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第一章 溯源

（1565－1917）

现代克格勃的始祖，俄国历史上第一个政治警察局沙皇禁卫军，是由一个登上

俄罗斯宝座的莫斯科大公伊凡雷帝于1565年创建的。黑色装束、黑色坐骑，系在鞍

下的狗头和狼尾扫帚，象征着六千禁卫军的使命：嗅出并扫除叛徒。但是也和斯大

林时期一样，令人嫌恶的扫帚所扫除的所谓的叛徒，主要是禁卫军自己或是他们首

领想象出来的无辜者。多少个城市成了禁卫军的牺牲品。如1570年，诺夫格罗德的

大半居民就成了禁卫军一场持续了一个多月的血腥屠杀的牺牲品。而伊凡雷帝本人

则时而成为暴虐狂，时而又去向上帝忏悔。在威吓国民七年之后，禁卫军于1572年

被取消。四百年之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牺牲品们也将迫害他们的人称为

“禁卫军”、斯大林曾指出禁卫军在国家权力中央集权化以及削弱贵族特权阶层的

影响方面的“进步作用”，同时他又批评伊凡雷帝说，他把太多的时间花在了上帝

身上，而没有将那些贵族彻底清除掉。

第二个对付政治犯的最大组织是彼得一世在十七世纪末创建的“普列奥布拉任

斯科耶衙门”。这个组织是在绝对秘密的情况下成立的，因而至今也无法弄清它成

立的准确日期。被关押在该衙门监牢和刑讯室里的囚犯中，既有不愿担任国家公职

的贵族出身的人，也有那些胆敢嘲笑沙皇的酒鬼。今天无论是在苏联还是在国外，

都将彼得一世奉为俄国的改革者，以及有“通往欧洲的窗口”美称的新首都圣彼得

堡的建造者。可他还是一个以残暴而著称的统治者。他的继承人皇太子阿列克谢，

即使跑到国外又被甜言蜜语诱口俄罗斯，后来在刑讯室中被折磨致死。

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一样，“普列奥布拉任斯项耶衙门”能比其缔造者命长。

虽然在彼得一世死后政治迫害并未终止，但此后的百年间却再没有人动手建立专门

的政治警察局。只是在1825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才命令设立

“帝国办公厅”第三处，建立起了自己的政治警察局。

十二月党人成了俄国革命运动的先驱。与其前人不同的是十二月党人发动起义

并非是要废黜沙皇。他们是想建立新的政治体系，不管是共和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以达到取消农奴制的目的。

无论是尼古拉一世，还是第三处的头目本肯多尔夫伯爵，都千方百计地想与禁

卫军和“普列奥拉任斯科耶衙门”的血腥历史划清界限。也许是命运的嘲弄，第三

处的象征是精心收藏在秘密警察局档案室玻璃罩下的一方御帕（即沙皇赐予的手帕）。

据传，尼古拉一世按宗教传统曾赐言本肯多尔夫：“朕将此处托付与你，你以巾拭

泪愈勤， 你对你我之信仰则愈忠” 这一语双关之言，既是沙皇妄想在人民面前以

“主宰”身份出现的写照，也是第三处企图扮演“灵魂医师”这一角色的反映。第

三处的主要任务，用现在克格勃的话，是进行意识形态爆破活动，换言之，就是同

任何形式的不同政治见解做斗争。和现代克格勃一样，第三处认为必须密切注意公

众意向的发展，以使任何不同政见都永远在其检查之下。本肯多尔夫每年都做”公

众意向研究”报告。比如在1827年的报告中就曾说道：“公众意向对于政府就如地

形图在军事行动时对于指挥员一样重要。”

除了强大的情报网，第三处处长手下还有一个军的宪兵――几千名彪形大汉。

他们雪白的手套和蓝色的斗篷使其格外显眼，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但是比

起克格勃来，第三处还是一个不大的组织。到1855年尼古拉一世死时，其首脑机关

的人数也不过在原来的16人的基础上增加到了24人。与其前人不同的是，第三处的

领导人物并非以残暴著称。十二月党人之后持不同政见者的领导人亚历山大?赫尔

岑曾说，“他还是相信，本肯多尔夫作为一个逍遥法外、凌架法律之上。有权干涉

一切事物的恐怖组织的头目，他还没有做尽他所能做的坏事……但他也没有干过什

么好事。他对此既不乐意，又无动力，也无心思。”当1840年赫尔岑出现在本肯多

尔夫面前的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形容憔悴而疲惫”的人，他的脸上是“莫测而

冷漠的人常有的那种虚伪和善的表情”。1844年本肯多尔夫死后，接替他的阿列克

谢?奥尔洛夫伯爵是十二月党人的一个领导人米哈伊尔?奥尔洛夫将军的兄弟。很

难设想，在一百年后，斯大林会效仿此例，让托洛茨基或是布哈林的某个亲戚成为

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员，更不必说成为其领导人了。

在1823年到1861年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或被判服苦役的29万人中，只有百分

之五的人是政治犯，而且他们当中很多人还不是俄罗斯的持不同政见者，而是波兰

的反对俄罗斯统治的爱国者。在俄罗斯内部，持不同政见的不过是一小批贵族知识

分子。而且，只是到了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政治犯罪才有了法律定义。1845年刑法

对那些被认为犯有“书写或散发旨在唆使人们对‘统治当局’或君主个人品行不敬

的手抄或印刷品或声明”的罪行的人，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用理查德?派普斯

的话，“这个法典对于极权主义的意义与《自由宪章》对于独立运动的意义不相上

下”。在俄罗斯，从1845。年到1988年，除了1905年革命失败后和1917年布尔什维

克夺取政权之后很短的时期以外，只要对现行政治制度的正确性表示怀疑，都被视

为是刑事犯罪。1960年刑法规定，对进行“旨在破坏或削弱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

活动”的人，判处七年以下徒刑，并附加五年以下流放。

使第三处引以为豪的是：在整个1848年间，当西欧革命运动如火如茶的时候，

俄罗斯却一直“安详地打着盹”。村庄里的骚动以及随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在1861

年颁令解放农奴，使得新一代年轻的民粹主义贵族感到，农民革命的时机终于成熟

了。但是，在1874年，当那些满怀信心的激进理想主义者所发动的、旨在号召农民

同沙皇制度做斗争的“到民间去”’运动失败后，一些失望的民粹主义分子便成了

恐怖分子、这些恐怖主义的追随者认定，暗杀沙皇显贵，无论对制度本身的瓦解还

是对沙皇制度阴暗面的揭露都将起到促进作用。1879年，一个有三十名成员的恐怖

主义小组组建了一个“民意党” 执行委员会。 尽管他们人数不多， 但仅在1878-

1881年三年间，这个小组就将沙皇当局推到了近似恐慌的境地，并以此证明了第三

处的无能。1878年，宪兵队长、第三处总督梅津佐夫将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人用刀

刺死在圣彼得堡的一条中央大街上。他的警卫马卡罗夫中校当时对此类行动竟毫无

思想准备。他所做的唯一反应就是用手中的伞将袭击者打了一下。恐怖分子轻易地

就逃匿了。在发生了几起恐怖活动和被“民意党”缺席判处死刑的沙皇遇刺之后，

曾有人对第三处的活动进行了专门调查。结果表明，沙皇的保安部队组织得实在糟

糕，使得沙皇“就是在自己的皇宫里也难以有安全感”。

1880年，名声扫地的第三处被解散了，由新成立的“国家警察司”接替其位，

该司在1883年直接改名为“警察司”，其任务是保卫国家安全。警察司下设一个专

门对付政治犯的”特别处”，除此之外，还建立了一整套“暗探局”的地区网络。

第一个“暗探局”是1881年开始活动的。以后整个政治警察系统都被称为“暗探局”。

尽管进行了多次改组，亚历山大二世还是在1881年被恐怖分子用简易手榴弹给炸死

了。

“暗探局”就其权力范围和活动规模而言，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在欧

洲，国家警察机构的活动都是受法律约束的，而“暗探局”本身就是法律。对于政

治罪。它可以完全自主地决定――搜查谁、将谁投入监狱或将谁流放。放弃了马克

思主义信仰的自由主义者彼得?司徒卢威在1903年写道，俄罗斯和欧洲最主要的差

别在于其“政治整容系统的无限权力”。连沙皇制度本身的生存也受其支配。尽管

如此，沙皇俄国最终也未成为完全意义上的警察国家。按苏联的标准，赋予“暗探

局”的权力还未真正运用。甚至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大镇压的时期，也只绞死

了17名政治犯，主要是那些实施或企图实施这样或那样暗杀行动的人。在被送上绞

架的人当中，有因参加刺杀亚历山大三世的未遂行动而被判处死刑的亚历山大?乌

里扬诺夫。密谋者们打算在1887年3月1日，即刺杀亚历山大二世六周年之时干掉沙

皇。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的17岁的弟弟弗拉基米尔（就是以后闻名于世的列宁）

发誓要向沙皇制度讨还哥哥的血债。到1901年时，共有4113名俄国政治犯在沙皇的

放逐之中，其中有180人被流放去做苦役。

在沙皇俄国受迫害最深重的是犹太人。普遍的反犹主义、由国家纵容的大屠杀、

限制性的法律和各种形式的歧视， 在亚历山大三世（1881―1884） 和尼古拉二世

（1894一1917）执政时期达到高潮，结果使得几百万俄国的犹太人被迫流亡国外，

主要是流亡美国。接替沙皇制度的政权也继承了这一古老传统，将犹太人作为替罪

羊，以转移人民对统治者的不满。1891年近三万犹太人被一次性逐出莫斯科，成了

斯大林时期更大规模驱逐少数民族的先例。虽然“暗探局”并非国家排犹主义的倡

导人，但它毕竟对这一政策的实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

员，因其在警察厅印刷的抨击性小册子引发了反犹运动而被奖励一万卢布。“暗探

局”的最后一任领导人A?T?瓦西里耶夫曾故作气愤地称西方报纸上指责沙皇政府

和“暗探局”姿意屠杀的“激愤性的文章”是“卑鄙的诽谤”。他在自传中写道，

“罪恶的根源”在于，“犹太人他们连正常的生产劳动也胜任不了。”

