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 史文恭
家园 【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之红四七大 A 红四军的七大是一次有深刻启示的历史事件，这一事件并非一次简单的人事冲突，而是一个关系红军的建军路线，土地革命的发展路线的节点，在这个节点上，好几个矛盾交织在一起，非常复杂又非常尖锐，而年轻的林总，在这个命运的节点上，理解并坚定地支持了失败的东哥，这个选择同样是一个深远历史意义的选择，－－－所以，为了说明这个后来毛和林之间政治上的紧密合作关系的基础，需要一个详细的介绍。
(一）前委和军委－朱和毛
下了井冈山后，红四军先是连败三仗，差点连军部都被端了，后是大柏地一战扳回，又连着打了几个胜仗，攻下了几处县城，无论装备，给养，士气都恢复了，因此，外患消去，之前磕磕碰碰的朱毛暗战，开始变得尖锐了。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了这个转化：
1，之前在井冈山，山下重兵围困，朱毛分家都没办法，只能捆绑在一块儿，现在，下山到了闽西，一个较为自由的新天地了，因此，朱毛红军里谁说了算，就有了斗争的余地了。
2，闽西的地方军阀不敌士气旺盛，战力勇猛的红四军，而蒋介石正忙着和桂系大战，较为宽松的大环境使得朱毛红军能够坐下来内斗
。
3，朱老总的前战友，海归兼中央特派员刘安恭的到来，使东哥的党内优势地位动摇。
而这个转化的突破点，就集中在“前委”和“军委”之争上。
“前委”，即前敌委员会，这是一个战争环境下的特殊党的机构，我们知道，TG是以列宁建党原则组织起来的非常严密的队伍，军队有党的支部，地方有党的支部，两个系统是独立的，而前委则不同，它是两者通吃的，类似于”总督“，就是在战争地区统管地方党委和军队党委的。象东哥老人家，这曾统管红四军军委和湘赣边界党特委，尤其要说明的是，东哥的前委书记是中央任命的，这一点，在tg的组织原则上，非常重要，－－－实际上，后来红四军七大把东哥的前委书记选下了，是不合法的。
”军委“是指红四军军委，即红四军内部的党的组织，一般来讲，红四军内部设立军委是天经地义的，但那时，下了井冈山后， 在敌兵尾追堵截之下，前委和军委的工作是重叠的，（因为没有地方工作啊。），因此，为了减少决策环节，就把军委给撤销了。
但1929年4月，朱老总的战友，中央特派员刘安恭到来后，5月，这个军委复活了，刘也被任命为红四军军委书记，－－－，此时的朱毛红军的权力架构里，东哥是老大，前委书记（中央任命的），朱老总是红四军军长（党内资历不够），刘安恭是红四军军委书记（中央特派员，苏联海归军事人才），相对于强势的东哥，十年30岁的年轻的刘安恭很快和朱老总结合起来，开始挑战这支军队的领导权，认为前委对军委只是指导作用，不该涉及具体措施。
对此，东哥的反应是连续召开两次前委会议，最后，在6月8日通过全体投票的方式，釜底抽薪，取消了红四军临时军委，于是，刘安恭的军委书记就干了一个多月就无疾而终了。但这个取消仅仅是名义上的，实际上，红四军的军委依然存在，而且发挥强大作用，事实上，在6月中旬，红四军军委研究部署三打龙岩城时，通知了谭震林参加（时任二纵队（团）政委），却没有通知作为四军党代表的东哥，－－－－这一事实，很明显地说明了，当时红四军内部的领导们（主要是朱老总，陈老总，刘安恭）对东哥的态度。另一个细节是，当谭震林接到会议通知时，曾建议东哥也去参加，而东哥则落寞地说：“没有通知，怎么好参加。”，这个细节也充分地说明了此时朱毛两派对立的鸿沟了。
实际上，参考东哥那个时候的反应，他对朱老总一派的作为是非常愤怒的，就在6月8日他提议的取消红四军军委的会议上，他直接甩出了底牌，以辞职相威胁，认为如果同时存在“前委”和“军委”两个平行的机构，则他无法在这样的架构下负责，在这样的压力下，他才获得了会议的胜利。而大概是他的雷霆是如此暴烈，使得此时年轻的林总（23岁）以为东哥真的要离开前委书记的职位了，连夜给他送去一封信，抒发了他对东哥的拳拳之心，也就无意中为后来的我们勾勒了争斗中，朱老总一派的风采：
