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对90后参政契机的猜想 -- 胡亦庄

十分老练

80后承前启后，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淡，学校里的政治课普遍不受到重视，另一方面社会上也有改革后公开崇洋和现实中受美国压迫的矛盾，很有些80后关心政治军事。不过南联盟炸馆和闹轮子的时候80后还在中学里，互联网不发达，具体过程没有太多第一手的经验。

等到05年反日游行和08年护火炬反家乐福的时候，80后的相当一部分开始接触社会，参与了全国性的几个政治事件，就胡某的小圈子来看，现场和网络参与的热情都是很高的——当然几年之后说起来，也觉得当时确实是头脑发热。

参与之前，一般都有点铺垫，比如05年之前网络流行抵制日货、日本教科书和保钓的帖子，还有人常在bbs里贴侵华惨案的照片，而08年之前留学生对所在国政治虚伪的那些事情也都有所反思（主要是现实和国内崇洋宣传不一样），对中国外资企业“动摇国本”的阴谋时有耳闻。

这些铺垫总体上让人觉得有点压抑，但是又不知道是真是假，还不值得自己参与其中进行活动。

引发运动的新闻事件有：05年日本想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08年藏独和西方媒体在巴黎给奥运火炬捣乱。

爆发的过程基本上是运用个人信用的“实名传播”，比如短信，邮件，博客，bbs和现在的sns网站。虽说本质上这些信息算是“谣言”，但是毕竟都是认识的人在说，而且他们突然都在说，然后就是没有在说的人私下发现对方也听说这个事件了，就让人有了不得不关注的好奇。先开始说的这些人呢，多是学业事业恋爱不顺正在调整阶段的。而且他们比较有闲，所以经常会组织聚会，或者上网发发牢骚。

“早期参与者”很快就变成小群体的中心，绘声绘色描述现场的情况或网络舆论动态，还会针对提问进行答疑——后来再想，不少描述都相当主观。但这就是就是当时动员的典型过程。到了08年互联网上个人联系渠道很畅通，还用上了网络教程和图片视频报道。

被动员者，一般都能体验到一种“压抑-解脱”的刺激感。比如，国内院校对自己的学生参加游行尽力控制，在传说中约定的游行时间安排考试或点名之类的教学活动，活动之前开会进行逆向动员，重申学校纪律和处分。如此一来，原本很多不知道事情的学生也都被通知了，大家的好奇心就被吊起来了，出于逆反心理还会产生对游行的同情心。早期参与者是少数，那些偷偷参与的学生或者校外人士就迅速就成了“明星”，一定程度上垄断了对游行现场的解释权——因为学生一般认为校方是出于怕被追究责任而反对游行。

最要命的是，各种官僚机构都事实上放弃了对参与者思想的引导权，对游行实际原因的解释一般也不会太细节，有的解释还不太合逻辑，比如一方面学校说“法国人做错了，不代表中国人同样要用错误的方式惩罚法国”，另一方面教授们又用考试点名来约束学生的，而这些学校纪律本身就是对违纪现象的“惩罚”...

说到“惩罚”的权力，这也是让当时80后好奇的东西——至少对于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里的青年来说，大多数时候是被惩罚，学生能动用政治权力惩罚某个人或集体，这是极罕有的经历，甚至比性经历都稀罕。如果年轻人在探索曾被禁止的事情上都尝到甜头，那么他们没有理由不想尝试下一个禁区。（这某种程度上还可以解释学生之间的团伙和暴力事件。）

当然，只靠刺激的感觉还不足以聚集年轻人把政治活动扩大，就好像对年轻人来说，仅仅是性的刺激，还不足以使得年轻人去背叛家庭和殉情一样。要他们参与并释放狂热还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感情真挚”。

无经验的年轻人对政治事件的最初参与比较单纯，他们不知道这种事情后来的可能的走向和背后利益考量。所以他们在政治活动的初期都会表现出真诚和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帮助，这对 “有闲”青年尤其重要，他们都处于缺乏感情温暖和处于集体核心的安全感。

