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央亚细亚的帝国撞击——高富帅节度使的悲催怛逻斯 -- 毘沙门
家园 【原创】中央亚细亚的帝国撞击——高富帅节度使的悲催怛逻斯 唐天宝十年也就是公元751年，对于大唐是一个不祥的年份，已经持续了数十年的大唐盛世正由顶峰向低谷慢慢滑落。就在这一年，六万唐朝大军讨伐彩云之南的南诏国，在洱海之畔全军覆灭，统帅鲜于仲通仅以身免，“逃师夜遁”。这个本来在大唐和吐蕃之间摇摆不定的西南强权，终于下定决心，彻底投入了吐蕃的怀抱。
同样在这一年，在中亚一个叫做怛逻斯的地方，也爆发了一场让后世津津乐道而又众说纷纭的战争。对阵的双方，一个是东亚的霸主、正处在玄宗盛世末期的大唐，另一个则是西亚的王者、同样如日中天的“大食”（即阿拉伯帝国）。
其实，这东西两大帝国的撞击，在许多人看来是无可避免的，但为什么会在此时此地发生呢？
怛逻斯在史书中又有“怛逻斯”、“塔拉斯”以及“呾逻私”等称谓，对于它的具体位置，至今仍有一定争议，但一般认为它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与哈萨克斯坦边境上更接近哈方一侧的塔拉兹，那里现在是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州的首府，它以前曾被称为江布尔、米尔卓央以及奥利埃-阿塔等名字。
该地自古以来就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重镇，甚至还将自己的名字留在了玄奘法师那部流传千古的《大唐西域记》里——在这本书中写道：“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
尽管战争的地点在怛逻斯，但其发源地却并不在此，而是在中亚一个叫做石国的小国，它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该国在中原史书中又有“羯”、“柘析”以及“赭时”等称呼，根据陈寅恪等学者的考证，“石”为义译，“羯”、“柘析”、“赭时”等则为音译，它本是大月氏的一个部落，后来随大月氏西迁到中亚，成为粟特人的祖先之一。
在中原史书中，这个石国属于“昭武九姓”之一，所谓“昭武九姓”，指的是隋唐时期由粟特人在中亚建立的一些小国的统称，其总数可能不止九个，这些国家广泛分布于阿姆河流域到葱岭也就是帕米尔高原之间，据说他们的国王都以“昭武”为姓，但这个姓氏的具体含义至今不详。
与其他中亚小国一样，石国在名义上也是唐朝的属国，唐高宗显庆三年也就是公元658年，唐朝曾在该国瞰羯城置大宛都督府，并封石国王为都督。但这并不意味着那里是可任由皇帝处置的领土，而是指当地首领向大唐称臣并献上象征性的贡品，皇帝则回赠官职及丰厚的赏赐，如此一来他们就算顶着唐朝官员的头衔并代表皇帝来统治自己辖区了。
尽管大唐基本上不怎么干涉这些属国的内部事务，因此国王其实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但搞笑的是，包括石国在内，中亚各小国的忠心也许并不只奉献给唐朝皇帝一个人，周边各种强大势力，比如阿拉伯哈里发、突厥可汗以及吐蕃赞普，都随时可能成为它们名义上的主人，有时候，它们同时可以有两个甚至三个宗主——也就是说，这些小国基本都是随风倒的墙头草。
石国当时正处于大唐安西节度使的势力范围之内。所谓“安西节度使”，是“安西四镇节度使”的简称，其具体管辖范围是天山以南的西域部分，大致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一部以及新疆南部，治所在龟兹也就是今新疆库车县；而天山以北的西域部分，大致也就是现在哈萨克斯坦大部和新疆北部，则由唐朝另一个军区司令——北庭节度使管辖，治所在今新疆吉木萨尔县。
时任大唐安西节度使的是一个名叫高仙芝的将军，后世许多人认为，即使以最严苛的标准来看，此人也完全有资格进入古代名将的行列。高仙芝并非中原人士，而是来自高句丽（唐代以前时活跃在今中国东北和朝鲜半岛的一个地方政权，后来被唐朝灭亡），自幼便随父亲到安西加入了唐军，史载他“美姿容，善骑射，勇决骁果”，二十多岁就当上了将军，成为名副其实的“高富帅”。
