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龙狮之舞——唐蕃英雄记【叁】 -- 京华烟云AMIP

由于深知石堡城的险峻，王忠嗣到任后，并没有继续率军强攻，而是改变策略，暂时不管这个坚固的要塞，随即转向青海湖周边区域以及积石山地区（今天的青海、四川、甘肃交界处）扩展势力。经过大大小小的一系列战斗，唐军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史载 “皆大克捷”。

王忠嗣杀入的这些区域都是原来吐谷浑故地的核心区域，吐谷浑亡国之后，国王受到吐蕃的优待，成为吐蕃赞普附属的藩王，而吐谷浑人也自然在国王的率领下加入了吐蕃人与唐人对抗的行列。前面说过，在石堡城大败皇甫惟明的吐蕃军统帅，便是一位吐谷浑藩王。现在王忠嗣将打击目标重点放在了这些地方，吐谷浑人必定会做出强烈反应。

果然不久之后，唐军与吐蕃的附庸吐谷浑军终于在一个叫墨离的地方爆发了大会战。后人考证后认为，这个“墨离”并非唐朝的墨离军，因为该军的位置大概在甘肃瓜州一带，当时完全在唐的控制下，并非吐谷浑的领地。这里的“墨离”不是墨离川就是墨离海，两个地方相距不远，前者在今天的青海柴达木盆地北部，后者在青海湖西北部，具体位置大概是今天的哈拉湖一带。

这场战争的具体进程已不可考，但结果相当明确：王忠嗣率领的唐军大胜，吐谷浑人遭受到极其惨重的损失。对此，《旧唐书》写道：“伐吐谷浑于墨离，虏其全国而归。”这个记载显然有所夸张，一战就能把整个国家的人都俘虏，应该不太可能。

成书稍晚的《新唐书》的记载相对靠谱一些：“讨吐谷浑于墨离，平其国。”就是说王忠嗣打败并灭亡了吐蕃的吐谷浑藩国。成书更晚的《资治通鉴》的记载大概更加合理：“讨吐谷浑于墨离军，虏其全部而归。”这里的“墨离军”，研究者认为是“墨离川”之误，而“全部”指的是吐谷浑的一个部落，研究者认为该部落的名称就叫“墨离”。

不管怎么说，唐军获得了一场令人鼓舞的大胜利，王忠嗣的威望显然更加如日中天。不过，《旧唐书》对此却提供了一段不一样的记载：“初，忠嗣在河东、朔方日久，备谙边事，得士卒心。及至河、陇，颇不习其物情，又以功名富贵自处，望减于往日矣。”也就是说王忠嗣的声望不仅没增加，反而下降了。

《旧唐书》的这段记载很有问题，且不说王从少年起就一直在河陇作战，尽管期间离开过一段时间，但显然不至于“颇不习其物情”，而且从后来发生的情况来看，王忠嗣肯定没有“以功名富贵自处”，因此这两个不靠谱的原因是否能导致“望减于往日”的结果，就很值得怀疑了。于是，后来到了编写《新唐书》的时候，作者干脆就把上面这段话全部都砍掉了，可能欧阳修对此也有着同样的判断，剔除它们大概并不存在“为尊者讳”的考虑。

从两唐书等史书所记载的王忠嗣的为人来看，此人不仅作战勇敢无畏，而且更难得的是，他并不是那些疯一般追求“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争狂人——王忠嗣对发动不必要的战争毫无兴趣，据说他有一张拉力达一百五十斤的强弓，但却常常储存在弓袋中，以示这样的杀人利器并没有多大用处。按：唐代的150斤，大致相当于现代的220磅，而今天射箭比赛中的弓拉力通常不超过50磅，尽管古今标准不适合直接比较，但王的臂力肯定很不错。

因此对于王忠嗣的战争理念，史书评价他绝不是个一心想通过打仗升官的战争贩子，正所谓“持重安边，不生事”，同时也记载了他留下的一句话：“平世为将，抚众而已，吾不欲竭中国力以幸功名。”也就是说，在王忠嗣看来，战争的目的不在于多杀人博取功名。