“若不是出于保护俄罗斯人，尤其是保护农民的需要，政府是没有理由采取反

犹措施的……。在俄罗斯存在着对犹太人的某种形式的压制，但遗憾的是，这种形

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政府的确想保护农民免受犹太人的残酷压迫，但这些努

力收效甚微”。

国家的排犹主义政策也使得我们明白了马克思主义为何在犹太人中比在俄罗斯

帝国领土上居住的其他民族中传播得更快。第一个群众性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有名

的“崩得”（犹太工人总联盟）建立于1897年。在1898年建立的最大的马克思主义

组织“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以及1902年由过去的民粹主义分子建立的社会革命党创

始人中就有许多人是犹太人。犹太民族的代表对革命运动的积极参预，助长了“暗

探局”的反犹情绪。

尽管许多“老布尔什维克”是犹太人出身，但在斯大林时期，排犹主义又开始

抬头，虽然形式很隐敝。与“暗探局”不同的是，克格勃从未进行过对犹太人的大

屠杀。不过，克格勃却是苏联国家体系中的头号反犹机构。就国家而言，虽然领导

职位事实上对于犹太民族是无缘的，但外交部和党中央委员会基本上还是接纳犹太

人在其中任职的。但在克格勃内部情况就截然不同了。从一些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深

信存在着“犹太复国主义阴谋”和“意识形态的离间行为”这一点来看，“暗探局”

反犹神话的影响是无容置疑的。1985年1月，第一总局情报处副处长，以才智超群、

善于准确评价而名声赫赫的11?fi?扎莫依斯基要克格勃工作人员相信（戈尔季耶

夫斯基也参加了这次会面），共济会的活动有明显的犹太痕迹，因而是大规模犹太

复国主义行动的一部分。

由于完全可以理解的原因，克格勃的讲义和教材从不承认“暗探局”对待政治

犯和犹太民族的行径与今天克格勃的行为之间有任何联系。“暗探局”尤其重视对

外情报工作。它在国外的间谍的主要任务是监视俄罗斯侨民。如今这些任务由克格

勃各驻外情报站设立的反间谍机构来执行。不同政见者流亡国外始于1847年。赫尔

岑的流放事件，而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这种做法在“民粹派”人物中盛行起来。

到尼古拉二世登基之时已有5000名革命者流亡国外。他们采取各种方法，从投掷自

制炸弹到在英国博物馆阅览室搞研究，来准备推翻沙皇制度。

“暗探局”在国外监视这些流亡者的办事处大本营，设在俄国驻巴黎的使馆里，

因为巴黎是流亡者的中心。据法国安全机构文件记录，这个国外办事处是1882年开

始涉足巴黎的。到1884年，在大名鼎鼎的彼得?拉奇科夫斯基的领导下，其活动范

围大为扩展。在“民粹派”活动时期，当时尚为小小公务员的拉奇科夫斯基还对革

命思想颇为同情。1879年他落人警察之手，那里有两条路让他选择：或是被流放西

伯利亚，或是为政治警察局效力。在作出选择以后，拉奇科夫斯基成了沙俄情报史

上最有影响的一名军官。和克格动后来派到巴黎的情报头子不同的是，他在首都的

最高阶层中有显赫的地位，在巴黎股票交易所赚了一大笔钱，常在圣克鲁自己的别

墅里举办豪华的招待会，并和许多上层人物关系甚密。《巴黎回声报》1901年曾对

他的情况有所描述：

“如果您在公开场合见到他，我相信，你对他是绝不会有任何怀疑的，因为从

他的外表丝毫也看不出他负有如此凶险的使命。胖胖的，不耐寂寞，脸上总是挂着

笑容……他看起来是一个善良。快乐的小伙子，大伙儿的中心人物……他有个很大

的弱点――一见我们娇小的巴黎女人就神魂颠倒。而事实上他却是在欧洲十个国家

的首都工作的人员中最有本事的一个”。

拉奇科夫斯基和继其之后担任国外办事机构头目的人有着与圣彼得堡“暗探局”

局长同样的地位和同样的行动自由。就像“暗探局”在俄国国内的活动一样，国外

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对俄国流亡者既进行“外部”监视（穿便服的特务、看门人等），

也进行“内部”渗透（间谍警察，其中一些人还曾是革命者）。巴黎的安全机构非

但未对这个办事机构在法国的活动加以阻挠，甚至还将其视为扩大自己情报搜集网

的工具。在一战前夕法国情报机关所做的一份报告中写道：“对俄国警察为控制俄

国革命者而在巴黎进行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行动的客观分析证明，这些行动有着巨

大的稗益。”

为了不失去法国当局的好感，国外办事机构便不断施法以增加法国当局对可能

发生的革命的恐惧。、结果令人满意，连法国安全机构内部也认为，1914年仅在巴

黎及其近郊就有四万名俄国革命者――而这个数字超过了俄国革命者在整个西欧实

际人数的十倍以上。

当政治谋杀的浪潮席卷全世界的时候，欧洲其他国家的警察机构对与俄国人的

国外办事机构合作的兴趣大大增加了。无政府主义恐怖分子的牺牲品中有法国总统

卡尔诺（1894年）、西班牙首相安东尼奥?卡诺瓦斯?德里?卡斯基略（1897年）、

奥匈帝国皇后伊丽莎白（1898年）、意大利国王温伯德（1900年）、美国总统麦金

利（1901年） ，以及一连串俄国的政治活动家，其中有教育部长H?fi?博戈列夫

（1901年）、内务部长江?C、西皮亚金（1902年，他还负责“暗探局”的工作），

以及接替其位的B?普列韦（1904年） 、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大大公（1906

年） 、总理兼内务部长fi?A?斯托雷平。1898年在罗马举行的世界安全机构大会

上通过了以下决议：“各国负责追查无政府主义分子的中央机构彼此间应建立直接

联系并互通情报。”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机构控制着在英国、德国和1912年起在意大利监视俄国流亡

者的那些工作人员。在瑞士这个越来越重要的革命者流亡中心，国外办事机构下辖

着三个日内瓦警察组织，他们可以直接从警察局的案卷中获得所需的情报并对瑞士

当局提供的情报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对在比利时和斯堪的那维亚国家的流亡者的监

视工作由当地的警察负责，巴黎派来的负责特殊使命的“暗探局”间谍也参与此项

工作。同时，在一战前的那些年里，“暗探局”的国外办事机构总是因其在法国的

行动而不断受到社会党人和激进的法国议员的攻击。1913年俄国驻巴黎领事馆认为

有必要宣布停止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它的职能表面上移交给了安里宾主持的私人

秘密侦探所执行。此人曾是“暗探局”国外的一个工作人员。而实际上国外办事机

构的活动从未停止过，只不过是小心谨慎罢了。正式“关闭”国外处，对法国安全

机构也造成了冲击。1914年法国安全部门声称：“法国政府将不再象过去那样可能

掌握法国境内危险的流亡者活动准确情报。”

国外办事机构的活动并不只限于搜集情报，它还要制定后来被克格勃称为“积

极活动”和“特别措施”的各种行动方案，以便对外国政府及公众舆论施加压力，

并实施各种形式的暴力手段。1886年拉奇科夫斯基手下的人炸毁了“民意党”在日

内瓦的出版社，并将事情办得很巧妙，使得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失望的革命者干的。

I809年拉奇科夫斯基“揭露”了一伙在巴黎制造炸弹的俄国流亡者。经过一场喧嚣

之后，许多密谋者被判监禁（其中一个叫兰德赞的人逃到了国外，被缺席审判），

而其余的则被驱逐出境。在俄国，“暗探局”逮捕了63名似乎与巴黎的小组有牵连

的革命者”事实上这个阴谋是在拉奇科夫斯基领导下由那个叫兰德赞的人策划并实

施的。此人为“暗探局”国外处安插的奸细，表面上他出资建造了军火工厂（制造

炸弹），而这些钱则是国外处工作人员交给他的。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任职的十八年间（1884－1902年）总能掩盖掉其参与恐怖

行动和建立那些似乎由流亡者的革命者筹建的炸弹制造厂的痕迹。而接替他任国外

办事机构头目的拉塔耶夫（l903―1905年）可就不那么幸运了。法国安全机构很快

就发现了他的不轨行为，比如，他参与了在巴黎对特鲁别茨科伊大公的未遂暗杀行

动，并在法国人举行的反对沙皇1905年革命后的暴行的集会上设置炸弹，致使两名

法国宪兵也成为受害者，所以不久他就被召回俄国。1909年，一个名为弗拉基米尔

?布尔采夫的革命派记者揭露了拉奇科夫斯基在1890年那起炸弹制造事件中所扮演

的角色、他还说，1890年逃脱了警察追捕的那个奸细兰德赞不是别人，正是驻巴黎

的国外机构头目之一哈尔京。哈尔京的《神速逃离和匿迹》一书本身就能证实布尔

采夫的话。但奇怪的是，法国安全机构对此反应并不强烈。因为与办事机构的一个

奸细所犯下的罪行相比，它们从国外处得到的情报“更有价值”。

拉奇科夫斯基科主要特长在于伪造文件和使用好细。有证据表明，正是他伪造

了“犹太复国主义精英实录”。从而引发了轰动一时的反犹事件。“实录”虽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未起太大作用，但却“证明”了犹太人要达到其主宰世界的阴谋。