说句题外话，尽管现代朝鲜人（包括韩国人）一直为高仙芝而自豪，但是高句丽和现代朝鲜人是否有继承关系，却并没有定论。许多学者并不认可朝鲜人是高句丽人的后代，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朝鲜史专家杨保隆就认为，起码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高句丽人被内迁至内地，并且成为中国内地一股重要的武人集团，在唐末五代历史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就在怛逻斯之战爆发前四年的天宝六年（公元747年），高仙芝创造了一个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他率少数军队突袭并占领了吐蕃人在中亚的重要据点、素有天险之称的连云堡（后人考证在今阿富汗东北部喷赤河南源的兰加尔），唐军的大胆与勇敢让后世探险家斯坦因感佩得五体投地。此役在战争史上相当有名，这里不再赘述，总之后人认为仅凭连云堡之战，高仙芝就无愧于名将的称号。
对于怛逻斯之战的起因，《旧唐书》的记载相当明确，它肯定地说是唐朝理亏——卑鄙的高仙芝用花言巧语欺骗了少数民族同胞（石国居民多是粟特人）的纯真感情，然后突然发动了背信弃义的进攻，不仅如此，这厮还将人家几乎灭了门：
“初，仙芝绐石国王约为和好，乃将兵袭破之，杀其老弱，虏其丁壮，取金宝瑟瑟驼马等，国人号哭，因掠石国王东，献之于阙下。”
而按照《新唐书》的记载，事情略有不同，但高仙芝干得同样不地道——“讨石国，其王车鼻施约降，仙芝为俘献阙下，斩之”。总之都是背信弃义。
至于偷袭石国的原因，高仙芝给朝廷的解释是石国国王“无人臣礼”，大概是说他对唐朝皇帝不太尊敬，因而高将军不由得义愤填膺，发誓要为帝国人民和他们的皇帝拔除这个隐患。
但是，如果参照其他史料，高节度的动机也许并不那么单纯和忧国忧民，却很可能和最俗气的钱财有关，比如《旧唐书》的记载就透露了一些信息：攻破石国后，高仙芝“获石国大块瑟瑟十余石、真金五六骆驼、名马宝玉称是。”所谓“瑟瑟”，指的是绿色的玉石，也就是翡翠或碧玉，不仅“十余石”，还“大块”，真可谓有质有量，这一单做得真可以。
正所谓人无完人，身为名将的高仙芝也并不完美，他起码有一大缺点，那就是是贪得无厌，即史书所说“仙芝性贪”。不过另一方面，靠军中敛财成为百万富豪的他却并不抠门，无论谁借钱都相当痛快地答应——“家财累巨万，然亦不甚爱惜，人有求辄与，不问几何。”
可惜高将军灭门业务不精，这次竟然有人逃了出去，而漏网之鱼就是石国国王的儿子，“其子逃难奔走，告于诸胡国”。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一件本来就不怎么地道的事儿，经过一心想上演复仇记的石国王子添油加醋，唇亡齿寒的西域各国——也就是所谓的“群胡”——于是又恨又怕人心惶惶，最后他们一咬牙一跺脚，老子和丫拼了！
但他们也明白，仅凭自己的力量根本无法与强大的唐军抗争，为此，这些胡人不惜引狼入室，将同样强大的阿拉伯帝国拉下了水，《旧唐书》写道：
“群胡忿之，与大食连谋，将欲攻四镇。仙芝惧，领兵二万深入胡地，与大食战。”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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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尾声）英雄末路 按照中世纪阿拉伯著作《肇始与历史》的说法，大食军队在怛逻斯取胜后曾想趁机扩大战果，一举攻向中国，但这个宏伟的计划最后却因内讧而夭折——主帅阿布穆斯林和他的部下齐亚德伊本萨里，这两位阿拉伯在东方最优秀的将军开始大打出手：
“阿布穆斯林决意进攻中国，并为此做好了准备。但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使他改变了这一计划，齐亚德伊本萨里向他展示了一封无法证实其真实性的、来自哈里发阿布阿拔斯的信，信上说委任自己为呼罗珊的总督以代替阿布穆斯林。”
从其他记载来看，这封信很可能是真的。出于对手下头号功臣尾大不掉的恐惧，哈里发曾派自己的弟弟曼苏尔来穆斯林手下任职，这位皇弟名义上是阿布穆斯林的助手，但其实是监军。到呼罗珊后，曼苏尔发现阿布穆斯林在当地拥有近乎绝对的权力，俨然一位独立的君王，于是向哥哥提议，请他及时除去这位功勋卓著的总督以免后患。
