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 -- 梦秋

七．中国军队的人数以及后勤支援

虽然在第五章提到中国军队的番号，也说到中国军队人数问题，但是没有展开细说。这一节有必要讨论一下这个话题。中国军队跟日军相比，不占数量上的优势。中国军队的人数非但没有远远超过日军，反而可能少于日军。这是桂柳会战与其余抗日战争当中各次会战很不相同的一点。但是要统计究竟确切有多少人参加了这次会战则已经不太可能。

要弄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军人参加广西会战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虽然各个部队当中都有固定的编制，但是考虑到在广西会战之前杨森李玉堂兵团都已经在湖南战场上鏖战数月，人员损失各不一样，也没有及时的补充数据反馈上来，因此只能依靠当事人大致的回忆猜测中方的人数。郭汝瑰的记录当中，曾经说27集团军下属各军因久战，实力已经不足编制的四分之一 。以27集团军下辖37军为例。这个军退入广西后下面仅辖95师一个师（一说为93师），另外两个师140师和60师已经在长衡会战和洪桥会战当中溃散，并未跟随95师撤入广西（原因有待查证）。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部参谋处长的李汉冲回忆，当时95师因为久战，兵员不满5000。身为军长的罗奇，实际指挥着两个团而已 。不过罗奇的这个95师后来也算是小有名气，曾经在解放战争的辽沈战役当中参与对塔山的进攻。当时这个师号称“赵子龙师”。

在桂林陷落前夕，杨森所辖的27集团军号称有三军（20军，26军和37军），实际人数不足2万人 。在上文中已经说过62军人数大约只有7000人左右。79军是经历过衡阳保卫战和洪桥会战的部队，损失未明，但是肯定不会少。至于桂林绥靖公署下面编成的两个桂绥纵队，号称每个纵队有两个团，其实两纵队总人数也只有5000人左右 。据桂林绥靖公署独立第四团（属姚槐的桂绥第二纵队）团长周竞称，自己的部队是全美械装备，受过美国顾问训练。 但是在周竞的回忆当中，他的独立四团虽然有迫击炮连和高射炮连，却没有重炮部队，连山炮都没有，这个“全美械装备”恐怕要打个折扣。另外，关于中国军队的人数还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由于在抗战中各地部队普遍存在吃空饷的情况，许多部队的实际人数根本无法弄清楚。

白崇禧在回忆录中说，当时驻守广西各军总人数为16万人，这还是将在贵州东南部观望的汤恩伯集团算进去之后的总人数 。汤恩伯集团直到最后才有一个军投入广西战场，还是在桂柳会战已经基本溃败的情况下才投进来的，没起到什么作用，因此可以忽略不计。何应钦则说中国军队的人数只有不到12万 ，这个数字可能偏小了一点。中方主要作战部队16集团军31军和46军6个师（不含93军两个师）的全部兵力大约只有5万余人。但是即便将93军两个师的兵力加入16集团军当中，该集团军的总人数也不到8万人。杨森集团不到2万人。79军、62军和64军加起来可能有4万余人，再加上5000人的桂绥纵队，第四战区的兵力往多里数，最多也不超过15万人。何况有些部队基本没有投入到作战当中，等于没有发挥任何作用。在前面我说过日军第11军大约有10万人。《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当中说日军第23军大约有3万余人。 这样的话，日军总兵力加起来有将近14万人，并不比中国军队少多少。

无论怎么说，中国守军的人数不太可能大幅度超过日军进攻广西的第11军以及第23军总人数，甚至有可能少于日军人数。日本方面的《一号作战》将所有参战的中国部队番号全部开列出来，总计有26个师的兵力。但是日方认为26个师大部分是被重创的部队，实际人数并不多。这个估计是正确的。

因此，无论是在哪个战略方向——广西东北部的桂林还是在东南部的平南、桂平一线，中国军队都很难对日军构成长期局部上的人数优势。唯一的一次构成绝对兵力多数的情况是在10月中下旬的西江反击战当中，张发奎利用地形和交通之便使中国军队和当面日军的人数比例推测变成大约4:1。但是这种优势只持续了七八天，很快就在日军的增援面前消失殆尽。