有一段时期尼古拉二世曾认为，该实录可以帮助人们了解1905年革命的原因。但当

得知这是伪造品时，他懊恼地说，这些文件“玷污了反犹太主义的神圣事业”。晚

些时候，“实录”’又重新出台，成为纳粹分子和法西斯分子的行动指南。在20世

纪所有伪造品中，这份“实录”带来了最严重的后果。

拉奇科夫斯基的作用并不仅限于担集情报和进行“积极活动”。除此之外，他

还企图对俄国的内政施加影响。1870一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法国在外交上陷于

孤立的地位。 作为一名“建立俄权法同盟” 思想的狂热追随者，拉奇科夫斯基于

1884年来到了巴黎。他充当秘密调停人，积极参与了建立1891―1894年间“法俄同

盟”的谈判。不仅如此，他还在1899年及其后来达成的各项条约中起了重大作用。

拉奇科夫斯基在巴黎最可靠的接触人是1898至1905年主持法国外交部工作的戴奥菲

尔?德尔卡塞。在第三共和国七十年的历史中没有第二个外交部长能像他这样长时

间的占据此位而未被替换。在许多重要的外交活动中，诸如1899年为改变“法俄同

盟”的一些条件，他对圣彼得堡进行的访问；1901年沙皇对法国的正式访问，以及

1902年卢贝总统对俄国的回访等，戴奥菲尔?德尔卡塞都是通过拉奇科夫斯基，而

不是通过法国大使德后彭传贝洛侯爵来进行准备工作的。俄国外长穆拉维约夫伯爵

曾安慰沮丧的蒙特贝洛说：“我们完全信任拉奇科夫斯基先生，他显然在法国政府

那儿也受到同样的信任。”但是拉奇科夫斯基走得太远了，因而在1902年被从巴黎

召回俄国、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下台与他对俄法外交关系的影响并无牵连，而是因

为他不经意地坚持认为皇后聘用的法国“医生”不过是个骗子，因而招致皇后对他

的不满。

“暗探局”建立的侦听破译机构，为沙皇外交政策的推行立下了汗马功劳。和

其他的革命前的大国一样，十八世纪的俄国也设有“信件检查处”（亦称“黑色办

公室多”），其任务就是截听个人或外交通报。在十九世纪的欧洲，“黑色办公室”

的活动由于公众和议员反对干涉邮政业务而受到不同程度的限制。例如在英国，当

得知侦听局总是拆阅被驱逐王英国的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者的信件时，下院里一片

哗然，于是破译局于1842年被迫关闭。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国破译局才

又恢复了活动。至于专制制度一下的俄国，则议员们的抗议丝毫未影响到侦听破译

机构的工作。“暗探局”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华沙、奥德萨、基辅、哈尔科夫、

里加、维尔诺、托木斯克和梯弗里斯的邮政总局里都有“黑色办公室”。“暗探局”

最后一任局长A?T?瓦西里耶夫则总是想让人们相信他们的行动都是针对密谋者和

罪犯的：“任何一个思维正常的人都没有理由对书刊检查感到担忧，因为对个人私

事原则上是根本不过问的。”而事实上。和革命前的时期一样，拆阅信件既是谣言

也是情报的来源。由于破译了伊万库茨克大主教的信，他与修道院院长的暧昧关系

便被公之于世。

“暗探局”’的主要密码专家伊万?济宾在他这行当中是个真正的天才。“暗

探局”莫斯科分局局长fi?扎瓦尔津讲道：“济宾对自己的工作不说是狂热也称得

上是痴迷。普通的密码他扫上一眼即可破译，而那些难以解开的密码经常使他进人

恍极的状态，问题不解决他就无法摆脱。”“暗探局”破译机构初期的主要任务是

破译俄国国内外革命者的书信。但逐渐地将外国驻圣彼得堡使馆的外交电报也纳人

其监视范围。从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起情报机构就时不时地通过截取外交书信来获取

情报。 1800年外交部成员H?fi?帕字写信给其驻柏林的大使说，“我们掌握了普

鲁士国王与他在这里的临时代办的通信密码。如果您怀疑普鲁士外长居心叵测的话，

可以找个借口，让他往这里发一则通报。只要他或是国王发的通报一破译，我就马

上告知您它的内容”。

在十九世纪，由于普遍使用信使来传递外交邮件，“黑色办公室”所截取破译

的情报数量便逐渐减少了。但由于上世纪末电报的广泛使用，使得传递和侦听外交

情报工作变得容易了。在法国，外交信件的破译工作既在外交部“黑色办公室”，

也在安全机构内部进行。俄国前情况也如此。其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和“暗探

局”的工作人员常常交换破译的外交信函。1901年到1910年任外交部信件检查处主

任的是亚历山大?萨温斯基，在他的领导下，侦听和破译机构出现了新的局面，其

组织也得到了改善。同时，在这个领域。“暗探厅’对于外交部也有着举足轻重的

地位。通常来说，破译复杂的代码和密码不仅要看破译员的才能，还有赖于情报机

构的协助。“暗探局”的相关任务可以分为三步；首先要不择手段地窃取外国的外

交代码和密码，然后同截取的外交密电原稿相对照，最后破译获取情报。从这个意

义上来说，“暗探局”是第一个现代侦察机构，其工作方式为以后克格勃的情报活

动提供了效仿的对象。 1904年6月，英国驻圣彼得堡大使（1904一1906）查理斯?

哈丁，向英国外交部报告说，他遭受了一次“极为痛心的打击”，因为他发现，有

人向他的办公室主任提供了一千英镑，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目。目的是让其窃取

一份外交密码的副本，他还报告说，有一个有名望的俄国政治家曾说，用书信形式

联系相对安全，他要我任何时候也不要用电报报告，因为我们所有的电报内容他们

都知道。三个月以后，哈丁得知，拉奇科夫斯基在内务部（当时该部负责“暗探局”

工作）里建立了一个秘密处，目的是想方设法接近外国驻圣彼得堡大使馆的档案。

为使英国使馆十分落后的安全体系实现现代化而做出的种种努力都没有任何结果。

1906年2月。 英国使馆秘书塞斯尔?斯普林?雷兹报告说：“使馆的文件不断丢失

已有一段时间了…信使与使馆有工作上接触的人员都在警察局的控制之下，不仅如

此，搞到文件他们还能拿到报酬。”斯普林?雷兹声称，他已经“查清”了这些针

对英国使馆的秘密活动的组织者，此人就是因在反犹宣传中成绩显著而受过奖励的

科米萨罗夫――“暗探局”的一个工作人员。按照科米萨罗夫的命令，“每天晚上

使馆周围都布有‘暗探局’特务，以便拿到弄来的文件”。尽管使馆里设置了新的

保险柜，档案柜的锁也换了新的，而工作人员也被严令禁止将办公室的钥匙交给任

何人，但外交文件还在继续丢失。两个月后，斯普林?雷兹得到证据，表明“有人

能接触使馆档案，并将文件取出后在科米萨罗夫家中拍照。”这很可能是一个被收

买了的使馆的工作人员所为。他用蜡制做一个档案柜锁的钥匙印，然后从“暗探局”

那儿拿到复制的钥匙。此类事件在美国。瑞典和比利时的使馆也发生过。

早在本世纪初，从破译的报告和从使馆窃来的文件中获取情报的外交情报机关；

就对沙皇内政有着很大的影响（尽管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很少有人研究过） 。 从

1898年到1901年，俄国不断采取步骤，力劝德国与之签订秘密条纵划分他们在土耳

其帝国的势力范围，以进一步实现俄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多年觊觎。当1901年底

破译了一份德国的信函而得知德国政府不打算签这个条约时，俄国便放弃了这些努

力。俄国外长拉姆兹多夫在给俄国驻柏林大使的电报中告知了这一点。在尼古拉二

世执政的整个时期，俄国在截获和破译外交邮件这方面一直居于领先地位。英国、

德国、美国和大部分影响较小的国家直到一战前还根本没有类似的机构。奥地利的

侦听机构主要也是针对军事通讯的。在这方面俄国唯一有力的竟争对手是它的盟友

法国、在一战前的二十年间，法国外交部的“黑色办公室”及安全机构在破译大部

分大国的外交代码和密码工作中卓有成效。可当俄国人破译了一些法国的外交代码

和密码之时，法国人对俄国人的外交信件却一筹莫展（虽然法国人在破译驻外办事

机构的代码及密码中也取得过一些进展）。

1905年夏，日俄战争和法德摩洛哥危机将近结束之时，俄国及其盟友法国在秘

密情报的侦听和破译方面进行了短期合作。 1905年6月，俄大使奉政府命令向法国

总理莫里斯?鲁维埃转交了一份与经过破译的摩洛哥危机有关的电报的副本。对于

鲁维埃来说，此份电报实在是意义重大，于是作为回报，他命法国安全部门向“暗

探局”国外处转交由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公室”截获和破译的所有的日本外交

信件。国外办事机构的负责人马努伊洛夫在拿到这些文件之后，立即电告国内，而

这份电报也被法国外交部“黑色办公室”截获并破译。因为不知道这些文件是奉总

理之命转交俄国人的，外交部便认为这是电码和密码安全系统发生了严重的情报漏

失现象，并命令其密码处停止同法国安全机构类似部门的所有接触。由于法俄情报

截取机构的短期合作所铸成的荒唐的错误，致使外交部与法国安全机构的“黑色办

公室”在此后的六年中各自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有时截取和破译的都是相同的外

交电文。俄国和法国从此以后也再未交换过截取的情报。

由于法国情报截取机构行动混乱而造成的恼人的误会，也对俄国破译密码机构

的工作造成很坏的影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俄国人破译了除德国外的几乎所有

大国的大量外交信函（虽然准确数目迄今尚未弄清），但由于法国人在1911年法德

阿加迪尔危机中的草率举动，使得德国人变换了外交代码和密码，结果是俄国破译

专家们在1912年到1914年两年间没能读出一封德国的密件。

在阿加迪尔危机时期，法国外长茹斯特恩?德?塞尔浮从其“黑色办公室”截

获的德国人的电报中得知，约瑟夫?卡约总理背着他在同德国人谈判。利用这些密

件，德?塞尔浮及其一些同僚便放出消息，说卡约有背判行为。卡约对这种猜疑愤

怒至极，采取了极端措施。他召来德国代办，让其出示提到他名字的那份电报原文，

以同破译件对照。后来这位总理向法国总统承认说：“我做的是不对，但我必须澄

清。”此后德国人便更用新的外交密码而使无论是法国人还是他们的俄国伙伴都一

筹莫展，这也就不足为奇了。

俄国也同法国一样，部门之间的争斗给搜集和整理国外情报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负责军事情报的是总参一部。到1914年，俄国情报机构所掌握的有关德军的情报都