根据阿拉伯史书记载，得到弟弟的密报后，阿布阿拔斯随即怂恿驻守撒马尔罕的将领率军攻击阿布穆斯林，但是没能成功，哈里发随即将失去利用价值的失败者撤职处死，以此消除阿布穆斯林的疑虑。
而所谓“驻守撒马尔罕的将领”无疑是指怛逻斯之战的胜利者齐亚德伊本萨里，在这场君臣将帅之间勾心斗角的阴谋中，刚刚在怛逻斯取得胜利的他很可能扮演了牺牲者的悲剧角色。《肇始与历史》继续写道：
“阿布穆斯林开始施展计谋，最终将齐亚德伊本萨里杀死，并派人把他的首级送到阿布阿拔斯那里。”
就这样，刚刚击败唐军的齐亚德伊本萨里不仅被上司所杀，还被扣上了反贼的帽子，可谓相当悲催。而杀他的上司，那位几乎以一己之力灭亡倭马亚王朝的不世名将阿布穆斯林，其下场则更令人叹息。
公元753年，阿布穆斯林的影响力达到了鼎盛，他以哈里发代理人的身份——哈里发阿布阿拔斯正重病在床——率领包括皇弟曼苏尔在内的一干人等，前往圣地麦加朝觐，可谓好不风光。就在朝觐返回途中，他们收到阿布阿拔斯已经驾崩的噩耗。而另一消息也几乎同时传来，皇叔叙利亚总督阿卜杜拉阿里已经擅自继位，此人曾在阿拔斯王朝建立过程中建立了卓越战功，威望仅次于阿布穆斯林。
阿布穆斯林显然并没将曼苏尔放在眼里，他也不知道皇弟此前曾向兄长密报的事情，因此当曼苏尔向他请求支持自己继位，并保证事成之后将给予他丰厚报酬的时候，穆斯林一口答应了下来。凭借着穆斯林的无敌将才以及呼罗珊军队的支持，曼苏尔在奈绥宾（今土耳其纳西宾）一举击败叔父取得彻底胜利，终于即位为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
这位哈里发原名艾卜哲尔法尔阿拔斯，我们常用的“曼苏尔（al-Mansūr）”其实是他功成名就之后的尊号，意思是“常胜者”。尽管曼苏尔继承的是哥哥的皇位，但却被后人认为是阿拔斯王朝的实际奠基者，可谓阿拉伯帝国的一代雄主，帝国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以及经济制度，大多都是在这位哈里发在位期间确立的。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有着“神赐之城”名号的巴格达，就是在他在位期间建设完成的，并在此后数百年间成为伊斯兰世界的中心。
被美国历史学家希提称为“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哈里发，也是最不讲道义的哈里发”的曼苏尔在奈绥宾之战胜利后，并没有兑现对阿布穆斯林的厚赏诺言，反而派官员去后者军中清点战利品，这种故意挑衅的行为果然惹得阿布穆斯林大怒，他拒绝接受哈里发的命令去担任埃及总督（一说为叙利亚总督），并扬言要带兵返回呼罗珊，什么哈里发哈外发的，老子不陪你丫玩了！
但没想到，新哈里发早就提前安排好了一切，就在呼罗珊军团参加内战期间，曼苏尔任命的新总督已经抢先控制了呼罗珊。阿布穆斯林率领的远征军得知老巢被占据后人心大乱，穆斯林不得不向哈里发低头，并同意按照对方要求去京城朝见。对于这位盖世名将的最后结局，希提写道：
“奈绥宾战役大捷后，艾卜穆斯林返回他所统治的呼罗珊省的途中，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被召到哈里发的宫廷。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除了阿卜杜拉就是他，但是，这位呼罗珊的领袖，在觐见哈里发的时候，遭到袭击，就这样被虐杀了。”
传说阿布穆斯林在遇害前曾与曼苏尔哈里发有过一段精彩的对话——穆斯林说：“留下我，可以对付你的敌人。”而曼苏尔则回答：“除了你，我没有更大的敌人。”
就这样，与被自己杀害的齐亚德伊本萨里一样，阿布穆斯林戴着反贼的帽子结束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在阿拉伯君主的阴谋下，这两位怛逻斯战役的胜利者最后都不得好死。
穆斯林被杀后，他在呼罗珊的追随者举行过多次起义，但都遭到阿拔斯王朝镇压。公元八到九世纪，在伊朗和中亚崛起了一个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胡拉米派，该派主张平分土地，实现人间平等和正义，并宣称阿布穆斯林是神的化身，他并没有死，而是要重返人间，铲除邪恶恢复正义。就这样，与他的前辈古太白一样，阿布穆斯林也完成了由人到神的蜕变。
