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纪事】克格勃全史 -- 梁师都

第八章 伟大的卫国战争

（1941――1945）

“巴巴罗萨计划”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进攻。希特勒认为，德国军队在冬

季到来之前就可取胜：“只要轻敲一下大门就足够了，整个腐烂的宫殿就会土崩瓦

解。”他的军队以每昼夜50俄里速度行进，沿途扫荡一切的速度甚至连西欧的闪电

战也无可比拟。与此同时，苏联面临的还有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佐尔格从东京报

告说，里宾特洛甫要求德国大使馆说服日本人撕毁“巴巴罗萨计划”开始前三个月

与苏联签订的中立条约。“做你们想做的事情，――里宾特洛甫写道，一一但日本

人应与俄国开战……越快越好。我们一如既往地希望在冬季到来之前，能在西伯利

亚大铁路上和日本人握手会师。”在日本政府内部展开了“北方”方案（与苏联开

战）与“南方”方案（与英美开战）的支持者的论战。

由于“南方”方案的支持者占了上风，所以，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主要来

源于尾崎秀实。8 月15日他报告，从战争之初到冬季攻势前之所以放弃“北方”方

案，是由于“日本严重的经济形势”。后来佐尔格说，由于人们对他的消息不屑一

顾，所以迟迟才发来了表示感激的回电，而且电文所用的口吻也令人感觉不到丝毫

的惬意：“要相信，苏联在远东敌得住日本的进犯”。总之，佐尔格直到九月末还

是未能使莫斯科相信日本真实意图的严峻性。十月份斯大林把一半军队从远东调往

西部战线。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中，佐尔格说由于来自日本方面的进攻威胁减小，

他请求召他回国或派他去德国。但这封信没有来得及发出，因为10月18日佐尔格被

捕。在这之后的几天之内，他的小组中的三十五名成员也都相继被捕。据日本安全

部门负责跟踪的军官证实，被捕前一夜，佐尔格是在德国大使妻子的枕边度过的。

佐尔格小组在“巴巴罗萨”战役开始后搞到的有关日本真实意图的情报是建立

在一个错误的推断之上的。正像许多人认为的那样，佐尔格发出的情报并非独一无

二，同时还有从日本外交电文中截获的一些东西。而且正是靠这种不同渠道情报的

巧合，使佐尔格在日本安全机构逮捕他三周前赢得了莫斯科的充分信任。佐尔格被

捕后，苏联利用其它手段继续搞到了一些能够确定日本意图的情报。在一封被破译

的、 1941年11月27日从东京发往驻柏林使馆（也许是驻莫斯科） 的电报中写着：

“必须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见面，秘密地向他们解释我们对待美国的立场……向

希特勒解释，说日本的主要力量将集中在南部，并说我们建议不在北方采取行动。”

战时苏联密码破译员最大的功劳是与破译日本的电码和密码分不开的。1941年2 月，

特别部密码破译小组划归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后来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第五局

（密码破译局）管理。第五局的核心机构是从事研究国外评码、破码系统的调查处。

负责日本方向的主要专家是 C?托尔斯泰，对他的工作评价要比对其他战时任何一

个密码破译者的评价都高――他被授予两枚勋章。他的主要助手是舒姆斯基教授，

日本语文学家上校科捷利尼科夫和卡斯帕罗夫。托尔斯泰在战争胜利后不久就去世

了。正由于他出色的工作，小组还能够分担情报总局一部分工作量，主要是破译日

本军队的情报。第五局第一小组的一项任务是观察关东军的调动部署情况，发现日

本进攻苏联远东的实证。

正是因为斯大林从佐尔格和第五局那里得到了有关日本意图的情报，才使他能

够将远东军区的一半兵力调至西部。10～11月间，8 ―10个步兵师和上千辆坦克、

上千架飞机一起被调至对德前线。他们是在最紧要关头到达那里的。10月2 日希特

勒开始著名的“台风战役”――攻打莫斯科。他称此役为“战争最后一场决定性战

役。”两天后，他在柏林体育宫沸腾的人群前宣布：“敌人被摧毁了，他再也无力

反抗！”然而莫斯科并没有倒下。保护苏维埃国家成了为祖国――母亲的圣战。斯

大林变成了反对阴险狡猾敌人战争中民族团结的象征。虽然国家机关和外国代表机

关在十月中旬被疏散到伏尔加河的古比雪夫城， 斯大林却仍留在了克里姆林宫。

“斯大林与我们同在！”――这是莫斯科保卫者们常用的口号。苏尔科夫在《军人

的誓言》一书中十分准确地表达出人民的情绪：

“我很清楚……斗争将会充满血腥，步履维艰……但胜利终将属于我们。妇女

和孩子们的眼泪在我心中沸腾。我要让刽子手希特勒和他的爪牙们用他们的狼血来

回答……（出自： 阿列克谢?苏尔科夫， 两卷本诗选，莫斯科，《艺术文学》，

1974，第一卷，131页）”。

但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保卫者无法想到，斯大林在1941年10月时的主要目的不

是领导红军进行英勇的抵抗，而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寻求与希特勒言和的

途径。

10月 7日，红军最优秀的军事指挥官格奥尔吉?朱可夫被召进克里姆林宫内斯

大林的办公室。办公室内只有斯大林和贝利亚两人。他们都认为红军正在溃败。那

时贝利亚还直接管理着从叶若夫那儿继承的情报和安全机构。1941年 7月，国家安

全人民委员部又一次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吞并，直到1943年，前者才又作为一个独立

机构行使职权。战争巩固了贝利亚的地位，他作为一个安全机构的领导，却掌握着

国家历史上最大的权力――他成了希特勒人侵后成立的国防委员会五成员之一，其

他成员分别是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和马林科夫。

当斯大林对朱可夫说，红军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抗德国对莫斯科的进攻时，贝利

亚一言不发。因为看不到别的出路，所以到了效仿列宁1918年 3月与德国签订耻辱

的“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的时候了。斯大林委托贝利亚寻找签订新“布

列斯特”和约的途径，哪怕以波罗的海三国、白俄罗斯、摩尔达维亚和一部分乌克

兰作为代价。由贝利亚物色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选中了保加利亚驻莫斯科大使斯

托捷诺夫充当中间人。斯托捷诺夫同意斡旋，可他的各种努力都被德国人拒绝了。

就在莫斯科的命运千钧一发的时候，贝利亚还在对军队领导干部进行清洗。10

月15日夜至16日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心机构被疏散至古比雪夫，一起疏散的还

有一些当时正在卢比扬卡受讯的高级领导。由于未能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有三百

名犯人被就地枪决了。对剩余人的审讯在古比雪夫还继续进行。1953年贝利亚被捕

后承认：“受讯者被无情地杀戮。那简直就是真正的血流成河的战场。”除英勇地

挺过了所有拷打的A?A?洛克季奥诺夫将军外。所有人都承认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强

加在他们头上的莫须有的罪名。苏联军事历史学家尼古拉?帕夫连科写道：“成百

上千高级军事专家在刑讯室等死。而与此同时，前线上一个小中尉却在指挥着一个

团作战。”一些被疏散到古比雪夫的军事指挥官在10月28日又被枪决。后来，斯大

林突然命令停止贝利亚主持的侦查活动。两位在被捕指挥官中军衔和职位最高的―

―前任总参谋长K?A?梅列茨科夫将军和前任军火人民委员6?R?万尼科夫――虽

然他们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最终还是得到平反而获释。

内务人民委员部暂缓对高级军官的清洗恰好和战争进程中的转折赶在一起，莫

斯科并没有屈服。自信红军在秋末将被粉碎的希特勒夸下海口：“冬季攻势将不再

进行”。那时他的军队没有配发冬衣，在严寒中死伤人数急剧增加。12月，朱可夫

在莫斯科城下开始反攻，结果德军被击退，并在战争中首次转入防御。这次胜利，

使朱可夫成了民族英雄，但他知道，斯大林正对他的知名度投来白眼。后来朱可夫

说：“我属于那些逃避了逮捕的人，但这种危险一直威胁了我五年。”朱可夫认为，

他的战役问题和作战准备问题助理B?C?戈卢什克维奇少将被逮捕这一事实，就是

斯大林给他的信号，暗示他也逃不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掌心。

在苏联有关舒尔采一博伊金和阿尔维德?哈尔纳克领导的德国地下活动的文件

中强调指出，他们提供的情报帮助了对德国侵略者的斗争。

从1941年秋开始，英勇的地下斗士向苏联最高领导提供了一些极为珍贵的情报。

舒尔采一博伊金由于在空军中服过役，在军界（包括军事情报部门）有着广泛的交

往，常常得到有关希特勒计划的极为重要的情报。

8月30日，盖世太保逮捕了舒尔采一博伊金，而哈尔纳克1942年9月 3日也遭逮

捕，到12月22日他们在柏林被处绞刑时，他们手下有80多名成员暴露了身份。虽然

最主要的涉嫌人员是在空军、航空部、国防部和军队辅助部门的关键人士，但宣传

部、柏林市政府、种族政策部和劳动部也有不少工作人员与此有联系。纳粹安全警

察局和安全部门以日耳曼人的精确调查表明，在被捕者中有：

29％的学者和大学生；

21％的作家，记者和艺术家；

20％的职业军人，平民和国家公职人员；

17％的战时应征入伍军人；

13％的手工业者和工人。

在苏联的史料中，为了强调在法西斯德国共产主义的抵抗的重大意义，通常都

对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小组提供的情报的价值作些夸大。虽然一些情报，例

如有关德军歼击机数量和实力的预告，他们是冒着生命危险搞到的，而且对形势的

评价也很重要，然而它们对于反击德国人侵并无多大战役意义。纳粹安全警察局和

安全部门，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向苏联提供的重要情报分为九大类：

1．与苏联交战之初德国空军数量的报告；

2．德国航空工业1941年6月一～月间日产量统计；

3．德国燃料资源情报；

4．计划向迈科普（高加索）进攻的消息；

5．德军指挥部部署情况；

6．在被占地区飞机批量生产的材料；

7．德国为化学战生产和储备弹药的情报；

8．德国截获苏联密码的情况；

9．德国伞兵在克里特的伤亡情况。

政治抵抗与间谍活动同时进行，使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失败不可避免。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他的妻子一道为地下成员和同情反法西斯地下活动的人建立夜间

组织，这就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于了危险之中。身穿空军军官服、掂着手枪的舒尔

采一博伊金在野战排中经常去执行保护张贴反法西斯标语的年轻抵抗者的任务。

1942年在柏林举行反苏的“苏维埃天堂”展览时，舒尔采一博伊金组织了宣传画行

动，口号是：

展览：纳粹天堂

战争一一饥饿――谎言――盖世太保

能忍受多少？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还书写和散发传单，这些传单后来被苏联历史学家

评价为：“反希特勒宣传的光辉典范”。

德国外交家鲁道夫?冯?谢里哈的冒险程度要小一些。战前和战时他一直与舒

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保持着距离。如果不是情报总局在柏林的话务员缺

少的话，他或许能迟一些被逮捕。导致他失败的原因，是他发送情报的话务员在布

鲁塞尔被捕。“巴巴罗萨计划”开始之后，冯?谢里哈与情报总局合作似乎没了往

日的热情，他的搭档伊莉莎?什乔贝也很难从他那儿得到情报。1942年12月，情报

总局将间谍亨里希?克年（前德国共产党代表的儿子）空投到东普鲁士，然后他辗

转到柏林以期通过什乔贝与冯?谢里哈建立起联系。他随身带着向莫斯科发送冯?

谢里哈情报的无线电发报机，他还有一张冯?谢里哈1938年从情报总局领取数额为

6500美元的收据――若冯?谢里哈拒绝的话，这就是恐吓的把柄。德国安全机构对

此作出了十分符合逻辑的结论，克年的使命证明了“莫斯科认为谢里哈的工作具有

重大意义”。9 月盖世太保逮捕了伊莉莎?什乔贝，并等着克年与她接头，果然，

此事一个月后发生了。

舒尔采一博伊金和哈尔纳克的小组是情报总局在西、中欧间谍网的一部分。德

国中央安全局称之为“红色乐队”（一些文章误译为“红色御夫座”），向莫斯科

发射密码文件的话务员被称作“音乐家”，“指挥”是利奥波德?特雷伯。特雷伯

后来说，1941年11月12日，布鲁塞尔的一名“音乐家”将舒尔采一博伊金小组有关

希特勒“蓝色”战役开始的情报发往莫斯科――此次战役就是一年之后对斯大林格

勒的战略进攻：

“第三号计划，目标――高加索，第一阶段预计在11月份进行，但要到1942年

春才能实现。5月1日前部队应布置完毕……具体内容晚些时候通知。”

据德国情报部门的评价，特雷伯的情报给德军带来的损失与舒尔采一博伊金小

组最重要的情报所带来的损失不可同日而语。特雷伯后来说，1942年 5月12日，他

的一个信使带给莫斯科“一条十分重要的有关进攻的情报”。这样特雷伯的回忆就

与苏联的材料不符了。关于“蓝色”战役的第一批材料是从一架被击落的德国飞机

上（1942年6月19日）上获得的。但6月26日，斯大林宣布他不再相信有关“蓝色”

战役的一个字，并责备情报机构上了这么明显的假情报的当。两天之后“蓝色”战

役开始，德国人在从库尔斯克到北顿涅茨的广阔战线上展开了攻势，这再次使希特

勒重新燃起了1942年底前战胜俄国的曾失去过的希望。

1942年，德国的无线电测向仪测出了“音乐家”的位置，这之后“红色乐队”

就逐渐减少了活动。特雷伯本人是1942年12月 5日在巴黎一家牙科医院的治疗椅上

被捕的。据后来一名反间谍机构的军官说，特雷伯“开始惊呆了，然后用流利的德

语说――干得太棒了”。后来他同意为盖世太保效力，这样就成了一个双料，或许

还是一个向莫斯科发送带有预警的伪情报的三栖间谍。引人注目的是，1943年他逃

掉并一直隐匿到战后。

然而，战时最重要的间谍网是瑞士的“红色三套车”。这个小组在德国有情报

源，其名字的来宙是根据发报员的数量而命名的，小组的头目是尚多?拉多（假名

为多拉）。毫无疑问，其中最有价值的应属德籍瑞士情报机关军官鲁道夫，廖斯勒

（别名“吕西”）。他的情报通过一个地下小组的领导拉舍尔?久边多费尔（别名

“西西”）和中间人克里斯蒂安?施纳杰尔发送给拉多。廖斯勒在德国有四名重要

间谍，他分别给他们取了假名：维特、特迪、安娜和奥莉加。虽然无法确定使用这

些假名的人究竟是谁，中央情报局的工作人员还是得出了结论：这些人很有可能就

是少将汉斯《斯特――反法西斯主义者，德军参谋部指挥官，由于后来参与1944年

7月刺杀希特勒事件， 与自己的上司海军少将卡纳里斯一起被处绞刑；汉斯邮恩特

?吉泽乌斯――反间谍机构的工作人员，曾任德国驻苏黎世副领事；卡尔?哈德勒

――希特勒反对派保守党领导，谋杀希特勒未遂之后也被处绞刑；上校弗里茨?别

特策利――驻雅典德军东南小组情报分析处处长。

“吕西小组”的隐秘性导致了许多神话的出现，其中包括下述假想，即该小组

只是个掩护。英国情报机构正是通过它将截获并破译的德国情报转给俄国人，这样

就可以隐瞒真实来源。虽然英国情报机构事实上并未将廖斯勒作为传递信息的渠道，

但瑞士情报机构却完全做到了这一点。诱使廖斯勒从事此项工作的主要是他贪财的

本性。拉多1943年11月向莫斯科报告：“西西说，吕西小组若再拿不到钱就将停止

工作。”拉多向莫斯科所发情报表明，与廖斯勒第一次建立联系不早于1943年9月。

尽管情报总局的间谍热爱祖国，并且业务精湛，但他们的情报对斯大林格勒战

役前苏军实战并不具有重大的意义。在“巴巴罗萨”行动开始后形成的初期休克状

态中，“大本营”（战时由总参谋部和最高指挥部组成的机构）经常搞不清德军的

位置。军事情报机构甚至未能及时发现德国人向南运动，结果导致1941年 9月基辅

沦陷。10月份，德军对莫斯科的攻势也令军事情报机构始料未及。1942年夏季“大

本营”又一次感到措手不及：斯大林和“大本营”都确信德国人试图夺取莫斯科，

可是德军却在南方展开了进攻。在德国人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时，苏军同样感

到心中无数，他们不知道德军下一次的打击目标是哪里。11月，德军的一个集群在

斯大林格勒附近被围，“大本营”确信，在“包围圈”中有八万五千人到九万人，

而事实上，被围人数至少比估计的要多上两倍。同样“大本营”当时也没有关于德

军解围行动的任何可靠情报，而有关德国从法国调 6个坦克师之事，“大本营”是

在遇到苏联骑兵之后才知道的。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由于德军1943年 1月

末～2 月初的投降得到了进一步巩固，赢得这场战役充分证明了红军指挥的高超水

平，证明了军事指挥官灵活、随机应变的能力，证明了苏联战士的英勇。这次胜利

的取得并不是靠苏联战役情报的质量，而是多亏没有完全依赖它们。

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尤其是头两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

掌握俄国盟国的情况要比掌握希特勒德国情况要好。提供有关英国政策的全部情报

的间谍，看来是“剑桥五杰”中的“第五人”――约翰?克恩克罗斯，1941年 3月

前议员亨基的私人秘书。1941年 7月亨基从兰斯特公爵大臣的职位上被调至权势略

逊一些的邮政总局局长职位，但他却保留了审阅国防部文件的权力，和一系列重要

委员会主席的宝座。1941年前，亨基领导着协调向俄国运送弹药和原料的联合供应

委员会。在战争开始的头九个月里，克恩克罗斯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上吨”

的文件。不过在提供给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报中，他显然是夸大了邱吉尔反对派的

力量。亨基是邱吉尔的批评者中具有毫不妥协精神的一个。有一次，他在私人谈话

中直接了当地说：“由清一色赞同者组成的军事内阁是有害无益的。”1942年初，

他以战争进程为依据写了一份“邱吉尔战略领导分析”，称之为“起诉书”。1942

年邱吉尔最终将他赶出了政府。

自从成立国外处和第四局（情报总局前身）后，苏联情报机构就一直对英国表

现出特殊的兴趣。而美国在战争开始前一年才被列人第二档次中。三十年代，虽然

第四局在美国的行动次数也不少，但它所感兴趣的与其说是美国，倒不如说是利用

它来对德日的重要目标实施战役行动。1938年，驻美国的主要联络员维塔克尔?切

姆伯斯的叛变给第四局带来严重打击。一段时期，切姆伯斯由于担心遭到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暗算而转入地下，那时他并不想着手搞那些公开自己间谍生涯的

研究。1939年当他再一次出现时，他已经是一个作者，后来又成了“时代”杂志的

编辑。虽然他对苏德和约签订并不感到惊奇，却异常愤怒。就在9月2日――二次大

战开始后的第二天，他就将自己的情况全部告诉了国务卿助理、总统内务安全事务

顾问阿道尔夫?贝利。贝利使他相信，他的报告将直接上呈总统，他本人也不会因

与苏联合作而受到惩罚。然而，贝利并未向他承诺免于调查。与切姆伯斯会面以后，

贝利起草了一份简短的有关“地下间谍”的情况报告，其中提到了切姆伯斯为他们

作联络员的艾德热尔?希斯、加里?德克斯特?怀特以及其他主要苏联间谍的名字。

罗斯福对这份报告却丝毫不感兴趣，他好像否认在自己的行政机构内有任何间谍行

动，并视此观点为谬论。同时有趣的是，贝利则将这份报告束之高阁，自此他也似

乎不再关心希斯之事。直到1941年，他才向希斯的前任领导、美国最高法官费利克

斯?弗伦克福特，和前任外交家丁?艾奇逊提到了切姆伯斯的罪行。但这两人对贝

利亚的指控根本不予理睬。这次之后，贝利不再有任何举动。到了1943年，美国联

邦调查局亲自来索要时，他才将自己与切姆伯斯谈话的材料交了出去。

其他一些社会活动家――大使威廉?希利特、工党领袖大卫。杜宾斯基和记者

沃尔特?温切尔，都曾向罗斯福讲过切姆伯斯的过去，但总统始终对此不予关注。

1942年，一个过去的共产主义地下组织的战友认出切姆伯斯是苏联间谍，并向有关

部门告知，切姆伯斯“所掌握的情报比其他任何一个情报员积累一年的还多”。因

此，切姆伯斯受到了联邦调查局的审讯。这次，他比三年前与贝利谈话时要小心谨

慎得多，并且他只谈自己从事共运的过去，不谈自己的间谍活动。联邦调查局局长

约翰?埃德加?古维同样对长达八页的审讯记录不屑一顾，并称之为“无稽之谈，

空想和推理”的报告。后来的三年里，切姆伯斯没有再受到类似的传讯。在切姆伯

桥供出的人当中，联邦调查局只对约翰?皮特斯进行了一般性立案而这个人早就作

为美国共产党的领袖，被列人调查局专案文件中。

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后，第四局在华盛顿的间谍网归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在

纽约的头目盖克、 巴达洛维奇?奥瓦基米扬管辖， 后来，联邦调查局里都称之为

“狡猾的亚美尼亚人”。美国逐渐成了苏联情报侦察的主要目标之一（二战结束前

此目标已变为最主要的目标），而不像从前那样，仅把美国看作对其他国家情报侦

察的基地。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尚未意识到美国行政机构对待苏联在美国的间

谍行动是如此地轻率，所以，切姆伯斯的叛变，以及接踵而来的联邦调查局的关注，

都很自然地使内务人民委员部对自己在华盛顿的活动有所顾虑。在美国的苏联间谍

中职位最高的应属财政部官员加里?德克斯特?怀特，那时在妻子的干涉下，他也

停止了发送情报的间谍工作。

纳坦?格列戈里?西尔维马斯特（不要把他与他的朋友兼间谍活动的同事乔治

?西尔维曼相混淆），为了重建华盛顿的苏联间谍网可谓劳苦功高。他出身于乌克

兰的犹太人家庭，四十多岁，曾在安全局工作，后被调至经济战争局。虽然感情上

无法接受斯大林时期俄国的残酷现实，可他仍在心目中将革命理想置于不可亵读的

地位。他身患慢性支气管气喘，经常受严重呼吸困难的折磨。可他深信，正因他的

日子屈指可数，他应在死之前无愧地意识到，自己已为别人建立正常生活尽了哪怕

是微薄之力。正是西尔维马斯特说服加里?德克斯特?怀特，在战争开始之后重操

旧业。在进攻佩尔一哈伯之前，他把十几个既为罗斯福军事机构工作又同时为内务

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政府官员组成了一个小组，怀特虽未加人小组，却直接给西尔维

马斯特提供情报。西尔维马斯特认为，“怀特是个机敏的人，是个不愿让右手知道

左手在干什么的人。”为了稍稍安慰他，并使他妻子相信怀特不再从事间谍活动，

西尔维马斯特对怀特说，他所提供的情报只提供给美国共产党的一个领导人。西尔

维马斯特并不怀疑怀特知道真相，但认为，怀特宁愿不这么想。怀特在闹楼上藏着

一块贝科夫战前送给他的非常贵重的天鹅绒地毯。怀特作为财政部长亨利?摩根泰

的得力助手，不仅可以接触到财政部所有秘密文件，还有可能看到一些来自其他国

家机关的秘密情报。

从1941年起，毕业于瓦萨大学、住在纽约的伊丽莎白?边特丽小姐开始担任西

尔维马斯特小组的联络员。她在墨索里尼统治的意大利住过一年，笃信共产主义，

并在1935年加人美国共产党。1938年，她被劝说停止与共产党的公开联系，以保守

分子的对外形象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她的上司、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杰科勃?戈

洛斯也是一名乌克兰籍犹太人，以“吉米”之名闻名于他的下属。他破坏了内务人

民委员部的规矩，引诱了自己的部下伊丽莎白。后来边特丽借用米尔斯和布恩的话

语来描述她和戈洛斯在纽约暴风雪之夜的罗曼史：“他用手轻抚我，我抬眼看他，

突然被他紧紧抱住。然后他吻我的嘴唇。时间好像停滞不动，然后我感到自已飘向

那无穷无尽的迷离恍熄的黑暗中。长夜过后，边特丽和戈洛斯相拥坐在他的汽车里，

抬眼望去，是一生中最美丽的朝霞。”但戈洛斯之后的一席话却多少破坏了些浪漫

气氛。他说，“他刚刚的行为已破坏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规定，规定禁止我们结交

过于亲密的朋友，更不用说相爱了，按共产党员的要求，我们之间不应有现在这样

的感情。”

受戈洛斯愚蠢榜样的鼓舞，边特丽也把友谊与间谍工作混为一谈，而且她做得

使莫斯科中心也大为震惊：她把精心挑选的圣诞节礼物――从香水到内衣都送给了

同事、而且这些都是用公款买的。l943年当戈洛斯死后新任头目准备严密加强安全

措施时，她满怀遗憾地回忆起“过去那些像好朋友那样工作时的美好时光。”

但小组中的其他一些间谍不遵守地下工作规定的行为甚至让边特丽也感到不安。

约翰?朱利乌斯?约瑟夫战时曾在战略局当间谍，1942年被招募。“他好像根本就

不善于遵守地下工作的规矩”。他经常干那些让我们不安甚至疑惑不解的事情。比

如，有一次当人们告诉他文件应烧毁或扔到厕所，而他却把一叠正烧着的文件塞进

抽水马桶――结果坐垫被烧着了。前来察看房屋破损情况的房主对此感到费解，从

住宅出来时边走边低声嘟喀着：“简直无法想象，这是怎么回事。”

由于战时美国对苏联在华盛顿猖撅的间谍活动漠不关心，所以上述这些破坏保

密制度的举动并未产生任何影响。伊丽莎白?边特丽每两周去一趟首都，她带去的

情报越来越多。起初的情报不过是几页复述秘密材料内容的打印纸或是几份重要文

件的复印件。那时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将秘密材料带到他家中――西北35大街第

5515号住宅。在这里，他和他妻子每晚再把材料拍到微型胶卷上，并自己冲洗出来。

当时，有三四卷胶卷（每卷35张）就足够了。可到了1943年春，边特丽每两周都要

在手提包中装上40卷这样的胶卷送走。

每卷胶卷都附有胶卷内容副本，因为时常会发生个别胶片报废的现象。内务人

民委员部为了不因大批的购买引起不必要的注意，就亲自为西尔维马斯特提供微缩

胶卷。的确，如果他自己购买，不仅很麻烦，而且对战时的平民来说从经济角度也

是件不可能的事。由于商品紧缺，内务人民委员部有时提供的胶片不合适，感光性

能差，拍照文件十分困难。“如果他们不能保障必需用品，我们如何正常工作呢？”

――西尔维马斯特问边特丽，――“也许国家的‘租借法案’出了什么毛病？”西

尔维马斯特这一具有挖苦意味的推断，指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急于以其它借口得到

美国的帮助，以便于它在美国本土进行间谍活动。事实上，这一推断也并不是荒唐

无稽的。1944年。在与美国军事委员会驻莫斯科长官会见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

局局长帕维尔?菲京和他的助手安德烈?格拉乌尔就曾要求“美国人提供一切现有

的有关照像技术和使用轻便设备对秘密微缩胶卷进行显影的技术信息”。

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可伊丽莎白?边特丽每次带到华盛顿的来自西尔维马

斯特的情报，用她的话说“数量惊人”。1944年 3月，她又成了另一个小组的联络

员，该小组由八名政府职员组成，领导人是那时在军事工业局统计处工作的维克多

?彼尔罗。后来边特丽又列举了11名既非西尔维马斯特小组又非彼尔罗小组的政府

职员，他们从国家专案文件中搞到了大量情报。边特丽认为，西尔维马斯特“最能

产的信息源”是五角大楼。据她不公开的个人看法得知，这个小组提供了“所有的

有关飞机生产情况、向作战地区和国外派遣飞机的计划、技术性能、许多新机场秘

密建设情况的情报”。

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对打人美国情报部门十分满意。伊丽莎白?边特丽

后来点到了战略情报局总部（战时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七名工作人员的名字――他

们也同时在为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而要从被破译的苏联无线电通信资料来看，恐

怕人数会更多。在他们中间，大概最重要的要数内战时罗伯特?利将军的后代敦坎

?恰普林?利、牛津大学奖学金获得者罗德萨和纽约“威廉?约翰?多诺万公司”

（恐怕只是个幌子）优秀的年轻律师。1942年，多诺万当上战略情报局的头子，他

很快就将公司的律师利作为私人助手调到身边。戈洛斯“对利提供的情报评价很高”，

这一点也不足为奇。总的来说，美国战略情报局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情况要

比内务人民委员部了解它的少得多。

苏联间谍对战略情报和罗斯福行政机构的渗透使多诺万也无法大规模地反对内

务人民委员部。1944年11月，多诺万从芬兰人手中买到了一本有烧痕、长达1500页

的内务人民委员部密码本。刚开始，一些在华盛顿的苏联间谍担心会露了马脚。伊

丽莎白?边特丽回忆说，当时，罗斯福的行政事务助理、西尔维马斯特小组成员波

奇林?卡里急忙跑到乔治?西尔维曼小组，“上气不接下气地说，美国人很快就会

破译苏联人的密码”。不久边特丽就弄清了真相。多诺万不愿冒险，也没有把买密

码本一事汇报给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了纽斯。但战略情报局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

谍把此事汇报给了国务卿，斯退了纽斯就说服总统，说绅士不应看盟友的信件。于

是命令多诺万将密码本还给俄国人。对此多诺万一直认为是最大的遗憾。然而他把

密码本交给菲京时，隐瞒了真实意图，并说“作为诚实的盟友，当看到密码被出卖

时，不得不把它买了下来”。

“多诺万将军想让菲京将军知道，他们虽然没有研究过手头上的这份材料，也

无法对其进行估价，然而根据推断，他们认为这些材料对苏联意义重大”。

事情经过就是这样。 菲京对多诺万在这次“十分重要事件” 中的行动表示他

“真诚的谢意”。应菲京的请求，多诺万把略有烧痕的密码本交给了苏联驻华盛顿

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而使馆其他任何人并不知道它的存在。菲京并没有被多诺

万“盟友般的忠诚”所欺骗。但却为罗斯福和斯退了纽斯的幼稚大吃一惊。1945年

5月， 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更换了密码。多诺万当时在退还密码

本原件时，还为自己留下了一本副本，而且在1948年前，他用这本老密码本还破译

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会在战争最后一年的一些报文，也正是根据

这些报文，美国人在后来才能对战争年代的苏联间谍予以揭露。如果1944年能将购

买密码本一事瞒过俄国人，那么它对美国无线电截听的价值就要高得多了。

虽然大部分间谍战时都在西尔维马斯特和由洛小组工作，但也有几名重要人物

却是单独行动。他们中有艾尔杰尔?希斯（化名阿莱斯）。1938年切姆伯斯叛变之

后，他陷入了十分复杂的境地，因为他与切姆伯斯是朋友。1939年夏到1944年 5月，

他一直是斯腾利?霍恩贝克（国会远东局政治问题顾问）的助手。“对艾尔杰尔―

―霍恩贝克后来说――我绝对信任，而且我们的看法也一致”。毫无疑问，正是艾

尔杰尔向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了大量材料。1942年联邦调查局对他的一项罪行进行

了短暂调查，可当他自我辩解道“只有一个我想推翻的政府――希特勒政府”之后，

调查立即停止了。

或许，内务人民委员部更希望怀特而不是希斯游离于西尔维马斯特和拍络小组

之外进行独立工作。然而由于切姆伯斯叛变带来的震动，怀特除了西尔维马斯特，

不想再与任何人打交道。

希斯战时的接头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地下工作人员伊兹哈克?阿卜杜洛维奇

?阿赫梅罗夫。19世纪将要结束的时候，他出生于巴库。在美国，他以比尔?格伦

克、迈克?格林、迈克?阿达梅茨的化名生活。1938年他在华盛顿的餐馆碰到了剑

桥毕业生迈克?斯特赖特（这也是布兰特极力为内务人民委员部招募的人员），当

时，“他站起身，面带热烈、善意的微笑……伸出手，十分友好地用力握我的手…

…这是个身材发胖、黑皮肤的人，厚厚的嘴唇好像随时准备开口发笑。他讲一口流

利的英语，举止轻松得体。看起来他对美国的生活很满意。”

阿赫梅罗夫在第三局的国外机构里曾引起过不大不小的混乱，因为他娶了美国

共产党领袖艾尔?白劳德的外甥女海伦?波莉。但是与戈洛斯的情况一样，这件破

坏内务人民委员部规矩的事情后来居然也就悄无声息地过去了。

1943年11月，戈洛斯死后，阿赫梅罗夫（化名比尔）代替他成为伊丽莎白?边

特丽的上司。很快他提出要直接领导西尔维马斯特在华盛顿的小组。“跟着他忙乎

一天后――边特丽写道――每天晚上我几乎是爬回家的，为了赶紧倒在床上，有时

衣服也不脱，因为我已精疲力尽。”边特丽小姐为阿赫梅罗夫轻而易举就在第一次

见面时赢得西尔维马斯特的信任既担忧又钦佩；

“比尔（阿赫梅罗夫）总能保持最愉快的精神状态、并极力使格列格（西尔维

马斯特）喜欢上他。他坚持要西尔维马斯特点最贵重的菜、喝最好的葡萄酒。他把

西尔维马斯特捧上了天，并说，西尔维马斯特是苏联的支柱。我一边静静地观看这

出戏的上演，一边在想着友善面具后比尔真正的样子……如果比尔继续与格列格见

面，那么肯定会以将他吞并而告终。”

戈尔季耶夫斯基在克格勃刚开始工作时，是第一总局三处的工作人员，曾有一

次在卢比扬卡听过阿赫梅罗夫的报告。那时他已年近六十，满头银发。对于希斯，

他只是顺便提了一下。按他的观点，他主要谈谈战时在美国最重要的间谍――罗斯

福总统的随身顾问加利?霍普金斯。报告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三处的几个同事

以及第一总局的几名美国问题专家又讨论了霍普金斯的生涯，大家意见一致，都认

为霍普金斯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间谍。戈尔季耶夫斯基最后还得出一个结论，霍

普金斯不是一个自觉意识上的间谍，而是一个非主观意识上的间谍。如果考虑到他

的仕途，这种把霍普金斯与克格勃联系起来的解释更符合逻辑一些。

根据已知材料，霍普金斯从未与任何人谈起过与阿赫梅罗夫见面的事情。西方

对他们的联系情况也是从戈尔季耶夫斯基那里得知的。霍普金斯善于保守秘密，这

也是罗斯福总统信任他的原因之一。霍普金斯的母亲迹样评价他：“我根本不理解

他。他从不将所思所想告诉别人。”他的儿子罗伯特说，战时他父亲甚至不愿谈论

盟国全体会议的情况。霍普金斯之所以对阿赫梅罗夫感兴趣，是因后者说他带来了

斯大林的私人秘密信件。阿赫梅罗夫像对待西尔维马斯特那样，不无怂恿地把霍普

金斯夸奖一番，并成功地使后者相信在美苏关系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扮演的角色将

是独一无二的。由于他对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的幼稚观念所致，霍普金斯完全把阿

赫梅罗夫看作另外一个人，而不把他与现实中的角色相联系。非常有可能，霍普金

斯认为阿赫梅罗夫是斯大林由于不信任正统外交（霍普金斯对正统外交也持不信任

态度）而选择的非正式中介人。有一点是很清楚的，霍普金斯对斯大林是非常钦佩

和信任的。经阿赫梅罗夫这么一“鼓舞”，霍普金斯一定会因拥有世界两大巨头的

信任而充满一种说不出来的自豪感。

戈尔季耶夫斯基到底也无法从阿赫梅罗夫的报告或者后来在克格勃的谈话中搞

清，究竟是在什么时候、他是怎样与霍普金斯进行第一次接触的。但可以肯定地说，

在1941年夏天，德军刚入侵之后，霍普金斯第一次来苏联之前，他们彼此已经建立

了联系。1941年 7月16日，霍普金斯以罗斯福代表身份到达英国与邱吉尔和“军事

内阁” 成员进行谈判。7月25日他电告总统：“敬请告知，您是否认为我访问莫斯

科十分重要并有益无害……我要尽一切可能，使俄国人守住防线，甚至不惜眼下的

失败为代价”。后来，苏美驻伦敦的大使伊万?迈斯基和约翰?怀南特确认说，他

们的建议对霍普金斯的莫斯科之行起了一定的帮助作用。

“对加里?霍普金斯的接待清楚地表明，――美国驻苏大使劳伦斯?斯坦哈特

写道，――这次访问具有特别意义”。没有一个西方大使受到这样的接待。“我从

未受到像在俄国这样的接待――霍普金斯回忆道。――有时我苦苦思索，是不是要

选我当总统了，虽然我没有亲吻孩子们。”在为他修建的单人防空洞里有酒、食品。

更使他吃惊的是还发现了储备的香槟、鱼子酱、巧克力和香烟。（斯坦哈特曾抱怨

说，从未给他提供过什么防空洞）。每日与霍普金斯见面时，斯大林都使他相信苏

联领袖的能力和苏联人民反抗的决心：

“他从不重复，他的话语就像狙击手的射击――准确而击中要害。他的欢迎词

只有几个字，然后就是短促、有力而好客的握手。热情的微笑。他从不浪费一个字，

一个手势……、也不阿谈奉承，他不怀疑。他使你相信，俄国在德军的进攻面前岿

然不动。他想知道，你是否也毫不怀疑……”

霍普金斯从来就不是一党制共产主义国家的理论和实践的支持者。但如他的自

传所记述：“他永远是俄国真诚的朋友，他十分敬重俄国对战争胜利所做的巨大贡

献”。

霍普金斯1941年 7月苏联之行的主要任务，是弄清俄国在军事装备上迫切的和

长期的需求。通过与斯大林谈话，他很快得出结论，美国国会和国防部与英国政府

一样，大大低估了俄国的军事潜力。对俄国人来说，霍普金斯的巨大作用在于他极

有可能去说服罗斯福，使后者明白帮助俄国是一件非常值得的事情。罗斯福对自己

儿子埃利奥特说：“我知道首相（邱吉尔）对俄国抵抗能力的信任程度，”他边说

边弯曲手指比划了个“零”……“霍普金斯更相信，他甚至能把我说服。”的确，

霍普金斯在一定程度上帮了俄国人一个大忙。因为他坚持在无监督的条件下向俄国

人提供援助。而美国武官、少校埃文?伊通却努力说服霍普金斯，作为补偿，一定

要要求俄国同意他们向前线派遣军事观察员。大使斯坦哈特后来向美国记者透露，

这二人（霍普金斯和伊通）在争吵时不断用拳头敲打桌子，以至盘子都振了起来。

看到此景，大使赶快将门关上，“因为他支持武官的意见，但又不想使总统私人代

表受辱。”据伊通说，最使霍普金斯生气的是他对斯大林的看法：“当我开始向他

讲起斯大林的品行和做事方法时，他忍不住粗鲁地打断了我，说：‘我不想再讨论

这个问题’。”

斯大林很清楚，霍普金斯的支持在制定美国对苏政策时具有决定性意义。没有

这种支持，罗斯福未必会这么快答应给予军事援助。也正是1941年夏季作出的援助

许诺，为罗斯福战时与苏联合作的策略奠定了基础。霍普金斯之所以支持斯大林和

苏联，目的在于防止法西斯分子的胜利，而并非出自忠诚共产主义的信仰。无疑，

在转交所谓“斯大林同志的亲笔信件”时，阿赫梅罗夫的鼓励性言辞对霍普金斯也

是起了一定作用的。斯大林的一个热切愿望就是将那些带有“反苏情绪”、破坏苏

一美合作的官员排挤出去。事实也是这样，由于霍普金斯的间接参与，驻莫斯科武

官伊通不久就被解职。与此同时，霍普金斯还特派上校菲利普?费蒙维尔（他1933

―1938年在莫斯科居住，深受俄国人喜欢）前往莫斯科监运援助物资。费蒙维尔上

校是个十分轻信而且亲苏的人。当年第一次到莫斯科，他就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中

校看作“最重要的联系人”，并将有关欧洲国家军队的情报交给了俄国人，连最起

码的使馆安全常识都给抛置脑后。当军事情报机构反对将费蒙维尔派往莫斯科时，

霍普金斯当即打断说：“可以把他的文件收好，但他人还是要去的。”更有甚者，

霍普金斯还以没有获得斯大林信任为由将大使斯坦哈特也给换掉了。之后，霍普金

斯说服罗斯福将另一个批评斯大林的人洛伊?亨德森退职休养――当时亨德森任国

会苏联处处长――虽然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对此持反对意见。

1943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与霍普金斯再次见面。为了欢迎他，斯大林特意

走上前来与他热烈握手。斯大林说，霍普金斯是第一个与他“推心置腹”交谈的美

国人。即使这样，还不能说霍普金斯是个无原则的人，他并未放弃美国的自身利益。

霍普金斯的对苏政策首先是建立在对苏联红军潜力的客观评价之上的，虽然这支队

伍初期屡遭挫败；再则，通过他1941年夏的莫斯科之行，以及与阿赫梅罗夫的接触，

他逐渐认识到，与斯大林是可以友好相处的，即使这种相处是从一种并非长远的策

略考虑，它对美国的利益也是无害的。由霍普金斯领导的苏联总统问题咨询委员会

1943年8月报告：

“由于苏俄是战争中的决定因素，所以应向之提供一切可能的合作，并应付出

一切努力与之建立友好关系。发展与保持和俄国的友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在战胜

法西斯后它无疑会称雄欧洲”。

虽然在邱吉尔周围未发现有霍普金斯这样的人，但如前所述，苏联在二战期间

渗人英国的程度绝不亚于美国。他们中最杰出的间谍无可否认就是在剑桥被招募的

“五杰”，其中有四人――伯吉斯、布兰特、菲尔比、克思克罗斯打人了英国情报

机构。先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付诸行动的人盖伊?伯吉斯。1938年，英国秘密情

报机构在秘密行动局基础上成立了D处（来自英文”distruction”的第一个字母，

意即“消灭” ）时，他感到机会到来了。D处的秘密行动被称为“在非和平时期以

不使用武力为手段向潜在敌人进攻” 。英国未参战之前，D处的主要工作是“研究

各种可能性”，它所找到的可能性之一就是利用无线电电台向德国进行无线电转播。

由于具有在BBC的工作经验、 轻而易举与外国人接联的能力，以及在秘密情报机构

的各种关系，伯吉斯很自然就成了新处的理想候选人。

仅用一年多的时间，伯吉斯以他的魅力当上了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第一处（政治

情报处）副处长。处长是大卫?富特门，当他1937年第一次发布广播演说时，就是

在伯吉斯的帮助下实现的。伯吉斯对富特门很有用处，因为伯吉斯经常能从他那记

性不好的同性恋伙伴那儿搞到一些信息情报呈送给他。这个同性恋伙伴叫爱德华?