是间接得来的，而关于俄国的另一个主要敌国奥地利的资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俄

国军事情报机构情报的主要提供者是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作为奥地利情报机构的

高级军官， 他大概是一战前在欧洲活动的所有间谍中最重要的一个。 1901年末到

1902年初，俄国驻华沙的军事情报机构头目巴秋申上校了解到，列德利是一个在性

关系上不很检点的同性恋者，对此无论是他的朋友还是上可，都的确未曾发觉。他

通过威逼利诱使列德利充当了内奸（后来此种手段也为克格勃所采用）。列德利用

从俄国人那儿得来的钱不仅为自己，也为其情人们购置了小汽车；其中有其宠爱的

枪骑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他每月付给此人600克朗。

列德利后来被揭露，于1913年自杀。他在十年的间谍生涯中所提供的最有价值

的一份情报，是奥地利指挥部为对俄国和塞尔维亚采取军事行动而拟定的征兵计划。

沙皇的外交官和领事们有时也干一些间谍工作，时不时地收集一些有军事意义

的情报。但是，军事人员和外交官的情报搜集工作未能很好地协调，这也反映出其

军事部门和外交部的协同行动不尽人意。军事人员特别重视派遣侦察人员，而对截

获和破译情报未予足够重视。 1914年8月，德国人在东线上取得的第一个重大胜利

应归功于俄国人愚蠢透顶的举动。他们所有的布署都是用电台明码发出的。开始，

德国的报务员纯粹是出于好奇才听了敌人的无线电通讯。

首先意识到这一发现的意义的，是一名德国军官马克斯?霍夫曼上校，他后来

被称为胜利的缔造者，因为这次侦听工作首次在保证战事胜利中起了决定性作用。

正如霍夫曼后来所写的那样，多亏侦听工作“我们才知道了俄国人所有的计划”。

就好像在玩军棋，俄国人陷人了对其每一步都了如指掌的敌人的包围之中。

“暗探局”并非唯一从事情报搜集工作和进行“积极活动”的机构。为了能顺

利得到沙皇政府和俄国经济都迫切需要的国外的贷款，也为了消除西方投资者对其

资金的安全的顾虑，财政部还收买了一批外国记者组成间谍大军。在1914年以前，

在大部分欧洲国家，人们对政府“资助”友好的国外报纸都习以为常了。法国议会

1913年的一项报告中，不顾那些针对情报机构的批评之辞，指出此类“资助”的必

要性是“无可争议”的。在这方面，俄国在欧洲占了第一位。既然法国是战前俄国

最大的投资者，那么俄国财政部的主要活动对象自然就是法国新闻界了。财政部驻

巴黎的代表阿尔图尔?拉法洛维奇就曾先后收买过除社会主义报纸（后来是共产主

义的） 《人道报》以外的所有法国的大报纸。到1905年3月，俄国革命的失败和对

日战争的失利，极大损害了法国放债人和商人的信任感，使得拉法洛维奇在一个月

内要花掉20万法郎用以行贿，法国外交部长德尔卡塞也对其鼎力相助。我们对如此

行贿的结果几乎不敢恭维，而且也很难说这种收买究竟有多大的必要。不管怎样，

无论拉法洛维奇如何慷慨， 1905年3月法国银行还是停止了关于继续向俄国贷款的

谈判。即使如此，到1914年之前，法国对外投资额中的25％还是给了俄国（政府贷

款占了此数的4／5） 。而其它国家从强大的法兰西帝国那儿得到的却只有9％，若

没有新闻界的支持，象1905年法国停止对俄国贷款这样的信任危机将会频繁得多。

尽管沙俄的对外情报系统协调得不尽人意，但它却为以后苏联的情报机关奠定

了基础，各种各样的“积极活动”和搜集情报的手段成为其活动的基本方法。沙俄

的对外情报系统是世界上第一个侦听破译方面的机构，也是利用间谍机构协助破译

部门工作的机构。而阿尔弗雷德?列德利也就成了曾在沙俄对外情报工作中发挥了

重大作用的“服鼠大军”（即“潜伏在对方内部的外国间谍”）的第一人。除了列

德利外，沙俄的情报机构还为苏联情报机构提供了一个范例，说明可以利用潜藏的

间谍作为对付敌人的有力武器。二月革命以后，“暗探局”的档案落入了布尔什维

克人手中，从中他们得知、早在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于1903年分裂为布尔什维克和

孟什维克之前，“暗探局”就往其队伍中派进了比其他任何一个革命团体都要多的

奸细。“暗探局”所掌握的关于布尔什维克的组织和活动的情报是如此详尽全面，

以至于二月革命后所保存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部分档案材料竟成为撰写布尔什维

克活动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依据。“暗探局”中的一些文件给后来的执政者、自称

是列宁最忠实的追随者的斯大林本人也碰来了一些不快。事实上，1909年斯大林就

曾批评列宁的一些恐怖行动的“失算”和“不正确的组织政策”。但从1910年12月

驻巴黎的国外办事处截取的斯大林的一封信来看，他还是支持列宁的。他写道，列

宁的路线是“唯一正确的”，列宁本人是个“智力超群”的人。

关于斯大林当过“暗探局”间谍的传闻，就各方面情况看来，是没有任何现实

依据的。虽然也不排除“暗探厅’曾企图将他吸收进来。尽管如此，“暗探局”在

布尔什维克中仍有相当数量的间谍。在1908年一1909年期间，圣彼得堡布尔什维克

委员会的五个委员中至少有四个是“暗探局”的间谍。“暗探局”也在其他反对君

主专制的组织中安插有间谍。比如，“暗探局”的人员中有一个叫叶夫诺?阿泽夫

的人，此人在1904年到1909年间曾领导过社会革命党的“战斗组织”，负责进行恐

怖活动和组织暗杀、在“战斗组织”受害者名单中有内务部长维亚切斯拉夫?冯?

普列维，他是被炸弹炸死的。阿泽夫的一生充满了疑团和矛盾，死前他曾说过，他

最终也不清楚。他是潜藏在政府里的恐怖分子呢，还是潜藏在恐怖分子中的警察局

间谍。“‘暗探厅’认为，其最得力的间谍是莫斯科的一个名叫罗曼诺夫?马林诺

夫斯基的工人。此人是1910年招募进来的，而两年后他就成了六名被选送人沙皇议

会――杜马的布尔什维克之一。列宁曾欣喜地写道：“我们第一次在杜马中有了代

表我们工人阶级的卓越领导人（马林诺夫斯基）。”而在当时。主张进行无产阶级

革命的党内还没有一名来自工人的领导人。因此，对于列宁来说。被其纳人布尔什

维克党中央委员会的马林诺夫斯基的例子便有着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列宁曾说道：

“不管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只要有这样的人就可以缔造工人阶级政党。”1912年选

人杜马的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在第一年里还是以统一的社会民主工党行动的，

但到了1913年，这个团体就分裂了，马林诺夫斯基成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代表。

“暗探局”的间谍渗透，使列宁深感忧虑，于是，1912年在其倡议下，党的中

央委员会成立了“反间谍委员会”，委员会由三人组成，其中便有马林诺夫斯基。

1913年，当时也是中央委员会委员的斯大林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被捕后，列宁

曾会见马林诺夫斯基，以商讨对策避兔再有他人被捕。自然，列宁并不知道正是马

林诺夫斯基告发了斯大林和斯维尔德洛夫。 1913年7月，列宁又和马林诺夫斯基以

及自己主要的助手列夫?加米建夫和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商讨了这个问题。结果

他们得出了一个除布尔什维克党的主席马林诺夫斯基外，令其他任何人都将大为惊

奇的结论：在杜马的六名代表“身边”，有“暗探局”的间谍在活动、马林诺夫斯

基得到指示，要其‘密切注意秘密行动”，以防止警察局间谍的渗透。警察厅头子

C?n?别列茨基曾称马林诺夫斯基是“暗探局’的骄傲”。，但是马林诺夫斯基也

经不住这种双重身份的压力，变得嗜酒成性，使得他最诚挚的支持者列宁也开始忐

忑不安起来。

1914年5月， 新任内务部长B?X?准科夫斯基决定踢开马林诺夫斯基。大概想

到了马林诺夫斯基乖戾，同时又担心一旦大家得知他是“暗探局”在杜马的间谍，

恐怕会引起一场喧然大波。马林诺夫斯基卸任后携着“暗探局”给他的六千卢布逃

出圣彼得堡，到国外去开始新的生活。过后就有传闻，说他是“暗探局”的间谍。

孟什维克的领导人尤里?马尔托夫在六月份写道：“我们都相信，他毫无疑问是个

奸细，能否证明这一点就是另一码事了。”虽然列宁也同意马林诺夫斯基是“政治

自杀”、但他推翻了对其的所有指控。当马林诺夫斯基出现在德国战俘营里，向自

己的同胞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时，列宁又和他恢复了通信，并一如既往地为其辩护，

驳斥对其同“暗探局” 合作的指责。1917年1月，列宁又重申，这些指责都是“绝

对的一派胡言”。二月革命后人们在“暗探局”的档案中发现了马林诺夫斯基的真

实记录， 列宁起初拒不相信。 马林诺夫斯基的一生在一年半以后悲惨地结束了。

1918年10月他回到莫斯科，说“他无法生活于革命之外”。虽然他还指望能给他赎

罪的机会。 但革命法庭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审判，判处他枪决。1918年11月6日、判

决在克里姆林宫内院执行。

为什么马林诺夫斯基得以将列宁长期蒙骗呢？主要是因为列宁和其他许多领导

人一样，出身于特权阶级，他们对自己的出身怀有一种负罪感。列宁认为，马林诺

夫斯基的最主要的优点便是其无产阶级出身。他是工人阶级的组织者和演讲家的楷

模，而这样的人正是布尔什维克队伍中所缺少的。就列宁看来，马林诺夫斯基罪恶

的过去和不羁的性格，只是证实了他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本质。列宁最初对斯大林的

宠爱，以后他又为此而后侮，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斯大林的低贱出身，还有他那

种丝毫没有资产阶级娇揉造作痕迹的粗暴举止，又使列宁对自己的非无产阶级出身

产生了负罪感。

无论听起来怎样离奇，从某种意义上说，沙皇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的渗透还

是对列宁有利的。战前时期的警察头子别列茨基讲过一，战前他的政策和“主要目

的”就是不惜一切地防止俄国社会主义分子的联合。他说：“‘我行动的原则是：

分而治之。”列宁则与那些主张与孟什维克联盟的许多布尔什维克不同，他坚决反

对联合所有俄国社会主义者。别列茨基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帮了列宁的忙，他将孟什

