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红朝惊魂诡案（1）--又到一年两会时 -- 海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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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邓榕揭发批判邓小平的大字报，最早发表于新北大公社02621支队编报，邓榕文章的题目是《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1967.4期。后被光明日报、解放日报等转载公开发表。

彻底清算邓小平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滔天罪行

邓小平一手操纵了我校的文化大革命，他通过我给工作组一些黑指示，并控制了我的思想，使我犯了严重的错误。

6月1日，毛主席亲自指示发表了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我校的运动就轰轰烈烈地起来了，那时，群众都起来了，形势大好。这时，我们因为对运动中一些问题不知怎么办，就去找邓小平，当时，我们要求派工作队，邓小平告诉我们工作队不久就要派下去了，并让卓琳打电话给李雪峰(是其秘书)，让他们商量一下怎么办。不久，邓小平派的中学第一个工作组进驻我校，工作组到了我校后，把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镇压了下去。

运动开始不久，邓小平特地把我叫回家，对我说：“你们一定要相信工作队，一定要听工作队的话，现在你们和工作队的意见一致，你们当然听，以后你们的意见和工作队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你们也要听。”我们当时对邓小平是非常信任的，我把这些黑指示告诉了革委会的同学，使得他们也在这种思想控制下，死保工作组。后来当一些革命同学起来造工作组的反时，我们就本着“一定要相信工作队”这一黑指示，打击群众，把反工作队的人说成是野心家……。以后，运动的大方向变了，矛头转向了革命群众，在学校里不仅把反工作队的同学斗了，而且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也拉出来斗争。邓小平通过我们之手，实现了他镇压群众保护牛鬼蛇神的恶毒计划。我是邓小平的女儿，所以对他的指示更是积极执行，由于非常听他们的话，所以对同学斗同学更加积极。毛主席说：“……如果把同志当成敌人来对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正是这样，我做这些事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我的立场错了，我不是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一边，而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站在邓小平一边。

邓小平积极支持我校的同学斗同学，因为他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以他害怕革命群众起来夺他的权，他为了更好地推行其反动路线，借口要了解情况，解剖一只麻雀为名，把我校当成了他的试验田。他原想叫秘书来搞一次，后大概又觉得自己找工作组更好些，所见他亲自找了一次工作队，这样更便于他控制工作组，控制运动。在谈话中，他大力支持学生斗学生，他也曾对我说过开两次辩论会不算转移目标，不算学生斗学生。邓的黑指示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坚定了工作组斗同学的决心，也控制了群众。那次谈话后的一切行动都是围绕斗群众。有一天晚上，胡启立把革委会的人都找了去，发了许多黑指示，并确定了斗同学计划：暂停斗同学，转向斗黑帮，肯定革命群众还会贴工作组的大字报，那就有借口再转回矛头斗同学了。胡启立的理由是：“我们斗黑帮，你们他XX的在后面开黑枪!”因此，后来连开几次斗争会。(这也是邓小平批准的)

邓一方面布置了我校的斗争会，另一方面他叫秘书打电话给刘志坚，意思是让他专整那些同学的家长，给他们施加多方面的压力，企图使他们投降。

邓小平极端仇视和害怕文化大革命，他想用恢复党团活动来控制运动，使文化大革命夭折。在邓小平的黑指示下，我校工作组勿匆恢复了党团队活动，组成了临时党委、临时团委，临时大队委员会。从此，我校运动便变得更加冷冷清清了。