普费费尔，据加龙维?里斯说，他“做尽一切罪恶之事”。省费费尔曾是法国1938

年4月至1940年5月法国总理爱德华?达拉第的办公室主任。剑桥一毕业，伯吉斯就

立即在洛希尔财团（西欧财团，创立人是18世纪法国银行老板M?A?洛希尔，工次

世界大战后分为英国支和法国支。――译者注）觅到一职，1938年他以格希尔财团

信使的身份经常来往巴黎。后来他回忆，那时他经常给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勋爵和

其他白厅官员传递“普费费尔”的秘密信函。1951年伯吉斯叛变后，他杜撰出了许

多极大夸张自己战前经历的说法。他说自己是英法首相的秘密信使，用以保障“惊

慌失措的爱国者（达拉第）和卖小五金制品的粗俗的乡下贩子（张伯伦）”之间的

联系。伯吉斯并未提到他也曾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联络员，是他多次把伦敦机构搜

集的情报送往巴黎。

1939年1月，在富特门的帮助下，伯吉斯调人D处工作，并被安插到一家似乎很

有威望的广播公司任德语播音员。德语的这套节目属于宣传、文艺和流行歌曲的综

合性栏目， 每当天空没有雷声轰鸣时，他们就开始了节目的播音工作。领导D处工

作的是风度翩翩的少校（后来升为少将）劳伦斯?格兰德。他身材瘦长，长着黑色

的唇提，是一个举止优雅的人，在西装衣襟处总是一成不变地闪耀着鲜艳的纽扣。

人们称他为 D先生。无论在对外国政府和社会舆论施加影响的“积极行动”方面，

还是在实施各种暴力形式的（美其名日为）“特殊行动”方面，格兰德并不具有内

务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的经验。根据其手下人员金?菲尔比（曾一度为他工作）评

价，格兰德“时常自由地翱翔于自己的幻想世界之中，不切实际想入非非，他毫不

畏惧任何宏大的和疯狂的念头”。毫无疑问，内务人民委员部借助伯吉斯提供的详

细情报对开展“积极行动”的方案一般都要做一番认真仔细的研究。但也有一些伯

吉斯提供的计划方案常使内务人民委员部陷入十分尴尬的局面。比如一位专门研究

战时英国情报活动的官方历史学家就曾表示过惊奇不解、显然连内务人民委员部也

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问题出在一份关于在德国实施暗中破坏的计划上，这个计划

是由 D处制定的，它被视为破坏“齐格菲南部防线”方案，可是执行人员却是两名

被遣送回国的德国人，他们之中一个人完全失聪，另一个人几乎失明。

总的来说，伯吉斯两年来在秘密情报机构的最大成就就是将菲尔比也调到了那

里。战争开始的头 9个月，菲尔比以“时代”周刊记者的身份在英军阿腊斯（法国

城市一一译者注）的参谋部度过。1940年 6月，法国投降并从敦刻尔克撤退后，菲

尔比回到伦敦，并利用关系希望在情报机构谋职。“共同的朋友”安排他和弗兰克

?贝尔奇会面。这个人曾任剑桥的历史教授，负责国家通讯密码学校（这实际是一

个研究各种秘密文件解密的组织）的人员招聘工作。菲尔比后来说，贝尔奇未招收

他的原因是“他不能付给我应得的酬劳”。这种解释听起来不是很有说服力――贝

尔奇招收的青年学者和专家年收人为600 英镑，这和菲尔比在秘密情报机构刚开始

工作时的报酬相当。实际上，主要是贝尔奇认为菲尔比不适合破译情报的工作。沮

丧的菲尔比只好等待时机，寻求新的应召途径。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盖伊?伯吉斯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菲尔比突然被召去谈

论“军事工作”（指的是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工作）。和他交谈的是马乔里?梅克

首小姐，菲尔比称之为“令人十分愉快的中年女士”。她与菲尔比讨论了“在欧洲

反抗德国人政治斗争的可能性”。几天后又进行了第二次谈话，这次谈话除梅克富

小姐外，伯吉斯也参加了：

“由于伯吉斯出席，我开始尽我所能地自吹自擂，将我所认识的高层人物―一

列举出来，总之就像这种情形下所有人表现得一样。他们俩时不时交换一下眼光，

伯吉斯狡猾地、又充满鼓励地对我点点头。后来我才知道，我白花了这么多时间和

精力――因为一切早都定好了”

与伯吉斯愉快地度过休息日之后。星期一，菲尔比来到位于萨克森大街伯吉斯

办公室正式报到。伯吉斯的代号为W ，他给菲尔比起名为fiX4。菲尔比的第一项重

大任务是按伯吉斯的构想为 D处的间谍学校制订详细的计划、因为学校很快就要开

课了。而伯吉斯和菲尔比在其中担任教官。

1940年到1944年，伯吉斯、菲尔比和物桥五杰”中的其他人都归安纳托利?鲍

里索维奇?戈尔斯基（安纳托利?格罗莫夫）领导，同事们都称他为“杰里”。他

与伯吉斯和菲尔比的第一次见面是在距苏联大使馆不远的肯辛顿花园的一条长椅上。

戈尔斯基的外貌与马雷、杰依奇和其他30年代的地下人员大不相同。他1907年出生，

1936年被派往伦敦任苏联大使馆一个小小技术人员的非外交职位。1937――1938年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伦敦间谍机构的清洗，给了他完成任务的机会，他因此也升了官。

1939年他被召回莫斯科培训，接着就晋了职，最后以负有外交使命的内务人民委员

部军官身份被派往伦敦。戈尔斯基实际上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揭开这个秘密可能

一瞬间就能毁掉他的情报生涯。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所有表格中，他填的是，他父

亲是克拉斯诺雅尔斯克附近的乡村教师。然而在1953年，即戈尔斯基即将被任命为

莫斯科中心美国处处长之前所进行的调查表明，他父亲曾是沙皇时期的警察。戈尔

斯基立即被免去了职务。

戈尔斯基的一名间谍是这样描述自己上司的：“个子不高，有点儿发胖，三十

多岁，油光的头发向后梳着，戴着一副无法掩饰那一双敏锐冷漠双眼的眼镜。”这

是一个缺乏幽默感的、残酷的职业间谍。“他穿着一套做工精细的西装，给人一种

肥胖懒汉的印象。”布兰特回忆说，“杰里”给他的印象是“倔强，又不可爱”。

1940年 8月，当他得知伯吉斯和布兰特违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统，共同住进了维

克多?洛希尔在本廷大街的住宅后，戈尔斯基试图劝布兰特搬出，但当被拒绝后，

他十分明智地不再坚持了。

菲尔比和伯吉斯在间谍学校工作期间，他们感到很乏味，也无法告诉戈尔斯基

什么有趣的事情。“我们无事可做――菲尔比回忆，――我们和校长聊天并帮他给

领导写那些永无答复的报告。 ”1940年夏，D处重新编人“特别行动机构”，伯吉

斯被解职。 他气愤地抱怨， 说他成了“官僚互相倾轧的牺牲品。”菲尔比留在了

“特别行动机构” ， 并被任命为汉普希尔的比尤里间谍学校教官。菲尔比相信，

“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需要一些思想的灌输，以便他们到工作岗位之后，能对

英国政府的未来计划有所认识”。一这套理论促使菲尔比常到伦敦，与一位未来的

工党领袖休?盖次克尔（此人曾任工党经济战争事务部长，休?达尔顿的私人秘书）

共进午餐。由于休?达尔顿当时负责特别行动机构的事务，所以菲尔比认为和盖次

克尔交往有利无害。

1941年 6月22日，当“巴巴罗萨”战役刚一开始，菲尔比无疑是在戈尔斯基建

议下，试图调出“比尤里间谍学校”，在靠近英国知识界的什么地方找份工作。很

快，他接到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反情报）的邀请，因为这个组织在伊比利亚的代表

机构对西班牙内战时当过记者的菲尔比的经验十分感兴趣。

尽管菲尔比离开了，可内务人民委员部在特别行动机构的间谍网并未缩小，其

中最引人注目的间谍是麦克林的大学同学詹姆斯?克拉赫曼。战争开始之后，他从

一名候补间谍变为一名真正的苏联间谍。1942年 2月，克拉赫曼进了特别行动机构

在开罗的南斯拉夫处，同时获少校军衔。在开罗的那段时间内，他凭借自己的智慧、

懂力和熟练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获得了超出他的军衔许多倍的东西。他的上

司贝济尔?戴维森指出：“他能以深厚的知识功底生动地谈论任何话题，但最喜欢

讨论政治问题。”克拉赫曼的一项主要职责是给那些即将被派往南斯拉夫的盟军军

官下达指示。他不知疲倦地历数铁托共产党游击队的高尚品德和米哈伊洛维奇王室

的罪行。他曾对加拿大的一个军官小组如是动员：

“你们要知道，这场战争已不再是单纯地反对法西斯的战争，它已成为更具崇

高目的的战争――为了民族解放，为了人民的解放，为了从殖民主义的枷锁中解放

出来。”

1945年4月到8月，克拉赫曼一直肩负军事使命，驻在南斯拉夫铁托的军队中，

因为他无限忠于斯大林，所以，战后不得不对自己说过的许多话后侮。1948年铁托

背叛斯大林后，克拉赫曼写了一本批判他的书。

值得一提的还有战时在特别行动机构工作的另一名间谍。1943年 4月，英国安

全机构宣布，英国共产党领导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在完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一

些小型任务之后，又从在特别行动机构匈牙利处参谋部工作的苏格兰年轻军官奥尔

曼?乌兰那儿获取了秘密情报。斯普林霍尔被判七年监禁，但他的犯罪事实却被定

为“从航空部搜集秘密情报”。乌兰后来开玩笑说，如果他不是在剑桥而是在爱丁

堡上大学，那就不会出这事儿。

1941年9月从特别行动机构调出之后， 菲尔比开始在秘密情报机构二处工作。

虽然二处的地理位置稍差一些，但这个地方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旁边就是秘密情报

局的档案馆。由于对杜松子酒和马丁尼酒都有偏爱，菲尔比很快与档案管理员比尔

?伍德菲尔德联系上了。菲尔比不仅向戈尔斯基提供了来自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案

文件，还复印了两本详细介绍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战前反苏间谍的书。

B 处伊比利亚小组搞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截获并破译的阿勃韦尔（法西斯德

国侦察和反侦察机构一一译者注）的信函，其内容是1942年前德军在西班牙和葡萄

牙实施情报侦察的“概况”。其中有一点引起了菲尔比的极大兴趣，即德军海军少

将威廉。卡纳利斯即将启程前往西班牙，而且还包括了详细的行程路线，菲尔比建

议特别行动机构在马德里和塞维利亚之间，一家不大的宾馆里将卡纳利斯干掉。领

导 B处的费里克斯?库季尔高度评价了这项建议，并转交给秘密情报机构他的上司

斯图尔特?门西斯。几天后，门西斯给菲尔比做了答复。据菲尔比回忆，门西斯写

道：“我不希望采取任何反对将军的行动。”多疑的菲尔比感到这一答复有溪跷之

处，其中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门西斯的希望，它可能证明与法西斯德国存在着某种

秘密交易。的确，卡纳利斯后来变成了希特勒的敌人，他在欧洲战争结束前一个月，

由于叛变投向盟军一方而被纳粹处以绞刑。然而满腹狐疑的菲尔比还是从中看出了

与法西斯德国秘密交易的证据，后来门西斯对菲尔比说：“我总认为，我们能与将

军打交道。”

菲尔比在死前几个月承认，戈尔斯基最感兴趣的是（实际并不存在）英国与法

西斯德国单独搏和的计划，以及改变战争方向把火引向苏联的计划。所以，戈尔斯

基指示菲尔比不仅要汇报这些情况，还要设法阻止此类事件的发生。菲尔比此时明

白了这项指示的含义，它不仅说明英国与法西斯分子有所接触，而且还与其它反法

西斯分子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斯大林就时常担心一部分反法西斯者试图推波助澜，

想让希特勒与盟国签订和约，然后同他们一起共同向俄国开战。

在第二处工作时，菲尔比每周都要到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二处和总部不在一个

地方），尽可能多地拜访老军官。他还自愿要求值夜班――每月一二次一一他认为

这“非常有益。因为夜间可收到来自全世界的情报，也可获得总部活动的最新信息”。

戈尔斯基对夜间值班人员所接触的情报材料十分感兴趣，因为其内容有国防部与驻

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使用秘密情报机构的频道进行交谈的内容。

从1942年到1943年，库季尔扩大了菲尔比的职责范围，将北非和意大利方向交

给了他，后来又任命他为自己的情报事务副手。菲尔比对自己在秘密情报机构仕途

上的成功也充满信心。 1943年，B处迁往伦敦赖德大街，距英国安全局总部所在地

仅两分钟路程，而距秘密情报机构总部也只有15分钟路程，菲尔比对此十分高兴。

1941年，两名苏联间谍――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和奥尔曼?乌兰暴露之后，秘密

情报机构“为了研究有关苏联和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料”，专门成立了第九处。起初

该处由杰克?卡里领导――后来就没有合适人选了――因为找不到一个从英国安全

局退役下来又未到退休年龄的军官。1944年末，菲尔比说“领导决定扩编――人员

越多，预算也就越多。领导职位按理应归属库季尔，但那时我必须得到这个位子”。

莫斯科中心通过菲尔比的上司对他下达命令：“不惜一切手段谋到九处处长职位…

…。他们都很清楚，库季尔该走了。”菲尔比使用了传统的背后捅刀的做法，让库

季尔的死对头、秘密情报局副局长瓦连京?维思参与到此事中来。于是菲尔比得到

了渴望已久的职位，而库季尔被迫退休。

菲尔比在战后积极利用“技巧高超的打击”所带来的各种机会，终于成了克格

勃“五杰”中最优秀的一个间谍。除菲尔比外，布兰特和克恩克罗斯在战时的工作

也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在克格勃档案馆里，至今保存着有关布兰特间谍生涯的卷宗，

它由厚厚的棕色八卷本组成，其中在第一卷上记载着，当时苏联曾要求他用两年时

间打人英国安全部。1938年末，克制住对马尔波罗大学军事教研室的厌恶、他自愿

入伍。后来他承认，为了进人特别军官预备队，他曾利用其兄弟克里斯托弗在地方

军（国家平时保持的兵团和部队一一译者注）中的关系。但未获成功。二战前他又

尝试一次，由于国防部的一片混乱，他一下竟收到了两封口信，――一封拒绝，另

一封――同意。于是，布兰特扔掉那封拒绝信，于1939年10月来到位于汉普希尔的

明利梅诺参加为期五周的培训班，主要学习一些军事侦察基础知识。几天后他被召

回国防部，英国安全局要询问他过去与共产党员的联系。在与主管军事情报的副局

长的谈话中，他兜了几个圈子就开脱了罪责，又回到了培训班。毕业时，他获得了

战地警备队大尉称号，并以英国演习人员的身份率领一个12个人的排，开赴法国。

他的一个下属对他评价是：“他研究的是那种柔和的诱惑力，可作为一个军官他毫

无用处。”

布兰特从法国写信给伦敦，抱怨他那毫无意思的工作，并请求把他安排进秘密

情报机构或英国安全局。敦刻尔克大撤退和1940年英国演习力量撤回后，他的机会

来了。布兰特的朋友维克多?洛希尔（那时在英国安全局工作）把布兰特安排住在

本廷大街，并把他介绍给盖伊?里德尔―― B局局长（反间谍局）。虽然九个月前

英国安全局对他还存有顾虑，反对他人围，但里德尔这次还是把他留了下来。几个

月后，布兰特已经开始工作：监视中立国的使馆，尤其是那些敌对国情报机构可能

感兴趣的使馆、他的出色才能逐渐得以显露，比如，他很善于将外交信使与其行李

暂时分离，以便搜查公文包。罗伯特。塞西尔写道：“他像块石头那样冷冰冰的―

―但似乎对所发生的一切又都十分满意”’。布兰特很轻松地博得了英国情报局的

好感，后来的英国安全局和秘密情报局总局长迪克?怀特回忆道：

“他对所有上司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势’，并使所有人都喜欢上他。我喜爱艺

术，他就常常在餐厅吃饭时坐到我身边大谈艺术。没想到后来他把我们都出卖了。

他是个有教养、令人愉快的人，与他打交道我也感到很愉快。如果不亲自体验，你

是无法理解被一个并肩工作的同事出卖的感觉。”

至今，每当读到克格勃档案馆中有关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以及记述他向英国安

全局渗透的历史时，人们还会感到津津有味。他到英国安全局的第一年，就在咖啡

馆向戈尔斯基提供了许多情报。可以说，布兰特是克格勃历史上最富有成效的间谍

之一。但布兰特也有使人担忧的地方，最使国外局局长帕维尔?菲京不安的是，布

兰特从来都分文不取。1941年初，菲京坚持要布兰特收下报酬，显然这是一个手段：

一旦布兰特有一天不想继续干下去，可以以此要挟他。春天的一天，戈尔斯基终于

说服他收下了200英镑，这之后每年分三、四次，每次付给他150 -200 英镑。在克

格勃布兰特的专案文件中，至今还保存着能证明他收到汇款的“致谢”条子，而且

这些条子就装在他来信的信封里。

当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翻阅布兰特专案文件时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在1941年夏

（或秋）到战争结束这段时间的材料里，几乎每隔50页就有一条注释：“总参对该

间谍表示真诚的谢意”。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类似这样的注释在一个间谍的专案文

件中屡屡出现是十分罕见的。虽然戈尔季耶夫斯基不太喜欢布兰特，但总参和莫斯

科中心不断的“感谢”’使他逐渐承认了布兰特个人的巨大作用。布兰特的专案文

件证明，他为苏联情报活动做出了三大贡献。第一，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他提供

了有关英国安全局“最详细的情报”，其中包括间谍名单，甚至还搞到了二处权限

之外的专案文件。第二，布兰特提供了他本人对中立国大使馆观察的结果。第三，

他还不断报告德军的部署、编制情况以及预计的战役。布兰将可以接触“双重游戏”

的详细内容，并借此通过德国情报机构在英国二次招募的间谍给德国人提供假情报。

布兰特有关德军情报杨主要来源是他的学生利奥?朗。

1938年，朗毕业于特里尼蒂学院时，内务人民委员都在英图正处于困难时期―

―它在伦敦的间谍机构几乎关了门。对未来的朗，莫斯科并未有什么明确指示。因

此，1938－1939年间，朗在法兰克福教书，以便有机会与法西斯德国接上头。战争

初期他被划归轻骑兵，但由于他精通德语，成了情报机关的中尉。1940年12月，朗

被调到负责分析比较德军作战秩序的国防部军情14处工作。这里他可以自由接触绝

密情报，这些情报都是由来自“布列奇利国”（英国高、尖密码技术研究地）的专

家们在1940年 5月破译了由“谜语”密码机建立的密码系统后得到的。1942年，用

于陆军的“谜语”密码被破译后，朗又进一步拓宽了接触材料的范围。1941年初，

朗恢复了与布兰特的联系。他后来回忆：“布兰特于是就又开始了我们中断了的工

作，并要求我向他提供任何有利于苏联人的情报”。他们每周一次，通常都是午饭

时，在沙特曼街心公园啤酒馆或位于杰明大街的赖纳酒吧里会面。朗把“每周强挤

出来的收获”（这是朗自己形容的）交给布兰特。“布兰特从不恫吓或收买我，―

―因为我们都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

利奥?朗在克格勃的专案文件可以用来解释一个秘密，这个秘密从1945年 9月

密码破译员伊戈尔?古琴柯逃到加拿大握太华之后，曾令许多西方情报机构和侦察

小说家迷惑不解。古琴柯搞到的情报主要涉及情报总局的活动，其中，最具重要意

义的是那些有关苏联在加拿大的间谍小组以及原子间谍活动的情报。同时他在报告

了在情报总局工作的两个化名埃利的间谍。第一个是英大使馆副档案管理员卡伊?

威尔希尔小姐，1946年 3月因犯泄露国家秘密罪被判刑三年。古琴柯不知道第二个

间谍的真名，但知道他就在英国工作，而且他还提供了许多不充分、混乱的、有时

是令人费解的情报。皮特?赖特回忆道：

“他说他知道在‘英国安全机构第五军情处’中有间谍存在，这恰是从他朋友

――柳比莫夫那儿得知的。他的这个朋友1942年和他一起在莫斯科主要破译机构工

作过……据古琴柯说，这个埃利和苏联有点儿联系――要么他是俄国人，要么到过

苏联。要么会讲俄语。埃利是个要人，因为他能把安全局专案文件中涉及到在英国

的俄国人的情况全部隐去或删去……古琴柯说，如果埃利来了电报，密码破译处总

有一位妇女第一个阅读，如果有什么重要的话，就由她直接带给斯大林。”

几年后，在第二次传讯时，古琴柯改变了几处细节，比如“第五军情处”成了

军情五处。但那时嗜酒过度与每况愈下的记忆力已使古琴柯无法回忆起他在一审时

讲的第二个埃利的事了。

有关第二个埃利的真实姓名人们众说纷云一一从罗杰尔，霍利斯先生到金?菲

尔比都各执已见。而实际上就是利奥?朗。这个化名就赫然印在克格勃朗的档案文

件的封面。这是一本薄薄的。但却不平常的专案文件。按克格勃的规矩，布兰特应

在每次与朝见面后写一份书面材料，但通常不是因为十分疲倦就是因为忙得不可开

交，他并未始终坚持这一做法。即使如此，这本专案文件的内容也足以解释古琴柯

供词中主要的一些不明之处，并因此可以说，古琴柯的错误（也许是皮特?赖特的

错误）在于日趋减退的记忆力，和对内情的一知半解。从朗的专案文件就可以弄清

楚，虽然他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间谍，由布兰特领导，但独

立于上述机构的情报总局（军事情报系统）于1943年也与他建立了联系。朗当时不

知所措，于是就请布兰特询问莫斯科，他到底为谁工作。戈尔季耶夫斯基如实把问

题反映了上去，中心很快就做出了回答：“为我们。”情报总局为了将来能由布兰

特负责与朗为联系而同意了中心的答复意见。这之后，戈尔季耶夫斯基与朗就见了

一次面，还是为了专门告知他，情报总局不会再打扰他了。而朗通过布兰特将情报

转交给中心这一事实， 在古琴柯的说法中也显得紊乱不堪。 正是布兰特，而非朗

“能够从军情五处的专案文件中将有关俄国人在伦敦活动情况消去”。而“第五军

情处”可能就是“军情五处”的不同说法罢了。从另一方面说，这也可能是把朗的

工作单位（军事情报机构） 给弄错了，而“5”的意思指的是战争期间大名鼎鼎的

“剑桥五杰”，朗与他们有一定的联系。当戈尔季耶夫斯基第一次在朗的专案文件

中读到有关德军布署的细节时，他自问道：“难道英国真有这样富有想象力的间谍？”

然后他又看到摘录的截听内容，才明白朗的主要情报来源就是密码破译。

莫斯科并非只通过自己的间谍获取绝密情报，德国人侵苏联几天后，伦敦便开

始以隐蔽形式提供情报。英国秘密情报局局长，同时领导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斯图

尔特?门西斯认为，由于俄国人的密码不可靠，所以还不能建议邱吉尔把破译“谜

语”而得到的情报告诉俄国人。因为那样的话，“就等于把布列奇利园破译‘谜语’

之事直接告诉了德国人”。1941年 6月的一则消息表明，德国人‘通过对苏联船员

与第17航空军的无线电通信内容的研究，正在逐渐掌握斯大林格勒周围部署的俄国

飞机的信号系统。就在6 月24日；邱吉尔不顾众人反对，命令门西斯在尽可能没有

危险的情况下将这一情报以明码形式通过驻莫斯科英国军事委员会告知俄国人。从

这之后，凡有关东方战线的重要截获情报，邱吉尔都要问：“告知他们没有？”对

这些情报的真实来源通常都以这样的言辞掩饰：“据柏林高层情报源报道”，“据

德国国防部工作人员报道”。所有能暴露情报真实来源的代号和其他细节都被略去

了。1942年 7月11日，布列奇利国破译了一些被截获的情报，其内容为：

1 ．敌军对第二集团军的压力近日会增强。整体考虑到东线集团军的作战情况，

希望在前线遏制住敌人的强大力量。

2 ．冯?魏赫斯集团军的任务是与匈牙利第二集团军一同遏制地位波士丹河与

沃罗涅日河之间的顿涅茨克防线，并与第二集团军一同守住沃罗涅日登陆场和奥尔

霍瓦特．奥捷尔克．库特什火车站一线（德罗斯科沃）。

两天后，这条消息便以下列形式发至驻莫斯科的英国军事委员会。

“给俄国总参谋部的情报。根据来自各方的情报，通知如下：包括匈牙利军队

在内的德军计划将俄国人遏制在里夫内一沃罗涅日一斯沃博达一线，同时装甲力量

将移至顿河和顿涅茨克河之间东南部。”

1941年夏天，英国空军情报军官给莫斯科带去了战役电码。航空学参考资料和

德军的一些呼联代号。作为交换，英国也获得了类似的材料。紧随其后，英国军事

情报军官又带来了一些截获的德军无线电通信资料、德国警察局手动发报密码破译

说明。与此同时，虽然苏联也给了他们一些情报，但其中却没有一份是截获的文件。

白厅为这种单方面的情报交换开始感到不安。到1942年初，俄国人甚至不愿意交换

有关敌人装备的技术资料。布列奇利国认为，俄国人没有充分利用他们提供的情报。

“1942年大规模坦克战时，我们警告过他们德国人所设的陷讲，可俄国人还是把有

生力量和技术装备投向这个陷俄”――个密码员回忆，――“如果他们当时能够相

信这些警告，就会避免遭受巨大损失。”

从1942年夏天开始，英国把破译“谜语”而获得的战役情报在向苏联人发送时

大大打了折扣。当然，特别重要消息是例外。1942年12月，在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关

键时刻，苏联人收到了（也许是他们从菲尔比或布兰特那儿得到）德军手动电码破

译书，英国人虽然是希望从中得到些什么回报，可他们的等待最后还是落空了。

1942年夏，当英国情报机构以密码形式发给俄国人的情报数量大大减少时，约

翰?克恩克罗斯开始以明码提供情报。几个月之后，他放弃了亨基勋爵私人秘书的

职位，并于1942年 3月成功地尝试了菲尔比两年前未做成的事－－他进人了位于布

列奇利国的英国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他的上司安纳托利?戈尔斯基给了他一笔钱让

他买辆便宜的汽车，以便在休息日时可以到伦敦交付情报。虽然他在学校的时间不

到一年，但他在学校的那段日子正好与东线的战役转折相吻合，并且斯大林和大本

营也终于开始利用可靠情报去指导作战行动。克恩克罗斯的主要任务是截获、分析

德军无线电通讯内容。克恩克罗斯本人认为对苏联红军发起“堡垒”战役，即库尔

斯克战役之前――这是德军在东线的最后一次大型战役，他为俄国人苦干15年后，

闪光的时刻终于到来了。4 月30日，英国人将德军准备进攻库尔斯克高地的情报发

往莫斯科，同时还有通过“谜语”截获的德军情报机构侦察到的在这一地区苏军力

量的材料。而克恩克罗斯此时发送的情报不仅有截获的电文，而且还包括了白厅有

意略去的（担心会暴露情报来源）、带有部队和分队部署的情报。

战役前最能吸引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是有关德国空军的部署情况。苏联指挥部

因为担心德军会在5 月10日开始进攻（实际上是在7月5日），便在5月6日这一天，

在从斯摩棱斯克到亚速海长达1200公里的地带上，对德军17个机场进行了事先经过

绝密（准备的预警性炮击。打击目标的选择是在克恩克罗斯所提供情报乡树帮助下

制订的。许多德国飞机在地面就损伤惨重，在5 月7日和8日又继续对德军机场实施

集中密集打击。尽管这样失去了突袭的因素，这三次密集轰炸，是二战期间苏联空

军发起的规模最大的一初次战役： 飞机架次1400次，歼灭德军飞机500架，苏联飞

机损1200 架。 后来，戈尔斯基代表莫斯科对克恩克罗斯提供的情报转达了特别的

谢意。然而，就在这之前，把从布列奇利国搞到的情报交给伦敦已十分困难，克恩

克罗斯已几乎无能为力。所以，库尔巴斯克战役前，克恩克罗斯不顾戈尔斯基让他

继续留在通讯密码学校的要求，而是接受了英国秘密情报局的建议，他先来到五处

（德国处），后又调到一处（政治情报处）工作。

为保卫库尔斯克高地，红军把自己几乎百分之四十有生力量的技术装备都投向

那里。虽然军事情报有误，可红军还是打赢了斯大林格勒战役。所以“在库尔斯克

摧毁苏军”，对希特勒来说，是补偿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最后一线希望。1943年8 月，

苏联最高副总指挥朱可夫元帅向斯大林发出了一份报告，他在报告中正确地预测了

军事形势：德军在从北向南夺取库尔斯克高地的同时，还有可能从西实施打击，以

便把保卫高地的两个红军集群隔离开来。当时，连斯大林和大本营也不清楚法西斯

开始进攻的准确日期， 因为希特勒经常改变主意。日期从开始定的5月3日改到了6

月12日， 后来又改到7月3日，最后定在7 月5日。应该说，来自英国的情报（既有

官方通过英国军事委员会的，也有通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间谍搞到的），对

保证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斯大林格勒战役

之后，苏联军事侦察在情报收集和加工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

人们曾经一度认为，库尔斯克战役之前和战役之中，斯大林和大本营最重要的

情报源是瑞士的吕西小组。无疑，吕西（鲁道夫?廖斯勒）直到1944年春被捕前，

一直为苏联提供重要的战役情报。1944年2 月22日，情报总局的领导曾用无线电发

送了一则指示：“请向吕西转达我们的谢意，小组工作出色，最近提供的一个情报

非常重要、价值很高。”情报总局经常告知廖斯勒的雇员（情报总局并不知道其名

字），他会收到索要的报酬。1943年11月，情报总局发出电报：“请以我们的名义

转告吕西，说我们将按其要求付给小组工作报酬。我们会对他们的情报作出相应的

答谢。”然而，现在一切真相大白，吕西从未发过有关库尔斯克的重要情报。而且

吕西最重要的情报源――维特还犯了几个错误。比如，6 月23日，正是他推断，鉴

于红军力量日益增强，“堡垒’”战役将被取消。

苏联军事侦察在1943年春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是截听质量的提高。从战争一开

始，国外局五处的研究部门，当然还有情报总局的密码员们就熬费苦心地对机器密

码“谜语”展开了破译研究。这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德国陆军、海军、空军和

其他组织――所有部门都在利用“谜语”编制各自的密码，以适应不同的目的以及

不同的地方的需要。从1941年开始，德国人在工作中同时使用的密钥不下50个，而

且它们还每天都在变化。这样一来，即使对机器密码解密之后，如果又搞到的截获

材料具有战役意义，也还需要迅速地找到新的密钥。在英国布列奇利园，除了继续

进行波兰专家早先的工作外，他们还破译了从1940年一1942年“谜语”的各种不同

的密码，并制订出了判定每日密钥的方法。这大概就是战时情报机构的一大贡献吧。

内务人民委员部从克思克罗斯、朗、布兰特、菲尔比等处获知了这一成功的消息。

不能否认他们搞到的几台“谜语”码机和密码材料也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研究工作

助了一臂之力。这事大概发生在1941年12月，那时，德国第二集团军丢失了几台密

码机。当然，大部分机器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缴获的。

在斯大林格勒被围德军中至少有26台“谜语”密码机，在被围的情况下全部销

毁它们是不可能的。至少大家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正在接收总部密电时，俄国人就

已跨进了门坎。其余的“谜语”机可能是在消灭企图突破包围的德军六个师时缴获

的。一些主要密钥肯定也落人了红军手中。而且更重要的是，在91000 名斯大林格

勒战役的俘虏中，有发报员和译码员，他们并非所有的人都能抵御住向苏联情报机

构提供帮助的“坚持不懈的建议”。

1943年1 月17日，还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前，德国通讯局就得出结论：一些事

实“雄辩’”地证明俄国人已破译出了“谜语”的密码。于是，他们就采取了一系

列完善措施用来保护自己的密码。德国人还使用不带配电板的密码机，这些机器可

在苏联进攻时，具有更大的机动性，适应性以及抗打击性。

1943年春，苏联情报截获和破译机构对德国的密码技术予以重创，但这次打击

的对象不是高尖密码，而是一些基础电码。他们主要致力于发现、分析无线电通讯

内容，破译普通手动电码，而不是像“谜语”那样的高密电码。战争初期，由于发

报员损失较多，所以军事截获收效甚微。1942年末，大本营决定成立特别无线电营，

这被苏联历史学家称为“红军在无线电电子战中质的飞跃”。苏联历史学家不打算

打开无线电截听这块禁区，只是在无线电干扰和伪情报战中谈论这些特别无线电营

的作用。当时每个营都装备有18－20台接收机和4个探向器。

虽然负有特殊使命的无线电营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末期才成立，但它们在库尔斯

克战役中却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人截获的苏联第一坦克集团军的情报表明，苏联

截听机构在进攻前就发现了德国总部、坦克第二军以及坦克第六、第十一师的所在

位置。而从其他截获的文件中也不难发现，德军坦克第七师师部、第十三军和坦克

第二集团军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苏联无线电截听机构的前线部门工作得也十分出色。在德军进攻初期，位于库

尔斯克高地以北的苏联坦克第四十六军和以南的坦克第四十八军，就拥有战术上的

优势。德军的一些通讯军官丝毫不怀疑这是无线电截听对俄国人的成功起了相当重

要的作用。他们指出，德军无线电工作纪律的松懈是导致“堡垒”战役失败的原因

之一。虽然，在战争的最后两年里，红军无线电通讯工作的隐密性有所提高，但也

比德军好不了太多、所以，在库尔斯克战役中，无线电截听大概成了双方战役情报

的最宝贵来源。

除了无线电截听，苏联还采用了其他搜集情报的方法。空中侦察就是成功的例

子，虽然在西部战线由于无线电截听的运用，空中侦察的作用退居到了第二位。库

尔斯克战线前夕，苏军进行了约6000次侦察飞行。在德军进攻前的三个月内，中央

战线和沃罗涅日战线的部队进行了105 次战斗侦察，2600多次夜间偷袭和1500次埋

伏，在这些行动中被俘的187 名德国士兵是重要的情报来源。根据7月5日夜捉到的

开小差士兵和“舌头”供认，第二天一早德军开始进攻。在库尔斯克战役之前，一

种更为灵活的适于前线指挥官的系统取代了直到1942年还在运转的、以情报作为保

障的中央统一系统，前线指挥官可以直接从前线情报处获取战役情报。

库尔斯克战役之后，苏联军队便开始发起接连不断的进攻，直到1945年5 月，

朱可夫元帅在柏林接受纳粹投降为止。依靠四倍于敌人的有生力量，大量的英、美

装备和不断增长的空中优势，苏联红军虽然承受着巨大的损失，但其攻势锐不可挡。

而支持这两年旺盛攻势的战役情报不仅是大本营、情报总局和前线指挥官努力的结

果，内务人民委员部也起到了自己应有的作用。据苏联最新统计数字，内务人民委

员部在战时计有53个师和28个旅（不包括许多独立部队和边防军）共有75万人。他

们的主要任务是防止军人临阵脱逃，并对“不可靠民族”进行围剿行动。许多小民

族的人民――车臣人，印古什人，克里米亚拨朝人，卡拉恰耶夫人，巴尔卡人，卡

尔梅克人，伏尔加河流域的德国人――都成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搞的大规模屠杀和强

行移民的牺牲品。斯大林本想将乌克兰人也列为移民之列，但同时又无奈地抱怨说，

他们的人太多了。

内务人民委员部对红军胜利所作的主要贡献在于领导了游击运动。战时内务人

民委员部游击运动局由中将帕维尔?阿纳托利耶维奇?苏多普拉托夫领导（战后他

当上了“专事国外谋杀的特别行动局”局长）。“虽然他的名声不是特别显赫，但

苏多普拉托夫的行为、优雅的举止和音量不高却使人信任的话语，这一切都使人觉

得他是个举足轻重、有知识教养的人；他很懂得平易近人的价值，因为他知道，只

有那些少数的当政者才可以对此无所顾忌、肆意妄为。”――叛逃者尼古拉?霍赫

洛夫这样写道。苏多普托夫的副手。少将列昂尼德?亚历山德罗维奇?艾廷戈在西

班牙内战时以“科托夫”的化名在佛朗哥后方领导游击斗争，并为此在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间谍中名声颇响，同时他作为刺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还进入了克格勃第一

总局的纪念室。

游击队员在情报搜集和破坏活动中的作用，往往被官僚主义的混乱所搅和，以

致后来出现了许多传说和神话。人们说，尼古拉?库兹涅佐夫是在德军敌后最著名

的游击队员之一（他的肖像就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纪念室里） 。1943年4月，他

假冒德军中尉进人到在乌克兰的一个德军军官埃利赫?科赫的办公室。他本应刺杀

科赫，但这个德国军官却开始谈论起“堡垒战役”――德军即将对库尔斯克高地发

起的进攻。库兹涅佐夫于是决定不杀科赫，而是把德军战役计划直接发往了莫斯科。

这段故事也许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正如特里莫季?马利甘博士指出的那样。科赫

并不掌握即将发起进攻的确切材料，尤其是他根本不知道确切的曰期，因为连希特

勒本人也尚未作出决定。在不久前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中，对游击队员的情报活动

评价不高，它指出了一系列的不足之处，其中提到了诸如经验不足、准备不足、情

报的可靠性不足、发报机不足以及游击队员与军队情报活动协调性不足等。1943年

4月19日， 最高指挥部发布了“关于改进游击队情报工作”的命令，要求游击队与

军队间更好地协调一致，并要求内务人民委员部和情报总局改进培训游击队领导的

工作。

游击队员在德军敌后与红军协同作战的第一次进攻战役是“钢轨战”。其目的

是在库尔斯克战役进行之际利用空投给游击队员的大量炸药摧毁德军铁路交通、服

这次战斗只取得了部分成功。虽然用了几千包炸药，但德军赖以生存的铁路线仍未

被摧毁。上边曾提到的那份研究报告指出，能被称得上最成功的举动是在进攻前和

进攻时第十一游击旅的一系列行动， 因为正是这些情报行动，使得被围困880天的

列宁格勒终于在1944年1月得以解围。 当时该旅经常能够搞到，些有关德军沿公路

联路布署情况的详细情报。

在进攻前……游击旅的侦察员们弄到了有关敌军的数量、部署情况、指挥官的

姓名等情报，他们还记录下了敌军指挥部和敌21师调遣情况，确定出了第三十八集

团军和第十八集团军指挥部位置、同时还有4 个机场位置。当苏联军队开始发动进

攻时……侦察员们就掩护进攻人员进入敌后和侧翼。”

由于德军后方存在大量间谍，德军内部简直乱成一团糟。1944年夏，德军反间

谍机构发现了2000名苏联间谍，并推算这个数量会以每三个月10000 名的速度增长。

尤其是那些“流浪儿”更使他们头痛――这些人都是学习过侦察和破坏活动的少年、

对他们的英勇气概就连德军士兵也赞叹不已。在一份报告中记录着一个“少年”的

事迹：当他正在对德军调动情况做标记时遭到逮捕，在审讯时，他拒绝说出是谁派

他来执行任务，并“说了许多不着边际的话”。于是德国人决定恐吓他一下，先是

逼着他观看枪决七名成人战俘的场面，而后命令他也去见上帝，当把他置于枪口前

的最后一刻还告诉他，如果他讲真话就放他一条生路。

小男孩当时冷笑一下回答说，他知道，即使他将真情和盘托出，德国人也会杀

害他。审讯室的军官又一次许诺，如果他说出是推派他来的就放了他。小男孩回答：

“我很清楚，并不在于我是否讲真话，你们早晚要杀了我。现在我实话告诉你们―

―我搞了六次破坏活动，而且还要搞第七次。”

报告中未提到小男孩的命运如何，极有可能是被枪决了。

第七章 第二次世界大战

（1939－1941）

希特勒把使东欧大部分领土变为其种族主义帝国视为最终目的。在这个帝国中，

低等的斯拉夫人将被高等的德意志人当作奴隶来使唤。除此之外，从斯拉夫人中还

应将那些犹太“毒液”清洗出去。希特勒一直坚信，获取这样帝国的决定性阶段就

是对苏之战。1933年他上台后，一部分人真的相信了他在《我的奋斗》华丽篇章里

所勾画的东欧帝国的幻境，相信了他那几乎用了十年才写成的毫无联系的政治宣言。

30年代中期，希特勒将自己在东欧问题上狂妄的傲慢隐匿起来，并迫使德国人民相

信，第三帝国将随着“平等权利”的复兴，成为欧洲和平的保障。

1922年，国际社会的两个失去原有性质的大国――革命的俄国和战败的德国突

然开始接触起来，并签订了拉格洛和约，建立了外交关系，彼此在不提出财产要求

的前提下携手合作，这大大震惊了欧洲其他国家。后来的十年中，虽然由苏维埃和

共产国际策动的德国1923年革命，不可避免地失败了，但苏联同魏玛德国的外交和

贸易关系，比起其他大国来还是要紧密得多。但1933年末，纳粹分子的篡权结束了

拉帕洛和约的时代。虽然斯大林直到1941年德国法西斯人侵前才意识到纳粹的危险，

但希特勒无论是对各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对现存国际秩序的不可化解的仇恨，

都早已把纳粹德国实际变成了苏联在欧洲的最大威胁。同样，来自东方日本的威胁

也使苏联大有难以顾全、疲于防御之势。出现的这种严峻形势，迫使苏联不得不在

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苏联的官方对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建立在寻找与西方大国

联合，共同对付德国法西斯侵略威胁的集体安全体系之上的――这种政策可以以苏

联1934年加人国联、随后又抵制国联以及1935年首次与法国、捷克斯洛伐克两个资

本主义国家签约的事实作为例证。1930-1939 年，任外交人民委员的马克西姆?李

维诺夫，是集体安全思想的忠心拥护者。十月革命前，他在英国担任了十年境外布

尔什维克小组的领导，革命后他偕自己的英国妻子回到俄国。比起同一时代的其他

政治家李维诺夫更加希望与西方国务活动家和西方激进分子建立友好的关系，因为

这些激进分子都为自己的政府面对来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威胁、即将发起的侵略

而表现出的麻木不仁、漠不关心的态度而绝望。

但与李维诺夫的思想有所不同，早在1934年，斯大林就开始秘密寻求防御德国

威胁的道路。可这条道路不是组织反对它的集体安全体系，而是想与希特勒单独好

和。 1934年7 月初， 即德国冲锋队参谋长艾伦斯特?雷姆和180 余人在希特勒的

“长刀之夜”行动中被枪决后不久，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据说斯大林对大家喊

了起来：“你们听到来自德国的消息了吗？希特勒是怎么摆脱雷姆的？好样的，希

特勒！他告诉我们该如何对付政敌！”没过几个月，斯大林就把基洛夫、自己最主

要的潜在敌人杀了，因此可以说，他的这项决定在某种程度上应归功于希特勒的先

例。斯大林对“西方力量对比”的评价（此种理论不顾对力量均衡的传统评估，更

注重政治意志和军事实力）也反映出他对希特勒的那种与日俱增的尊敬与好感。斯

大林并不相信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长期结盟的可能性。正如马列信仰的公理所

表明的那样，斯大林深信所有资本家的自然愿望就是组织反对苏维埃国家的阴谋。

俄国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当时的内部矛盾使资本主义世界四分五裂，而正

是这些矛盾给了俄国革命一个最后机会。希特勒对马克思主义的刻骨仇恨导致苏联

与纳粹德国结盟的可能性大大低于与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结盟的可能性。但斯大

林还是满心希望，希特勒作为一个现实政治的老手，能意识到纳粹与苏联在东欧划

分势力范围会给双方都带来好处。

1937年1 月，驻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团长大卫?坎德拉基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