维克中列宁的主要对手以及那些极力主张统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布尔什维克抓了

起来。“暗探局”坚信，将该党分裂，它就可以削弱社会主义运动。列宁则不然，

他认为，有独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党才是取得胜利的关键。只有纪律严明、思想纯洁。

坚如磐石、以千万革命者为首的群英，才能将俄国人民引向美好的未来。

随着1917年二月推翻沙皇制度而来的混乱与涣散，证明列宁革命斗争的战略是

正确的。二月革命的结果，是布尔什维克与其主要对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人相

比成了少数派。但正是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10月夺取了政权。这样，曾保证了警察

局的间谍对布尔什维克队伍顺利渗透的巨大的战术上的胜利，便转变为战略上的失

败，并最终导致全面垮台。

二月革命（新历1917年3月8日至12日）使得大多数革命者不知所措。在此事件

前一个半月之时，流亡瑞士的四十六岁的列宁曾说过，“同志们，我们也许等不到

快要到来的革命的决战时刻了。”和绝大多数的革命组织不同，“暗探局”对彼得

格勒（战前圣彼得堡改名为彼得格勒）的局势反应更敏感。革命开始的几天前，一

名间谍曾报告说：“地下革命党正在策动革命，但如果革命发生，它将是类似于饥

民暴动的那种自发运动。”依其所言，革命情绪最强烈的主要是那些多子女的母亲，

她们“厌倦了永远排在长队里，再也不忍心看着自己生病的和半饥半饱的孩子坐以

待毙，她们是一大堆只要有一点火星就会燃烧起来的干柴。”

当那些排队买面包的妇女们于3月8日走上街头游行时，革命开始了。两天后罢

工便席卷了整个彼得格勒。在这个阶段，彼得格勒卫戍部队起了决定性作用。1905

年革命是被军队镇压下去的， 而1917年3月军队却倒向革命一方。于是“暗探局”

又准确判定， 风是朝哪儿刮的。虽然工人的政治罢工在2月27日遭到哥萨克人的镇

压，但在“暗探局”的报告中却写道：“总的印象是，哥萨克人是站在工人一边的。

” 3且12日，一支卫戍部队发动暴动，以此保障了革命的成功。三天以后，沙皇尼

古拉二世宣布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依尔大公。 次日，即3月16日、米哈依尔宣布

放弃王位，从而结束了罗曼诺夫王朝三百年统治的历史。当时，政权落人了主要由

自由党人组成的临时政府中。他们以奇特的方式与“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并

存，而后者则是全俄各地苏维埃的模式，从一定程度上讲，也是他们的喉舌。

按托洛茨基的话说，“政治警察局同沙皇制度一同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3月12日， 一群人冲进了“暗探局”总部大楼。“暗探局”头子A?T‘瓦西里耶夫

愤愤地讲道：“特别侦缉处的所有档案，其中包括指纹、照片和其他一些小偷、伪

造货币者和杀人犯的资料都被搬到院子里付之一炬。不仅如此，闯进来的人还搜查

了我的抽屉， 拿走了由我保存的2万5千卢布的公款。 ”尽管瓦西里耶夫声称，他

“想不起自己有过任何不合法的行为’”，但他很快还是被关进了彼得堡要塞。在

那里他不得不睡在“草垫上，枕着塞满鸡毛的枕头”，吃的是“难闻的汤和更为糟

糕的、用乱七八糟的东西做的杂烩”，每两周才能在冰冷的、刮着刺骨的穿堂风的

浴室里洗一次澡”。“暗探局”局长遭囚禁，俄罗斯的皇帝沙皇尼古拉二世沦为罗

曼诺夫王朝的一个普通公民，这些都象征着对君主专制的胜利及新的民主秩序的诞

生。革命胜利后，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彼得格勒苏维埃都认为，俄罗斯再也不会有

政治警察局了。

绪 言

每个作者迟早都会有预见之才，是的，这一天并不是远不可及。克里斯托弗?

安德鲁这种才能的发挥是在1985年10月，也就是他那本《秘密机构――英国情报机

关的建立》一书问世之后、在撰写此书的过程中，他逐渐地不再相信那种因苏联情

报机关在剑桥大学（安德鲁恰在此校执教）招募间谍的轰动一时的传闻而引起的普

遍看法，即两方的间谍常常会投靠敌方，而克格勃工作者个个都是对信仰和事业绝

对忠诚的人。安德鲁认为，奥列格?佩尼科夫斯基（叛逃到西方的克格勃工作人员，

他曾为英美效力，在1962年加勒比危机中起了关键作用）所走的路并非只他一人涉

足。据安德鲁家人讲，安德鲁曾在第一版《秘密机构》书中彻悟预言：“无庸置疑，

其他的佩尼科夫斯基或人物没有出现，不过是因为他们的名字没有见报而已。”就

在此书出版前的短短几天里，报刊上便出现了关于又一个来自克格勃的“佩尼科夫

斯基”的报导，此人比佩尼科夫斯基更重要，他就是奥列格?戈尔季耶夫斯基。

戈尔季耶夫斯基从俄罗斯叛逃是在1985年夏天，在其被任命为克格勃驻伦敦的

情报站长之后几个月。身为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他是1974年开始为英国秘密情报机

构效力的。1986年夏、戈尔季耶夫斯基读了《秘密机构》之后便与安德鲁进行了联

系。在此之后整整一年的交往中，两人对克格勃从初创时期的肃反委员会（成立于

十月革命胜利一个半月后）一直到当今的活动持有极为相似的看法。

克格勃间谍狂热性的周期性发作，以及关于传说中的各种阴谋（真实的和虚构

的）勾当及其思想――这些成了安德鲁研究的主要课题。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自己的

生涯中经历了这些发作时期所有的玄妙事件。他的克格勃生涯中最富戏剧性的一段

是在80年代，那时克里姆林宫对其实并不存在的西方第一次核打击计划感到极其不

安。戈尔季耶夫斯基最直接地参与了这个苏联情报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行动，这次

行动是由克格勃和苏军情报部联手进行的（这本身就够令人惊讶的）。此次行动的

目的在于揭露西方国家的阴谋。行动进行的方式有些奇特，至少可以说是非同寻常。

比如，注视英国血站贮量动态、运往屠宰场的牲畜数目以及玛格利特?撒切尔同英

国女王的定期会面情况等。

研究克格勃在国外行动的最大障碍在于根本得不到它的对外情报机关，或采用

官方说法，第一总局的材料，即便是近些年也是如此。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二十三

年的克格勃生涯中接触了许多这类材料，这才使得我们能够填补这个领域中对其他

作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缺漏。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安德鲁便欣喜地得知：戈尔

季耶夫斯基很早就对克格勃的历史及其现状感兴趣了。1980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奉命

编写第一总局的秘密历史和克格勃在英国、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以及澳

洲。亚洲地区的行动事记。着手工作后，戈尔季耶夫斯基马上发现，翻阅这些文件

对他来说要比写书有意思得多。当然。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即使是在带有密级的、

供内部参考的克格勃史中，戈尔季耶夫斯基也是不能妄加细述的。幸运的是在时过

境迁，对于我们面前这本由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1987年开始撰写的书来说，上

述局限丝毫不起作用。所以说，恐怕这本书对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来说，比他们藏在

保险柜里的秘史还要详实，信息量还要大吧。

本书虽为安德鲁所著，但它却是两位作者共同劳动的结晶，其中的结论也是经

过很长时间的探讨而得出的。本书参考了克格勒的秘密档案、两位作者在许许多多

西方图书馆和档案室搜集的材料，同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本人在第一总局和克格勒驻

外情报站工作时所积累的丰富经验也起了很大作用。

戈尔季耶夫斯基1962- 1963年学习了一年，此后的九年里他先后在“中心”，

即克格勃在莫斯科的总部工作过（1963- 1965及1970- 1972年）；在驻哥本哈根的

情报站同那些“地下”人员，即化名的无外交豁免权的人工作过（1966- 1970年）。

而以后的十三年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驻哥本哈根的政治情报处（1973- 1978年）、

“中心”（l978- 1982年）以及伦敦等处任职。

戈尔季耶夫斯基观点变化的转折时刻是在1968年夏。就在这一年华沙条约组织

出兵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坦克的履带碾碎了“布拉格之春”绽放的自由之花。同所

有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戈尔季耶夫斯基也苦于找不到一种方式，

以便为捍卫民主而与一个善于巧妙地同自己的反对派斗争的政治体系进行斗争。在

第二次被派往哥本哈根之前，戈尔季耶夫斯基认识到，对于一个克格勒军官来说，

最好的斗争方式就是为西方效力。于是他开始进行联系，经过长期的相互试探，他

于1974年底开始同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积极合作。

在为英国情报机关工作的过程中，他想方设法去详细地了解第一总局的资料，

甚至不惜挺而走险。在工作期间他和许多克格勃高级官员、高级外交官和党务工作

人员交谈过。“真是不可思议”，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只在这些高级人员的办公

室里随便坐坐就能探知许多东西。一他们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摆放着几排电话，而电

话的多少则表明它们的‘主人’地位的高低。八十年代初，他是第一总局负责对欧

行动的副局长维克托?费奥多罗维奇?格鲁什科办公室的常客。只需十分钟的报告，

戈尔季耶夫斯基却经常要在他办公室里坐上个把钟头。等着这位要人手里同时抓着

好几个听筒处理每日的紧要问题。

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曾经提供过国际时事

情报的最高层党内官员。在被选为苏共中央总书记三个月之前，就是在1984年12月，

戈尔巴乔夫首次出访了英国。在访问期间，他每天要得到三、四份情报汇编，而其

中大多数是戈尔季耶夫斯基提供的。当时戈尔巴乔夫就未来工作的一些重点陈述了

自己的看法，而这些看法同苏联大使馆及克格勃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活动都是有着

直接关系的。也许以后他曾思索过命运的嘲弄――想不到他在平生第一次国际谈判

中征询意见的竟是一个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效力的间谍。

安德鲁和戈尔季耶夫斯基早在合作之前就对来自剑桥大学的苏联间谍的历史很

感兴趣。安德鲁执教的剑桥大学作为既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同时又为其主要对手

――克格勃培养人才的基地，享有虽不体面、但却是无以伦比的荣耀。不管报刊杂

志给人何种印象，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近水楼台，它招收的剑桥大学毕业生数还是比

