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发展目标的观察与思考(一)长期经济增长原理 -- 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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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不远兄,刘可没

                              周检讨很正常啊,又不是头一次。南宁会议不过20多人参加的小型工作会议,有啥了不起,高级领导几个没做过检讨?

                              关键不在谁做检讨,而在当时大家的是非判断和程序。

                              b

                              所以总理检讨很正常,不正常的是有人借机觊觎总理的地位。

                              至于其他高级干部,七千人大会上做检讨的少了,庐山会议前期也不少啊。

                              主席自己在给甘肃的信里公开检讨呢。

                              现在搞得,做个检讨多大委屈似的。啥叫批评与自我批评?

                              ————————————————————————————

                              自我批评一下,刘在南宁会议上是做了自我批评的,对人民日报评论承担了责任。

                              只看了《刘年谱》和《刘传》,没去核对《毛传》,想当然了。

                              • 家园 做检查和自我批评级别可不一样了,而且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1958年2月18日,毛泽东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陈云出席会议,不得不在会议上作检查

                                  据周恩来当时的秘书范若愚回忆,周恩来也要在会上作检查。

                                  周恩来显得心情很沉重。他说一句,秘书记一句。他检查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这份检查要印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传阅

                                离右派只有50m也是这次会议上说的,这句话我们现在听了可能无所谓,当时这种罪名可就很重了

                                看看这里众人都是啥情况吧

                                毛泽东批周恩来和陈云:离右派“50米远”

                                你觉得薄拍板125就是和稀泥做平均,拍脑袋罢了,那你对毛在游泳池里定1070,下面描述的定2141的办法如何评价呢?

                                1958年11月28日至12月10日,中共在武昌召开八届六中全会。毛泽东主持了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的议程,是制定1959年的国民经济的“跃进”指标。

                                  毛泽东提出,1959年钢的年产量要比1958年“翻两番”,即达到3000万吨!

                                  毛泽东在武昌找人了解对于1959年钢铁指标的意见。

                                  这时,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赵尔陆对毛泽东说了真话:“照我看,如果完成1600万吨,就算很了不起了!”

                                  赵尔陆是做实际工作的。他的话,使毛泽东不能不加以考虑。

                                  毛泽东退了一步,说:

                                  “明年老老实实就是翻一番,如果今年搞成1070万吨,明年搞2141万吨,翻一番之外还有1万吨。”

                                • 家园 你比较一下“政治局扩大会议”or“发省市委和各部委”

                                  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

                                  发去甘肃省委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报告一件,很有参考价值,值得你们及地、县同志们认真研究一遍至两遍。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看起来批评得还算切实、认真。看起来甘肃同志开始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了。毛泽东同志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还想看一遍,以便从其中吸取教训和经验。他自己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例如,错误之一,在北戴河决议中写上了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在那个文件中有一段是他写的,那一段在原则上是正确的,规定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原则和条件,是马列主义的。但是在那一段的开头几句规定过程的时间是太快了。那一段开头说:“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以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的时间。”这种想法是不现实的。现在更正了,改为从现在起,至少(同志们注意,说的是至少)七年时间公社现行所有制不变。即使将来变的时候,也是队共社的产,而不是社共队的产。又规定从现在起至少二十年内社会主义制度(各尽所能,按劳付酬)坚决不变,二十年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所以说“至少”二十年不变。至于人民公社队为基础的三级所有制规定至少七年不变,也是这样。一九六七年以后是否能变,要看那时情况才能决定,也许再加七年,成为十四年后才能改变。总之,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地改变农村面貌。甘肃省委这个报告,没有提到生活安排,也没有提到一、二、三类县、社、队的摸底和分析,这是缺点,这两个问题关系甚大,请大家注意。

                                  中 央

                                  一九六0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发至省市委书记处和中央各部委党组)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 此批示是毛泽东代中共中央起草的。

                                  别用我们那点境界去妄然猜度主席、总理他们的襟怀。

                                  主席的1070吨,当然也是拍脑袋,不能因为这数字是主席提出来的就说是慎重思考、认真调查研究才拿出来的。

                                  不过呢,有句说句,这钢产量的事儿,王鹤寿、李富春、薄一波他们,提供的决策信息,值得不远兄好好扒扒。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第二十六章>(二)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薄一波)

                                  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因此,工业“大跃进”的发动,重点就是回顾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由来,包括一系列钢产量高指标(1958年1070万吨,1959年3000万吨,1962年8000万吨到1亿吨)和两条指导方针(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大搞群众运动)的由来问题。

                                    毛主席希望加快我国钢铁工业发展,我是在1956年初组织34个部委汇报时就有所察觉的。1956年2月16日,毛主席听重工业部(当时还没有冶金工业部)汇报时,他就主张钢产量每五年翻一番,今后就采用这种“一番加一番的增长法”。

                                    1957年11月初,毛主席率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参加十月社会主义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随后并参加12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以及64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毛主席在64个党的会议上发言时,提出了中国用15年左右的时间在钢产量等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他说:

                                    赫鲁晓夫同志告诉我们,15年,苏联可以超过美国。我也可以讲,15年后,我们可能赶上和超过英国。因为我和波立特、高兰同志谈过两次话,我问过他们国家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钢2000万吨,再过15年,可能爬到3000万吨。中国呢?再过15年,可能是4000万吨,岂不超过英国了吗?

