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桂林抗日保卫战（下集）：牺牲 -- 梦秋

节前全文更新到此为止。本文还有一节留到节后再说吧。这里感谢一声关注本文的朋友们，谢谢你们能够跟踪这一篇枯燥无味、充满晦气的文章至此。希望大家的节日气氛不会为本文所困，能够过得开心顺利。

以下正文。接下来说说处理牺牲人员遗体和战俘的问题。

首先要说明一下的是阚维雍烈士的遗体掩埋过程。阚维雍自戕殉国之后，131师中校副官主任钟其富（阚维雍的远房表弟）与卫士杨霖超用师旗包裹遗体。随从们就近在唐杞（桂绥第一纵队司令）公馆当中找到一副棺材。因为棺材太大，出来的路狭小不堪，不能抬出，只好在防空洞前的战壕里埋葬了。战壕太狭小，棺材又大，无法完全掩盖，剩下三寸多宽棺木遮不住，只好找来棉花填好。战斗结束后，杨霖超和钟其富两人被俘。后说动日军战俘营的军官，得到批准重新掩埋阚维雍遗骸。但是因为棺木太沉重，八个人无法抬出，最后只得就地再次掩埋。杨霖超在被俘后七个月逃出战俘营，步行来到广西融县，找到了阚维雍的家属。上述情况是杨霖超回忆，阚维雍之子阚培松笔录的。 因为过程描述比较详细，就在此记录一下。不过，它与桂林光复之后，人们重新安葬阚维雍时候的过程发现的情况却大相径庭。接下来便是安葬阚维雍的亲历者描述的重新发现阚将军遗体的过程：

“1945年10月10日，我和阚维雍将军的夫人及培松、培桐、五爷爷、五奶奶、七叔等一同去桂林收敛阚将军尸体。棺木是由柳州用大卡车运去的。当天下午二时许来到桂林，并立即雇请4个土工（专做埋葬死人的）一同去到桂林北门城外老人山附近一处战壕的南头，找见了一个大木桶。师长的尸体坐在木桶中，等候培松（因我和他分途寻找来认。培松向战壕北头找，我向南）。鉴别确定，当时面貌及衣服都还好，但夫人仍怕有错认，因此用酒精擦拭师长的口部，然后撬开他的嘴巴，看看他的牙齿（镶有金牙），才认定确是将军的尸体。夫人和五爷爷等放声痛哭，在场亲属也都哭起来。将军的尸体虽然在那里找到，但并未见有木牌（可能已被人弄走了）。”

本文的口述者当时在阚维雍的葬礼上执旌旗礼，因此该叙述亦有其真实性。究竟阚维雍是埋在东镇路防空洞外，还是在近千米外的老人山战壕当中，这也许不重要了，毕竟最后他获得了体面的安葬。钟其富和杨霖超最后都活了下来。杨霖超将那方写着“大忠大孝，成功成仁”的手帕交给了阚维雍的家人。副师长郭少文突围出来之后也将阚维雍常用的猎枪交给了他的叔叔，时任广西建设厅长的阚宗骅，算是尽了对阚维雍的最后一份心意。

2012年3月梦秋在阚维雍陈济桓吕旃蒙三将军墓前拍摄的照片。烈士们身后并不寂寞，人们永远记得为国捐躯的英雄们。

陈济桓将军遗体则被日军发现，由日军在猴山坳就地收敛埋葬。抗战胜利后，桂林城建八百烈士墓以及三将军墓，四处寻得陈济桓坟茔，与阚维雍、吕旃蒙两位将军一起重新埋葬于七星公园普陀山霸王坪（今称博望坪）上。陈将军在猴山坳的墓葬遗址现今犹存。在博望坪上的三将军墓瞻仰之人络绎不绝。陈济桓将军殉国后，国民政府长期不承认他的中将军衔和军人身份，致使陈将军家人无法得到抚恤，生活在战后一度陷入困顿，靠周围人等周济，最后才渡过难关。阚维雍的后人则在解放战争的炮火当中各自分离，三子女当中二人留在大陆，一人去了台湾。直至1980年代方再度建立联系。2012年春天，我前往三将军墓瞻仰，见三将军后人联手共同祭祖的花圈，想必春风秋雨，时光荏苒。英雄后代，自然花开花落，各有千秋。先烈有灵，若能见到后辈平安幸福，一定能含笑九泉了。

