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谁来说说武状元 -- 中虎步兵

武举就是不举，不举就是没有东西举~

我以前在图书大厦看到过一本书，把中国历代的文武状元都收录进来了，您需要的话我再去找找？

?中国历史上拥有状元最多的县―安徽省休宁县。

?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状元―唐代武德五年（622）状元孙伏伽。

?中国历史上唯一被封爵、被皇帝收为义子、被赐国姓（朱）的武状元―明弘治十七年（1504）武状元许泰。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状元―清代光绪三十年（1904）状元刘春霖。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位武状元―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武状元张三甲。

?中国科举史上年龄最小的武状元―宋绍兴年间的朱虎臣，皇帝赐他武状元时，年仅九岁。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状元附马―唐武宗会昌二年（842）状元郑颢。

?中国近代维新第一导师―清咸丰六年（1856）状元翁同??。

?编写中国最早植物志《植物名实图考》的学者―清嘉庆二十二年(1817)状元吴其?F。

?中国历史上唯一由状元而当皇帝者―西夏元庆十年（1203）状元李遵顼。

?中国历史上唯一完好保存下来的“状元卷”―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状元赵秉忠的考卷。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女丞相―太平天国癸好(丑)三年(1853)女试状元傅善祥。

?中国最早大学“京师大学堂”的主创者―清咸丰九年（1859）状元孙家鼎。

?中国最早的一部自编年谱《编年录》的作者―宋宝钓四年（1256）状元文天祥。

?中国历史唯一先考取文状元又武举高第的人―唐朝长庆三年（823）文科状元、大和二年（828）“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科登第者郑冠。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译介外国史料以研究元史的学者―清同治七年(1868)状元洪钧。

?中国最早创办渔业公司的实业家―清光绪二十年（1894）状元张謇。

?中国第一个敬畏甲骨文的学者―清光绪六年（1880）状元黄思永。

?中国科举史上最后一个“三元”―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状元陈继昌。

当然是萨苏萨大人，在他的太监系列里面提到的，我记得是这样，不知道是否记忆有误？呵呵

这篇文章选的时候犹豫了很久，因为作者是马明达，此人是兰州大学的历史系教授，因为父辈的原因在武术界颇有影响，此人近10来年对其父辈颇多吹嘘，且以教授自居，对他人有不少贬损之词，惹人反感！为此招惹了不少笔墨官司。这还是小事，他的有些历史文章也少考据，多臆断，错误颇多，不堪一读，有不少人对他的文章人品做过很多批评，认为他不配为人师表之类。

这篇文章我看了几遍，觉得还可用，至于里面的数据人名这位马教授又没有考证过，我就不清楚了。

所以，这篇文章虎兄只可作参考。绝不可做根据！谢谢！

武者的仕途

――中国武举制度述略

我国历史上的武举制度创始于唐代。武则天长安二年（700）“诏天下诸州宣教武艺”，并确定在兵部主持下，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考试合格者授予武职。①一般认为，这就是我国科举制度中“武举”或“武科”的正式出台。自此以后，武举考试为大多数封建王朝所承袭，成为封建国家网罗武备人村的重要制度。

唐代武举偏重于技勇，重点是马上枪法，而整个制度还不够完备，只能说是武举的创制时期。宋代开始，武举被纳入整个科举体系之中，确定了三组考试的程序和外场考武艺、内场考策论兵书的考试办法，武举制度臻于规整。元代武举废止不行。武举的兴盛是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

明朝武举创制甚早，但制度一直没有确定下来。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根据太监王直的建议，以文科为例，设武科乡、会试。弘治六年（1493），定武科六年一试，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准试弓马。后又改为三年一试。考试内容主要是马步弓箭和策试。万历末年曾有过一次实行改革的议论，有朝臣主张设 “将材武科”，初场试武艺，内容包括马步箭及枪、刀、剑、戟、拳搏、击刺等法；二场试营阵、地雷、火药、战车等项；三场各就其兵法、天文、地理所熟悉者言之。显然易见，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提议，可惜并没有引起朝廷重视，只是说说罢了，否则将会产生极为深远的历史影响。②崇祯四年，参加武会试的举子中，能运百斤大刀者只有王来聘、徐彦琦两人，发榜后徐彦琦榜上无名，议论腾起。当时正“锐意重武”的崇祯帝认为有人作弊，将考官、监试御史等一大批官员下狱、撤职，令倪元路、方逢年等主持复试。复试后选取百人，依照文榜例，分三甲传胪赐宴。崇祯亲自调阅前三十名试卷，钦定一甲三人，王来聘居一甲第一名，也就是武状元，授副总兵职。明代武举一直没有殿试，也没有设立一、二、三甲的区分和鼎甲名号。正式有武状元之设，王来聘是第一人。③明代武职多半由世荫承袭，加上由行伍起家者，武举只是个补充形式，所以，明代武举出人不多。值得一提的是明末名臣熊廷弼，他是一位难得的文武通材。《明史》本传说他“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据清人王应奎说，熊迁弼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后弃武就文，又中万历丁酉（二十五年，1597）湖广乡试第一名，明年登进士。“于是榜其堂曰：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④这在历史上的确是独一无二的事情。

清代情况大不相同。从制度上看，基本沿袭明末，考试程序、办法等并无多少变化，但重视程度大大超过明代。清代武官虽然仍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举次之，但科举出身者数量不断增大，在军中占有很大比例。加上封建国家大力提倡，制度日益严密，录取相对公正，因此，民间习武者对武举考试趋之若鹜。清代武举为国家提供了大批人材，其中产生了不少杰出人物。

清代武举一依文榜程序，考试大致分四个等级进行。

一：童试，在县、府进行，考中者为武秀才。二：乡试，在省城进行，考中者为武举人。三：会试，在京城进行，考中者为武进士。四：殿试，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再通过殿试（也称廷试）分出等次，共分三等，称为“三甲”。一甲是前三名，头名是武状元；二名是武榜眼；三名是武探花。前三名世称为“鼎甲”，获“赐武堤及第”资格。二甲十多名，获“赐武进士出身”资格。二甲以下的都属三甲，获“赐同武进士出身”资格。殿试的规格很高，一般由皇帝亲自主考。考试揭晓后，在太和殿唱名，西长安门外挂榜，并赐给武状元盔甲。然后由巡捕营护送武状元归第，炫耀恩荣。第二天，在兵部举行盛大的“会试宴”，又赏给武状元盔甲、腰刀等，赏给众进士银两等。清代科甲等级差别甚大，同样是武进士，一、二、三甲的等级和荣誉却大不相同。自然状元是出尽了风头的，登第后的三天内，可以披红挂彩，上街夸官，真所谓春风得意、风光十足了。

殿试以后，通常立即由兵部授予官职。顺治三年（1646）丙戌科是清朝武举第一科，当时规定武状元授正三品的参将，武榜眼授从三品的游击，武探花授正四品的都司。二甲授正五品的守备，三甲授从五品的署守备。康熙年间又有变动，改为一半授营职，是直接带兵的官，另一半授卫职，是皇帝的宫廷侍卫。雍正五年（1727）规定，武状元授御前一等侍卫，武榜眼、探花授二等侍卫。再从二甲中选头十名，授三等侍卫。其余全在兵部注册授于守备等营职。雍正以后各朝武进士的授官情况还有一些变化，不过所授品阶基本上以康熙朝定制为准，没有太大的变更。

清朝武举各级考试，通常每三年举行一次，每科录取人数也有定额。但常科以外，还时常增设所谓“恩科”，常额以外，也增加一点“恩额”。

这类“恩科”、“恩额”都由皇帝直接掌握。无非笼络人心，吸收更多的武勇人士为统治者效命。考试办法差不多与明代一样，分一、二、三场进行。一、二场试了弓马技勇，称为“外场”；三场试策论武经，称“内场”。一场试马上箭法，驰马三趟，发箭九枝，三箭中靶为合格，达不到三箭者不准参加二场。乾隆年间，一场又增加了马射“地球”，俗称“拾帽子”，专为考察伏射能力。二场考步射、技勇。步射九发三中为合格。所谓“技勇”，实际上主要测膂力。一共三项。头项拉硬弓，弓分十二力、十力、八力三号，另备有十二力以上的出号弓。应试者弓号自选，限拉三次，每次以拉满为准。二项舞大刀，刀分一百二十斤、一百斤、八十斤三号，试刀者应先成左右闯刀过顶、前后胸舞花等动作。刀号自选，一次完成为准。第三项是拿石蒂子，即专为考试而备的石块，长方型，两边各有可以用手指头抠住的地方，但并不深。也分为三号，头号三百斤，二号二百五十斤，三号二百斤。考场还备有三百斤以上的出号石蒂。应试者石号自选，要求将石蒂提至胸腹之间，再借助腹力将石蒂底部左右各翻露一次，叫做“献印”，一次完成为合格。凡应试者，弓、刀、石三项必有两项为头号和二号成绩，三号成绩超过两项者为不合格，取消三场考试资格。⑤

三场是考文，当时叫“程文”，也称“内场”，相当于文化课考试。内场考试对大多数武人来说，比外场考试更难应付，所以考试办法不得不屡有变动。最初是考策、论文章，“策”相当于问答题，“论”是按试题写一篇议论文。顺治时定为策二篇、论二篇，题目选自四书和兵书。康熙年间改为策一篇、论二篇。策题出自《孙子》、《吴子》、《司马法》三部兵书，论题只从《论语》、《孟子》中出，考试难度有所降低。乾隆时，又改为策一题，论一题，题目都选自《武经七书》。到嘉庆年间，考虑到武人多不能文，所考策、论多不合格，而不少外场成绩突出者又往往败于内场，于是干脆废除策、论，改为按要求默写《武经七书》中一段，通常只一百字左右。这样一味迁就，使内场考试的水平越来越低，最后差不多只是形式上的存在了。当时社会上歧视武人之风很盛，经此一改，武人更加被文士们看成纤纤武夫，武举的社会地位大不比清代前期了。著名学者赵翼有一段记述，最能反映武举内场考试的实情，也反映了当时文人对武人的轻蔑：

“武闱但以弓马技艺为主，内场文策不论工拙也。余尝主顺天乙酉科武乡试，其策有极可笑者。如‘一旦’二字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盖缘夹带小本字画甚密，不能分晰，故抄誊讹错耳。又如‘国家’字应抬高一字，则凡论古今地名处，如‘国家四郊多垒’、‘社稷危亡’之类，亦无不抬头。武生自称‘生 ’，则应于行内稍偏，乃又将‘生人’、‘生物’、‘生机杀机’之生字，一概偏在侧边。如此者不一而足。然外场已挑好‘双好’字号，则不得不取中。幸武闱无磨勘之例，可不深求耳。”⑥