（没有提到李维诺夫）授意之下，开始为苏德政治条约的签订作准备工作，谈判是

在秘密中进行。但那时希特勒对这种可能性未表现出任何兴趣。尽管如此，坎德拉

基在返回莫斯科向斯大林汇报时，据克利维茨基说，他对与德签约的前景作出了乐

观的评价。事实上，他的乐观是因为不愿承认自己未能成功地完成使命。叶若夫对

克利维茨基说：“德国十分强大，可以说，现在它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造

成的这种局面谁又能够怀疑呢？哪个智力正常的人能不这样认为呢？苏联只有一条

路可走”。他甚至提到，斯大林曾对他说过：“我们应和纳粹德国这样强大国家签

订和约。”

虽然希特勒上台之前苏对外间谍机构在德国活动十分活跃，但来自纳粹德国的

情报比来自其他国家的情报在可靠程度上要小得多。德共是西方最大的共产党组织，

它把几千名工人记者组织成了一个网络。这些工人记者的公开目标是――像在法国

和其他欧洲国家一样――向共产主义报刊报导工人的劳动条件。但与此同时，他们

还有一项更秘密的任务――搞工业和军事情报。1930年，德共政治局委员、负责地

下党组织与苏联间谍机构联系的汉斯?基彭伯格被选为德国议会议员。在纳粹分子

上台前的三年中，他利用议会议员和国会军事委员会成员资格所赋予的特殊保护权，

继续其间谍工作。实际上，当时的柏林成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在西方活动的主要

基地、进步组织以及明岑贝格的情报帝国中心。在柏林还工作着一个意义重大、高

度职业化的护照伪造机构，这个机构专为全欧洲和欧洲之外的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第四局和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间谍制做护照并编造“假履历”。汉斯?富纳

斯是这个机构的护照技术专家，他曾以某个“伊瓦尔?米勒”的名字为例，来说明

每个细节都要花费许多精力与功夫：

“口袋里装着写有自己名字的护照，可这个米勒也不能从天而降。他还应有一

些证明他身份的必备文件。比如，出生证明，工作地点证明，社会保险证件和其他

证件。所有这些证明个人身份的文件要制作成‘套’，为了使这套文件内容充实，

还要让历史学家。地理学家，通晓警察工作手段的专家参与伪证件的制作。”

“整套”文件做完后，还要有一些辅助的安全措施。比如，当伊瓦尔?米勒第

一次穿越国境时，他的护照看上去不应当是全新的。内有许多签证和边境验章的护

照能说明护照持有者不止一次地安全通过检查，这样就可以减小被警察怀疑的可能

性。正因如此，护照制造机构还需在护照“成品”上添几个伪造签证并盖上几个边

境验章；同时还需仔细制订出“旅行者”经历的路线，一切都应富有逻辑地与间谍

的“假履历”相符。

据雷纳斯说，从1927年至1932年，柏林护照伪装机构每年要制造450 套左右文

件。1932年11月，警察局搜查了一个护照伪装机构所在地，在那里发现了600 份空

白护照表格（有伪造的，也有真的），35本“半成品”护照，800张护照照片，700

张警察局的专门表格，2000个印章和许多其他用于制造“假履历”的正式文件。

在魏玛共和国灭亡前的最后几年中，使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间谍网

头疼的是苏联间谍活动的死板、德共内部行动的不协调以及德国工人记者们的过分

热情。这些情况往往会给间谍工作带来危害，仅从1931年6 月到1932年12月，德国

法庭就审理了300多桩涉及苏联间谍机构的间谍案。

苏联情报机构在德国最大的失败，是1931年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格奥

尔格?泽梅尔曼的叛逃。八年时间里，他一直在苏联驻汉堡贸易委员会掩盖下活动，

叛变之后，他答应为一家维也纳报纸撰写一系列有关苏联间谍在德国、奥地利和其

他国家活动的文章，并以此方式揭露基彭伯格和其他苏联间谍的长期活动。但他还

未来得及实施计划，就被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塞尔维亚族共产党员安德

烈?彼克洛维奇干掉了。1932年，在法庭上彼克洛维奇供认自己杀人有罪。但声称

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消灭叛变行为，为了许多死去的“无产阶级斗士”。由于共产

党报刊掀起了保护彼克洛维奇的行动，陪审团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最后彼克洛维奇

被无罪释放。

大部分德共和共产国际的重要活动家，之所以能够在1933年纳粹分子上台之后

隐蔽在国外，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护照机构提供的伪造文件。但纳粹警察国家的

建立，对德共活动的明令禁止，人民对希特勒专制与日俱增的狂热，加之一大批共

产党的地下组织成员叛逃，这一切都使苏联谍报网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一个叫格留

菲尔德（外号布鲁诺）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被派往德国，前去执行收拾残局、

重组余部的秘密任务。但莫斯科总部对他的工作并不满意，很快又换了一个富有经

验的间谍，犹太族医生格列戈尔?拉比诺维奇。他给一个被招募者留下如此印象：

“在他那双深陷的栗色眼睛中闪现着忧伤和聪颖，他那身做工精致、略显保守的衣

服加深了可靠和威武的印象”。拉比诺维奇把第四局的间谍网缩减为原有编制的四

分之三，并决定彻底脱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网。工人记者的队伍也再次活动

起来。1934年，护照机构迁至萨尔，一年后萨尔与德国重新统一，护照伪造机构迁

到莫斯科，后又迁至巴黎。国外处处长阿布拉姆?斯卢茨基1935年在莫斯科附近召

开的德共国际大会上说，苏联在德国的大规模情报网已被彻底摧毁，而拉比诺维奇

目前所支撑的第四局间谍网的活动与其说是在进行情报搜集活动，倒不如说是希特

勒政权的地下反对派的一种低效的活动。1936年，拉比诺维奇被调往美国，以便帮

助领导对托洛茨基分子的渗透活动。

由希特勒发起的消灭驻德苏联间谍机构行动。差不多是由斯大林亲手结束的。

许多为苏联情报部门效力的德国人在“大清洗”时期都被逐出莫斯科，其结果与德

共一样，都难逃脱灭顶之灾。汉斯?基彭伯格就是第一批牺牲品之一，1936年，他

在苏联被迫承认了莫须有的“为德意志帝国搞间谍活动的罪名”。

苏联在德国间谍网的覆灭导致了更大的损失，因为德国是唯―一个未被内务人

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侦察机构与第四局联合小组实施技术侦察的国家。1938年，贝

利亚领导内务人民委员部时，这个联合小组就解散了。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部电子

侦察机构迁到了位于捷尔任斯基大街的原“谢列克特”饭店，在这里，他们开始集

中进行外交信函截听工作。绝大部分军事情报都由苏联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

构）获取。但直到1941年6 月德国人侵苏联前，没有一个德军高级密码被内务人民

委员部或是苏联情报总局的密码分析家破译。除极个别外。这些密码在战争结束仍

未被破译。

苏联情报部门竭力在德国，尤其是荷兰、法国和瑞士进行间谍活动，以期补偿

在国内的微小成效。30年代末，第四局的几名间谍开始建立间谍网，这个间谍网后

来在二战期间成了苏联情报部门从纳粹德国获取情报的主要来源。这里，必须首先

提到两个人。第一个是出身波兰的犹太人列奥波德?特列彼尔，他为共产国际国际

联络部工作一段时间之后，于1936年被别尔津招募进第四局充当间谍。1938年，特

列彼尔冒名亚当?米克列尔以投资一万美元的加拿大商人身份来到比利时，与一个

先前在共产国际联络部工作的伙伴、名叫列昂?格罗斯福格尔的犹太人一起组成了

“优质外国雨衣”公司。这个公司成了特列彼尔间谍活动的掩护，正如他自己后来

所说，他成了“生意兴隆的企业家的典范”。但实际上他以此为掩护的主要目的，

是要建立由痛恨纳粹反犹太主义和志愿无偿为反对希特勒而工作的犹太人组成的间

谍网。虽然特列彼尔与佐尔格一样是整个间谍网的领导，但他本身也是一名优秀的

间谍。即使这样，在战前，他和他的间谍们并未搜集到很多重要情报。特列彼尔也

有自己的道理，他后来曾解释说：“严格地说，我们在战前几乎未从事情报活动。

我们的目的是建立可靠的商业掩护、并组织必要的基地，以便枪声一响，我们就能

整装待发投人战斗。”

另一个需要提及的、与特列彼尔同时代的最优秀人物是匈牙利人尚多尔?拉多，

他和特列彼尔一样是个犹太人，也是在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工作、后被第四局招募

开始情报生涯的。其工作途径也与特列彼尔大致相同，他在1936年在日内瓦以企业

主身份成立了一个制图公司。二战期间他领导了对德间谍网工作。但战前他的情报

业绩并未超出特列彼尔，同样是无足轻重。

战前的重要情报，基本上都是从打入德驻东京和华沙机构的间谍那里获取的。

在东京的苏联间谍佐尔格本身就是个优秀的例证。佐尔格做过统计，当他前德国朋

友、上校武官文金?奥托1938年4 月当上德国大使时，在佐尔格发往莫斯科的情报

中，有60％的情报是从德国大使馆搞到的。有一次佐尔格甚至受奥托委托，以使馆

信使身份前往马尼拉、坎顿和香港――一个苏联情报人员居然能在德国外交掩护下

工作，这实在是十分罕见的事情。

据苏官方的说法，佐尔格直到最后也不知道，第四局领导别尔津于1938年惨遭

枪决。因此，1938年他写信给上级领导的信就成了一种辛辣的讽刺：

“亲爱的同志们！别为我们担心。虽然我们极度疲劳并经常处于紧张状态，但

我们严守纪律，听从指挥。坚定果敢，时刻准备着完成伟大使命赋予我前的任务。

向您和您的朋友们致敬。请您代为转交给我妻子的信和问候。并请密切注意她的安

全……”

然而，佐尔格在二战开始前后这段时期的主要侦察方向，是日本而不是德国。

1938年夏，他以手下尾崎秀实的情报为依据劝说莫斯科，日苏在满洲里附近哈桑湖

上发生的第一次严峻冲突，责任完全在当地驻扎日军指挥官本人，而东京政府一直

在竭力避免战争。佐尔格还在1939年5 月日本破坏内蒙古边境时，也发出过类似的

安抚人心的消息。莫斯科不相信佐尔格的情报，并一度认为在苏联远东地区大规模

侵略已迫在眉捷。1939年夏，第四局曾在一段时间内不再信任自己最出色的间谍。

当1939年10月1 日德国人侵波兰，二战开始时，莫斯科向佐尔格发出严厉的指责：

“日本准备与苏联开战，并且已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军事和政治上），而你

们却搞不到任何一点儿有价值的情报。这只能给人一个印象，你们不再积极工作了。”

战争开始前两年，苏联情报机构还将另一名间谍渗入德国使馆。1937年，为第

四局效力的德国犹太记者鲁道夫?根施塔特招募德国大使馆大使参赞鲁道夫?冯?

谢里哈的工作获得成功、冯?谢里哈当时四十来岁，他出身于西里西亚贵族之家，

出任外交职务前是一战时骑兵队的一名军官。但到30年代中期，他的薪俸与妻子的

收人已无法满足他的嗜好――赌博和玩女人。与佐尔格不同的是，与其说冯?谢里

哈是由于意识形态而成为间谍，倒不如说他是个金钱的俘虏。1938年2 月，第四局

往冯?谢里哈在银行的帐户上汇了6500美金――这是在两战期间付给间谍们酬金中

最大的一笔。”

由于冯?谢里哈具有罕见的洞察能力，他能从内部看出德对波兰政策的发展－

－这正是引起苏联不安的事件，从而受到第四局的高度评价。在希特勒上台的头五

年中， 这个纳粹魁首极力消除波兰对其在东欧领土上扩张的有理申的担心， 并于

1934年1 月与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借此安抚波兰人，以便在用现代武

器装备部队之前暂时不用担忧波兰闹事，当时的上策就是保证支持波兰反对苏联。

1938年10月，希特勒要求波兰实行“在反共产国际方案基础上的对俄同步政策”。

“慕尼黑阴谋”之后，希特勒企图控制但泽（现在的格但斯克）港口，并进一步使

波兰沦为其附庸国的野心愈来愈明显。1939年 3月，波德关系日趋紧张。英、法放

弃绥靖政策向波兰保证，一旦德国人侵，将提供“全部可能的援助”。

在希特勒准备发动战争的重要关头，苏联的对德情报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

都出现了下降趋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可以归结为两点：一是，来自佐尔格

与冯?谢里哈的真情报与来自其他情报源的假情报被混杂在一起，难以辩认；二是，

1938年3 月，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半年之后，对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的人侵。

所有这一切重大事件正好与苏联当时对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外处的“清洗”高潮赶

在了一起。可想而知，“下降”是必然无疑的。

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名度过“大清洗”时期的地下人员谢苗?罗斯托夫斯基（他

就是厄恩斯?杰里）和其他一些间谍纷纷指出，“德国吞并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的威胁不能忽视。因为这个前提如果实现，最使人担心的事就会发生：德国在芬兰

建造登陆基地，从哪里给予在波罗的海的德国海军以支持，并开始穿越卡雷利阿地

峡向列宁格勒发起地面行动。关于这种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列宁格勒党组书记安德

烈?日丹诺夫不止一次提到。1980年，克格勃第一总局（对外情报局）的秘史强调，

30年代中期驻赫尔辛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间谍机构干得相当成功。大约有五六个政

治家和政府官员在为该机构效力。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

和伦敦的间谍机构在“清洗”时期历经劫难，遭受迫害最大。1937年末，内务人民

委员部和第四局的所有在外工作人员实际上都被召回了莫斯科，后来他们或被枪决

或被投入集中营。这样就使赫尔辛基的间谍机构完全瘫痪。与芬兰被招募的间谍的

联系也随之中断了。唯一两名经过在莫斯科审讯、幸免于难回到赫尔辛基的是鲍里

斯?尼古拉耶维奇?雷布金（他就是雅尔采夫，在大使馆以二秘身份作掩护从事间

谍活动）和他的妻子、赫尔辛基“外国旅行者”处处长卓姬?尼古拉耶芙娜?雷布

金娜（即雅尔采娃）。雷布金被提升为间谍头目之后，与妻子一起奉命于1938年的

春天重新组织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芬兰的活动。

后来任芬兰外长的魏纳?坦涅虽然知道雷布金的真实活动，却发现他“是个十

分活跃的、令人愉快的人。和他能够很轻松地谈论一些微妙的问题，与其同事不同，

他似乎是个较为随便的谈话对象”。而卓班雷布金娜，高高的个子，淡黄色的头发，

在组织中也小有名气。坦涅认为，这是位“十分美丽的妇人，虽徐娘半老，但却风

韵犹存”。战后，在重建国外处的过程中，她领导德国、奥地利的情报工作。雷布

金在与芬兰人的交往中表现活泼开朗、令人信任，而实际上，他的这种交往方式完

全是个骗局。在内务人民委员部都知道他是个斯大林主义的无限忠诚者，他很清楚

犹太人的出身，要求自己不能表现出一丝一毫的不正统，并要遵守“勤于揣摩，投

其所好，保全自身”的原则。

1938年，雷布金接到指示，命令他在搜集情报的同时开展秘密外交活动。3 月

12日，希特勒未遇任何抵抗就占领了奥地利，并立即把它归入第三帝国的版图。这

一切都引起了克里姆林宫的担心，害怕希特勒下一步将夺取芬兰的登陆基地。但这

种担心很快就被庆祝赫尔辛基解放二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打消了，赫尔辛基的解放并

不是依靠德国，而是苏维埃制度帮助的结果。由1918年指挥过德军的留基格尔?冯

?德?戈尔茨伯爵率领的代表团引人注意地参加了庆典。两天后，雷布金拜见了芬

兰外长鲁道夫?霍尔斯基。在前不久逗留莫斯科期间，雷布金说，“获得了着手讨

论苏芬关系的广泛权力”，而这些讨论甚至连苏联大使也禁止透露。雷布金对霍尔

斯基说，克里姆林宫“绝对相信”，德国计划在芬兰驻军完全是为下一步入侵苏联

做准备。与此同时，莫斯科也到处散布法西斯在芬兰策划的阴谋。雷布金向霍尔斯

基讲明了利害关系：如果德军入侵芬兰，红军一方肯定要还击，而这导致的战争将

在芬兰领土上进行。如果芬兰准备反击德国人侵，则苏联会向它提供武器和军事援

助，并有义务在战争结束后撤出其军队。

但几个月过去了，雷布金为谈判所做的准备工作还是毫无进展。六月、七月中

他两次拜见了首相A?K?卡扬德。雷布金再次强调，只有他拥有进行谈判的全权。

他十分鄙视地说，苏联大使虽然“确实与许多人进行过会谈，但他讲的一切都毫无

意义。”和霍尔斯基一样，卡扬德对芬兰为与苏联结成军事联盟而丧失中立立场的

前景并不乐观。1938年12月，谈判改在莫斯科举行。使芬兰代表团惊奇的是，迎接

他们的不是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而是内贸人民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正如

他们被告知的那样，李维诺夫对此次会见并不知晓（虽然后来他也被吸收参加谈判）

。芬兰人继续抵抗着来自苏方坚持缔结军事协定的压力，同时，也不同意将芬兰湾

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租借给苏联。从雷布金向霍尔斯基提出秘密建议起，时间几乎

过了一年，谈判才于1939年3 月告以结束，但那时苏联外交已完全陷入了一个大变

动的海洋。

1938年10月的慕尼黑会议给“集体安全体系”政策留下的只是一片废墟。苏联

未被邀请参加此次会议，来自英法的压力迫使捷克人将苏台德区拱手送给了德国。

捷克斯洛伐克失去了仅有的一点有效保护，因此，半年后希特勒占领布拉格时，也

没能抵抗多久。斯大林、贝利亚和几乎整个政治局都认为慕尼黑协议的主要内容就

是西方大国迫使希特勒放过英、 法， 将炮口转向东方，集中兵力进犯苏联。这个

“阴谋者”的理论后来成了苏联正统历史科学的一条公理。直到80年代末苏联历史

学家仍坚持认为，“西方大国不仅放纵了法西斯的侵略，还以最明显的方式将法西

斯德国转向对抗苏联”。而实际上，虽然许多西方国务活动家对两个独裁者的冲突

幸灾乐祸，但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旨在挑起德国进攻苏联的阴谋。

斯大林情愿相信英一法阴谋，这不仅因为他个人就是一个“阴谋理论家”，还

因为他手中掌握有大量的情报。当时的情报工作实际上处于低谷，大部分合法的或

非法的间谍人员都被消灭。还有一些属于奥尔洛夫或克里维茨基这种少数情况――

临阵叛逃，即使有一些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没逃跑成，也在奴颜婢膝的原则“勤

于揣摩，投其所好，保全自身”指导下纷纷自寻出路去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当

局越来越迫切、 强烈地要求国外处提供一些能使苏联领导阶层深信不疑的、 证实

“秘密阴谋”理论的情报。而那些不能拿出英一法试图挑起苏一德战争证据的人，

就会被怀疑与帝国主义分子有牵连。接替国外处以前那批遭到“清洗”的、善于全

面独立思考的“老”间谍位置的是新一代工作人员，尽管他们对如何在另一个环境

中表现自我尚无足够经验，但他们却在竭力表现自己在发现和清除反革命阴谋的能

力，以期在仕途上有所发展。

阿布拉姆?斯卢茨基死后，1938年2 月他的副手米哈伊尔?施皮格尔格拉斯成

了国外处代职领导。施皮格尔格拉斯本人曾在西班牙领导过秘密战，在瑞士策划过

处决一个叫伊格纳季?赖斯的叛逃者。后来，另一个叛逃者、弗拉基米尔。彼得罗

夫回忆说，施皮格尔格拉斯是一个残忍的，但同时又是一个“举止得体，礼貌，实

干，头脑机敏，动作灵活”的人。和斯卢茨基一样，施皮格尔格拉斯也是个犹太人。

几个月后，他也被干掉了。当贝利亚1938年7 月以叶若夫继任者身份来到莫斯科时，

他还带来了自己的格鲁吉亚“执朝郎”弗拉基米尔?格奥尔吉耶维奇?杰卡诺佐夫，

后来，这个“执朝郎”成了国外处的新领导。杰卡诺佐夫的外貌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身高刚过一米五O ，长着一个不大的鸟鼻子，几缕黑发横贴在那十分显眼的秃头上。

20年代初，他在高加索草营人命的经历为他赢得了一个“巴库刽子手”的名声。后

来这个名声又因他在“大清洗”时期担任格鲁吉亚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的一系列暴行

而愈发振耳。杰卡诺佐夫在国际事务中毫无经验，是国外处第一位从未出过国的领

导。但他比任何一位有经验的前任都要显赫、在苏联对外政策中所起到的作用都要

重要。两年时间里，他升至副外交人民委员、后来当上了驻柏林大使。

在慕尼黑会议之后，杰卡诺佐夫向贝利亚和斯大林提供了一系列情报，它们大

多是有关1939年1 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罗马进行谈判的一些传闻，莫斯科认为，它

们具有一定的可信度并予以较高评价，李维诺夫曾对波兰大使说：“他得到了一个

可靠消息，好像张伯伦在谈判进程中试图触及‘乌克兰问题’，这似乎使人觉得，

英国不再把德国在此方向上的企图看成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莫斯科对英国企图挑

起德国进攻苏联的这些补充证据深信不疑，以至于李维诺夫的一位副手三个月后在

与意大利大使谈话中继续痛斥张伯伦的险恶阴谋。

正当内务人民委员部对外情报机构的情报最不受信任时，此机构在苏联制订对

外政策时的影响却十分巨大。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种渠道都被用来准备1938年与芬

兰和1939年与德国的秘密谈判。与此同时，在1938年，内务人民委员部还把主要精

力用来对那些被称为反革命或亲西方的外交人员进行清洗， 这次清洗一直持续到

1939年。一位经历了这段时期的外交人员后来回忆说。“经常是你和一位同事约好

再见面时谈论一些问题，第二天就发现他不再在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了一一他已被

捕入狱”。最引起贝利亚和斯大林怀疑的，是那些既熟知西方又富有经验的外交家。

逮捕活动甚至触及到了人民委员部领导阶层。原副外交人民委员H?H?克列斯京斯

也成了“人民之敌”。他在1938年2 月所谓的反“右倾分子――托洛茨基派联盟”

运动中被判枪决。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另一位副手鲍利斯?斯皮里多诺维奇?斯托莫

尼亚科夫工作时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同事们经常看到他脖子上围个湿毛巾

以缓解折磨他的头痛。每当工作日结束时，他长时间地洗冷水浴。但和克列斯京斯

一样，他也难逃脱被枪决的命运。

在慕尼黑会议和集体安全政策破产以后，李维诺夫本人担任外交人民委员的时

间也屈指可数了。莫洛托夫后来指出“我们国家中就有一些鼠目寸光的人，他们只

有反法西斯狂热感情，却忘掉了我们（西方的）盟国的挑拨活动”。首先他怀疑的

就是李维诺夫，他认为李维诺夫整日沉施于集体安全的空想之中，反而对英法那些

企图秘密挑起希特勒进攻苏联的“统治集团”帮了大忙。1938年4 月，李维诺夫在

建议和英法谈判签订“反对侵略欧洲”互助条约后，最后一次努力试图把集体安全

体系变为现实。但就在那天，莫洛托夫接替李维诺夫的外交人民委员职务。在这一

变动后不久，前红色工会国际领导杰卡诺佐夫和洛佐夫斯基被任命为副外交人民委

员。虽然李维诺夫与自己的几个前任副手不同，他经过了大清洗，但为了彻底铲除

“李维诺夫残留分子”，由莫洛托夫倡议，在委员部内部成立了“精英”小组，贝

利亚和杰卡诺佐夫成了小组的一、二把手。当他们出现时，莫洛托夫和贝利亚穿着

便服，而杰卡诺佐夫则穿着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制服。委员部的成员们要一个个经过

这“三人联盟”的挑选。他们自然是要竭力证明他们与人民的敌人毫无瓜葛，虽然

有时也有露马脚的时候。

在几个月的时间内，莫洛托夫脚踩两只船，就签约事宜进行着平行谈判――公

开场合与英法谈判，然后拘谨一阵之后秘密与德国谈判。无论在苏联，还是在英国，

人们对英一法一苏之间的谈判反应冷淡。张伯伦在私人日记中写道：“我对苏联的

真实目的十分怀疑，即使它真诚地乐意帮助我们，它的军事潜力也不足以令人信服。

”大概斯大林把与英法的谈判看作向德国施加压力、迫使签订和约的手段，或者是

一个双保险，即使与德签约无法实现，与英法的这种谈判也是最明智的决定、最成

功的选择。只有法国对迅速签订和约的必要性表示理解，因为它担心，英一法一苏

谈判一旦破裂，斯大林就会与希特勒缔约。

为使德国签约，内务人民委员部精心策划了“积极行动”。4 月14日，苏联大

使向德外交部提出议案几天后，驻伦敦的德国大使馆很容易就截收到一些英国外交

电报，并将其主要内容发给柏林。电文基本上都是有关英苏谈判进程的。奇怪的是。

在截获的电报中，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漏洞和失真。比如，电文中说，英法代表在

谈判中提出了一些更有利于苏联的条件，使得谈判取得了很大进展。而这远远超出

了事实，德国的情报机构是最不可靠的消息来源：德国专家无法破译英国外交电码，

而且可能在英国外交部根本就没有能够接近这些电报的间谍。唐纳德?卡麦隆?沃

特教授认为，“消息一定是来源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英国的情报机构”，只有

这种推测才是唯一令人信服的猜测，它能够解释为什么在1939年4 月德国大使馆突

然地、而且是有选择地搞到了英国外交信件；为什么在德一苏签约前一周，情报接

收又突然中断。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冯、德?舒伦堡也同样获取了一些类似以加速

双边谈判为目的的情报。

内务人民委员部拍往德国驻伦敦大使馆的伪造电报来自一个或同时来自两个源

点。第一个源点是英国外交部联络部密码破译员、大尉约翰?金，1937年他被召回

前一直受特奥多尔?梅伊领导，虽不能肯定，但极有可能是在1938――1939年冬，

当内务人民委员部重新开始在伦敦行使领导权后，金又被重新使用。第二个源点可

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电子侦察部门，金?麦克林和克恩克罗斯在其中是中坚力量方

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奉送”给伦敦德国大使馆的情报，被公正地称为“最令人信服

的虚假情报的光辉典范”。但这一切最终并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当希特勒备战入

侵波兰时，与斯大林签约的益处是如此之大，以至于纳粹魁首根本就不需要来自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秘密协助”。在8 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莫斯科如愿

签订。秘密备忘录预先规定，“当国家领土和政体需要重新考虑”时，苏联拥有对

东部波兰、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芬兰和比萨拉比亚（在罗马尼亚）的监

督权。这个条约的签订使英国外交部和其他世界大部分国家措手不及。

两位独裁者对条约签订都欣喜若狂。签约后，斯大林举杯祝辞，“我清楚，”

斯大林说、“德国人民多么热爱自己的领袖。我们为他的健康干杯。他当之无愧。”

然后莫洛托夫为里宾特洛甫敬酒，里宾特洛甫也为苏联政府高举酒杯。仪式结束时，

斯大林对里宾特洛南说：“苏联政府对待条约十分严肃，我发誓保证，苏联绝不出

卖自己的伙伴。”当希特勒被告知签约之事时，他正在进午餐，他一下从椅子上跳

起来喊道：“我们赢了！”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一周，即10月1日，德军以150万兵力跨过波兰边

境。10月17日，当波兰人英勇地、但已无望地抵抗法西斯军队时，苏联将军队开进

波兰国土东部，希望从这块大蛋糕上分得自己的一块。当苏德两军部队相遇时，这

对新盟友互相表示友好，互相敬酒祝辞，有些地方还举行了联合阅兵。波罗的海沿

岸国家还被仁慈地给予了九个月的有限独立机会。但代价也是昂贵的，所有国家都

不得不同意苏联在其领土上布置军事基地。当爱沙尼亚同意苏联这一要求后，斯大

林安慰他们的代表团说，“我敢说，爱沙尼亚代表团作出的退让是明智的……因为

在波兰发生的悲剧，可能会在你们身上重演。”

在被红军占领的领土上，内务人民委员部迅速组织了公民投票，投票中好像居

民都赞成与苏联联合。

尼基塔?赫鲁晓夫当时是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当时波兰东南部

领土以“西乌克兰”名义归人乌克兰版图。赫鲁晓夫后来回忆起内务人民委员部这

一令人瞩目的戏剧性成就（很明显，并没有任何故意讽刺的意思）：

“我们选出了代表团去参加利沃夫的代表大会……大会在巨大的、令人鼓舞的

政治热情中进行了几天。我没有听到一句怀疑建立苏维埃政权必要性的话语，发言

者们逐一带着喜悦、激动心情发言，说他们心中的梦想就是加人乌克兰苏维埃共和

国。对我来说，看到工人阶级、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开始理解马列学说当然感到无

比欣慰……虽然逮捕还在继续，但我们认为这是为了巩固苏维埃国家和开辟在马列

主义原则上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盖世太保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追捕“种族敌人”时，内务人民委员部则着

手追捕“阶级敌人”。1940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制定出十四类被驱逐出境的对象。

十分有趣的是， 托洛茨基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异端者被列人第一类， 名单内还包括

“曾出过国”或“与外国代表有联系”的人。这一范围包括的面太广了，其中甚至

还有世界语专家和集邮家。大部分被驱逐者由社会上层代表和他们的家庭成员构成：

政治家、公务员、军官和警官、律师、地主、商人、店主、神父和“积极的教民”。

和纳粹德国安全机构、盖世太保一样，内务人民委员部之所以这样做，如后来弗拉

季斯拉夫?安德烈斯所说，是为了“使社会失去领路人”，也就是为了消灭那些潜

在的、可能组织对抗苏维埃制度的领袖。内务人民委员部事实上与德国安全机构、

盖世太保合作过，他们用苏联集中营中的德国共产党员，交换在德国居住的侨民和

乌克兰人。马尔加列特?布贝尔一诺伊曼是德国的一名共产党员，她就是在布列斯

特一里托夫斯克城布格河的桥上被苏方交给德国安全机构的。互致敬礼后，德国安

全机构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军官们像老朋友一样亲热：

“当我们走过桥的一半时，我回首望去，看见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代表还成群结

队地站在那里，目光追随着我们。他们身后就是苏维埃俄罗斯的土地。一种苦涩感

涌上心头，我想起了共产主义的咒语：劳动者的国家，自由者的林荫大道，受摧残

者的王国……”总共约有150 万波兰“阶级敌人”用运牲畜的卡车被运往苏联哈萨

克斯坦和西伯利亚荒无人烟的地方。1941年6 月，德国入人侵苏联，等宣布大赦这

些波兰人时，已有一半以上的人不在人世了。其中约有一万五千名波兰军官在距波

兰国境不远处就早已被枪决。少校索利斯基在日记中记述了他如何在1940年4 月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保护下”，落到离斯摩棱斯克不远的卡延森林：

“把我们带到一个不大的林间空地，一切都像独具特色的野餐。他们掠去了我

们的订婚戒指和指向早晨六点半的手表，还收走了皮带和刀子。他们会把我们怎么

样？”

三年后德军一分队发现了索利斯基的尸体，制服口袋里的这本日记和卡延森林

中埋葬四千名波兰军官的坑穴。大部分被枪决的人都被反绑着双手，每人后脑勺都

有一个子弹洞。在内务人民委员部惨无人道的牺牲品中，有一些甚至是熬过莫斯科

大清洗时期的波兰共产党员。1940年，弗拉季斯拉夫?哥穆尔卡（后来的波兰领导

人）从苏联跑到了德国。

第六章 无线电监听、间谍的渗透以及剑桥“五杰”

（1930－1939）

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悬挂着众多的苏联侦察英雄的肖像，但其中仅有

一人从未当过人民内务委员部的军官（这是仅有的例外），他就是扬?卡尔洛维奇

?别尔津将军。在国内战争时期，别尔津就指挥过“契卡”的队伍，但最闻名的时

候，还是他当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负责人的时期（即1924－1935年，那时军事情报机

构被称作总参四局，后来叫情报总局）。别尔津1890年出生于拉脱维亚，少年时期

加入地下党组织，后来有几年他是在铁窗下和西伯利亚的苦役中度过的。1919年，

他在短命的拉脱维亚苏维埃政府中工作过一段时期。在别尔津仕途之初，他的许多

最亲密的战友在军事情报生涯中的经历与别尔津十分相似，因此他们被称为“拉脱

维亚派”――这就如同捷尔任斯基的几名主要助手在一段时期以“波兰派”著称一

样。1935年，别尔津以集团军指挥官身份被派往远东，1936年8 月被召回莫斯科，

被任命为西班牙共和国政府中苏联军事代表团的负责人。一年后，正值大清洗时期，

他被召回俄罗斯，后来也未逃脱镇压的劫运。

别尔津将自己在第一总局荣誉厅中的席位归功于他对情报工作的贡献，而这些

情报的取得主要是靠无线电截听和间谍渗透手段的运用。三十年代初，他参加过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联合分队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特别任务处下辖的第四局的组建工作。

联合分队的主要任务是负责军事、民用情报的侦听。领导这个分队的，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的格列布?博基和他的副手、第四总局的n ?哈里克维奇上校。这个分队

当时是整个政治保卫总局最隐密的部分。1935年之前，它一直位于库兹涅兹桥上外

交部人民委员部大楼里，而不是在卢比扬卡。叶芙多基姬?卡尔采娃（后改为彼得

罗娃）1933年加入该分队，据她讲，分队严令禁止其工作人员将自己的工作地点告

诉任何人甚至亲生父母。和大多数分队年轻女工作人员一样，卡尔采娃常常在领导

面前感到不寒而栗：博基走起路来稍有些驼背，他行为怪癖，无论晴天还是阴天整

天带着雨衣。卡尔采娃常常由于他那双冰冷的、锐利的、淡蓝色的眼睛吓得发抖，

因为那种目光总使人们觉得自己的样子与他是敌对的。尽管光阴流逝，他也五十多

了，但博基还是津津乐道于自己的风流韵事，每逢休息日，他总要在自己的别墅里

搞狂欢活动。当卡尔采娃向一个男性同事问及这些狂欢的情形时，他回答说：“你

要是对谁泄露了这个秘密，博基就会让你终生不得安宁，你必将玩火自焚。”卡尔

采娃被邀请到领导别墅做客时，总是惶恐不安，上夜班时，为了避免骚扰，她总穿

不惹眼的裙子，害怕招来一些不请自来的麻烦。

尽管领导腐化、淫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仍旧是世界上最

大、装备最先进的截听和破译机构。间谍活动为这个机构带来的利益比其西方任何

一个类似的机构都要多。在大部分机构里，从事间谍侦察的人都时常会得到一些破

译的情报，但在30年代，只有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仿效了革命前“暗探局”

制订的规矩，使获取此类文件成为他们独有的特权和优势。在联合分队建立的初始

几年，对苏联对外政策影响最大的，是来自日本的情报。在联合分队日本组工作的

叶芙多基娅?彼得罗娃发现，来自日本的破译材料是“在间谍的帮助下搞到的”。

在30年代的不同时期，这些间谍中就有驻柏林和布拉格日本大使馆的工作人员。

别尔津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情报总局的第二大贡献是，他对那些用于间谍渗

透的技术装备的管理与使用。这些技术装备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二十年代为对付

流亡白军以及在三十年代为渗透外国政府和军事机关而专门研制的。按照1980年为

纪念国外处成立60周年而编写的秘史，这项战略是在别尔津同国外处头目阿尔图佐

夫、国际联络部主任科明捷恩?皮亚特尼茨基的谈话中产生的。极有可能，这项首

创的想法是别尔津提出的。三十年代初，间谍主要用于对付国外的白军组织，后来

是托洛茨基分子。别尔津最感兴趣的是使用间谍来搜集情报。他的首创想法很快就

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效仿。三十年代时期，在第四局和政治保卫

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并无明确的职责划分。第四局的间谍经常是既搜集政治

情报，也搜集军事情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也是如此，但搜集的

情报相对少一些。于是两个组织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逐渐代替了国际联络部情报

搜集网。

在克格勃的间谍中，里哈德?佐尔格可以算是出类拔革的，1964年，也就是他

死后二十年，佐尔格成了苏联英雄。在他的忌日，人们写了一系列经官方批准的着

力渲染的传记来纪念他，而且对一个外国间谍尤为不平常的是，为此还专门发行了

一套邮票。1929年，佐尔格来到第四局工作。当时他给共产国际的间谍谢杜?马兴

克的印象是：“一个有着迷人的外佩具有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思想的学者”，总之

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佐尔格1895年出生于高加索。父亲是个德国人。在油田当钻探工，正如后来佐

尔格所说的那样，他父亲是个具有“民族主义和亲帝国主义”思想的人。母亲是俄

罗斯人。佐尔格在柏林一所中学上过学，一战时受过伤，对无谓的战争带来的破坏

感到十分失望，后来他投身于工人运动的革命派之中。布尔什维克使他不仅从理论

和思想上支持这场运动，而且还直接参加到运动中去。战后，佐尔格获取了汉堡大

学社会科学哲学博士学位，成了一名积极的共产党员。1924年末，他来到莫斯科，

1925年开始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并获得苏联国籍。从1927年到1929年，国际联络部

把他派往德国，后来又去了英国和斯堪的那维亚。1929年11月，他被别尔津将军招

进第四局工作。不过，他同时还与皮亚特尼茨基和国际联络部保持着联系。

佐尔格接受的第一项任命，是领导一个在德国记者身份掩护下的上海间谍网。

在上海，他吸收了一个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入网，后来这个记者成了他最重要

的间谍。尾崎秀实是一个年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倾向者，出身富裕家庭，与日本政

界人士联系密切。1933年1 月，佐尔格返回了莫斯科，别尔津对他在上海的工作成

绩大加赞扬。后来，他被派往日本工作，可以说，这项任命对佐尔格来说是最重要

的一项任命。 在去日本途中， 他在德国呆了几个月，在此期间，他巩固了自己的

“记者”声誉，并开始以纳粹党的交际老手闻名。在佐尔格的告别晚宴上、连戈培

尔博士也出席了。1933年10月一到东京，佐尔格很快便赢得了德国大使馆的信任。

即使在他被捕八年之后，他还不无骄傲地自夸：

“我在日本的组织的基础就在于我成功地与德国驻日本大使馆搭上了关系，并

且赢得了其工作人员的绝对信任……我能顺利地潜入大使馆的核心腹地从事情报活

动，甚至在莫斯科，这也被认为是令人震撼的空前绝后之举。”

但佐尔格没有想到，在这之前，其间谍网为苏联提供的有关德、日的重要情况

同样被莫斯科认为是“令人震憾”的，而且论其价值，绝不亚于他在日本的收获。

佐尔格是在东京度过了八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克里姆林宫认为这正是日本对

苏联构成最大威胁的时候。三十年代初的“大萧条”使得日本民主雪上加霜，本来

就不牢固的根基开始彻底动摇。萧条造成的社会气候使军队得以完全摆脱了政治上

的从属地位，并以人民的支持为“后盾”开始了实现其野心勃勃的领土称霸计划。

1931年10月，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军，制造了炸毁铁路事件，他们把责任推给了中

国军队， 并以此为借口开始了占领东北三省的军事行动， 这次事件后来被粉饰为

“满洲里事件”。后来，尽管日本政府同意国际联盟要求撤军的要求，但在笼罩全

日本的民族主义狂热面前，政治却无力支配军队。1932年初，日本在长春成立了由

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名义统治的伪满洲国。从那时起，日本开始控制与苏联接壤的大

部分陆上边界。

直到三十年代中期，莫斯科一直认为，德国比起日本是危险较小的战争策源地。

若干年来，莫斯科始终较为自信地、镇静地观察着纳粹势力的增长，因为与其说她

看到了在东方未来战争的预兆，不如说看到了德国资本主义的垂死挣扎。所以直到

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成为德国首相时，共产国际还一直号召德国共产党员进攻

社会主义左翼敌人，而不是纳粹这样的右翼敌人。虽然1933年外交委员马克西姆，

利特维诺夫在苏联对外政策概述中也注意到纳粹制度的“极端反苏思想”，但同时

他还是强调，主要威胁仍来自日本。后来几年，苏联的对德、对日政策，同西方政

策一样，一直建立在妥协基础上，她的主要任务就是既避开与日本作战，又不同德

国交火。

1933年10月，佐尔格一到东京就接到了“密切注意日本是否企图进犯苏联”的

命令。被捕八年以后他写道：

“许多年来，这是交给我和我的小组的最重要任务，可以说，这就是我在日本

肩负使命的唯一目的……由于一直密切关注满洲里事件后日本军人的重要作用及其

思想观点，在苏联出现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即怀疑日本计划进犯苏联；这股怀

疑势力如此强大，以至我的反面意见在莫斯科并非总能得到理解……”