梦秋拍摄到的陈济桓将军墓。墓前的鲜花是陈将军的孙辈所敬献。

对于七星岩内牺牲将士遗骨的整理，直到八个多月之后，桂林光复始告开始。但是这八个多月当中，并非没人进入七星岩。在临桂大河乡潘家村（漓江东岸）的一些受到日寇欺压的村民，就曾经摸入七星岩当中寻找到了一些枪械，组织起了自卫队。但是牺牲将士的遗骨则一直无人收拾。1945年到1946年间，桂林警方组织清洁队为牺牲将士收骨。清洁队成员都带上手套和口罩，涂上清凉油进入洞中。七星岩内尸骨遍地，烈士大部保持临死前挣扎痕迹，但肉体已经腐烂，只剩白骨。有些白骨上还覆盖有衣物，轻轻一碰即破碎。洞内武器也已经锈迹斑斑，无法使用。清洁队人员用手捧遗骨，一点点带出洞外。总共收得823具遗骸，共同葬在普陀山霸王坪三将军墓一侧的大墓当中。 1994年，七星岩深处又发现一具当年遗骸，判断为野战第三医院女军医（护士）一名。因此七星岩中罹难烈士总人数为824人。因为人员复杂，加上团长覃泽文为新任，连自己手下将领尚无法全部认识，罹难烈士几乎均为无名。

梦秋拍摄的八百壮士墓。这是个集体墓葬，紧靠三将军墓。所有烈士遗骸均安葬其中。烈士无名，历史有声。

在战斗当中被俘的中国军队高级军官，如巢威、郭炳祺、郭鉴淮和陈村等，受到日军较好待遇，并拟带往南京，以参与伪政府建设。这些高级军官想尽方法，或感化陪同汉奸，或寻找逃离机会，一一逃离日军魔掌，没有当汉奸。其余被俘官兵，在被日军押送过程当中，曾经发生哄逃事件，部分战俘逃离。剩余战俘命运未知。

日军占领桂林之后，试图建立维持会等伪政府机构管理城市，掠夺财富。他们首先找到原桂林市参议会参议员、眼科医生白堃公。此人长女与日军一军曹勾搭。白堃公利用这一机会，当上了“保安处”（后改名维持会）处长。白堃公又找来原桂林市政府秘书阳素臣出任伪保安处秘书。其余出任伪职的汉奸还有：

伪总务科长邓剑南（广州人，原军委会桂林行营政治部工作人员）

伪军事科长张夏威（广东南海人，原滇军师长）

伪民政科长白兰生（白堃公之弟）

伪交际科长刘志坚（生长在日本的福建人，后替代白堃公出任“桂林维持会”会长）

伪交际科副科长吴一鹏（广东五华人）

伪财政科长李镜湖（与白堃公有姻亲关系）

伪警察队长陈一亚（白堃公内亲）

伪医官徐祖光（江西人）

伪人事科长黄九龄（白堃公内亲）

伪民政科员廖彦南

伪户籍管理员李世祺

（上述人员当中未注明籍贯者皆为桂林人。）

桂林市区的伪政府成立之后，郊区的“维持会”也纷纷成立。汉奸层出不穷，难以计数。原江苏高等法院院长、广西绥靖公署军法处长兼广西省政府委员的张君度躲藏于永福苏桥乡，被日军找到，要求他出面组织广西省伪政府。此人与白崇禧同族，有姻亲关系，是白崇禧心腹，因此社会地位较高。对于日军要扶持他出任伪广西省省长一职颇感兴趣。因为日军占领广西时间太短，最后未能组织成功才告吹。

桂林市伪政府主要工作，无非是给日军劫掠粮草，顺便颁发所谓“良民证”、“迁入证”等。为了劫掠民财，伪政府大开烟赌之禁，派出伪警察下乡搜掠禽畜粮食，甚至为日军搜索妇女以供淫辱。城内的汉奸们则大肆倒卖各种紧俏商品，鱼肉百姓。在日军统治之下的桂林，没有多少居民回迁。汉奸们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内讧不断。白堃公当上“保安处”处长三个月余就被刘志坚替换。