克格勃要多。

1960年风行一时的电影《杰出七君子》上映之后，几个剑桥毕业的克格勃的主

要间谍便在“中心”得了“剑桥五杰”的绰号。他们的肖像和他们上司的照片一起

为第一总局的纪念馆添光加彩。1963年1 月“剑桥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在莫斯科

露面。戈尔季耶夫斯基对他的升迁很感兴趣。

十年后（1973年），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哥本哈根买了一本帕特里克?西尔与莫

林?麦克一肯维尔合著的《菲尔比：通向莫斯科的漫途》的人物传记，并通过他在

“中心”的朋友阿尔贝特?伊万诺维奇?科兹洛夫将书寄给了菲尔比。菲尔比读完

后还给了戈尔季耶夫斯基，并在书的衬页上写道：

亲爱的同行奥列格：

书上所叙我事，请一概勿予相信！

金?菲尔比

戈尔季耶夫斯基对菲尔比的看法同克格勃在报刊上所极力描写的光辉形象大批

径庭。1977年回莫斯科休假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听了菲尔比在“中心”的第一

次公开演说，听众约三百人。他是用英语讲的，开头是这样做“今年非同寻常。我

们不仅要庆祝伟大的十月革命六十周年，还要庆祝苏联足联成立五十周年。”听众

的反映是两次哄笑，――先是懂英语的笑了，然后是其他人听了翻译以后笑了起来。

在以此缓和了全场气氛之后，菲尔比开始含蓄却又尖锐地批评克格勃，因为克格勃

对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的他漠不关心。“工作这些年，我到过好几个世界上最大的

情报机构总部，可在莫斯科待了十四年，直到今天我才算是拜见了诸位。”

在同西方记者的偶然几次会面中，菲尔比有时也抱怨过克格勃对他的能力重视

不够，但他从未真正倾吐过这种“疏忽”对他的刺伤是多么的深。相反。他想留给

大家一个好印象――他在克格勃是大人物。有显赫的地位。在去世前几个月的最后

一次答记者问时，他向菲利普?奈特利证实了关于他到莫斯科之前已经是上校军衔

的传闻。奈特利稍晚些时候曾问过他。后来有没有升到将军。菲尔比作了模棱两可

的回答：“严格说来，克格勃内没有军衔，但我有将军的权力。”菲尔比很清楚克

格勃内是有军衔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叛逃前就是上校），而且那里也不乏将军。

但最令菲尔比悲哀的是他至死也未能超越“间谍” 这一层次， 虽然他应有尽有。

1963年1 月，当他来到莫斯科的时候，还满以为能在“中心”获得高官，但很快他

就痛苦地认识到，西方的间谍，不管你多么劳苦功高，是永远也不会被授予克格勃

军衔的。同菲尔比一样，他们最终也不过是间谍而已。因而直到1988年菲尔比去世。

他的称号仍是他的化名――间谍汤姆。

克格勃永远不会绝对信任西方间谍的，这一点菲尔比明白得太晚了。他到莫斯

科的时候，他的挚友盖伊?伯吉斯已经成了十足的酒鬼。对其怪僻的个人生活克格

勃抱怨不已，而再早些时候则是英国外交部抱怨他。不管菲尔比如何恳求，在这个

老朋友临终之前，他最终没能获准与其见上一面。伯吉斯死于1963年8 月，他将自

己的藏书、冬大衣、一些家俱和两千英镑留给了菲尔比。菲尔比本人即使前往社会

主义国家也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动身去古巴的时候，为断绝他通过机场过境厅逃跑

的一切可能，他们特意安排他走水上航线。在莫斯科的头几年，菲尔比经历了没完

没了的审问，要他详细描述他所交往过的英国情报机构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参加

过的哪怕是间接的行动。对此他颇感失望，难以排解。但后来他学会了淡忘，因为

上述一切成了家常便饭。除此之外，他们还让菲尔比帮助编写战后苏联在英国最出

色的秘密情报人员科农?莫洛德（他就是戈登?朗斯代尔，1965年被派到西方工作）

的回忆录，同时，他也为自己的宣传性回忆录做些准备。他的回忆录经“中心”考

虑了很久之后，终于允许在1969年予以发表。为了对他肩章上缺几颗星表示慰藉、

在1965年给他授予了列宁勋章、之后，又陆续奖给他了各种徽章和苏联特工机关发

的奖品。正如他后来向奈特利夸耀的，这相当于被授予苏式骑士称号。“当然，骑

士称号也有各种各样的，不过列宁勋章的档次是最高的”，菲尔比说。

到了1967年，对他的审问、谈话告一段落，但他还是因感到克格勃对他巨大的

潜力和非凡才干不予重视而情绪低落。菲尔比的个人生活也不如意。到莫斯科后，

他同唐纳德?麦克林交上了朋友。菲尔比与此人只是在剑桥大学毕业后见过一两次，

在这之前并不熟识。他俩的交往到1965年就断了，这一年菲尔比的第三个妻子离他

而去，迈琳达?麦克林接替了她的位置。但过了一年，这个家庭之舟又遭水倾覆。

菲尔比嗜起酒来，醉了就在俄罗斯四处游逛，完全丧失了时空观念。与最终被狂欢

送入坟墓的麦克林（虽然不似伯吉斯那么快）不同的是，菲尔比没有走上这个最终

结局，鲁法挽救了他（按菲尔比的话说，这是一位“我期待了一生的女人”），他

们于1971年结为伴侣。

同菲尔比的接触更坚定了戈尔季耶夫斯基为西方效力的决心。菲尔比枉然去使

自己相信，从自己在莫斯科住宅的窗口可以望见未来的坚固基石，而这块基石的一

角早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就已望见（他在后来自己的回忆录中如是叙述）。戈尔季耶

夫斯基则不然。在他看来，曾经一度令剑桥大学生神往的、公正的苏维埃社会制度

的神话，与勃列日涅夫时期俄国惨淡的现实之间的鸿沟是不可逾越的。菲尔比本人

也时常感到这条鸿沟的深不可测。当他抨击苏维埃体制时，克格勃的军官却说“这

和我有什么关系”，这使得菲尔比怒不可遏、“有什么关系？和每个苏联人都有关

系！和你们大家都有关系！”菲尔比愤愤说道。

虽然“中心”在西方极力宣扬菲尔比的官运，但对1979年过分渲染“剑桥五杰”

第四号人物安东尼?布兰特一事却持不赞成的态度。八十年代克格勃极为担忧地关

注着西方对“五杰”的第五号人物的大肆追捕。当时在西方，“谎报军情”现象四

处泛滥，一摞摞的畅销书讲述着关于苏联间谍的虚构的和真实的故事。为此，弗兰

克?伯奇、塞弗通?德尔莫、安德鲁?盖伊、罗杰?霍利斯爵士、加伊?利德尔、

格莱姆?米切尔和阿瑟?皮古都成了无端指责进行间谍活动的牺牲品，――而实际

上他们在此之前都已经不在人世了。指责也牵扯上了鲁道夫?佩尔斯爵士。大家以

为他也已经去世了，可他不但活着，而且还是如此地硬朗，以致他足以能向法院起

诉并在这起诽谤案中胜诉。上议员罗特什里德也未能躲过对其的“关注”，不过为

避免再一场官司的麻烦，人们还未敢对他进行直接的指责。他在1990年去世，成为

含沙射影的传言和流言蜚语的牺牲品。威尔弗雷德曼博士虽然没有对诽谤者提出起

诉，但他不得不进行公开澄清，以洗去身上被怀疑的污点。

如果克格勃不那么热衷于其阴谋理论的话，它大概会很惬意地看到一出出闹剧

的上演，其中有报界对追捕“五杰”中的第五号人物的追踪报道所引起的混乱及其

对英国军事情报机构的名誉造成的损害，因为英国的安全机构简直就要成为克格勃

的国外分支机构了。但就在克格勃内部也并不喜欢这些喧嚣，认为这是英国情报机

构的一个险恶的阴谋。1981年，当英国报界开始不时出现关于查普曼?平切揭露第

五号人物的大标题时，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刚调入第三处驻英国分处。平切称，第五

号人物不是别人，正是罗杰?霍利斯――1956年到1965年的英国军情五处的处长。

在此之前，在翻阅了第一总局1980年的官方材料后、戈尔季耶夫斯基已经知道

了真正的第五号人物。而且在霍利斯被指控有间谍行为之后，他还就此人与安德鲁

波夫学院第一总局训练中心二系（反间谍专业）主任伊万?亚力山德罗维奇?希什

金交谈了好几个小时。希什金是第一总局英国问题专家中心的位校者，曾在伦敦任

情报机构副头目，1956年到1970年间还在那里领导过反间谍的工作。

希什金坚持说，在对霍利斯的指控中没有一句真话。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中心”

的一个朋友，即第三处某分处处长阿尔贝特?科兹洛夫也研究了霍利斯一案，他也

认为所有指控都是一派胡言。1984年新闻界又将霍利斯一案翻了出来，因为英国军

情五处的退役人员皮特?莱特在电视采访中发表了对霍利斯不利的声明。此人惯于

搞阴谋，三年前就是他给查普曼?平切提供了发表声明的主要材料。那时戈尔季耶

夫斯基从伦敦回到莫斯科休假，在同克格勃英国处前任头目伊戈尔?维克托维奇?