广西的守军兵力的窘迫也可以由第四战区对越南方向的防备看出来。由于所有兵力都集中在广西东北和东南，西南部的南宁方向很空虚。9月2日，张发奎密电蒋介石，声称驻越日军“五万余”有从越南西贡调兵北上的动向。作为应对措施，第四战区后来在战斗计划当中写道：“则以桂绥独三团（主力龙州，一部靖西）向田东逐次转进，阻击敌人” 。以地方绥靖部队一个团来抵抗日军进攻，恐怕也是聊胜于无。在9月2日同一则声称越南日军北调的密电当中，张发奎希望蒋介石即行调动在贵州的中央军97军“开驰河池、宜山间”。 河池、宜山位于柳州西部，距离中越边境直线距离在300公里上下，与其说是去保卫中越边境，不如说是张发奎用于拱卫柳州的部队。蒋介石的答复很有趣：“第九十七军先头部队，即可开拔，仍应在黔桂边境控置，归本会机动使用。” 这里的“本会”应当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之中央军就在第四战区的屁股后面，但是就是不归第四战区指挥。考虑到蒋介石的一贯作风，认定他依靠广西会战消耗消灭异己的这种想法并不算过分。

顺便说一下，张发奎在桂柳会战当中不止一次请求蒋介石立刻增派援军驰援广西。读着张发奎的求援电报，有时候真的让人觉得十分寒心。当然，有朋友会说，蒋介石已经无兵增援，贵州的汤恩伯集团也是拱卫重庆的最后兵力。郭汝瑰在《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亲历记》当中也谈到此事，认为蒋介石应该调动最后的预备队，陕西的胡宗南集团。作为战略层面，是否应该将胡宗南集团投入战场，会有不少讨论。有人认为这是最后一支预备队，如果过早投入战场，将会使重庆无兵守御。这个说法很荒唐。中国军队缺乏主动进攻的精神，不能在战场上消灭，或者至少牵制敌军，一味防守，最后的结局就是被敌军各个击破。1944年中国大陆战场，蒋介石并非手上无兵，乃至困窘到必须调动胡宗南兵团的地步。只不过军队因为疏于训练、怯于作战，将士不同心而难有胜绩。桂柳会战的教训不是应该不应该调动最后预备队的战略问题，而是如何提升军队作战力和协同作战的问题。

桂柳战场这边，既然正规军指望不上，当年让红军颇为头疼的民团和自卫队便构成作战力量之一。在广西进行的抗战有一特点，即民团和当地自卫队奋起抗日的情况较多，日方的《一号作战广西会战》多次提到民团抗战的情况，甚至有过一整个县（灌阳）没有正规军据守，民团依旧能够独立抵抗的情况。这与正规军不战而溃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民团守土既跟广西彪悍的民风有关，也跟新桂系在治理广西的过程当中采取的“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有关。1930年广西正式成立民团。1934年颁布《广西民团条例》。从1930年冬到1937年2月，广西总共训练壮丁158万。每个壮丁的平均受训时间超过180个小时。 新桂系不但鼓励地方自治，而且派遣正规军军人来到地方帮助训练民团，使民团士兵具有一定的战斗素质。政府方面也负责供应一定的武器。覃戈鸣回忆说，在桂林保卫战准备工作开始，韦云淞即令各仓库将各种旧枪散发给民间。新桂系自己也在民间私自建立了军火库。其中一个位于蒙山太平附近。白崇禧即担心日军袭扰，又怕有人告发，曾经亲自前往蒙山指挥抢运，但是依旧损失很重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广西民团制度便告解体。即便在1939年桂南会战之后有一定恢复，但是当局从未声明已经重建。个人认为，桂柳会战当中的民团已经不具备太多官方意味，更像是本乡本土自发组织的自卫力量，装备和训练差异也十分悬殊。

