对他的黑帮势力的清理和斗争。”
李雪峰说：“彭真过去是从来看不起我的，多年来我们对北京市的工作无法过问。名义上北京市属于华北局领导，实际上是北京在指挥我们。”
几天后，刘少奇又给李雪峰打电话：“我考虑很久，想让王光美同志到清华大学蹲点，以便取得运动的发言权。最好让她担任清华工作组的一个领导职务，给她创造一个提高和学习的条件。你看怎样？”
“很好，清华大学是北京运动的重点，王光美同志去那里最好，我很快办好这件事情。”李雪峰马上作了部署。于是，1966年6月19日，王光美来到清华，正式参加了清华工作组的领导工作。
6月6日和8日，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听取李雪峰关于北京地区文化大革命的汇报，李雪峰提出：“这次运动，应该制定一个决定，明确打击的重点是什么？黑帮和黑线的标准是什么？不然，群众心里没数，我们心里也没数。”刘少奇当时还是很有把握的，他说；“这次文化大革命，比57年反右还要规模大，意义也深远。现在还是要放手一些。我们要善于领导和敢于领导这次运动。首先要敢于领导，引火烧身，主动检查自己的问题和错误，自己站在运动的前面；善于领导就是要避免被动，避免领导落后于群众的那个局面。这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清除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人和资产阶级的权威人物，重点应该放在吴晗一类人上面，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阶级敌人。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要转移了这个目标和视线，也不要分散目标，要让广大群众和吴晗、廖沫沙、邓拓一类的黑帮划清界限，明确政策。知识分子有左、中、右三类，通过这次运动，要把他们划出来。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确将来依靠谁，团结和打击谁了。这样便于我们对广大群众采取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方针……”
很少有回忆录提到杭州会议时有“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内容，至少我没有看到，但从3月下旬北京的布局可以看出，杭州会议应该提到了，且应该是主题之一。这才能解释为什么之后各大报纸，特别是《人民日报》的报道内容是这样的，这应该视为斗争转移的结果。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仅仅阅读1966年的人民日报是读不懂文革的 最起码你应该把阅读范围拓展到1969年的人民日报。读一读九大的政治报告吧。
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 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家园 对《海》的批判是起到导火索的作用的 因此其重要性体现在点燃那一刻。
文革的目的是要做事，做事就要有开头，批《海》起到了蝴蝶扇动翅膀的作用。
但是，批《海》毕竟是发自于体制内的宣传口，这个导火索的出现和点燃有造作和阴谋的痕迹，缺少“人民群众自发”的天然合理性。当然当时的体制很难有真正自发的情形出现。
现在的“倒蠢韩”就可以看成“某件事”的开头，麦和方的质疑就具有批《海》的性质，而且具有“纯民间、纯天然”的自发合理性。迄今为止官方媒体的不介入，其实可以看做给“某件事”的发酵以充分时间。
家园 两个萧前 萧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解放后开始研究哲学，是艾思奇的助手，发表这篇文章是，他在人民大学工作，主要是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萧前，原名锡尧。江西万安人。１９３１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１９３３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第三军团连指导员，前敌总指挥部直属队党总支书记。参加了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１９３７年入延安抗大学习。后任中央教导大队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合江军区分区副政委、东北野战军纵队组织部部长、第十五兵团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辽沈、平津、广东等战役。建国后，任军政治部主任，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是中共九至十一大代表。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萧前原名萧前棻，1924年7月出生于湖北沙市。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教育家。早年曾是著名哲学家艾思奇的得力助手，由此走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道路；39岁撰写论文，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赏识；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传统体系代表人物之一，又是变革传统体系的带头人物之一。著有《肖前文集》（政协主席李瑞环亲自题名）。生前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特邀代表，中国辩证唯物主义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五名资深教授之一、中国人民大学首批荣誉教授。