如果说，莫斯科对日本会进攻苏联的担心有些夸大的话，但这种担心仍是有根

据的。日本军队内部几年来主要分成两大派别：主张与俄罗斯交战的“皇道派”和

力主进犯中国的“统制派” 。 直到1936年，粉碎了“皇道派”搞的未遂政变后，

“统制派”才彻底占了上风。当时，西方曾要求日本不要插手中国事务，但一切为

时已晚矣。正如日本军事外相所说：日本国内事态已发展到就好像“企图说服一个

男人不要再骚扰一个已和他怀孕的女人” 一样。1937年7月，当日本公开宣战时，

它实际上已经间接控制了中国东北很大面积的领土。

1935年，当马辛克在六年之后再一次见到佐尔格时，她惊奇地发现，经过在中

国和日本这些年的风风雨雨，他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虽然他同以前一样拥有“异常

迷人的外貌”，仍是一名踏实的共产党员，“但已几乎看不到一个具有浪漫主义和

理想主义学者的魅力了”。一个日本记者评价佐尔格是“典型的好惹事生非又傲慢

自大的纳粹分子……性格暴躁又嗜酒如命”。正是这种形象，使佐尔格获得了德国

大使馆工作人员的信任。 在大使馆的工作人员中，上校武官文金?奥特（1934年3

月升任此职）及其夫人与佐尔格关系密切，而且佐尔格还与武官夫人暗中保持着情

人关系。这样，佐尔格便获得了接触大量有关日本武装力量和军事计划情报的机会，

因为这些情报都是通过武官夫人之手发往柏林的。同时，佐尔格还能接触到从国外

发往大使馆的有关德国远东政策的文件。1938年4 月。奥特被提升为大使，佐尔格

开始每天与他共进早餐，进餐同时，向他提供日本国内的最新情报，并校订整理其

发往柏林的部分情报。与此同时，佐尔格间谍网上最主要的一环尾崎秀实开始发挥

较大作用，因为尾崎秀实作为重要国务活动家、王子近卫智囊团的成员，愈来愈经

常参加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去。1935年末，尾崎秀实拍照了一些文件，文

件内容涉及日本第二年国家计划，并指出日本短期内不会进攻苏联。佐尔格正确地

预言了1937年日本对中国的人侵，并按惯例向上呈递了一份把握十足的报告：日本

无意入侵西伯利亚。

在所有苏联官方佐尔格的赞辞中，至少有一条是不实之辞，而且迄今为止西方

尚未发现它的微妙之处。苏联一直在有意地用佐尔格搞到的情报去掩盖苏联无线电

截听的工作成绩，去掩盖至今。甚至在戈尔巴乔夫公开化时代也未提及的情报搜集

方式。可以说，比起佐尔格本人搞到的情报，截听到的情报构成了更重要的有关日

本的情报来源。所以，1931年4 月，也就是“满洲里事件”发生前半年（佐尔格到

达东京前两年多），“皇道派”的支持者、日本驻莫斯科武官、中校笠原幸雄曾向

日本总参谋部发过一封电报，后被苏方截获并破译。这封电报比其他任何担心日本

进犯苏联的消息都会令人深信不疑。电文中说：

“日苏交战已无法避免，只是迟早的问题……日苏战争开始愈早愈对我们有利。

我们应当明白，形势一天天变得有利于苏联。简而言之，我希望当局下定决心同苏

联打一场速战速决的战争，并着手制定相应的政策”。

这样一来，莫斯科担心“满洲里事件”会成为笠原幸雄所号召的进攻苏联的序

幕就显得不足为奇了。与此同时，引起更大恐慌的是日本驻苏联大使广田弘毅与在

莫斯科访问的日本将军进行的谈话中所说的话，这些话引自另一封被截获破译的日

本电报：

“暂且把日本是否值得同苏联交战这一问题放在一边。我们可以说，有必要推

行旨在与苏联在任何时候开战的对苏强硬政策。但目的应当不是抵制共产主义，而

是占领东西伯利亚”。

1931――1932年春天，莫斯科又一次经历了与日本开战前的恐怖的冲击。共产

国际秘书处严厉批评了一些国外同志，指责他们不善于捕捉“日本进攻满洲里同备

战反苏战争之间的联系”。1932年2 月，共产国际秘书处要求各成员党立即组织怠

工并拒绝向日本运送武器：

“要求立即发动群众，破坏经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铁路和资本主义国家港口的武

器和军用物资的运输”。

莫斯科的惊恐发展到了多少有点不理智的地步。1932年3 月，它发表了一则引

人注目的声明：“我们现在已掌握了由日本军界最高层的官方代表人士制定的文件，

其内容是进攻苏联并占领其领土”。更引人注目的是，《消息报》还登载了译自截

获的日本电报的部分内容，也就是笠原幸雄建议进行“速战速决战争”和广田弘毅

号召“占领东西伯利亚”的那部分电文。

莫斯科打算把这一来自日本威胁的证据公开发表，因为它至少可以说明苏联已

搞到了（日本的）情报。而日本根据这些情报也意识到，自己的外交电码和密码已

被苏截听机构破译。1931年被解职的电码破译员美国人格伯特?亚德利曾发表了轰

动一时的回忆录，其中谈到美国的“暗箱”（破译机构）已掌握了日本外交信件的

密码系统。之后立即爆发政治丑闻。日本外交部长立即公开指责美国这是在搞“夫

妻叛变”，因为它早在十年前的华盛顿会议上就曾截获了日本的情报。

1932年春，笠原幸雄被任命为日本总参谋部第二局俄罗斯分部主任。其继任者、

驻莫斯科大使馆武官川边寅四郎，向东京报告：事态发展表明，日俄战争已“不可

避免”。笠原幸雄对此立刻作了回答：军事准备已进行完毕，“与俄罗斯交战从巩

固满洲里方面来看对日本十分必要”。在后来的几年里，苏联的密码破译者同佐尔

格的间谍网一样，都把主要任务放在了观察日本进攻的危险上，换言之，都投入到

了观察这一终究未成事实的危险之中。

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侦察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地窃听了在柏林举行的德日旷

日持久的谈判，双方的主谈人员为德国外长乔基姆?里宾特洛甫和日本武官（后为

日本大使）大岛广将军。谈判结果，最终签订了德日共同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

议，并于1936年11月25日公布于世。虽然驻东京的德国大使馆以前曾向佐尔格提供

过不少秘密情报，但这次连他们自己也只是掌握了一些有关谈判进程的间谍情报。

而莫斯科主要是依靠无线电侦察获取了大量的战役情报。1936年春，驻柏林的苏联

间谍（他们都归内务人民委员部荷兰间谍站头子瓦尔特?克里维茨基统一领导）获

准接触日本大使馆的密码本以及德日谈判密码。“从那时起，――克里维茨基夸耀

道，――大岛广将军同东京之间的来往信函常常经我们之手而过”。这样一来，日

本与其驻莫斯科大使馆之间的电报，由于被联合截听分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第四局

大量破译，它们无疑就成了有关谈判进程的补充情报来源。

德日反对共产国际的一系列协议，从字面上看并不具有更大的威胁性，不过是

相互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以及在防范方面的共同合作而已。但在协议的秘

密备忘录中却写道，当签约方的任何一方“遭到进攻威胁或成了进攻的牺牲品”时，

双方应立即就进一步行动问题进行共同磋商，任何一方不得做出“有利于缓和苏联

形势”之举。当然，克里姆林宫很容易从这些含糊的措词中发现德日凶险的用意。

因此，在反对共产国际协议发表三天之后，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苏维埃代表大

会上声明：

“至于德日发表的协议……这不过是另一个协议的掩护，它们实际上是被同时

讨论与草签的，后者没有公开发表，他们也不打算发表。我可以负责地宣布，日本

武官同德国超级外交家之间进行的15个月的谈判，正是为了搞出这么一个对‘共产

主义’只字未提的秘密文件”。

在李维诺夫的讲话中，虽未提及秘密备忘录的情报来源，但却非常奇异地指出

了电码破译的事实： “许多人认为， 虽然德日协议以特殊电码写成，而且，其中

‘反对共产主义’一词也会用其他词来代替，但人们一定能用各种方法把它破译出

来。没错，这种观点非常正确，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来年秋天，克里维茨

基回到了苏联，鉴于他对苏联无线电侦察的贡献，他被授予列宁勋章。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第四局的联合分队认为，三十年代中期，无线电情报侦察

所取得的成绩，在很大程度上还应归功于对不列颠外交电码和密码的破译工作。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英国外交部的首次渗透完全出自一次偶然事件，这在情报行当中

被称为“天外来物”。1929年，大不列颠外交部通讯司译电员欧内斯特?霍拉韦?

奥尔德姆借随同英国贸易代表团访问巴黎之机，来到了苏联驻法国大使馆。他自称

斯考特，请求与武官见面。接见他的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弗拉基米尔?沃伊诺

维奇（自我介绍为“少校弗拉基米尔”）。奥尔德姆说他在英国外交部工作，带来

了不列颠的外交密码，并说愿以两千美元出售。沃伊诺维奇把密码拿到隔壁房间拍

了下来。也许是怀疑奸细行为，沃伊诺维奇回来，显得十分气愤，把密码摔到了奥

尔德姆的身上，斥责他的欺骗行为，并把他赶出了使馆。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四局联合分队的密码破译员很快就对奥尔德姆带来的密

码进行了鉴定，结果显示：密码可靠无误。于是，“中心”批评沃伊诺维奇未及时

付给“斯考特”酬金，并失去与之建立联系的机会；同时命令他一定要找到“斯考

特”，如数付给酬金，并重新建立关系。但令沃伊诺维奇感到难堪的是，跟踪奥尔

德姆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军官居然记错了地址，使得寻找工作搁浅。在这以后，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在荷兰的地下人员汉斯?加连尼（在自己人中以“汉斯”闻名）费

了很大力气于1930年在伦敦找到了奥尔德姆。一天晚上，加连尼在奥尔德姆下班回

家的路上拦住了他。加连尼叫出了他的名字，并用简短的、事先准备的话语说道：

“我很遗憾，我们没能在巴黎见面。我知道弗拉基米尔所犯的严重错误，他已被解

职并受到惩罚。我是来给您送还本应属于您的东西。”加连尼边说边把一个信封塞

进了奥尔德姆的手中，然后横穿过马路，消失在下班职员的人流中。过往行人看到

奥尔德姆抓住胸口，腿弯了下去，就上前帮助。奥尔德姆不好意思地嘟嚷了几句感

激的话，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就回家了。到家后，他急忙打开了信封，发现里面有

两千美元和下次与加连尼见面的指示。有情报表明，奥尔德姆去赴这次约会的初衷

是想中断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联系。但加连尼说服了他，后者不仅收回了钱，并

且又提供了英国外交部新的密码情报。安全制度以及有关通讯司同事的一些情况。

虽然加连尼竭力赞扬奥尔德姆，并邀请他偕夫人去高级饭店用餐，但双重生活的紧

张使他不堪重负。1933年10月的一天，人们在他寓所厨房的地板上，发现了已处于

昏迷状态的奥尔德姆，立即把他送往医院。但为时已晚，他死在了前往医院的途中。

调查表明，由于奥尔德姆常处于“非正常心理状态”，最终他以煤气窒息了结了自

己的生命。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利用奥尔德姆提供的有关通讯司工作人员的情报后，又开始

招募新人。为此，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两名间谍人员被派往日内瓦，因为在那里，

奥尔德姆的几名同事为国际联盟不列颠代表团做译电员工作。一名曾在英国居住过，

当过俄罗斯海员的间谍人员，表现得十分不机智，以至代表团工作人员很快就怀疑

他在为苏联情报机构工作。而另一名间谍人员，亨利?克里斯季思（哈恩卜皮克，

是一个颇有成绩，善于交际的荷兰艺术家，他在不同时期分别效力于汉斯?加连厄、

倒霉的伊格纳季?波列茨基（1937年被干掉）以及特奥多尔?马雷（下文中将会提

到他）。在他们的帮助下，皮克凭借自身的勉力，成了驻日内瓦不列颠职员和记者

圈子中惹人喜爱的人物。他经常请一些译电员去他在海牙的家中作客，十分排场地

招待他们，并大方地借钱给他们。

皮克选择了大尉约翰?格伯?金作为最合适的招募人选。此人1934年作为“临

时人员”进入通讯司工作（这份工作不具有领取退休金的权力），他与妻子分手后，

同他的情人、一名美国姑娘同居，微薄的薪水时常令其捉襟见肘。皮克以极大的耐

心和手段与金慢慢结识，有一次他同妻子还邀请金和他的情人去西班牙度假。在那

里他们住的是最豪华的饭店，而且出手阔绰，皮克后来评价这次旅行是一次“真正

的享受”，而他对金及其情人的评价则是“一对不可思议的、枯燥乏味的人”。皮

克并没有尝试在日内瓦招募他，他耐心等待着最佳时机。直到1935年，金回到英国

外交部通讯司工作时，皮克才开始下手。他在伦敦与金见了面。甚至在这里，皮克

还隐瞒了自己同内务人民委员部之间的关系。他对金说，一个荷兰的银行家对国际

关系方面的秘密情报非常感兴趣。如果金为他提供这方面情报，那么他付给金双倍

报酬。金同意了。

为了不虚不列颠之行，皮克向一个曾与他在以前的聚会上认识的名叫康拉德?

帕兰的英国商店装修专家建议，成立一个艺术装饰公司，他允诺亲自筹措资金。帕

兰同意了，他们租了一栋房子。皮克住的那层楼专门设了带锁的房间，以便皮克在

那里拍照由金搞到的文件。戈尔季耶夫斯基认为、其中有些文件十分重要，并把它

们送到了斯大林本人的手中。在这类文件中，有驻柏林的英国大使馆发出的、有关

希特勒同其他纳粹头子会见结果的文件。

1935年10月，又有一名苏联间谍（从后来的情况看，他显得更为重要）打人英

国外交部，他叫唐纳德?麦克林。麦克林是第一位不列颠间谍小组成员（后来又招

进了四名），他们都是在剑桥大学上学期间或是刚一毕业时被招募的，而后他们又

都成功地打人了当局在“白厅”的机构。克格勃始终认为这五名来自剑桥的间谍是

那时招募来的最实干的优秀外国间谍，二战期间，他们以“剑桥五杰”著称（电影

《七杰》上映后，第一总局就把他们称为“五杰”）。在“五杰”中最先暴露的是

唐纳德?麦克林和盖伊?伯吉斯。他们在1951年跑到了莫斯科。金?菲尔比在1963

年逃往苏联后被英国报刊称为“第三人”，“第四人”是1979年暴露的安东尼?布

兰特，在八十年代，记者们寻遍蛛丝马迹想找“第五人”但始终未果。这神秘的第

五人的名字直到戈尔季耶夫斯基在筹写克格勃第一总局第三部的秘史时才被发现，

并首次予以披露。

与奥尔德姆和金为金钱而出卖英国外交部不同的是，“五杰”叛逆的动因是建

立在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的，他们把为克格勃工作视为对德国法西斯分子夺权的反

应、是“反法西斯主义”的体现。下面是安东尼，布兰特在1979年被揭露之后解释

自己被招募的原因：

“三十年代中期，我和我的同龄人觉得，是共产党和俄国建立起一个唯一坚固

的反法西斯保垒，而西方民主却对德国采取了一种模糊的、败坏自己名誉的态度。

盖伊?伯吉斯使我相信，如果和他一起为俄国人工作，我就能在反法西斯运动中做

出更大的贡献。”

三十年代中期，大部分剑桥高年级学生持冷淡、保守态度。虽然保守分子在牛

津和剑桥拥有最大的政治俱乐部， 但他们思想僵化， 回避任何积极的社会活动。

1934年初《剑桥评论》的一个简报作者开始发现一种新的倾向苗头：

“近些年在老牌大学中的政治活动领域，主要为社会主义分子，更大程度为共

产党员所占领……俄国人的尝试，在大学中引起了很大的兴趣，它被认为是勇敢和

建设性的尝试。而总是无法忍受老一辈谨慎、迟缓和阻碍的年轻一代，带有同情心

地（经常不取决于政治眼光）倾向于这次为了找到新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尝试。”

富于理想主义的高年级学生，对“俄国式尝试”的好感呈增长趋势，之所以形

成这样的局面，不仅取决于俄国革命的成功，还与不列颠领土上发生的事件密切相

关。金?菲尔比认为，在个人政治成长中，对许多同情苏联的青年代表也是如此，

成为真正转折点的“那一刻” ，是与1931年工党的颓败和毁灭一起到来。1931年8

月，工党领袖拉姆齐?麦克唐纳表示同意担任主要由保守党人组成的国民政府首脑，

由于这一“伟大的叛变”，使得工党在两个月后举行的大选中惨遭失败。至于菲尔

比，他觉得：

“反对派在危机时刻居然能够动员组织起来自己的后备力量，而（工）党对此

又表现得软弱无力，这一事实难以令人接受。更重要的是。选民们显而易见是富有

经验的，但他们却听任那些无耻宣传的影响。这一事实本身不能不使人们对民主先

决条件的可靠性表示怀疑。”

正当工党党员在“大萧条”时期失却方向的时候，俄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

改革正进行得热火朝天。吸引“五杰”的并非斯大林时期俄国严峻的现实，而是社

会主义黄金时代的神奇景象：工农国家、英勇地建设新社会、摆脱了不列颠等级制

度的虚伪做作，这一神奇的景象是如此地诱人，以至于谁也无法抵制它的诱惑，谁

也无法打破这种神话。麦利科尔?马杰里治是三十年代在莫斯科工作的一名优秀英

国记者。他目睹了大批英国人在斯大林时代前来俄国参观的情形，他如是描述了那

些狂热的“朝圣者”们：

“他们对所见所闻表示出来的狂热，以及他们表达激动心情的方式无疑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奇迹之一。他们中有人道主义选举的狂热捍卫者，他们望着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大楼，眼含感激的泪花；他们中有分配选举代表制的狂热支持者，他们对无

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点头称是；他们中有狂热的‘圣徒’，虔诚地翻看着无神论书

籍；他们中有狂热的和平主义者，满怀激动之情看着坦克轰隆隆从红场驶过，看着

硝烟弥漫的天空；他们中也有站在稠密的居民楼房前的城建专家，他们低声耳语：

‘要是我们英国也像这样就好了！’这些大部分受过高等教育的旅游者难以置信的

轻信，甚至惊呆了那些接待外宾的苏联官方人员……”

在莫斯科工作的美国记者威廉?怀特，也对斯大林时期来俄国的一些美国人所

表现出的天真、幼稚做了类似的描述：

“他们对所见的一切都抱有极大热情，但却不总是符合逻辑；在他们来之前就

一直在感受这种热情，访问又使这种热情加倍。有一位来自纽约州的小学生，到一

家印刷报纸的工厂参观。在那里她看到了十分神奇的印刷机器。‘真的，这太棒了，

――她说。――这种神奇的发明只有在像你们这样的国家才能实现。你们这里劳动

自由，没有剥削，大家都为同一目标而工作。我要写一本书，记下我的见闻。’但

当她看到机器后部牌子上写着‘纽约州制造’时，顿时感到有些难为情了。”

但对“五杰”来说，他们投身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还不能用“对苏联好

感”一言以蔽之。另外一个重要的促成因素是，他们都把在共产国际队伍中，与法

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斗看作是一种令人陶醉的理想来追求。招募来自剑桥的间谍、

向法西斯发动十字军远征，这些都是由伟大的共产国际宣传者，二十年代“无辜者

俱乐部”（由共产党领导的“知识分子组织”）创始人维利?明岑贝格组织的。在

1933年初，德国发生“国会纵火案”，纳粹分子把责任推到共产党员身上，并以此

开展了反共产主义的“猎捕妖婆”行动。此时，明岑贝格不得不将其总部从柏林转

移到了巴黎。 ‘1933年6月，他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最有影响的“无辜者俱乐部”

――“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作家阿图?凯

斯特勒记述道，同其它“无辜者俱乐部”一样，这里也要“做出一切努力，使得表

面上无一名共产党员同委员会有联系”。法国小组由著名的匈牙利侨民卡罗伊伯爵

领导，国际主席由幼稚的英国上院议员，工党党员马利担任。而伟大的物理学家阿

尔伯特。爱因斯坦刚一同意参加该委员会就很快发现自己已被人称作“主席”了。

这些人物的加人，使委员会看起来像个非党派的慈善组织，但实际上，正如凯斯特

勒后来写道的那样，领导委员会的巴黎秘书处是“一个在明岑贝格领导下、在共产

国际监督下、彻底的共产党的机构……”

明岑贝格于1933年8 月在巴黎发表了无疑是整个共产国际史上宣传成就最大的

一份文件……有关希特勒恐怖活动和国会纵火案的“褐皮书”。它立即被译成从日

语到犹太语的二十种语言，照凯斯特勒所说，“褐皮书”成了“反法西斯斗争的圣

经”。他还说（当然略带夸张），这本书的出版“可能比其他任何一篇抨击性文章

都会产生更深远的政治影响”。后来当它变成一本书出版时，在其显眼位置印有如

下字样：世界援助德国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主席：爱因斯坦）编写，上院议员

马利作序。“我的名字，――爱因斯坦写道，――出现在英国。法国的出版物中，

好像这一切都是我亲手所写。这不是事实。这些书里没有一个字是我写的”。但鉴

于这本书用于高尚的事业，伟大的物理学家就决定不提什么要求了。序言的技艺性

也很强，落款写道：“议员马利于伦敦贵族院”。这样就使这本冒名出版的书看起

来很具有权威性，并且非常可靠。“我们没有使用那些最轰动一时的文件，――高

贵的议员马利努力使读者相信。这本书里所讲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检验，是众多

类似事件中最典型的事例”。议员马利是如此的幼稚。以至自己都相信是他亲笔写

的序言。

和大多数成功的伪造事件一样，“褐皮书”中许多内容都以“事实”为根据。

但正如凯斯特勒后来所说的那样，事实中都掺以谎言和“共产国际情报机构”炮制

的极为“放肆的虚张声势”。按凯斯特勒所述，大部分材料是由明岑贝格的主要助

手奥托?卡茨（即安德烈?西蒙）撰写的。卡茨是犹太人，他同明岑贝格一样，是

个不标准的信奉世界主义的中欧人，具有巨大的魅力。三十年代，卡茨与出版界、

记者界、电影戏剧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在好莱坞――巴贝塔?格罗斯写道，一一那

些移民的德国演员、导演、作家非常喜欢他。卡茨与妇女的交往也十分得体，这对

委员会和团体的组织工作大有帮助。凯斯特勒也认为卡茨在女性中十分有“吸引力，

尤其是对那些具有高尚的、积极的政治意图的中年妇女来说，此感更甚”。

“奥托的一项任务、是受命对明岑贝格实施监视并搜集情报。明岑贝格对此十

分清楚却不予理睬。他需要奥托，但他几乎不掩饰对奥托的怀疑态度……尽管并不

富裕，但十分奇怪的是，奥托是个十分可爱的人。他以冒险主义者的豁达、容易冲

动和乐于助人而异于常人――暂时这还不与明岑贝格的利益冲突”。

帮卡茨写“褐皮书”的。还有亚历山大?阿布什（战前任德国共产党报纸的编

辑，战后任东德政府的部长）以及其他一些共产党的记者。想要弄清世界援助德国

法西斯的受害者委员会的人员构成，并非一件易事。一位来自英国的记者在巴黎驻

留期间发现，对他的每次问询，大家都以兜圈子的方式回答。

“我很想知道委员会的人员构成情况，于是就问：‘这个委员会中有哪些人组

成？’回答：‘我们。’我接着问：‘你们是谁？’回答：‘一群乐于救助无辜者

的人。’‘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回答重复：‘这是我们的委员会’。”

“褐皮书”严厉回击了纳粹分子有关国会纵火案是共产党阴谋结果的论点。虽

然“褐皮书”所用论据很有说服力，但它们同样也有虚假的成分。比如，此书用了

一些假材料，试图证明纵火者荷兰人马里纳斯实际上是纳粹主义的主要宣传者约瑟

夫?戈培尔所筹划的更大阴谋的参与者；在作案时，以他为首的冲锋队是从地下通

道潜人国会的，而这条通道连接国会和国会主席纳粹头子格尔曼?格林的官邱，他

们在放火之后又从原路逃回。不仅如此，“褐皮书”还揭露马里纳斯与纳粹同性恋

者有染。这样虚构的论据再加上桃色丑闻的渲染，便使得整个阴谋“锦上添花”。

“褐皮书”所做的假说曾一度在反法西斯者中广为流传。直到1962年，西德记

者弗里茨?托比阿斯才打破了纳粹分子和共产党双方的谎言。他的证据是：由观察

到的现象可知，马里纳斯焚烧国会并无任何人帮助，纯粹是徒劳地挑起人民内乱。

托比阿斯的坦诚并没有引起东德人的欣然附和，因为东德当时正在继续炮制新的证

据证明“揭皮书”’观点的正确无疑。

明岑贝格把“褐皮书”作为自己的一个得意杰作，1933年夏他来到莫斯科，并

受到了共产国际国际联络部的高度赞扬。这不仅仅是因“揭皮书”的功绩，还因明

岑贝格创建了主要由同情共产党的法律专家组成的“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这些

专家能够毫无偏见地公开指出国会纵火案的真相，并认定纳粹是罪魁祸首。一回到

巴黎明岑贝格就与卡茨一起制定了一个“国会纵火案法庭调查”计划，这项调查活

动打算在伦敦实施，应在莱比锡开庭审理国会纵火案前结束。

“法庭调查”主要由被称为杰出的英国“同路人”N?H?普里特负责。他是工

党在议会的著名议员和王室高级律师（后来因为他支持苏联人侵芬兰被开除出工党）。

普里特是国际法律专家委员会的成员，在这个委员会里还有美国民权运动参加者阿

图?加特费尔德?海斯，瑞典第一位社会民主党人总理乔治布兰廷的儿子，教师莫

洛?贾费里、皮埃尔?魏梅林，法国的加斯顿?贝热里，丹麦的瓦利德马尔?赫维

德，以及荷兰的贝齐?巴克一霍特。

奥托?卡茨动身前往伦敦去组织调查。在英国外交部的档案中有这样的记载：

虽然卡茨作为“臭名昭著的共产党人”已被列入英国安全部的黑名单里，但由于阿

图?亨德森先生（前外交部长）和工党其他党员的干涉，卡茨还是被允许进入了英

国。当然他们是出于同情的心态来关注调查的。而并不清楚卡茨与苏联情报部门的

关系。尽管卡茨作为“委员会无形的组织者”在伦敦受到一定的监视，但他仍旧成

功地把调查工作搞得既红火又隆重。 9月13日，议员马利和悉尼?伯恩斯坦在“华

盛顿”饭店的豪华大厅设宴招待了这些国际法律专家。第二天调查听证会在社会权

利法庭开庭。调查以工党成员，王室律师斯塔福德。克里普斯先生的发言开始（克

里普斯后来在二战时被任命为驻俄罗斯大使，战后又担任了财政部长）。克里普斯

先生强调：“委员会的全体成员与德国所指控的政党（即共产党）之间没有任何关

系。”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卡茨对自己非常满意。他后来炫耀说，这次调查成了

“受和平良知委托的非正式法庭”。卡茨把威严同戏剧性成功地结合了起来。许多

证人都是经过整容后．出庭的，同时为了防止不透露姓名的证人出庭做证时有人离

开会场，法庭所有的大门都被锁上。主席普里特甚至戏剧性地声称：拉姆齐?麦克

唐纳的国民政府试图阻挠听证会的举行。但随着预先精心导演的会议的进行。紧张

程度也降了下来。一些像格伯?乔治弗尔斯这样的关注听证会的著名活动家已感到

疲倦。虽然法律专家们并未对提供给他们的证据表示怀疑，但他们也并未像明岑贝

格和卡茨所希望的那样作出果断有力的结论。这次听证会没能以对纳粹制度的公开

审判宣告结束，而是以一个十分谨慎的结论告终。“根据一些严肃的证据我们怀疑，

国会纵火案是由纳粹头子策划的。”

明岑贝格和卡茨可能对听证会的结果感到多少有点失望，但这种失望很快就被

在莱比锡举行的“公开审理”所驱散，因为这次“公开审理”对法西斯分子来说变

成了一场宣传上的灾难。尽管德国法官帮了不少忙，但纳粹的几个主要证人还是露

了马脚。另外，共产党员、保加利亚人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共产国际西欧局驻

柏林前任领导，后来任保加利亚总理）作为主要被告，他在审判中为自己做了精彩

的辩护。戈林被纳粹分子诉讼的失败气得近乎发疯，他失去自制地对着季米特洛夫

喊：“你等着、看我以后怎么收拾你！”马里纳斯由于从一开始就坚持说他是唯一

的纵火犯，所以他被判有罪并处以绞刑，而所有被指控的共产党员被宣告无罪释放。

因为在法庭上对纳粹阴谋做了公开的围剿，使“揭皮书”所阐述的共产党的理论又

增加了份量。紧接着，明岑贝格、卡茨和同事们又出版了第二版“褐皮书”，书中

对纳粹分子在莱比锡法庭溃败一事大加渲染，同时，他们把第一版中最有说服力的

地方，又进行了修改，从而再次引起了读者们的浮想。

同“无辜者俱乐部”一样，明岑贝格就国会纵火案掀起的这场运动，是与共产

国际和苏联情报机构的初衷相吻合、目的是一致的，并且这场运动也成了获得舆论

胜利的法宝。对于明岑贝格来讲，主要任务是赢得社会舆论，但他同时还打算把英

国的知识分子也吸引过来，使他们在共产国际领导下同法西斯主义进行秘密战争。

招募年轻的英国“无辜”知识分子的准备工作。实际上是与“法庭调查”工作同时

进行的。剑桥大学是明岑贝格的注意目标之一。伯爵小姐卡伦作为明岑贝格的特使，

曾被派往剑桥大学搜集听证调查材料和为季米特洛夫在莱比锡的辩护搜集材料。她

回想起了剑桥那些共产党员们表现出来的幼稚热情：

“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次剑桥之行，在轰隆作响的汽车里，一名年轻的高年级党

员沿途不无悲伤地告诉我说，只要无产阶级专政宣布成立，像牛津和剑桥这样古老

而美丽的楼台就要从地球上消失，虽然这会令人十分遗憾。他说这些建筑几世纪以

来一直是资产阶级特权的象征。当我对拆楼的必传要性表示怀疑时，他倒怀疑起我

的革命精神的真诚性了。我们来到一个学院，那里穿着白色法兰绒海军衫的高年级

学生正在精心修剪过的绿色草坪上打网球。他们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这些出身富

贵、讲一口纯正英语的名牌大学的娇子们谈论起苏联时，他们就像在描绘一块理想

的乐土，这令我惊诧不已。”

莫里斯?多布陪同卡伦公爵小姐周游了大学、多布曾在彭布罗克郡学院当过经

济学教师，他从不隐瞒自己的共产主义观点。1920年，当英国共产党成立之时，他

作为学术界的第一位代表加入了共产党。并经常在剑桥发表演说，称颂苏联所取得

的成就。甚至连国王乔治五世在1925年也对此感到纳闷，为什么允许这样一个以共

产主义观点著称的人去鼓动青年。虽然多布也引起了英国安全部门的注意，但这不

是因为怀疑他与苏联情报机构有联系，而是由于他公开宣传共产主义，并且在一些

名不符实的组织中（比如像明岑贝格的“反帝斗争联盟”）从事积极活动。

1931年，多布与年轻的彭布罗克郡学院现代语教师罗伊?帕斯卡尔。在大学的

“红房子”建立了第一个党支部。不过，多布有十分积极的一面，也有十分幼稚的

一面、在支持共产党、共产国际反对国际法西斯主义行动中，他显然没有意识到自

己实际上充当了为苏联情报机构提罗间谍的角色。为了组织无产阶级对纳粹主义的

反攻，明岑贝格仿效德国以前搞的秘密“五人组”的样子也在剑桥的“无辜者”和

其他年轻英国知识分子中间建立了“五人组”：共同为苏联间谍机构效力。人们后

来曾把“五人组”一词与“五杰”和其他克格勃所指的二战和二战后最优秀的剑桥

间谍混为一谈。所谓“五人组”，它们是指沙俄时期的地下组织。第一个“五人组”

是1869年由革命的大学生谢尔盖?涅恰耶夫创建，陀斯妥耶夫斯基还以他为原形，

在自己的作品中塑造了彼得?韦尔霍温斯基这个人物。尽管陀斯妥耶夫斯基把自己

的主人公当成一个心理变态者，可“民意党”的阴谋家及其追随者还是把恰耶夫看

作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

在希特勒上台前， 魏玛共和国最后风雨飘摇的几年中， 德国共产党又重新使

“五人组”这种形式活跃起来。1932年夏，德共开始把半公开的党支部都变为秘密

“五人组”，其中成员有10－30人不等（“五人组”此时只是一种形式名称，并非

所有“五人组”都由五人组成）。只有领导才知道他们的真实姓名和其他成员的地

址，只有领导才有权与下一级党组织联系。

如凯斯特勒所说，德国共产党在来自希特勒的危险面前，表现得如同“被阉割

的巨人”。纳粹分子上台前，共产党员不是向德国纳粹党开火，而是向自己的左翼

敌人――社会主义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发难。纳粹分子上台之后，许多共产党员

转向支持希特勒。在“第三帝国”时期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主要的倒不是那些地

下党党员，而是由希特勒劳动大军中低薪建筑工人组成的松散的反对派党员。共产

国际隐瞒了德国共产党这一可能的失败，声称德共已转人地下，“五人组”正在为

“推翻希特勒政府、建立新的革命的德国而斗争……”。

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明岑贝格的助手谢苗?尼古拉耶雄奇

?罗斯托夫斯基，是“五人组”的主要宣传分子。他曾以厄恩斯特?杰里的化名在

伦敦居住（后来他曾几次易名），并以记者身份进行活动。1933年8 月和10月；他

以“纳粹德国的革命运动”为核心标题，撰写了三篇文章投往激进的英国左派周刊

《新政治家》。作者在文章中首次公开承认“五人组”的存在，并坚持说他们不仅

在活动，而且干得相当出色。

“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出现了秘密革命运动，而且能够建立如此庞大的组织机构，

并在全国范围内形成威慑力，这的确是史无前例……‘五人组’实际上已打入德国

的所有工业领域，他们活动在所有工厂和大部分大型企业中。”

“情况表明，在‘五人组’里还加入进来许多以前的社会党人、共和党人、自

由党人和天主教徒。他们在共产主义的旗帜下……捐弃前嫌，只奉行一条共同的政

策――反法西斯政策。”

除出版地下刊物、宣传书籍、组织游行和收集“希特勒恐怖活动”的材料外，

“五人组”还成功地渗透到纳粹的工人运动中。“五人组”的成员们准备从内部来

瘫痪、摧毁其系统。“五人组”以此方式表明了渗透与刺探法西斯情报的必要性。

杰里坚持认为，纳粹分子的秘密网具有强大的力量，而且活动范围广阔，甚至形成

了一个隐蔽的“法西斯共产国际”。尽管这是不可信的夸张，但杰里关于“五人组”

和反法西斯侵略的无产阶级十字军远征的传奇叙述却深深触动了《新政治家》刊物，

和它的许多读者。他们甚至改变了先前对这种信念的不信任看法。出版社编辑坚持

说，杰里所述“事实”“确凿无疑”。

1934年3 月，杰里在《希特勒征服全欧洲》一书中，更详细地论证了自己的观

点。此书在后来几个月中又再版两次。按《泰晤士报》的形容，“民主人士读了此

书感到如芒在背”。因为在这本书和后来的几版书中，杰里竭力暗示读者，在他们

面前是简单和明显的选择：柏林或是莫斯科。例如，他写道，“在当今时代，世界

分立为两大对抗力量，并处于根本转折的边缘，没有也不可能有政治和社会的不偏

不倚。”依照他的观点，寻找中间道路就意味着走上一条人人皆知的、自由主义的、

逃避现实之路。在与同情者的私人谈话中，杰里将这思想说得更加鲜明。“你们英

国人，”――他说，“――简直就是自由主义思想的崇拜者。”显然，自由民主的

精粹在这里就被表述为仅仅是对妥协的尝试。杰里的话中之意非常清楚，那就是一

一英国知识分子如果不打算把自己的反法西斯追求局限于言辞上，就应该与被压迫

的德国工人“团结”起来（团结一词也是明岑贝格在与那些尚未形成好感的知识分

子们的谈话中经常使用的一个重要词），投身于他们的反法西斯秘密战斗中。对剑

桥的年轻共产党员伯吉斯来说，上述思想观点就是一种无可辩驳的真理，据他的一

个熟人讲，伯吉斯本人也着手组织了自己的“五人组”。

1934年4 月，伯吉斯的一位密友布雷恩?霍华德在《新政治家》上发表了一篇

对《希特勒征服欧洲》一书的评论。他与伯吉斯一样都被认为是来自伊顿（英国城

市，在泰晤士河畔，伊顿学院在此――译注）的马克思主义同性恋者。霍华德把杰

里的书捧上了天，说什么“这也许就是用英文出版的关于第三帝国最好的一本书…

…每一个渴望弄清希特勒主义真相的人都应尽快阅读……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纳粹运

动的进程”。霍华德还赞同对“著名的革命五人组”的分析，并以政治鼓动者的口

吻号召英国反法西斯者立即联合起来。

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开始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人员”，到安德罗波

夫时期在克格勃第五局担任工作人员，杰里的间谍生涯持续了半个世纪。

1933年，在他的帮助下招募了伯吉斯。而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过去之后。他又

得到了监视伯吉斯的命令。这段时间是伯吉斯1963年死前流放莫斯科终日酗酒的最

后年月。杰里从不在公开场合详谈自己的间谍生涯，这一点也不足为奇。但在1988

年，他终于向西方的一名作家承认，他曾在三十年代从剑桥为克格勃招募过许多才

华横溢的间谍，并一直与伯吉斯和多布保持着联系。

伯吉斯与杰里结识时，后者还不到三十岁。这是个身材匀称，个子不高的年轻

人，蓄着厚密的胡子，已经开始谢顶。与明岑贝格和卡茨一样，他性格外向，魅力

十足，从不以民族为界限来局限自己的交际范围。他与那些靠死读书逐级爬上内务

人民委员部重要部门要职的斯大林主义者绝不相同。当杰里在伦敦当“新闻委员会”

编辑时，在他手下干了十年的埃迪特?科贝特发现他是个“十分有魅力的人”，因

为与他共事总是很愉快。“我觉得，我和他一起工作的时候笑的次数比一生中其他

任何时期都要多。”相比之下，杰里更喜欢像毕加索和马蒂斯（法国画家、版画家，

装饰艺术大师，“野兽派”主要代表人物之―――译注）这样的艺术家。而不是公

众极力推崇的“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代表。他总穿着十分讲究的英国衣服，兴致

勃勃地看西部片。他也很善于对人表示不敬，这在苏联是想都不敢想的。有一次杰

里看完一摞子单调的斯大林讲话后，对埃迪特?科贝特说：“要是有人讲点什么新

东西就好了，比方说，“斯大林见你的鬼吧！”但杰里是个共产主义者，同时还是

个热爱俄罗斯的爱国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以苏联的成就和“五年计划”所带

来的经济变化为自豪，在漫长的记者和苏联间谍生涯中，杰里一直强调“千万不要

对革命情绪和青年力量估计不足”：“在近两百年的进程中，资本主义社会只惧怕

工人阶级。现在它意识到，还有一支需要担心的力量，这就是时至今日它还想让沉

默不语、言听计从的青年。”1982年，杰里撰写文章批评“左的和右的极端主义者”，

因为他们在玩弄“大学生们逆来顺受”的感情。可就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他自己

也玩弄了学生们的感情而且干得还相当出色。1988年他承认，他在剑桥的招募活动

居然未使他锒裆入狱，实在让人惊奇。

第五章 国外的“人民之敌”

（1929－1940）

1980年，为庆祝“国外处”成立六十周年而编撰的克格勃第一总局的秘史表明，

30年代之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所注意的国外主要对象是白匪流亡者的活动，以及总

部设在巴黎的“俄国军人联合会”。鉴于1925年法国对俄苏的外交承认。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主要任务成了监督该联合会的活动并制定、 实施针对性的

“积极行动”。

“俄国军人联合会”逐渐成为越发易受攻击的目标。据该组织头目库捷波夫将

军的估算，尽管两百万流亡国外的白军中的百分之九十还属于是“强烈的爱国者”，

但有百分之十的人已有绝望之情。当时在法国的白军流亡者有30万人，他们因思念

祖国、害怕客死异地、为国内亲属的命运担忧而郁郁不振。根据库捷波夫自己的统

计，他们中有3 万人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设想目标。尽管有苏维埃侦察机关在

二十年代中期进行的“托拉斯”行动的教训，但库捷波夫对苏联间谍渗透的政策危

险性仍非常无知。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间谍甚至已打人流亡白军的最高指挥机关里，

其中有指望在苏联海军中官运腾达的克雷洛夫元帅，有1926年11月假装自杀以掩盖

逃往苏联阴谋的蒙克维茨将军。除此之夕，还有库捷波夫国内战争时期的参谋长施

泰冯。

国家保卫总局打人流亡白军圈子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情报，也为了制造动

乱。“托拉斯”行动张扬出去是为了最大程度地损害库捷波夫的威信。沙皇的表兄

弟尼古拉大公对自己的好友们就曾讲过，他对库捷波夫已感到“极大失望”。国内

战争时期，白军的一个统帅弗兰格尔将军曾劝库捷波夫，不要再试图在苏联领土上

搞任何反布尔什维克的秘密阴谋了。但要说服库捷波夫是不可能的。尽管“托拉斯”

行动使他遭受了种种鄙视，但由于幼稚，他很轻易地就继续充当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间谍渗人行动的战利品角色。他1929年曾对白军将军邓尼金说：“一场伟大的运动

正在俄国大地蔓延。以前从未有这样多‘那边来的人”到我这儿来请求与他们的地

下组织合作。”

应库捷波夫的请求，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至少秘密去了两次俄罗斯。他在那里

会见了假地下人员，而且每次回来都充满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赋予他的“乐观情绪”，

并立刻把这种情绪也传染给了库捷波夫。

库捷波夫是一个悲剧人物，尽管在其崇拜者眼中他是一个“铁将军”，但是更

符合他的评价却是他给最后一个沙皇总司令科尔尼洛夫将军下的评语：“一个狮子

心肠、绵羊头脑的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让他待在巴黎，蒙骗他，破坏他的

威信，也就能达到目的――动摇白色流亡分子。然而，无论是肃反委员会，还是以

后替代它的各种组织，都不能清醒地、客观地评估反革命势力的真正力量，都有过

高评估的倾向。在斯大林时期，所有形式的“反革命活动”都被无限扩大了。他们

甚至认为“俄国军人联合会”的领导人库捷波夫已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而应加以

铲除。但是因为库捷波夫未能像萨温科夫和赖利那样被骗回苏联，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便对他进行了劫持。这个决定是根据斯大林本人的命令作出的。