“现在四军里实有少数同志的领袖欲望非常高涨，虚荣心极端发展。这些他们又在群众中是比较有地位的。因此，他们利用各种封建形式成一无形组织，专门吹牛皮攻击别的同志。这种现象是破坏党的团结一致的，是不利于革命的，但是，许多党员还不能看出这种错误现象起而纠正，并且被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所蒙蔽阴谋，附和这些少数有领袖欲望的同志的意见，这是一个可叹息的现象。你今天提出的你个人离开前委的意见，我非常不赞成。党里要有错误的思想发生，你应毅然决心去纠正，不要以不管事了。在中央未派人代理你以前，你不应离开前委。我希望你以后应该有决心来纠正一切同志的错误思想。“
而受此激发，东哥写出了他中年时期的一部名作，这一篇光辉的著作，即使我们现在网上拍砖都可以好好学习，骂人并不难，但象东哥这样有条有理，抽丝剥茧般地把从理论高度，历史进程，高屋建瓴地把对方分析的一丝不挂，批评的体无完肤的，非常难得。
俺特地把原文附在后面，虽然有点长，但绝对值得一看。顺便也说一下，tg的大佬们在我们现在的印象里，都是老谋深算的，殊不知他们年轻的时候，写文章也是火辣辣的，前阵子俺看到邓公在法国时给雷诺公司打工时写的一篇檄文，完全是直接了当地怒骂，有空可以写个小帖子，而上面林总的信和东哥的回信，里面的火药味儿，正是那时他们两位的风采写照。
介绍先写到这，分析待续
通宝推：樊逖,晨翼,液体炸弹,人在旅途,道可道,石狼,繁华事散,被明月兮佩宝璐,醉寺,文化体制,和平共处,老顽童,河蟹,桥上,京华烟云AMIP,没有人,韩信点兵,为中华之崛起,不远攸高,可爱的中国,忘情,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踢你的场子来了 老人长叹一声，轻轻地吟诵起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随着满头白发的颤动，是泪水如泉一样涌出，一扇厚重的情感门打开了....
秋石客：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记得美国作家史沫特莱书中对毛泽东有一句令我多年不解的评语，大意是说毛泽东内心有一扇对别人永远关闭的门。对于这扇门有还是没有，我一直在思索，因为说话的人也是毛泽东的朋友，所以，我并不把这句话当做有敌意的语言。我思索的结果是史沫特莱只说对了一半，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毛泽东内心有一扇轻易不开的门。如今，在纪念毛主席离开我们三十八年的前夕，公开首次发表我八年前写的文章，力求填补对毛泽东研究的空白，也算是我对毛主席逝世三十八年的纪念文章。
一
毛主席从来不和别人说他从小就胸怀大志，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但从他的诗文行为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从小就胸怀大志的，我们学习毛泽东，其中有一条就是学习他不上书本的毛泽东思想胸怀大志。
毛泽东最早的志向诗是13岁（1906年）写的《五谷》：“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那时毛泽东虽小，但已认识到“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决心走出韶山，求学天下，以成大事。
1909年，毛泽东16岁，以是少年，写七绝《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做声。”这首诗反映出毛泽东少年就有自信、果断的领袖意识。毛主席回忆年轻时观《盛世危言》，为书中论中国危亡而奋笔疾书：如何救国，待我学之，也反映出了他立志不凡。康梁变法之时，毛泽东小小年纪，竟然提出要康有为为总理，梁启超为外长，生动反映出毛泽东指点江山之才志。
毛主席年轻就读于湖南师范，经常喜爱登岳麓山，与山水花草木虫独处，养天地之气；读书就于闹市，以求集中精力；烈日炎炎，众人皆避暑纳凉，青年毛泽东偏任凭日晒，美其名曰日浴；大雨如注，众人皆奔屋檐之下，青年毛泽东却反其道而行之，从室内冲出，任凭雨打雷吼，美其名曰淋浴；狂风横扫大地，人皆避之，青年毛泽东却迎风而立，美其名曰风浴，这是何等的精神！毛泽东年青时有意锻炼自已的意志和身体，是为胸怀大志故也！全为日后驰骋天下之用也。
在长沙师范就读，志在交天下英雄豪杰，曾为达此目的以二十八画生为名登征友启事，后与李立三、罗章龙、蔡和森等结成密友，纵论天下，要立志“改造中国与世界”实为英雄所为。