实际上康熙注意到了科举文武分途不利于造就兼备人材的问题，他曾要求打破考试中的传统界线，允许文武生员举人交叉考试，武科举人可以改考文科进士，文科举人可以改考武科进士。康熙认为：“如此则各得展其所学，文武两途，皆得真才矣。”⑦然而，整个清代，文武交叉考试者寥寥无几。文武各成畛域而壁垒森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文人不武，武人不文，文武兼长的人材也就越来越少。文武分途的考试制度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材，却很难造就出云文云武的博通人材，应该说这是科举制度的弊端之一，也是清朝中后期政坛上出将入相人材日见匮乏的原因之一。

上面所讲考试办法，是会试一级的，乡试、童试的考试办法与会试大致相同，只二场弓、刀、石的份量相应降低，马步射降为九发二中为合格。

清朝对武科乡试、会试的录取额有具体规定。康熙二十六年（1687）规定，武乡试录取名额约为文乡试的一半，全国共八百四十名左右。其中河北省（直隶），一百零八名，其他各省六十名以下不等。会试录取名额康熙初年以前，大致在每次录取二百名到一百名之间。康熙十八年定额一百名，后来又规定不拘定额，特别是不拘各省分配的定额，只按考试成绩，奏报皇帝，由皇帝和主考大臣临时酌定录取人数。酌定时也要考虑到各省都有名额，但一甲、二甲只依据成绩圈定，排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每科参加会试的武举人，一般在千人左右，有时多到两千人左右，进士录取额如果平均以一百二十人计，那么录取比例差不多是在十人或十几人中取一名，显然，考取武进士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落第的武举人，雍正年间曾规定按路程远近发给回家路费，多则十两，少则四、五两。而大部分武举人，按规定可到兵部注册，由兵部依据个人成绩分三等授予武职，也可以到本省军营中效力。总之，只要有一个武举人资格，就算有了进身之机，同样也有逐步升迁的机会。

清代武举制度与大清帝国相始终。鸦片战争以后，频繁的御侮战争中，早就显露出武举人材不能适应新的战争，除了长矛大刀与坚船利炮之间的差距外，更重要的还是基本素质和军事思想上的差距。然而朝野上下株守陈规，玩岁?匀眨?武举考试竟一直被延续下去。光绪二十一年，荣禄首先提出废止武举考试，他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八比试帖之弊略同。积弱之端，未始不由于此。”⑧他主张各省创设武备学堂，以西洋军事课程培养新式军人。然而荣禄的倡议并没有得到大多数朝臣的响应。一拖便是几年，光绪二十四年照例举行武举会试――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武会试。不久，要求改革的呼声又一次响起来，“内外臣工请变更武科旧制，废弓、矢、刀、石，试枪炮。”然而依旧未能实行改革。⑨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武举制度才终于被宣布废止。可惜这已经太晚了，仅仅十年后，大清帝国便宣告灭亡了。

二

清朝以铁骑劲弓得天下，所以前期几个皇帝都很重视讲习武艺，时时强调“文武并重”，力图保持满族劲悍尚武的传统。然而，由于受到汉文化的不断浸润和持续执行“右文”政策，使朝野上下重文轻武之风日益浓烈。于是，不但在观念上，就是实际待遇上，武科地位也比文科低得多。文科殿试揭晓后，新科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都要郑重其事地刻在“进士题名碑”上，这些碑至今还完整无损的保存在北京国子监旧址。此外，官私刊印的《馆选录》、《鼎甲录》和《明清进士题名碑录》一类书籍很多，差不多随处可见，因此清代文科进士的情况非常清楚。武科就大不相同了，既没有“题名碑”制度，也很少有专载其事的书籍，对整个清代武科概况，包括武科鼎甲情况，不要说后代，就是当时人也往往不能言其详。

幸好近人朱彭寿曾做过一番统计，留给我们一份珍贵材料。⑩加上还有其它方面的材料，使我们对清代武举鼎甲情况大致有所了解。

清代的武会试，自顺治三年（丙戌）开科，到光楮二十四年（戊戌）截止，一共进行了一百一十二次。也就是说一共产生了一百一十二个武状元，还有一百一十二名榜眼和探花，总计武科前三名（鼎甲）是三百三十六名。一百一十二年武状元的姓名都有记载，但目前能确知其籍贯者只九十二人，其余二十一人还有待于考求。这九十二个武状元，河北省出的最多，共三十二名。以下山东十三名，浙江八名，江苏六名，河南、山西各五名，广东四名，甘肃、福建各三名，江西二名，四川、陕西各一名。此外，汉军旗六名，满军旗三名。

这个统计不完备，也不是很准确的，不过大略可见各省武举基础的差别。所谓武举基础，可从两个方面认识，一是尚武风气，二是文教水平。河北省武状元最多，武榜眼、探花也比别的省多，这与河北省武风素盛分不开。正因为河北省武风基础好，所以清朝对河北省特别重视，乡试名额总比他省给得多。陕、甘二省古多名将，尤其是甘肃，虽然经济、文化都比较落后，但自来“人材健壮，强勇者多，骑射娴熟，胜于他省。”⑾康熙年间平定“三藩之乱”中的名将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都出在陇右，所以清朝对陕、甘二省总是另眼相待。武乡试名额，顺治朝规定陕、甘各二十名，后经康、雍、乾三朝追加，两省都增至五十名，这比许多大省的名额都多。有清一代，甘肃出了三名武状元，一名榜眼，四名探花，以甘肃的经济文化和人口而言，这个数字不能算小了。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甘肃包括宁夏，三名武状元张文焕、马会伯、李如柏都出在宁夏，五名榜眼、探花中，也有三人出在宁夏。人口不及江南一个大县的宁夏，居然出了六名武科鼎甲进士，这不能不是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

我们把清代文武两科状元的籍贯对照一下，能发现一些有趣的方化差异。

清朝文科会试也是一百一十二科，状元一百一十二名。其中江苏四十九名，浙江二十人，安徽九名，山东六名，河北、广西各四名，江西、福建、湖北、广东各三名，湖南二名，江南、四川、陕西各一名，山西、甘肃、云南没有。显而易见，从整个比例来看，武状元是北方多，文状元则南方领先。河北省武状元三十二，文状元仅四名，与此相对，江苏省是文状元四十九，武状元六名，南北文武各有偏长，至少在清代科举考试中确实存在这个问题。应该说山东、浙江两省发展相对平衡，这两省文武基础都比较好，两科状元的比例显得合理一些。

从武鼎甲的民族比例上看，无疑汉族占了绝大多数，而少数民族中回族显得突出一些。回族是以尚武勇健著称的民族，乾隆曾说：“中土回人。性多拳勇，哈其大姓，每出将种。”⑿所以清朝历来注意从回族中选拔武备人材。武状元中目前能确知是回族的是：江都杨谦，先获康壬午武乡试第一名（解元），又获康熙丙戌科武状元；乾隆丁巳科状元河北任邱哈攀龙；壬申科状元河北献县哈廷梁；丙戌科状元河北河间白成龙；丁未科状元山东临清马兆瑞；嘉庆丙辰科状元河南邓县马殿甲；甲戌科状元山东益都丁殿宁；咸丰壬子科状元河北抚宁马鸣图；同治甲戍科状元河南西平张凤呜等，至少是九个，或者还要多一些，尚待继续考索。榜眼、探花也有一批。如雍正丁未科榜眼安徽怀宁马大用；嘉靖已丑科控花河南杞县张万清，丁丑科武榜眼甘肃固原马维衍；光绪丙子科榜眼河南西平张忠祥等。杨谦家族是南方回族中的望族，其弟杨凯也是武进士出身，官至湖广提督。哈攀龙之父哈元生，其子哈国兴，都是武进士出身，哈廷梁则是哈攀龙的族弟，诸哈都做到提督职务，是善战的将领，“三世拥旄，时人荣之。”⒀乾隆所谓“哈其大姓，每多将种”就是在夸奖哈国兴时所言。

清朝武科出现过不少著名人物和轶闻，有些是值得介绍一下的。

古代科场的最高荣誉是“独占三元”，即一个人得了三个第一名：乡试第一解元，会试第一会元，殿试第一状元。清朝二百多年中，文科得三元者仅两人，一个是乾隆时代江苏常州的钱?ぃ涣硪桓鍪羌吻焓贝?广西临桂的陈继昌。武科得三元者只有一位，此人是清初浙江仁和的王玉。说来王玉不止是三元，而是独占“四元”。他本来是明朝崇祯十二年（1639）浙江武乡试的解元。入清以后，又参加新王朝的武举，获顺治八年（1651武乡试解元，接着顺治九年武会试会元，殿试又得状元，是名符其实的“连捷三元”。王玉体貌伟岸，武力绝伦，甚得顺治赏识，曾任天津镇总兵等职。

武状元马全，本名马??，山西阳曲人，是一位性格耿直，武勇超群的英雄人物。乾隆十七年壬申（1752）他考中一甲第三名进士，即武探花，授官福建游击。他与同僚某人语言失欢，发生斗殴。某人敌不住马全，由衙门逃到城门外，马全骑马追到城濠的桥上，两人再次奋拳搏斗，后来竟一起落入城濠。因为这件事，他被参劾罢官，只好流落北京。过了几年，他改名马全，重新参加乾隆二十四年的武乡试，取得武举人资格。第二年（庚辰科）参加武会试、殿试，居然以优异成绩获取一甲一名武状元。殿试外场的时候，乾隆认出了这位技勇出众新科状元马全，其实就是几年前的武探花马??。马全不胜惶恐，乾隆爱才心切，居然不咎既往，使马全重新获得为国效力的机会。后来，他参加了平定金川叛乱的战争，在木果木之役中，率部殿后，英勇殉职。马全的经历成为清代武科脍炙人口的佳话。⒁

江苏泰州人刘荣庆，是乾隆四十九年甲辰科（1784）武状元。只隔了三年，他的弟弟刘国庆又获乾隆五十二年丁未科武状元。兄弟两人都是武状元，这在清朝是唯一一例。

清代的天津武风很盛，武科出人亦多。武状元出了三位，但都在晚清，即咸丰三年癸丑科（1853）温常涌；光绪三年丁丑科（1877）佟在棠；光绪二十一年乙未科（1895）武国栋。另外还出了两位名声显赫的武榜眼：韩琦，“猿臂善射，射无虚发。”武乡试第一，武会试又第一，后中乾隆丙辰科武榜眼。李经世字槐圃，“任侠尚义，孔武多力。”也是乡试、会试均为第一，后中乾隆乙丑科榜眼。二人事迹如出一辄，是过去天津的老人们喜欢讲述的人文掌故。⒂

清代文科考生不拘年龄，老于场屋而终身无尺寸进取者大有人在，八十以上还下考场的事情并不罕见。清政府对这种人通常都要给予褒奖，无非吸引更多的士人把毕生精力用在八股文上。但武科是有年龄限制的，规定武生、武举年龄超过六十，地方不许发给参加乡试和会试的手续。道光二十六年（1846），安徽有个叫符成梅的武童生，以八十四岁高龄参加武乡试，居然三场都应付下来。主持乡试的官员奏请皇帝授予职衔，道光以“违例妄请”的罪名将报请官员革职，并下令将送考、收考的学政、巡抚等一律“严加议处”。从保证武举的质量来看，道光的处理不无道理。