从莫斯科派去劫持库捷波夫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谢尔盖?普济茨基，参

加过“托拉斯”行动和“辛迪加”行动。劫持行动是1930年1 月26日星期六上午将

近十一点时，在巴黎第七区的大街上进行的。看起来圈套是他的前参谋长施泰冯将

军设的，因为是他通知库捷波夫，说有两个苏联来的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的代表必

须马上见他（其实这两人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巴黎机构的负责人尼古拉?库

兹明，另一个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地下”要员安德烈?菲赫纳），并说他们在

出租车里等着他。帮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进行这一行动的，还有一个信仰共产主义

的巴黎警察。这样，即使有哪个行人看到库捷波夫被塞进汽车里（真的有一个行人

目睹了这一切），也会当成是警察局在抓人（事实上情况真是如此）。

1 月26日中午，施泰冯以“请求见面”为由，来到库捷波夫家。库捷波夫的妻

子回答说，她丈夫去参加死者悼念仪式还没有回来。施泰冯来此的目的实际上是要

稳住这个女人，尽量延迟她因丈夫逾时未归去向警察局报告的时间，施泰冯在几个

小时的“等候”中，先是对库捷波夫的“未归”作了几种“宽慰性”的解释，而后

又建议她到白军圈子里打听一下。而与此同时，劫持库捷波夫的汽车在好几辆车的

护送下，正在直奔拉芒什海峡。后来，法国刑讯局提审的证人说，他们看到库捷波

夫被带上了苏联的轮船。

然而劫持并未成功，将军脆弱的心脏未能经受住为劫持而使用的麻醉物。在离

新罗斯克一百英里的时候，他心脏病发作一命呜呼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最终也没

能审讯成库捷波夫，这样，也就没能揭破白匪反苏阴谋的其他秘密。

劫持库捷波夫后不久，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又招募了另一个流亡巴黎的将军。此

人便是国内战争时期白军某师指挥员尼古拉?斯科布林。在此之前，斯科布林的妻

子、人称“库尔斯克夜莺”的女歌唱家娜杰日达?普列维茨卡姬，因思乡心切，已

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保持了好几年的联系。二十年代中期，她曾想获准回到苏联，

但是捷尔任斯基没有同意。在库捷波夫被劫持后的几周里，斯科布林将军和娜杰日

达?普列维茨卡妮几乎每天都来探望库捷波夫的妻子：一来向她表示慰问，二来向

她打听调查失踪情况的进展，并及时将情报转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斯科布林和他的夫人总是对我说，我丈夫仍活着，”库捷波夫的妻子后来回

忆说，“当我对这种信心表示惊讶之时，普列维茨卡姬便说，她做了个梦，梦见是

这样的。”

普列维茨卡妮很善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情感，她经常高唱：“啊，俄罗斯母亲，

你白雪皑皑”和其他伤感的歌曲，很能打动流亡者的心弦，也使得她和斯科布林很

轻松地就打人了整个欧洲的白军圈子。

很多年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以及接替它的组织一直“恼怒地”否认他们同劫

持库捷波夫一事有关系。但是，1965年克格勃发布的一则死讯讣告偶然承认了这一

事实：“国家安全委员谢尔盖?瓦西里耶维奇?普济茨基曾参加过国内战争，是一

名忠诚的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者和捷尔任斯基的学生。他不仅参加了捉拿萨温科

夫和摧毁‘托拉斯’组织的行动，而且还出色地完成了逮捕库捷波夫以及其他流亡

白匪分子的行动。C?B?普济茨基两次荣获红旗勋章，并多次受到肃反委员会的奖

励。”

库捷波夫之后，继任俄国军人联合会头目的是叶夫根尼?卡尔洛维奇?米勒，

他的幼稚一点也不次于其前任首领。他最初的步骤之一，就是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

大部分资金委托给一个叫伊万?克吕格尔的诡计多端的骗子手。等1932年3 月克吕

格尔原形毕露时，钱也无影无踪了。在头年夏天，还是在与克吕格尔翻脸之前，邓

尼金曾忧心忡忡地写信给自己的朋友说：“俄国军人联合会已经僵死了。除了其内

部无休止的阴谋活动外，它再没有一点生命的气息了。简直是一塌糊涂。”

在这些内部的阴谋中，最大的一起是由沙季洛夫将军发动的（他并没有得到国

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协助）。他组织了一系列旨在削弱米勒权力的阴谋，并提出同其

他两名白军将军决斗。尽管两次决斗都取消了，法国当局还是威胁说要注销他的居

住证。最终沙季洛夫获准留下了，但条件是他再不参与政治。他脱离了俄国军人联

合会，并和其他一些沙皇时期曾声名显赫的人一样，陷入了对他们来说是窘迫的境

地，当起了出租汽车司机。

由于米勒的领导无能以及沙季洛夫的阴谋，俄国军人联合会毋须国家政治保卫

总局费力便自我瓦解了。不过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是为加快这一过程而插了一手。

斯科布林将军成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俄国军人联合会内的最重要的间谋。1933年，

米勒派他领导“在芬兰的秘密行动”，一年后，在芬兰情报机构的帮助下，斯科布

林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两名间谍送过苏芬边境去“执行任务”。而内务人民委员部

的人早在那里等着他们的到来。庆幸的是，刚一越过边境；这俩人发现事情不妙，

急忙以手枪自卫，然后又跑回芬兰领土上来。打这儿以后，芬兰人就拒绝帮助越境，

这显然是暗示，他们有情报表明，斯科布林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气恼的米勒

推翻了这一判定，称斯科布林是“阴谋与恶毒诽谤者的长期受害者”，并任命他为

“国外反间谍机构负责人”。

1934年，财政上的困难迫使米勒将俄国军人联合会的总部机关迁到了便宜些的

租房里。一个俄罗斯侨民、商人谢尔盖?特列季亚科夫，向米勒提供了一套一楼的

住宅，索价也比较适中。米勒当然未料到这个特列季亚科夫实际上是内务人民委员

部的间谍。化名为伊万诺夫。在米勒迁人之前。他就在住宅的房间里装上了窃听器。

此后的几年中，特列季亚科夫每天都要用好几个小时来记录米勒同其下属的谈话内

容。 特列季亚科夫对事业的忠诚， 在下面这两封由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于

1934年底发出的电报中得到了充分肯定：

巴黎――中心：

“我们认为有必要表彰伊万诺夫的勤勉以及对事业的忠诚。尽管11月23日晚生

了重病，但他不顾病体，抄了一整天的情报，这一点你们从呈报的记录中便可以看

到。”

中心――巴黎：

“请为伊万诺夫提供医疗费，望其努力工作、忠于事业。数目你们自定，但不

应超过月薪。”

在第一总局的秘史中讲道，到1933年，米勒以及俄国军人联合会已不再是其国

外活动的主要目标了，而取代他们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托洛茨基在国外度过了十

一年半的时间。 1929年初到1933年夏他在土耳其； 1933年夏到1935年夏在法国；

1935年夏到1936年底在挪威；1937年1 月到1940年被害前一直住在墨西哥。在所有

这些时间里，托洛茨基的身边也和以前的米勒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

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在潜到托洛茨基身边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早期间谍中，最

成功的要数立陶宛的犹太富商子弟索博列维丘斯兄弟。他们就是以后更为人们所知

晓的杰克?索博列和理查德?索博林。从1929年春开始的三年时间里两兄弟一直是

托洛茨基最贴身、最信赖的人。他们俩能够接触托洛茨基同自己在苏联的支持者通

信用的密码、秘写墨水和假地址。托洛茨基将自己的大部分信件交给了他们，而这

些信件和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一样，全部都落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手中。索博列

维丘斯兄弟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是在法国和德国度过的。他们同托洛茨基的支持

者会面，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情报。二战期间他们又作为苏联间

谍出现在美国。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期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只有一次遇上了棘手之事。那是在

1929年夏天。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得到消息（大约是一个监视托洛茨基间谍提供的），

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托洛茨基的同情者拜访了他。这个同情者就是因1918年

刺杀德国大使米尔巴赫伯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大名鼎鼎的雅科夫?布柳姆金（他后

来被恢复了名誉，并且还升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伊斯坦布尔的“地下机构”负

责人的职位）。当时布柳姆金同意将托洛茨基的书信交给拉杰克，而且，据克格勃

认为，还“商量了和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分子地下组织建立非法联系的办法。”特里

利瑟尔并没有马上下令逮捕布柳姆金，而是（大约和亚戈达商量了之后）命令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一个漂亮的女间谍丽莎?戈尔斯卡娜“抛开资产阶级的偏见，”去

引诱布柳姆金，弄清他同托洛茨基合作的程度，并保证将他诱回莫斯科。

这次行动的当地领导人，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合法”驻外机构负责人瑙姆

（列昂尼德）?亚力山德罗维奇?艾廷根（他的化名瑙姆在当时是众所皆知）。后

来他又作为暗杀托洛茨基的组织者而名扬克格勃。几周后，布柳姆金在莫斯科戈尔

斯卡妮的公司被捕，尽瞥为时太晚，但他还是明白了，自己是被当成奸细利用了。

“丽莎”，他说，“你出卖了我？”布柳姆金成了第一个因同情反对派而被枪决的

布尔什维克。据奥尔洛夫讲，他毫无惧色地走向刑场，在行刑的枪声响起之前，高

声喊道：“托洛茨基万岁！”此后不久，戈尔斯卡妞便嫁给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柏

林（后来是驻华盛顿）机构的负责人瓦西里?米洽伊洛维奇?扎鲁宾。

“托洛茨基在土耳其流放期间，他在苏联的支持者人数迅速减少了。因为坚信

托格茨基自己1924年所说的那句话“反党不可能是正确的”，大部分“左翼反对派”

的成员都在斯大林的路线面前投降了。1929年末。托洛茨基收到了一个通报（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无疑也会搞到）。通报指出，那些被流放的和被关押的托格茨基支持

者的人数已不超过一千人。尽管如此，托洛茨基还是不无自豪地写信给一些拥护者：

“即使流放中剩下的不是三百五十个，而是三十五个忠于自己的旗帜的人；即使只

有三个人――旗帜也终不倒下。”西方共产党中，同情者的支持主要体现为利用往

返苏联之机充当托洛茨基与日益减少的支持者之间的信使。托洛茨基在土耳其的几

年间，其信件总是细水常流。它们多来自劳改营，大部分都是写在粗糙的包装纸上

的，有时是写在烟盒纸上的，并且用最巧妙的方法加以伪装。有一次，他的写字台

上出现了一个火柴盒，上面用极微小的字体写着整整一篇政治论文。1932年底，这

股细流也干涸断水了。

托洛茨基在西方从未有过众多支持者，即使有也是分散的。托洛茨基分子向来

的特点就是总想分门别派。而三十年代，他们的这一嗜好也正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

的间谍们所积极利用。有一次，索博列维丘斯兄弟就故意使奥地利的一个托洛茨基

分子库尔特?兰道同托洛茨基本人发生冲撞，结果兰道干脆被开除出托洛茨基运动。

还有一个得到托洛茨基信任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名叫安里?拉克鲁阿， 他在

1933年3 月突然发表了一个涣散斗志的声明：“（托洛茨基领导的）反对派根本就

得不到任何支持，很多人甚至不知道这个反对派，也不理解他们，而与此同时，工

人们却都在支持苏联，都在支持西班牙共产党所搞的那种共产主义。”

如果斯大林能够客观地评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不断为他提供的有关托洛茨基运

动“外部寡助，内部纷乱”的消息的话，他应该会感到心满意足了。然而，他就不

善于进行客观的评价。托洛茨基的名字像个幽灵似的白天跟着他，晚上也不让他安

宁。扎克?多依彻曾如是评价斯大林：

“斯大林狂热般地醉心于这种仇视，并把它视为国际主义运动和整个苏联的头

等大事。所以说。使所有政治的、战术的、精神的和其他需要都服从于这种仇视的

暴虐是很值得一写的，因为，在整个历史上未必能再找出这样一例，即这样强大的

权力和宣传潜力都是瞄准一个人的。”

如果斯大林迫害的是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话，这种怪现象就简直无以解释了。

但是迫害的实际对象变成了由斯大林的“多疑症”臆想出的神话人物，而且这个人

物越来越不像那个被斯大林流放了的托洛茨基原型。随着那个神话中的托洛茨基的

威胁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这是斯大林的看法），现实中的托洛茨基的势力和影响

一直在下降。例如，他甚至在欧洲都找不到一个安全的总部来组织联合共产党的反

对派。1932年11月，他离开土耳其去寻找新的避难所，但一个月后又不得不回到了

原地，因为所有他求助的政府都只能给他提供过境签证。后来，在1933年夏，他被

获准前往法国，但他不能住在巴黎，并受到一连串限制，最终于1935年夏被驱逐出

境。托洛茨基又从法国到了挪威，但在那里他也仍不能进行政治活动，于是他被迫

迁到了墨西哥。

在三十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托洛茨基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并不是托洛茨基本人，

而是他的儿子列夫?谢多夫。谢多夫1931年从土耳其迁到了柏林，两年后，当阿道

夫?希特勒上台时，他又迁到了巴黎。正是谢多夫一直在出版《反对派通报》，并

同世界各地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们保持着联系，直到1938年他去世为止。在谢多夫身

边也和在他父亲身边一样，活动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打人的间谍。

从1934年起，他最信任的一个人就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间谍马克?兹博罗夫斯基，

此人真名叫埃季延。他是谢多夫的助手，协助出版《通报》工作，并负责同在俄罗

斯的为数不多的反对派进行联系。谢多夫对兹博罗夫斯基非常信任，他甚至将自己

邮箱的钥匙也交给了他，允许他取信件，并将托洛茨基最秘密的文件和资料也存放

在他家里。

在缅任斯基和亚戈达时期，内务人民委负部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在国外采取的

针对托洛茨基及其支持者的行动。仅仅是监视，委派间谍，瓦解组织等。而从叶若

夫时期，内务人民委员部便开始执行清除托洛茨基运动领导人的政策。1936年12月，

叶若夫组建了“特别行动处”，该处在叶若夫的亲自领导下活动，并拥有奉斯大林

之命在国外搞政治谋杀的“别动队”。以后的两年中，这个处的主要活动场所是西

班牙。

苏联政府并没有立刻对1936年7 月西班牙开始的内战作出反应，它错误地认为，

共和国政府会很快平息佛朗哥将军领导的民族主义力量的起义。但是，8 月27日，

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彬罗森堡以苏联大使身份来到西班牙时，却带来了一大批随行人

员，其中有前军事情报机构的负责人扬?别尔津将军（他来西班牙是为了领导苏联

军事代表团的工作）。扬?别尔津是个身材高大、头发花白，沉默寡言的人，有时，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别人总把他当成英国人。除了他以外，以军事顾问身份到来的

还有戈列失和库利克将军，后者就是未来的元帅马林诺夫斯基。红军的将军们在参

加国内战争时经常使用各种化名、例如：拉扎尔?施捷恩将军，实际上就是埃米利

奥?克列别尔将军，他持有内务人民委员部提供的加拿大护照和相应的“传奇经历”，

1936年底，作为“马德里的救命恩人”而闻名遐迩；马泰?扎尔卡将军实际上就是

卢卡奇，前匈牙利小说家、后来加人红军并成为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有名的指挥

员；亚诺什?加利奇将军，他就是同样来自匈牙利的、大概是“国际纵队”中最没

名气的指挥员加尔；德米特里?巴甫洛夫将军的化名为帕布洛，他可以算上是共和

国坦克部队中最有才干的指挥员之一；最后，还有卡罗尔?斯韦尔切夫斯基将军，

他化名为瓦尔特，这位将军来自波兰，当过红军军长、二战后在波兰的共产主义政

府中任过国防部副部长。

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班牙共和国内拥有虽不起眼但实力却不弱的势力。它在当

地的领导人， 是后来叛逃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他是1936年9月来到西班

牙的，主要任务是保证斯大林主义战胜频频进攻它的马克思主义异端。7 月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告知西班牙共产党：“无论如何，必须要彻底击溃托洛茨基分子，要

使他们在群众看来是法西斯分子的秘密机构，正是他们在挑起内乱、为希特勒和佛

朗哥将军效力，正是他们企图分裂人民阵线，对苏进行诽谤，为积极扶持西班牙的

法西斯主义而进行秘密活动”。

但对于三万五千名志愿人员（其中主要是共产党员）中的大部分人来说，他们

前来西班牙，是为了加人国际纵队保卫共和国的，上述宗教性的幻想与他们的想法

甚远。他们认为，而且大部分“欧洲左翼”人士也都这样错误地认为，佛朗哥的起

义是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制造的阴谋，所以，他们支援西班牙的战争是反对国际法西

斯的一次十字军远征。的确，对许多人来说，在他们身上都洋溢着这种“最伟大”

的情感。比如诗人Y?X?奥登就曾写道：

你有何明见？建立公正的城堡。我将照办。

我要是同意，或许，就意味着签定了一份自我的协议，

浪漫的死亡？很好，我接受，只因

我就是你的选择，你的决定。是的，

我就是西班牙。

斯大林也在自己十月致西班牙共产党领导人的公开信中， 利用了这一情感：

“将西班牙从法西斯反动分子的枷锁中解救出来，这不仅是西班牙内部关心的问题，

也是所有进步人士的共同事业。”然而，斯大林主要关心的并不是法西斯主义的威

胁，而是托洛茨基主义的渗透。

在巴黎国际纵队志愿人员征募中心，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便衣们仔细地盘问着那

些非党志愿人士，并建议他们一到西班牙就留下护照。此后，这些护照便通过外交

邮局被发到莫斯科。两千本美国护照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带来了最大的收获，他们感

到格外满意，因为后来的一些“地下人员”用的就是这些护照。

国际纵队在阿尔巴塞特的基地是受共产国际委员会政治部的控制。该部领导人

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法国来的安德烈?马蒂。他许多年间一直在为苏联军

事情报部门工作，并很乐意在同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中帮助内务人民委员部。在西

方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个像马蒂这样对铲除反斯大林的异端如此疯狂的共产党人了。

和马蒂一起出现的还有一些有影响的共产国际的官员。他们中间有些人，比如马蒂

的副手，意大利人路吉?朗格（他就是加洛）和祖泽别?德?维多利奥（他就是尼

科莱蒂），对他的宗教式的幻想十分厌恶。其他人则是马蒂一类的斯大林学说的教

条主义者，其中包括后来东德的领导人瓦尔特?乌布里希，他那时在领导内务人民

委员部的一支小分队，负责追捕国际纵队中的德国、奥地利和瑞士的“托洛茨基分

子”。

但国际纵队志愿人员给予拥护共和制的人们的援助，是不能和民族主义分子从

纳粹德国和意大利所得到的帮助相提并论的。希特勒尽管也明白，佛朗哥从内心深

处讲与其说是个法西斯分子，倒不如说是个墨守成规的传统主义者，但他仍将西班

牙视为试验自己“闪电战”技术的试验场，而这一技术在二战初期曾以所向披靡之

势被成功运用。1936年，希特勒给予的迅速援助使得起义者们避免了很快溃败的命

运，并将佛朗哥扶上了最终通向胜利的道路。

共和制的拥护者们还苦于另一状况：他们与民族主义分子不同。往往被分裂成

一个个小组。虽然俄国人不是造成分裂的原因，但是他们将共和主义者们之间的分

歧激化到这样一种濒临国内战争的态势。到1937年春，斯大林的反托洛茨基主义的

斗争势头已开始压过反对佛朗哥的战争势头。斯大林担心，同情托洛茨基主义的马

克思主义统一工党，会不顾托洛茨基本人对它曾有过的尖锐批评，而在西班牙为托

洛茨基提供避难所。1935年，安德烈斯?尼思成为该党缔造者之一。尼思曾是托洛

茨基在莫斯科时的私人秘书，后在加泰罗尼亚政府中任司法部长，直到1936年12月

被共产党人排挤走为止。

1937年5 月，西班牙共产党人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帮助下，开始清除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 当时领导国外处的斯卢茨基告知内务人民委员部驻外机构负责人：

“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在加泰罗尼亚和反对托洛茨基分子、法西斯分子和马克思主

义统一工党上面”。6 月，尼恩被逮捕并遭到严刑拷打。当他拒绝承认一系列莫须

有的罪名之后，他们将他活活打死了。事后，共产党人企图掩盖他的死亡真象，制

造了一个尼思落到纳粹绑架小组手中的假象，虽然并没有得逞，但说明他们企图掩

盖这一事实真象。很快，托洛茨基以前的另一个秘书，曾在他流放挪威之时与其一

起工作过的埃尔温?沃尔夫也在巴塞罗那被劫持，并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给除掉了。

在那些．同情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而不明不白地死去的人当中，应该提到托洛茨基

过去的支持者库尔特?兰道；早期孟什维克的领导人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的儿子

马克?赖恩；曾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讲师的霍斯?罗布尔斯；记者、英国

矿工领袖的儿子斯梅利。还有许多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的普通成员依据共产主义法

庭的判决而被非法枪决了。其他的领导人也在1937年6 月被逮捕。他们的辩护人贝

尼托?帕邦因为实在害怕遭暗杀，便逃到了菲律宾。

1937年5 月当上共和国首相的胡安?内格林，也知道内务人民委员部制造的一

些残杀事件，但是他显出了惊人的幼稚。战争结束后，民族主义分子在让公众了解

秘密监狱的情况时揭露，该监狱的建造者――共和国安全机构完全受控于苏联内务

人民委员部。对此，内格林不以为然，并声称这是法西斯分子搞的蛊惑人心的宣传。

当然，十年后，他承认被人骗了。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其西班牙帮手们清除马克思

主义统一工党的支持者的时候，很受斯大林宠爱的法国人安德烈?马蒂，组织了针

对托洛茨基叛徒们的公开的“猎捕妖婆”行动。对马蒂来说，和他工作过的一个法

国共产党员写道，“在国际纵队内部的敌人要比战壕那一边的敌人还要多”。任何

一个违反军纪的行为，在马蒂看来，都是旨在“分裂和瓦解国际纵队”的托洛茨基

大阴谋的一部分。马蒂在西班牙曾有“阿尔巴塞特的刽子手”的名声，为此，法共

领导人不得不将他召回巴黎，让他作出解释。马蒂也直言不讳地说，他确实下令处

死了国际纵队的500 名成员。他称，这些人都犯下了各种罪行”，并为“佛朗哥充

当间谍”。欧内斯特?海明威尽管对“国际纵队”有着确实的好感，但也认为，马

蒂是个“古怪的人，如同被窝里的臭虫。他有枪毙人的瘾好……他清洗的人比索利

沃森还要多。”

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别动队”不仅在西班牙活动得非常积极，在他们的行动中。

甚至也包括了对北美洲的托洛茨基分子和叛徒的追踪。1937年6月5日，内务人民委

员部的美国女间谍朱丽叶?斯图尔特?波因茨，因对上司心怀不满而离开了自己在

曼哈顿“妇女协会”大楼的房间。此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据后来资料讲。她被

俄罗斯的一个旧情人沙奇诺?爱泼斯坦（此人也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骗进了陷

讲。波因茨被杀死以后，她的尸体被砌进了格林威治村一座房子的砖墙里。

好像叫不断革命论，听名字似乎和我国文革时把红旗插遍全球及格瓦拉的理想很相似

第四章 斯大林与间谍恐怖症

（1926－1938）

长期以来，关于费里克斯?捷尔任斯基生命最后时刻的描述，成了克格勃发展

史上的一种圣经故事。费奥多尔?福明是在斯大林清洗中幸存下来的职位最高的肃

反工作人员了。他写道：“1926年7 月20日，捷尔任斯基是在同党的敌人斗争之时

倒在自己的岗位上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捷尔任斯基还在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的全会上发表了“言辞激烈的讲话，反对那些背离列宁路线的人。”据福明

讲，捷尔任斯基理直气壮地问与会者：“你们知道，什么是我的力量所在吗？那就

是我从不顾惜自己（礼堂里满座皆答：“对”！），正因为如此，在座的各位才信

任我，爱戴我。我从不反对理智的东西，但只要有混乱无序的存在，我就会全力以

赴同他们做斗争。”

在表白了自己的功绩后几个小时，捷尔任斯基便因心肌梗塞去世了。听过他最

后一次讲话的与会者，在得知他的死讯之后，都争相对他大加赞扬：

“在阴谋和反革命行动接连不断的艰难岁月里，当苏维埃大地化成一片灰烬、

当为自由而斗争的无产阶级遭到自己的敌人的血腥包围之时，捷尔任斯基表现出了

超人的精力，他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孜孜不倦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工人阶级

的敌人憎恨他，但又不得不对他肃然起敬，他高大的形象、大无畏的精神、敏锐、

耿直和绝对的忠诚为他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捷尔任斯基的死，对约瑟夫?斯大林来说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他已在列宁去

世后的长期的权力争斗中取得了胜利。“铁费里克斯”就算没有任何功绩，他也未

必会同意斯大林的做法，即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用作同党内持不同政见者斗争中的

离间和欺骗的工具，尽管这些方法他也曾毫不犹豫地用来反对共产党人的敌人。列

宁去世后，捷尔任斯基成了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BCHX）的主席和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主席。无疑，他是会反对那些对工业部门中的“资产阶级专家”的攻击，会反对

几年后斯大林在农村开始的残酷的阶级斗争的。在去世前三小时所作的“言辞激烈

的讲话”中，捷尔任斯基头一次如此不留情面地批评了党的机构：“我一看到我们

党的机构，看到我们的组织体系，看到我们不可置信的官僚现象、懈怠的工作效率，

以及极端混乱状态，我就感到恐惧。”

接替捷尔任斯基的是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这是一个高高的、

身材匀称的男子，戴着一副金边眼镜，比自己的前任显得要温和一些。初看，这两

个人有很多共同之处：两人都是老布尔什维克，都出自富裕的波兰家庭。缅任斯基

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不久就成了其中一名工作人员，并在捷尔任斯基当上国家政治保

卫总局主席之后，被任命为他第一副主席。他大概是克格勃领导中最有素养的一位

了。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这个前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跑到西方后对自

己过去的同行没有表现出什么好感的人也称他是“很有修养”、“受过全面教育”

的人。据费奥多尔?福朋讲，缅任斯基在进肃反委员会时就精通十二种语言。后来

他又掌握了汉语、日语、波斯语和土耳其语。他不仅显示出对语言的兴趣，还对诸

如物理、化学、天文学、数学等精密科学感兴趣。而且缅任斯基也不像自己的前任

那样被视为力量和权力的化身。福明在一份经过官方认可的颂辞中还承认，“他没

有发号施令的腔调”。对于很多工作人员来说，他们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主席下达

的命令却以“我恳请……”的字眼作为开头而感到惊奇。从缅任斯基时期开始，遭

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的托洛茨基，认为他是个奇怪而平庸的人；“他给我的印

象最好用一个词来表达：印象皆无。他看起来好象是某个不存在的人的影子，或者

更确切地说，像是一个未完成的肖像画的粗劣的草稿。”缅任斯基不是斯大林分子。

国内战争期间，他在前线遇到过托洛茨基并警告过他，说斯大林正在进行一场反对

他的“很复杂的游戏” 。 但是他本人也从未真正反对过斯大林权力的恶性膨胀。

‘还是在被任命前，缅任斯基曾得到过严重哮喘。他经常是躺在卢比扬卡自己办公

室的沙发上接待来访者的。“大夫命令我躺着，”他解释说。1929年4 月，缅任斯

基心脏病发作，这使得他两年未能工作。1931年，他又开始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健

康状况使得他不能全力工作。到了1933年，他已经感到时常虚弱，甚至不能独自登

楼到克里姆林宫自己的办公室里去。很快，他就几乎不再料理事务，住进莫斯科近

郊的别墅中去了。

由于缅任斯基身体不好，加之领导工作无方，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权力渐渐落

人他的一个更有进攻性的副手亨里希?格里戈里耶维奇?亚戈达的手中。此人是个

犹太人，长得很墩实，身体极好，无论举止还是长相，都和缅任斯基迎然不同。迄

今对这个人的回忆除了让人羞惭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甚至在克格勃的工作人员中

也是这样认为的。几乎所有的有关斯大林时期的回忆录中，都是以憎恶的口气提到

这个名字，“若说缅任斯基在见识的广度上无人匹敌的话，那么亚戈达则在残忍、

缺乏教养和粗暴上无人可及”，阿加别科夫这样写道。但是捷尔任斯基1923年任命

他为自己的第二副手的时候，他的粗暴和残忍还没有表现得如此明显。可能捷尔任

斯基认为，他不过是一个善于执行任务、精力充沛而又很自负的官僚而已。亚戈达

成了被特权腐化了的典型的官僚。他日益膨胀的野心和他的残忍是很相符的。据亚

戈达的一位同事说，在1936年夏，被解除显赫职位的前几天，他正完全沉浸于自己

的新工作服的设计梦中：锁了金边的白色毛料上衣，就像沙皇时期海军军官那样的

镀金佩剑；天蓝色裤子和进口皮革制的靴子。

斯大林从未完全信任过亚戈达，这部分是因为他自己是个反犹主义者，也因为

亚戈达倾向“右翼反对派”和他的领导人尼古拉?布哈林。1928年在和加米涅夫的

一次谈话中，布哈林说，亚戈达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第二副主席、国外处处长特里

利瑟尔都“和我们在一起”。他还说，亚戈达告诉了他有关农民起义的秘密情报。

同时布哈林也清楚，亚戈达是个机会主义分子，因而不能指望他的支持。1931年，

斯大林想巩固自己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的影响，便派去了一个党内工作人员A?H

?阿库洛夫。此人和亚戈达平起平坐，也被委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副主席的职位。

但仅过了一年，阿库洛夫就被迫离开此职。然而斯大林为了等待合适的机会安插一

个自己人担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领导人，就暂时和亚戈达达成了某种妥协。亚戈

达与其说是个空想家不如说是个官迷，为了能往上爬，他也愿意追随斯大林。但是

他也并不准备无条件地支持斯大林。特里利瑟尔则是“右翼反对派”的更积极的支

持者。 还在1923年， 他就在进攻托洛茨基的路线斗争中和布哈林站在一边。但到

1929年，将特里利瑟尔视为潜在对手的亚戈达，在中央委员会的支持下达到了目的：

将特里利瑟尔挤出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替其任国外处处长的是前反间谍处处长

阿尔图尔?阿尔图佐夫。

缅任斯基和亚戈达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领导的第一年里，主要是在“托拉斯”

行动大功告成的气氛中度过的。但是这一成绩很快就被一连串的丑闻曝光和苏联对

外情报机构的失败弄得黯然失色。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迅速扩大的网络以及军事侦察

机构的安全，都因苏联密码的落后而受到威胁，除此使其受到威胁的还有苏联驻外

间谍机构负责人在对当地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中经验不足这一因素。这些负责人工作

十分勤勉，却常常办些外行事。1927年春，发生了一起揭露苏联间谍机构在八个国

家中活动的轰动性丑闻。3 月份先是揭露了在波兰的一个由过去的白军将军、后来

成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间谍的达尼埃尔?韦特连科的间谍组织；伊斯坦布尔的一家

苏土公司的著名专家，被指责在土耳其――伊拉克边境搞间谍活动；紧接着，瑞士

警察局宣布逮捕了两名苏联间谍；4 月份，在对驻北京的苏联领事馆搜查时，找到

了大量有关苏联间谍活动的文件；之后，法国的安全机构也逮捕了八名苏联间谍网

的成员，该网是由法共政治局委员让?克列梅领导的；5 月份，奥地利外交部中一

些向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提供秘密情报的工作人员被拘捕；与此同时，由于英国特工

机构对“全俄有限合作公司”（“AP KOC”）和苏联贸易代表团住处的突击检查和

搜查，从而揭开了一个据英国内务大臣乌里扬姆?约翰逊一希克斯（此人以好激动、

好夸张而闻名）称是“我曾听说过的最大、最卑劣的间谍组织”。

北京和伦敦的突击检查以及随后公布的一些材料，对苏联的对外间谍网是一个

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察）

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

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掠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

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人中国的武器的详尽描述。尽管英国的警察局

没能查获这样多的极重要的文件。但伦敦公布的材料影响也不小，因为文件中透露

出了一个重要信息：英国专家又解译了苏联外交密码。在对下院的讲话中，首相、

外交大臣和内务大臣都引证了截获的苏联外交电报。

北京和伦敦的轰动性披露，对克里姆林宫和国家政治保卫局来说损失不可估量，

因为这件事正发生在苏联与中国、英国的关系处在转折的关键时刻。从1922年起，

苏俄的对华政策是建立在与国民党民族主义制度合作的基础上的。1927年4 月，由

于共产党领导的起义使得上海落人国民党总司令蒋介石的手中。“蒋”斯大林说，

“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但实际上充当了柠檬的却是共产党人。

在上海取得胜利后，蒋开始系统地消灭共产党人，而正是这些人帮助他掌上了大权。

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共产党人以一次次武装起义作为回复。但所有的起义都被残酷

镇压了。

对苏联间谍的揭露，还带来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苏联同仍然被其视为有影响

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关系破裂了。1926年5 月的总罢工，被保守党的多疑分子视

为是俄国的阴谋分子组织的，从此，斯坦利?鲍德温政府便受到要求断绝同苏联的

外交关系的极大压力。1927年，英国政府对苏联军事情报活动展开了声势浩大、毫

不留情的揭露。接着1927年5 月26日，奥斯汀?张伯伦向苏联代办阿尔卡季?罗森

戈列茨通告说，鉴于苏联进行“反英的间谍活动及宣传”，英国政府决定断绝与苏

联的外交关系。对自己的正式声明，张伯伦赋予了一种出人意料的个人性质，他引

证了罗森戈列茨4月1日发出的一封电报，并说：“您在电报里请求向反对英国政府

的政治运动提供物质援助”。在回国途中，罗森戈列茨在华沙做了停留，并和苏联

大使彼得?沃伊科夫在中心火车站小餐厅里进了早餐。在罗森戈列茨的火车开动前

几分钟，一个白色俄国流亡分子一边喊着：“这是为了民族的俄罗斯，而不是为了

共产国际！”一边朝沃伊科夫连开了几枪。苏联政府很快作出反应，声明“这是英

国之手给了沃伊科夫致命一击。”不管多么耸人听闻，反正1938年在战前最后的公

审中，罗森戈列茨竟然承认，说从1926年起他就在为英国情报机构工作。

苏联情报机构在1927年春的失败造成了严重后果。首先，整个苏联使馆和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的安全体系以及密码体系都不得不做出重大变化。所有苏联使馆和贸

易代表团都收到了紧急通知，要求销毁所有一旦被截获可能造成新的披露的文件、

甚至是在遭受攻击危险最小的德黑兰使馆，其院内由于焚烧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文

件而燃起的火堆惊动了当地的消防队。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国情报机构也接到命

令，他们只能保存近一个月的信件，还要同时制定出一个一旦被搜查即迅速销毁文

件的计划。而对与当地的共产党人所进行的间谍合作工作也下达了新指示，主要是

要抹去他们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接触的任何痕迹。

为了保障外交信件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联络系统的安全。克里姆林宫下达命令，

启用虽然费力费时、但只要使用正确则绝对可靠的“一次性”密码。结果使得西方

的破译员们从1927年到二战开始，几乎未能破译一份重要的苏联的密码通告。为此，

作战处处长A?T?丹尼斯托曾悲伤地写道，英国政府将破译苏联密码之事公诸于众

“无疑是破坏了整个工作”。

1927年，对苏联间谍人员的揭露，对斯大林的影响也相当大。他从中看到了帝

国主义阴谋的迹象：“毫无疑问，现代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战争威胁的问题。

这不是某种非现实的、抽象的、局部战争的‘危险’，而是完全现实的、具体的、

整体上的战争，尤其是反苏联的战争的威胁。”

依斯大林看，反对苏联的“帝国主义联合阵线”的组织者，首推其主要敌人―

―“英国资产阶级及其战斗指挥部――保守党”。“英国帝国主义曾经是、现在是、

将来也仍是人民革命的最凶险的刽子手”。斯大林认为保守党政府制造的阴谋分三

个主要阶段。

第一步是对北京的苏联使馆进行搜查，目的是“揭露有关苏联进行破坏活动的

‘可怕的’文件，并以此制造群情激愤的氛围”。第二步是对伦敦的“全俄有限公

司”的处所，进行突击检查，并断绝英苏外交关系，目的是“在整个欧洲开始对苏

联的政治封锁”，以作为战争的序曲。第三步是“保守党间谍组织”在华沙刺杀沃

伊科夫的行动，它就像1914年在萨拉热窝发生的、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火索的刺

杀奥地利皇储弗郎茨。费迪南的事件一样。

虽然这个“英国阴谋”没有带来任何结果，但之后必然会有其他阴谋接??而至。

英国继续资助“在苏联的间谍恐怖主义小组”，并试图挑起白色流亡人员及其他帝

国主义势力的对苏行动。斯大林表示，他反对“那些所谓的工人运动领导人，他们

认为新的战争的威胁是‘凭空想象’的，而用和平的谎言去麻痹工人，并对资产阶

级对新的战争的准备视而不见……”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威胁，必须做好以下几项

工作。首先，需要在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加强我国的防御能力”，尤其是加强军事

工业，并提高苏联人民的警惕性。其次，必须向那些内部敌人――恐怖分子、工业

生产中的怠工分子和“其他的废物”进攻，以“巩固我们的后方”。斯大林的“废

物”也暗指共产党内的反对派：“经过这一切之后，我们对我们的反对派还能说些

什么呢？无论是对他们在面临新的战争威胁之时对党的非难，还是对于他们在战争

威胁切实存在的时刻加紧对党所进行的攻击，我们都勿需表白什么。”

在1927年之前，对斯大林日益增长的权力欲构成唯一威胁的因素来自于布尔什

维克党内部。战争威胁的出现对斯大林是个绝好的时机，因为此时他正在积极巩固

手中的权力；从另一方面讲，斯大林这个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言，是个“有着病态

的疑心”的人，很显然，他坚信自己的阴谋理论。从某种程度而言，也可以这样来

概括所有的党的领导人，要知道是意识形态本身使得他们相信这一点。布尔什维克

人的信仰的基本公理之一，就是世界资本主义永远不能容忍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帝

国主义国家及其特工机关一定在策划阴谋，以图消灭“工农国家”。正是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宝剑”，担负着揭露帝国主义的阴谋，并将其消灭

于萌芽状态的使命。

斯大林第一次使用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来巩固他个人在党内的权力。和肃反委

员会一样，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任务是同反革命作斗争。但是，这时“反革命”的

概念已发生了变化。列宁时期“反革命”即意味着共产党的反对者。而鉴于站在反

对斯大林的最前线的正是共产党人，因而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便在党内也使用起过去

用于对付党外敌人的渗透和离间等手段。

以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为首的“左翼反对派” 成了最早的牺牲品。1927年9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一名潜入“左翼反对派”中的奸细，发现了一个非法“印

刷所”（事实这个印刷所不过是几台油印机），反对派打算在此印刷自己的纲领。

据一位曾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后来跑到西方的亚历山大?奥尔洛夫讲，

当亚戈达向斯大林讲了印刷所的事之后，斯大林回答说：“真是好极了！现在要把

你们那个间谍升格，说他是弗兰格尔将军的一名军官、你们一定要在报告中指出，

托洛茨基同弗兰格尔的白军分子有联系。”此后，斯大林向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

委员会报告说，“左翼反对派”有同白色分子合作的嫌疑。

1927年11月，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及其近百名拥护者被开除出党。季诺维也

夫愿意悔过，同“托洛茨基主义”划清界线，因而才被恢复党籍。托洛茨基拒绝这

样做，所以，在1928年1 月，他被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判决流放到哈萨克斯坦同中国

相接壤的偏远边境地区。在此后近十年间，托洛茨基一直是“猎人”的狩猎对象，

他是克格勃历史上被监视时间最长的目标。1928年，“猎捕妖婆”（“妖婆”指托

洛沃基分子）行动刚开始时，将一个伟大的异教徒强行逐出莫斯科颇具喜剧的色彩

（然而几年之后这种作法恐怕就不足为奇、毫无“喜剧色彩”而言了）。

l 月17日早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来到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的住所，

当时，托洛茨基还穿着睡衣。托洛茨基将自己反锁在房间里，革命前，警察来抓他

时，他不只一次这样干过。隔着门谈判未奏效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行动小组负责

人便命令破门而人。当托洛茨基认出其中一位年轻的军官是自己在国内战争中的一

个警卫员时，他吃了一惊。看见自己过去的政委穿着睡衣，年轻人失声痛哭起来：

“您枪毙了我吧，托洛茨基同志，枪毙了我吧”，他抹着眼泪央求说。托洛茨基安

抚了自己过去的警卫员，还对他说，不管命令对否，都应该服从。然后，他选择了

消极抵抗策略，拒绝更衣，并哪儿也不去。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强行除去了他的

睡衣，给他套上外衣，然后不顾他家人的抗议，驱车把他送上了开往西伯利亚的快

车。

1929年2 月，托洛茨基又被转到土耳其。放逐之时，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人想

方设法不让他人与其接触，以防他又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在奥德萨，在两名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他和妻子、长子列夫?谢多夫登上了“伊里

奇”号轮船。据后来所知，他们是这艘轮船的唯一乘客，甚至船员也接到指示，让

他们离托洛茨基一家远点。当“伊里奇”号驶进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后，托洛茨基的

一个守卫给了他一千五百美元，以便他“能够在国外开始生活”。当时托洛茨基身

上分文皆无，于是，他将自尊心紧紧搂在手中，接了这些钱。在国外的头半月。托

洛茨基是在苏联驻伊斯坦布尔的使馆里度过的，然后他去了土耳其的“王子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二十年代末的“猎捕妖婆”行动，是针对政治、经济间谍的。

1928年3 月，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宣布破获了一起在顿巴斯煤田制造的“反革命阴谋”。

根据对阴谋过程极为详实的描写，首先被北高加索政治保卫局局长IO?卜叶夫多基

姆揭露的，是沙赫特城的一伙工程师，他们同煤矿的旧主、当时流亡在外的白色分

子以及西方的帝国主义分子一起，参预了旨在破坏煤矿生产的阴谋。侦察报告呈交

给了缅任斯基，他要求拿出证据。叶夫多基姆出示了几封截获的由国外发给这些工

程师的信件。尽管信中没有一点犯罪的迹象，但叶夫多基姆坚持认为，这些信中有

用这些工程师才懂的密码写成的“破坏指示”。缅任斯基说了对此的意见，并给叶

夫多基姆两周的时间破译密码。于是，叶夫多基姆便直接去找斯大林，而斯大林命

令将这些工程师逮捕。在政治局特别会议上，斯大林得到了亲自处理这一案件的权

力。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凭着几起因机器损害、工人酗酒、劳动组织不当而引起的事

故（也可能还有几起是真正的破坏活动），再掺进几个过去的沙俄工程师和国外商

人，便编造出一个由华沙、柏林和巴黎组织的“蓄谋已久的国际阴谋”。苏联的报

刊对“可耻的怠工者、阴谋分子和间谍”鄙薄地抨击了两个月之久。整个这起假想

中的阴谋被写成25万字的起诉书，指控50个俄国专家和3 个德国专家搞怠工和间谍

活动。人为拖延的公审大会，是在莫斯科的工会大厦（革命前此建筑是贵族议事厅）

的水晶玻璃大吊灯下举行的。总共有10万工人、农民、学生和其他经过专门挑选的

听众，每天轮流着参加法庭的会议。《合众报》记者尤泽?莱昂斯过去曾是共产党

人的积极支持者。他写道：

“那些拒不承认有罪的人引起了听众的特别关注。他们被挤在大厅的一角，弯

着腰，声音中充满了恐慌。他们不时要回答检察长刻薄的提问，还要及时地驳斥那

些来自被告席的、与其不利的‘声明’。每次，当认真听完法官所说之后，他们就

会自语一阵，但很快又顿住，最终又不言语了。他们无力地、惊慌地望着礼堂，好

像这才意识到这里还有他人的存在。实足的一场好戏。对公审大会的组织者来说，

这是一次真正的成功。”