后来，毛泽东作词《沁园春·长沙》，这时他已是而立之年（1925年）。用此词抒发了他的而立之年的志向：“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物霜天竞自由。怅廖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卜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这其中“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就是毛主席确立领导中国与世界的志向。
二
真英雄要能屈能伸，屈能隐于大海深处，伸能展翅九万里高天。要吃得苦、挨得穷、受得累、受得气；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能拿得起，放得下，战能刺刀见红“敢同魔鬼争高下，不向恶霸让寸分”，“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
不战则能屈身于王明，脱掉红军外衣，在文革高潮时退却,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
毛主席年少时，天下大乱，豪杰四起。新文化运动正盛之时，毛泽东甘心屈居人下，曾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与文化界名人认识。那时，京都学者皆以大知识分子自居，正眼也不爱看土里土气的乡下人毛泽东，给毛泽东留下难以忘怀的许多屈辱。想毛泽东从湖南乡下出山，必有纵横天下之志，救民于水火之心，统一六合之才，然神州虽大，却一时无用武之地。他只身北上，欲交京城龙虎之人，然京城学子喜说不喜做，非经天纬地之才，令他失望；京城又是虎狼之地，毛泽东也可能想到重耳在外而生典故，随决计离繁华之地，富贵之乡，到人杰地灵的故乡湖南谋就建政党组织的大事，一九二零年，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在老北京城居住期间，毛主席的内心感受，确是很少外露。
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国人多知毛泽东参加了一大，却很少知毛泽东因缺少资金等故无缘参加中共二大，虽说书生身无分文，胸怀天下是本分，然而有几人能知一文线能难倒英雄汉的故事呢！
后来，毛泽东握有天下，曾每年如数还章士钊在其穷困之时之赞助，从不间断，何也？思人间真情无价也，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也。知恩图报，英雄所为，人当学习。
三
大革命失败，毛泽东深恨陈独秀之愚腐，又知马克思阶段论和列宁城市中心论误事而不能明言,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故于武汉黄鹤楼上，眼观滚滚长江东逝水，吟词《菩萨蛮·黄鹤楼》曰：“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那时的毛主席是英雄不得志，故“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反映出当时他的悲壮、雄沉的心境。不得志，是人生常态，要能正确对待，或隐了山林之间以待天时，或暂居人下等待时机，要相信是金子，总有机会发光的道理。
八七会议毛泽东慨然而呼：“须知，政权是从枪杆子里面出的！”语惊四座。于是，会议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令一介书生毛泽东赴三湘组织农民起义！毛泽东以大天畏英雄气慨从容受命，领导农民揭竿起义。九九秋收起义后，千难万难，最难内部整合。教条主义者执意学习苏俄城市为中心，欲置农民军于死地，毛费尽心机，方转变部队思想，经三湾改编，成立新式革命军队，如此深谋远虑，又有几人能解？与井岗山山大王结秦晋之好，开辟立国之基业，又有几人能读。对进军井岗山，后人多颂为开辟胜利新路，又有几人知之，此也毛泽东不得己之决策也！知道什么是关键是大智，关键时刻冲得上去，置个人生死于不顾，是为大勇，毛泽东亲自领导秋收起义走上井冈山是有大智大勇的表现。
后人多云毛泽东政治上神机妙算，殊不知他本是老实人一个，党性高于一切。想当初毛泽东自创井岗烽火连三月基业，却被朱德、陈毅等联手赶下台，被逼养病，心有何想？如之奈何？后来朱、陈用兵平平，几遭挫败，才有中央九月来信，让毛收拾残局，毛泽东借机开古田会议，基本完成新式人民军队的组建。假使朱、陈才在毛泽东之上，攻城略地，又当如何？安有毛泽东东山再起之事乎！