季托夫会面时，他看了克格勃关于莱特的声明电报。季托夫以前曾在伦敦搞过政治

情报工作，并在那儿任情报机构副头民直到一年前才被逐出英国。“真是天方夜谭，

”季托夫说，“不过这后面隐藏着某种内部的倾轧。”第一总局三处副处长兼顾问

德米特里?安德烈耶维奇?斯韦坦科也持这种看法。

也许是命运的嘲弄，当英国新闻界对渗人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兴致最浓的

时候，却正是这些间谍十五年来首次销声匿迹之时。驻伦敦的情报机构的材料表明，

从1961年乔治?布莱克被捕之后，克格勃就在英国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断了情报来

源。皮特，莱特恐怕怎么也未曾想到，政府如此轻易地就推翻了对霍利斯的所有指

控，因为英国秘密情报处在克格勃里也有自己可靠的情报来源。

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情报生涯达到顶峰是在1985年（在此之前他已为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效力11年了）此时他在“中心”的声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从1983年起，

在主持政治情报机构的工作和担任伦敦情报机构副头目期间，他定期向莫斯科发去

一些有关政治问题的整篇报告并总是受到好评。1984年12月戈尔巴乔夫访英期间他

向其提供的情报资料巩固了自己在伦敦的地位。1985年1 月，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召

回“中心”接受委任，坐上了驻伦敦情报机构的第一把交椅。戈尔季耶夫斯基要在

其前任列昂德?叶夫列莫维奇?尼基坚科回到莫斯科后再走马上任。在此期间，他

被告知了情报头目与莫斯科进行绝密联系所使用的个人代号。1985年5 月17曰，星

期五，在伦敦的戈尔季耶夫斯基收到了一封电报，命其赴莫斯科正式接受新的职务。

（全凭他那盖世之才和顽强的生命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才得以挺过此后的一连串事

件，否则我们手中也不会有这本书了）这封电报确实没有任何可疑的地方，只是命

他火速前往莫斯科。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告知，克格勒主席、政治局委员维克托?米

哈伊洛维奇?切布里科夫和主持第一总局工作多年的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

?克留奇科夫将军要接见他（克留奇科夫晚些时候，在1988年，亲自主持了克格勃

的工作）。这封电报对当时苏联驻伦敦的大使、目中无人的维克多?伊万诺维奇?

波波夫触动很大。以前他和戈尔季耶夫斯基之间曾有磨擦，此刻他立即捐弃前嫌，

满脸笑容、慈父般地叮嘱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莫斯科同上司见面时该如何行事；

情报人员的第六感觉告诉戈尔季耶夫斯基：事情不妙。盯着这封电报，他感到

手心出汗，两眼昏黑。在他和波波夫谈完话不久，又来了第二封电报，告诉他同切

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谈话的题目。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在莫斯科等待他的是一

个巧妙伪装的陷讲。他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双重身份的生活使自己变得多疑了，在

莫斯科等着他的除了桂冠，不会再有别的什么。情报机关间谍的这种自豪感使他打

消了心头的疑虑，回到了莫斯科。

5月18日，星期六。这一天是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其伦敦工作三年来最忙的一天。

他要准备启程事宜，要为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夫准备情报材料，还要将五千英镑

转交给一个“地下”人员。机构的技术人员专门用制型纸做了一块中空的“砖”，

以便把包在玻璃纸里的250 张二十英镑的纸钞放进去。戈尔季耶夫斯基将“砖”放

进一个塑料小袋中，然后就和自己的女儿玛丽妞和安娜出去兜玩，他们来到布鲁姆

斯贝里区的科来姆斯?菲尔兹公园，那儿离大奥芒德街著名的儿童医院不远。和女

儿们玩的时候，戈尔季耶夫斯基悄悄将“砖”藏人公园北墙与小路之间的草丛中。

5 月19日，是个星期天。这天早晨，一辆使馆的“格拉纳达”福特车将戈尔季

耶夫斯基从家中送到肯星特?海依街的希楚机场。因为考虑到去莫斯科的。时间不

会很长，家人就留在了伦敦。在莫斯科谢列梅捷夫机场他第一次感到确实有些不妙。

在机场出口处一个边防检查员将他的绿色外交护照翻了半天，然后当着戈尔季耶夫

斯基的面打了两个电话报告他的到来。让戈尔季耶夫斯基感到不安的还有一桩事，

就是没有人来接他，虽然后来他得知，车是派了，不过去的是另一个机场。戈尔季

耶夫斯基拦了辆出租车，车里已经坐着两个准备回寓所的西德外交官。当戈尔季耶

夫斯基介绍说自己是苏联外交官后，德国人慌张起来、要求将他们直接送到使馆去，

显然是怕落到陷饼里。戈尔季耶夫斯基当时想，使馆外的克格勃暗探会不会对他与

两个德国人同行起疑心呢？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终于回到了列宁大街109 号自己的住宅时，还没打开门他就

发现住所被人搜查过了。他和妻子赖拉总是将门上的三个锁锁两个，可这口却是三

个都锁着。“常事”，戈尔季耶夫斯基心想。克格勃的专家们在搜查技术方面无可

挑剔，但也有漫不经心和嗜酒之徒的臭名声。初看房里的东西好像一切原封未动，

但仔细一看，他还是发现浴室的玻璃纸里一包封着的纸巾有被摸过的痕迹。戈尔季

耶夫斯基清楚，房里除了床底的一摞书之外是找不出什么的，这些书是他从国外带

回来的，其中许多书，包括全套索尔仁尼琴的著作，都被官方列为禁书，然而许多

苏联外交官都带这些书入境。临睡前戈尔季耶夫斯基给第一总局第三处处长尼古拉

?彼得罗维奇。格里宾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回来了。格里宾没说几句话，戈尔季

耶夫斯基感到他的语调也是冷冰冰的。

次日早晨，5 月20月，星期一，克格勃的一名低级军官。两年前被英国当局驱

逐出境的弗拉基米尔?切尔诺夫开着自己的“捷达”车来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家，接

他到第一总局去。总局在亚谢涅沃，离环形路不远。在那儿戈尔季耶夫斯基被安排

在第三处一个空闲的房间里。戈尔季耶夫斯基问起原定的同切布里科夫和克留奇科

夫会面的事，得到的答复是叹他们什么时候能见您，就通知您”。整整一周什么事

也没有、戈尔季耶夫斯基每天在电话机旁坐到晚上八点，等待召见，但得到的总是

各种托辞。克留奇科夫这周好像安排很紧，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要开许多

会，切布里科夫则只有在戈尔季耶夫斯基和克留奇科夫谈话之后才能见他，他就这

么坐着，斟酌着自己关于英国情报的报告，核对有关英国经济和其武装力量的材料，

以此消磨时间。

格里宾劝戈尔季耶夫斯基休息月同他们夫妇上克格勃的别墅去。但戈尔季耶夫

斯基明知道格里宾会不高兴，还是以去看母亲和妹妹为借口推辞了。整个休息日戈

尔季耶夫斯基都是在谈论他在伦敦家的情况中度过的。戈尔季耶夫斯基还告诉母亲

和妹妹，玛丽娘在海依街的教会学校上一年级，她的英语说得很好。他想起有一次，

女儿放学回来用英文朗读了《我们的在天之父》，读得好极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莫斯科的第二周事情可就比较多了。5 月27曰，临近中午时

分，第一总局副局长格鲁什科将军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参加一个关于对英国最高

机构搞渗透的新战略的重要会议。他们乘坐格鲁什科的黑性“伏尔加”前往离第一

总局大楼几公里的克格勃的别墅，那里已备好酒宴恭候他们了。“先喝点怎么样？”

格鲁什科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想起戈尔巴乔夫正发起反酗酒运动，犹豫了片刻。

但格鲁什科看来是准备好喝点酒的，于是他就没有推辞，一个服务员送上一瓶亚美

尼亚白兰地并为大家斟满了酒杯。令戈尔季耶夫斯基惊讶的是，格鲁什科开始详细

询问他家里的情况。他们还未吃完甜点，戈卢别夫将军和反间谍处负责调查内部失

密工作的布达诺夫上校也插进话来，桌上出现了第二瓶白兰地，而戈尔季耶夫斯基

的酒杯又给斟满了。喝完这杯酒他立刻感到酒里下了麻醉药，“我当时感到自己成

了另外一个人”，戈尔季耶夫斯基后来回忆道。他说话时舌头开始不一听使唤，虽

然心里有一个声音在告诫他，但他几乎失去了自制力。戈尔季耶夫斯基扭头看到格

鲁什科走出了房间，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此后便是接二连三地向他提问。

他们详细询问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些从克格勃叛逃的人的情况，特别是一个外号

叫“法维尔”（意为“告别”）的被法国人招募的间谍的情况。此人在T 局（科技

间谍局）干过，两年前被人干掉了。然后就是些更具体的问题了。“您怎么可以让

女儿读《我们的在天之父》？”突然他们这样问道。戈尔季耶夫斯基心里暗暗说。

“我让人灌醉了，我很清楚。但我理不清头绪，不过他们显然是偷听了我和母亲、

妹妹的谈话。他们在住宅里装了窃听器。”然后他们又问了索尔仁尼琴的书和其他

放在床底下的书的情况，“您怎么能把这种反苏的书籍带入境呢？”

再往下的审问就更充满火药味了。他们直接指责戈尔季耶夫斯基在为英国效力。

戈卢别夫提到一个英国外交官的名字，并问：“是他收买了您，不是吗？”然后他

们便离去了，只剩戈尔季耶夫斯基一人。过了片刻戈卢别夫回来了。“招了吧，”

他说，“你怎么不记得了？你不是刚刚还承认了吗？再讲一遍吧！”戈尔季耶夫斯

基感到头晕目眩，他好像听到自己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单调地重复说：“我没说，

没有说。”此后他就什么也不记得了。第二天早晨醒来时他已在别墅的一间卧室里

了，头感到异样地疼痛。

一男一女两个服务员给他送来咖啡。戈尔季耶夫斯基喝了一杯又一杯。但头还

是痛。回想起昨天发生的事，他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完了，全完了，逃脱不

了了。”但渐渐地他又产生了一线希望。早晨九点半左右戈卢别夫和布达诺夫到别

墅来了，看两人的样子就好像昨天前审问不过是席间交谈而已。戈卢别夫很快就离

了，而布达诺夫留了下来。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记得此人是克格勃最危险狡诈的人

物之一，但他的头几个问题却并不刻薄。布达诺夫好像曾到过伦敦。“您都去过英

国的什么地方？”他问。（对苏联外交官来说通常限制他们在伦敦以外的地方活动，

而克格勃的工作人员大多是以外交身份作掩护的。）戈尔季耶夫斯基回答说，他一

般只到布莱克浦、布赖顿和哈罗盖特去参加党的大会。“哈罗盖特？”布达诺夫很

惊讶，“从没听说过、”然后他的语气就变了。“您昨晚显得倔强好斗，很自信，”

他说。戈尔季耶夫斯基表示了歉意。“您对我们说，我们又在搞1937年大清洗和迫

害异己的那一套。这就不对了。过一段时间我再向您证明这一点。一会儿车就来，

您可以回去了。”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家后就给格鲁什科打了个电话。“对不起，我不太舒服，