学校管理人员和教师一般很难提供这些感情安慰，即便让青年教师、辅导员或学生干部来协助也不能如愿。前面说过，突然对政治感兴趣的学生是抱着发泄的态度参与的，学校、学生干部往往就是被发泄对象，因为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扮演了“管理者”、“成功者”、“权谋的运用者”的角色。而且学生中早期参与者们一旦被后期参与者包围，就不愿意回到以往的状态，更不愿意自己的“核心”角色被平时就高高在上的校方和学生干部替代（而且后者确实更有经验和能力去替代），所以他们会努力维护自己在运动中的地位。早期参与者会自己组织各种松散的小圈子，巩固自己的领导地位，后来者一般会暂时认可“先来后到”形成的松散秩序。

对于后期参与者来说，通过参得到感情安慰，而且这个组织松散不具备压迫感，那么他们就会积极参与，宣泄之余其原来的社会角色也变得温和，生活也可能暂时变得顺利一些。

通过各种动员和内部策划，运动参与者之间在短时间内可以达到较为紧密的联合，至少比学校里的官僚组织要紧密。这个时候从辅导员和学生干部角度看，口头和网络传言不少，现实中的证据却抓不到，因为所有官方人士都被排除在“自己人”的范围之外了。至于家长或工作单位的领导更是鞭长莫及。

所谓年轻人参与的政治运动，毕竟是随机自发的，有时候他们自己都不能把官方老生常谈的“政治”跟自己的活动联系起来，参与者一般会认为自己做的不过是“对的”或者“有意义”，并不会觉得自己这样做违背道德或者平时所受的教导。所以他们不但对外不会说自己在参与政治，自己也会这么认为。

至于说“风险”和“代价”，听起来更像是在增加运动的情趣。比如05年听说过参与游行会有学校的处分，08年听说参与游行会被所在国当成赤色分子遣返，后来听说网上乱说会被跨省跨国追捕。且不说成千上万的人被同时处分的可能性（现实中单个被处分的都可以大事化小，何况很多人），如果真的发生了也只能起到煽风点火的作用。

年轻人的“郁闷”是连自己都不清楚的，也说不出原因找不到方向，参加政治运动不过是随便一掺和，并没有明确的方向。如果真的因此受到社会管理者的惩罚，他们反倒“释然”了——他们终于明确了一个发泄的方向。而且有了失败和风险，参与者也更有组织和维护的责任感，与平日迷茫散漫的生活对比就更强烈了。

所谓社会规模的政治事件，实际参加的人数只是年轻人里的少数，如果说抛头露面走到街头的就更少。毕竟不可能说整个社会年轻人都处于竞争失利状态，而且还都无处排解。参与的人越多，个体参与的意义也就越低，所以认真参与这些运动总是“少数人”。05年反日游行的人数算是动员比较充分的，但年轻人参与的比例肯定不到5%，关心的有30%也就不错了。08年国内国外的参与比例更低。

但是来破坏反对运动的人数更少力量更小，而且媒体又都唯恐天下不乱的报道，于是参与者都觉得自己是多数人的代表。

年轻人热情来得快，散的也快，临时的组织很难维持热度。如果新闻事件没有更新，运动没有什么成果作为鼓励，参与者就会迅速减少。有时候参与者会觉得自己的感情“被利用”，会很倒胃口而加速散去。比如游行抵制日货的口号旁有“神舟电脑”（05年时以劣质著称的中国企业）的广告，比如08年经济海啸之后合肥地方官员声称“买房是爱国”（听说地方政府收入主要靠卖地）。

亲身经历多了，尤其是自己或者有所尝试，明白参与政治事件改变世界比个人努力还困难时，也就对政治活动脱敏了。哪怕之后再参与政治，也很难有最初几次身心投入的体验，积极参与的程度一般都会减退。

所以说，曾经激情的80后会逐渐退居二线，扮演围观打酱油的角色。

90后目前正当年，在学校规则中被教育的经历和前面几代人很相似，那么对“惩罚”的能力大致会有同样的好奇。个体社会竞争制没有明显变化，那么产生“郁闷”的来源也类似。

相比70后80后，他们有更好的物质条件和更早的生理发育，容易更早尝试工业化的娱乐和恋爱，但是生理和消费的早熟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不关心政治，反而可能对政治的兴趣也早熟。比如90后玩劲舞团提前体验恋爱和大量电子游戏，那么在80后打游戏和谈恋爱的年纪时，90后会在干什么？即使继续娱乐，热衷程度也不如80后。