在工会大厦上演的这出悲剧，与斯大林以后搞的“公诉”相比，其血腥味还淡

多了。只有十一个所谓的沙赫特怠工分子被判处死刑，还有六个人被判无罪，这是

因为他们顺从地、准确地扮演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他们安排的角色。对于大多数

出庭的公众，以及苏联报纸的读者来说，这出教益性剧目确实很有说服力：这些与

国外反革命势力相勾结的“阶级敌人”是很合适的替罪羊，可以将那些否则要使国

家领导人良心不安的痛苦推到他们身上。在1928年中央的四月全会上，斯大林“揭

露”了一个大阴谋，而所谓沙赫特案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

“如果认为世界资本主义会让我们安宁那就太愚蠢了。不，同志们，他们是不

会的，还存在着阶级，存在着世界资本主义，他们是不会对社会主义国家的迅速发

展等闲视之的。过去世界资本主义企图通过直接的军事干涉来推翻苏维埃政权，这

一企图破产了。现在他们企图、而且将来也仍会企图以无形的经济干涉来削弱我们

的经济力量；他们并不总是很明显地、但也相当猖狂地在组织怠工，在这样或那样

的工业部门搞各种各样的‘危机’，以此为将来的军事干预铺路。这一切都是世界

资本主义反苏维埃政权的阶级斗争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根本谈不上是什么偶然的

事。”

沙赫特事件五十年后，一些克格勃的军官们才承认，此事是间谍恐怖症的产物。

但在戈尔季耶夫斯基时代，克格勃还未能正式承认这一点，甚至在1978年由第二总

局（反间谍局）局长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格里戈连科领导编写的克格勃秘密

材料中，还毫无依据地称，沙赫特事件是真正的阴谋。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克

格勃仍然坚持斯大林对1928年沙赫特事件的解释。在1979年公布的解密材料中讲道：

“很显然，二十年代末那些构成反苏统一战线的破坏分子、间谍、奸细对发展

社会主义和巩固我国的国防力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机构及其特

工机关对这个敌对的地下组织进行了揭露，帮助党和国家粉碎了国际反动势力的阴

谋。”

1928年时，甚至大部分曾为沙赫特事件编造证据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们，

显然也反对这一阴谋。斯大林时期的俄罗斯，经历了一场曾在一战时笼罩欧洲的间

谍恐怖症。在一战前的头几周，英国警察局便接到告密（这些告密者没有一个有凭

据），说国内有“好几千”所谓的“德国间谍”。“间谍恐怖症”，伦敦特工机关

的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写道，“好像一场可怕的流行病，伴随它的是无可救治的

幻症。”直到战争末期，仍有一些大臣和部分公众认为军队失利、生产的跌落以及

其他非正常的情况，都是敌人的破坏和阴谋的结果。在1918年的一个指控陪审员有

诽谤行为的刑事案件中，有人证明说，德国秘密机构有一个“黑名单”，里面有四

万七千名性畸形者的名字，主要是英国的一些达官贵人，他们受到了讹诈和恫吓，

目的是为了破坏英国的军事计划。

在二战初期，欧洲再次被间谍恐怖症所笼罩。1940年，德国人占领了法国的荷

兰后，英国充满对内奸――“第五纵队”的恐怖，这与一战时期的间谍恐怖症相差

无几。国内侦察机构在六月份所作的报告中讲道：“‘第五纵队’的猖狂行为已达

到了危险的地步。”直到后来，温斯顿?丘吉尔和他的参谋长们才认识到，有必要

采取一些“最强硬的措施”，以消除事实上根本没有的危险。

战争期间让西方国家人心惶惶的关于“第五纵队”庞大阵容的神话，以及冷战

时代由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领导的、以假想的美国共产党人为目标的“猎捕妖婆”

行动，能够帮助我们理解，为什么斯大林总是认定有反苏破坏行动的存在。但斯大

林的“猎捕妖婆”行动无论在形式上还是规模上都与西方的同名行动大不相同，比

如，冷战期间美国的行政机关与其说是麦卡锡主义的倡导者，不如说是麦卡锡主义

的对象之一。而在苏联猎捕妖婆的主要猎手则是斯大林本人。丘吉尔对“第五纵队”

的担忧很快就过去了，并在1940年底他得出结论：“猎捕妖婆”有害而无益。

虽然，西方世界在两次世界大战以及冷战时期，也患过”间谍恐怖症”，但实

际成为其猎捕牺牲品（包括假想的间谍和假想的共产党人）的人数并不多。与此相

比，苏联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仅三十年代被镇压的假想敌人的人数就以百万计算。

斯大林及其同谋，利用所谓的沙赫特阴谋，结束了新经济政策时代（即对资产阶级

的利益容忍的时代），开始了向那些破坏经济的“阶级敌人”发动进攻，其对象主

要是工业生产中的资产阶级专家以及农村里的富农。在消灭了“左翼反对派”以后，

斯大林将其对苏联经济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政策据为己有。而以布哈林

为代表的温和政策推行者（他们赞成建立在妥协基础上而非阶级冲突基础上的政策）

以及“右翼反对派”，显然比“左翼反对派”更容易地成了众矢之的。1929年1 月，

布哈林被清除出政治局。促使斯大林时期的领导人在次年实施更快的工业化步骤，

作为五年计划的基础部分和在农村进行旨在“将富农作为一个阶级”消灭掉的强制

性集体化运动的主要原因之一，是面对国内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分子长期信心不足。

1928年11月，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中坚持认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能否生存，

决定于苏联经济是否能够赶超西方：“或是我们做到这一点，或是让别人把我们打

倒。”他在1931年2月又重复了自己的话：

“旧俄罗斯历史的一个明显特点便是她总因为落后而挨打……我们比发达国家

落后了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应该在十年内缩小这一差距。我们要么做到这一点，

要么完蛋。”

理想主义和缺乏安全感是斯大林改造苏联经济思想的基础。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大飞跃的前景，使得党内新一代成员的头脑极度发热，这实际上是在重蹈1917年列

宁的覆辙。五十年后，苏联一名不同政见者彼得罗?格里戈连科回忆了他和那些年

轻的共产党员们是如何“狂热”地接受斯大林的思想，相信1929年是“伟大的转折

年”的说法：

“那时面包不够吃，到处排长队，眼看就得实行凭票证供应，并可能发生饥荒，

但我们不管这些，都为斯大林的思想所陶醉，我们都充满激情地说。‘是啊，伟大

的转折，消除小农经济，消灭可能滋生资本主义的土壤。帝国主义豺狼甭想来进犯

我们！我们走在通向社会主义胜利的光明大道上’！”

斯大林的经济计划将许多过去支持托洛茨基的人争取到了自己这一边儿来。国

家银行行长、托洛茨基过去最亲密的战友皮亚塔科夫，在1929年10月对人民委员会

热情洋溢地说：“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英雄时代到来了。”

这一成为许多党员热情的来源的“英雄时代”，需要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个强

制工具作为保障。1929年11月，所有刑满三年以上的政治犯和刑事犯都转归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管理，因而，广阔的劳改营网络在三十年代迅速成为强制为苏联经济劳

动的主要场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理想主义信念和粗暴的力量，改造了苏联的工业。

人们定下了不可能完成的生产任务，并坚信“没有布尔什维克人攻不下的堡垒”，

因而取得的成果，比从国家的现实状况出发而预料的结果要多得多。在乌拉尔河、

库兹巴斯和伏尔加河畔，出现了新兴工业中心；不毛之地上有马格尼托戈尔斯克和

（阿穆尔河畔的）共青城拔地而起；新设备运进了哈萨克斯坦和高加索的边远地区；

第涅伯河上建起了巨型水坝，使得发电量增加了近两倍。这些成绩都是在三十年代

初取得的，而那时正是西方因1929年的华尔街七月一悲剧引起的大萧条而走向全面

衰退之时。苏联的官员颇为自豪地将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同世界资本主义无法解决

的矛盾作了对比。

资本主义虽然处于萧条期，但在苏联人看来。其危险性并未减少。1930年7 月，

斯大林说：“每当资本主义的矛盾开始激化的时候，资产阶级就会把目光投向苏联，

好像说：‘我们能否通过苏联这个苏维埃国家，这个工人阶级和殖民地革命化的革

命堡垒来解决资本主义自身的部分矛盾，或者是所有矛盾呢？’这就是他们为何企

图对苏联进行冒险的进犯，搞武装干涉，而这种企图因为其经济危机而变得更加强

烈。”

1929年6 月，保守党人在大选中失败之后，随着以拉姆齐?麦克唐纳为首的第

二个工党政府的掌权，以及英苏复交，英国不再被苏联视为战争威胁的主要策源地。

战争的威胁，用斯大林的话说，是来自于法国这个‘所有进犯性的军国主义国家中

最有侵略性和最富有军国主义的国家”。当时，法国指责苏联对西方市场搞倾销政

策，于是开展了反苏运动，这就更增加了苏联领导人的担忧。1930年10月，法国工

商部长下令限制进口苏联商品并试图说服法国的东欧盟国也效仿此举。苏联以全面

禁止进口法国商品并公开谴责法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计划作为回复。“法国人的计划”，

人民委员会主席、未来的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说，“主旨在于对苏联进行

经济封锁，并以此做为武装侵略的准备”。

新的外来侵略的威胁，使得苏联加紧了对那些同外国人、尤其是同法国帝国主

义分子联手的国内怠工分子的打击步伐。1930年9 月22日，新闻界宣称，国家政治

保卫总局发现了一个“反革命集团”，它以亚历山大?梁赞采夫教授为首，里面有

48名教授、农艺师及食品企业的领导人。他们都被指责为破坏粮食供应。第二天，

各个报纸的社论中都登载了各个劳动集体要求惩治反革命阴谋分子的会议决议， 9

月24日就公开宣布，所有据名阴谋分子都已被枪决。报纸上刊登了他们的声明中的

片断，声明中他们对自己的滔天罪行供认不讳。据苏联报界报导，在几百个劳动集

体中举行了群众大会，会上，工人们“对光荣的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这把出鞘的革

命利剑，为清除这一肮脏的阴谋而作的卓越贡献表示了衷心的感谢。”

以后，几乎每次供应脱节，或是生产中出现某个大事故之后，国家政治保卫总

局总能及时地披露一个“肮脏的阴谋”。在“一五”期间揭露的最大的假想阴谋，

是“地下工业党”阴谋。参加该党的有两千名工程师和计划工作人员，他们妄想推

翻苏维埃政权，先后同以法国为首的十来个国家的总参谋部串通起来，还同著名的

法国国务活动家莱蒙?普安卡雷、阿里斯蒂德?白里安，以及其他一些国外知名人

士，如劳伦斯?阿拉维斯基、石油巨头亨利?德特尔金相勾结，当然，也同在巴黎

的妄想重返俄罗斯并恢复资本主义的俄国白色临时政府（据后来得知，这个政府的

两个成员在此之前已经死了）狼狈为奸。对由八个人组成的工业党执行委员会的公

审，是在曾以殿堂辉煌美丽而著称的贵族会议大楼内进行的。审判是在五十多万工

人和职员的震天吼声中开始的，他们在大楼外面踏着积雪高喊着“处死！处死！处

死！”。有声明说，帝国主义间谍的反革命集团随时都可能营救这些被告，并煽起

群众性怠工运动，但在年迈的马克西姆?高尔基向全世界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进

行了热切的号召后，敌人的间谍放弃了自己的计划，于是战争的威胁消除了。

事隔半个世纪以后，克格勃仍不顾一切地坚持认为，工业党是“受西方间谍及

在巴黎的旧俄国大资本家的指使和资助的真正的地下间谍中心”。戈尔季耶夫斯基

不知道克格勃中曾有哪个工作人员认真对待过这种愚蠢之说。乍一看，五十年前，

即三十年代，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对这一案件的态度是如此的无耻，而工业党一案从

头至尾都不过是假想之事。但事实上一切都不那么简单。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

人员确实发现一些存心不满的工程师和领导人员，对苏维埃政权怀有仇恨并和国外

的白色分子保持着各种联系。而总想在一切事情中看出阴谋的不治之瘾，使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认定，此案一定和精心组织的反革命阴谋有牵连，而且其中帝国主义间

谍一定扮演着某种角色。于是，一部描写此阴谋的“剧本”便被这个集体“创作”

出来，并被搬上了“舞台”。为的是让苏联人民、共产国际中心的朋友以及国外的

进步力量引以为鉴。“阴谋分子”的“供认不讳”，使得斯大林的教育剧更具说服

力。1967年，一名当年在公审中的受害者后来曾向苏联检察长递交了一份经过发誓

的书面证词，讲述了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为得到供词而采用的手段：

“有些人是因为得到补偿保证而屈从，而其他一些试图反抗的人在体罚手段下

“变得聪明起来’。……那些人揍他们的脸、脑袋。生殖器，把他们往地上摔，用

脚端，拍他们的脖子，直到头部供不上血才松手；他们被放在传送带上、不让睡觉；

被扔进单身牢房里――被扒去外衣，光着脚、扔进冰冷的牢里或是没有窗户的闷热

不堪的牢里……对于一些胆小的人来说，这种方法再加上相应的威吓就已足够了。”

那些参加了这些公审的人当中，很少有人对其真实性发生过怀疑。甚至是托洛

茨基分子，尽管他们也遭到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迫害，也对“工业党阴谋”的存在

确信不疑。托洛茨基认为，这些“破坏专家”是受雇于国外帝国主义分子和出卖灵

魂的俄国流亡分子的。在莫斯科的托洛茨基地下组织的成员认为，工人们对“破坏

专家”的愤怒是“他们真正的革命热情”的有力证明。“红色无产者”工厂的一个

工人四十年后讲道：“工人们痛斥叛徒罪行的愤怒情绪我将永生不忘”

对工业党一案审判的结果却非常出人意料。在掌声和观众们的欢呼声中，法官

对五人做了死刑判决。两天后又宣布将死刑改为十年监禁。而后有几人还被秘密宣

告无罪释放。情况发生这样的变化，纯粹是由于经济原因。尽管新一代技术人员已

在培养中，但在“一五”期间，国家的迅速发展显出苏联经济对“资产阶级专家”

的明显的依赖性。在1931年初举行的工业部门领导人会议上，在工业党一案的诉讼

时期曾主持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的谢尔戈?奥尔忠尼启则作了发言，他强调了“慎

重对待那些诚实劳动的专家”的必要性。春天，委员会对一系列提出上诉的被流放

和被监禁的工程师的案子重新进行了审理。斯大林也在1931年6 月假惺惺地宣称：

“我们总是将‘对专家们的非难’视为、而且继续视为不良和有害的现象。”斯大

林号召“要最大程度地慎重对待那些毅然转向工人阶级一边、从旧学校出来的专家、

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很少在报纸上发表讲话的缅任斯基也在《真理报》的文章中

指出斯大林之辞的英明。他强调说，捷尔任斯基就经常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之所能，

来“保护专家们不受各类迫害。”

第三章 对外情报机构及其“积极行动”，捷尔任斯基时代

（1919－1927）

还是在通过对外情报系统搜集情报之前，苏维埃俄国就已开始采取一系列步骤，

以实现其在国外的大规模秘密行动的计划。当肃反委员会还在为保卫布尔什维克制

度免受国内现实的和臆想的敌人的侵害而努力的时候，国外的苏维埃间谍机构的活

动主旨是为了输出革命。而且当时在国外的大部分行动不是肃反委员会组织的，而

是由控制在布尔什维克人手中的共产国际组织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NkkH）称

自己为“世界革命的大本营”。

1917年十月革命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一直在期待着革命先传播

到欧洲，然后席卷全球。一战末期，西线的一些战事导致了中欧几个大帝国的垮台，

这使他们燃起了希望。 而且列宁还在1918年10月1日就写道：“世界革命在一周的

时间内向我们走近了许多，我们可以认为它在最近的几天内就会到来……我们应该

不惜自己的生命去帮助德国工人们加快革命的到来，革命应该很快就在德国开始了。”

11月9日， 即颁布停战令前两天，德国宣布成立共和国。那里照苏维埃的模式

建立起工农苏维埃。 但列宁的欢欣和热望很快就消失了。1919年1月柏林的起义被

镇压了，而不久前成立的德国共产党（kFIF）的领导人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

克内西尽管不是工人运动的发动者，但却因对运动表示了支持，而被军官中右翼激

进分子残暴杀害。虽然他们的死使德共以主要左翼政党身份取代德国社会民主党位

置，这一本来已渺茫的希望更加无望，但莫斯科却因此而能够毫无障碍地向德国共

产党人强加自己的意志。遇害前不久，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领导人，罗莎?卢

森堡曾批评布尔什维克制度、指责列宁不是在搞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在搞对无产阶

级的专政。她大概是唯―一个敢于公开反对列宁、抵制把共产国际变成苏维埃对外

政策的工具的外国共产党人。

三月初，在莫斯科俄国革命剧院举了共产国际的成立大会。参加大会的代表中

只有五人是从国外来的，其他的“国外”代表则是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从那些

逗留在莫斯科的外国追随者当中选出来的。他们当中许多人甚至就从未到过他们所

代表的那个国家。而且，他们所代表的党派，有些根本就没有成立。但是，对于大

多数欧洲左翼运动的代表来说，这些技术上的细节没有多大意义。对于许多左翼积

极分子来说，莫斯科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耶路撒冷，而共产国际的建立只是更加坚

定了他们对光明未来的信念。法国共产党人鲁伊――奥斯卡?弗罗萨的发言表达了

公众的心情：

“遭到一大群敌人包围的、忍饥挨饿的、被推入混乱和无序状态的俄国，在付

出无法想象的代价之后建立起了我们共同向往的公平、和谐的世界。曾受禁止的、

处处遭压制的社会主义在那里取得了胜利。我们所向往的、所有国家的社会主义者

追求、期待而又未实现的东西，正在由为不屈的意志所鼓舞的俄国社会主义者们变

为现实。在古老的沙皇帝国的上空，飘扬着共产国际的红色旗帜。再没有人剥削人

了！资本主义终于被打倒在地，被碾碎、被消灭了！前进！人类不会灭亡，俄国开

始了新的一天！”

在西方一些国务活动家的咒骂声中，如同在镜子中一样，映出了共产国际对世

界革命最终要到来的坚定信念。在共产国际第一次大会的工作结束后两周，劳合?

乔治对法国总理乔治?克雷孟梭说：“整个欧洲都充满了革命情绪……现存的政治、

社会和经济秩序的各个方面都为欧洲各个地方的人民群众所怀疑。”

实际上，早在共产国际开始输出革命之前，革命就已经开始迅猛展开了。在没

有莫斯科帮助的情况下， 仅在轰轰烈烈的几周内，匈牙利（3月21日）和巴伐利亚

（4月7日）相继成立了共和国。共产国际主席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曾预言说，一

年内整个欧洲就会变成共产主义的欧洲。但布尔什维克遭受的打击是沉重的：成立

还不到一个月， 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就被正规军和起义部队打败了，而8月罗马

尼亚的人侵则结束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

1919年10月，共产国际在西欧创立了两个秘密组织用以传播革命：柏林的西欧

秘书处以及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柏林的组织是由雅科夫?赖赫（化名为托马斯同

志）领导的，而阿姆斯特丹的西方局则是由西博尔德?鲁特克格思领导的。列宁亲

自选定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那些名气较大的德国和荷兰的共产党人更合适，因为

后者就他看来可能会不遵从莫斯科的指示。他和他们每个人都见了面，并对他们初

期的秘密任务、经费及联系等问题亲自做了指示。尽管有种种防范措施，西方局还

是很快就被警察局盯上了。 1920年2月召开的第一次秘密会议的第二天，俄国来的

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波洛金就发现，荷兰警察局在隔壁房里装了窃听器。

他试图告知与会者有危险，但警察局已比他领先一步，逮捕了所有代表。虽然他们

最终都被释放了，但英国的代表却没能得到他们翘首期盼的共产国际答应提供的资

金，结果是空手而归。1920年4月西方局被关闭。

命运对柏林的西欧秘书处还是比较厚待的。托马斯同志成功地利用了秘密间谍

网，其工作人员持外交护照往返于莫斯科和其他城市，给那些党的战斗队员提供了

伪造的证件，资助了德国和其他的西欧共产党。因为警察局更多地注意的是男子，

因而他的信使中有许多女性党员， 其中就有在1921年4月当上捷尔任斯基副手的约

瑟夫?斯塔厄斯拉沃维奇，温施利希特的妹妹。托马斯居然租了两架飞机和一艘不

大的轮船，将持有伪造证件或外交护照的代表送到彼得格勒去参加共产国际第二次

代表大会，这也显示了他的精明能干。

在彼得格勒的代表大会上通过了主要由列宁起草的“二十一条”，事实上是确

定了共产国际成员的军事纪律。所有共产党的活动都应是合法手段与非法手段并用，

同时建立了一些平行的非法机构，以在关键时候帮助党完成自己的革命使命。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中，一个来自俄罗斯的代表卡尔?拉杰克称：“俄国是工人阶级已

掌握政权的唯一国家，因而全世界的工人都应成为俄罗斯的爱国者。”大部分外国

共产党人都同意这一说法。英国工党领袖们的界定十分贴确，他们认为英国共产党

“是莫斯科的富有教养的奴仆，”而它却是自愿地、甚至是高兴地接受这种奴役的。

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一名持强烈批评意见的英国代表从彼得格勒回来之后写道：

“很显然，对于许多共产党人来说，俄国不是一个他们可以学习经验的国家，而是

一个神圣之至、可望不可及的国家，在它面前他们须俯首贴耳、就像那些穆斯林圣

徒在祷告时面向麦加方向一样”

季诺维也夫向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宣称， 执行委员会不仅有权。 而且也有责任

“干涉’ 那些已是共产国际成员或是想加人共产国际的共产党的工作。 进行这种

“干涉”的主要工具，就是那些被称为“莫斯科的眼睛”的共产国际代表。德共主

席、参加大会的德国代表团团长保罗?莱维，在1921年同共产国际决裂之后写道：

“这些代表从未与那些独立的共产党的领导人合作过，他们总是站在他们背后与之

作对。与当地的领导人不同的是，他们受到莫斯科的信任……执行委员会的代表就

像是肃反委员会派往国外的方案制定人。”

“莫斯科的眼睛”们是各党中央委员会成员，他们的职责包括准备秘密汇报。

这些汇报，用托马斯同志的话讲，是做给列宁本人及共产国际“小局”（即事实上

的政治局）的成员的。而意大利社会主义分子贾钦托?塞拉吉的说法更形象。他说

共产国际的代表们在国外的行动就像是些“灰衣主教”：他们对社会主义政党搞分

裂，其结果是1920－1921年在法国、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其他一些国家建立起

了新的共产党。1920年，在图拉举行了筹建法共的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会上，法

国社会主义者安德烈?莱?特罗克尔不无气愤地发言说：“虽然我也想加人第三国

际（共产国际），但我不准备容忍这种没完没了的、甚至连我们的代表大会也不放

过的监视行为。”

共产国际的特使对在共产党的活动中引入那些布尔什维克在沙皇俄国时期采用

的秘密手段起了促进作用。在他们的活动中，重要的一项内容是从莫斯科获取资金

来资助共产党和亲苏维埃的报刊。资金主要是一些从沙皇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没收

来的珠宝。据被驱逐到巴黎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首都的大公们说，他们有时还能认

出（当然有时不排除搞错的可能）一些陈列在珠宝商店的珍品是原沙皇国库里的珠

宝。芬兰女共产党员（其丈夫于1921年曾任共产国际总书记）艾诺?库西年回忆说，

1920年冬，他丈夫曾资助一名叫卡尔麦?皮卡尔的芬兰共产党员前往伦敦执行秘密

使命：“当时我丈夫忽然从西装背心的口袋里拿出四颗大钻石给我看，并说：‘它

们每颗都值四万元，我已记不清是按什么货币换算了。’然后他把钻石交给皮卡尔

的妻子，笑了笑，说道：‘这些钱是给你们路上用的”

一家经营社会主义报纸的年轻经理弗朗西斯?梅内尔也曾将沙皇的珠宝带出境

过。尽管在回到英国后，他多次遭到搜查，但警察却一次也未能当场将其抓获。有

一次在“钻石旅行”中，他将两串珍珠藏在装有荷兰黄油的罐子里顺利带走了。还

有一次， 他给自己的哲学家朋友奥卢?贾德寄去了一个包裹（此人后来成为BBC广

播“答听众问”节目的颇受欢迎的主持人），里面装的是伪装成高级巧克力糖的珍

珠和钻石。回到伦敦后，梅内尔即被“伦敦警察厅刑事部”扣留搜查。当然，在他

身上什么也没找到。两天后梅内尔从贾德那里拿回了自己的包裹，然后和妻子一起

“干了整整一个小时的非常不利于健康的工作”――吮吸那些裹上巧克力的珠宝。

这种用沙皇的珠宝来资助世界革命的顽童式的热情，自然时常造成一些麻烦。

1919年，波罗金受委托，将缝在皮箱夹层里的沙皇珠宝带给美国的共产党人。因为

怕有人跟踪，波罗金请他在船上认识的一个同路的奥地利人照管一下箱子。那人对

波罗金保证说，一定将这些箱子送到芝加哥。但从此它们就消踪匿迹了，而波罗金

本人也在一段时间内被怀疑偷窃了这些珍宝。

共产国际最初两年的秘密活动，主要是给那些非俄罗斯的革命者和亲布尔什维

克分子以指示和资助。 直到1921年3月，才在德国开始了第一次革命的尝试。德国

“三月行动”的倡导人是别拉?库恩――是当时非俄罗斯人的共产党人中最有功绩

的一位。 他参加过十月革命， 曾任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的领导人，“共产国际”

“小局”的委员。库恩曾说：“资产阶级政府现在还很虚弱，这是组织起义、罢工

和暴动、对他们逐个进行打击的最佳时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地德国，依他看来，

是资本主义体系中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列宁并没有像他那样头脑发热，这时他对世

界革命不可避免的信念也开始减弱。”他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帝国主义暂时和

解，以重建这个国内战争后成为一片废墟的国家。’但是库恩还是得到了列宁的支

持，一一他向列宁表明，在德国的行动会减轻苏维埃政权所遭受的外部压力。

1921年3月初， 库恩随共产国际秘密代表团来到柏林，策划德国的革命。共产

国际驻德国的主席托马斯同志气愤得不能自已。后来他讲道：“我极力提出抗议，

井要求将库恩召回。我向他们提出证据，表明在德国还不具备起义的条件。莫斯科

则保持了沉默。 ”尽管如此，到3月17日，库恩还是得到了德共领导人的支持，他

们宣称，“从此所有工人都被号召参加斗争。”法国、英国、捷克等国的共产党代

表人被召到德国来充当见证人， 并从中汲取德国革命的经验。3月21日和22巳，开

始了罢工和工人运动。 3月24日，德共发布指示开始全国总罢工，并号召工人拿起

武器，但是绝大多数德国工人并没有响应这一号召。到4月l日，为数不多的几个起

义中心都惨遭镇压， 于是德共又开始号召工人们停止罢工。起义过程中有145名工

人被打死，不少人受了伤，有3470人遭逮捕。在二月离职的德共领导人莱维指责共

产国际，说是它迫使德共尝试了这次连德国人自己都反对的革命。他称：“由于共

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错误，以及它对德国共产党的这些霸道行动，使得在此之前欧

洲唯一的一个由共产党人领导的群众性政党遭到了极度威胁。”但是接替莱维任德

共领导人的根利赫?勃兰特则说， 那些关于执行委员会以及“接近它的人物” 与

“三月行动”有着某些牵连的说法，不过是“卑鄙肮脏的诽谤，”。共产国际的主

席季诺维也夫也附和说，这种指责是“可耻的谎言”。但到了1926年，这个“谎言”

得到了官方的证实，在他的正式传记中说道：“1921年，共产党人派他赴德国；任

务是领导无产阶级的‘三月行动’。”

尽管列宁和共产国际都不曾表示对“三月行动”负有责任，但在德国的失败还

是对苏维埃政策产生了根本的影响。现在的首要任务已不是输出革命了，而是从内

部来巩固苏维埃制度。在1921年党的五大上，列宁表明了他要“让反对派就范，将

他们肃清”，以及建立起一个清除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的一党制的共产主义国

家。列宁称：“我们还未让广大的群众信服。”饥荒席卷了俄国的大部分地区；工

业濒临崩溃；乌克兰和西伯利亚发生了农民起义，就在举行代表大会的时候，当时

被托洛茨基称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的喀琅施塔得卫戍部队的水兵也发动了起义，

反对布尔什维克制度带来的政治镇压和经济混乱。在喀琅施塔得水兵的宣言《我们

为何而战》中，将同肃反委员会的斗争称为是起义的主要目的之一，把肃反委员会

的活动同伊凡雷帝的禁卫军相提并论：“以警察宪兵为护神的君主制的权力转移到

了共产党篡权者手中，他们非但没有带给工人们自由，反而使其总是害怕哪一天会

被投进肃反委员会的监牢，而这些监牢的恐怖程度远远超出沙皇制度下的警察民”

肃反委员会总喜欢将一切视为阴谋，因而很快就认定喀琅施塔得起义是西方帝国主

义者的唆使造成的。捷尔任斯基向列宁报告说，喀琅施塔得的暴动是由里加的法国

间谍组织的。他们伙同社会革命党人企图’‘借助水兵和有不满情绪的工人群众在

彼得格勒发动政变，法国打算在此之后将自己的海军派往波罗地海。”列宁同意这

个说法。 1921年3月17日，也就是德共开始准备在德国进行“三月行动”的那天。

五万名红军战士，其中也包括肃反委员会小分队，残酷镇压了喀琅施塔得暴动。

喀琅施塔得暴动加速了布尔什维克政策的转变，尽管它不是这一变化的主要原

因。在党的五大上，列宁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取消了余粮征集制，允许私人

经营和小型私人企业存在。除此之外还实施了一系列措施，旨在向外国企业主表明，

他们可以为俄国的发展投人自己的才智和资本、从这时起苏俄外交的首要任务就成

了进行缔结贸易协定和获得资本主义世界对俄国的外交承认的谈判。

1920年3月， 以外贸人民委员列昂尼德?克拉辛为首的苏维埃贸易使团抵达伦

敦，开始就签署英苏贸易协定展开了漫长的谈判。英国特工机关的报告中讲道，刚

刚到达英国，克拉辛的贴身助手兼翻译、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H?K?克雷什科和一

些“共产主义人士”就接触上了。而1920年12月20日，在肃反委员会成立三周年之

际， 捷尔任斯基所做的建立“国外处”（这便是以后有名的nho的决定，是国外情

报搜集工作意义越发重大的又一个证明。

国外处进行外交情报活动的主要对象是英国，因为就苏维埃领导人看来，英国

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大国，是一把特殊的钥匙，依靠它布尔什维克俄国可以达到让资

本主义世界承认自己的目的。 英苏贸易条约签订还不到一年，在1921年3月，俄国

已同德国、意大利。瑞典。挪威。奥地利及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贸易条约。当英苏

条约签订的时候，刚刚诞生的国外处还没有关于英国对外政策的可靠的情报。在肃

反委员会给列宁的一份报告中提到了英国首相大卫?劳合则乔治――这位最有影响

力的贸易条约拥护者。报告说，首相的主要对手是“以寇松和丘吉尔为首的、有外

交部及其圈内人物支持的保守党。”很显然。根本不必用秘密情报部门来证实外交

大臣寇松勋爵同当时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温斯顿?丘吉尔，是英国内阁中两个反对

布尔什维克最厉害的人。 1920年5月，英苏谈判刚开始的时候，唐宁街10号的英国

内阁成员接见了克拉辛。而丘吉尔认为还是不参加这次会见为好，因为一想到他将

租这个毛发丛生的黄拂狒握手”他就觉得难受。寇松则参加了会面，但当克拉辛向

他伸出手来时，他却站着一动不动。只是当首相本人对他说：“寇松，要有点绅士

风度广他才握了握伸过来的手。除了以寇松和丘吉尔为代表的贸易协定的主要反对

者的表露之外， 肃反委员会在1921年3月对英国政策的真实内容及那些决定英国对

外政策的势力所能了解的东西很少。那时丘吉尔还是自由党人，当然，就如肃反委

员会认为的那样、不是保守分子。直到1924年，温斯顿?丘吉尔才成了保守党人。

据肃反委员会的文件记载，当时其最主要的，大约也是唯一的英国政策方面的

情报提供人，是记者阿尔托尔?兰塞姆，此人后来成了著名的儿童作家，写有著名

故事集《燕子和女骑手》――讲述一些乘船游玩湖滨区的奇遇。兰塞姆身上集中了

杰出的语言大师和一名求知欲极强的学生的品质。作为《每日新闻》驻红色俄国的

记者，他是由一种细致人微的洞察力和孩童般天真浪漫性格的奇妙结合体。他赞叹

那些“善良的、优秀的、绝望的、疯狂的、务实的。无忧无虑的、轻信的、多疑的、

目光短浅的、敏锐的、精力极充沛的布尔什维克”，被他们建立新社会的革命思想

所吸引；“每个人，从一定意义上讲，只要其青春还未枯萎，其双目还未黯淡，都

可能是新耶路撒冷的建造者―t…假使我们这里用血和泪铸成的总不是我们梦想的

那个金色的城堡，它们也值得我参与和理解，哪怕仅仅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这样

或那样树程度上对青春有笔未付的债。”兰塞姆和许多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都熟识。

并且，在同自己的英国妻子进行了漫长的、不愉快的离婚诉讼之后，他娶了托洛茨

基的女秘书。兰塞姆并不掩饰他对捷尔任斯基和副手彼得斯的崇尚之意：“捷尔任

斯基――这是一个沉着冷静的革命的热衷者，他对自己的信仰笃信不移；也不承认

任何凌架于自己之上的至高权力。他多次进过监狱，在那里他颇引人注付，因为他

总是干一些对其它监禁者说来不愿干的活儿，比如擦洗牢房、倒脏水等。他有自己

的一套关于自我牺牲的理论。按照这一理论，一个人应该善于承担那些否则要由许

多人分担的重负和痛苦。这就是他不愿担任现在这个职位的原因。”

甚至是在别人向他提供了表明肃反委员会的残酷性的证据后，他还是为其存在

辩护，认为它是对付混乱的唯一选择。而且在1921年，他还试图为镇压喀琅施塔得

暴动寻求开脱。

无论肃反委员会还是英国秘密情报处，都对兰塞姆的身份很感兴趣。尽管英国

秘密情报机构的一些人认为他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可其他人还是在寻求机会以利

用他与俄国领导人的广泛接触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秘密情报机构争取兰塞姆的

所有努力都一无所获。在兰塞姆的传记中也写道，无论是他还是秘密情报机构。都

未能“互相利用”。如果把兰塞姆与秘密情报机构的关系相比较――他自己时常提

起此关系，目的是以自己与英国有影响的人物的来往为布尔什维克高层人物留下印

象一一他很少能在肃反工作人员中受到更高的尊敬。兰塞姆在战后同特工机关以及

负责居民破坏行动问题的情报局头目巴兹尔?汤姆森曾经会过面，对此肃反委员会

想必会一清二楚的。

尽管1919年兰塞姆从莫斯科去了拉脱维亚首都里加， 但此后许多年间， 他以

《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的身份到过俄国，在他那极简短并且不很工整的日记中提到

过，在出差期间，他曾见到过肃反委员会的一些高层人物，如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彼

得斯和温施利希特。肃反委员会中与兰塞姆来往的还有肃反委员会代表克雷什科，

他是参加英苏贸易谈判的苏维埃代表团成员。

肃反委员会错误地认为，为《泰晤士报》效力、并于1922年成为该报国际新闻

部主编的加罗尔德?乌尔雅姆斯和秘密情报处工作人员保罗，杜克斯，是那种对寇

松和丘吉尔强烈反对签署英苏贸易协定的态度起了主要影响的人。这在某种程度上

反映了在肃反委员会以及其他国外观察家中占上风的一种倾向，他们都过高估计了

《泰晤士报》和英国特工机关在白金汉宫（指英国政府）权力阶层中的影响力。那

种认为乌尔雅姆斯和杜克斯好像扮演了某种反面角色的想法，很有可能是由于兰塞

姆对他们的评论造成的。兰塞姆曾和乌尔雅姆斯关系不错，但后来因为他对布尔什

维克的强烈仇视与其断然分手。至于杜克斯，兰塞姆则因他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

合作而对其耿耿于怀。依兰塞姆所言，杜克斯为秘密情报处执行的秘密任务，使得

他“想起俄罗斯就好像是一只被追赶的狐狸想起猎手一样。”肃反委员会还误认为

乌尔雅姆斯是一个男爵，他“娶了一位名叫特尔科娃的女子为妻，而该女之父是一

名持有立宪民主党保守观点的著名政治家”。读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认为有

必要进行一些修改，便给捷尔任斯基写了个条子，上面说，乌尔雅姆斯的妻子不是

特尔科娃，而是特尔托娃，并且她本人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立宪民主党人”（“我

的妻子还是在年轻时就同此人很熟悉”）。

兰塞姆总是想夸大同英国政府的联系和对其的影响，这也使肃反委员会产生了

误断，认为他在l921年初的俄罗斯之行，是他和另一位英国商人莱特从劳合?乔治

那儿接受的特别任务的一部分，目的是促进贸易条约的签订。兰塞姆试图使肃反委

员会相信，同英国相比，“苏联在东方有着更大的影响，如果把俄罗斯的影响与英

国的影响相比，穆斯林世界对前者更有好感。从中肃反委员会又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认为英国没有能力对付苏维埃在东方影响的扩大，因而它决定加快贸易协定的签定。

兰塞姆还告诉肃反委员会说，英国报刊中关于喀琅施塔得暴动，以及对莫斯科和列

宁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势力的评论，旨在向撕毁贸易协定的“社会舆论’进行

有组织的施压”。在肃反委员会的报告记录中讲道：“兰塞姆认为，现在苏维埃政

府应该发表那些反映事实真相的消息。”

看了肃反委员会的报告，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并

且很可能是完全正确的。”列宁和肃反委员会常常很看重兰塞姆所提供的那些与事

实相去甚远的有关英国政治的情报，这往往是因为他所说的正是他们想听到的，而

这同样成为他们阴谋理论的基础。兰塞姆事实上根本没有任何秘密情报可提供给布

尔什维克。但是他的确在尽全力帮助他们争取得到西方外交上的承认。

1921年3 月签订了英苏贸易条约，从而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从此肃反委员会

对兰塞姆的兴趣大为增加。他结识了英国贸易使团团长罗伯特?霍奇森，并对其很

信任，而此人看来也不曾怀疑兰塞姆同肃反委员会的关系。1923年5 月，俄国和英

国之间的贸易协定面临撕毁的威胁。所谓的“寇松最后通谍”指责苏联政府进行反

英宣传，并在印度及其邻国搞破坏活动。兰塞姆后来讲道，他曾和契切林及其副手

李维诺夫以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就此“最后通谍”讨论了很久（虽然在

其回忆录中对此事只字未提）。他认为，尽管寇松在对苏维埃俄国的关系上仍持公

开的敌视立场，但英国政府总的说来还是希望维持现有关系的。“我一生中从未像

这次在克里姆林宫，在短短的时间内喝了那么多的茶水，”兰塞姆写道。在他的日

记中，记有他和李维诺夫的四次会面、与契切林的三次会面与霍奇林的两次会面，

以及分别同布哈林和季诺维也夫的一次会面，而这些都是在四天内进行的。

英国曾禁止霍奇森与外交人民委员会的代表们讨论“寇松最后通谍”问题。但

是兰塞姆还是说服他同李维诺夫在莫斯科近郊的森林里进行了一次“偶然的”会面。

八个月后，兰塞姆终于如愿以偿：对苏联的外交封锁被突破了。1924年1 月，当英

国政府首次由工党主席拉姆齐?麦克唐纳主持后，莫斯科举行了仪式。在仪式上霍

奇林向契切林递交了正式照会，承认苏联政权是俄国的合法政府。参加了这一仪式

的兰塞姆后来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我从1918年停战协定签署后进

行了五年多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二十年代初期，英国情报机关掌握的有关苏联外交伪情报比起肃反委员会掌握

的有失英国的情报要更为广泛。沙皇政府时期，英国外交部格外重视对外情报侦察

工作，而苏维埃俄国当时尚不具备这种能力。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头十年，苏联的情

报机关主要有两大问题。首先，布尔什维克不愿使用那些由沙皇制度继承下来的比

较复杂的代码和密码，而使用一种不很可靠的秘密情报传递系统，这种系统一开始

只是建立在简单字母换位的方法上的。其次，世界上最强大的沙皇破译机关被解散，

而且令布尔什维克不幸的是，它的一些出色工作人员逃到了国外。

英国军事密码机关俄国处处长、政府通讯密码学校（今政府通讯总部的前身）

校长埃内斯特（费蒂）?费特莱因就曾是一名沙皇“黑色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他

和妻子躲到一艘瑞典轮船上，顺利逃过搜查，来到了英国。费特莱因自称是沙俄的

一名主要的密码员，有着将军军衔。他对政府通讯密码学校的同事说，他是“搞书

面密码和其他．需要广泛知识才可破译的代码的权威”。战后不久美国一位最有名

的密码员乌尔雅姆?弗里德曼见到了费蒂。费特莱因右手食指上的大红宝石戒指给

他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讲道：“当我对这个非常贵重的宝石显出兴趣之后，他

告诉我说，这个戒指是做为赞扬和感谢他为末代沙皇尼古拉服务期间在密码工作中

的成就而赐给他的”

也许是命运的嘲讽，在他以往的功绩中也有破译英国外交信函这一项。十月革

命后头十年，他的主要成就是破译俄国外交电文，但这一次却是为英国人效劳。虽

然费特莱因讲起英语来带有浓重的俄国口音，但他却是一名非凡的语言学家。英语

他主要是通过读《布莱克古墓》和其他一些风行的侦探小说学会的。他有时说些英

国人不大习惯的话，像“谁窝藏了我的铅笔？”或者是“他就是告密者”，令学校

的同事们很开心。费特莱因很少提起革命前的俄国，但有时候同事们为了让他开口，

就说些可能会引起他异议的话，此如说。“费特莱因先生，沙皇真的是个很强壮和

健康的人吗？”――他们听到的是恼怒的一回答：“沙皇是个废物，头脑里没有一

点思想。是个萎靡的、遭人鄙视的家伙。”。

因为有了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事的出色工作，政府通讯密码学校才得以在英苏

贸易谈判时破译了俄国人大量的外交信函。截获的情报有很重大的意义。比如，在

1920年6 月谈判刚开始时， 他们就曾截获了列宁写给克拉辛的一封信， 信上说：

“劳合?乔治这个下流坯骗起人来不露痕迹，不知羞耻。请别相信他的任何话，好

好愚弄他一番”劳合?乔治对这种侮辱之辞表现得很理智，但是他的一些大臣对此

的态度则不同了。寇松和丘吉尔利用破译的有关情报得知，苏俄对英国的一些报刊

以及布尔什维克者有不正常的资助行为。苏俄还在英国。印度进行着其他形式的破

坏活动。据此，他们要求遣回苏维埃代表团并中止谈判。劳合?乔治不希望破坏缔

结条约的前景。但又认为应该对自己的大臣们的情有可原的愤怒以及证据确凿的破

译文件有所反应。9月10日，首相指责8月份以苏维埃贸易代表团团长身份赴伦敦的

莫斯科党的领导人列夫?加米涅夫（当时克拉辛是副团长）“粗暴地破坏了做出的

许诺，并使用了各种破坏手段”。克拉辛被允许留下了，而将于次日返回俄国接受

新的指示的加米涅夫则被告知不能再来英国。劳合?乔治对加米涅夫说，他对他的

指责有“确凿的证据”，究竟是哪些，他没有说。

显然，苏维埃代表团后来还是明白了，是他们的电报被截获并被破译导致了这

样的结果。8 月，英国内阁同意公布部分截获的情报。八封证明布尔什维克资助一

家“日报”社的电报交给除了这家“日报”社以外的所有全国性报纸的编辑部，为

了在情报来源问题上迷惑布尔什维克，并使他们相信情报是在哥本哈根的马克西姆

?李维诺夫那儿遗失的，这份材料的转交条件是标明引自“中立国”，但是《泰晤

士报》没有接受这个游戏条件。令劳合?乔治极为不满的是，该报的有关文章是这

样开头的：“这些电稿是英国政府截获的。”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成员、肃反委员会