也许正因为这样，王忠嗣尽管在突厥、吐蕃等各个战场频频取得胜利，但却几乎没有留下当时唐军将领常见的诸如屠城或滥杀之类的不良记录。对敌人尚且如此，对自己人就更不会太差了。各种史料都认为王忠嗣在军中享有极高的声望，比如他平时相当注重士兵们的训练，人马一旦发生缺额就会立刻补足，与那些喝兵血吃空额的坏蛋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比如他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无论军中士气如何高涨士兵如何想打仗，他也不会牺牲士卒轻率出击，而是“多纵间谍以伺虏之隙，时以奇兵袭之”。人们评价说，他带的队伍历来都是“士乐为用，师出必胜”。这样一个爱惜士卒统帅，很难让人认为在一场大胜之后，其威望反而会下降。

只是，频繁的胜利并不一定带来和平，对并不热衷战争的王忠嗣而言，他的那些胜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导致皇帝养父的决心爆棚。于是，信心满满的玄宗皇帝旧事重提，又一次打起了他念念不忘的石堡城的主意，发狠要一洗当年皇甫惟明大败之耻，而这次朝廷讨伐大军的主帅，除了自己战功显赫的养子，还能是谁呢？

就在不久之前，王忠嗣的另一个表现也让皇帝十分满意——他坚决辞掉了自己所兼任的朔方、河东两个节度使之职，此举无疑让那些担心武将声望太盛以至威胁到自己地位的文臣们，尤其是执政的李林甫宰相，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可谁都没想到的是，我们的御儿干殿下却对兴致勃勃的皇帝当头泼了一盆冷水。在给养父的回信中——当时玄宗为了再次攻打石堡城，特地派人去询问王的意见——王忠嗣这样写道：“石堡险固，吐蕃举国而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者。”就是说，王节度直截了当地告诉皇帝，石堡那地方是不好搞的，我们非要逞强的话肯定会死掉几万人，得不偿失的买卖不做的好，还是养精蓄锐等待对手的失误才是王道。

这样扫兴的答复当然不能让皇帝满意，事实上，玄宗岂止不满意，简直是大光其火，他无法想像养子竟然如此干脆地否定了自己的想法。一直对王忠嗣羡慕嫉妒恨的李林甫宰相马上敏感地发现了皇帝低落的情绪变化，正等待时机扳倒对手的他随即行动起来，“日求其过”，就是说他每天细心地搜集王的过失来向大老板打小报告。

你不愿意，那我派别人去！天宝六年（公元756年），一个叫董延光的将军再次向朝廷建议攻打石堡，不甘心的玄宗皇帝马上批准，并要求王忠嗣必须配合策应。王忠嗣不得已被迫出兵，但不情不愿的他不仅没有像以往那样向士兵们颁布杀敌的报酬也就所所谓的“赏格”，而且还很可能采取了拖延的消极态度，这无疑让董延光大为不满。

王忠嗣的部将河西兵马使——即那位后来在安史之乱中成为大唐中流砥柱的李光弼将军——敏感地发现了潜在的危机，他立即紧急求见自己的顶头上司。于是，两人便发生了一段历史上相当有名的对话：

王问：“李将军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李答：“请和您说说这次作战的事儿。”

王问：“你到底想说什么呢？”

李答：“我发现，此前您出于爱惜士卒的考虑，有拒绝董延光的意思，尽管名义上接受了皇帝的诏书，但实际却并不打算按其计划进行。可这是为什么呢？您此次派了几万人马配合董的行动，但对这些将士却不悬重赏，如何能激起三军的勇气呢？我不明白，您库房里的财物堆得满满的，怎么会吝惜几万段财帛的悬赏以杜绝董延光将来的谗言！这次如果他没有取胜，肯定会把失败归罪于您！这样的话，您怕要大祸临头啊！”