邓小平多次和我说：要不断地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等等，目的就是要“选准打击目标。”这个目标就是革命群众，这成了我的指导思想。在我做大队工作的时候，忠实地执行了这些指示。在初一、初二各班中，让各班辅导员首先分类排队，划分左中右，实际上就是排“黑名单”，找出依靠对象和打击对象。有的班共分七、八类之多，开几次辅导员会也都说各班谁是左派，谁是右派……。当时，一些班里的领导小组成员出身不怎么好，由于受反动血统论之毒害，我极端的唯出身论，满脑子想得都是“夺权”，在排黑名单之后，就大搞夺权斗争，想把各班都换上我们信任的人，热衷于调查家庭问题，今天你是领导小组的，明天一调查出你家有问题，就换掉。为了开一个改选会，商量半天，估计各种情况。恶毒地是先把一些同学在班上搞臭，激起民愤，然后再改选、换掉，完全是运动群众。这样做了一个时期，基本上各班都换上了我们信任的人，大大打击了广大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被打击的群众抬不起头，丧失进步的信心，觉得没出路，由于沉重的精神枷锁，广大群众只好俯首听令，奴隶主义十分严重。我们这一阵夺权活动，扼杀了革命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我们是在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夺权，为更深一步推行刘邓路线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以及给后来的对联辩论提供了思想基础。这同一时期，高年级的学生斗学生也是由于忠实执行了邓小平的黑指示的原因。在这里我向反动路线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很多事情不能怪各班辅导员，责任主要应由我负。

在斗学生的同时，邓还多次指示要做教师工作，其目的是把矛头对向教师，这和斗同学是同一性质同一目。

运动以来，邓从未叫我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因为他知道广大群众一旦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他的阴谋就包不住了。完全被他纳入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我校运动，在这上面也是按照他的意愿发展的。原来，根本没有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时间，工作组自己也不学，革委会的同学也不学。后来才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制定了所谓一天二小时雷打不动的“天天读”，工作组员也才在同学们的批评下开始了“天天读”。可是，工作组借此把同学锁在校园内，不许乱说乱动，束缚了群众的手脚。我们对邓小平的指示百依百从，而对毛泽东思想则不学不用，这说明了我们的立场完全是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边的，站到刘邓一边，干的事完全是违反毛泽东思想的。

运动以来，工作组在邓小平的控制下，把许多人打成了反革命，个人野心家，为了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给这些人平反是完全必要的。要做到真正平反，必须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打人民战争。现在还有许多同学由于受反动路线的迫害，不敢说话，我希望这些同学起来，造我的反，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我在前一阶段犯了严重的错误，但我相信我能在同志们的帮助下得到改正。对我的错误，我的认识是非常不够的，希望同志们给我提出严厉的批评，我一定跟毛主席干一辈子革命。

邓榕

19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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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神马节奏？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21/4206784.html

有北京消息来源称，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女婿、原海军政委刘晓江也捲入周永康案，这并非指刘跟周永康关係密切，而是他的儿媳妇王源源，与周家有生意和利益往来，引起舆论广泛关注，加上他身体健康欠佳，只好无奈退休。

有媒体披露，王源源及其父亲王乐天，在周永康控制的中国石油系统腐败桉中扮演一定角色，周永康子周滨透过大学同学米晓东进行商业操作，而米晓东主要合作伙伴中，就包括王源源父女。

王源源父亲王乐天有「东北石油大亨」之称，为华海能源创始人，东北能源大鳄、隐形富豪，号称中国私人油田第一人。

知情人士称，王乐天、王源源、米晓东、周滨等人，通过错综複杂的股份交换，漂白不正当的交易，涉及金融非常巨大。

王源源是胡耀邦外孙儿媳，外传就是此事让胡耀邦家族蒙羞，也令习近平十分为难。刘晓江曾任海军政委，上将军衔，明镜1引述军中人士指出，18大前刘晓江曾有希望晋升军委委员，但最后却是晋级无望，又体弱多病，只好选择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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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正出任何问题，都跟周永康有关。

看红朝灭门狗斗，某些豪门世家，一步步走向没落，真是大快人心。

http://www.wenxuecity.com/news/2015/04/13/4185711.html

1987年，胡耀邦辞去中共总书记职务后，中央曾发布多份文件批评胡耀邦。美国汉学家傅高义所著《邓小平时代》（港版未删节中文版）引述当年中央3号文件，列举了胡耀邦“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等 6条罪状。该书说，在1989年胡耀邦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编者注： 2012年第6期《炎黄春秋》章立凡《胡耀邦治丧手记》一文则说：“ 为争抢到邓小平与李昭握手的画面，两位记者发生了争吵，这是以往同类场合从未发生过的，以致李昭不得不大声喊道：‘不要吵！不要吵！’人们依次上前与亲属握手或拥抱，不少人潸然泪下甚至痛哭失声。当邓夫人卓琳上前与李昭握手并请她保重身体时，李昭说：‘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规律。’” ）