家园 所谓超阶级的、一般的道德，只是骗人的鬼话， 事实上这是保障少数剥削者利益的‘道德’。这句话也算是对普世价值的一针见血的评价了。
通宝推：吴非,家园 貌似你的判断不太对啊 文革舆论准备1965年11月10日，在毛泽东的授意及其夫人江青等人的策划下，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将矛头对准了明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在1960年发表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评》文认为该剧借古讽今，通过描写“平冤狱”为被打倒的彭德怀翻案，而剧中的“退田”情节则是为单干风和三自一包做舆论准备，并认为全剧实质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此文一出引起极大震动，全国各大报纸、杂志纷纷转载。支持吴晗的北京市长、当时负责中共文化宣传工作的彭真带头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并于1966年2月草拟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等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试图将对《海瑞罢官》的批判局限于纯学术范围。然而与此同时江青则在上海活动，宣称文艺界已经“被一条与毛泽东思想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而同时林彪则通过解除罗瑞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职务一事，基本掌握了军队的主导权，为江青出面的文化方面的斗争做好了保障。
1966年5月4日，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召开前夕，《解放军报》题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社论，指出应该全面“大兴无产阶级思想，大灭资产阶级思想”。随后在5月9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的文章，再度将矛头对准“反对毛泽东路线”的彭真、吴晗等人。
文革爆发1966年5月16日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康生、陈伯达起草、毛泽东修改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发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会议还决定成立新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取代原先由彭真、陆定一领导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原五人小组上报并得到刘少奇、邓小平、周恩来等批准的《二月提纲》也被废除。“五一六通知”发布和“二月提纲”被撤销，往往被视为文革正式开始的标志。不过五一六通知直到1967年5月17日才由《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在此之前是作为党内二级机密文件，只有达到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才能接触。[4] 会议同时决定撤销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职务，不过对于他们犯下的错误的通告同样也是机密文件，并不公开。
从姚文元的评一文，到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和《二月提纲》，以及后来的五人小组的撤销及二月提纲的被废，看起来是一条线儿的。
另，你上文的几个引用，虽然海瑞很少被提及了，不过清官和吴晗可是出现了好几次。
家园 海瑞罢官及其批判在文革后被放大了 我想说的无非是这个。
至于海瑞罢官批判，我现在能看到的和能感觉的，至少在那时的报纸上，在文革纲领8月8日出台后，很不重要。
家园 批海瑞罢官当作文革导火线也可以 上面物格兄列了个单子，从批海瑞罢官，到二月提纲，到二月提纲被废彭罗陆杨倒台五一六通知出台，是个渐进并且逻辑清晰的过程。五一六通知之后，那些先前还假借学术讨论面目出现的路线斗争，局限在文化理论界的讨论，这些假面具就彻底抛弃了，而且红卫兵是五一六之后很快就在五月底出现，运动从官僚内部向社会扩散，变成全社会的运动。所以以五一六为文革的起点应该是说的通的。至于你说以8月文革纲领的出台作为文革的起点，你要这样认为也可以。从5月到8月是从点火到燎原的过程。
批海瑞罢官本身就是个导火线，起的是点火的作用。人们假借历史学术问题站队、缠斗，这是政治生活的常态。公司单位内部也经常是这样。你赞成他不是因为他的主意有多高明，而是因为他是你哥们。文革这把大火烧起来后，谁还真正会管海瑞在四百年前到底干过什么，谁还会管吴晗五年前的剧本字里行间隐含了什么。这些都是史学家文学家的事，政治家们把这块抹布用完，就扔文革这场大火里烧得精光。所以你后来在报纸中很少能看到纯粹关于海瑞罢官的内容了，提到的话也是直接把结论拿出来当大帽子给别人扣的。都赤膊上阵，不需要了。
看了你的读报系列，我对批海瑞罢官倒有个疑问。批海瑞罢官从江青开始酝酿到65年11月出台再到文革（到66年5月或8月都行），历时一年多。毛在发动文革之前的一年多，难道就安排了要用海瑞罢官来祭旗吗？我看不太像。就是不知道批海瑞罢官和毛发动文革的契合点是在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