上面谈到，武科鼎甲统计为三百三十六名，而实际上状元是足额的，榜眼、探花有缺额者，大抵在遇到确实不得其人的时候，便留下空缺。当然这种情况并不多，主要发生在道光朝。道光二十七年丁未科（1847）只取状元河北晋州李信、榜眼四川越隽姜国仲，探花虚缺。道光三十年庚戌科（1850）只取状元四川华阳彭阳春、榜眼河北静海岳汝忠，探花虚缺。因特殊原因而丢失了鼎甲荣誉的只有一例。清代制度，殿试后由皇帝亲自宣布登第进士名次，称为“传胪”，嘉庆二十四年己卯科（1819）状元徐开业、探花梅万青均以传胪未到而被除名，榜眼陕西神木秦钟英被推补为状元。

注释

①：《新唐书》卷45《选举志》。

②：《明史》卷70《选举二》。

③：《明史》卷267《王来聘传》。

④：清王应奎《柳南随笔》卷1。

⑤：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五章。本文参考《述录》处较多，恕不一一注明。

⑥：清赵翼《??曝杂记》卷2《武闱》。另据《清史稿?选举三》，雍正二年从侍郎史贻直言，各省武乡试外场一律编出“好”字号，后又将好字号分成“双好”和“单好”等次，以供内场考官参考，一般先取双好，次取单好。

⑦：清平步青《霞外?h屑》卷9《文武解元》：“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日上谕”条。

⑧：《清史列传》卷57《荣禄传》。

⑨：《清史稿》卷108《选举三》。

⑩：朱彭寿《旧典备徵》卷4《武鼎甲考》。

⑾：同注⑤，第五章第一节。

⑿：清魏源《圣武记》卷7。

⒀：清昭??《啸亭续录》卷2。

⒁：《清史稿》卷334《马全传》。

⒂：参见戴愚庵《沽水旧闻》之“杨世经韩琦同科名同官阶”条。

(文/马明达 摘自军事天地)

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

―毛泽东―

武 闱 武 状 元 刍 议

一谈到武状元，人们常常要问什么是武状元？武状元就是在封建社会中，武科举考试的最高一级选拔出来的或者经皇帝认定的第一名，或者称为一甲一名武进士,这就是武状元。单就这个解释来讲，人们还会进一步问什么是武举呢？另外，既然称最高一级，显然还有其它级别考试，那么，都有什么级别呢？所以，要谈武状元，少不了要对选举、武闱、科考等等有关情况都有个了解和交待。自古以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存在着文治武功。人们已经习惯于一方面“以文教佐天下”也就是教化民众、维持社会太平；另一方面“以武功戡祸乱”也就是保护国家安定、巩固国家政权。一文一武，相得益彰。那么，是不是从来就是文武两途，各不相扰呢？要想讲清楚武状元，就得分别讲清“武”、“武闱”，而后“武状元”就自然而然清楚了。

一、从“武”说起

武状元是武科举会、殿试选拔出来的全国第一名。科举制，是在中国历代选拔官吏的制度中的颇具影响的一种，而武科举是科举制中冠以“武”事的一个特殊的门类。什么是“武”呢？就是与文相对，关于军事和技击的内容。自盘古开天辟地的上古历史时期“武”就业已存在，迄今为止它已有五千多年的历史。远在人类神话的历史初期，天、地、人三皇治世，汤尧、虞舜、夏禹、殷商、姬周五帝为人君。在人皇氏时，混沌初分，人类不能不与禽兽竞争以图生存。人皇氏依山河星斗之像，沙虫猿鸟之形，据其部位、仿其动作而衍演成为拳脚技击。技击则以力为之主，智为之辅；以本身性灵，斗志角力，自然发挥。以四肢之运用，与禽兽抗衡。由是推进而及于刀矛之属，以开后世“武”艺之风。人皇氏为中华“武”之鼻祖，亦称人祖。至于说到军事争战，首推众所周知的黄帝大战蚩尤于中原。轩辕黄帝自昆仑东下，其征伐之族众，固非武力不能平，否则，华族不能为东方大陆之主人。因此可以说，及黄帝造兵器、制舟车、以伐蚩尤，实为环境所不得已，亦我华族自卫也。然而华族确有“武”之可能，此所以平原易地、轻车突骑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也，长短相杂、游弩往来、就相薄也。可以看得出我国五千年文化历史初期阶段，“武”事兴盛。如前所言，人皇治世，发明拳勇；伏羲之际，即创干戈；轩辕造弓矢、制舟车、建六师、习战阵、战中原、戮蚩尤。可谓“逐鹿中原、国运昌隆；威被遐荒，四夷内向”，“武”功卓著。这时期是文武合一，为官者“出则为将，入则为相”。《书经》中记载：“若乃文乃武，相与并论”。孔子曰：“有文事必有武备。”管子曰：“拳勇股肱之力，秀出于众者，有则以告。”“武”就是这样来到了人间，“武”之秀出于众者也由此脱颖而出。

二、“武闱”溯源

我们明白了“武”之渊源，要了解武状元，还需要了解产生武状元的武科举。武科举是中国古人施行的诸多选举方式中的一项。谈到武闱，也就是武科举，还要了解制度其演变过程。在“天下为公”的古代，原始社会的首领是由部落联盟中实行“举贤授能”的民主制度产生的。低下的生产力迫使当时的人们必须共同劳动、共同消费。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人们推选具有生产经验的劳动能手和具有强健体魄的指挥干才充当本部落联盟的管理者和保卫者。《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帝喾“普施利物，不守其身”，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据说尧对鲧并不信任，但由于“四岳”极力推举，他不得不同意让鲧去治洪水。这都反映出原始社会军事民主制的本质特点。这就是选举的第一个时期“举贤授能”时期。在这个时期，文武尚未分立，兵士就是务农的民，而务农的民也就是士兵。文武不分，历史上称其为军事民主期。接下来的是“世卿世禄”的时期，历史上称为世官时期。在奴隶制时代，奴隶主贵族按其血缘关系分封高下不同的官职，王朝中的公、卿、大夫等都相应地分封土地、臣民，作为食邑，世代相传，叫做“世卿世禄”制度。还有所谓“乡举里选”的说法，就是指这些受封食禄的贵族在自己的分封范围内，输送统治百姓所需求的人才的荐举制度。这样，只要是贵族后代，即使是无能之辈，也能占据高位。战国时期，各国国君为了在大动荡中保持和发展自己的势力，莫不摆出“礼贤下士”的姿态招揽人才，竞相招贤养士。这就进入了 “招贤养士”的历史阶段。这个时期，齐国孟尝君、魏国信陵君、赵国平原君等等分别有食客，数量达几千人，这些都反映了风靡一时的“招贤养士”的时代风尚。随即，“武夫以军功起家，不谙理民；文臣则以荐察出身，不习战阵。文武两途，由是而分。”秦朝率先在统一战争中选拔有实际经验的人才，“宰相必起于州郡，猛将必发于卒伍”，并实行“王者不却众庶”的政策，进行了选举任官上的改革，终于完成了统一大业。汉朝建立以后，封建地主阶级的选举制度逐步确立。历史上称其为察举制时期。“征辟察举”成了选拔官员的新潮流。汉代的选举制主要有征辟和察举两种。“征”是皇帝征用社会名流到朝廷充任要职；“辟”是“置府辟吏”，即中央的高级官僚或地方的辖官可以征聘属吏，然后向朝廷推荐。由州、郡地方长官在各自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推荐给朝廷，所以又叫察举。汉高祖下过求贤诏，汉武帝又诏令天下察举“茂材”。茂材就是秀才，即优秀的人才，据说是因为避汉光武帝刘秀之讳秀字，改秀才称为茂才的。当时的察举已经很盛行了。被荐举者要经过皇帝“策问”，然后按等第高下授官，这就是所谓“射策”。“射策”类似抽签考试，由应举者用矢（箭）射简策，并解释射中的简策上的疑难向题。据《礼记?射义》记载：“古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礼。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礼；故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射策是将各种考核融于“射”之中，以“射”察“礼”才是真正考察的目的。“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水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以礼乐寓于射之中，以策问考察与试者的为官素养与治理能力。秦汉时期，尚“武”之风依然存在，事“文”的士子们还是以腰挎佩剑为荣耀，时称“文士无剑不出游”。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主要的选官制度是九品中正制。汉建安十三年( 208年)曹操做丞相后，为了招揽“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而首先提出“唯才是举”。作为选才制度，九品中正制要求中正官由朝廷选派，主管原籍各类人物的评议，将被品评人物分为上、中、下三级，每级再分上、中、下，共计九个品级，按品级推荐给朝廷。但是，士族门阀地主阶级势力自始至终盘根错节，成为中央集权的严重威胁。隋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进一步扩大其所代表的新兴庶族政治势力，维护其统治的阶级基础，于是把选举官员的权力收归中央，采用并实施科举制度代替了九品中正制。历史上称其为科举时期。

三、“武闱”、“武状元”沿革与特点

科举，也叫做“开科取士”，指由朝廷设立考试的科目，通过定期的统一考试，来选拔世间可为文官武将的人才，并对其分别授予官职。科举包括文、武两项常科。这个制度，一般认以隋炀帝大业三年(607年)设立文进士科为开端，对文进士科始开之年虽有不同说法，对武进士科始创于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却没有疑义。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皇帝颁布谕旨，正式废止武科进士考试为止，武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实行了1200年。