从广西会战一开始，便有大量正规军溃散，许多有作战经验的散兵流落在民间。许多士兵本来就是广西人，熟悉地形，又有充足的弹药储备，遂对日军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以柳州西部的河池地区为例，这里的都街（宜山县下属乡镇）自卫中队便拥有200余人，人人有枪有手榴弹。还拥有轻重机枪各一挺。全队抽调20人组成手榴弹队，甚至拥有一名号兵 。桂林市恭城县抗日自卫队第三中队队长林敦党回忆说，当时第三中队在恭城自卫队当中武器装备最好，拥有轻机枪4挺，以及一门82迫击炮和两个掷弹筒，为此专门配了一个炮排 。日军在广西会战开始之初，即受到民团不断骚扰，以至于惊叹说“在长期的对华作战中，这样的经验（即遭遇民团抵抗）还是第一次。” 日军第23军在制订作战计划的时候也对民团袭扰极为担心，以至于说出“第23军所担心并不在于击败重庆军，倒是担心以广西自卫政策为基础的民众抵抗和乡村的自卫行动” 。但是，民团的作用在于守卫本乡本土，而非联合进行大兵团作战。而消灭日军的数量也需要日积月累。因此，在桂柳会战期间，民团对于日军的抵抗是有限的。但是民间反抗日军的战斗此起彼伏，培养了一批有经验的战斗人员。中国共产党的武装桂北游击队，其成员当中有不少参与过1944-1945年广西抗日游击战。这支游击队一直活跃在桂林附近的崇山峻岭之间，直到1949年广西全境解放。

后勤方面，中国军队比日军的优势之处是内线作战，有足够的物资，交通也非常便利。9月到10月之间正是广西晚稻丰收季节，粮食供应基本不成问题。这一点对日军和中国军队来说都是公平的。不过，即便有足够的物资，中国军队物资输送系统运行却并不顺畅。这样的事情在衡阳保卫战期间曾经发生过。第九战区编写的《湖南会战战斗要报》上面说：“26A（即26军）由萍乡向耒阳转用时，后勤机关均告落伍，致粮食不济，医药无闻。又62A进至衡南（衡阳南部），两日不得饱食，影响战局极大。” 内线作战的桂柳会战让物资配送不畅问题稍缓。不过仍旧完全没有解决。覃戈鸣称桂林守城士兵没有蔬菜吃。因为蔬菜不容易保存，而战事逼近，周围的农民也不肯进城卖菜。最后中国守军只得到桂林郊外的农村购买。当桂林市被团团围住之后，连出去买菜的机会都没有了。不过这一点日军也并不比中国守军好。他们也非常缺乏副食。对比衡阳保卫战当中中国守军亦缺乏副食的情况，可见后勤当中如何解决副食确实是一个问题。

弹药和修筑城防工事的物资倒并不缺少。31军131师参谋长郭炳祺说：“当时广西绥靖公署寄存在桂林的武器弹药颇多，因疏散不去，大量拿来充实各防守部队。主副食按照部队直接供应，不足三个月。但桂林疏散后民间遗留下来的很多，各防守部队都自行搜掠囤积，足够有余。”170师副师长巢威则回忆桂林城防囤积的粮弹“不足一个月之用”。双方的回忆有所出入。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认为守军炮弹奇缺，囤积炮弹大约只有三个基数。三个基数的弹药当然不足以守城三个月，甚至守一星期都有困难。但是《一号作战》当中说日军在占领桂林之后缴获到了3万余发炮弹，从某个角度证明了覃戈鸣的数据未必真实。当时城内守军有150毫米口径榴弹炮2门，以及100毫米口径加农炮4门，战防炮4门，迫击炮数目没有统计【注一】 。几万发炮弹，不论是大口径炮弹还是战防炮迫击炮炮弹，都足够中国军队打很长时间。这里我倾向于郭炳祺的“炮弹充足”一说。