今天不能去上班了，”他说道。格鲁什科没表示异议。“如果我昨天说过什么不该

说的话，请原谅，”戈尔季耶夫斯基接着说，“不过这两个家伙的行为也太令人费

解了。”“正相反”，格鲁什科答道。“他们是两个很可爱的人。”这话说得并不

太得体，而且用词也显做作，但戈尔季耶夫斯基意识到，格鲁什科是知道他们的谈

话都录了音的。星期二的下午和星期三一整天他都在家中，用他的话说是在“苦思

冥想”。到了星期三晚上，他沮丧的心绪逐渐有所缓和。这两天的事情以及他对指

责的成功“抵赖”表明，在判处他死刑之前还会给他一些喘息时间。“也许，”他

想，“我还能逃脱得了。”如果他是在早些年，他可能早被干掉了，但现在克格勃

需要拿到证据。

5 月30日，星期四，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到了三处自己的办公室。很快他被叫到

格鲁什科的办公室里。格鲁什科坐在桌子旁，两侧分别坐着戈卢别夫和满脸阴沉的

三处处长格里宾?格鲁什科说；“昨天我和克留奇科夫同志几乎一整天都在谈论您

的事情。您知道，您欺骗我们很长时间了，因此您在英国的工作就到此为止了。您

的家人马上就会回到莫斯科来了。但我们认为，您虽然不能再在第一总局干了，但

可以继续在克格勃任职。您意下如何？”戈尔季耶夫斯基清楚，这席话不过是一个

诡计，指望他自取灭亡。他已经被判处了死缓，但因为在别墅的审问没有结果，他

便被监视起来。他们容许其走动，想等着他试图与英国情报机构发生联系或是在其

他什么事上暴露自己。只要回想一下，就会很清楚，既然格鲁什科将军对《我们的

在天之父》和床底下的书这样一些无足轻重之物能抓住不放，就表明他的案子只是

建立在一些间接罪证之上的。

因为对戈尔季耶夫斯基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争取时间。于是他就决定跟他们

玩下去。他道歉说，审问的时候他有些昏昏沉沉。“我想，怕是吃的东西有点问题”

， 他补充道。 但缺乏幽默感的戈卢别夫将军立即愤愤然捍卫起每一片三明治来。

“没有的事，”他声称，“火腿是好的，红鱼籽酱也是上等的，奶酪也不错，”戈

尔季耶夫斯基没有阻止他对三明治的褒奖。“至于对我的指责，”他继续说，“我

就实在不明白你们说的是什么了。但如果你已决定停止我在第一总局的工作，那么

身为一名军官，我接受您的决定。”后来，戈尔季耶夫斯基说的这最后一句话，同

戈卢别夫为三明治的那段辩护一样，成了他为生存而艰苦斗争的颇具喜剧色彩的序

幕。戈卢别夫听了戈尔季耶夫斯基的声明之后，似乎为避免了一场因公开承认或矢

口否认其手下有背叛行为而引起的不愉快而松了一口气。“谢谢，谢谢”，他对戈

尔季耶夫斯基说，并握了握他的手。然而他仍命戈尔季耶夫斯基将他床下的“反苏

书籍”交到第一总局的图书馆去。因为一旦将他送上法庭，这些书就会用作罪证。

几个月前还对戈尔季耶夫斯基大加赞扬的三处处长格里宾连手也没伸。“我不知道

该嘱咐些什么，”他说，“对一切都明智些吧。”当后来跑到英国之后，戈尔季耶

夫斯基真想打电话给格里宾回敬他：“我遵从了你的意见，对一切都很明智。”

戈尔季耶夫斯基去休假了，假期到8月3日。他算计着，这“猫和老鼠”的游戏

要进行到休假完毕。这期间他同赖拉、玛莎和阿尼妞在莫斯科度过了痛苦的、同时

又是那样轻松的6 月的几周。想到即将来到的分别，他全身心都投入到恬静的家庭

生活中去了。6 月20日，他们全家准备去外高加索赖拉父亲的别墅。戈尔季耶夫斯

基是做梦都想同他们一起去，可是为了准备出逃他需要时间。因此他决定不妨到克

格勃在谢苗诺夫斯科耶村的疗养院去。疗养院在莫斯科以南一百公里，曾是斯大林

的远郊别墅。在出发前不久，同他住一幢楼的以前的同事鲍里斯?博恰罗夫问他：

“伦敦出什么事了，老兄？我们只得将所有地下人员都召回来了，一切行动都泡汤

了。最近有风声说，你的副手跑掉了。”待他们下次又见面时，博恰罗夫就完全变

了样了。显然他已经受到了一定的警告。在克格勃的疗养院里戈尔季耶夫斯基一边

做些医疗保健体操，读读书，一边仔细盘算自己的出逃计划。疗养的人中很少有人

住单人房间，不知是不是出于偶然，与戈尔季耶夫斯基同屋的是一个警卫。对他的

监视是由当地的克格勃同行实施的，不过比起首都的人，他们这些人可就头脑简单

多了。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他出去跑步，看见的总是那几张面孔，总是在同一灌木

丛里停下来解手，或是同样笨拙地躲躲闪闪。他将其中一个撒尿永不枯竭的“聪明

人”称为“视察家克卢佐兹”。在疗养院的图书馆里，戈尔季耶夫斯基研究了所有

的边境地区地图和导游手册。但这一切他进行得十分小心：他拿着书站在书架旁，

而从不公然坐在阅览馆里看这种可疑的刊物。他借的书里也没有一本与他出逃的想

法有任何关系。戈尔季耶夫斯基离开疗养院前。一个克格勃军官曾问他，看1977―

―1978年俄土战争的书干什么，戈尔季耶夫斯基说，“填补一下知识空缺。”在他

出逃后莫斯科的“中心”大概会仔细研究这本书、以便从中找出些蛛丝马迹来。

家人去外高加索的时间意外地推到了6 月30日，两个孩子因而得以来他那儿待

上一天。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玛莎和阿尼姬了。晚上，当他将他们送上电气列车时，

他久久地拥抱她们，直到车门要关上了他才跳下来。

在疗养院期间，戈尔季耶夫斯基曾以不同借口去了两趟莫斯科，以便同英国秘

密情报处进行联系。有一次他还徒步走了19俄里来到最近的一个车站，想算算自己

越境时将要走的更长的路程以及所需时间。

有意思的是，克格勃竟未能发现他在莫斯科与英国秘密情报处的接触。第一次

去莫斯科的时候，他见了妻子最后一面（玛莎和阿尼哑当时在莫斯科郊外他母亲的

别墅里）。他和妻子赖拉在百货商场里告了别，他们是上那儿买东西的。此时是戈

尔季耶夫斯基一生中最沉重的时刻。赖拉怎么也想不到这次见面竟是他们的最后一

次见面。她轻轻地吻了一下丈夫的嘴唇。戈尔季耶夫斯基强作笑颜，轻声说，“该

再温柔些。”以后他常想起这句话，大概赖拉也是吧。对他来说最难的就是对家人

隐满他的出逃计划。他知道，如若成功，他们将要分别好几年；如果不逃走，那么

两个星期以后，他将被当作叛徒处死，对于家人这将是更大的打击。

7 月10日是星期三，戈尔季耶夫斯基从克格勃的疗养院回到莫斯科的寓所里。

在逃往西方两周前，或是差不多这个时间，他造了一些假象来蒙蔽监视人员。他和

朋友、亲戚约好在他计划逃离莫斯科之后的一个星期聚会。他还对自己糟糕的“拉

达”车费了不少力，以保证它不出故障。监视人员对他常在列宁大街上跑步已习以

为常，一般对此不再十分留意。7 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他穿着旧短裤、

夹背心， 手里拿着一个塑料包照例出去跑步。 但他出去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以后

“中心”可能绞尽脑汁在想，戈尔季耶夫斯基手里的塑料包里装的究竟是什么？几

天后他巧妙地到达边境并越了过去。戈尔季耶夫斯基拒绝在此书中谈到他的出逃路

线，为的是不让其他人也可以去琢磨如法炮制，否则克格勃将会当即堵死这一通道。

戈尔季耶夫斯基回忆说，到了西方，处在安全状态下后，他觉得自己就像处在电影

《来自奥斯国的魔术师》所描写的黑白世界之中，突然看到了一幅绚丽的彩虹景象。

他奇迹般地逃脱了死亡，创下了克格勃历史上一个被暴露的间谍首次成功越境逃匿

的记录。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的朋友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但他却不能忘记留在苏联

的家人。克格勃同以往一样是不会放过人质的，因而当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赖拉

?玛莎和阿尼姬可能还不会逃脱人质的恶运。这本书是作者献给他们的。

编译者的话

作为人类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一个特殊组织机构――克格勃。无论它对一国，

乃至世界的历史进程起到过怎样的作用，毫无疑问，它绝不仅仅是“令人不寒而栗”

或“神秘”、“恐怖”的代名词，它的产生、发展和消失，都鲜明地烙印着特定时

代的一切特征。

当然，这样一部真实地记述克格勃内幕的书籍的问世，首先依赖于社会的整体

进步和开放，当人们――特别是生活在俄罗斯土地上的人们，不再感到随时会有来

自某种强大政治势力的监视、窃听或谋杀的危险时候，他们的身心和灵性会获得更

大程度的解放，重新找回只有在一个理智的国家，才能够看到，也才能够读到的个

人尊严。

作者和译者都为这本书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努力，参照了西方许多图书馆的秘

密资料和克格勃档案材料，使本书增加了许多详实的细节，这项工作是对一段特殊

历史的整理，应该说，是一份珍贵的历史和文化遗产，是后人了解俄罗斯历史，特

别是克格勃历史必须阅读和研究的资料，也许，目前还不能够彻底地做到“还历史

的本来面目”，因为作者毕竞有其政治和个人的局限，有些观点和看法，我们也只

能批判地客观地去理解，但至少，这初步的工作是有益的，也是有趣的。

无论从哪方面来说，这都是一本值得花时间阅读、研究、品味甚至收藏的书籍。

本书史料，参照大量国外的秘密档案，由于编者受条件的限制，不能―一核实，

难免有疏露之处，敬请读者原谅。

1997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