                                    12月2日,少奇同志代表中共中央向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致祝词时,公开宣布:“在十五年后,苏联的工农业在最重要的产品的产量方面可能赶上和超过美国,我们应当争取在同一时间,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从此,在钢铁和其他重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就成为发动“大跃进”、特别是工业“大跃进”的一个重要口号。

                                    1958年2月3日,我向首届人大五次会议作关于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指标为624.8万吨,比1957年实际产量535万吨增长17%。这个指标是对各项生产条件进行综合平衡之后提出来的,也考虑了15年左右赶上英国的目标。这个指标后来就称为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一本账。

                                    1958年初的南宁会议上,毛主席在部署加快农业发展速度时,也考虑了加快工业发展速度问题。他抓的一个重要题目,就是要求地方工业产值限期超过农业产值。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规定:“各地方的工业产值(包括中央下放的厂矿、原来的地方国营工业和手工业的产值,不包括中央直属厂矿的产值),争取在五年内,或者七年内,或者十年内,超过当地的农业产值。各省市对于这件事要立即着手订计划,今年七月一日以前订出来。主要的任务是使工业认真地为农业服务。大家要切实摸一下工业,做到心中有数。”4月23日,毛主席又写信给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叮嘱他们立即连夜加班,研究本省市自治区到1962年时,地方工业产值能够达到何种程度,作一个表,于5月5日来京参加八大二次会议时带来。这个部署对于后来地方工业“遍地开花”,起了很大的鼓动作用。

                                    按照南宁会议关于三本账的部署,地方报来的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为711万吨。国家经委于4月14日汇总报告党中央,这就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二本账。

                                    这以后,钢产量指标长得很快。这同当时大家认为赶英国的时间可以缩短再缩短有密切的关系。

                                    首先是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同志3月20日向党中央、毛主席的两个报告,特别是有关钢铁工业的报告,提出了可以缩短的见解。

                                    根据毛主席在批评反冒进以来提出的关于要又红又专、虚实并举、“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红’了,钻到里边出不来”等一系列指示,王鹤寿同志于3月初,组织冶金部党组同部分大企业负责人一道,连续“务”了八天的“虚”,写出了两份报告:《争取有色金属的飞跃,占领有色金属的全部领域》、《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能否设想得更快一些》。后一个报告提出:只要把“红”与炼钢、炼铁结合起来,“从我们自己的教条主义学习方法中解放出来”,我国钢铁工业“苦战三年超过八大指标(一千零五十万吨——一千二百万吨)、十年赶上英国、二十年或稍多一点时间赶上美国,是可能的”。报告说:英国现在的钢产量为2200万吨,即使它今后每年增长4%,1967年也只能达到3300万吨。美国现在的钢产量为102亿吨,这一生产水平估计在今后许多年不会有大的改变。我国实行大中小钢铁厂同时建设,建设时又实行投资包干,完全证明建设速度可以快一倍,投资可以省一倍(半)。在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路线下,只要有具体措施,1962年的钢产量超过1500万吨而争取2000万吨,是可能的。不久前(1月19日在南宁会议上),我们说1962年可以达到1500万吨,是因为“还没有看到建设速度快一倍、投资省一倍(半)这样大的潜力”。如果1962年达到1700万吨到2000万吨,则我国钢铁工业的大小基地,初步在全国铺开了。在全国有了几十个大小基地之后,1967年达到产钢3500万—4000万吨,“就不是不能设想,而是比较现实的了”,“因为每个五年都会有新厂建设,而原有的几十个基地的生产力也会发展,只要是十年超过英国,再有十年赶上美国也是比较现实的设想”。

                                    王鹤寿同志的报告,受到毛主席的高度重视。党中央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写了分量很重的批语。3月22日、25日两天,毛主席在成都会议的讲话中,又三次给予表扬,肯定报告“不但鲜明地指出了冶金工业的发展方向,而且对过去工作中的错误倾向作了尖锐的批判”。毛主席号召其他部门也要像冶金部一样,“坚决克服干部中的教条主义、经验主义、本位主义的倾向、右倾保守倾向和不问政治、只专不红的倾向”。5月29日,毛主席在政治局第48次扩大会议讲话中,更称王鹤寿同志的报告是“一首抒情诗”。

                                    4月15日,毛主席写了《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根据王鹤寿等同志报告中的观点,明确宣布:“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他在送出此文时给少奇、恩来、小平、陈云、乔木、吴冷西各同志写的一封信中还写道:“十年可以赶上英国,再有十年可以赶上美国,说‘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美’,是留了五年到七年的余地。‘十五年赶上英国’的口号仍不变。”

                                    5月5日到23日,八大二次会议开会,提交会议讨论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第二本账,是由国家计委汇总、经过中央财经小组讨论的。第二本账的各项指标,都有两个方案,其中:1962年的钢产量指标,第一方案为25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此时称“二五”计划第一本账)1050万—1200万吨比较,增加108%—138%;第二方案3000万吨,同1956年八大的建议数比较,增加150%—186%。李富春同志在会上作了《赶上英国,再赶上美国,第二个五年计划是关键》的发言。他说,这次提交大会讨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是以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为目标的。王鹤寿同志在大会发言时,论证了第二方案钢产量指标的依据。他说:冶金部再次和各省、市、区研究了钢产量的发展速度后,认为1959年可以达到1200万吨,1962年3000万吨,1967年7000万吨,1972年1.2亿吨。5年可以超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