驻外机构头目克雷什科显然对密码所知甚少，也许是他没有认真阅读《泰晤士报》，

也许是他认为被破译的只是用以转发这八封电报的“三月码”――不管是哪种情况，

总之他仍持错误想法，认为苏维埃的密码是可靠的。而且，他对后来截获的、并在

9 月刊登在《每日邮报》和《晨邮报》上的情报也没有足够重视。首先意识到苏维

埃代码和密码系统泄密情况的不是苏维埃贸易代表团的成员，而是红军南方集团军

司令米哈伊尔?伏龙芝（正是他在克里木击溃了白军将军弗兰克尔男爵）。伏龙芝

在1920年12月19日向莫斯科报告说：“弗兰克尔过去的一名塞瓦斯托波尔电台的负

责人的一份报告表明，我们所有的密码都因为太简单而被敌人破译……由此可知，

我们所有的敌人，尤其是英国，都对这段时间我们国内的军事行动及外交工作的情

况了如指掌。”

一周后， 苏维埃贸易代表团接到指示， 令其尽可能派专人投递自己的信件，

“直到制定出新的密码为止”。费特莱因和其英国同行们在好几个月中都未能破译

出1921年初开始使用的苏维埃的新密码。但到四月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成功地

破译出苏维埃外交信函中的大部分内容。在1923年5 月发表的那份著名的“寇松最

后通谍”中，不仅指责布尔什维克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还逐字援引了截获的苏维

埃的电报，同时还因为英国人被译了俄国人的信函而对俄国人说了些非外交辞令的

挖苦之语：“俄国外交人民委员会的官员大概还认得这个日期为1923年2 月21日的

信件吧，这是X ?拉斯科利尼科夫写给他们的……”、“外交人民委员部也应该记

得从喀布尔发给他们的日前为1922年11月8 日的电报吧……”。“显然他们也应该

知道这个由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助手N?卡拉汉寄给X?拉斯科利尼科夫的信件吧……”。

但此事之后，费特莱因和他的同行又得为莫斯科从1923年夏开始采用的新的密

码和代码大伤脑筋，不过，到1924年底政府通讯密码学校又能够破译出苏联外交信

函中的相当一部分内容了。

虽然苏维埃的密码和破译机构在“寇松最后通谍”发表之后仍然落后于自己的

英国同行，但肃反委员会的国外处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比较起来不仅毫不逊色，而

且前者的情报网范围更广泛，目的性更强，技术更先进（原因是一战后秘密情报机

构的预算大为削减了）。1921年 3月签署的英苏协定，为日后苏维埃贸易使团和使

馆遍布全世界揭开了帷幕。这使得肃反委员会国外处能够建立起“合法的”国外情

报网、其工作人员都被安插在苏维埃的代表处工作，有外交身份做掩护。用外交身

份做掩护的问题总是引起外交人员同情报人员之间的矛盾，英国在这一方面也不例

外。

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那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没有任

何特权、他们隶属于英国使馆，“负责进行护照检查”。因为处于使馆次要工作人

员的地位，情报站的负责人通常并不为大使们所敬重，他们甚至认为还是离情报机

关远点为好。肃反委员会“国外处”的驻外情报站长们就不同了，他们有较大的权

力和影响。确实，正因为这一点，他们与苏维埃大使们之间频频出现的冲突也就更

为激烈了。1930年，留在西方的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驻外情报站长

格奥尔吉?阿加别科夫讲道：

“理论上，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长应听从大使的管理，他的正式身份

是使馆二秘或者类似人员，但事实上，他的权力往往超过大使的权力，所有的使馆

工作人员都对其畏惧三分，就是大使本人也这样，因为他们时刻担心有人告密。但

有的时候，大使也会对驻外情报站长产生不满，直言抱怨，甚至批评他们未能履行

自己作为使馆外交工作人员的职责。这种情况下，使馆通常会分成两个阵营：一些

人支持大使，而另一些财替驻外情报站长说话。这种情形会～直持续到莫斯科召回

其中一人为止，而其拥护者一般也会紧随其后被召回国内”。

从1921年8 月到1929年底，国外情报机构的总头目是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

?特里利瑟尔。此人是俄国犹太人，1901年他18岁的时候就成了职业革命者。一战

前，他的主要工作是揭露布尔什维克流亡人员中的间谍活动，甚至是曾任斯大林秘

书的鲍里斯?巴扎诺夫（后受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迫害而逃到西方）也称特里利瑟尔，

是个“聪明而博才的肃反工作人员”。和与其同时代的国外处的大部分领导人一样。

特里利瑟尔也在三十年代末的恐怖时期被镇压。斯大林去世后他又被平反昭雪。如

今他的肖像挂在克格勃第一总局（“国外处”的后继机构）纪念馆里一个醒目的地

方。在担任国外处头目的头两年里，特里利瑟尔将机构里的大部分日常管理工作都

交给了自己的副手；爱沙尼亚族人弗拉吉米尔。安德烈耶维奇?斯特尔涅。此人出

名不仅是因为年轻（他是1921年被招进国外处工作的，当时他只有22岁。），还因

为他心狠手辣。不管是真是假）反正肃反委员会中有一种说法，说当他生身父母被

枪决时，他只差没有亲手执行而已。

1921年，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大约就在此时，共产国际创建了一

秘密国际联络处（OMC ）。联络处给国外处以很大帮助，吸收了一些外国共产党人

及其同情者进行秘密情报工作，因为这些人更愿意对来自共产国际的救援呼吁做出

反应，而不愿同苏维埃情报机构直接打交道。三十年代的许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

内务人民委负部的最优秀的外国间谍，都一直以为他们是在为共产国际效力。

国际联络处还为建立“先遣组织”打下了基础，这些组织以后成了苏联情报机

构实施“积极行动”的重要工具。先遣组织都是用国际联络处的钱建立的，在这方

面最伟大的组织家应属德共副主席维利?明岑贝格――“我们所有战友的保护神”

（他的“生活伴侣”巴贝尔?格罗斯这样亲昵地称他）。1921年俄国国内饥荒时期，

明岑贝格建立了“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总部设在柏林。该基金会很快就成了共

产国际思想的主要宣传者。巴贝尔?格罗斯讲道：

“团结是他一个神奇的词。先是团结饥饿中的俄国，然后是全世界的无产阶级。

当明岑贝格用‘慈善’替代了‘团结’一词后，便有许多知识分子为其所打动，自

愿响应他的号召……当他兴奋地讲起‘无产阶级奉献和支援的神圣职责’的时候，

他触动了热情的。忘我的、牺牲精神的音弦。哪里有信念，哪里就有这种精神的体

现。”

每一个“与俄国人民团结”的体现都促进了出资者与工农苏维埃国家之间那种

密不可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一直是共产国际所竭力宣传建立的理想化的形式。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是以“明岑贝格托拉斯”闻名于党员之中的。据1933

年派到明岑贝格身边工作的阿尔图尔?凯斯特勒称，在国际领域里，与其他任何一

名共产国际的有名望的活动家相比，明岑贝格具有更大程度的独立和行动自由。因

为“处于党内官僚压制性的控制之外”，明岑贝格创造性地组织了“与共产党正式

刊物那种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截然不同”的宣传工作。“明岑贝格托拉斯”很快就

得到了一支“独立”作家、教授和学者大军的支持。我对克捷?科尔维茨为明岑贝

格创作的一幅画至今还记忆犹新，那是“一幅”一个大眼睛的孩子乞求面包的宣传

画，它是本世纪给人印象最深的形象之一。二十年代，“明岑贝格托拉斯”开办了

自己的报纸、出版社和读书俱乐部，而且还推出了一系列电影和戏剧。据凯斯特勒

讲，“托拉斯”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了十九家报纸和杂志，甚至还有远离欧洲的国家

报纸和杂志。不管怎样，明岑贝格能够使他的大部分企业都能赢利。

“国际工人救助基金会”还下设了明岑贝格所谓的“无辜者俱乐部”，用以在

共产国际的暗中领导下“组织知识分子”去支持各种各样的运动。尽管对“无辜的”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不无鄙视，明岑贝格还是用无产阶级的团结精神将其代表诱人自

己的网络之中。虽然宣传在他的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但他成功地运用了“无辜者

俱乐部”为国际联络处的间谍工作做掩护，而这些间谍中就有一些这种知识分子的

代表。

在国际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和国外处的同行之间，总是不时出现一些工作上的自

然磨擦。但在这两个秘密机构的最高层中，由于国外处头目米哈伊尔?特里利瑟尔

和国际联络处头目约瑟夫?阿罗诺维奇?皮亚特尼茨基――此人在1921年该处建立

后至三十年代中期遭镇压之前一直主持该处工作――之间有着良好的个人关系，常

常使这种分歧得以缓和、化解。和特里利瑟尔一样，皮亚特尼茨基也是犹太人，还

不到二十岁便开始了职业革命者的生涯。在一战前，他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革命者和

一些携带革命书籍的人非法穿越国境。在与国际联络处的关系中，国外处总是扮演

着兄长的角色，和作为国际联络处领导成员的特里利瑟尔不同的是，皮亚特尼茨基

官方上同国外处并无任何联系。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和共产国际共同制定的最大的一次秘密行动，是在德国进行

的最后一次革命政变的尝试。这一回，这个后来得到苏联中央政治局肯定的倡议是

来自共产国际的。1923年3 月，列宁又遭到了第二次打击，其奋斗不息的政治生涯

行将结束。共产国际的领导人主张在其有生之时再组织一次革命。哪怕只是在一个

国家内。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在德国的胜利会推动其在整个欧洲的蔓延。因为准备

进行革命，8月15日，季诺维也夫中断了夏日休假，来为德共成员做指示。8月23日，

苏联中央政治局举行了秘密会议，听取了共产国际委员、德国问题专家卡尔?拉杰

克的报告，“同志们，”托洛茨基说道，“我们急切盼望多年的大震荡终于到来了。

它的使命是要改变大地面貌……。德国革命将意味着世界资本主义的垮台。”政治

局只是部分地同意了托洛茨基的乐观看法，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派四个人持伪造证件

前往柏林，执行在德国进行革命前准备的秘密任务。拉杰克领受了任务，其使命是

向德共成员转交共产国际的指示（由苏联政治局制定），并领导德共中央委员会的

工作。捷尔任斯基的副手、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工作人员温施利希特奉命建立并武

装“红色百人队”，先进行革命，然后建立德国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同反革命作斗

争。德国人出身的劳动人民委员瓦西里，施密特则负责到各地建立联盟的革命支部，

为革命后建立德国苏维埃做准备。而俄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格奥尔吉?皮亚特科夫的

任务是协调其他人的工作并保证莫斯科与柏林的联系。

实际上，直到1923年时还并没有一个成熟的德国革命计划。德共只得到很少一

部分工人的支持，而工人阶级所持的主要观点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观点，并且德国

政府的立场也比1917年俄国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的立场要强硬多了。但是苏联秘密

使团依然保持着乐观态度。在给莫斯科的一份充满对德共领导人的鄙夷看法的报告

中，皮亚特科夫坚持认为，德国无产阶级已经作好了革命的准备。在9 月底举行的

政治局特别会议上，决定开始革命政变。这个决议极其秘密，会议记录被藏在了政

治局书记处的保险柜中，而不像那时通常采取的散发给中央委员会委员一的做法。

政治局通过的计划是进行节日游行；庆祝即将到来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周年纪念

日，这场游行要发展为一场由温施利希特的“红色百人队”挑起的同警察之间的武

装冲突，按布尔什维克的意图，政府若敢以武力镇庄武装行动，必然会引起德国工

人总起义，而温施利希特的队伍则应该趁此机会占领国家的重要阵地，就像红军战

士六年前在彼得格勒搞的那样。“红色百人队”用的武器是用货轮非法运往汉堡，

并在那里由码头工人中的共产党员卸下来的。

德国的革命应该在10月23日清晨开始。国际联络处处长约瑟夫?皮亚特尼茨基。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和芬兰族、共产国际总书记奥托?

库两年整夜未眠，他们坐在库两年的办公室里，抽着烟，喝着咖啡，等着拉杰克从

柏林发来电报，报告革命开始。当时，列宁身困病榻，其他苏联领导人围坐其左右，

都在等待着与库西年办公室直通电话的铃声。虽然列宁自己仅能说出几个词来，但

他却全身心地期待着他五年前预言的革命到来的消息。可是最终也没有得到格林来

的消息。10月23日晚，拉杰克接到电报，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几个小时后拉

杰克的电文到了，但上边却只有一个词：“失败”。在最后一刻，确信得不到工人

阶级的足够支持后，拉杰克及德共领导人下令停止计划中的起义。而不顾命令在汉

堡开始的起义，很快便被镇压下去。此后便是一片互相指责之声，莫斯科指责德共，

说他们错过了一次“绝好的机会”。而事实上一切错误都是莫斯科造成的，因为它

对明摆的事卖置之不理，自以为是地认为，这种机会是确实存在的。

一

从此，共产国际便把传播革命的希望从欧洲移到了亚洲，特别是印度和中国。

1923年“德国十月革命’的失败、证明了1921年德国“三月行动”失败后选择的方

针是对的，即不组织革命运动，而转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贸易和外交关系。在此后

若干年中，肃反委员会对付西方驻莫斯科外交使团的行动，要比肃反工作人员在国

外的行动更有成效。因为渗入各国在莫斯科设立的贸易代表处和大使馆，要比渗入

西方主要大国的外交部的任务更简单。当时监视外国使馆的任务是由肃反委员会的

反间谍处（KPO ）负责实施的，二十年代，该处的领导人是阿尔图尔?赫里斯季安

诺维奇?阿尔图佐夫。“阿尔图佐夫出生于一个干酪制造商的家庭，其父母是意大

利籍的瑞士人，后来移居到了俄国，他还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局局长M?C?克德

罗夫的侄子。1929年到1934年，他接替特里利瑟尔主持了国外处的工作，如今他的

肖像和赞扬他在两处工作业绩的记录被一起挂在第一总局的纪念馆里。

第一总局的秘密材料将阿尔图佐夫描绘成一个“点子发生器”。他制定出许多

渗人外国使馆的办法，从“蜜糖陷讲”到不很光彩的桐吓手段，这些以后都被用来

武装克格勃了。在外国外交信使刚一进人苏联境内，有时还是在人境之前，他们就

已被跟踪，其外交信函成了伺机猎取的对象。在信使经常乘坐的从彼得格勒到莫斯

科的夜班车上，挂有一节专门的车厢、内设照相洗印间，这是供趁信使睡觉之际搞

到其信函内容之时用的。1921年，一名为芬兰驻莫斯科贸易代表处工作的信使，面

对肃反委员会女间谍的百般诱惑，表现出非凡的坚定，不管那个迷人的女士使出何

种手段，他一刻也不曾放下自己的提包。此后不久，另一位芬兰信使却被茶水里的

安眠药药倒，其手提包中的东西立刻在邻厢的工作间中被拍窃。这是有记录的第一

起苏联情报机关用麻醉剂对付外交人员的例子。同二十年代的国外处不同的是，反

间谍处有自己的实验室，在那里，它的工作人员学习如何打开外交公文包；如何制

造替代物，如何使用特殊墨水进行秘密记录以及如何使用麻醉剂等系列技术。反间

谍处对外国外交人员的成功劝诱的最鲜明的一例，便是发生在爱沙尼亚代表处工作

人员罗曼?比尔克身上的一件事。在莫斯科时，他赔牌输给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一大

笔钱。结果他不仅让肃反工作人员看了他的外交公文包，而且最终被招募，并在后

来参加了“托拉斯”行动。该行动是二十年代苏联情报机构进行的最成功的一次行

动。

1922年，反间谍处曾制定了诱骗英国贸易代表处负责人罗伯特?霍奇森的计划，

一名过去的沙皇职员大概不无凭据地说，外交人民委员部曾答应为其谋份工作，以

换取有关英国代表处的情报。 后来霍奇森得知了这件事， 并向外交部做了汇报：

“罗勒尔（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英国处处长向这位职员提出如下计划：让他将我带

到家里去，给我下点安眠药，对我搜身并找到所需的情报。这位职员并没有照办，

而是道出了显而易见的理由反对这项计划：代表处的汽车会在屋子旁等很久，代表

处也会明白我离开这么久的原因，最后弄不好会将事情弄复杂了，而这不见得会令

苏联政府满意。”阿尔图佐夫对这理由表示赞同，便不再采用这个计划了。

对驻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处的俄国工作人员，以及其他一些同使馆工作人员有接

触的人进行恫吓，是反间谍处最常用的办法。1924年5 月，霍奇森给契切林寄去了

两封“异常友好”的信，他认为这位外交人民委员是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某些工作

方法的反对者，而且事实也的确如此。信中他举了些例子、说明政治保卫总局在近

两年是如何对付英国使馆的。其中他提到政治保卫总局的军官阿纳托利?弗拉基米

罗维奇?尤尔根斯的大名。此人的“职业”，用霍奇森的话讲是“恐吓妇女和年轻

姑娘”。1922年初，尤尔根斯盯上了英国使馆里一名叫捷列扎?科赫的女佣，以终

身监禁相威胁、要求她立下书面字据，答应进行反对英国使馆的间谍活动，并将每

周进行的工作向肃反委员会汇报：

“她吓坏了，签上了自己的名。他们还威胁她说，如果将此事告诉我，就对她

不客气了……在此后几个月内，她都不敢离开使馆。后来，当她想出国时，他们总

是不给她出境许可证，理由是她与叶卡捷琳诺斯拉夫尔的事件有染，而她却从未去

过那里。”

1923年，尤尔根斯又对一名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什梅格曼的中年妇女故

技重演。霍奇森曾在她那儿买过古式家俱。尤尔根斯将她召来威胁说，如果她不做

出书面保证，同意从霍奇森那儿窃取文件并在英国使馆进行间谍活动，她就别想活

着走出卢比扬卡。

“她最终在这份保证书上签了名，在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她一直受到尤尔根

斯的迫害。”

1924年初，一名与贸易使团的一个工作人员相识、名叫塔季扬娜?罗曼诺夫娜

?列维茨卡娃的姑娘也有过同样遭遇。她因为拒绝与肃反委员会合作而被以英国间

谍的罪名在纳雷姆放逐了三年。

在霍奇森向外交部写的报告中提到，“比起其他使馆来，”英国代表处受到的

“待遇还算是很公道的。”起初，当波兰外交代表处对政治保卫总局的行为提出抗

议后居然还得到了官方的道歉，而霍奇森却未得到任何官方的解释。但1924年8 月

他又报告说，这次政治保卫总局停止了它的破坏活动（据以后所知，这一现象好景

不长）。霍奇森说，他五月份提出的抗议“显然受到契切林的重视，他真诚希望此

类事件不再发生”。

肃反工作人员及其继承者还成功地对欧洲各国驻欧洲之外的外交使馆进行了渗

透。二十年代初，英国驻拉什特（波斯）的领事的情妇，为肃反委员会的军官阿普

列索夫提供了英国领事馆的秘密文件。阿普列索夫在当上政治保卫总局驻外情报站

长以后，于1923年来到了马什哈德。在这里，他获得了一份英国领事馆向英国驻德

黑兰大使馆的报告复件，他还阅读了驻德黑兰的武官同驻印度的最高指挥部之间往

来的信函。

还是在斯大林掌权之前，对于苏联间谍来说。欧洲国家驻欧洲大陆以外的使馆

中最薄弱的就是在北京的外国代表处了。1927年4 月，在警察局对苏联驻北京大使

馆的搜查中。发现了几份绝密的英国外交文件的副本。外交部的工作报告中讲道，

这些文件中有英国大使马尔兹?兰普森最近几个月做的“两份最重要的报告”。而

兰普森则说。意大利和日本外交代表处情报道失得更加严重：

“从意大利代表处得到的文件主要是破译的北京和罗马之间往来的最重要的电

报。而从日本代表处得来的文件更为详细，甚至包括正式接见时的座位安排情况，

以及使馆官方发言人同他们的拜访者之间的谈话记录。”

兰普森报告说，一名办事处主任和另一个在英国使馆工作的中国人，因为替俄

国人搞间谍活动而被揭露。但是英国外交部并没有引以为戒。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段时期里，外交部里竟然没有一名保安军官，更不必说专门的安全处了。英国代

表处的安全机构，说得轻些，水准不高。英国驻罗马大使馆里情报的遗失是从1924

年就开始了的。并一直持续到二次世界大战，而至少有一名意大利官员与此事有牵

连。

尽管对驻北京的外国使馆的间谍活动主要是由苏联军事情报机构，而非国家政

治保卫总局组织的，但搜查苏联大使馆时抄出的文件明显可以看出，上述两个情报

机构的工作手段都有所体现。在关于招募外国使馆中“低级”的中国工作人员（听

差、门卫、苦力等等）的报告中讲道：“招募的最合适的间谍是一些党员（共产党）

，他们在以意识形态的信仰为基础招募秘密间谍方面有着精深的造诣、”这些被招

募的间谍要“搜集那些扯碎了的、扔在使馆的垃圾篓里的文件，打废了的纸页、工

作后留在各种油印机上的校样初稿等等。”

“对偷到此类材料的间谍要进行金钱的奖励，但数目不是很大，原因有两个：

一是如果他们手中钱很多。会引起其他在该代表处工作的中国人的怀疑，他们的上

司会通过这些人知道这种事。二是如果间谍由于某种原因突然怀疑其情报有重要意

义的话，他可能会趁机和我们讨价还价，因而我们要不断向他表明，我们等待他拿

出更重要的情报，而如果我们付得多了点，就是希望他以后干得更漂亮。可见，给

这些间谍的报酬应该比他们从自己的主子那里得到的工资要多一些。”

“那些招募来的间谍如果干得好，他们的招募人就应该得到奖赏，因为正是他

们是这项工作的推动力量”。

“要帮助那些秘密间谍懂得，他们应该表现得勤勉、严谨，要呈出自己对主子

的耿耿忠心和依恋之情，努力使自己不受怀疑。他们的联络员要‘时刻保持警惕，

记住会有假情报’，要清楚地意识到间谍有可能被代表处的工作人员识破并被利用

来传递假情报”。

从外国的外交代表处窃出的文件，可以和截获的密件对照。这种对照分析是苏

联密码破译员工作的最佳辅助手段。有时，就像沙皇时期一样，还能偷出密码来。

到了二十年代中期，截听和破译又在俄国外交情报工作中扮演起重要角色来。

在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里，截听和破译工作是由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领导的保

密处来进行的。保密处在肃反委员会中的工作始于1921年，不过那时它的工作性质

很单一， 主要负责劳改营事宜， 后来它逐渐地开始朝截听和破译方向发展。博基

1879年出生于一个乌克兰教师、老布尔什维克的家庭。他参加过1905年革命和1917

年的十月革命，曾十二次进过沙皇的监狱，两次被流放西伯利亚、他从1921年开始

领导保密处，一直到1937年斯大林恐怖时期遭镇压为止。还是在二十年代中期，保

密处的工作人员就在驻莫斯科的一些使馆中装了窃听器。除此之外，他们还破译了

一套外交密码、 据说， 有一次博基为了向契切林展示其技术能力，专门请他过来

“欣赏”从阿富汗驻莫斯科的代表处的“现场直播’”。那时阿富汗大使正在同一

名为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效力的女歌手调情。

1921年3 月，当苏维埃俄国随着英苏贸易协定的签署而冲破外交封锁之时，苏

维埃的外交情报机构才开始起步。当时成立不久的国外处所拥有的唯一的有关它的

一主要对手”英国的情报，是阿尔图尔?兰塞姆收集的一些只会让人误人歧途的材

料。到1926年7 月，捷尔任斯基去世之时。情况已发生了根本变化。苏维埃的截听

和破译部门尽管还没达到沙皇时期的水平，但已经成为外交情报的一个重要来源地。

经过对驻莫斯科的和其他国家的西方大使馆的渗透，苏联的外交间谍机构成了世界

上最强大的间谍机构，莫斯科则成了大部分西方情报机构十分危险的活动场所。在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段时期，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一直没有在莫斯科建立常设机构，

和其他西方情报机构一样，英国秘密情报机构企图潜入俄国，而且主要是穿越苏芬

边境和波罗地海三国边境的努力没有多大成效。

但是，到了二十年代中期，英国驻外情报机构的缺陷便因在截听和破译领域的

优势以及对共产国际文件的大量占有而得到弥补。沙皇政府最复杂的外交密码对国

外的破译机构来说是难以对付的，至少在一战前是这样；与之不同的是苏维埃的外

交密码和情报并没有造成很大的困难，在革命后不到十年就被轻松地破译了。共产

国际当时也和那些莫斯科的西方使馆一样脆弱。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很清楚，“许多

秘密文件都被外国政府的间谍搞到了”。军情五处、伦敦的特工机关以及德里的英

国情报部门。成功地截获了共产国际中英国和印度代表团的通讯内容。现在印度共

产党还将那时被截获的一封密件当做研究自己历史的一个重要文件。共产国际成员

总是想隐瞒自己的一些失败，因为担心苏联政治保卫总局就此会对共产国际的安全

系统加强控制。

共产国际不仅仅是丢失了一些重要的文件。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保加利亚代

表瓦西里?科拉罗夫被请到明斯克参加阅兵。他坐的是夜间列车，待他醒来时，发

现他的衣服和箱子都不见了。从窗口探出头去，他看见仪仗队正在列队等候在月台

上，还有军乐队在演奏着雄壮的进行曲。乐队奏个不停，可是科拉罗夫却一直不露

面；处境十分尴尬，最后当前来迎接的人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后，便应急凑来大衣、

皮靴，引着客人从车厢后门出去了。执行委员会的意大利代表帕尔米拉?陶里亚蒂，

即大名鼎鼎的艾尔科里遭遇也大同小异。艾诺?库西年回忆说，有一次她去陶里亚

蒂夫妇下榻的一家莫斯科旅馆前去拜访：“我敲了敲门，陶里亚蒂应声说他不能来

给我开门，因为他身上什么都没穿。晚上有人把他们的东西全给偷走了……显然，

‘小偷’是趁着他们熟睡之际从阳台爬进去的。”

第二章 肃反委员会，反革命及“洛克哈特阴谋”

（1917――1921）

肃反委员会，即今日克格勃的前身，成立于1917年12月20日。1954年成立的国

家安全委员部（即克格勃）沿用了肃反委员会的标志。标志上有盾牌和剑的图形，

盾象征着捍卫革命，而剑则象征与敌斗争。到戈尔季耶夫斯基1985年出逃之时，其

克格勃证件上只剩下盾的图形。克格勃的领导千方百计想挽回克格勃的坏名声，于

是决定去掉其标志上的剑。但是今天的克格勃军官们仍称自己为“肃反工作者”，

并在每月20号（“肃反工作者日”）领取工资，似乎仍以此来纪念肃反委员会的诞

生日。

正如1799年英国实施的所得税制，肃反委员会的建立是一项必要的临时性措施，

列宁不曾想到。肃反委员会很快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警察局和最强大的对外情报

部门。 在1917年10月25日（新历11月7日）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列宁甚至也未曾

设想过，以后什么时候会有必要建立政治警察局或是对外情报机构。推翻沙皇的二

月革命过后两个月，列宁回到彼得格勒（现列宁格勒），开始期待世界革命的到来。

布尔什维克忠实地认为，他们的革命将开创最终在世界上战胜资本主义的世界革命

运动的新纪元。他们认为，新的国际秩序中没有外交官们的位置，更不必说间谍了。

十月革命以后，列夫?托洛茨基在接受外交人民委员一职时曾宣布：“我要向世界

各族人民发布几个告示，然后就把这个铺子给关掉。”他下令公布沙皇政府与其盟

国签订的秘密条约，并宣称，“放弃秘密外交是实行正直的、人民的、真正民主的

对外政策的主要条件。”

革命前，列宁对布尔什维克胜利后俄国生活的构想不是完全现实的。他在1917

年夏所著的《国家与革命》一书中写道：将来不会有警察局的存在，秘密警察局就

更不必说了。同时他也承认，在由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折时期，还有必要进行

大多数昔日受奴役的劳动者对少数剥削者的镇压。但他认为，这种镇压将是“相当

简单的”事情。列宁写道：

“非常自然，剥削者若没有实施其目的极为复杂的机器是无法镇压人民的，而

人民甚至只要有很原始的机器或在几乎没有任何机器，没有专门的机构的情况下，

通过武装起来的人民的普通组织就能镇压剥削者……”

列宁认为，人民会根据需要在街头自己主持阶级法庭。但是，十月革命后建立

起来的则是与《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所述的完全不同的体系。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

国家的基础，是一个共产主义的神话，它宣称，布尔什维克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领导了一次不仅反映布尔什维克，而且也反映所有俄国人民意志的人民起义。而事

实上，十月革命不过是由革命的少数派发动的一次国家政变，它推翻了曾经取代沙

皇制度的垂死的临时政府。但无论是列宁，还是其追随者，都无法承认这个现实。

先是作为反对派，而后又推翻了日益不得人心的政府，但布尔什维克还是没能得到

绝大多数人的支持。在革命后马上进行的立宪会议的选举中，社会革命党人成了布

尔什维克的主要左派对手。他们获得了绝大多数的选票，而布尔什维克只得到了不

到四分之一的投票者的支持。甚至在同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联盟中，他们也仍是少

数派。于是他们解散了1919年1月召开的立宪会议。

列宁没有料到，新的布尔什维克政府（人民委员会）会遇上像国内外反对势力

这样的巨大问题。很快他就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专门机构”来解决这一问题。对

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独创性和绝对正确性笃信不移的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们，对任何

一种反对派， 不问其社会根源，一律视为反革命。12月4日，曾领导进行十月革命

的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了“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由费利克斯?

捷尔任斯基任主席。12月19日传来了国家公务员要进行总罢工的消息。这一消息使

得人民委员会及其主席列宁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措施。 捷尔任斯基接到指示： 要他

“建立一个专门委员会，旨在通过最有力的革命措施来弄清同罢工一类现象做斗争

的可能性”。第二天，即12月20日，列宁写信给捷尔任斯基，说道：“资产阶级企

图犯下滔天罪行……”在当晚致人民委员会的报告中，捷尔任斯基称：“别以为我

会寻求革命的公道途径。我们现在不需要公道，现在是面对面的战争，是你死我活

的战争。我建议并请求建立一个同反革命进行革命清算的机构。”

人民委员会也支持在捷尔任斯基领导下建立一个全俄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的特

设委员会，即以后众所周知的“全俄肃反委员会”。今天克格勃对费利克斯?捷尔

任斯基搞了一种独特的个人崇拜。对他奉承的赞扬之辞比对所有继任者所说的加起

来还要多（令人费解的是，继任者当中相当一部分都被官方认为是罪犯）。苏联历

史学家B?安德里阿诺夫教授称他为“革命的勇士” 。他写道：“有许多人配得上

这一称号，可尽管如此，当每一次我们道出这几个字眼时，想到的首先是费利克斯

?埃德蒙多维奇?捷尔任斯基……他以自己英勇的一生，开辟了一条不朽之路。”

同大多数肃反委员会的初期领导人一样，捷尔任斯基不是俄罗斯族人。他1877

年出生于一个波兰地主知识分子的家庭，幼年时他把自己的志向定为当一名大主教

的神父。但还是在中学时他就又迷上了马克思主义，并在1895年加人了立陶宛社会

民主党。一年后他放弃了学业，目的是“向人民学习，和他们更接近”。后来他说，

他很快成了一个“能接近普通大众的成功的宣传家：如在群众集会上，晚上在小客

栈里和其他一些有工人聚集的地方”。捷尔任斯基称自己是“民族主义者的死敌”。

1900年，他成了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该党领袖是萝扎?卢森堡。

这个党不是主张波兰独立，而是主张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以及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

者进行合作。任何一种形式的折衷对捷尔任斯基来说都是不能容忍的。1901年他曾

写道：“我不能用自己的一半去恨，一半去爱，我不能只奉献出灵魂的一半，我要

么贡献出我的一切，要么什么也不付出。”。

在自己整个革命生涯中，不管在沙皇俄国还是在波兰，捷尔任斯基从未有连续

三年以上不被捕的时候。他第一次被捕是在1897年，一名被“宪兵许诺的10卢布赏

钱所引诱的”年轻工人告发了他。

在经过了20年的囚禁（其中有11年在监狱中度过的）、多年的流放。飘泊和三

次逃跑之后，捷尔任斯基终于获得了自由，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先是以波兰和立陶

宛社会民主党代表的身份，而后他在1917年夏的党的代表会议上被选人布尔什维克

党中央委员会。后来捷尔任斯基又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

在担任肃反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第一年，捷尔任斯基工作、吃、住都在卢比扬卡

自己的办公室。因为坚韧不拔的精神和严于律已的作凤，他得了“铁费利克斯”的

绰号。老肃反工作者费奥多尔?季莫费耶维奇?福明后来曾颇为叹服讲道，捷尔任

斯基是如何拒绝享用其他肃反工作人员没有的特权的。“一个老兵在所有肃反委员

会工作人员就餐的普通食堂为他打饭。如果他给费利克惭．埃德蒙多维奇拿来什么

更可口更好的东西， 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就会用审视的目光打量着他。 问：

‘您知道今天其他人吃的也是这些吗？’‘是，是，大家都是，捷尔任斯基同志，’

老人赶紧回答，尽量掩饰自己的心虚。”

和列宁一样，捷尔任斯基也是一个非常正直、特别能工作的人，为了革命理想，

他既会牺牲自我也会牺牲他人。在生前的最后一次讲话中，捷尔任斯基说道：“我

从未顾惜过自己，这也是我的力量所在。”捷尔任斯基死后人们对它的颂扬，令人

感到好像是一幅中世纪受难的圣像。1982－1988年间任克格勃主席的维克多?切布

里科夫说道：“费利克斯?埃德蒙多维奇力图根除世界上的不公平和犯罪，向往着

有朝一日，战争和民族仇恨会永远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他总是格守自己的信条，

这种信条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我想拥抱全人类，向她倾注我的爱，温暖她，洗净

她身上现代生活的污垢’。”

神圣的费利克斯假如尚在人世，他并不一定理会切布里科夫这些不能不令人发

笑的奉承之辞，因为他不是很有幽默感的人。但按照八十年代的标准，像捷尔任斯

基这样“崇高的人道主义者”，是应该尽善尽美的。因而切布里科夫也就认真地想

证明，捷尔任斯基确有幽默感。切布里科夫说，捷尔任斯基“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

样是个禁欲主义者，他热爱丰富多彩的生活。他也会说笑，喜欢音乐和大自然”。

克格勃对圣人费利克斯的崇拜是在1926年他去世之后立刻兴起的。捷尔任斯基

的画像、死后拓的石膏面模、拓的手纹以及他的军装都被装进玻璃柜中――作为致

敬的对象――摆放在克格勃军官俱乐部的会议厅中，就像那具躺在红场陵墓中的木

乃伊一样。捷尔任斯基的声望总是很纯洁的，虽然在斯大林的光辉中稍显黯淡了。

斯大林是无所不能的天才，在情报活动．方面也是如此。1937年12月庆祝肃反委员

会成立20周年之时，捷尔任斯基被称为“不知疲倦的布尔什维克，不屈的革命勇士，

在他的领导下，克格勃曾经数次消除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所遭到的极大威胁”。

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逐渐淡化了对捷尔任斯基的敬仰，他的肖像不仅越挂越

少，而且越挂越小。二战后不久，他的石膏像和手纹就被从克格勃军官俱乐部中拿

走，而且很可能是被销毁了。

六十年代否定斯大林的政策，又使得对捷尔任斯基的崇拜开始恢复了。克格勃

千方百计地想与其在斯大林时期所扮演的血腥角色划清界限，于是便塑造出一个缚

杀反革命的恶龙的“革命勇士”、圣人费利克斯的传奇式的形象。各种资料都竞相

引用捷尔任斯基的话。”比如他曾说过，肃反工作人员应该具备“火热的心，冷静

的头脑和洁净的双手”。五十年代末，在克格勃中央大楼对面的捷尔任斯基广场上，

树起了一座好几米高的捷尔任斯基的塑像。今天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的工作

人员致敬的主要对象则是安放在大理石底座上的捷尔任斯基的半身像，在它旁边总

是摆放着鲜花。所有第一总局的年轻军官早晚都要进行一次向克格勃创始人的塑像

献花或花环的仪式。克格勃的军官们欲从这种仪式来巩固自己肃反工作人员的形象，

并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扯断那根将他们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联起来的黑色连线。

捷尔任斯基及其领导的肃反委员会，同反革命斗争的主要手段是1917年12月20

日经人民委员部认可的，即“没收财产、迁移、吊销供应证、公布人民敌人的名单，

等等”。而恐怖手段则成了肃反委员会的主要武器。列宁没有想像到革命后他所面

对的反对势力的规模会如此之大’，他很快便意识到，为了实现无产阶级专政，必

须建立一个“有组织的专门暴力体系”。在阶级斗争中布尔什维克不能局限于过去

对“资产阶级的”法律制度和道德的理解。列宁认为，1871年巴黎公社这个十九世

纪最伟大的革命起义之所以失败，其主要原因在于起义者将过多的希望寄托于和解

上面，而使用的暴力太少。不善于用暴力镇压资产阶级，结果是埋葬自己。列宁严

厉批评了“知识分子对死刑的偏见”。他认为，人民群众有更健康的理智。早在19

17年12月，列宁就赞成人民群众自己去主持审判（“街道法庭”）那些“投机分子”。

他千方百计鼓励那些反对“阶级敌人”的行动，包括恐怖行动。

捷尔任斯基并非是个天生残酷之人，和列宁一样，他确实是由于对自己出身的

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仇恨而热血沸腾。他对妻子说，他教育自己要“毫不手软”

地保卫革命。他最亲密的一位战友马尔丁?亚诺维奇?拉齐斯在肃反委员会的《红

色恐怖》报上写道：“我们不是在对个别人作战，而是在将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

消灭。在调查时你们也勿需寻找证据来证明被告在行动上或言语上是否反对苏维埃

政权。你们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应是：他是属于哪个阶级的，是什么出身，受过什么

教育，从事过什么职业。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可以确定被告的命运。红色恐怖的意

义和内涵就在于此。”

捷尔任斯基及其助手走向红色恐怖不过是因为这种手段是阶级斗争的客观需要，

而肃反委员会的一些成员。尤其是各个地方上的成员，他们却以这种残酷的权力为

乐，并不珍惜这种手段所具有的崇高的意识形态意义。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维奇?