为了坚守计囤积大批粮弹是一种理所当然的行为。但是在囤积的过程中国军队当中腐败横流，层层克扣，使粮弹囤积成为某些人发财的现金牛，也导致物资配备效率低下。据覃戈鸣称，韦云淞领取了大批法币作为城防建设费用。170师副师长巢威说这笔钱有2500万元。 但是覃戈鸣说韦云淞将这笔钱和别的物资装了两个大卡车拉到后方去，归了自己。而有些必要的配备却始终没有得到落实。覃戈鸣到覃泽文的阵地上去视察，发现覃团的士兵没有配齐防毒面具，便叮嘱他要配齐，此后也并未进一步督促。覃团后来800战士和军官被日军毒气毒死在七星岩内，与此事不无相关。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800烈士当中还有一部分是防毒排的士兵，因为不具备基本的防毒面具，竟然也一同殉难。

后勤囤积物资导致了意想不到的一个问题发生。当93军弃守全县的时候，不得不遗弃或者焚烧了150万发子弹以及大批粮食和辎重。日军在攻克桂林、柳州 以及宜山等交通要道上也有大批物资缴获，甚至有缴获美国援助的新式反坦克火箭筒的记录 ，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后勤短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接下来的描述当中还会继续说到。总之，中国军队并不缺乏物资。虽然所有物资并未按照“三个月”的期限严格进行囤积，但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中国军队不会像日军那样为后勤发愁。当然，要是倒过来说，如果没有中国军队的溃败，善于“就地补给”的日军，其后勤问题就会让第六方面军大为头疼了。

注一：关于桂林守军重炮数量有争议，在本文下集当中将有详细论述。

• 【整理】桂林保卫战文章归纳

六．中国军队的战斗决心及内部矛盾

负责组织广西会战（即桂柳会战和广西东南的西江沿岸会战）的是国民政府第四战区司令部，司令长官张发奎，算是粤系军队当中的老将，民国军事历史当中出现的著名将领。但是广西是桂系的起家之地，张发奎虽然与李、白有过并肩战斗的历史，毕竟以广东人的身份还是难以调动桂系部队，因此大部分时间基本上都在司令部所在的柳州赋闲。而桂系主要将领白崇禧则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和委员长桂林行营主任身份对广西境内桂军做出部署。当然，蒋介石也通过委员长侍从室主任林蔚直接对第四战区部队实施指挥。因此中国军队实际上接受的是三重领导。

在1944年秋冬之际，反法西斯战场大局已定，中国国内的各路诸侯以保存实力为主，不愿打消耗战，尽量避开日军锋芒。白崇禧也不免有类似想法。但是在日军攻入广西之前，受到衡阳保卫战的鼓励，他还是希望坚守桂林城。白崇禧回忆说：“军委会以敌主力集结湘桂方面，一部于西江与雷州半岛，遂训令四战区先击破湘桂之敌，确保桂柳。” 。这里说“击破”虽然几乎等于天方夜谭，但是白崇禧此语也说明他决定以军队主力据守桂柳。

但是这种战斗决心一直受到优势敌军的进攻以及中国军队内部矛盾两种因素的干扰。在国军内部，一直存在着三重矛盾，即：中央指挥矛盾（蒋介石-白崇禧）；地方指挥矛盾（以白崇禧为主任的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中央军与地方军队协调统一矛盾（中央军、桂军和粤军都参加了广西会战）。除了这三重矛盾之外，还有桂军内部矛盾（与白崇禧的亲疏关系）以及死守派与动摇派之间的矛盾（以韦云淞为首的守城动摇派以及以陈济桓、阚维雍为首的死守报国的爱国将领为两派）等次要的矛盾。而日军的矛盾仅仅存在于第11军贪功自傲，尾大不掉招来与中国派遣军和第六方面军指挥人员的不快，但是三者目标是一致的，就是要拿下桂林和柳州，因此可以说上下同心。中国守军远远做不到这一点。