                                    5月7日,毛主席在大会讲话,再次提出了速度超过苏联的问题。他说,苏联是20年加半年(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开始,到苏德战争爆发),把钢产量从400万吨(1913年的产量)搞到1800万吨。1957年是5100万吨。我看,我们搞到5100万吨,不需要这么多时间。我们的老底子是90万吨(1943年的产量),到1962年,13年间将搞到3000万吨,可能是3500万吨,也许是4000万吨。从1949年算起,可能只要15年就能搞到5100万吨;或者从今年算起,只要7年搞到4000万吨,再加1年,就可能搞到5100万吨。5月18日,毛主席在《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批语中,采纳李富春同志的意见,稍加变通,明确提出:“七年赶上英国,再加八年或者十年赶上美国。”

                                    鉴于设想赶上英国的时间在逐步缩短,“二五”计划期末的钢产量指标在逐步提高,5月26日到30日召开的第48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将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改定为800万吨到850万吨。这是1958年钢产量计划的第三本账。

                                    6月5日,王鹤寿同志根据毛主席指示,拟出1958年6月到1960年6月两年内,将钢的年生产能力达到3600万吨水平的规划方案,交给少奇同志。6月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并批准了这一规划方案。

                                    6月7日,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规划预计,1958年钢产量为820万吨;1962年指标定为6000万吨,比向八大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计划第二本账中第二方案的指标又提高了1倍。

                                    6月12日,国家经委党组向党中央报告:地方冶金工业的“跃进”指标,已经大大超过“二五”计划第二本账。计划今年兴建小高炉12694座,大部分年内可投入生产,地方铁产量今年可达440万吨,比去年增长7.9倍;兴建转炉220座,电炉43座,地方钢产量今年可达200万吨,比去年增长2.5倍。根据地方冶金工业的飞跃发展,估计明年全国钢铁产量可以比今年预计完成数翻一番。

                                    6月中旬,由国家计委汇总,经中央财经小组讨论后,李富春同志向党中央提出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要点》估计,1958年钢产量可能达到850万吨到900万吨。《要点》认为,“为了实现第二个五年的指标,一九五九年有决定的意义,必须争取一九五九年有一个比一九五八年更大的跃进,例如工业方面,钢产量超过二千万吨,争取达到二千五百万吨,超过日本,超过英国”。“现在看,以钢铁为主的几种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不用三年赶上和超过英国,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有可能三年基本实现”。当时,正值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刘伯承等同志在军事院校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6月17日,毛主席读完《要点》后,批示:

                                    此件即刻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破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反对这条路战的人们如果不能说服我们,他们就应该接受这条路线。“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走进死胡同,请问有什么出路呢?

                                    6月17日下午3时,政治局在中南海西楼开会,听取我作的关于1958年计划执行情况和1959年设想的汇报。谈到钢铁生产时,我说,预计今年钢产量将达到900万吨,初步安排,明年计划为2000万吨或2000万吨以上。在讨论时,有两种不同意见:一些同志同意我的估计和建议;另一些同志认为今年钢产量不止900万吨,明年的指标还可以更高一点。会议到23时才结束。会议由少奇同志主持,除毛主席缺席外,其他常委同志都参加了。

                                    6月18日晚8时至11时半,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召集中央全体常委和彭真、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廖鲁言、黄克诚、王鹤寿谈话。谈的内容比较广泛。关于钢铁生产,毛主席表示,他赞成提高钢指标。那时,我的脑子也很热,而且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刚就反冒进问题作过检讨,即使有不同意见也不便坚持,因此,我也同意把钢指标提高。经过研究,1958年的钢产量的预计完成数改为1000万吨,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改为2500万吨。会后就按这个数字重新修改我的《汇报提要》。谈话时,毛主席曾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了办法了,叫做“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多加思索,就回答说:工业就“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这么办。他认为,机械工业也很重要。接着就议论起工业交通各行业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了,提出机械工业也是纲,电力和铁路是先行。因此,我在修改《汇报提要》时,就写下了这么一段话:“基本建设投资首先保证两个‘纲’和两个‘先行’部门的需要。两个‘纲’就是冶金工业和机械工业。两个‘先行’部门,就是电力和铁路。纲举目张,其他一切东西都带动起来了。这是工业部署上的战略问题,必须有统一的看法。”7月1日,《人民日报》就闻风发表一篇《以钢为纲》的文章,后来广泛使用的“以钢为纲”、三个“元帅”(钢铁、机械、粮食)、两个“先行”之说,皆出于此。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和政治局会议的讨论意见,我对《汇报提要》作了重要修改。改后的《汇报提要》提出:1959年我国国民经济将比今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经过三年苦战,我国可以在钢铁和其他主要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基本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农业方面将实现水利化,达到“四、五、八”的要求。《汇报提要》改好后,我于20日下午报送毛主席。20日晚,中央办公厅将修改后的《汇报提要》铅印出来。21日晚,我就出发到东北去了。

                                    6月22日,毛主席对我的《汇报提要》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赶超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年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毛主席在写这条批语的时候,对《提要》的题目也作了修改。我20日改好的稿子,题目就叫《汇报提要》。毛主席改用正副两道标题,正题是《两年超过英国》,副题是《国家经委党组向政治局的报告》。(主席也是标题党啊!