怛逻斯之战后，唐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并没有从此交恶，双方的使者仍然来往不断，公元752年也就是怛逻斯之战的第二年，阿拔斯王朝的使臣便到唐朝访问并收到了热情接待，“授左金吾卫员外大将军，放还番”，一年之后的公元753年，大食使者竟然又四次来访，由此可见双方关系之好。
确实，阿拉伯帝国在怛逻斯取胜后见好就收，此后再也没有向东方大规模扩张，哈里发们致力于在帝国本土和呼罗珊等重要地区巩固新生的阿拔斯政权，无暇顾及边境事务。一直到怛逻斯战后一个世纪的公元九世纪中叶，阿拔斯王朝已经四分五裂，伊斯兰教还没有树立在中亚的统治地位，从阿姆河到葱岭之间的广大地区仍然是多种宗教并存。
而唐军尽管战败但并没有失去元气，在葱岭两侧仍保持着强大的军事力量。就在怛逻斯之战的第二年也就是公元752年，苏对沙那（在今塔吉克斯坦西北列宁纳巴德与撒马尔罕之间的乌腊提尤别）国王与安国（在今乌兹别克斯坦的布哈拉一带）国王就来向唐朝请求进攻大食。一年后的天宝十二年即公元753年，安西节度使封常清率军攻入中亚克什米尔地区，一举降伏已经归附吐蕃的大勃律国。这些事实说明，公元751年以后唐朝对中亚仍有很大的影响力。
其实，与其说怛逻斯之战对中亚的历史造成了多大影响，还不如看看这场战争带来的一个副产品。
阿拉伯史料说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中国人起码有二万多人，虽不一定准确，但人数肯定是很多的。在这些被俘人当中，有许多都是能工巧匠，有的还是知识分子。比如唐代著名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杜佑的族子杜环，就因参加这次战役被俘。这些被俘人员被阿拉伯统治者当做奴隶役使，有的在中亚各地服劳役和做工，从而把中国文明和生产方法传到了西方。
中国的纸传到西方的历史远早于怛逻斯之战，匈牙利历史学家哈尔马塔推断，在东汉蔡伦发明纸后一个世纪，中国边境和粟特人的中心索格底亚那就已经用纸通信了——哈尔马塔选择其中一些有趣的书简译成英文，断定其年代为公元196～197年，而德裔英国语言学家亨宁（W.B.Henning）则断定其年代为公元31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断定为公元6世纪前半期。
尽管哈尔马塔认为，起码到公元3世纪初，中国纸就已传入伊拉克。但是，这仅仅是说纸张本身，而造纸技术也就是造纸法，向西传播的时间却要晚得多。
比较公认的看法是，中国的造纸法是由怛逻斯战役中被俘的中国人传到中亚去的。他们教会撒马儿罕地方的居民用碎布、亚麻或大麻屑来造纸。到公元11世纪时，撒马儿罕的造纸工业已经很发达了，不久中国造纸术又从撒马儿罕传到伊拉克。
从此，阿拔斯朝的许多城市纷纷建立撤马儿罕式的造纸厂，但撒马儿罕出产的纸张仍然被认为是最精美的，《世界境域志》一书中就说：“撒马儿罕生产纸，.输出到全世界各地。”
《世界境域志》是诞生于公元10世纪末期的一部波斯文历史地理著作，集中反映了当时阿拉伯地理学的最高成就，它又称《图曼斯基抄本》，可惜作者不详。1892年，波斯人古勒帕雅干尼在布哈拉旧书市场发现该书，得到后赠给俄国东方学家图曼斯基，后来前苏联著名学者巴尔托里德对其进行了编辑整理，于1930年由苏联科学院出版。
公元12世纪前期的阿拉伯学者马卫集也说：“中亚撒马儿罕一带原属中国。穆斯林占领其地后，中国人大都徙回。惟制造精美纸张的技术尚留于撒马儿罕。” 马卫集（公元1046～1120 年）据说是医生出身，写有《动物之自然属性》，这本名字古怪的书籍中记录了不少公元九～十一世纪之间欧亚内陆的民族迁徙情况。
另外，《道里邦国志》里讲道：“纸是由俘虏自中国传入撒马儿罕的。这些俘虏为齐亚德伊本萨里所有，其中有些是纸工。造纸工业发展以后，产品不仅可以供应本地的需要，也成为撒马儿罕人民的一种重要的贸易品。由此它得以供应世界各国的需要。”
《道里邦国志》又译作《省道记》或《道程及郡国志》，是公元九世纪波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的著作，对路上丝绸之路西半段的记载相当详细。
无论怎么说，通过阿拉伯人的中介，造纸术终于由中国来到了西方，并对后来知识的传播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用。而导致这一切的怛逻斯之战已离我们远去，只有当年的战俘杜环那部早已亡佚的《经行记》仍旧余音绕梁：