这些矛盾当中最集中的一点是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白崇禧的战斗决心毫无疑问受到蒋介石消极援助的影响，发生动摇。白崇禧在开始倒是愿意打一场以城市防守战为主的大型战役。1944年6月，长衡战役刚刚开始，白崇禧和张发奎等将领就判断出日军必将向广西发动进攻。6月22日，白崇禧从重庆飞抵桂林，开始部署防守工作。当时广西境内仅有16集团军。白崇禧与张发奎初步拟定的计划是以31军防守桂林，46军防守柳州。在我看来，这个分兵防守的战略真是荒谬到了家。但是主题。衡阳保卫战开始之际，桂林在6月25日开始了第一次大疏散。国军对于即将到来的战斗不可谓无准备。随着衡阳保卫战的最后结束，日军发动桂柳攻势的趋势也就越来越明显。白崇禧决心以桂柳为基点展开一场大的会战的决心也在不断变化当中。

自从抗战以来，国军作战的特点是分兵守卫，逐次抵抗，以期消耗敌军力量，然后趁敌围攻坚城而不下的时候，将其包围击溃。这个战术既赢得了台儿庄大捷，也有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以拉锯战形式赢得了时间，当然也有过南京保卫战等惨痛经历。白崇禧在桂柳会战当中也决定采用类似战术，要求死守城池，等待外围的援兵。这也正是蒋介石所希望看到的战术。蒋介石给出的防守期限是：桂北的全县必须死守三个月；桂林和柳州也必须各死守三个月。各地方应该以“三个月”为期限囤积粮秣弹药。这里的“三个月”毫无军事意义，只是一种态度而已。但是毕竟是军令，因此第四战区一边搜罗囤积粮弹，一边在8月24日，日军发动洪桥会战前夕做出的作战部署，如下：

一， 将夏威的16集团军之31军和46军布置在桂林市及周边，用以对付日军第11军主力。

二， 将夏威的16集团军之93军（中央军）部署在全县，并将少部分兵力前出至湘桂边境的黄沙河。这支部队是16集团军的前锋部队。

三， 将邓龙光之35集团军62军部署在柳州，防守广西会战的重要战略后方。

四， 将邓龙光之35集团军64军部署在平南一线，用以对付日军第23军从广西东南部发动的进攻。

五， 27集团军从湖南东南部撤入广西东部，负责防守桂林东南部各县，警戒16集团军的右翼。27集团军之79军则警戒16集团军之93军的左翼。

这个部署从16集团军当中调出了生力军31军的135师（师长颜僧武）前往广西东南的平南一线防守日军第23军，将46军新19师部署在桂林外围进行机动作战，将31军131师、188师和46军170师和175师4个师置于桂林城周边，兵力略强于衡阳保卫战时期方先觉的第10军。可见白崇禧对于桂林保卫战下了本钱，也具有强烈的战斗决心。但是置于广西东南部的部队只有35集团军64军、31军135师以及桂林绥靖公署编成的两个纵队（共有四个团的兵力）。135师还是31军的后调师，以新兵为主。以单独一个军，一个后调师以及两个桂绥纵队的兵力（总兵力不到5个师），要对付日军23军两个师团和两个独立旅团的攻击明显不够。这就使中国军队在两个战略方向上调配兵力出现犹豫不决的问题。

白崇禧和张发奎无法给予邓龙光集团更多兵力。整个会战当中中国军队的军力捉襟见肘。7月14日，衡阳保卫战正在鏖战当中。白崇禧专程从桂林前往湖南前线，请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如若衡阳失守，便将第九战区部队部署在湘桂铁路两侧，以便威胁南下日军侧翼，使其不敢仓促发动进攻。但薛岳面临日军打通粤汉线的压力，只能停留在粤汉线东侧不肯支援。7月17日，白崇禧空手返回桂林。桂柳战役开始之后，远在贵州和湘西的中央军部队又全无增援意图。蒋介石派来增援的只有93军。关于桂林的城防，小诸葛希望93军“黄沙河（全县东北）转进后担任之”，将桂军置于城外机动作战 。这是明摆着将中央军置于死地，让桂军在“机动作战”当中伺机保存实力。蒋介石自然看穿了白崇禧的小九九，不但不用93军守桂林城，还将93军调至全县。虽然蒋介石要求陈牧农死守全县三个月，但是这个命令并不算坚决。后来全县迅速失守，跟蒋介石这一决心不无关系。从此事可以看出，无论是蒋还是白，都不愿意将己方兵力用于守城，和日军拼消耗。