                                    《汇报提要》上,1958年的钢产量预计为1000万吨,那么,后来公开发表的1070万吨这个指标又是怎样提出、怎样确定的呢?据陈云同志1958年8月21日在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传达,是6月19日晚上在中南海游泳池确定的。陈云同志说:“六月十九号晚上开各大区协作会议以前,主席在北京游泳池召集中央一些同志,王鹤寿也参加了,主席问他:去年是五百三,今年可不可以翻一番?为什么不能翻一番?王鹤寿说,好吧!布置一下看。第二天他就布置了。所以,是六月十九号才决定搞一千一。”内部决定1100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1070万吨,即以1957年产量535万吨为基数翻一番。外间传说,在游泳池的上述对话,是毛主席跟我进行的,这是误传。如前所述,当晚,我正在加紧修改《汇报提要》,准备交卷后去东北。游泳池的这次聚会,我不在场。

                                    [B]毛主席下“一○七○”的决心,除了他本人出于急于赶上英国的迫切心情以外,还有多方面的影响促成。王鹤寿同志多次提供的钢铁生产顺利发展的材料有影响。我17日的汇报、18日的谈话,头脑不冷静,未能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有影响。但是,有决定性影响的,还是来自柯庆施同志。他当时是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也是新成立的华东协作区主任,6月中旬来京开协作区主任会议之前,他主持了一次华东协作区会议,规划1959年华东五省市(不含山东)钢的生产能力达到800万吨。这五省市煤铁资源很少,1959年就能达到800万吨钢的生产能力,其他煤铁资源丰富的地区,不是能够搞得更多吗?我没有参加那几天的协作区主任会议,柯庆施同志在毛主席面前怎样吹的,我不得而知,但是,我可以断定,毛主席受了他的影响。这有毛主席后来多次的谈话为证。例如,1958年11月30日,在武汉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上,毛主席对柯庆施同志说:“你过去干劲冲天,条件没有”,说华东搞600万吨到800万吨,“这几个月我们想了一下,没有那个条件,比如没有煤、铁怎么搞法!”又如:1959年7月23日,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谈到闯“一○七○”这个祸时说:“第一个负责任的是我”。“至于柯老,你那个发明权怎么办(柯回答:我也有责任)?可不可以这样讲:你也有责任。但是,你是不是比我轻一点呀?因为你那只是意识形态。我虽然没有你那个气魄:你(一个协作区)一年要搞八百万吨,我全国只搞一○七○万吨。”毛主席这些话清楚地表明,是柯庆施同志促使他闯下这个乱子。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们,把柯称为“土法炼钢的干将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年)》第335页),这不是没有来由的。

                                    1958年6月21日,即毛主席定下“一○七○”的指标两天之后,冶金部向党中央报送的一份《产钢计划》中提到:“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华东区提出争取明年钢的生产能力达到八百万吨。这是一个极重要的指标,因为根据这一指标,我国钢铁工业的发展速度,又将走入一个新的水平。”根据华东区可能达到的指标,我们研究了各大协作区明年及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认为“根据现在的情况看,明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三千万吨,而一九六二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这是第一次提出1959年产钢3000万吨、1962年产钢八九千万吨的指标。6月22日,毛主席将冶金部的《产钢计划》批发到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务院各部委党组,中央军委会议各同志。从冶金部的这个《产钢计划》,更可以看到华东协作区对钢产量的高指标所起的推进作用了。

                                    6月21日,毛主席在军委扩大会议的讲话中称:我们三年基本超过英国,十年超过美国,有充分把握。

                                    6月22日,毛主席还对冶金部《一九六二年主要冶金产品生产水平规划》作了批示:“此件印发军委会议各同志。只要一九六二年达到六千万吨钢,超过美国就不难了。必须力争在钢产量上在一九五九年达到二千五百万吨,首先超过英国。这里是一个简单的表,很容易看。”

                                    1958年产钢1100万吨的任务,虽然在6月20日就作了布置,但7月间计划完成情况很不理想。7月份只产钢70万吨,1月到7月底,累计生产钢380万吨稍多一点,同1100万吨的年计划比,相差700多万吨。8月16日,即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的前一天的预备会议上,毛主席感到计划有完不成的危险,决定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因此,王鹤寿同志1958年10月29日在向党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讲道:“今年,在钢铁工业发展上(也在整个工业发展上),有两个伟大的日子”,一个是6月19日,毛主席提出钢产量翻一番的任务;一个是8月16日,毛主席提出书记挂帅,全党全民办钢铁工业的方针。

                                    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开会的头几天,大家分析了6月19日以后钢铁生产未见起色的原因:第一,从部到相当多的工厂,根据南宁会议后下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的要求,把注意力都放到编计划(五年计划和明年计划)方面去了,部长、副部长都在外面参加各协作区的计划会议,忽视了抓生产;第二,由于小高炉生产不稳定,农民工不熟练和大批工厂领导关系改变(5月29日闭幕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要求,到6月15日24时止,大批中央部直属厂转交地方领导),主管部门和地方忙于办交接手续,生铁调度不灵;第三,钢铁冶炼需要的设备供应不上,6月间安排生产的一批冶炼设备,有的被计划外的东西冲掉了,有的还没有安排落实。

                                    毛主席在听取汇报之后,打电话给陈云同志,作了八点指示:一、国家经委主要抓生产(此后年度计划的编制工作交归计委,基本建设交归由陈云同志任主任的新建的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二、原材料调配要服从国家计划,分配钢材既要照顾重点,又要照顾农民的需要;三、抓紧冶炼设备的生产和安装;四、机械厂收到钢材后,第一是用来制造炼钢炼铁轧钢的设备;五、各省市自治区党委每星期抓一次钢铁生产;六、加大保险系数,冶金部直属钢铁厂今年增加50万吨钢的新任务(因此,1958年的钢产量指标实为1150万吨。——一波注);七、要有铁的纪律,没有完成生产和调拨计划的,分别情况给予警告、记过(小过、中过、大过)、撤职留任、留党察看、撤职、开除党籍的处分;八、立即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后简称工业书记)找来北戴河,开一次工业书记会议。8月21日,由陈云同志向参加扩大会议的全体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些指示。