社会上对90后也有“非主流”“脑残”之类的成见，并不说明90后真的智力上有问题，只能证明90后已经有了一套组织和标榜的话语体系。而且这种体系还很适合非理性的群体自我组织。

如果90后非理性的群体行为爆发了，其他人应该怎么打酱油呢？

很简单，堵不如疏。对于外界来说，无非是害怕宣泄过程的副作用太大，那么就尽可能促进这些松散群体内部份的演化，如果内部的分工和竞争和外界一样，也就没有了吸引力。另外就是媒体信息的疏通，尽快释放新闻事件的能量，少给口述信息留下市场。

当然也有唯恐副作用太小的，胡某就不给他们出主意了。

上面说了，年轻人关注政治是必然的，那么为什么一定是群体的呢？

因为个体总结和学习政治知识的效率低。

毕竟很少有人有兴趣对一个社会现象深入调查，总结规律，最后只是为了自己明白一个道理。如果能自己做到这一点，多半不会在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

个体学习政治效率低，所以大多数青年愤怒时一定还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知识，只能在集体事件中学习。

前面说了，对生活不满的年轻人在各处都有，拿欧美来说，有学上的青年人也去抗议华尔街的，外来移民有国外住地下室打黑工却不吭不响。中国的官二代和富二代尽管有一些拼爹之利，但是总有爹死的一天，玩车玩表和打dota同样是排解苦恼的方式（奢侈消费是用资金门槛防止自己其他方面露怯）。可见对生活是否满意不在于有车有房，关键是生活有没有希望。

这些愤怒的青年聚到一起的集体讨论，有不同来源的信息、有不同的思考方式（对！西西河也是个政治学习的好地方），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由于超越了阶级，这种年轻人的讨论往往是以语言和国家作为边界的，往往带有民族主义倾向（抨击“爱国”的那些人也不得不声称自己才是“真正的理性爱国”）。小集体之内的被激励、被团结、被认可的感觉，加上民族主义中爱国和法不责众的感觉，使得这类“集体政治学习”格外吸引年轻人。

所谓集体讨论，在没有网络的时代就是集会游行，有了互联网之后更多是网络事件。

为什么一定是非理性的呢？

集体讨论人多嘴杂，肯定不会一开始就直接找到合理的答案，一定会出现极端的选项，从外人的角度看，这么关心政治肯定可以被描述成“非理性的”。

很多人参与政治讨论的目的不是为了明白道理，而是为了凸显自己，越中庸平和就越容易被人忽视，于是“非理性”的怪人就纷纷出现了。

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那些积极参与政治的年轻人都有（暂时）不理想的遭遇，思考和讨论的目的就是在自身之外找到一个事物为自己的“不成功”负责。换句话说，他们参与讨论的初衷就是寻找发泄目标，非理性在所难免。而且这一点在任何社会都无法解决，除非消除一切可能的竞争。

除了群体和非理性，年轻人参与政治还是爆发性的。

所谓“集体讨论”，总会有个召集和组织的成本问题，这个条件很难自发的满足，但是在有突发事件的时候就会不一样。

比如05年反日游行，比如08年保护奥运圣火、抵制家乐福和汶川地震，比如11年温州动车出轨。这些事情引发讨论，前提都是公共媒体传播和确认信息。

一旦事件发生，国家和社会应对出现纰漏，年轻人就会看到以前没有看到的信息，而且这些信息用自己所学的理论都解释不了，或者有可能让年轻人相信自己面对的辛苦有可能来自社会（所谓“体制问题”也），于是各种言论就开始聚集，随着参与的人数多了，也就开始有极端言论和“民意代表”出现。

舆论和活动爆发之后，随着问题解决，利益相关各方对媒体干预，参与争议的人开始逐渐选择理性的观点，实际参与的民众人数减少，事件的新闻性也就开始下降。

土鳖康铁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