1986年的学生示威活动是自1976年“四五”运动以来出现的第一次大规模学生示威。1987年5月29日，在学生示威渐趋平静几周之后，赵紫阳对新加坡副总理吴作栋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后，过去跟外界没有多少接触的学生缺少判断是非的能力。看到美国和日本更发达，有些人便得出错误的结论，主张中国应当全盘西化，不理解这在国情十分不同的中国是不可能的。赵紫阳承认一些学生得出这种结论不足为怪，因为在1978年以前社会主义制度确实有一些失误。他批评有人放松了党对游行示威的管制。但他并没有提到要为此负责的人——胡耀邦。

在整个20世纪，中国的学生示威大多发源于北京，可是这一次却始于安徽省省会合肥以及相邻的南京和上海，起因是国际知名的天体物理学家、时任中国科技大学（位于合肥）副校长的方励之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演讲。方励之是一名充满活力的演说家，不管他在哪里发表激进言论都会听众如云。例如，1986年11月18日他在上海同济大学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没有哪个社会主义国家是成功的。”

他又说，现在的中国政府是现代形式的封建主义。他向听众讲述了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如何冲破教义传统的束缚，并嘲笑毛泽东称赞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富有智慧。他斥责了胡乔木，说如果他懂天体物理学，那么科学家会欢迎他讲话，不然的话他还是少说为好。在安徽的一次公开会议上，安徽省前省委书记、最开明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万里想限制一下方励之，说他已经给了方励之足够多的民主。方励之则回答说，万里当副总理并不是人民选出来的，他无权决定允许多少民主。

12月27日，邓力群、王震、胡乔木、彭真、薄一波、余秋里和杨尚昆被召集到邓小平家中汇报学生运动的情况。

他们说，形势十分严峻。在邓小平等一些老干部看来胡耀邦有严重缺点，而他控制学生运动的无能成了导火线。邓小平认为，无论对学生运动还是对胡耀邦的领导职务，最好立刻采取行动。过去他没等到党的十二大就让华国锋靠边站，这一次他也不想等到十三大再让胡耀邦下台。

邓小平知道让胡耀邦下台会带来麻烦，因为胡耀邦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把胡耀邦撤职也会让人们怀疑邓小平当初选择胡耀邦是否明智，就像毛泽东和林彪翻脸使人怀疑毛泽东当初对林彪的判断是否明智一样。邓小平也知道，在献身改革、争取知识分子和地方干部的热情支持上，没有哪个人比得上胡耀邦。邓小平在1986年5月曾问过邓力群对胡耀邦和赵紫阳的看法，至少从那时起他就开始考虑替换胡耀邦的问题。但邓没能预见到对胡耀邦的撤职会在仅仅两年后胡去世时引发那么大的骚乱。

1986年12月30日，邓小平把胡耀邦、赵紫阳、万里、胡启立、李鹏等人叫来，宣布必须结束对学生运动的宽容态度。他对他们说：“凡是闹得起来的地方，都是因为那里的领导旗帜不鲜明，态度不坚决，……要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是放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

胡耀邦意识到自己要对“态度不坚决”负责，他知道递交辞呈的时候到了。

邓小平接着批评方励之说：我看了方励之的讲话，根本不像一个共产党员讲的。这样的人……要开除。……我们讲民主，不能搬用资产阶级的民主，……美国的当权者，他们实际上有三个政府……对内自己也打架，造成了麻烦。这种办法我们不能采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至少还要搞20年。民主只能逐步地发展，不能搬用西方的那一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否定党的领导，十亿人民没有凝聚的中心。1987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抨击了资产阶级自由化。这使群众对随后胡耀邦在这两个问题上受到批评有了心理准备。次日，胡耀邦正式提出辞去总书记一职。邓小平同赵紫阳、薄一波、杨尚昆、万里和胡启立几个高层干部作了沟通，他们都同意接受胡耀邦辞职。然后邓小平让他们组成一个委员会，作为筹备十三大的领导班子，并告诉他们在对胡耀邦进行公开批评前，马上在1月8日组织一次“党内生活会”（实际上是关门斗争会）胡耀邦的支持者后来说，利用“生活会”批评胡耀邦，违反了解除总书记职务的正常程序，因为把如此高职位的人解职首先要得到政治局的批准，然后要有中央全会的批准，最后要经党的代表大会批准。邓小平则选择在把胡耀邦的问题提交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前，就用“生活会”给他定了案。