“勃达岭北行千余里，至碎叶川。川东头有热海，又有碎叶城。其川西接石国，约长千余里；川中有异姓部落，有异姓突厥。其川西南头，有城名怛逻斯，石国大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兵败之地……”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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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石敬瑭其实并非汉奸 因为他本非“汉”，何来“奸”，最多是卖国贼而已。
对于他这个石姓的来历，《旧五代史》说“本卫大夫碏、汉丞相奋之后，汉衰，关辅乱，子孙流泛西裔，故有居甘州者焉”，这明显是为尊者讳的扯蛋了，估计是这厮家族后来发达后才认的祖宗。当然了，如果这事儿万一是真的，那老石头也就真是汉奸了。
欧阳修的《新五代史》写得还比较老实，只说石家“本出于西夷，自朱邪归唐，从朱邪入居阴山”——“朱邪”是西突厥的一支，也就是后来鼎鼎大名的沙陀人。因此，石家应该也是沙陀人，至于这家人为什么姓石，就只有天知道了，“其姓石氏，不知其得姓之始也”。
后来又有了考古证据，比如出土了后晋石氏家族石重贵的墓志铭，里面提供了另外一种说法——石家又号称自己是五胡乱华时候的赵王石勒的后裔，石勒肯定是胡人，因此即使这种自夸是真的，也只是为石家是胡人提供了另一证据。
至于石敬瑭与所谓昭武九姓和石国的关系，多是后人根据各种资料进行的猜测推揣，至今并没有直接的证据。
家园 石敬瑭的汉化程度有多高？ 五代时候也有很多胡人融入汉族。那么汉化到何种程度能算汉人呢？比如米芾祖上也是五代时期的胡人，可是一般认为他是汉人了。
家园 沙陀人大概是晚唐才开始汉化的 沙陀突厥原来在北庭，尽管很早归附了唐朝，但一直在新疆游荡，并没有汉化。八世纪末期，沙陀人转投吐蕃，并经常做为吐蕃的急先锋攻打唐朝。
随着与吐蕃矛盾的加深，到了公元808年，沙陀首领朱邪尽忠和儿子朱邪执宜再次率众三万投奔唐朝，途中朱邪尽忠被吐蕃追兵所杀，残部被唐朝安置在盐州也就是现在的陕西定边。据说由于后来投奔过来的沙陀人太多，造成粮价飞涨，朝廷不得不再将他们迁徙到河东也就是今天的山西运城。
此后，沙陀人一直做为唐朝的雇佣军与各种势力作战，包括藩镇、吐蕃、党项、回鹘等等，尤其是在九世纪末镇压庞勋以及黄巢大起义中发挥了最关键的作用，朝廷对他们的能力相当认可，沙陀首领也被赐姓“李”，正式成为唐朝的藩镇。
大概从这一时期也就是李国昌、李克用父子起，沙陀人结束了动荡的生活，占据太原附近地区过起了日子，大规模汉化应该是从这时候开始的，但一直到后唐建立，沙陀人都始终处在战争中，在汉文化建设方面应该成果有限。
后唐的建立者庄宗李存勖后来成为汉化较深的沙陀人，一般人只知道他最大的爱好是看戏，其实他不仅精通音律，而且还雅好词赋。更牛的是，此人还是一个创新者——他不喜欢依现成词谱去填，而是自己作词自己谱曲，一些作品至今流传，比如清人所编的《词学全书》就存有唐庄宗的三首词，而且都注明是“庄宗自制曲”，其中的《忆仙姿》后来被苏东坡给改了个名字，这就是著名的《如梦令》词牌。
石敬瑭是公元九世纪末生人，比李存勖小几岁，李克用死的时候他只有十六七岁，但他和出身贵胄的庄宗不同，没有那么多闲情逸致去附庸风雅。石头是丘八出身，在后唐军中以作战勇敢著称，史书上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当时他在战场上救庄宗于危难之中：
“庄宗拊其背而壮之，手啗以酥，啗酥，夷狄所重，由是名动军中。”
似乎也可以提供一个佐证，当时的庄宗和石头都还是夷狄呢。
家园 史书上说梁人派探子去军須挑高鼻深目多須的壮士 可见当时沙陀人还是明显的中亚长相。不过不知晋军中是通用汉语还是突厥语还是混用
家园 五代的沙陀人应该通用汉语和汉字 沙陀人以唐朝雇佣军的身份起家，最后到山西生活，周围多是汉人，所有的文臣差不多也都是汉人，很难不受影响。从五代史书来看，沙陀人与汉人交往时基本没有什么语言障碍，汉人学沙陀人的语言似乎不太可能，因此只能是沙陀人早已熟练掌握了汉语。
单从沙陀王室来说，他们与当地汉人通婚频繁，尽管沙陀人还残留着一些游牧民族的习俗，比如“义子”制度，但其实李克用那些著名的干儿子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太保”们，其中大部分也都是汉族孤儿。