毛泽东领导红军先后粉碎国民党蒋军三次围剿，正“万木霜天红烂熳，天兵怒气冲霄汉”顺风之际，他却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又败在同志手下。王明一伙把白区家底输个精光，拉帮结伙又到井岗山反客为主。主人毛泽东不但无功，反倒有过，被斥为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毛泽东忍气吞声，离开红军统帅位子，去经菅空壳政府去了，落一个主席终生称谓。
有好事者云，以毛在红军之实力，使几个眼色不就把那几个二十几岁的白面书生制服，然后行欲加之罪，岂不便当？此乃不了解毛泽东从无私心之缘故，也不了解有远志者不肖用小人之计也。再者，此时王明一伙，马、列主义倒背如流，毛泽东连真经都没读几本，又没留过洋，被人异口同声讽刺曰“山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很难有还口之余地，土思想受洋思想压制，又可奈何？王明一伙趾高气扬，背后何人支持，毛泽东心知肚明，口不能言，痛苦之至。直到建国后，毛泽东才在内部小范围怒斥王明幕后人斯大林等之蠢行，然而当时能轻言否？这也就是毛泽东有一扇不易开的门的根本原因。其实，毛泽东岂止对王明后台有微词，就是对马列何尝没有独自想法，只不过此思想门不好开罢了。
多亏天不灭毛，洋鬼子李德、家贼博古之流愚蠢如猪，指挥红军一败再败，最后落得仓惶出逃的境地。湘江一战，红军死伤过半，多为活命计，私心比不过命去，于是开遵义会议，交军权与毛泽东。
假若李德、博古、周恩来才华与毛泽东不相上下，指挥若定，节节胜利，安有毛泽东再次出山的机会？此又可曰天不亡毛也！
遵义会议时，毛泽东四十二岁，已经成熟。他小心翼翼，争取多数，不但不染指党的一把手，也不急于染指红军一把手之名位，只掌了指挥红军的实际权力。可见在党内高层内没有自已团队的毛主席有多难。1935年遵义会议结束。毛泽东确立领导地位，真正英雄有了用武之地。虽然前途黯淡，但他却对未来充满信心，《忆秦娥·娄山关》就是他初掌中国革命之舵的心声。“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这里面“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既充分反映出毛泽东欲征服千难万难，从头开始，将革命引向胜利的伟大胸怀。后来他又有词《清平乐·六盘山》，其中有“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之句，也说明了毛泽东有打倒蒋介石的决心和信心。
毛主席重掌兵权后，声东击西，忽南忽北，四渡赤水，巧渡金沙，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数千米雪山，过一望无际之草地，击败内部强敌张国涛，落户陕北，实属千难万险，万分不易。
假若毛泽东用兵非如神，稍有闪失，天下归谁不说，毛泽东还能有回天之力否？又假若张国涛兵强马壮之时，凯歌不断，又有毛泽东之天下否？别人不知其间奥妙，毛泽东决不会不知，知之而不言，有难言之隐也！
日本国小、人小、心却极大，正值毛泽东率几万疲惫之师与蒋百万大军对峙陕北之时，日本入侵中国满洲仍不满足，还欲入关亡我整个中国，这虽是中国之国难，却未必不是红军之福。时少帅张学良家仇国耻集于一身，东北军将士人心浮动。蒋介石却机关算尽，欲用杂牌军围剿红军，保存实力，以行一箭双雕之计，结果缚虎不成，反被虎咬，被困于西安。
蒋介石被捉，局势复杂化。美苏两大国都对日本扩张忧心忡忡，所以共同作国共两党工作，行逼蒋抗日政策，毛泽东正中下怀，让大利给蒋介石，蒋也发现偏安朝廷日本也不让坐，于是顺水推舟做人情，成就了抗日统战大业。从此，毛泽东才犹如龙入海、虎归山，起死回生唉！
这里又有多少天数与人谋！如无日本侵华，何来东北军入关？如无西安捉放蒋大戏，何来国共合作？蒋介石以百万大军与毛几万红军决战西北，毛泽东虽胸中有雄兵百万，安有胜算哉！此时困难重重的毛泽东心有多少感慨也难为人知唉。