我国古代科举萌芽于南北朝，但在当时，武选举颇受压抑。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 579年）二月，因为考绩时“铨别选格，排抑武人”，导致羽林军千余人在洛阳发生暴乱。以后，经隋、唐初，到武后执掌权柄时，开始在长寿元年（692年）大兴科举。武则天曾亲自出题考试，开了科举考试中所谓“殿试”的先例，此外，她还倡导人们学习武艺，首次允许学习武艺的人参加由兵部主持的科举考试，名曰 “武举”。唐代的科举考试科目繁多，但明经与进士两科最受社会重视。唐武则天始置武举后，地方州、县，每岁一如明经、进士之法，“行乡饮酒礼”，送武举子赴兵部应试。考试科目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翘关等项。还有负重，负米重五斛，行二十步考为中第。至于“身材言语”之选，则取躯干雄伟、应对详明、有统兵才干及可为将者。若文职官吏求为武选，取身高六尺以上、年在四十以下、强勇可以统人者。另外，考试中还有掌握特殊兵器等附加项目，如筒箭、机弩等。只要合格，不论出身门第、官位、家境如何，由兵部官员凭考试成绩，综合高低差异，分别抡才挑选，授予不同武职。唐玄宗开元十九年( 731年)，诏试武贡士。华州的郭子仪以“武举异等”中第，补右卫长史，累迁朔方节度使。在唐肃宗时，郭子仪平定安、史之乱，“遂成再造之功”，赐封汾阳王。只是唐代登科录中未记载武状元之事，也没有发现武科登科录。武举考试虽始于武则天，而终唐之世，也未见还有武进士科武状元之名。虽然有若干制科武选记录，进士科却尚未发现史料。但是，唐武则天终究举办了我国武举考试制度的第一次科考，此举不仅仅“混淆世族盘据”，也打破了腐朽的门阀荫袭世官的一统天下，开拓了“广收俊杰瑰伟英异之士”的新局面。唐朝的武科考每年举办一次，开科时间、间隔固定，确定了武科的“常科”特点，即“进士科”的特性。据说在洛城殿上，武则天还曾亲自阅试天下中式贡士。杜佑撰写的《通典》卷十五中记载武则天于载初元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另外，为避免考官利用特权，杜绝贿赂作弊，她还在科举史上首先下令在考卷上用纸糊上应考举子的姓名等个人资料。虽然此两项尚未形成规定和制度，但是应该说 “殿试”和试卷的“弥封”及其在科考中运用，武则天也开了先河。

时至宋朝，武科举制度趋于完备。五代十国虽设文进士科，却并未开武进士科。宋朝初年，鉴于唐末五代武人专横割据之祸，宋太祖提出“宰相须用读书人”的尚文抑武主张。宋太祖赵匡胤是经陈桥兵变、黄袍加身登上皇位的。后又杯酒释兵权，将兵权牢牢抓在手中，他太知道把握军权的重要了。在他采用将武将养起来的办法后，怎么可能再招来一批呢。他宁肯充实加强皇家卫队，招募彪悍士兵来做自己的保镖。到宋太宗时，娱乐升平日久，武备愈来愈废弛，“业无可采，上马则陨”。以后又尚浮言、轻武备，武科久久不被人们所关注。天圣八年(1030年)，宋仁宗设武科取士，“亲试武举十二人，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庆历三年 (1043年)五月，又下诏设置武学于武成王庙(姜太公庙)。此为我国建立武学之始。后来以朝臣吴育等奏疏反对，仅过三个月即废弃。庆历年间，朝廷又采纳司马光意见，皇帝下诏武科应试举人“先试以孙（子）吴（子）大义，以策对为去留，以弓马为高下”。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六月，下诏复建武学于武成王庙，选文武官中知“兵”者在武学内作为教授。生员经考试按等第推恩，有两省待制，成本省钤辖以上三人保举，堪任将领者，兼领诸卫将军。生员以百人为额。并采纳王安石建议，建立太学三舍法，宋朝武举已经根本上改变了唐朝以前凭武艺选拔人才的作法，仅保留了骑、步射两项，而且科考用弓不超过当时军队所用的弓力，大大降低了臂力的要求。此外，宋武举还添置了谋略的考核，“武经七书”（包括《孙子》、《吴子》、《司马法》、《尉缭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唐李问对》）经义理论的掌握、对兵书理论的灵活运用和解决当朝现实问题的对策。要是不能对《武经七书》烂熟于胸，通过经书大义和策问这两关就难上难了。因此，识文章、应策对成了入武闱的高门坎。由于“以策对为去留，以弓马为高下”，武艺高强而策对不入流的壮士被拒之门外。对于这类人，北宋时武进士科中特设了武艺“绝伦”科，在武举中设置绝伦科，是宋代武举的另一个特点。“绝伦”科举子的考试内容也有“策对”，只是在录取时放低了文章的标准，武艺考试要加试步射和弩踏，且使弓力也大大高于其他参试者，这也是宋代武举的一个创造。等到了南宋时，又将此科变为文武双全的优选科，终究断绝了凭武功入武闱的机会。由此可见，宋朝重文轻武，已经到了武举却要凭文章方能入选，才做得成武官的地步。这种情况延续到了明朝。

北宋时将武举名列前茅者分为三甲，一甲一名武状元的名称已无疑，一甲二名和三名尚统称为榜眼，意指榜上双眼。直至南宋时才将一甲二名称为榜眼，而一甲三名则另称为探花。此后，状元、榜眼、探花的叫法再未改变。历、明、清各朝沿袭下来。至此，武科举一甲一名“武状元”等名目已成定式。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武举解试始于神宗，三岁一试”。宋淳化年间还确定了考试弥封制。武科举、武状元从唐朝始设，至此，基本上完成了系统性、完备化建制的过程。

自北宋仁宗赵祯天圣八年（1030年）开设武科，到南宋度宗赵堆咸淳十年（1274年）最后一科武举，共计开武举77科，产生77名武状元。宋代武举在唐代武举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并逐步走向完备。

首先，宋代武举开始了殿试，整个武举考试分三级进行，即解试、省试和殿试。殿试的出现显示出宋代统治者对武举的重视程度，其考试周期多为三年一次，亦有四年一次，而第一次武举殿试与第二次武举殿试仅隔一年。从时间上看，宋代武举子是六月底在完成兵部报名后，八月考试。解试内容有二，即考武艺和试文章。武艺以考弓马为主，弓马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弓马合格，参加文章考试。文章考试先考策问，后考《武经七书》。省试在第二年的一月或二月，内容与解试基本相同，殿试在三月或四月、五月，由皇帝亲试，先由皇帝考查骑射后，再考策论，而武状元则是根据考生的成绩与皇帝的好恶而产生出来。

其次，在考试内容上，宋代武举一改唐代武举只重武艺的做法，变为既考武艺，又考策论，从整体上表现出一种尚文抑武的倾向，其目的是为了求得能征善战的儒将，其结果是宋代的武进士与武状元的整体文化素质较高，他们中的不少人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有的在朝政上做出了成绩，如朱熠、蔡必胜等；有的还成为军事理论家，如华岳、江伯虎等，有的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如程鸣凤、许思纯、张建侯、厉仲方、周虎等人。

再者，宋朝统治者首先建立了为武举而设的学校――武学，采用的教材是《武经七书》，使武举人才的培养有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武学，作为宋代的军事学校，纳军事人才的培养于教育系统之中，这是宋代对中国古代教育制度的一个贡献，也是宋代对武举制度臻于完备的一个例证。

宋代武举制度也较注重相关法规的建设。针对某一时期武进士不愿从军的现象，南宋孝宗皇帝于淳熙六年（1180年）颁布了武进士从军后在定级、授职等待遇的第一个法规――《补官差注格法》，此法大幅度地提高了武进士的授官阶别、待遇，对鼓励武进士从军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金朝武科举将武进士考试成绩分为上、中、下三等。金朝武举并不重视对兵书的考核，而只重骑射，所谓有关孙、吴兵法考题，十道题只要通过三道，就能评为下等。

除五代十国外，元代是另外一个没设武科举的朝代。据《续文献通考》记载：“元代不设武举，专事承袭”。元朝的统治者仅用蒙古人、色目人作为荫袭的武备官员，汉人则被视为潜伏造反的隐患，是极不可靠的敌对势力。甚至于规定，汉人数家只允许有一把菜刀，铁制的器具似乎都存在着杀机。既不准汉人（包括未上阵的士兵）私藏兵器，也不准许他们学习武艺。汉人聚集在一起，因有谋反的嫌疑，也在禁止之列。自然不会有什么武科可言，也谈不上有武状元。

明朝以文抑武，选举“陵夷”。《皇朝文献通考》中记载：“宋元以来，亦沿词赋策论之旧。至故明末，造取士则专尚文学而武备日弛，论官则争尚浮言而实政渐堕，人材??窳，选举陵夷。”明太祖朱元璋揭竿而起，以刀剑夺取天下而称帝。他手下一大批武将也没有经过武学、考科举，全是无师自通，视武举无足轻重。虽然在洪武二十年（1387年）“从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其武臣子弟令于各直省应试。”但是并未施行。至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年）“昭天下文武官，举通晓兵法谋略出众者”在“帅府试策略，教场试弓马。”明孝宗弘治六年（1493年）“定武举六岁一行，先策略，后弓马，策不中者不许骑射。”至弘治十七年（1504年）“改定武举三年一试，张榜赐宴。”只是主考官全由翰林院文人担任。最后一个明朝皇帝思宗于崇祯四年（1631年）亲自阅视武殿试，他越来越感到以文章取武状元，授作武官，实在是“本末倒置，无过于此。”即使到明末，重在武艺臂力，还是策问韬略之争，依然未休。明思宗下谕：考试武人就是要以技勇为主，如果有方略，即使是文字粗陋一点，也要录取。崇祯十四年（1641年）皇帝已经深深领悟，得有奇谋异勇的武将来护卫朝纲，诏下，而无应试者。两年后明王朝灭亡了。人称明朝武科举仅用“陵夷”二字。

清朝是武科举鼎盛时期，也是衰亡时期。清沿明制而采取文武并重的办法。满清是在马背上得天下的，崇尚武功是根深蒂固的。此外，从入关建立大清国，内外战事不断，武官战将的补充、内外战争的需要使朝廷不能不重视武备；而笼络汉族人中“武可拜将”的杰出人才也是维护一统的需要。顺治三年(1646年)朝廷同时开始文科和武科考试，武科与文科一样，分为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四级．一般三年举行一次，有新皇帝即位或皇帝、太后大寿庆典，另加恩科考试。考中者，有武生、武举、武进士之名。武童试分三场；头场马射，二场步射，马射、步射合格，再试硬弓、舞刀、掇石，是为外场。三场原试策论，后改默写《孙子》、《吴子》、《黄石公三略》、《姜太公六韬》等武经七书，称为内场。均须经县试、府试合格，方能参加由学政主持的院试。武科乡、会试与文科乡、会试一样．三年一次，顺治元年(1644年)，“定武举会试于辰、戊、丑、未年。各直省武乡试于子、午、卯、酉年”。武乡、会试都分内、外场。外场考官，顺天乡试和会试，钦简大学士、都统四人担任，内场考官，顺天乡试以翰林院二官员为正副主考，进士举人出身的京员为同考官；会试则以“内三院(翰林院等)二员为主考官，科臣二员、部臣二员同考官，御史二员为监试官”各省乡试，以总督为监临，巡抚为主考，科甲出身的同知、知县四人为同考官，本省总兵一人同考外场。武科乡、会试均分试外内三场。顺治二年(1645年)规定：头场试马射，二场试步箭，再开弓、舞刀、掇石以试技勇。三场试策二篇、论一篇。顺治十七年(1669年)曾停试技勇，康熙十三年(1674年)又恢复。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改为马步箭各发六矢，增马射地?乱皇浮Ｂ砑?纵马二回发六矢，中三矢考为合式，缺一者不准试步箭。步箭射三十步外布侯，发六矢中二矢为合式，缺一者不准试弓刀石。“弓必三次开满，刀必前后胸舞花，掇石必去地一尺。”三项必有一、二项合式方准入三场。三场为内场，清初试策二篇、论一篇，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以《论语》、《孟子》、《孙（子）吴（子）司马法》出题，改试论二篇。嘉庆十二年(1807年)、以应武试者多不能文，又改为默写《武经》一段百余字，即日完场，不能书写或涂写错乱者为违式。武乡试中额，康熙二十六年 (1687年)定为文乡试中额之半。雍正、乾隆时，以陕、甘健勇多于他省，两次增额20名。武会试中额，少则100名，多则300名。康熙三十三年 (1694年)，内场分南北卷，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改为分省取中。