                                    陈云同志在传达时说:我们今年要生产1100万吨钢,已经传到国外去了(小平同志插话:给赫鲁晓夫打了保票的)。7月31日到8月3日,赫鲁晓夫来华访问期间,毛主席跟赫鲁晓夫讲:我们今年生产钢1070万吨,明年是2500万吨到3000万吨。“赫鲁晓夫不大相信,说中国的同志提出来的计划大概我们相信可以完成,究竟具体情况怎么样,他不问,那是很大的怀疑。”陈云同志还说:赫鲁晓夫那天签公报的时候,他的总顾问,也是建国初期在华苏联专家总顾问阿尔希波夫跟赫鲁晓夫一起来了。“我跟他讲,我们明年的(钢产量)计划完成得了完成不了?他不回答,笑一下,说很大的计划,伟大的计划,能完成百分之八十、九十也是很好的。他是没有信心的。”陈云同志介绍的阿尔希波夫这几句话,曾引起大家的愤慨。我记得那天在走向宴会厅时,阿尔希波夫跟我走在一起,他讲:“你们的计划太高了,恐怕实现不了。”我说:我们有群众路线,把土法炼铁炼钢加上去,计划一定能实现。他苦笑了一下,说土法炼钢再多也没有用。

                                    毛主席提出的工业书记会议,8月25日在北戴河开幕,由我主持。主要是研究在年内怎样完成以1150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任务的问题。陈云同志两次到会讲话,李富春同志作报告,我作总结。

                                    鉴于光靠“洋炉子”完不成今明两年的钢铁生产任务,陈云同志在讲话中提议,要依靠党委,发动群众搞“土炉子”,说“土炉子”在中国的命运还有一个时期。我在总结发言中,提出“紧急行动起来,为完成以一千一百五十万吨钢为纲的工业生产跃进计划而斗争”的口号。我说:“主席指示,对土炉子要有信心,不能泄气。即使在一百个土炉子中,只有一个出铁,那就很好,就算是插上了红旗,其余九十九个都应当向它学习。”在省、市、自治区工业书记们思想统一后,30日下午,我领着主要钢铁产区的工业书记,鞍钢、武钢、太钢等几个大厂的党委书记,去毛主席那里,一个一个向他当面担保。尽管不少同志慷慨激昂,保证完成任务,但毛主席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从8月17日到30日,毛主席在扩大会议、协作区主任会议和接见工业书记们的多次讲话中,都讲到钢铁问题,有关这方面的话,除前面已经引述的以外,大体还有以下几个要点:

                                    ——讲重要性。说年内生产1100万吨钢,明年搞2700万—3000万吨钢,苦战三年,达到5000万吨钢,是关系全国人民的大事,是一场大战。

                                    ——讲工作重点转移。说农业问题已经解决,要求第一书记从现在起把工作重点转到工业上来,抓工业主要是抓钢铁。

                                    ——作自我批评。说题目是他出的,但他一直没有抓,如果实现不了,他要作检讨。

                                    ——强调要大搞群众运动。说资产阶级和苏联的一些人,说我们在工业方面搞群众运动是“游击习气”、“农村作风”,其实我们这一套正是正规的马克思主义作风。

                                    ——强调纪律。针对当时生铁供应紧张,调度不灵,个别地方赶着大车去鞍钢要铁,不给不走,毛主席一再强调:“冤各有头,债各有主”,完不成生产或调拨计划,要按纪律办事,要铁的纪律,不要“豆腐纪律”,“马克思要与秦始皇结合起来”。

                                    ——对“一○七○”能否完成有怀疑。每讲到钢铁时,他几乎都要扳着指头算时间:今年还剩多少天?督促大家切实抓紧。直到8月30日,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账派”,今年能否搞到1100万吨钢?“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提醒大家:“钢铁尚未完成,同志仍须努力。”

                                    最后,还要说明一点: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写上1958年力争生产1070万吨钢,是我的主意。当时,我对“一○七○”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由于考虑到此事已经捅到国外去了,毛主席又强调一吨不能少,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8月30日下午,在毛主席那里,看到大家都说能够完成,我就向毛主席建议,把“一○七○”写到公报上。毛主席表示赞成。我马上拿起电话,通知起草公报的胡乔木同志,说毛主席讲了,把“一○七○”写到公报上。结果,后来发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就写了这样一句:“会议经过讨论,决定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用最大的努力,为在一九五八年生产一千零七十万吨钢,即比一九五七年产量五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一倍而奋斗。”

                                    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大办钢铁的决定,除在会议公报中写上“一○七○”以外,还在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中规定:1959年计划生产钢2700万吨,争取3000万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8000亿斤到1万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编出的《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1960年生产钢5000万吨左右;1962年钢产量达到8000万吨到1亿吨,并批准国家计委以这个钢产量指标和15000亿斤粮食产量指标为纲提出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意见》。