彼得斯是捷尔任斯基早期的、 也是最出色的助手之一， 他晚些时候曾承认说，有

“许多用心险恶的家伙”企图混人肃反委员会。不过他却没有补充说明这些人中有

许多已达到了目的。就其残酷程度而言，肃反委员会可与斯大林的内务人民委员部

齐名，虽然其迫害规模要小得多。

直到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的恐怖政策因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指责而有一定缓

和， 因为初始阶段布尔什维克还指望其帮助。1918年1月，人民委员会里的社会革

命党代表，不顾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坚持要在肃反委员会中设立该党的代表。

四个社会革命党人获准进入该委员会，其中有一个叫维亚切斯拉夫?阿贝克谢耶维

奇?亚历山德罗维奇， 被任命为捷尔任斯基的副手。1918年3月，在布列斯特――

里托夫斯克同德国签订和约之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人民委员会以示抗议。布

尔什维克党后来改名为共产党。从此人民委员会中就只有共产党员了，而布尔什维

克政府也由彼得格勒迁在新首都莫斯科。尽管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退出了人民委员会，

但他们还留在了肃反委员会里。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自己说，这是因为捷尔任斯基

挽留了他们，他对他们的领导人玛莉妮?斯皮里多诺娃说，没有他们的帮助，他再

也无法“控制那些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了。在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留在肃反委

员会期间，政治犯是不被处以枪决的。捷尔任斯基对自己的副手。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亚历山德罗维奇是绝对信任的。总部迁到莫斯科后，他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

力全部交给亚历山德罗维奇，而自己则把全部精力投人到业务工作中。

肃反委员会总部在莫斯科，在大卢比扬卡街11号，以前这里曾是一家保险公司

和伦敦一家公司所在地（后来肃反委员会迁到2号楼， 那里曾是俄国的“俄罗斯”

保险公司所在地）。现在克格勃的总部在捷尔任斯基大街上。那些被捷尔任斯基称

为“贪恋血腥”的肃反工作人员很快也出现在莫斯科。在莫斯科，肃反委员会恐怖

政策的第一个牺牲品是著名的马戏团丑角比姆一博姆，他常常嘲笑共产党员。同克

格勃一样，肃反委员会也不懂这种幽默，而将其视为是意识形态的挑衅。正演出的

时候，一些脸色铁青的肃反工作人员走近比姆一博姆，而观众们以为这不过是整个

演出的一部分，但很快他们的笑声便变成了恐慌，因为他们听到了枪声――肃反工

作人员朝试图逃跑的比姆一博姆开了枪。

除了搞恐怖活动，肃反委员会在同反革命的斗争中也常使用间谍。虽然捷尔任

斯基曾反对使用奸细这种沙皇时代的作法，但很快他自己也成了这方面地道的专家。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到1918年初，肃反工作人员“经常采取派遣间谍这样的行动”。

“严酷的阶级斗争形势要求尽快行动，捣毁反革命巢穴。任何一步失误都有可能付

出肃反工作人员的生命，但勇敢和忠诚是他们天生的品质。”据克格勃资料记载，

肃反委员会在派遣间谍方面取得的首次重大成功是对付彼得格勒的一个名为“同布

尔什维克斗争并向卡列金（将军）派兵同盟”的组织的行动。一个名叫格鲁别夫的

肃反工作人员假称自己是过去沙皇军队的军官，“很快就打入‘同盟’内部，揭露

了白俄地下组织的许多成员，并弄清了他们秘密接头的地点”。在一、二月份期间，

拥有近千名成员的“同盟”便被肃反工作人员查清并在赤卫队战士的配合下被彻底

肃清。肃反委员会对付布尔什维克的敌人的有效手段，即相当完善的恐怖手段和派

遣间谍的技巧，为斯大林时期的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两项重大成就奠定了基础：和平

时期欧洲最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和对国外政府机构最广泛的间谍渗透。与此同时，

在1918年至1920年国内战争期间，恐怖活动和派遣间谍的行动就已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全面混乱的情况下，年轻的苏维埃国家的生存一直受到威胁。十月革命后布

尔什维克能够控制的也只有彼得格勒、 莫斯科以及与其毗邻的方圆500公里的地区

（主要是莫斯科以东和稍南的地区）。俄国的其他地方则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不

管怎样，在世界各国政府看来，解散由民主选举的立宪会议使得布尔什维克无法证

明他们是俄罗斯的合法政府。他们的问题也因德国提出的苛刻的和平协定而变得更

为复杂了，而列宁同时又认为，苏维埃俄国除了签约以外别无选择。“如果你们不

准备在污泥中匍匐，你们便不是真正的革命者，而不过是些只会高谈阔论的人而已，

”列宁的这番话，是说给那些对决议是否正确持有疑虑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其

中也包括捷尔任斯基。 按照1918年3月3日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约

（该条约8个月后， 由于协约国军队在西线取得胜利后被废除），布尔什维克需要

割让俄罗斯西部的地区。五月西伯利亚地区发生了由沙俄军队组织的捷克斯洛伐克

军团的叛乱。这个武装叛乱拉开了持续两年半的国内战争的序幕。到了七月，在过

去沙俄帝国的领土上已有了十七个反布尔什维克的政府。仅为德国侵略者（到同年

11月他们自己也成了战败国）所承认的苏维埃政权已成了世界的弃儿。协约国的许

多外交官在苏维埃俄国遭遇战火。1918年夏，他们开始与布尔什维克的敌人接触，

而英、法、美、日则进行了军事干涉。

布尔什维克从一开始就认为，国内战争是协约国武装总阴谋的一部分，而事实

上，协约国并非捷克斯洛伐克军团起义的唆使者。叛乱的主要原因是当时的军事委

员列夫?托洛茨基想解除这些士兵的武装，而后者担心自己的生命得不到保障，便

揭竿而起。但对列宁及人民委员会来说，这些捷克人无非是“英雄经纪人”的工具。

列宁在七月曾说：“我们遭遇的是英法帝国主义的所有代表为反对苏维埃共和国而

经过数月精心策划的、有组织的、有步骤的军事和财经阴谋。”直到现在，克格勃

还将所有反对新生的苏维埃制度的阴谋和行动视为国内阶级敌人和“国外帝国主义

势力”“共同阴谋”的体现。事实上根本不是这样。如果真有什么“共同阴谋”的

话，布尔什维克政权也就不可能支撑下去了。在1919年间，同布尔什维克作战的有

三个主要的军事势力。春天，由前沙皇海军上将高尔察克为首的部队在西伯利亚发

起，夏天则是由白军的邓尼金将军和尤登尼奇在南部和北部发动进攻。尤登尼奇一

直打到彼得格勒城下，几乎切断了该城与莫斯科的所有铁路联系，布尔什维克能够

挺住多亏统帅红军的托洛茨基的指挥天才，但更多的还是敌人内部的内讧帮了他们。

如果高尔察克、邓尼金和尤登尼奇的分头进攻是针对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有组织的

统一行动的话，则很有可能是反革命一方取得了胜种。但结果却是各支白军队伍各

自为战，每个指挥官都想只身摧毁苏维埃制度而使自己荣光，于是他们便都遭到了

失败的命运。同时，红军则是扮演成一个整个俄罗斯人民的、而非少数派政府的利

益的代表者，去与那些旨在恢复反动统治和旧有特权的白军将军们展开了斗争。

国内战争的混乱给了西方政府扼杀十月革命的机会，但他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时

机。直到1918年11月战胜德国之前，协约国部队考虑的主要是军事目的，而不像苏

联的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签订的和

约使得德国人可以从东线调集大量兵力对西线发动整个战争中最强大的进攻。英军

总司令黑格元帅称此阶段为危急时刻。 在他4月11日对部队发表的著名的讲话中说

道：“为保卫每一个阵地，我们要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步不后退。就是背后已是

高墙， 我们每个人也要搏斗至终，并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到1918年6月，

德军已挺进马恩河，直逼巴黎。与此相比，东线的布尔什维克政权的命运已退居次

要位置。虽然西线的战局在整个夏天发生了迅速变化，但协约国部队仍未料到德国

会在秋季如此迅速地溃败。

1918年夏，由西方外交官和派人俄国的间谍制定和实施的对付苏维埃制度的行

动，准备得很不充分，因而并未对布尔什维克造成多大威胁。而且，从诸多情况看

来，肃反委员会倒有意使这些行动看上去规模宏大，这样一来，肃反工作人员成功

地将其揭露便能赢得巨大的宣传上的胜利。甚至同德国停战之后，西方政府尽管要

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的行动上，但他们所做的还不及力所能及的

一半。1919年时，只要协约国有两、三个师在芬兰湾登陆，便可打到莫斯科，结束

苏维埃政府的历史。但一战末期出现的情形是西方国家已无力集结起两个师来，就

更不用说三个了。派往换国的军队只为白军的推进帮了倒忙。而这正中布尔什维克

的下怀。这些军队对于决定国内战争的胜败来说，实在少得可怜，但又足以为布尔

什维克将其所有敌人都称为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傀儡找到借口。

布尔什维克认为，整个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都起来极力反对他们。肃反工作人员

不无自豪地说。正是他们在保卫年轻的苏维埃国家、在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及其

秘密机构阴谋的斗争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今天的克格勃依然这样认为）。1921年，

列宁高度评价了肃反工作人员的工作、称他们是“反对来自那些比我们强大得多的

敌人企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的有力武器。”

“俄国和国外的资本家先生们！我们知道，你们是不可能喜欢这个组织的。而

确实也是不可能的。在你们扼杀我们、围困我们之时，在你们策动内部阴谋、为破

坏我们的和平劳动而不惜犯下任何罪行的时候，它比任何人更能对付你们的阴谋、

对付你们的蓄意破坏。”

尽管西方的外交官和情报机构的阴谋行动，不像列宁以及迄今克格勃认为的那

样规模庞大，但肃反委员会的确获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肃反委员会最有效的武器便

是按沙皇的“暗探局”创造的模式，派遣间谍“飓鼠”）和奸细。但是，肃反委员

会往西方使馆派遣间谍的首次重大行动却未如愿。

德意志帝国是当时与布尔什维克政权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的唯一大国，两国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后互派了大使。 1918年4月23日在莫斯科设立

了德国使馆。由威廉?米尔巴赫伯爵任大使。六天后，使馆的一个工作人员即在他

的曰记中写道：“在这儿；我们须时刻提防着，因为周围尽是些间谍和奸细。苏维

埃当局很快就重建了过去沙皇的‘暗探局’，虽然是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的，但规模

至少也不次之，并且更为残酷。”往德国使馆派遣间谍的任务交给了1918年五月成

立的肃反委员会肃反局的反间谍处。1921年到1922年间，反间谍处有所扩大，并以

其为基础成立了反间谍局，简称“反间局”，这便是克格勃第二总局的前身。20岁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雅科夫?布柳姆金成了该局局长。布柳姆金向德国使馆进行渗

透的行动干得十分出色。他结识了罗伯特?米尔巴赫伯爵，此人是德国大使的一个

奥地利亲戚， 战争期间沦为俄国战俘。6月，市柳姆金得到其书面保证――为肃反

委员会提供有关德国以及德国使馆活动的秘密情报。

但捷尔任斯基将这个行动委托给布柳姆金是不太明智的，因为左派社会革命党

人仍在积极反对布列斯特和约。7月4日，左派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暗杀德

国大使的计划。左派社会革命党人认为，杀了他，可以迫使布尔什维克停止对德国

人的“安抚”，进而恢复在东线的军事行动，并依他们所见，这将促进世界革命事

业的发展。暗杀行动交给了布柳姆金和他的一个同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摄影

师尼古拉?安德烈耶夫。7月6日晨，布柳姆金备好一份用肃反委员会的公文纸写的、

有伪造的捷尔任斯基及肃反委员会书记签名的文件、内容是委托他和安德烈耶夫同

德国大使进行谈判。捷尔任斯基的助手、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亚历山德罗维奇也被布

柳姆金扯进了这项阴谋之中，他在这个文件上盖上了肃反委员会的公章。当日午后，

布柳姆金和安德烈耶夫驱车来到德国使馆，商定同大使见面的事宜，他们称，必须

和他讨论一个有关他的亲戚罗伯特?米尔巴赫的问题。后来布柳姆金说，是他用自

己的手枪打死了大使，但是据使馆工作人员讲，布柳姆金开的三枪都没打中，威廉

?米尔巴赫是被安德烈耶夫打死的。

这样一来，肃反委员会作为“革命的盾牌和利剑”的使命差点因这次惨剧而告

完结。 1918年7月，肃反委员会非但没能保卫新生的共产主义国家，反而差点充当

了摧毁它的工具。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列宁写道，暗杀米尔巴赫的行动，将俄国

推到了“几乎重演与德国开战”的边缘。在搞了暗杀行动以后，左派社会革命党人

又发动了起义，在卢比扬卡的肃反委员会的大楼被占领，捷尔任斯基也被逮捕。但

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并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他们的骚乱也在二十四小时内被忠于共

产党人的拉脱维亚军队镇压了下去。7月8日，捷尔任斯基主动辞去了肃反委员会的

领导职务。后来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对这次暴乱的情况做了调查，肃反委员会内

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被清扫出门、8月8日，捷尔任斯基又重新被任命为肃反委员

会主席。从此，肃反委员会内便是清一色共产党人了。左派社会革命党人的抑制作

用消失了，对待政治敌人的恐怖政策就又有所抬头。捷尔任斯基说：“我们是有组

织的恐怖，这应该明确说明。”

列宁对使用各种技术手段和方法――其中也包括采用恐怖手段一一来打击反革

命分子表现出积极的（虽然也不乏幼稚的）兴趣。他非常赞赏使用大型电磁铁来搜

寻藏在房屋里的武器的想法。他总是坚持在肃反委员会中审议这一想法，但捷尔任

斯基则持另外的主张。他对列宁说：“磁铁在搜查中不一定有用，我们已经试过这

个方法了。”但他还是同意在搜查中试验性地使用大型电磁铁，这主要是为了威慑

反革命分子，以使他们自动交出窝藏的武器。

肃反委员会对协约国的公使馆和其在俄国的情报网的间谍渗透行动。要比他们

对付德国大使馆的行动成功得多。

直到今天，克格勃还将1918年夏肃反委员会揭露所谓的“洛克哈特阴谋”的行

动视为其最重大的胜利。参加此阴谋的有英、法、美等国的外交官和秘密间谍。罗

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这个革命前英国驻莫斯科的代理总领事，是个有才干但

并不可靠的领事工作人员。在自己的仕途中，他有两次不得不在其乱七八糟的桃色

绊闻被曝光后，从头开始一切、1918年初，英国大使被召回后，洛克哈特被派往俄

国同布尔什维克政府进行非正式接触。他没有取得多少成果。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

为了说服布尔什维克，帮助协约国部队继续对德国作战。尽管洛克哈特未获成功，

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仍然签订了和约，但他并没有对形势好转失去信心。在

给伦敦的报告中他写道，尽管签订了和约，但“组织对付德国的行动还是很有可能

的”。军事委员托洛茨基及接替其外交人民委员位置的格奥尔吉?契切林，对同伦

敦建立联系格外感兴趣，他们千方百计地力图使洛克哈特相信布列斯特和约维持不

了多久。但洛克哈特在自己的政府中没有得到多大的信任。英国外交部的一位官员

曾刻薄地说：“也许洛克哈特给了我们一些糟糕的建议，但不能指责我们，说我们

遵循了这些建议。”

当洛克哈特对恢复东线的战争失去了一切希望之后，他立刻改换了自己扮演的

角色， 由亲布尔什维克的外交官变成一个反布尔什维克的阴谋家。5月中旬，他与

社会革命党恐怖分子鲍里斯?萨温科夫领导的反苏地下组织的间谍建立了联系，此

人在战前就参加过组织刺杀普列韦和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行动。在自己

的回忆录中，洛克哈特否认他曾唆使萨温科夫进行这样或那样的行动，但在发往伦

敦的电报中， 他讲的则全然不同了。1918年5月23日，他往英国外交部发去一份未

加任何说明的电文（这是从萨温科夫的间谍那儿得来的），讲的是关于“在协约国

部队空降之夜除掉所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人，并建立一个真正的军人专制的政府”

的计划。同更关心对德战争问题的英国政府不同的是，洛克哈特成了对协约国出兵

干涉、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狂热的拥护者。

英国秘密情报机构，即当时的军情处，在洛克哈特制造的混乱中也有一份“贡

献”。不仅指示英国情报机构驻俄国的总头目、大尉埃内斯特?博伊斯直接参与行

动，1918年初还派去一些情报机构的军官去碰运气。洛克哈特对他们的工作评价不

高。他认为，“尽管他们很勇敢，也有着明显的语言才能，但却不能正确评估政治

局势。”因而，他们相信那些说共产党的领导人得到德国人的资助的假文件，还相

信那些关于布尔什维克在西伯利亚组建由德国战俘组成的兵团的假传闻。

尽管肃反委员会声称，军情一处是英国权力核心制定秘密计划中强大的武器，

但该处在英国对外政策中却仍扮演着次要角色。英国秘密机构，即今日军事情报总

局的前身，是1909年才建立的。到战前它也只是一个不大的组织，预算少得可怜，

使得它无法在国外拥有哪怕是一个长期的情报站。如晚些时候公布于众的秘密报告

中所述，由于经费短缺，这个机构直到1914年“用的都是些临时的间谍，其行动就

战争年代的实践和经验看来，简直是无效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军情一处

的机构有所扩大，并在一定程度上充实了一些专业人员。到了1918年初，它已拥有

由四百多比利时人和法国人构成的网络，他们固定地报告德国军队在被占领的比利

时和法国北部的推进情况。西线一直是军情一处活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在那里此

机构有了辉煌的战绩。同西线相比，对付俄国成了次要任务。被派往俄国的军情一

处的军官们同维多利亚女王和爱德华国王执政时期（即职业化的秘密机构建立之前）

被招到秘密机构的那些狂热献身者们有着许多共同之处。虽然他们的那些惊险经历

对英国关于共产主义俄国的政策没有什么影响，但是，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他们这

些顽童式的阴谋视为混乱和浅薄的见证，而是当作西方情报机构深思熟虑的、无处

不在的行动。

尽管洛克哈特对军情一处在俄国的行动评价不高，但连他也为西德尼?赖利的

勇敢所叹服。赖利于1874年出生在俄属波兰领地上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是家

中的独子，在九十年代（19世纪）离开父母，侨居伦敦。从此他为自己博得了精通

数种语言、多情、自信而无畏的国际冒险家的美名。他在自己的仕途上编织了一张

梦幻般的蛛网，坠入网中的通常是那些报道他的人，也有赖利本人。他是一个幻想

家，但同时又无所畏惧，具有一个优秀情报人员所具备的天赋和职业精神。这些品

质引起了曼斯菲尔德?卡明――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第一任头目和温斯顿?丘吉尔

的惊叹。用洛克哈特的话说，赖利的个性是“犹太人的演员气质与天不怕地不怕的

爱尔兰人的勇猛”的结合。

在一本记叙英国秘密机构历史的畅销书中曾写道；“没有第二个间谍能拥有赖

利所有的权力和影响。”他是个搞暗杀的行家，通晓下毒、刺杀、枪杀、扼杀等各

种手段。他总是备有“十一个证件和同样多的妻子。”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浪

漫的光环，赖利生平中的一些事情仍然令我们兴趣十足。在一战前的圣彼得堡，他

是一个极成功的商人和有两位娇妻的无人不晓的名人。 除此之外， 他当时还作为

“临时间谍” 为卡明效力。1918年春，代号为“CT1”的赖利回到俄国后，他便沉

迷于非同寻常的冒险和哗然一时的闹剧的旋涡中了。但是肃反工作人员们却没有看

出他的奇遇中有什么可笑之处。赖利在5月7日，以同其习性很相宜的妄然行为表现

了他的莫斯科之行。他走到克里姆林宫门口，自称是劳合?乔治的特使，要求同列

宁本人会面。不管怎样，他得以见到了列宁最主要的助手之一弗拉吉米尔?邦奇一

布鲁耶维奇，后者自然对赖利的行为万分惊讶。外交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打电话给洛

克哈特，想核实一下，邦奇一布鲁耶维奇的造访者是否是个普通的骗子。洛克哈特

后来承认说，他差点没对他们说，“赖利很可能是一个冒充英国人的俄国人，否则

就是个疯子。”待后来洛克哈特从军情一处驻俄国的情报站长博伊斯那里得知赖利

是英国间谍后，他差点儿大发雷霆。他将赖利叫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像训小学生

一样将其训斥一通，扬言要将他打发回去”。但据洛克哈特回忆，赖利是个“各种

开脱之辞的天才创造者，而我们最后以痛笑一场收场。”后来赖利装扮成旅居近东

的希腊人，找了几个情妇，开始认真地准备起推翻列宁的阴谋来。

赖利继续使得那些仔细研究其充满矛盾生涯的苏联情报机构的专家们惊讶不已。

根据1979年发表的军事情报人员的正史记载，赖利出生在奥德萨，他的父亲是一个

爱尔兰大尉，母亲是俄罗斯人。就在这份文件中讲道，在他“充满英雄行为”的一

生中并不具有什么“轰动一时的和凭空虚构的”色彩。就在这份有着真凭实据的文

件材料中还确认，他是军情一处驻俄国的“主要头目”。（而事实上坐在这个位子

上的是埃内斯特?博伊斯）。赖利的生涯使得克格勃现任主席弗拉基米尔?亚历山

德罗维奇?克留奇科夫将军颇感兴趣。1979年，当时任第一总局（对外情报机构）

局长的克留奇科夫向第一总局图书馆索要了所有有关赖利的书。很有可能，他的这

种兴趣更为克格勃内部有关国家安全委员会历史的新材料所激发。据一位图书馆馆

员说，“看来，他把这些书都读了。”

乔?阿?希尔大尉（后来成了准将）大概在赖利的同行中属最有名的一个。他

也是军情一处安插在俄国的间谍， 其代号为“NKS”。据洛克哈特讲，他“和赖利

一样勇敢，同样无所畏惧”，而且“俄语也不比他说得差”。“快乐的乔治?希尔”

（金?菲尔比后来这样称他） 认为他在俄国度过的那段充当英国间谍的日子是其

“生活中一段愉快的经历”。童年时他曾和自己的父亲，“一位英国探险商人（应

从此词最好的意义来理解）”，周游了全世界，从西伯利亚一直到波斯。正是这些

旅行比任何一个专门的职业训练都更好地为其从事间谍工作打下了基础。希尔是在

布尔什维克革命前两个月，以皇家飞行使团工作人员的身份来到俄国的。但到1918

年春他就已和军情二处合作了。和洛克哈特一样，他也指望着布列斯特和约会被撕

毁，指望能说服布尔什维克加人对德的战争。在被冠以响亮的名称《伟大的使命》

的回忆录中，他夸耀了自己是如何获取了托洛茨基的信任，又是如何促成了苏联军

事情报机构和肃反委员会的建立：“同托洛茨基的会面、看戏、赴宴一点也没有影

响我的工作。我帮助布尔什维克的军事参谋部组建情报处，首先是为了弄清德军在

俄国战线上的集结情况，对其部队的推进作长期监视……其次，我参与组织了反间

谍处的工作，是为了监视德国秘密机构和使团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行动。”

但是，希尔发往军情一处和相关军事部门的报告并未引起轰动效应，虽然其意

义不能低估。他“向布尔什维克许诺说，英国将会提供全面帮助，以说服莫斯科军

区的司令组建一个处，负责对德军配置进行检查和跟踪”。确实，和希尔在其回忆

录中写的不同的是，没有找到任何文件证明他亲自参加了这个处的组建工作。而且

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在1918年肃反委员会反间谍处的组建中起到过什么作用。后

来他自己也承认，他从未和该处第一任处长雅科夫?布柳姆金见过面。但是希尔和

肃反委员会曾就德国军队的情况作过有限的情报交换也是有可能的。当二战期间英

苏两国情报机关之间建立了更高层的合作之后，希尔又作为特别行动处的联络军官

回到了莫斯科。据金?菲尔比讲，“俄国人很高兴地迎接了他，要知道他们对他可

是再熟悉不过了。”到1918年夏，他与苏维埃的情报机构的短期合作结束了。和洛

克哈特一样，他最终也未能说服共产党人重新向德国开战。于是他就建立了揭露东

线上的德国和奥地利军事小分队的网络，并在“有爱国情感的俄国军官’”的帮助

下准备对付这些分队的挑衅性行动。

到1918年7月， 洛克哈特卷人了旨在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阴谋之中、尽管后来

他否认了这一点。他和驻莫斯科的法国总领事费尔南?格列纳尔一起将一千万卢布

转交给在莫斯科的反革命的“民族中心”，该组织同东北的萨温科夫以及库班河的

沙皇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白军有着一定的联系。但无论是洛克哈特还是格列纳尔，

都不能与捷尔任斯基一决胜负。 6月，捷尔任斯基向彼得格勒派去两名拉脱维亚族

肃反工作人员扬?布伊基斯和扬?斯普罗基斯。两人自称是施密德肯和布雷迪斯，

扮成了两个在寻求同协约国联系的反革命地下组织的代表。他们见到了英国领事馆

的海军武官P?H?克罗米大尉，此人在英国大使被召回后留在了彼得格勒，为的是

在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一旦有落人德国人手中的危险时，就将其毁掉。克罗米同时又

将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介绍给了赖利。这两个人向赖利反映说，驻莫斯科的拉脱

维亚族步兵对现状日益感到不满、他们两个的表演给赖利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者

似乎在拉脱维亚人身上看到了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契机。他曾如是得出结论：

“莫斯科的士兵都是些拉脱维亚人，谁控制了拉脱维亚人，谁就控制了首都。

拉脱维亚人不是布尔什维克，但他们在为布尔什维克效力，因为他们无处可去。他

们都是些外国雇佣军，而外国雇佣军为的就是钱。谁出钱多，他们就跟谁走、我若

是能收买了拉脱维亚人，那我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使得克罗米和赖利认定，有必要与莫斯科的洛克哈特发

生联系。

当他们在莫斯科策动反布尔什维克起义时，正逢英国开始对俄国北方进行军事

干涉。3月6日，即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和约签订三天后，海军陆战队的一个连，

奉弗雷德里克?普列少将之命在摩尔曼斯克登陆。但海军陆战队员的目的并不是推

翻布尔什维克。派他们去是为了防止德国军队夺取协约国运往东线的大量军事物质。

协约国出兵的性质变化是在普利于8月2日同皇家海军陆战队小分队、一个营的法军

以及五十名美国水兵一起，在阿尔汉格尔斯克实施了第二次登陆之后发生的。阿尔

汉格尔斯克登陆的初始目的，还是为了防止德军夺取军事物资。但这一次正遇上反

布尔什维克的暴动开始。两组在海军陆战队到来之前秘密派来的协约国间谍被布尔

什维克抓获了。8月1日夜发生了政变，其领导人是俄国海军大尉格奥尔吉?恰普林

（过去曾被调往皇家海军任职） ，此人的行动看来与普利的情报机构头目、上校C

?R?M?托恩希尔（曾为军情一处军官）有着密切联系。次日，应政变组织（他们

宣布自己为“北部地区最高行政机关”的反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请求，军事小分队

奉普利之命实施了登陆。

奇怪的是，协约国在阿尔汉格尔斯克的登陆（普利声称自己是此地区事实上的

总督）并没有立刻导致英国和布尔什维克人关系的破裂。8月8月，英国外交部给洛

克哈特发了一封电报：“你们应该尽可能继续维系和布尔什维克政府的现有关系。

无论如何，首先提出断绝关系或宣战的都应该是布尔什维克一方，而不是协约国。”

8 月中旬，肃反委员会派遣的拉脱维亚间谍布伊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来到莫斯科

洛克哈特的代表处，将克罗米的信交给了他。一向“对间谍的渗透极为敏感”的洛

克哈特仔细研究了这封信。就风格和笔迹来看，他很快就确定此信确为克罗米所写。

“信中所用之词――自己准备离开俄国，并想‘在离开前将门砰地摔上’――这是

这个很讲礼节的军官的典型用词，”洛克哈特这样写道。

此后不久，洛克哈特又和布伊基斯见了第二次面，另一个遣入的苏维埃间谍、

上校爱德华?别尔津也参加了这次会面。据洛克哈特讲，“这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

脸部棱角分明，有一双刚毅的银灰色眼睛。他指挥着苏维埃政府保安赤卫队的一支

拉脱维亚步兵的小分队。”在场的还有赖利及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别尔津使他们

相信，拉脱维亚族士兵准备参加反布尔什维克的起义，并且所有事宜可在五、六个

星期内准备妥当。根据洛克哈特的建议，他们决定由赖利承担同拉脱维亚人的谈判

工作。大约于8 月20日开始的几次谈判，都是在肃反委员会监控的地点进行的。赖

利给了别尔津120万卢布做起义经费，后者则将这笔钱交给了肃反委员会。

除了军情一处的间谍，参加支持俄国境内反布尔什维克组织行动的还有法国和

美国的间谍。8 月25日，在莫斯科美国总领事德?维特?普尔的代表处里举行了协

约国间谍的会面。法国的武官拉维伦将军也参加了会面（洛克哈特没有参加这次会

面）。会上决定，在协约国仍留在俄国的外交官最终撤走之后，间谍和颠覆活动就

将由专门留在俄国的间谍来承担。这些人当中有英国的赖利，法国的安里?德?维

迪曼上校，以及美国的克塞诺冯?德?布卢门撒尔?卡拉马蒂亚诺（俄希混血儿），

参加这次会面的还有肃反委员会的一个间谍――列涅?马尔尚，其表面身份是派驻

法国使馆的记者，他是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支持者，后来成了法共的缔造者之一。

8 月28日，赖利在肃反委员会的间谍别尔津上校的陪同下，来到彼得格勒，同

有反布尔什维克情绪的拉脱维亚族士兵谈判。捷尔任斯基在等待时机，让莫斯科和

彼得格勒的阴谋分子们为自己更好地搓好绳子。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在8 月30日告

终。这天，诗人列昂尼德?坎经基瑟尔刺杀了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的领导人 M?乌

里茨基，而女社会革命党人法尼姬（多娃）?卡普兰（此人多半是有些神经失常）

向列宁开了枪，并致其重伤。这两桩互不相干的暗杀行动成了恐怖浪潮的开端。两

天内，仅在彼得格勒就有500多名政治犯被枪决。”

据苏联官方资料记载，8 月3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开始向“洛克哈特

阴谋”发起总攻。肃反工作人员未能逮住赖利，但他们抓到了化名为谢尔波夫斯基

的冒充俄国工程师的美国间谍卡拉马蒂亚诺，并在他的住宅中找到一个罐子，里面

的纸条上写有他们转交给俄国间谍的款项。洛克哈特与赖利和卡拉马蒂亚诺两人不

同，他拥有外交豁免权。尽管如此，8 月31日清晨三点半左右，他在自己的住宅里

被“一个粗暴的声音吵醒，紧接着命令他马上起来”。洛克哈特“睁开眼睛就看见

鼻尖前是手枪枪口”，再看屋里有十来个武装的肃反工作人员。他和助手大尉希克

斯一起被弄到卢比扬卡，在那里，捷尔任斯基的助手拉脱维亚人雅科夫?彼得斯审

问了他、据洛克哈特讲，他有一头“长长的黑色卷发，如诗人的头发，向后梳着，

露出高高的额头”，他脸上的表情“忧郁且恐怖”。“您认识一个叫卡普兰的女人

吗？”彼得斯问到。洛克哈特从未见过她。据洛克哈特本人在一份材料中所述，他

当时要求尊重他在外交上不受侵犯的权力，并对彼得斯说，他没有任何权力向他提

问。“赖利在哪儿？”彼得斯继续问道。洛克哈特没有做答。而后彼得斯从公文夹

里取出一张通行证，这是由洛克哈特交给肃反委员会拉脱维亚族间谍去阿尔汉格尔

斯克会见普利的通行证。“这是你的笔迹吧？”他问道，洛克哈特这才明白，布伊

基斯和斯普罗基斯是肃反委员会派遣的间谍，但他仍未想到，别尔津上校也是肃反

委员会计策的一部分。他再次“非常礼貌”地对彼得斯说，自己有权不回答这些问

题。

而彼得斯对这次审问所做的记录与洛克哈特所述就大相径庭了。记录中写道，

洛克哈特当时“惊慌之至，甚至连自己的外交证件都没有出示。大概，可怜的英国

外交官以为是指控其刺杀了列宁，而且看来，他心里也是有鬼的。”洛克哈特本人

则认为，彼得斯审问的目的是想将他与法因娜?卡普兰刺杀列宁一事牵扯起来。但

那时最令洛克哈特不安的，是他上衣胸前的口袋里的那本记事本、肃反委员会的间

谍在逮捕他和搜查他的住宅的时候，没有发现他的西装口袋里有一个记事本，这里

有用密码记录的他向间谍赖利，自然，还有萨温科夫提供的款项。洛克哈特担心他

们随时都有可能搜查他，便说要去解手。有两个武装侍卫跟着他，而他从容地从记

事本上撕下那几页能毁掉他的纸页，把它们当手纸使了。

大约早晨六点时，在卢比扬卡的洛克哈特和希克斯待的房间里领进一个妇女来，

她周身穿的都是黑的，头发也是黑的，并且“眼眶发黑”。

“我们猜到这就是卡普兰。看来，布尔什维克指望她会认出我们，并且会掩饰

不住。她保持着一种出奇的平静，走到窗口，用手托住下颌，一动不动，默不作声

地立着，茫然地望着窗外，好像任凭命运的摆布，直到看守进来将她带走。”

法尼娅?卡普兰四天后在克里姆林宫内院被枪决，她最终也不知道，她刺杀列

宁究竟是否成功。

上午九点，洛克哈特和希克斯被从卢比扬卡放了回来。到住宅后他们发现，洛

克哈特的情妇穆拉?本肯多夫也被肃反委员会逮捕了。

赖利当时在彼得格勒，因而看来并不知道洛克哈特被捕的事。8 月31日中午，

也就是在洛克哈特被释放三小时之后，他来到军情一处情报站头目埃内斯特?博伊

斯的住处。在那里，他叙述了关于保卫克里姆林宫的拉脱维亚族步兵起义的计划。

按赖利所说，博伊斯称此计划是“极富有冒险”，却又是“值得的”，他还表明，

一旦失败，一切责任要由赖利来承担。而后博伊斯去了英国领事馆，想把克罗米接

到自己的住处与赖利见面、但在博伊斯来到领事馆之前，克罗米就已经死了。当时

有传闻说，刺杀乌里茨基的凶手躲进了英国领事馆。于是就有一伙听信此言的人在

肃反委员会间谍的带领下闯入领事馆大楼。克罗米想阻止这些人，听到的是要他让

路的回答，否则要“像打死一条狗一样打死他”。克罗米开了枪，但他自己也在交

火中被打死。

9月1日清晨，肃反委员会搜查了法国间谍德?维迪曼的住宅。显然，这一行动

是根据他们的情报员列涅?马尔尚提供的情报进行的。结果搜出了用于破坏行动的

炸药。虽然德?维迪曼隐匿起来了，但第二天人民委员会胜利宣称：“今日，9月2

日，我们破获了一起以英国使馆负责人洛克哈特、法国总领事格列纳尔以及法国将

军拉维伦为首的由英法外交人员策划的阴谋。此项阴谋旨在推翻人民委员会，在莫

斯科实施军人独裁。这一切都企图通过收买红军战士来实现。”

但在声明中没有一句话提到，这个利用红军战士（拉脱维亚族士兵）来搞军事

政变的计划是肃反委员会的间谍们制定的。为了替其侵犯洛克哈特外交豁免权的行

为辩白，声明中含糊其辞地说，逮捕他的时候其身份并未查明：“在阴谋者的秘密

总部中还逮捕了一名英国人，在被带到特别调查委员会后他声称泊己是英国外交代

表洛克哈特，在其身份被确认之后，洛克哈特立即获得了释放。”

在人民委员会的声明中讲到， 赖利是“洛克哈特的间谍之一”，他转交了120

万卢布用以实施阴谋行动，这点是确凿无疑的。在声明中还说道，协约国的其他使

馆也参加了暴动的准备。列涅?马尔尚曾经给法国总统雷蒙?普安卡雷写过一封信，

在信中，他详细描述了8 月25日协约国间谍们会面的情形。这封信的复件被肃反工

作人员在一次搜查中给发现了，后来登载在共产党的刊物上。当然，这个发现并非

是偶然的。

在人民委员会9月2日的通告，以及苏维埃政府后来的声明中称洛克哈特是协约

国阴谋的主要角色。但洛克哈特本人此刻最关心的是其情妇的命运。9月4日，他向

外交人民委员会请求释放穆拉，但遭到拒绝。此后，他一时冲动，决定直接找彼得

斯，并直奔卢比扬卡。到了那里他明白，自己“引起了一些不必要的敏感：站在主

要人口处的卫兵彼此间很快地低声啼咕了一阵。”彼得斯耐心地听完洛克哈特的请

求，并说，他们会对关于穆拉未参预阴谋的保证予以考虑并进行仔细调查的。“我

们的人找您已找了整整一个小时了。我有您的逮捕证。”尽管比肃反委员会更注意

外交豁免权问题的外交人民委员会对此提出了异议，洛克哈特还是被立即逮捕，并

在牢里蹲了整整一个月。

9月5日，为了对前一天再次逮捕洛克哈特做辩白，《消息报》登载了由捷尔任

斯基及彼得格勒的党的领导人季诺维也夫签署的声明。同9月2日人民委员会的声明

不同的是，在此份文件中，英国人和法国人被称为暗杀列宁行动的“策划者”和杀

害乌里茨基的真正凶手：

“他们杀害了乌里茨基同志，因为他斩断了彼得格勒英国人阴谋网的所有绳索。

”事实上，肃反委员会本来就想说服英国间谍实施类似的暗杀行动，以达到在全国

人民面前揭露其罪行的政治目的，但他们的努力并未奏效。大约在8 月22日，别尔

津就曾力图向赖利表明，要想顺利实施政变，必须除掉列宁和托洛茨基。他解释说，

首先，他们有着出色的演说才能，可能会对派去逮捕他们的人产生影响，因而不应

该冒险去拘捕他们；其次，暗杀这两个领导人会造成一种恐慌，从而有效地削弱抵

抗势力。

赖利在与布尔的交谈中讲道，他“千方百计地想说服别尔津放弃这种计划，他

是无论如何也不赞成这种计划的。”他认为，“这些领导人不应该成为蒙难者，而

应成为全世界的笑料。”为此，赖利认为，应该脱掉列宁和托洛茨基的裤子，让他

们只穿着内衣在莫斯科游街，让所有的人都能取笑他们。但肃反委员会并没有把这

个想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搞得衣衫不整的阴谋一并公布于众，这一点在情理之中，并

不足为奇。正因为如此，在指控英国间谍组织的那些确实存在的或臆想出来的阴谋

当中，这个很有特色的计划从未在世人面前出现过。与赖利和希尔不同的是，军情

一处驻外情报站站长埃内斯特。博伊斯，对组织暗杀行动的主意并不持批评意见。

他的一个俄国间谍说，博伊斯有一次好像是偶然地问他，“他想不想收拾掉一两个

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人。”9月6日，这个间谍伸手要钱，说这样就不泄漏出他和博伊

斯的谈话内容。英国人担心他“还会出点新花样”，就决定掏钱打发了这个搞讹诈

的家伙。

到此事发生之时，军情一处在俄国的活动已基本停止，博伊斯也被抓了起来，

投进了条件恶劣、人满为患的牢狱。肃反委员会还逮捕了赖利的几个情妇，而他自

己持着希尔提供的假护照悄悄地乘一艘荷兰货船逃出了俄国，希尔本人也逃脱了被

捕的命运。但当其十八名间谍和联络员被抓住并遭枪决之后，他认为，应该从伦敦

接受新的指示和经费，“一切从头开始，组织新的人马，建立新的联络点。”和博

伊斯不同，洛克哈特被捕的这段时光，是在相对舒适些的克里姆林宫过去的宫娥的

房间里度过的。在他被捕期间，他的情妇穆拉被释放并获准与他见了面。为了监视

洛克哈特，别尔津被安排在这里住了很短一段时间，但洛克哈特“很害怕，不敢和

他说上哪怕是一句话”。十月份，洛克哈特、博伊斯、希尔以及协约国使馆的其他

人员被准许返回家园，交换条件是释放那些在伦敦被扣留的俄国官员。

洛克哈特和彼得斯的告别倒是惊人的友好。9 月28日。彼得斯来通知洛克哈特，

说他已被释放。他赠给他一张签名照片，给他看了自己在伦敦的英国妻子的照片，

并请他捎信给她， 但后来突然又改变了主意。 “也许不核烦劳您，”彼得斯说，

“您一离开这儿，就会把我视成最可恶的敌人痛骂和诅咒一番的。”洛克哈特说他

不要装糊涂了：“如果抛开政治，我从不打算和你作对，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对

穆拉的思典。这封信我要收下并代转。”彼得斯对洛克哈特说，他若留在俄国会更

好些：“您会很幸福的，可以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可以给您工作干，反正资本主

义迟早是要灭亡的。”但彼得斯没有告诉洛克哈特，他已经有证据表明穆拉是个德

国间谍。后来他说，考虑到洛克哈特的前途，他甚至对十二月份“受理”洛克哈特

“阴谋”的法庭也隐满了这一事实。但是到了1924年，彼得斯为了对洛克哈特在英

国进行的“疯狂反苏运动”表示抗议，他披露了这个秘密。

获释后，洛克哈特回到了伦敦，随后是博伊斯和赖利也相继回国。而希尔到了

法国后，接到军情一处处长卡明的命令，让他返回俄罗斯几个星期，以便协助反布

尔什维克小组组织的怠工活动。根据卡明的提议，希尔被授予“战斗功勋”勋章，

赖利因其在俄国的行动而被授予“军事十字”勋章。十二月份，洛克哈特、赖利、

格列纳尔和维迪曼被莫斯科的最高革命法庭缺席判处死刑，而8 月31日逮捕的美国

间谍卡拉马蒂亚诺仍被关在莫斯科的监狱里。为了逼其招供，他们两次威胁说将要

对他实行枪决，但未能有获。后来死刑被改为监禁，而到了1921年他最终获准返回

美国。

肃反委员会将清除“洛克哈特阴谋”视为一次最为重大的胜利，而克格勃至今

也持同样的观点。在苏联的官方史料中就有如下字眼：“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肃反

工作人员给予阴谋分子们的致命打击，可以与一次最重大的战役的胜利相提并论。”

而事实上，肃反工作人员只是在小小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因为反对他们的不是有组

织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联盟，而只是一伙冒险分子、政治上太幼稚的西方外交官和秘

密间谍，这些人在布尔什维克掌权的初期进行活动时，能够依靠的只是自己的力量。

“洛克哈特阴谋”的主要部分――莫斯科拉脱维亚族步兵的起义计划――是肃反委

员会自己制定出来的。但是，肃反工作人员在揭露“洛克哈特阴谋”过程中所积累

的派遣间谍和离间分子的经验，在以后、在20年代，曾帮助他们取得了对英国秘密

情报机构的更大胜利。

到了20年代初，白军已经不能对布尔什维克政权构成真正的威胁了，尽管他们

还未被彻底消灭。列宁和捷尔任斯基签署命令，取消了对“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实

施的死刑，但三周后，列宁又改变了自己的决定。2月6日，在会见地方肃反委员会

代表的时候， 他发言说， 死刑是今后与“反革命的言行”斗争中很可能用得着的

“必要措施”。1920年4 月，波兰对乌克兰的人侵以及随后的六个月的俄波战争，

掀起了肃反委员会残酷镇压那些确实存在的和臆想出来的阴谋分子的新浪潮。在克

格勃的官方史料中曾写道：“正是因为肃反委员会的坚决斗争，才使波兰白匪以及

他们的协约国幕后策动人妄图通过间谍活动、怠工及匪祸来破坏红军安全的企图破

了产。”到1920年底，捷尔任斯基的战友马丁?拉齐斯，试图为肃反委员会对苏维

埃社会的全面控制打下基础；“反革命活动正在四处漫延，在我们生活的所有领域，

以各种形式表现着，由此可见，没有哪个领域是肃反委员会不应该涉人的。”

拉齐斯的这个思想，为30年代建起的斯大林的警察国家的大厦铺了第一块砖。

从1917年到1921年期间，有二十五万多人成了肃反委员会的牺牲品。到1921年，

当布尔什维克在国内战争中已胜券在握之时，许多党员认为，肃反委员会的时代已

经过去了。很自然，肃反工作人员是反对这种观点的。因此，尽管肃反委员会的发

展有所停滞，其权力受到了某种限制，甚至机构也进行了某些改组，但它仍然得以

存活下来。1921年12月28日，第九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出：“苏维埃政权在国

内和国外的巩固使得我们可以削减肃反委员会的职能及其机关了。”1922年2月8日，

隶属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替代了肃反委员会。从1919年3 月起，领导

内务人民委员部及肃反委员会的捷尔任斯基当上了国家政治保卫局的领导。同肃反

委员会所拥有的权力相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权力已被官方削弱了很多。国家政治

保卫局的活动领域仅限于组织和实施打击破坏活动，而其他涉及刑事犯罪的问题现

在都由法院或革命法庭来解决。国家政治保卫局只有调查权，它已不能取代法庭而

进行判决，也不能以行政手段将犯人关进集中营。但是逐渐地，国家政治保卫局又

重新拥有了肃反委员会的大部分权力， 而且这些都是得到列宁的赞许的。1922年5

月，列宁曾写道：“法律不能代替恐怖，否则就是自欺欺人和蒙弊他人……”根据

1922年颁布的法令，国家政治保卫局获得了驱逐、监禁等权力，而且在一定情况下，

还可以枪决反革命分子、“暴徒”、以及个别类型的刑事罪犯。

1923年，苏联成立之后、国家政治保安局被赋予了联盟机关的地位，称“国家

政治保卫总局”（缩写为OTTY）。国家政治保卫总局还拥有自己的“法律委员会”，

用以迅速判决反革命分子、间谍和恐怖分子。以前的肃反委员会是在非常时刻作为

保卫革命的必要手段而临时组建的机构，与其不伺的是，而后成立的国家政治保卫

局、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及其后继者，在苏联国家体系中一直占着一个中心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