武殿试亦三年一次。顺治二年(1645年)定会试之后，在当年十月份内举行殿试。以内阁、翰林、詹事各部院堂官四人为读卷官，兵部满、汉堂官为提调官，御史为监试官。初制策题如文殿试例，标目进呈，由皇帝钦定三条，殿试前一日刻题散发。嘉庆时停试策，改为默写《武经》百余字。试策后，皇帝亲临西苑门外中南海紫光阁大幄次，初试马步箭弓刀石，历时二日。武殿试虽先试策论，后试技勇，录取名次先后，却以技勇为准。道光十三年(1832年)，宣宗即有此诏：“武科之设。以外场为主。其弓力强弱，尤足定其优劣。至马、步射本有一日之长短，第能合式，即可命中。”“默写《武经》、又其余事，断不能凭此为去取。”历科一甲武进士，均从能开十二力强弓的中式武举中挑取。试毕，由兵部将记名武举缮写名单进呈，再由皇帝亲定甲第，交读卷官填榜。然后在太和殿传胪，一甲三名赐武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武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武进士出身。一甲前三名，分别称为武状元、武榜眼、武探花。其传胪典礼与文进士相仿。不得人时，一甲亦不满三名。例如：道光十八年(1838年)戊戊科、二十七年(1847年)丁未科、三十年(185O年)庚戊科，三次武科一甲分别只取一、二名。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己卯恩科，仅取一甲一名，其余不补。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以武科“所习原弓、刀、石及马、步射，皆与兵事无涉，施之今日，亦无所用，”下诏“永远停止。”武科举历唐、宋、金、明、清数朝，至此，寿终正寝。

以上是武科举历朝特点及始末经过。在此应当说明一下，在整个封建社会中，即从武科首创到随社会发展而不能不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决非仅有武科举一条武生仕进之路。此外还有军功、赀选、征辟、荫袭、恩赐、特招、捐纳等等方法。但是，难能可贵的是武科举为普通人家的具备高超武艺的平民，也提供了竞争的机会。相对而言，也只有武科举是通过考试一决高下、分别按不同等级选拔、使用人才。所以，人们仅把武科举视为正途。

四、武状元若干现象评析

中国是世界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有五千年辉煌灿烂的历史，创造了大量的、令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人类文明。科举制是中国创造的一项人事选拔制度，武科举则是中国在军事上选取武官的又一个创举。不论“应运而生”的武科举随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诞生，还是最后成为历史发展的桎梏而被废止，这其中上千年的历史也是值得人们研究、反思的。其中产生的数以百计的武状元也是研讨过程中不可忽视的。没有武举制的时代背景条件，武状元就没有了社会基础；而没有当时当地等史料支持，武举制就如空中楼阁，成了海市蜃楼。要把握浩如烟海的文献史料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如果窥一斑而知全豹，则不能不算是一条捷径。我们知道，武状元是武科举时代中的佼佼者。在我国古代，称考取武进士为“跳龙门”，李白曾说过：“一登龙门则声誉十倍”。而通过殿试作为全国第一的武状元，则被世人叫作“独占鳌头”，应该说, 是武闱中最据代表性的人物。

“武状元” 是对武科举最高一级考试――殿试后，皇帝对贡士中选定的一甲第一名赐予的称谓。“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朝时，举人赴京应兵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好是五更残酒醒，时时闻唤状头声”是郑合敬《及第后宿平康里》中的诗句。唐朝称第一名为状头。有的说是因为赶考举子需呈投名状，首者为头；也有的说张揭榜时，金榜之上位居头名，故称“状头”。到宋朝定制后，将“头”改为 “元”。清代学者赵翼《陔余丛考》卷二十八“状元、榜眼、探花”条的解释是：“自武后初试贡士于殿前，别其等第，门下例有奏状，其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由是状元一词沿用至今。据杜佑《通典》卷十五《选举》三中记载，进入科举时代后，殿试最早出现于唐代武则天载初元年(689年)二月，“策问贡人于洛城殿，数日方了。”也有人指出远在实行科举之前的公元前165年，就曾发生过殿试的情况，在汉文帝十五年策试中，晁错名列前茅。据《汉书?晁错传》中记载：“对策者百余人，惟错为高第，由是迁中大夫。”然而，这些殿试仅仅在偶然的情况下举行，并没有形成确定的制度。殿试形成制度化是从北宋开宝六年 (973年)开始的，以后一直到清末，持续到科举制度的最后终结，武状元始终是科举考试中最辉煌、最荣耀的一级。以武艺求功名的人经过层层筛选，在皇帝亲自认定之后才得中武状元，真可谓是万里挑一。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夺得武状元是非常难的。事实上，皇帝设科取士也有此意，不知有多少人为了科场上一举成名而奋斗多年，追求一生，都未必能够实现其梦想。本书搜集了自唐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到清光绪二十七年(1898)前后一千二百来年间出现的有案可稽的一共279位状元。其中唐36人（包括武制科进士），宋78人，金1人，明 52人，清109人。另外加上大西国1位武状元、太平天国的2位武状元。据统计，平均每不到5年，中国才出一位状元。这个概率是很低的。自唐至清开科取进士人数约以万计，由此可见，武状元人数仅仅与进士人数相比．就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苏子瞻论历代取士时说：“三代以上出于学，战国至秦出于客，汉以后出于郡县吏，魏晋以来出于九品中正，隋唐至今出于科举”。唐朝科举制度距今较为久远，科举取士自那时起已经成为封建社会选官授职的主体。武状元是科举制下选拔出来的武艺上的精英，是历朝历代统治阶级意图笼络的人才。从某种角度上说，即使将这些人才豢养起来，也比留在世上谋反生事强。从这一点来讲，封建统治者对武状元是极其重视的。武状元桂冠的荣耀、身份的高贵与地位的显赫，令人叹为观止。这是极具诱惑力的最高恩赏形象。从历朝的抡才大典，金殿传胪不难看出，“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至尊亦注视焉。”因为，凡取得武状元者，立即成为朝廷武官。特别是清代，凡取得状元者，马上由平头百姓“释褐”，成为正三品将领，不是授予参将，就是紫禁城中的头等侍卫，成为高级武官。

武状元是在大量的武举子里，经过“万里挑一”选拔出来的。那么应试武举子的都是什么人呢？换句话说就是武科考所面对的是社会上哪一部分人士。我们知道武科举对于应试者也是有限制的，要查明身世、家庭等，如果是从事被人们所不齿的行业，或出身于囚犯、罪人等，都不允许应试。朝廷兴武举主要是面向官员的子弟。唐朝主持的武考，考生须是交纳贡税达十三年的六品以下文武官员年满十八岁的子弟，及三品以下、五品以上勋官的子弟。宋太祖、明太祖都把武举考试作为给武将子弟授官的机会。明太祖洪武二十年“从礼部请立武学，用武举，其武臣子弟令于各直省应试”。可知，皇帝的意图是为将门之后给予除承袭之外又一条在朝为官的出路。

而今，在分析武科考应试人士时，说法大相径庭。一种说法是，只有豪门富足的人家才有可能应试武举。理由是练武功是要吃饱喝好的，空着肚子如何练功。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哪里来的力气再练武艺呢。因此，提出了“富武穷文”。另一种说法恰恰相反，认为练武的都是穷苦人家的。要念书就得要请先生，有钱人家请得起家塾教书，买得起书籍。穷苦百姓连书都“有办不至”，只有凭一把子力气，冬练三九、夏练三伏，凭强壮的身体谋得一官半职。两种说法看起来各有各的道理。但按此来分别，都有难以解释的部分。如果说只有家境富足才能练功，又怎么解释撂地摊、摆武场的艺人呢？如果说练武的都是贫苦百姓，又与史书记载的武状元中将门虎子之说截然相反。

除以上说法之外，还有一种说法。当时，人们常常把应武试者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学业无成，再谋官职无望的纨哑子弟；一种是知识贫乏、四肢强劲的好斗之人；只有最后一种才是武艺过人、立志报效国家、光耀门楣的武士。要了解应试者的状况，也要明白从事武备的官员在封建时代的地位变更。一方面，在封建统治王朝未成立之前的争战时期，将帅士兵是很得宠信的，正可谓大丈夫建功立业之时。一旦夺得天下，马上变成了被怀疑的对象。因此，就有了“（飞）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或者是“刀枪入库，马放南山”的说法。在战争结束后，皇帝夺了武将们的兵权，把他们养了起来；如果偶有嫌隙，曾威风凛凛的武将就有成为阶下囚的可能，乃至掉头的危险。可见，武将的地位不为人看重，已经是形成了一种强大的潜在社会影响。另一方面，这些武举、武进士们，在非战争时期，待补缺的人多而官位少，有的甚至终老不得补。在清朝晚期，江西巡抚、两江总督沈葆桢在上奏废黜武举时写出了一些武举人渐成为社会上的流闲阶层。 “归标效力者尚能束手自爱，勉就范围而无事；家居者往往恃顶戴为护符，以武断乡曲，盖名虽为士，实则游民……”。光绪二十七年，张之洞，刘坤一在《变通政治人才为先折》中在“停罢武科”议中更为直接的指出：“凡武生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由此可见，一方面反映出武科已无不废之理，清末停废武科，实乃“穷则变通”之举；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应武试者的不同的情况有着一定的历史因素。

在封建社会，无论怎么说，相对文治而言，社会上已形成对武备轻视甚至可以说鄙视氛围。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在人们的头脑中已经形成了“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的重农轻商的观念。比起“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可怜的轻商观念来讲，对“兵”的鄙视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人们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是个集中的概括。重文轻武的想法使许多人在谋取仕进时，常常在：“从文”不成之后，才把“事武”当作另一出路。在陈耀卿的《中国宜重武功论》中记载：“中国自古以来重道而轻艺，重文而轻武，以其重道而轻艺也。……且夫同一状元也，文则名震四海，荣耀一时，朝野皆企其才华，妇女皆仰其丰采。若武（状）元，则以纠纠目之者有之矣。同一大员也，文则功不必著乎旅常，威不必行于薄海，亲友皆赞其学，里党均引为荣，若武职，则以卑卑视之者有之矣。”由此也蹈至“重文轻武”。而正因为封建社会“重文轻武”，唐以后尤甚，如果武将没有盖世之功，如郭子仪“再造唐室” 之功等，则不能为整个社会所瞩目。反映到史书上，就是他们的事迹除出类拔萃者外，很少能纳入史册中。又由于他们的职责就是打仗，大多数不能远离生死之地的边疆战场，即使父母年迈、病患、乃至死亡，武将大多是不能回乡侍候、服丧的。再加上众多战死疆场，很少能衣锦还乡，因此，在地方史志上也难得为他们树碑立传。不过，如果他们马革裹尸、战死沙场，武将往往都会受到家乡的人们尊敬与崇拜。