汉字的使用应该更加普遍，因为从历史记载来看，沙陀人似乎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到中原后也只能使用汉字。一个例子是，后晋末帝石重贵死在契丹，后来在辽宁发现了他的墓，其墓志用的就全部是汉文。
当然了，在沙陀统治集团内部，突厥语也许还没有完全消亡，比如五代史书就不止一次提到唐明宗李嗣源和一些贵族用“蕃语”交流，但搞笑的是，有的贵族已经听不懂皇帝在说什么了。
家园 这个拊要是当拍讲还好，要是通“抚”之意，就太恶寒了。 还有鲁肃拊过吕蒙。恶寒。
家园 这个“拊”含义很复杂 “拊”的本意应该就是“抚摸”，《说文》中便有“拊，揗也。”清代文字训诂学家段玉裁对此注解说:“揗者，摩也。古作‘拊揗’，今作‘抚循’，古今字也。”
《汉书》的《外戚传》记了一件“拊背”的事儿，那是汉武帝在自己的姐姐长公主家“幸”了卫子夫之后：
主因奏子夫送入宫，子夫上车，主拊其背曰：“行矣！强饭勉之。即贵，愿无相忘！”
长公主和卫子夫都是女人，因而公主不太可能拍着卫子夫的后背说话，更可能是抚摸。
还有一个例子比较暧昧，乐府诗《妾薄命》中有：“团扇秋风起，长门夜月明。羞闻拊背入，恨说舞腰轻。太常应已醉，刘君恒带醒。横陈每虚设，吉梦竟何成。”这里的“拊”，似乎当抚或拍都讲得通。
除了抚或拍外，这个字还可能当“按住”讲，比如《史记》中的《刘敬叔孙通列传》有：“夫与人斗，不扼其吭拊其背，未能全其胜也。”——和人打架，如果不掐住他喉咙按住后背，就不算彻底打赢。
家园 后唐后晋后汉是沙陀三王朝 但是桑维翰确实是不折不扣的汉奸，为了主子的皇位可以“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割让燕云十六州的主张让刘知远都觉得有点过了。当然另外争宠的那个赵德钧也是铁杆汉奸，后来契丹南下他甘当马前卒。
家园 （下）千古谜团 关于战争的具体情况，中国史书当然像以往那样一向的言简意赅，让人无法获知细节。比如记载此事相对最详的《资治通鉴》写道，战斗进行得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僵持状态，僵局一直持续了五天。可就在这时候，原属唐军的葛逻禄部突然叛变，与阿拉伯军夹攻唐军：
“仙芝闻之，将蕃、汉三万众击大食，深入七百馀里，至恒罗斯城，与大食遇。相持五日，葛罗禄部众叛，与大食夹攻唐军。”
对战局起到关键作用的葛逻禄是西突厥的一支，最早游牧于今额尔齐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西面，因该部主要由三大姓氏组成，中国文献中常称其为“三姓葛逻禄”。早在怛逻斯之战爆发前一百年的公元七世纪中期，该部就已经归附了唐朝，但后来它也像其他草原部族一样成了墙头草，“当东西突厥间，常视其兴衰，附叛不常也”。
到了天宝五年也就是公元746年，葛逻禄分裂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并入回纥，而阿尔泰山和天山以北的葛逻禄部则又重新归附唐朝——“于是葛禄之处乌德犍山者臣回纥，在金山、北庭者自立叶护，岁来朝”，此时距离怛逻斯之战的爆发还有五年，
此次战争中，身为唐朝属国的葛逻禄也派兵参战，但具体兵力不详。后世猜测，唐朝西域属国参战军队的总数很可能都与唐军相当甚至还要更多一些。如果这种猜测正确，那么联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的葛逻禄突然在背后倒戈，确实会对战争胜负起到决定性的影响，《资治通鉴》写道：
“仙芝大败，士卒死亡略尽，所余才数千人。”
在唐军败退的过程中，负责开路的右威卫将军李嗣业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了在拥挤的道路上尽快脱身，李将军不惜对自己的战友拔汗那人痛下杀手：
“道路阻隘，拔汗那部众在前，人畜塞路。嗣业前驭，奋大鋌击之，人马俱毙，仙芝乃得过。”在李嗣业挥舞的大棒下，前方一片血肉横飞人仰马翻，唐军终于踩着友军的尸体逃出生天。
这个拔汗那国前面已经提过，它位于中亚锡尔河中游谷地，具体在今天吉尔吉斯斯坦的费尔干纳地区，也就是汉代所称的那个拥有天马的大宛国。拔汗那在公元8世纪前叶曾向雄霸中亚的西突厥突骑施汗国臣服，后来突骑施汗国在唐朝与阿拉伯两大帝国的联合打击下崩溃，拔汗那又归于阿拉伯帝国的势力范围，但该国并不怎么服管，反而与东方的大唐眉来眼去。