从1982年到1986年，每年的中央1号文件都与农业有关，但1987年1月6日发给全党的1号文件的内容却是邓小平关于处理学生示威的指示要点。邓小平说，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必须态度坚定。

对拒不接受“教育”的人要作出严肃处理。没过几天示威就停了下来，没有任何有关示威者死亡的报道。邓小平在1月6日也见了胡耀邦一面，通知他要召开批评他的“党内生活会”。在组织这些会议期间，邓小平指示党内干部要“软处理”。他说，不要搞成路线斗争，也不要提“团派”（共青团）开会不是为了打击报复。但是，胡耀邦在上层的自由派干部、地方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毕竟有众多追随者，邓小平认为，为了消除胡耀邦的影响，有必要对他的问题作出详细而全面的说明。批判胡耀邦最坚决的人是邓力群，他被请来起草这个批胡的文件。同时赵紫阳也与胡耀邦见了面，通知胡说，允许他保留政治局常委一职，但他要对次日召开的批评会作好精神准备。赵紫阳还劝说他，如果再发生学生示威，一定要坚定公开地表明反对立场。1月10日至15日，在由薄一波主持的、根据邓小平的要求召开的“党内生活会”上，有二三十名高层干部对胡耀邦进行了批评。邓小平和陈云两人地位太高不宜到会参与批评，不赞成把胡耀邦撤职的李先念借故留在上海，也没有参加。有人说，如果叶帅没有死（他于1986年10月22日去世）他会保护胡耀邦，绝对不会允许开这种批评会。

胡耀邦在会上首先作了自我检讨。他承认自己未能承担起责任，按邓小平的指示阻止学生示威。“自1986年11月以来，小平同志曾就这次十年来最大的学潮给我作过三次指示。”

此外，他知道自己会在哪一些具体问题上受到批评，对每一个问题都作了严肃的交代，他承认自己有错误，但也试图作出辩解：

关于他未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确实讲过一些话，也抓过一些事，但没有严格把握这些基本原则”。

关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我不认为这个问题很严重，我觉得只要干好工作，问题自然会得到解决”。

关于精神污染：“小平同志讲过之后，我没有及时采取正确的措施制止一些错误言行”。

关于培养干部接班人问题：“党中央，特别是一些老革命，一再要求我培养好接班人，大胆提拔德才兼备又有经验的同志。对此我是坚决拥护的。我在提拔和安排干部上从来没有以自己为中心，总是集体开会讨论。我没有提拔过有私人关系的人或支持过小圈子……但我也犯了一些错误”。

关于外事活动：“一定要特别慎重。负责接待外宾的部门请我见陆铿，我没有拒绝，这是个错误。我在同他谈话时……没有断然否定他的一些说法”。

关于“思想”：“我犯错误的主要原因是，文革之后，我在思想斗争中总想维护安定，担心出乱子。我把精力主要用于防左，没有防右，……把一些次要的事情看得太重。……在长期任职之后，我变得过于兴奋急躁……不能冷静听取别人的意见”。

关于答应下面的事太多：“我从来没有批准过超出自己职权范围以外的事。”