人们可以看到，历代武状元当中既有文韬武略、德才兼备的将才，也有庸庸碌碌、无所作为的马弁。既有为中华民族、为国家甘心马革裹尸，效死疆场的英雄人物，也有玩忽职守，身败名裂的落败之人。但是，作为历史上存在过的武状元乃至武科举，对今天来说，还是值得我们记录下来和进行研究的一种文化财富。武状元的材料搜集、整理工作是人们研究的基础。目前已经出版的有关介绍历代状元的书籍，大多仅对历朝历代的文官科举制度不厌其详、连篇累牍地撰述，对武科举、武状元或不提，或一带而过，更少有专门介绍历朝武举武进士的书籍。唐朝留传下来的史籍，尤其是“武甲登科录”方面的史料相当少。此后，宋朝的武闱资料繁杂，元朝的武科废黜，明朝的武举时断时续，只有清朝相对而言较为重视。而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尘封良久的中国武文化应当得到发掘。我们应该从“扬弃”武文化的角度出发，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围绕武状元得以生存的环境状况和相关的历史背景，对武科举中的武状元全面、整体地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找出具有普遍意义和规律性的东西。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古老的科举制度中的历史经验、传统文化服务于当前的改革时代的需要。

五、“武闱”、“武状元”的历史地位与现实作用

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最终消亡迄今为止尚不足一个世纪，武科举制废止至今恰恰百年。在世界历史上，中国的科举考试史存在的时间之久远，是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无法与之相比的。通过考试选取和任用来自不同社会阶层的应试人员的选举方法，对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时至今日，西方有不少学者承认，给所有人应考竞争的平等权力，远比充满虚伪和谎言的西方竞选要好得多。他们甚至于认为，“考试的发明，在典章制度领域里推进了人类文明”。他们中间有人将科举制与中国的四大发明并列，合称为是“中华民族已经产生了世界性影响的五项重大发明创造”。在中华世纪坛，铭刻在 “中华世纪钟”上的二十世纪大事中，已将1905年废止科举制度作为本世纪中国的重大事件，足见科举制在我国历史上的重要地位。科举制，这个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第五大发明的文化现象，一个原本比较接近我们的民族的传统文化，而今已经变得国人是那么陌生。江泽民同志曾指出：“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结合时代精神加以继承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而为了古为今用，我们就需要进行发掘、整理与研究。要 “以史为鉴”，在总结和研究的基础上，继承和发扬中国古代那些积极、进步的优秀文化传统，摒弃不适合时代要求的沉渣、糟粕。这是一件具有深刻现实意义和长远历史意义的事情。对于武科举这个作为科举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包括武闱中的武状元现象，今人也应当采取一分为二的科学态度。武科举如同文科举一样，在正反两方面对我国军事、文化、教育、政治、社会进步和其它许多领域都产生了非常显著的影响。

（一）包括武科举的科举考试客观上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促进了中华文化的传播。自秦始皇一统全国，实行了“车同轨，书同文”之后，科举制是中国古代各式各样的一统之举中又一种新的做法。在选举察考的规模上，科举制是全国性的、影响到与武艺有关的各阶层人才的、由皇家集中统一的大规模的武备官员选拔。正是由于相对持续长久的选举传统文化，使我国积累了很多经验和教训，形成了由朝廷全面控制的武科考试制度。其次，封建统治者让内阁等中央管理部门商议科考办法，制定规矩，调遣地方层层选送，全国实行“抡才大典”，最后由皇帝亲自审定，这个过程也显示出在整个封建社会中，科考是作为非常重要的全国性的大事件。这样一个全国性选举的选用权在中央，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巩固。在封建王朝中，中央集权在科举相关事物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漫长的科举历史过程里，科举制及皇帝殿试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已然成为整个社会政治生活和教育考试中的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隋朝统一中国后，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实行改革，进一步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和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隋炀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试策(即时务策)方法选拔官吏，代替九品中正和州郡地方官的荐举制，从而把应考和做官密切地联系为一起。它一面使庶族地主可以沿着这个阶梯取得参预政权的机会。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则从士族手里夺回选拔官吏的权力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唐武则天也有着同样的政治、文化等的要求，一方面她用酷吏、检举，明察秋毫，以刑赏驾驭臣下，一方面不惜人浮于事，大量任用官吏。通过科考改变了统治层人材结构。缓和了社会矛盾，巩固发展了封建统治，也有利于维护国家统一。从历史上看，到了唐高宗时，旧时遗老承袭的封爵阻碍控制朝政的武则天大展身手。面对新兴地主势力的兴起，守旧势力还占据要员的形势下，要实现政由己出，急需进行一项武备官员选拔的新变革。于是在武则天的大力提倡和推动下，武科举制诞生了。因此，武科举制的诞生恰恰适应了社会历史潮流发展的需要。

在封建国家的政治大一统上，包括武科考的科考是起了巨大作用的。经部议和圣谕确定的科举考试有着不可轻易改动的科考内容、科考形式、考试时间。并且逐级在全国各地，按标准化皇家理念、步骤、行动来选拔合格的人才，再逐级呈送上一级。这本身就体现了中央集权一统的皇朝统治。可以说每一次科考都是对国家统一思想、统一行动的皇家权力的加强和巩固。历朝历代分散在下面的科考，如乡试，要由各省政府安排，朝廷则委派大员主持，谁都不可以乱了科考规矩，都按照同一时间、内容、程序进行。另外，不论朝代更迭，殿试总是要集中在国都即天子脚下举行，最后由皇帝亲自选取鼎甲，由此可见，殿试及其钦选的武状元更体现了国家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一身。总而言之，隋唐以来创立的科举考试的取士选举制度，在历史上曾经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武科举作为制度经反复奏谕而确立，及其在全国统一实施开来的过程，则又进一步促进了封建中央集权。此外，科举考试制度之所以从一开始就有一定的维护封建中央集权的积极因素，也在于科举制比较好地解决了加强中央集权与调动地方性政府及个人积极性的关系问题。科举自隋唐时期作为一项新的政治设施产生以来，由于有利于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所以一直被以后各朝统治者所沿用。

在封建国家的文化传播上，科举考试制度也起了巨大的促进作用。首先，如果想在武科举考试中通过文字策论关，使用汉字是最基本的条件。这在无形中促进了文字的统一、传播、交流。另外，从唐朝开始，来自全国每一个角落的举子们就有机会聚集京城长安。到了宋朝定制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全国武举子们集聚在都城参加武科兵部会试。在逗留京城期间，他们切磋技艺、交流武艺、相互学习，大大有利于武艺的提高和学问的增长。虽然各地都重视本地特殊的文化内涵，但是为了顺应国家的科考，不能不按照国家的要求去准备。这就促使全国各地都鼓励学习皇帝所推崇的儒家经典，或者是《武学七经》等封建时代的经典，儒、武文化得到了更广泛传播。而这些源自全国各地区的武举武进士，授官后又被派往各地军事重镇。这就更进一步促进了各地区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儒家文化、武文化等的传播交流。再者，有些有志于开化边陲的武将还将文治武功都作为任职期间的事业，因此，文化的广泛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此外，科举考试以成绩取人，调动了庶族中小地主子弟学习的积极性。科举考试制度激发了千百年来一代又一代青壮年不断求得武学知识的欲望，以致出现五尺童子耻于不闻文墨的求知风气。因此，对于普及武学经典文化教育、倡导传统中华文化学习，武科举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武科举使武官选举制度更加规范化、系统化和标准化。早在汉武帝时，以武艺取才就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以往的考试制度和面向社会选士中的察举都不大健全。即使“察举”发展到相对比较完善的九品中正制，“中正官”也由名门望族担任，旧门阀士族集团仍然控制着选举大权，为了适应封建门阀士族集团的要求，只能按门第高低来选拔人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很普遍，即使有考核制度也难以全面实行。到隋炀帝时，开始设置进士科，但是，一直到唐高宗时，国家科举选拔进士仍然仅限于文科官员。众所周知，一文一武，相得益彰，因此，仅有一种文科举制度无疑是有缺陷的。运行单一的科举选拔制显然不利于国家的武备人才选拔与军事政治统治。这一问题的解决是在长安二年（ 702年），该年，武科举制度应运而生。武科举的创立和武状元的产生，使武科官员的选取进入了一个规范化的阶段。武科举制度的创立，是封建典章制度史上的大事，它完善并发展了古代选举制度，也健全、规范了武官选举制度。众所周知，在中国封建科举时代之前，中下级武职官员的选取、任用，大多是通过武职官员、士兵，于战争中临时性的缺额时，从下一级提拔上来的。这就是人们常说的“行伍”出身。当然，个别的也有升为高级武官的。再有就是荫袭、恩赐、捐纳等等。尽管历史上“以武选士”的做法由来已久，但在武科举制创立之前，都是应临时需要而由他人或自我荐举来进行的，缺乏固定制度可循。将选拔武官的工作作为一项典章制度，恰恰是在武则天创立武科举之后，直到宋朝南迁后最终定制。武官选举制发展到武科举时代，有了看得见、摸得着的标准，降低了人为的主观随意性，这应该说是在典章制度史上的一项创举。

武举是制度化的选拔机制，这在古代被称为“常科”，其最大的特点是开科时间间隔的固定性，例如，唐代每年都要举行武举，到了宋代，武举开科的时间间隔几经变化，最终确定为每三年一次。类似科举时代的“制科”即皇帝心血来潮、随意选拔武官的方法最早肇始于西汉高祖十一年（前196年），每次时间及间隔是不固定的，也毫无规律可言。武科举制是常科，有别于由皇帝特下诏、临时设置的、视需要而定的求才考试。武举重视武艺高强和臂力过人，有明确的数量标准要求，而 “制科”总是特别注重文才和名声。武举存世1200年，在时间上仅次于文进士科。宋代武科举制已经基本上完备，在考试对象、内容、方法和及第授官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规定，有了规律性。以后，除文、武进士科外，众多科考项目大多数在唐之后已湮灭，到了宋时就已经成了历史。及至明清代，国家科举取士惟重文、武两科，文即进士科，武即武科又称武举，文、武科的进士、举人被世人视为正途出身，非进士科出身的官员总觉是为官出道上的一种缺憾。不仅皇家典章，而且地方省、府志等几乎无一例外地记载文、武科的情况。由此可见，武举是对古代社会影响较大的科举项目，除了文进士科外，恐怕就要算武科了。到明清时，武举又发生了新变化，参加科举必从入学开始。科举与学校――武学的教育合流，学校储才以应科考。科举制实施中，或者家塾自学，则要求有武官身份的呈保，加上考生联保；或者参加武学进修则经过院试可以直截了当入考。从迈入科考大门第一天，就有了备选者的资格规定，总而言之，武科举考试制度将习武、读书、应试、做官联系成一体，使培养人才和选拔任用人才有机地结合了起来，使科举人选更加标准化、规范化。武科举考试制度不仅克服了陈旧的、单纯以封建道德品行和家世门第录取人才的偏向，更重要的是，武科举考试制度建立了一整套统一的内容、标准、程序、步骤，有利于评判的标准化和客观化，也就是无形中规范化了封建科举时代的考试选拔军事官员的制度。