既然部队不够，又不肯调中央军入桂，便只好从它处调兵。9月5日，蒋介石电令第七战区余汉谋集中两个师守备连山（今广东西北部之连州），并准备直接入桂增援桂林守军。但是显然第七战区自己也不愿将部队填进广西。何况余汉谋和张发奎还有个人矛盾。次日余汉谋回电，以“兵力绵薄”为由，只肯在连山原有守备两团的基础上增加另外两个后备团，对于增援桂林一事决口不提 。这些现状一步步动摇了白崇禧死守桂林的决心。

10月初，全县和兴安已经相继失守，日军距离桂林只有60多公里。根据郭汝瑰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描述，10月9日，第四战区变更部署，将各部划为四个集团：

一， 广西东北部的桂林集团由46军，31军，93军和79军9个师固守，以对付日军第11军的南下部队；

二， 广西东部的荔浦集团由杨森的20军，26军以及37军5个师固守，对付日军第11军西进部队，防守柳州正东面；

三， 广西东南部的西江集团由邓龙光部3个师固守，以对付日军23军沿西江上溯的攻势，防守柳州的东面以及南面；

四， 战区直辖兵团下辖62和64军4个师作为战略预备队，驻防柳州附近。

郭汝瑰这个描述省略了很多细节。邓龙光的西江集团实际上掌握着64军三个师和31军135师以及两个桂绥纵队。这是张发奎后来敢于在蒙圩向日军第23军发动反击的本钱。蒙圩的西江反击战也是整个广西会战当中最精彩的一场战斗。死守桂林的31军和46军则没有进行像样的反击。

郭汝瑰没有提到另外一处变更部署。死守桂林的31军（欠135师）和46军原来应该有5个师约4万余人。其中新19师据守桂林外围东北部海洋山。但是由于白崇禧守城的决心动摇，导致他最后决定撤出31军188师和46军175师，理由是“以机动的主力军从外面进行反包围”（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回忆白崇禧当时说的话）。这是广西桂军当中战斗力最强的两个师。根据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广西省政府驻渝代表、新桂系核心人物程思远的回忆 ，白崇禧在9月13日做出决定从桂林城内撤出175师和188师。当日广西东北大门全县失守，日军距离桂林只有大约100余公里。175师和188师撤出桂林后，留在城内的守军主力就只剩下两个师。这个变更部署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错误，既暴露了白崇禧宁要军队，不愿守土的心态，也等于将城内两个师当成了炮灰，对士气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最后的结果当然是城没有守住，还损失了大量部队。

白崇禧撤出这两个师的部队，主要原因应该出于裙带关系以及军阀保存实力的本能。覃戈鸣回忆说，188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175师师长甘成城是夏威的外甥。46军军长黎行恕与海竞强又是拜把关系，海竞强还与16集团军参谋长兼46军副军长韩练成（著名的共谍）有很长的同学、同事的关系。白崇禧调走175师和188师之举，除了为了保存实力，没有别的理由可以解释原因。在整个广西会战期间，188师和175师先是部署在了桂林北部的溶江地区。后来又调去了桂平抵抗南集团日军，在桂柳失守后撤到柳州以西。桂柳会战之后，31军被撤编。人员余部被并入46军当中。桂军虽然在会战当中损失严重，但是至少保持了一个完整的军。抗战结束之后，46军曾经短暂被编为整编46师，随即恢复军的称号。后来在莱芜战役当中，时任46军军长、共产党员韩练成与解放军里应外合，将其送入解放军口袋里。海竞强和甘成城双双被俘。