                                    9月1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公报发表的同一天,《人民日报》发表社论:《立即行动起来,完成把钢产量翻一番的伟大任务》;5日,发表第二篇社论:《全力保证钢铁生产》,号召与钢铁生产无直接关系的部门“停车让路”。一场全民夺钢保钢的群众运动,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8月以前,全国已建成一批年产量10万吨以下的土高炉、小高炉,9月后新建了几十万座。除主管的冶金部门之外,地质、煤炭、电力、机械、交通运输等部门,为配合完成“一○七○”,也广泛开展了群众运动。为了找矿,许多地方由党委书记带领群众上山,中小学生、七八十岁的老人,都投入运动。煤炭部门提出“兵对兵,将对将,用分散的小煤窑对分散的小高炉”;“哪里有千吨铁,哪里就有万吨煤”。成千上万的农民,背着镢头,带着锅灶,上山挖煤。据后来统计,1958年,全国共建手工操作(即所谓“土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1215万个,共有工人(大部是农民)2489万人;主要作业用机器操作(即所谓“洋法”生产)的小型工业企业75万个,职工840万人,两项合计小企业129万个,3329万人。大中型企业也开展群众运动。当时,把主要作业采用机械化方法生产的大中型企业的群众运动称为“大、洋、群”;把采用土法生产的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小型企业或生产点的群众运动称为“小、土、群”。投入各类“小、土、群”的农村劳动力,最多的时候达到6000万以上。

                                    经过全党全民的努力,《人民日报》12月22日以套红通栏标题报道:《一○七○万吨钢——党的伟大号召胜利实现》。消息说,据冶金工业部12月19日的统计,今年全国生产钢1073万吨(这个统计数字包括土钢,下同。——一波注),比1957年的钢产量增加了一倍挂零。至12月31日,全年累计钢产量为1108万吨。

                                    由于预计“一○七○”可望完成,在钢的总产量方面两年赶上英国被认为“不成问题”,11月初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还讨论了15年内按人口平均计算的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问题。据当时掌握的资料,估计15年后,即1972年,英国人均钢产量可能在500公斤左右,我国1972年按八亿人口算,人均500公斤,钢产量就要达到4亿吨。因此,这次会议拟订的《十五年社会主义建设纲要四十条(初稿)》规定:到1972年全国钢产量达到四亿吨。头脑热度最高的时候,也是开始转向冷静的时候。是毛主席第一个开始作冷静的思考。他对1972年搞四亿吨钢可不可能,需不需要,提出了怀疑。提议:这个纲要草案先放一放,不公布,也不正式提交八届六中全会讨论,“只在地下管道流通一下,让领导干部知道”。

                                  这是新出的年谱1960-6-14,截图,不想打字,整页又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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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花成功。感谢:作者获得通宝一枚。

                                    作者,声望:1;铢钱:16。你,乐善:1;铢钱:-1。本帖花:1

                                  • 家园 不说其他的

                                    自毛润之以来,有没有老大们自己代中共中央手书并下发到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文件中,直承自己犯了错的?

                                    只看到老大们一遍由一遍的说:当年那谁谁谁犯了什么什么错,我们要牢记教训。

                                    假设现实中你有两个共事十年的同事,他们两个职位一样工种一样,一个是该自己的错就认,一个从来没错过。当有一天非要你选择相信其中一个人,你相信哪个?若是我会相信前者,后者我等凡人不能理解。

                                    现在流行一句话叫不作死就不会死,我看改一下也挺好用:不认错就不会错。貌似还有句更经典的,我相信也是改开后流行起来的: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

                                  • 家园 我想表达的是:反反冒进,主席让总理刘陈检讨检查,力度很大

                                    而反左纠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力度,所以反左效果不彰

                                    自我批评表现的是主席自己的大度,对底下纠偏没啥效果。何况这已经是1960年11月了,我主要要说的是从反反冒进到庐山会议前,毛反左纠偏没有足够力度。

                                    矫枉需要过正,而下面的人本来就头脑发热(这火还是毛点起来的),毛对反左纠偏的态度还只是毛毛雨,那怎么可能冷静下来呢

                                    对了,那次双石说小高炉还是陈云的主意呢。看那个连接,陈云是已知任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出的主意,这时候究竟是该努力完成上司交待下来的错误任务,还是该袖手旁观看热闹呢,这简直就成了职场头疼题目了。也许事后总结,他发现告病是个好应对?

                                    • 家园 不远兄,还是那句话,用我们的格局和眼界去猜度老一辈

                                      太见小了!

                                      这些年宣传总理的“忍辱负重”,其实只是总理形象一个很小的侧面。

                                      主席总理刘陈检讨检查

                                      总理那么轻易就屈服于“压力”了?

                                      贴个胡乔木的回忆,前面的帖子里我已经给出链接了,也是在反冒进期间:

                                      毛泽东的主张却与周恩来恰恰相反,他要求国务院继续增加基建投资,以摆脱困难局面,解决物资平衡问题。为此,周恩来与毛泽东发生了当面争执。在4月下旬的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再追加20亿元的基本建设投资。周恩来再三说明这样做会带来一系列困难,与会大多数人也不赞成追加投资。但是,毛泽东仍坚持己见。胡乔木后来回忆说:“会上尤以恩来同志发言最多,认为追加预算将造成物资供应紧张,增加城市人口,更会带来一系列困难等等。毛泽东最后仍坚持自己的意见,就宣布散会。会后,恩来同志又亲自去找毛主席,说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句话使毛主席非常生气。不久,毛主席就离开了北京。”

                                      我不清楚不远兄怎么看这件事儿,屁股不同,可能着眼点也不一样吧,在本狐看来,对于自认为是正确的,总理会坚持的,即便另一边是主席;而主席呢,虽然不同意,虽然很生气,但对于一时无法说服的同志,他也只能走开、等待。

                                      为什么总理的检讨就不可能是真认识到“反冒进”存在的问题呢?为什么非要把主席和总理对立起来呢?是不是我们代入感太强,把自己的愿望加进去了?