抗日之初，王明归国，是毛泽东最为紧张焦虑之际。长征路上，中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斯大林鞭长莫及，遵义会议之举是否合法和被承认还是个未知数，王明归来，祸福两说。多亏没过多久，共产国际派林彪之兄张浩回国，平息了中共权力之争，默认了遵义会议，此时的毛泽东才长出一口气，土包子正式领导海归派。后张浩病故，毛泽东亲自抬捾安葬，实前所末有，其中深意，有几人能知！
抗战后，毛泽东的抗日统战方略是独立自主，不为他人作嫁衣裳。然党内王明类要一切通过统一了战线，一心拥蒋介石当领袖；彭德怀、叶挺类猛将要杀敌立功不计后果，毛泽东指挥开始不灵。为此，毛泽东几经策划，大张旗鼓召开延安整风，彻底清算王明左、右倾路线，大反宗派主义、山头主义，严厉批评彭德怀的军事冒险主义，一时反毛势力偃旗息鼓，转入地下，从此，毛泽东才名符其实的掌握了中共指挥大权。
假若一九三七年斯大林硬是不买中国共产党的帐，不承认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全力挺王明的话，历史又当如何？以王明的水平，必败在蒋介石的手下，历史将是另一个局面，毛泽东虽有经天纬地之才又有何用？中国必生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见，什么都讲历史必然性，不讲偶然性，完全是书生之见。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民众载歌载舞，一片欢腾。国共两党明里大唱和平歌，暗地调兵遣将，扩军扩地。时党内许多人幻想宪政，和平民主新阶段，天下清醒者唯泽东与介石耳。蒋介石假当和平鸽，鸿雁传书，邀请毛泽东赴陪都重庆共商国是，虚张声势，大有鸿门宴的味道。毛泽东思虑再三，力排众议，大智大勇“为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毅然决然安排后亊，行单刀赴会故事。毛泽东来重庆谈笑自若，赠各界朋友雄词《沁园春·雪》一首，以表胸中之伟志。“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馀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妆素裹，分外妖娆。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此词中毛泽东历数中国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之长短，意欲远远超过他们。可见其志向之大，可谓雄视古今，无出其右者矣。
重庆出了两个太阳，毛泽东反客为主大获成功，蒋介石黯然失色，以呈败相。假如蒋介石小人做到底，冒天下之大不违，诛戮毛泽东于开怀畅饮之间，又当如何？蒋介石如同楚霸王一样有妇人之仁，结果双双落败，项羽自刎于乌江之侧，蒋介石困守大海之旁，岂止天意，亦是人谋也。当毛泽东亲迎叶挺、王若飞不见身影，得知机毁人亡之时，身上可有冷汗否？
国共逐鹿天下，毛泽东险走麦城于黄河之北，虽为革命视死如归，但实属一种冒险。毛泽东数次大难不死，似是天意，而毛泽东内心深处，做何感想，有谁能知？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毛泽东“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屈指数年，消灭蒋介石号称八百万虎狼之师，大者一役能歼敌六十余万，古今中外战争史上可曾有此奇观乎？此时的毛泽东真神人也！
时毛泽东救民于水火，民心归附，东方红一曲传遍天下。听此歌，人民有如听天籁之音，毛主席心中感受肯定不同，不与人言，有谁能知？
四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毛泽东一介书生，于数以亿计的人群当中脱颖而出，能在天安门宣布立国实可为大志己成唉，可曰功盖日月也。然毛泽东是追求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领袖，无丝毫筹躇满志，却视立国为“万里长征的第一步”，要乘胜前进，担起强国重任,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