10月13日，根据桂柳会战第四战区作战计划判断，已经有46军两个师（即175师和188师）转隶西江集团，周祖晃直接指挥的31军135师及两个桂绥纵队也被列入西江集团战斗序列。而守卫桂林的部队是31军 。殊不知这个时候46军和31军的战斗建制已经全部被打乱了。守卫桂林的是31军131师和46军170师。西江集团的部队是31军188师和46军175师。此外还有46军新19师和31军135师在四处打游击。16集团军两个主力军六个师的部队，分散在从桂林外围一直到平南的崇山峻岭之中。白崇禧张发奎将生力军分兵使用，是桂柳会战惨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桂林陷入重重包围的11月初，日军却在广西会战的另一个战略方向东南方向的贵县（今贵港）以西的迁江（距离桂林大约300公里）发现了175师的番号 。在会战的关键时期让主力作战师从一个战略方向武装游行到另外一个战略方向，充分说明了中国军队指挥系统的混乱和应对无方。

至于留在桂林城内的131师和170师的师长，关系就和白崇禧疏远多了。131师师长阚维雍和170师师长许高阳都是桂军当中的普通将领。阚维雍生于1900年，许高阳生于1906年。当李宗仁的新桂系崛起之时，两人都不过是后辈小生。阚维雍，广西柳州人，在广西陆军讲武堂接受军事教育，学习工兵技术。他曾任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后来先后担任营长、团长、参谋长和军校教员。1942年升任131师师长。有趣的是，《白崇禧回忆录》当中称阚维雍为“关维雍”，这很有可能是将繁体的“闞”字读作了繁体的“關”字。如果不是本书的编辑出现了编辑错误，那就只能说白崇禧对于阚维雍本人的确很不熟悉，以至于将他的名字记错了。至于许高阳，这位湖北人直到北伐后期桂系势力延伸到湖北安徽一带之后才开始追随桂系，与桂系核心的关系其实相当疏远。被推出来牺牲掉也是理所当然了。关于部队的战斗力。170师是后调师自不必说，131师却不好评价。170师副市长巢威在解放后回忆说，“131师是31军当中战斗力最差的部队”。这个评论立刻遭到阚维雍家人、同僚以及部下严厉批评。从后来的战斗过程来看，131师自师长以下，全体尽到了自己守家卫国的责任，值得我们永远缅怀和纪念。对于其战斗力，就不必苛责了。

桂林城防司令是韦云淞中将，桂系重要将领之一。网上流传的“白崇禧评价桂系将领”一文认为韦云淞“国学有相当根底，好学不倦，个性坚毅又识大体，能尽责”。这个评论相当高。桂系当中素有“官话帮”（即桂林柳州说西南官话的人）与“白话帮”（玉林、梧州和南宁说粤语的人）之间的矛盾。其实类似矛盾也见于粤系（分为广府话帮，即粤语帮，客家话帮和潮汕帮），不过桂系内部的矛盾不像粤军那样深。粤系最后斗得四分五裂，让蒋介石从容收拾。桂系虽然也有过内斗和背叛，但是李、白也都挺了过来。

作为“官话帮”的白崇禧对于“白话帮”的韦云淞（玉林容县人）有如此之高的评价，其实有重要原因。这不仅仅在于韦云淞自新桂系起就开始追随李、白，而且在1929年的反蒋战争当中立下大功。当年韦云淞与桂系另一将领陈济桓搭档苦守南宁三个月，拒龙云的滇军于城下。一度困苦到只能以黑豆为食。桂军回师逐走滇军之后，李、白二人对韦、陈二将极为褒奖，专门设立“黑豆节”以表彰“黑豆精神”。韦、陈二姓后来被讹化为“危城”，认为两人是守危城的干才。白崇禧任命16集团军副司令韦云淞守卫桂林城，大概也是因为韦云淞本人具有相当的守城才能。韦云淞履任危职，虽有牢骚却不敢抗命，勉强组织了桂林保卫战，失败后也不敢将责任推往白崇禧头上。“白崇禧评价桂系将领”一文当中说他守桂林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 小诸葛看来很清楚当初他留给广西的是怎样一个烂摊子。