                                      所以,别贸然用我们的眼界、胸襟去猜度前人,尤其是我们还蝇营狗苟的时候。

                                      同样,陈云也一样。推广土高炉陈云确实发了话,但这不奇怪啊,他在东北就搞过。

                                      看那个连接,陈云是已知任务难以完成的情况下出的主意,这时候究竟是该努力完成上司交待下来的错误任务,还是该袖手旁观看热闹呢,这简直就成了职场头疼题目了。也许事后总结,他发现告病是个好应对?

                                      这个职场思维也太小气了嘛!当时陈云正在北戴河养病,没有啥“上司交待下来的错误任务”,他完全可以不发言。他发言、出主意,是他觉得这个主意有效,能解决问题,仅此而已;实践证明,这主意效果很差,那就认错呗,谁能一辈子不犯错误。

                                      至于

                                      反左纠偏的时候,就没有这个力度

                                      同志哥呢,直到60年年中,中央得到的信息都是增产、丰收,主席除了婆婆嘴一直叨叨叨,这力度还能怎样?官僚主义害死人呐!

                                      并不是每一个人、每一个高级干部都有总理的境界,能自我检查、接受批评、承担责任。

                                      西河小世界里也一样,我们遇到批评、不同意见,还不是好多时候都选择“狡辩”、“转进”……

                                      总理的检讨,不是软弱、不是“被毛泽东‘让’”,而是强大,总理的信念足够强大。

                                      换成其他人,比如吴芝圃。

                                      1958年,主席提醒吴芝圃:“要把膨胀的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下”。吴芝圃无动于衷,主席话都说到这份而上了:“吴芝圃,你对,你搞得快,可能你是马列主义,我是机会主义。”,这话不重吗?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吴芝圃还要“几年内过渡到共产主义”,主席不客气:“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你说十年就过渡了,我就不一定相信。”主席提出人民公社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吴芝圃坚持大队为基础,和主席辩论。

                                      一个省委书记和党中央主席如此哓哓争辩,这是民主呢?还是民主呢?

                                      通宝推:侯登科,回旋镖,马哥,西安笨老虎,网海,发了胖的罗密欧,
                                      • 家园 这就是主席的一言堂

                                        这就是背叛团队,这就是甩手掌柜,这就是一意孤行。鹰毛裆人如是说,啧啧。

                                      • 家园 称呼我兄弟就好了,你年纪大

                                        老朱搞下岗的时候我还在上学,实在是您老的后辈....

                                        关于总理检查到底是他

                                        “真认识到“反冒进”存在的问题”

                                        甚至

                                        自我检查、接受批评

                                        看他这次写检查的时候那个痛苦劲儿就知道了,大会小会上检讨宁都会议反毛错误的时候有这么痛苦么?

                                        对党史熟悉的同志们也都知道毛喜欢这种让人当众检讨然后上挂下联揭旧账,让大家“帮助”大家的搞法。就林彪后来强硬拒绝检讨,出走摔在温都尔汗,其他人都俯首帖耳!不对,好像薄一波也干过死不检讨的事,恰逢高饶事发,毛才放了他一马

                                        政治局会议检讨你以为谁都喜欢,举手自告奋勇想检讨就检讨?吴芝圃这么牛气毛不让他检讨,因为吴是响应自己号召走在左路上的人,毛刚刚反反冒进对右派下了手,这把再对左边紧跟自己的人下手,那身边还有谁拥护自己?“搞政治嘛,就是把自己的人搞得多多的,把对手的人搞得少少的”

                                        所以庐山会议李井泉柯庆施说“队伍要散了”,毛最后下定决心开始整“反党集团”

                                        这一段还是有些你说的小肚鸡肠,从大处好处着眼好了,毛应该还是没有认识到“左”的剧烈危害性,因此对于吴这种恃宠而骄的“犯上”行为很容忍。所以毛吴此次表现也恰恰印证了我的说法:毛反左没有力度

                                        如果毛真下了狠心反左,打吴个“机会主义反党错误路线”,我不信吴比彭还难处理。但还是上面说的,打吴就是打自己,没有认识到自己错误之前,咋下的去手么

                                        • 家园 不远兄弟,那就托大了

                                          谈到主席的性格,记得当年几个党史同好聊过,主席性格斗争性强,加上自信,认准了的事儿,除非你当真说服了他,他会一直想方设法坚持,想方设法来说服你,也许这就是所谓的教师性格吧。

                                          主席他批评起人来往往很尖刻,而且婆婆嘴。做他的亲人、同事、上下级,都不容易。宁都会议后鬼都不上门,难道就没有自己性格上的因素?遭受挫折后有所改观,但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

                                          好在主席的伟大主要表现在他的远见、洞察力以及路线战略的巨大成效,而不是其他诸如和蔼可亲之类的个人特质。

                                          再回到总理检讨上。我们一直在谈南宁会议,其实南宁会议是反反冒进的开始,其基本结束是在八届五中全会以后了。这期间,总理检讨做了3次:

                                          南宁会议前,主席在杭州批评总理:你们那个时候,不仅脱离了各省,而且脱离了多数的部!