天宝三年也就是公元744年，唐朝义和公主嫁入拔汗那，皇帝宣布赐国王姓“窦”（这是玄宗母家的姓氏，无疑是为了表示亲近拉拢），并将其国名改为“宁远”，两国的关系更加密切。这次战争中，拔汗那人无疑是想借助大唐的力量彻底脱离阿拉伯的控制，因此积极参战，但没想到不但当了炮灰，还成了友军逃跑的铺路石。
唐军逃得相当狼狈，即使挥舞着大棒一马当先的李嗣业将军也灰头土脸，被同僚骂得哑口无言，对此《旧唐书》写道：
“将士相失，别将汧阳段秀实闻嗣业之声，诟曰：‘避敌先奔，无勇也；全己弃众，不仁也。幸而得达，独无愧乎！’”
——躲开敌人率先逃跑，您的勇气哪儿去了？！不顾大家只保自己，您的良心让狗吃啦？！您逃是侥幸逃出来了，可您还记得“脸”字儿该怎么写吗？！
面对同事义正严词的责问，勇气尚存、良心犹在但确实满脸无光的李将军没法不表示惭愧——“嗣业执其手谢之”，于是他振作精神，“留拒追兵，收散卒，得俱免。”
就这样，在李嗣业、段秀实等部将的努力下，经过艰难苦战，高仙芝率领着残余的几千名唐军最终从中亚逃出生天，但他们再没有本钱立即反攻，不得不灰溜溜地撤回了安西军区。
不管详情如何，这一仗唐军输得确实相当惨，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中国的各种史料对唐军幸存者的记载相当一致——肯定不超过一万人，即所谓的“数千人”。除了前面《资治通鉴》提到“所余才数千人”以外，《旧唐书》也说“存者不过数千”，《新唐书》亦云“残卒数千”，也就是说起码数万名唐军或死或俘，都交待在了那里。
相比唐朝史料，阿拉伯史料对于怛逻斯战役的记载更加简略，伊本阿勒阿西尔在其著作《历史大全》里写道：
“两军大战于怛逻斯河。穆斯林们最终战胜了他们，消灭近五万人，俘获约两万人，残部逃回中国。此役发生在伊斯兰历133年（即公元751年）12月。”这里只写了战争结果，并没有涉及战斗过程和双方谋略，按照这种说法，唐军战死与被俘大约六万人。
在另一部阿拉伯史料《肇始与历史》中，阿拉伯军的战场指挥官除了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林派去的齐亚德伊本萨里外，还有一位名叫塞义德本侯梅德的将军，而后者坚守怛逻斯城给予敌人重大杀伤，似乎发挥了比前者更大的作用，书中写道：
“塞义德本侯梅德在怛逻斯城加强城防，阿布穆斯林则在撒马尔罕的军营中镇守，大批将领和招募来的兵士聚集在塞义德那里。他们分几次将中国人各个击败，共杀死4万5千人，俘获2万5千人，其余纷纷败逃。” 按照这本书，唐军战死与被俘大概7万人，与上本阿拉伯史料基本一致。
从《肇始与历史》的记载来看，怛逻斯战役似乎更像是一场城市攻防战而不是野战，由此我们又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长途跋涉急行军七百里的唐军，由于缺乏攻城的重型装备，因而在怛逻斯的坚固工事前毫无办法，几天强攻后损失惨重，最后齐亚德伊本萨里率领的阿拉伯援军终于到达，受到内外夹攻的唐军不得不仓皇撤退，阿拉伯人于是趁势掩杀……
怛逻斯之战结束了，可疑云却并没有散去，比如对决定战争胜负最关键的环节——葛逻禄从唐军倒戈之事，似乎只有在中国史书《资治通鉴》中有所记载，其他关于唐朝的史书如两《唐书》、《册府元龟》、《通典》以及阿拉伯史料中都没有任何提及。
对怛逻斯之战的过程，《旧唐书》的记载是：
“与大食战，仙芝大败。会夜，两军解，仙芝众为大食所杀，存者不过数千。”
《新唐书》的记载则是：
“仙芝率兵二万深入，为大食所败，残卒数千。”
丝毫没有提到葛逻禄倒戈之事，其他中原第一手史料像《唐书》中专门关于葛逻禄的列传如《回鹘传》亦然。
我们知道，晚年的唐玄宗好大喜功，对反抗自己的属国一向睚眦必报，往往都是直接“死啦死啦地”，引发怛逻斯之战的那个倒霉的石国就是典型的例子。而边境的那些节度使即所谓的“边将”们则察言观色投其所好，向边境少数民族频繁挑衅，以建立血腥的“边功”来得到老皇帝的赏识。也就是说，当时的唐军相当霸道，没事见块石头还要踢上三脚，何况葛逻禄这样真正罪大恶极的呢。
西域唐军最高统帅高仙芝更不是善类，他为了财宝和军功不惜背信弃义，终于导致石国王子上演了一场经典的复仇记，可以说怛逻斯的惨败就是高仙芝本人直接引发的，甚至在西域各国看来，阿拉伯军团更像是为民伸冤的侠客而非侵略者。这样看来，闯下滔天大祸导致高节度颜面无存的葛逻禄，恐怕末日将近了吧？