（三）包括武科举的科举提倡公平竞争，打破世袭常规，适应了历史的要求。封建社会初期，高级将领，恩赐世袭，所谓“将门虎子”、“老子英雄儿好汉”，这就是门阀、荫袭的选拔制。这种制度有很大的寄生性和腐朽性，因而成为国家机器中的腐蚀剂。只要是名门望族之后，襁褓中就有了爵秩；即使无功无德无能，也不失封官加衔。这不利于封建王朝的统治。所以当时的统治者为了要使国家机器有效地运转，便采取“举贤才”的特殊措施。《周礼?地官?乡大夫》讲到三年举行一次“大比”，以考查乡人的“德行道艺”，选拔贤能的人才。《礼记?王制》提到“乡论秀才”，经过逐级选拔，有所谓俊士、进士等名称。《礼记?射仪》还提到诸侯贡士于天子。这些说法虽然不能说明先秦有贡举制度，但是后世科举制度上的一些做法和用语，有的就是采用这时的术语、方法。但是，即使较为完善的九品中正制也改变不了名门望族这股势力的干扰。中正官评量人物往往以门第出身为唯一标准，“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而所谓“强者”、“兴者”都是士族地主的子弟，因而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这种由士族地主垄断选举的局面哪里有什么公平可言。打破世卿世禄的荫袭制，使庶族与士族具有同等公平竞争的机会在所难免，这成了当时封建统治保持活力、网罗天下英才、提高效能的不可逆转的历史的要求。

隋唐以来的“进士”与从前的州、郡地方长官推举的不同之处在于，进士由州、郡策试后，再由朝廷举行策试，以策试成绩作为录取标准；而以往秀才等以德行或门第出身为重，州郡推举后，只须经过朝廷策试。考试成绩也不作为录取的唯一标准。而今，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武艺高下、策对优劣成了选材的标准，再不会有什么其它的条件来干扰。武科举从一开始就将考试成绩如何定为选拔武备人员的标准，再没有什么血统、门第等等的附加考核条件。即使出身豪门，只要通不过科考，也成不了武进士，也不具备为作武职官员资格。在此时，真正的武艺本领是竞争的本钱，不再给考官偏向的理由，每个举子有了相同的机会。真材实学的将才脱颖而出，所得到的任命建立在能力的基础上，免除了尸位素餐的无用之徒，促进了人才能力发挥。当然，任何事情都不会纯粹，有了公平的制度，挡不住总还会有考官因私心杂念而徇私舞弊，也会有考生夹带抄袭、枪手替代事情发生。但是，总算有了一个相对公平、均等的大氛围。这是历史潮流的前进。首先，武科举选拔的公平有利于人才显露头角。只要参与竞争，人人机会均等，再不会被埋没下去。这可以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发挥更大的个人的创造能力。其次，人才也是一个资源，是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具体现实，给所有参试者一个竞争的可靠保障，将科举此项制度化就是对人才资源的保护。是宝石，就再不会被尘埃掩蔽它的光辉。再次，从各自结党营私，招兵买马，门阀林立，改变成天子一统考试，全是皇帝的门生，教育的最高统辖权、任命权尽归中央，统一在朝廷的最高统治者皇帝手中，这免除了朝廷内外的帮派勾结、门派营营苟苟，使考试得以公平竞争，脱离了市俗、门派、腐败等的干扰。

（四）武科举制如上所言，在军事、政治、文化方面都有一定的影响，同样，它也是一项颇具影响的教育考试制度。在科举时代，从习武艺、读武经，到应考，再到最后获取官职，取得社会地位这三步之中科考是发挥主要作用的关键一步。武学包括在科举考试之中，由地方教育机构举行的院试是进入科考的初始考核之一。自隋唐以后，古代中国的所有教育内容都与科举考试相关，科举也是一种古代的求学、进取而授官接续的教育考试。由于持续长久的科考的存在，中国已经从原来初期科考积累了许多经验、教训，形成了大规模全国统一考试的传统办法。在科举考试中所采用过的常规手段，有些如弥封、定额、监试等仍然保留在当今的考试中。有些则发生了变化。如过去考罢射箭，合格中式者由考官在脸上盖上印，以示合格。后来考虑有失大雅，改为印在臂上。而今有了身份证，放在考桌上，一样可以“验明正身”。后来，科考内容、办法等多次变更。科举与教育机构有一致之处，也有其相悖的地方。在唐朝唐德宗贞元十四年（ 798年），当时，因谏议大夫田登上奏：“兵部武举，人持弓挟矢，数千百人入皇城，恐非所宜。”。“（皇）上闻之瞿(惧)然，乃命停武举，从之。”而后，在宋、明、清等朝也曾有大臣上奏请停武举，理由各异。只到清朝末年，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藤、两广总督专春焰、湖南巡抚端方等联名上奏，请停止科举。他们认为：从世界上人们看到强盛之源，在于创办学校，培养人才，而中国则相形见绌，所以他们认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因此他们要求：“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清朝廷迫于形势，光绪二十七年决定停止武科举考试制度，后来又在光绪三十一年将实行1300余年的科举制完全停止。可见，科举在古代社会中教育活动中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论褒还是贬，它的作用是明显的。科举考试制度对封建社会阶段的教育产生了令人瞩目的影响。其主要影响有几个方面：首先，科举考试在促使人们接受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人们致力于《武经》的阐明和解释，及着力于射箭角力时，人类发生的科技进步在不经意中被弃之脑后了。其次，科考，在所有考生面前展示了一条求学、科考、谋官之路，避免了不公正的干扰。但是也造就了一批求学就是为了科考，也就是为了做官之人。这种读书做官的观念一直错误地引导着求学的人们，产生着曲解人性的作用。再有，科考意味着朝廷鼓励人们求学，客观上也促进了私塾、书院、乃至官学的发展。形成了强调学习文韬武略的传统。但是也使人们全身心投入如何应付考试，考试成了至高无上的目标。《世载堂杂忆》中记载：“科举肇兴，小学制废。抱高头讲章之学者，皆聩然不识字之人。迁流至于今日，几以文字蒙求列为大学之课本。科举时代，唯求科名，不重根源，实阶之厉也。”人们不再注重素质、能力的提高，心甘情愿地被考试所摆布。这种弊端蔓延至今。从教育的这几个方面看，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更有必要。

（五）科举制对中国古代自然科学技术的落后乃至中国近代的积弱也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进入科举时代的最后一个朝代――清朝时，世界上西方大量运用先进的自然科学技术于军事领域，而封闭的中国封建统治者恰恰忽视了自然科学技术的采用。首先，封建统治者采用固守成规的科考制度是从维护自己的统治出发的，在武科举考试上更重视愚民政策。所以科举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有负面作用。清初乾隆三十九年，山东兖州王伦起义，清廷兵将最后就凭火器优势才将起义剿灭。于是，乾隆帝下谕：“鸟枪虽系制胜要器，而民间断不宜演习。山东王伦之变，幸群贼不谙放枪，易于剿灭，此显而易见者。”一直到清末，面对外来入侵的坚船利炮的危机，武科举依然是马步箭弓刀石，一成不变。其次，科考使人们疲于奔命，不求进取真正的知识和增长本领。它助长了倾心于科考的社会风气、投机取巧应付的侥幸心理，以致钻营舞弊的恶习蔓延，而且这种恶习连绵不断，愈演愈烈。未能真正实现以知识、能力录取人才，反而走向了死背硬记、抄袭枪替的死胡同。人人死记硬背《四书》、《武经》，看不起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以致阻碍了自然科学的发展进程。明朝科学家宋应星指着他的《天工开物》说：“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明朝李时珍撰成《本草纲目》，他的儿子把这本巨著献给朝廷时，明神宗批示：“书留览，礼部知道。”随即束之高阁。当时钻研自然科学，在崇尚科举中第的社会上不仅仅是要丧失获取功名利禄的机会，甚至还要遭受到思想上打击、压抑。

鲁迅说：“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法国著名作家雨果也曾说：“像印刷术、火炮、气球和麻醉药这些发明，中国都比我们早，可是有一个区别，在欧洲，有一种发明，马上就生气勃勃地发展成为一种奇妙的东西，而在中国却依旧停滞在胚胎状态．无声无嗅”。中国古老的文明没有能够产生出与此相应的现代科学。究其原因，当然不能说只是武科举造成了中国的落后。应该说要归结于中国小农经济与家庭作坊业式的难以打破的自然经济，归结于具有完备的严密的封建典章制度的封建专制统治，......。但是，与社会经济生活相隔离、对科学技术采取粗暴贬斥态度的古代科举考试制度的长期实行，恐怕也应该说是其中的一个原因。

（六）武科举仅凭一次考试来判定一个武士的全面能力实际上也是有缺陷的。道光皇帝曾评价武举射箭，认为一次考核有偶然性，只有开弓、舞刀、掇石这些较力是不能弄虚作假的。我们说，射箭中靶确实有偶然性，不能凭一次定夺。而未经战争实践，考生带兵作战的实战能力仅凭一次科考就更不可靠了。同样，即使武经七书背诵得滚瓜烂熟，到战场上也不一定能应会自如。考试只不过是纸上谈兵。至于军营整饬，未进过兵营的武状元更是一窍不通。清朝康熙戊辰科武状元王应统，就是因为康熙帝御察他统领的军营，以武备荒疏、营风不整将其逮回京城问罪，后被处死的。武科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使得出身武鼎甲的总兵王应统断送了性命。经过武艺阅视考核的大多数武状元有可能是一员战将，但不一定是领兵实战的好手，更不用说让他们统帅三军了。缺乏实战经验更是未经战场考验的科班武学出身的武举子们的弱点。

科举考试的科目虽多，它与学校设置的课程大致上是一致的。科举考试凭死记硬背武经。考试成了学习的唯一目标，一切都是为了考试。为了通过科举考试，武举子集中一切力量攻克与考试相关的内容。这种一边倒的畸形发展不利于真正能力的发展，武举生员们掌握不到真正实用的武艺韬略。在我国历史上，武举制度自身存在的弊端造就的出身武举之人，包括武鼎甲，大多只能是骁勇之战将，而决非运筹帷幄的将帅，由于，他们淡薄了武官的临战素质和实践能力，对战争驾驭能力必然受到限制。