韦云淞虽然并未拒绝就任桂林城防司令，但是他还是向白崇禧提出增加守军一个师的要求。白崇禧最后留下来的是79军294团（一说为712团）以及175师和188师各一个营。另外白崇禧还留下了中央军炮兵第六团和一个山炮兵营、一个高射炮连、一个战防炮连以及部分卫生部队（据31军131师参谋长郭炳祺回忆）。虽然294团得到了加强，但是所有增加的守军依旧不能满足韦云淞“增援一个师”要求的一半。175师和188师各留一个营的做法也显示出白崇禧这种自欺欺人的做法十分可笑。不过就连蒋介石也只舍得用中央军93军一个军增援广西，白崇禧自然也不会将自己的嫡系部队毫无保留地放到日军炮口下冒险。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增加的守军番号混乱，对指挥协调并无好处。可到了这时候，多一个兵也算是多一份力量。不知道当时韦云淞是不是这么想的。

与韦云淞同时防守桂林的主将还有31军军长贺维珍。此人江西永新人，我猜测很可能与“永新一枝花”的贺子珍同族。贺维珍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同学，能力和水平似乎一般，升迁也不快。任31军军长之前曾经是131师的师长。百度百科上说贺维珍为人清廉。但是31军作战参谋陈必竸在回忆阚维雍的时候曾经狠狠地损贺维珍，说他“每日用公帑购买人参炖鸡一只进补” 。韦云淞的防守司令部参谋长是他当年据守南宁的老搭档陈济桓。陈济桓1933年因坠马导致一条腿受伤截肢，拖着一条假腿走路。他得知韦云淞被任命防守桂林，便毅然前往司令部，意欲与韦云淞同舟共济，力挽狂澜。时值代理防守司令部参谋长的覃戈鸣军衔仅为上校，指挥不动各部大佬，韦云淞便表请白崇禧张发奎等任命陈济桓为防守司令部中将参谋长，覃戈鸣副之。这样就理顺了衔职关系。但是陈济桓已经在抗战之初脱离军界，当了广西绥靖公署第二金矿主任，中将身份未经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铨叙，是一个“黑官”。他在桂林保卫战牺牲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一直没有承认陈济桓的军人身份，不予以抚恤。直到1946年6月才改正这个决定，追认了陈济桓的军人身份，追授上将，一年后一次性给了法币6万元抚恤金 。这笔钱与其说是抚恤，不如说是侮辱。陈济桓当年又怎能知道自己的身后事。此刻守卫桂林，陈济桓本人有必死的决心，韦云淞却有偷生的念头。这一次韦、陈二人共守危城，远不比当年抗拒滇军那般合作顺利。

在桂林市逐渐进行布防和疏散的过程当中，有许多军人因为惧怕即将到来的战斗，以各种理由先后调离了岗位。中央军将其配属桂林防守司令部负责防御工事修建的一个工兵营成建制调走。其后调离成功的最高职位军人是31军副军长冯璜。冯璜本人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是日军攻城前一周调接陆军军官学校第六分校主任离开桂林的。”原军校主任甘丽初调任93军军长。31军131师参谋长郭炳祺认为冯璜是白崇禧的亲信或者亲属。与冯璜同被郭炳祺视为白崇禧亲信或者亲属的还有131师391团团长蒋晃。391团是死守桂林的主力团。据391团后任团长覃泽文回忆，他是在1944年9月下旬，也就是日军攻占兴安前夕被调到391团接替蒋晃的职务的。关于蒋晃被调往何处，覃泽文的回忆当中只是说此人“被调往后方”。同时活动调走的还有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处长叶振文。他被调任临桂县县长，临桂县县城距离桂林市不超过十公里，虽然算是逃出生天，一只脚到底还踩在战争边缘。大批军政人员的逃离让整个城内士气不振。到了八九月份疏散的最后关头，许多应留守的人员也都纷纷逃命，连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的秘书龙贤关也在勒索了一大笔疏散贿赂之后逃之夭夭。

• 【整理】桂林保卫战文章归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