对于部将的衷心之语，王自然相当感动，不由得也袒露了心扉：“李将军啊，我王忠嗣已经下定决心了！人生在世，追求的难道仅仅是荣华富贵吗？就说这座石堡城吧，我们即使占据了也无法制服吐蕃，反之得不到对国家也没什么损失，我王忠嗣怎么能用几万人的性命去保住官位呢？假如皇帝真地追究下来，我大不了被贬成个金吾羽林将军，回到朝廷继续站岗罢了！即使发生再差的情况，也不过像以前那样，被贬到偏远之地当个普通军官而已。我将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的处罚。尽管我已经无所谓了，但您能对我这样推心置腹，您是真心实意地为我着想啊！”

面对一心求仁的主帅，李光弼不由得感慨万千，他诚心诚意地道歉说：“此前我怕您没有想清楚而遭受不必要的祸患，因此才大着胆子把自己的看法和盘托出。现在我明白了，您能按照古代圣贤的标准做事，不是我李光弼这样的常人可以达到啊！”

不幸的是，李光弼竟一语成谶。董延光率领的唐军在石堡城果然铩羽而归，董于是将失利的原因归罪于王忠嗣的不配合和故意拖延，令玄宗更为恼火。

也许在王忠嗣看来，石堡城这样的坚固要塞，唐军之所以曾夺取它，并不是因为兵力强大，而主要是由于战术对头——当年李玮并没有硬碰硬，而是采用了敌人想不到的矛招，千里奇袭最后收到了奇效，如果不顾士兵生死强攻，可能就自己说的那种不幸结果。王忠嗣本人曾长期在李玮麾下作战，很可能确实了解石堡的具体情况，因此才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判断。

从历史记载来看，王忠嗣大概是个很纯粹的军人，有什么说什么，并不怎么考虑说话的场景。这可能和王的成长经历有关，他与皇家渊源太深，在养父的羽翼下基本没受过什么挫折，即使被皇甫惟明诬告贬官，皇帝也肯定事先和他通过气，说好了以后还有复出的机会。一直生活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环境里，加之确实能力突出，这样的人难免心高气傲，脾气常相当固执。

就这样，王忠嗣已经心安理得地准备接受自己的命运，但令他没想到的是，此事的后果竟会那么严重。

因为就在这时候，一个名叫魏林的地方官员突然向皇帝揭发王忠嗣图谋不轨，按照此人的说法，当年他担任朔州刺史的时候，曾听到时任河东节度使的王忠嗣讲过一句这样的话：“早与忠王同养宫中，我欲尊奉太子。”当时的“忠王”就是现在的太子李亨，众所周知他是王忠嗣的发小，而据举报者魏林说，王忠嗣似乎还有着“拥兵以佐太子”的想法。

这下子麻烦可就大了。要知道，王忠嗣的前任皇甫惟明之所以被罢官，除了石堡城打了败仗外，另一个重要原因其实与太子有关——尽管皇甫与王互相敌视，但两人却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们都和李亨的关系非常好。此前，正是宰相李林甫向玄宗检举，说皇甫惟明与刑部尚书韦坚私下谋划让李亨提前接班，两人于是被愤怒的皇帝免职并很快杀掉，吓得李亨为了脱清干系，竟然宣布与太子妃韦氏也就是韦坚的妹妹离婚。如今再次发生类似事件，这还了得？于是我们可以想像，“玄宗大怒”。

明眼人大概都能看出来，魏林告发王忠嗣的时机选择得恰到好处，隐隐与当年李林甫检举皇甫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在皇帝不满的火苗刚刚烧起时，突然浇上一桶油从而助燃起无法控制的熊熊大火。而事实也确实如此，魏林的背后真地站着一个人，此人也真就是那位以“口蜜腹剑”闻名的当朝宰相，史书对此有明确记载：“李林甫又令济阳别驾魏林告忠嗣。”

王忠嗣于是在劫难逃。愤怒的皇帝马上下令将他押回长安，朝廷主管刑狱的三个最高机构即所谓的“三司”随即组成特别法庭，审理这项涉嫌谋反的滔天大案，而判决结果很快下来了——“罪应死”，也就是说判处王忠嗣死刑!