                                          南宁会议和主席深谈后,总理做了第一次检讨;

                                          3月成都会议,总理再次检讨;

                                          你提到的非常痛苦的那次,是5月在八大二次会议上做的第三次检讨。

                                          八大二次会议前后,总理压力很大,向中央提出“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是否适当”的问题。

                                          6月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人)决定:“他们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这次常委会还讨论了中共中央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决定,具体组成是:

                                          财经小组十二人,陈云任组长;

                                          政法小组五人,彭真任组长;

                                          外事小组六人,陈毅任组长;

                                          科学小组六人,聂荣臻任组长;

                                          文教小组十人,陆定一任组长。

                                          这些小组的职权,文件写道:

                                          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他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

                                          这里就有个问题了,总理的巨大压力和痛苦只是来自对“反冒进”的检讨呢?还是伴随而来的其他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压力?

                                          1年以后的庐山会议,毛泽东在全体大会讲话里提到一个细节:

                                          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

                                          总理的压力,是否与有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关呢?

                                          这个细节,还没有那个党史专家在正式文章里专门探讨过,是犯忌吗?

                                          但本狐觉得,这细节里有魔鬼,值得挖掘。

                                          • 家园 以总理的资历,平白无故又有谁敢动“取而代之”的念头?

                                            总理的压力,是否与有人想“取其地位而代之”有关呢?

                                            之所以有人觊觎,也是因为总理被毛在反反冒进中大批特批,这些人才会觉得总理在毛心中失去了地位,自己有机可乘呀。

                                            这回该我批评你眼界太低了:你不是想说周痛苦是因为要丢了总理位子吧?

                                            以周的胸襟,如果他真的觉得自己错了,做检讨乃至被免职,他应该都可以平静面对,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是对的,而且对随之而来的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有所预计,这才是他陷入痛苦的根源

                                            • 家园 欢迎批评

                                              总理本来就身兼政协、国务院两个职务,看到几次被批,自觉有可能更上层楼提前接班的产生想法,不也正常得很?

                                              正是由于知道自己是对的,而且对随之而来的对整个国家社会经济带来的后果有所预计,这才是他陷入痛苦的根源

                                              你穿越了!

                                              这时,人们还没有经历“大跃进”所带来的种种严重后果,许多问题还看不太清楚周恩来尽管陷入巨大的痛苦中,仍力求把问题想通。他在检讨发言中说,促使他重新来考虑这个问题主要有三方面原因:首先,一九五七年春天,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时候,他们利用“反冒进”的问题全面否定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成就,把一九五六年跃进中的某些缺点,夸大为“全面冒进”,并且进一步否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成就,“在这个严重的阶级斗争面前我开始觉醒,”因而在一九五七年六月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彻底抛弃了对一九五六年建设冒进的错误估计,坚决肯定了一九五六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这是一个认识上的转折点”。“而更重要的教育,还是三中全会上毛主席关于重新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四十条,‘促进派’的宣告。接着有杭州会议,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整风。同时。我又接触了生产大跃进中的一些群众实际活动”。而过去对群众的积极性估计不足。他说:“忽略了一个根本的,决定性的条件。就是我国农业已经是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的农业了。而不是个体经济的农业了。从个体经济束缚下解放出来的五亿多中国农民。在党的领导下必将战胜人们担心的各种困难。在农业战线上获得人们意想不到的伟大胜利。有右倾保守观点的人。只见物不见人。忽略了这个决定性的条件”

                                              • 家园 两次检讨没过关,第三次不再多往自己头上扣多点咋办

                                                检讨内容能作数的少之又少

                                                您当年也做过吧?

                                                周总理事必躬亲了解一线情况,经济发展情况有所预见不算是太穿越吧?

                                          • 家园 你引的庐山会议这段不全,补上就能看出就是指彭张等人,

                                            就是指毛23日批判的对象。

                                            第二方面,我劝另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向站在哪一边,向哪一方面讲。这部分同志是我讲的四种人里面的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所谓四种人是:完全正确,基本正确,但是部分不正确;基本不正确但部分正确;完全不正确;有些人在关键时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不坚定。党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是一条总路线,在大风浪时,有些同志站不稳,扭秧歌。蒋帮不是叫我们做秧歌王朝吗?这部分同志扭秧歌,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南宁会议、成都会议、二次党代大会讲过,对于一九五六年、一九五七年的那种摇动,对动摇分子,我不赞成戴帽子,讲成是思想方法问题。也不讲小资产阶级、也不讲资产阶级。如果现在要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什么性?狂热?资产阶级它不狂热,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切切的泄气性,悲观性了;我们那个时候不戴帽子,因为这些同志跟右派不同,右派不搞社会主义;那些同志是要搞社会主义,没经验,一点风吹草动,就以为冒了,于是,反冒进。(讲到这里,偏过头来对坐在旁边的周恩来说)总理,你那次反冒进,这回站住脚了,干劲很大、极大,是个乐观主义了。因为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来了,他也会站住脚的。那次批周、陈的人,一部分人取其地位而代之,有点那个味道,没有那么深,但是也相当深,就是不讲冒进了。不讲反冒进,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有失有得”,“失”放在前面,这都是仔细斟酌了的。如果要戴高帽子,这回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小资产阶级动摇性,是右的性质,往往是受资产阶级影响,是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右起来的。

                                            虽然不知道彭张等在58年初是如何批周的,但如果这里不是指彭张等人,毛的话就不知所云了。

                                            我知道你想暗示的是刘少奇及他的小团体想要纂周的权,如果你把他们代入到毛的话里,就知道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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