但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葛逻禄在战后竟然没有受到朝廷任何惩处！到了怛逻斯之战两年后的天宝十二年也就是公元753年，葛逻禄首领顿毗伽因为将投奔自己的铁勒首领阿布思（此人与皇帝宠臣安禄山不和而被迫叛唐）绑了献给朝廷，还被玄宗加封为金山郡王，史载葛逻禄“天宝间，凡五朝”，也就是说他们时不时就来朝廷拉拉关系，一直被皇帝恩宠有加。
这场战争的始作俑者高仙芝同样没有受到任何惩处，两《唐书》中高仙芝的传记都对怛逻斯的败仗只字不提，《新唐书》仅仅提到“由是西域不服，其王子走大食，乞兵攻仙芝于怛逻斯城，以直其冤”，然后就没了下文，而《旧唐书》则只说高仙芝“将兵讨石国，平之，获其国王以归”，对怛逻斯干脆只字不提，两《唐书》只是在李嗣业的传记中才对此战有所涉及。
不仅如此，根据唐朝史料推测，就在怛逻斯战后不久，高仙芝入朝，被加封为开府仪同三司，然后调任位置更加重要的河西节度使。只是因为前任河西节度使安思顺被当地人“固留”因而导致高无法上任，皇帝才不得不再将高仙芝调回朝廷任右羽林军大将军，并加封密云郡公。可以说，怛逻斯的战败对高的仕途并没有多少不利影响。
一是史书的记载与实际有出入，比如怛逻斯之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或者高仙芝谎报战果，或者他采取某种手段比如贿赂恐吓蒙蔽了唐朝史官，此种情况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但总体来看，可能性不大，有兴趣的朋友请自行探寻。
一是我们曾经英明无比的皇帝确实春秋高远，也就是说已经老糊涂了，更何况他正沉浸在与自己前儿媳的不伦之恋中无法自拔，而当时执政的那位以“口蜜腹剑”著称后世的李林甫则“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自然是报喜不报忧，于是神马葛逻禄神马怛逻斯，统统都是浮云。
这里要多说一句，高仙芝其实正是李林甫一手提拔上来的，史载这老小子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便想从源头上断绝别人出将入相的念想，于是对皇帝说，文人当将军的话胆子太小，不如多任用平民子弟和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作战勇敢，平民子弟不会结党营私，皇帝对这话深以为然。
“林甫固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尝奏曰：‘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帝以为然。”
现代人可能认为高仙芝尽管来自高丽，但毕竟和我们同文同种，似乎不属于上面说的“蕃人”范畴，但对于当时的唐朝人来说，高仙芝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蕃人”。就这样，在帝国政府新的人力资源政策激励下，以高仙芝、哥舒翰为代表的蕃将们平步青云，“自是高仙芝、哥舒翰皆专任大将”。
其实，李宰相提拔他们的原因很简单，这些“蕃人”将军通常只会拿刀不会拿笔，当个节度使也就到头了，选拔宰相时肯定进不了文化程度甚高的玄宗法眼——“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可没想到的是，如此畸形的政策最后培养出了安禄山这只终结帝国盛世的怪胎……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怛逻斯的战败根本不值一提，属于小菜一碟，对历史的影响微乎其微。既然史官们不把它当回事，那自然就不会细写了。很可能在唐人看来，这次与大食的战争不过是一次遭遇战，而不是双方的大决战。另外，尽管败了，但唐人无疑有着充足的借口——俺们并非是被大食军打败，而是高棒子这个蕃人将军的贪婪腐败导致失去西域民心，以及“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蕃军如葛逻禄部的叛变倒戈造成的。
那么，怛逻斯之战对历史真的就没什么影响吗？
请看《尾声：英雄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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