此前，身为皇帝养子的王忠嗣，显然不知道皇家与民家在个人感情方面的区别，他对自己与皇帝之间的亲情无疑估计得过于乐观，在他心中，即使触怒了玄宗，大不了再像以往那样被养父调个闲职而已——“假如明主见责，岂失一金吾羽林将军，归朝宿卫乎！其次，岂失一黔中上佐乎？”

可惜对皇帝来说，最重要的并非合家团圆的亲情而是自己屁股下的宝座，在这方面，越是亲近的人反而越要提防：你干爹我现在还好好活着，可你仗着从小一起在宫里长大和我儿子靠得那么近，还宣称支持他当太子，你究竟想怎么着？你还把我放在眼里吗？

于是，当没有料到的沉重打击突然降临时，准备明显不足的王忠嗣可能立刻就被击垮了，尽管后来因为哥舒翰等几个忠诚的部下向皇帝苦苦求情，玄宗终于答应免王一死，但死罪可免活罪难逃，死里逃生的他再也不是大唐最牛节度使，而是被贬为地方州郡的太守，不到两年就“暴卒”于任所，估计当时他早已心如死灰，了无生趣。

就在王忠嗣死的那年，他曾经的部将哥舒翰攻克了吐蕃石堡城，终于为皇帝了一夙愿，但就像王当初预言的那样，唐军付出的代价是几乎全军覆没的“死亡略尽”，数万将士的累累尸骨方才成就了哥舒将军平步青云的紫袍。想念及此，世人无不感慨，王将军果然不是浪得虚名，“故当世号为名将”。

这位名将的帐下同样走出了一批名将，除了与他差不多同时代的李光弼、安思顺、仆固怀恩、哥舒翰等人外，后来脱颖而出的还有当时十分年轻的李晟，王忠嗣曾拍着这个勇敢军官的背，欣慰地说：“此万人敌也！”多年以后，李晟终于成长为其当年主帅那样对抗吐蕃的柱石，而他的一个儿子更加有名，这孩子就是后来创造了“雪夜入蔡州”经典战例的李愬。可惜这一切，九泉之下的王忠嗣已经无法知道了。

对这位有着仁者之心的盖世名将，中国史官在字里行间普遍充满了同情和惋惜。《新唐书》在称赞其勇敢无畏和深谋远虑的同时，也感慨这样一个足智多谋的忠臣却无法看清个人的前景，他大概把所有的智慧都用在国事上了吧，因而已经没有精力顾及自身的安危，“然不能自免于谗，卒死放地。自古忠贤，工谋于国则拙于身，多矣，可胜吒哉！”而《旧唐书》则叹息奸臣和谗言的可怕：“忠嗣因青蝇之点，几危其身，谗人之言，诚可畏也！”

他几乎够全了中国人对奇男子的所有条件，父亲忠，皇帝养，太子亲，自身勇，战功隆。在现代，加一个女一号，一部大戏就可出演。但他又入戏太深，如您所说的“干殿下”这个角色，使得他对国事有了不该由他考虑的思忖。石堡一役，他所顾虑的是万人死生。但在圣旨已下，千军不回的情况下，还拒绝哥舒翰的建议，不全力配合。以一臣子的身份去试行天子的圣德，这份考虑，皇帝领情还好说，可他事先张扬出去了，皇帝是绝不会领情的，要不然，孔子怎么会去打翻仲友施粥的饭锅呢？因此，您在《最牛节度使》（中）的最后一节文字，虽让人酸鼻，但或许也是王忠嗣为自己贾祸的源由吧？

假想一下，假如当时王忠嗣全力配合下董延光，那次石堡之役会不会虽惨烈，但获惨胜呢？毕竟石堡不是不曾被打下过。他的不配合是由于他的慈悯，但他的不配合肯定会多造成唐军更大的惨烈，而他是完全不配合的。

一直都奇怪王忠嗣当时的固执。还有，王忠嗣一生比薛仁贵的战功要大要奇了，可他却没获得任何民间的口碑，评书，戏剧，传奇小说，都没他，这也奇。民间的口碑确实滤掉了很多值得纪念的人。

很感谢你撰文纪念王忠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