好玩的是，1945年夏天，当日军决定撤退之后，对待走狗们的真面目就彻底暴露出来了。日军担心汉奸们会产生二心，危及自身，于是下手拘捕了主要汉奸头目，包括阳素臣、张夏威、邓剑南、陈一亚、廖彦南、李世祺等。其余的人一听，这还得了，赶快望风而逃。被扣押的汉奸受到了严刑拷打。其中李世祺半夜被拖出去用刺刀刺死。张夏威、邓剑南和陈一亚拿出财物买命，被日军释放。阳素臣、廖彦南一直关押到日军宪兵部撤退的当天才被释放。此时两个人已经被打得走不动路，只好一路上慢慢爬，好不容易才爬到漓江东岸避难（中正桥被毁后，日军利用烧余房屋的木板在中正桥铁梁的第二层搭建了一座临时桥梁）。另有一位与日军颇为交好的当地富商苏少林，则在日军临走之前被士兵洗劫。日军士兵将苏少林及其妾拖到阳桥下枪决了。

中国军队光复桂林之后，白堃公被捕，旋即服毒自杀。邓剑南、张夏威以及吴一鹏三人先后投入广西第八区专员陈恩元手下冷吾锋处。冷吾锋将这三人连同其家小全部枪毙，并吞没他们的财务。刘志坚则随日军撤退，下落不明。冷吾锋，桂林东乡冷家村人。在桂林沦陷期间是国民党地方武装“东江自卫队”的队长。他在解放后的“镇反”当中被判处死刑，1951年9月4日执行。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匪首”、“恶霸”。

上述汉奸维持会情况全部出自阳素臣的回忆。 未见别处资料旁证。其余资料显示，在灵川县亦有维持会，维持会副会长全仕琳被抗日游击队活捉后枪毙。 在2005年《桂林晚报》组织的对抗日战争时期桂林的大规模口述历史报道当中，也曾经有过自卫队员击毙大河乡便衣队队长董润发（绰号“天拐子”）的报道。 白崇禧在1946年9月1日在桂林各界欢迎会上发表演讲说：“省的伪组织并未建立，且无伪军，无伪组织，亦无伪币流行。” 白健生这番话，虚实对半开。广西的确没有建立一个省级伪政府。那是日本人呆的时间太短。从日军占领广西大部到全部撤出，时间只有短短七八个月。各地的小规模伪组织遍地开花，汉奸便衣队横行，那是在各种回忆上都出现过的。桂林并不是没有汉奸。只是这些狗当得很不容易罢了。

关于日寇在桂林的暴行，就不一一详述了。总归是脱不了六个字：烧杀奸淫掳掠。位于桂林东南郊卫家渡岳山的毒气惨案便是其中之一。近140名当地村民在岳山黄泥岩当中被日军放火熏死。这次惨案造就了赫赫有名的“白骨洞”。各种恐怖说法直到1970年代仍在桂林当地居民当中相传。犯下暴行的日军部队可能还是第40师团这支残暴血腥的部队。

桂林受到的破坏是惨重的。战争来临前的火灾，战火的毁坏，日军进占以及撤退前的破坏，使桂林几乎不复为一座美丽的城市。不完全统计表明，日军占领桂林八个月期间，共杀害城乡平民69684人。 战后，桂林全城几万间房舍绝大部分被毁。完好的只剩下了487间。沟通漓江两岸的中正桥则直到解放后的1951年才修复通行。

1945年光复后从独秀峰上拍摄到的桂林市，一片断壁残垣。远处宝积山、风洞山、鹦鹉山、铁封山几乎不见树木。照片左边上部隐约可以看到一段城墙。现在这段城墙依旧存在，但是已经被遮天绿荫所包围。梦秋曾在这段城墙下度过难忘的中学时期。

与伪组织逐渐建立起来相对应的，是雨后春笋般成立的各种抗日组织。日军攻占广西之后，因为兵力单薄，只能驻守主要城市，在广大农村和普通乡镇难以建立大规模伪政权，也无法建立大批的伪军。这样就为抗日组织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和全国各地的抗日力量相仿，广西的抵抗力量也相应分为三种，有共产党的抵抗组织，也有国民党的抵抗力量，自然也有无党派，仅仅是地方奋起反抗的武装。这三种力量均或多或少地得到了留在广西境内的残余中国兵力的协助。在次年广西全境光复的过程当中，反攻的中国军队也得到了活跃的抗日游击队的协助。在桂林周边活跃的武装抵抗力量主要有：