胡耀邦对随后受到的猛烈批评完全没有准备。他后来说，如果他知道“党内生活会”是那个样子，他就不会交辞职信，也不会作这种全面检讨。邓力群对胡耀邦的详细批评占去了1月12日整个上午和次日的半个上午，总计五个多小时。邓力群一一列举了胡耀邦的“错误”。他说，胡耀邦最大的失误是对四项基本原则和反精神污染斗争关注不够。他没有做到团结全党，他主要使用跟自己观点相同的人，在重要的人事任免上没有充分征求老领导的意见。赵紫阳在1月15日也对胡耀邦提出了批评。后来，1989年赵紫阳被软禁后，他在跟别人的交谈和录音中痛心地表示，虽然他和胡耀邦有分歧，但他对胡的批评并不过分，他和胡耀邦对改革有着一致的看法，并曾合作共事。他说自己“没有对胡耀邦落井下石”。当时，在1月15日的生活会上，赵紫阳批评胡耀邦说，他虽然大公无私，但是也有弱点。“他喜欢标新立异，搞些噱头。他不服从纪律……如果他有更大的权力，问题就会更大……为什么他对刘宾雁、王若水这种放肆的人那么宽容？他大概是想在国内外树立一个开明形象。”

赵紫阳又说：“耀邦同志不遵守纪律。如果条件有了变化，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不在了，我是无法继续与他共事的，那时我就要辞职了。他不管你常委会怎么定的，党代会怎么定的，或过去怎么定的，他想怎样就怎样。”

胡耀邦对这些话很吃惊，他没有想到赵紫阳会这样批评他。

胡的朋友也觉得赵紫阳确实是在“落井下石”。15日上午的“党内生活会”结束前，胡耀邦作了最后的检讨，他表示要为自己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但是他也要求组织继续调查自己是否真有野心，是否搞过派系。生活会结束后，有人看到胡耀邦在会议厅的台阶上黯然落泪。1月16日政治局召开了更加正规的扩大会议，与会者包括中顾委的17名老干部，没有参加“党内生活会”的陈云表明了他的意见。他说，他在1980年完全支持提拔胡耀邦担任总书记的决定。但是1980年至1981年这段时期他观察到胡耀邦领导的书记处并没有把工作做好。胡耀邦让一百多个部级单位向他提交报告，却不解决要害问题。此外，他到下面乱跑，一个星期就能跑22个县，没有把精力用在他本应深入研究的主要问题上。他也没有定期召开政治局会议和常委会议，而即使是为了搞好党内民主，也应当定期开会。陈云又说，他在1983年3月批评过胡耀邦以后曾希望胡耀邦能改正错误，可是胡耀邦显然没有完全理解他的意思。选拔干部应该选来自五湖四海的能人，胡耀邦却只选自己圈子里的人。选拔干部要考虑“德才兼备”，但“德”（对党的忠诚）是第一位的。不过陈云强调说，解除胡耀邦的职务要遵守党内程序，这一点十分重要。未经正式程序胡耀邦就被解除了总书记一职。赵紫阳仍然担任总理，但接替胡耀邦成了代总书记。赵紫阳说，他不想当总书记，他更适合担任总理。但是一些知情的观察者认为，在邓小平的人中间并没有既适合这个职位、同时又能得到其他领导人赞成的其他人选。与会者确实普遍认为赵紫阳在经济工作上表现出众，因此没有太大争议就通过了让他担任代总书记的决定。这些决定后来得到了中央全会和十三大的正式批准。胡耀邦仍保留着党员和中央委员的身分，而且名义上暂时仍是政治局常委，但事实上他完全靠边站了。

1月19日中央印发3号文件，列举了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原因：（1）他抵制党为反对精神污染和资产阶级自由化而作出的努力，纵容全盘西化的要求，导致学潮的发生；（2）没有充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批左，不批右；（3）在经济工作中鼓励经济过快增长和消费，造成经济失控；（4）在政治工作中经常违反程序；（5）在外事活动中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例如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就邀请3000名日本青年访华；（6）经常不遵守党的决议，未经中央授权就讲话。3号文件还附有胡耀邦本人的检讨摘要。他在检讨中承认自己犯了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人民造成重大损失。

胡耀邦下台后，邓小平曾数次邀请胡去他家打桥牌，都被胡婉言谢绝，只有一次例外：1987年12月30日，即胡耀邦得知自己要被解职那天的整整一年后，他接受了邓小平的邀请。邓小平问胡耀邦对自己的问题是不是想通了，胡耀邦没有回答。在1989年4月胡耀邦的追悼会上，邓小平伸出手去，想跟胡耀邦的遗孀李昭握手，但李拒绝了。她说：“都是因为你们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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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跟胡乱邦，完全不是一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