（七）武闱、武状元成为封建统治者的愚民的御用工具。武举制度被统治阶级作为政治统治的一种工具而一直被皇帝牢牢把握，历代封建统治者以科举的办法，用功名利禄笼络、束缚世上有才华之士，消除人民大众的反抗情绪，达到其政治统治、思想控制的目的。在唐朝，对于唐太宗设科举，唐朝的诗人赵嘏就已经发出 “太宗皇帝真长策，常使英雄入彀中”的感叹了。事实上，唐朝皇帝设科考武举也有此意。唐武则天设立武举即有革新朝政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培植效忠自己的统治势力。在宋朝，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丙辰科，由于文状元徐铎、武状元薛奕都是兴化（今福建）莆田人，宋神宗为此曾赞叹道：“一方（莆田）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在明朝，明太祖朱元璋在其统一全国的关键时刻，下谕在其统治区域开设文、武科，强调务求真才实学之人，其目的虽有招揽人才之意，但更主要的则是用来证明他是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是为其统一全国，重建封建统一国家服务的。明太祖视百官经宫门入朝，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在清朝，武科考自顺治入关到光绪年间，每三年举行一次，遇国家庆典之时特设恩科，使得自清以来一个朝代武科会试竟达109次，录取武进士高达8000余人，从未间断。如此广施“恩泽”，其用意也是显而易见的。此外，当时，战场上已经用火器了，而武科考还在用弓刀石。光绪二十四年戊辰慈禧太后颂布懿旨“惟科举之设，无非士子进身之阶。”武进士只是在“录用后著由该衙门咨送神机营一体练习（枪炮）”。由此可见，考武进士仅为搜寻自已的爪牙而已，考虑实战则是以后的事情。《清史稿》二百三十二卷中记载：“顺治二年，江南既定，（范）文程上疏言：‘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请再行乡、会试，广其登进。’（皇帝）从之。”由此可见，封建统治者一直将科举作为一种控制民心的统治工具。因此，对荣登三甲之人不可能予以重用。武举选拔的将帅之才得不到重用，不能够脱颖而出，被视其为一时之用的鹰犬是一个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慑于 “武臣造反”，因而对武臣总不能释怀，唐代用宦官监军，宋代使文人知州，都证明了这一点。在武举、武进士的任用上，往往是在国家多事之秋，将帅乏人之际，委以重任，而在边事寝息，承平日久之时，便视如士卒，甚至弃之不用，清代即有武进士“终老不得补”的现象出现。这与文进士科出身的人升迁迅速恰好形成鲜明对比。由此可见，考取的武进士只是看时势而用的工具。最典型的就是凡武状元则授予紫禁城侍卫，看起来是一种荣耀，其实只是为皇帝看家护院而已，而且也不是近身的亲信。在宋朝时的科举考中后授予的秉义郎、保义郎，在清朝时的头等侍卫、二等侍卫，官名各异，实质相同。清时，汉人武状元最高也不过是乾清门侍卫，而且只有屈指可数的寥寥几人。但是，这个工具确实有一定的作用。众多武备人才为猎取功名富贵，沉迷于科考之中，精力、体魄都被科举功名所腐蚀、消磨，再也看不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因此，科举客观上麻痹了人民反抗精神，诱使人材成为驯服工具，而不滋生对统治者的不满。

综上所述，对武举制度、武状元现象一概肯定是不对的，但一概否定的评价也是不客观，不公正的。武举终究为封建王朝选拔了相当数量的武备人才，这是武举制之所以能存世一千多年的关键所在。如果说对于国家毫无意义，那早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被社会所遗弃了。清朝最末一榜文探花商衍鎏曾撰诗“唐明入彀英雄语，陈迹今朝事已非。科举仅余糟粕在，观人论世此中微。”到了封建王朝后期，毋庸讳言，武举制度的局限性，尤其是在濒临衰亡之际所表现出的陈腐、落后、对社会前进的阻碍已经暴露无遗。但这并不能否定武举制度曾在历史上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而且对封建国家来说，这种进步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至于说为什么历朝历代高层武官很少以武举起家，武举史上也极少见到历史名人。我们认为这是由多方面原因造成的，不仅仅是武举制本身的问题。正确的态度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看待武闱武状元，做到“古为今用”。

这里只不过是我们一家之见，对于我们这些并非专门从事历史研究的、才疏学浅的人士来讲，只是想通过此书引起人们对武闱、武状元的兴趣。此书如果能在促进这方面的研究上有一点作用的话，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当然，我们也希望借此书为当前人事制度改革、考试办法变革以及其它与武科考、武状元现象相关的诸如此类的新改革尽我们的微薄之力。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

○历代状元中,最为后世钦敬的民族英雄,是南宋宝四年(1256年) 丙辰科状元文天祥。他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 历代状元中,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 年) 丙辰科状元翁同龠禾。他一生两为帝师,在晚清帝、后两党之争中为帝党首领。甲午中日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主张,并密荐之于光绪皇帝,最终促成“戊戌变法”, 使当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历代状元中,唯一由状元而成为皇帝的,是西夏天庆十年(1203年) 癸亥科状元李遵顼。他是夏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 于天庆十年(1203 年) 参加西夏科举考试,廷试得中第一,成为状元。袭封齐王,又擢升大都督府主。后于西夏皇建二年(1211 年) 发动宫廷政变,废夏襄宗自立,成为皇帝,是为夏神宗。

○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最早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状元,是唐建中二年(781 年) 辛酉科状元崔元翰。他先后考中京兆府解头(解元) 、进士状头(状元) 、博学宏词科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历代科举考试中, 考中“三元”人数最多的是北宋,共有孙何、

王曾、宋广羊、杨真宀 、冯京、王岩叟等6人。

○历代状元中,官至宰相(含相当宰相的官职,如内阁首辅、大学士等) 人数最多的是明朝,共有胡广、商辂等17 人。

○历代状元中,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 辛未科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之一,其诗歌艺术被认为“自李(白) 杜(甫) 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为“南宗绘画之祖”,古代文人画亦自他而始。

○历代状元中,词作成就最高的,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甲戌科状元张孝祥。其词追踪苏轼,气概凌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是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先行者。

○历代状元中,书法成就最高的,是唐元和三年(808 年) 戊子科状元柳公权。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和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 历史上还把他和唐代欧阳询、颜真卿、元代赵孟兆页合称为我国“楷书四大家”。

○ 历代状元中,史学成就最高的,是五代时后汉乾?;二年(949 年)己酉科状元王溥。他在唐代苏冕始创会要体的基础上,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修之书,重加整理, 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不仅史料丰富翔实,而且正式建立了会要体分类编纂的体例方法,为后世所仿效。这一贡献被《四库提要》称为“厥功甚伟”。

○历代状元中,著述最丰的,是明代正德六年(1511 年) 辛未科状元杨慎。他不仅工诗,而且能文、词和曲,并重视民间文学,是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达四百余种,虽多散佚,仍留存一百多种;现存诗作二千三百首左右,著述之丰,明时推为第一

○ 历代状元中,植物学成就最高的,是清代嘉庆二十年(1817 年)丁丑科状元吴其氵睿。他一生历任多省巡抚,所至注意各地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见,绘图列说,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是我国19 世纪一部重要的植物学专著。

○历代状元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南宋绍熙四年 (1193 年) 癸丑科状元陈亮。他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 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 和朱熹多次进行过义利、王霸关系的辩论。其学说独具体系,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

○历代状元中,最嗜饮茶并对我国茶道研究作出贡献的是唐代元和九年(814 年) 甲午科状元张又新。他所撰《煎茶水记》一卷,评论各种泉水煎茶之优劣,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

○历代状元中,唯一出使过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臣,是清同治七年(1868 年) 戊辰科状元洪钧。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 奉命出使俄、德、荷、奥诸国,任外交使臣三年。他利用西方资料撰著的《元史译文证补》,开创了利用西方著作、资料研究元史的新纪元。

○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唯一被皇帝招为驸马的,是唐会昌二年

(842 年) 壬戌科状元郑颢。他状元及第后七年,即大中三年(849 年) ,被宰相白敏中作为驸马人选推荐给唐宣宗,尚宣宗之女万寿公主。

○历代状元中,唯一在刚刚及第后即被皇帝下令处死的,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 年) 丁丑科南榜(或称春榜) 状元陈安阝。因该科殿试录取的都是南方士人,遭到北方士人不满。明太祖朱元璋疑录取有私,大为震怒,竟下令将主考官及陈安阝等人一并处死。

○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癸好三年(清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 女科状元傅善祥。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文字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的,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年) 癸巳女真进士科(又称策论进士) 状元徒单镒,为女真族人。他参加科举考试是用女真文字。

○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他状元及第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慈禧太后即下诏停止科举,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末科状元。

○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是唐朝。自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 壬午科,至哀帝天?;四年(907 年) 丁卯科,285 年间,科举考试几乎每年一次,约产生状元270 人。在《登科记考》、《玉芝堂谈荟》等古籍中有名可考者,有140 余人。

○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省,是清代的江苏省。从顺治四年(1647 年) 丁亥科武进籍状元吕宫,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 甲午科南通籍状元张謇,247 年间,共产生状元49 人。

○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府,是清代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 人。

○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县,

是南宋时期的永福县( 今福建永泰) 。自乾道二年(1166 年) 丙戌科,至乾道八年(1172 年)

辰科,七年之间,连续产生萧国梁、郑侨、黄定3名状元。

○历史上产生兄弟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唐朝,共有张式(兄) 、张正甫(弟) 等兄弟状元19 人。

○历史上产生父子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北宋,共有张去华(父) 、张师德(子) 等父子状元6 人。

○历代兄弟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 是唐咸通十四年

(873 年) 癸巳科状元孔纟熏(兄) 和唐乾符三年(876 年) 丙申科状元(弟)孔缄。兄弟二人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历代父子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 是北宋开宝二年(969 年) 已巳科状元安德裕(父) 和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 壬申科状元安守亮(子) 。父子二个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历代状元中,最早开始从事实业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 甲午科状元张謇。他于及第后次年(1895 年) 即从事实业活动,先后办起数十个企业及大批社会事业,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

○历代武状元中,唯一参加过两科考试,先中探花后又考中状元

的, 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庚辰武科状元马全。马全初名为马王泉,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 曾参加一次武科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得中一甲三名(探花) 。后因在任职期间与同僚发生矛盾, 被削夺官职。为洗刷耻辱,他更名为全,决意再次夺取功名,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在武科进士殿试中得中状元。

被洋抢打死了，还有个帮助林则徐戒烟的关什么是个武举。是不是状元就不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