临阳联队（中共武装），1945年5月28日编为桂东北人民抗日游击队。抗日战争后化整为零，并在解放战争当中以骨干编为桂北游击队。在抗日战争当中活跃于临桂、阳朔、恭城和漓江两岸。化整为零前人数达到350。作战成绩为8次伏击战，毙伤日军40多人；两次反顽作战，俘虏顽敌55人。

全县灌阳一带的中共游击队大约有320多人，与日军作战23次，毙敌50余人。

潞江抗日自卫队以及灵川抗日政工队，共280多人，与日军作战15次，毙敌70余人。在次年中国军队光复桂林的长蛇岭战斗当中，灵川政工队配合中国军队进攻，收到了较好的战绩。

其余零散的中共领导的抗日自卫队，总共与日军作战十余次，毙伤敌至少6人。

全广西中共抗日游击队总人数大约在5000多人，与日军作战200余次，击毙日军超过1000人，击伤日军300多人，生擒6人，击沉敌船6艘，缴获22艘。缴获重机枪一挺，轻机枪11挺，长短枪380多支。

关于国民党的武装抗日情况，因无专门的资料汇编，收集起来比较困难。除了上面说到的“东乡自卫队”冷吾锋武装外，依稀透露出的资料有桂林区民团。该民团司令系一少将，名为黄绍立。拥有2000多人，60余挺轻机枪。作战成绩不见统计。

临桂县两江圩一带的抗日武装则推举李宗仁胞弟李松林为司令，组织“广西英勇抗日军”，收容各种流落农村的正规军士兵和当地青壮年1000多人，编成两个大队，与临桂县县长叶振文率领的部分警备队会合一起抗日。几个月当中与日军激战多次，至少打死十几名日军。后由桂林专署改编成为桂林专署第二联队。抗战胜利后解散。

民间自发的抗日武装则多如牛毛，更加无法统计。在一些零星的资料当中显示，桂林地区的民团、自卫队和别动队等也有不少抗日成绩。详情难以一一细述。不过大体上而言，全广西抗日军民的零星战斗效果参差不齐。邕宁地方民团曾经伏击小股日军（40多人），激战30多分钟，消耗七九步枪子弹2800多发，只打伤日军一人。好在自己也没有伤亡。 见于记载，比较威猛的战绩来自荔浦的小成村。全村200余人，与来犯的日军激战7次，毙敌152人，伤敌80多人，生擒日军一名，缴获轻机枪一挺。村民武装牺牲5人，负伤9人。平民被杀害13人。 我个人觉得此记录似有夸大。

当然，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和共产党方面的武装彼此之间亦有冲突。这就是另外的话题了。

这便是桂林沦陷后的一些情况。我想，本文的下集当中的所有文字以及考证，已经足够清楚地说明桂林保卫战当中的许多细节，也足够反驳那些吹嘘夸大的不实之词。一些自认为有良心的“历史研究者”说日军“仅在漓江上就付出阵亡7000余人的代价”。实际情况是日军仅仅依靠两个中队18条橡皮艇不到400人，就完成了对漓江的强渡，并占领制高点。有些朋友地方主义情绪高涨，非要说广西被日军占领期间没有汉奸伪组织，也在各种事实面前碰得粉碎。

桂林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广西是一片物产丰美风光旖旎的土地。在故乡面前，不应该因为它曾经有过沦陷的历史，曾经出现过背叛它的子民而为这片土地感到羞耻，也不应该用夸大它所付出的代价和人民的抵抗来换取虚荣。因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绝大部分人，忠诚、勇敢，不屈不挠。它的历史无需增加或者抹去什么色彩，也一样光荣和伟大。桂林，以及广西，和全国所有参加抗战的省份以及地区一样，在那场残酷的大战当中捍卫了中国的生存权利。任何关于战争事情的不实之词以及造假，都是对所有牺牲者和抵抗者的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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