公元一八四零年以来，中华民族与异族屡战屡败，割地赔款，颜面丧尽。毛泽东年少之时发出的雪耻誓言铭心刻骨，终于出现日寇投降，卖国之贼落荒而逃，列强夹着尾巴逃跑了！中华民族自尊心、自豪感如东方红日，破云而出，人心大快！然美国自持财大气粗，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余威，在新中国家门口放火烧荒，朝鲜战争爆发。时中国内战刚灭，百废待兴，对美战与不战，确为一大难题。毛泽东为此彻夜难眠，烟蒂弃之一地，最后还是以自尊为上，放手与世界第一经济、军事强国一搏，以疲惫之兵，不全之甲痛击兵甲皆为世界顶端的美国联合军，打得美军不得不低下头来谈判，又创战争史之奇观。
抗美援朝取得胜利，在局外人看来欢天喜地，有谁想过，毛泽东痛失爱子？有谁想过，若战争失败，谁负其责？毛泽东全无自私自利之心，方有大无畏英明决策，事实如此。以后，不论是中印冲突、中苏纠纷，毛泽东都毫不客气地坚决以武力对付，越战美军再败，印军丢盔弃甲，苏军血染雪红，更增添了中华民族之自尊和骨气，从此至今，不再有虎狼之国入我中华，因毛主席强国大业环境奠定唉。
如何强国？新中国面前摆着不同的选择。行美式道路，以为孙中山、蒋介石证明不行，也不符合中共宗旨，必然弃之。行新民主主义道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扛不起强国大梁，也不行，思来想去，毅然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实现毛泽东强国大战略。
毛泽东的经济学思想是整体思想，是超大实业家之思想，他通过没收官僚资本、赎买民族资本，集中使用生产资料，调动亿万人力资源，调动政治、军事、文化一切因素服务于强国计划，大规模兴修水利，投巨资办化肥厂、大搞种子改良、实行集体化劳动，为农村机械化、粮食产量翻倍奠定了坚实基础。毛泽东合理处理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农、轻、重关系，合理布局，重视自立更生能力，广泛开展工业跃进。毛泽东集全国力量攻科技难关，终于在一个一穷二白的基础上爆炸了两弹一星，大工业布局基本完成，使中国经济即无外债，亦无内债，迅速成为强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形成大三角，等等，这是何等的丰功伟绩。然而，毛泽东的强国之路，曲高和寡，不断遭到党内反对派的抵制和破坏，此时的毛泽东外对美苏强敌，内要防背后暗箭，其心何安？说有千难万难不为过也。而毛泽东这种内心世界又有几人能知？
五
毛泽东不但是伟大军事家、战略家、超一流强国高手、杰出诗人，还是伟大的政治家。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搞的是联合政府，对党内、军内派系也是实行动态的中庸、平衡之术，这是很少有人研究透彻的,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毛泽东的政治手法主要是什么？这种没上书的毛泽东思想，毛泽东并没有讲，研究者没有猜测，实为一大憾事。
毛泽东初上井岗，并没有火拼王佐，而是真心待之，共图大业。朱德、彭德怀来归，盛情款待，中央到井岗落户，毛泽东也是热情欢迎，说明他有大海一样的包容性，有平衡各方势力的大政治家眼光。
遵义会议、毛儿盖会议等，毛主席争取多数的故事，也反映出毛泽东的内心政治方略。
建国后第一次党内大纷争，说到底是功臣猛将不满文官执政。从感情上讲，毛泽东未必喜欢刘少奇类文官，不喜欢高岗。然而顶尖政治家都要考虑力量对比均衡，不能失控。高岗执政，失衡难控也，故高岗、彭德怀皆败于此，武将干政，古之大患也。昔宋太祖起家形式“黄袍加身”影响久远，于是有“杯酒释兵权”；明太祖“火烧庆功楼”类故事，也不足为奇唉。毛泽东逝世后很快发生逆转说明，毛泽东大仁大义，未能削兵权、去显贵到位故也。
一九六七年武汉事件，实属谋反，大逆不道，理应全党共讨之，全国共诛之。然毛泽东高抬贵手，莫与深究，何也？许多文革专家纷纷著书立言，云毛泽东惧怕军队诸侯造反而下诏严厉制裁极左派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以向军方谢罪，此实为庸俗之见。想那些诸侯要真有造反能力，何不反之？至少有进一步清君侧之要求，为何没有？以毛泽东之为人，何惧之有？小小陈再道，一匹夫耳，何足道哉！其比得上高岗、德怀、林彪乎？毛泽东跟林彪翻脸于一念之间，何惧区区一上将陈再道乎！真实情况，毛担心的是军队力量失衡，林集团坐大而不能控。联想到九大后毛不断削弱林之势力，武汉事件之迷的正解就出来了。
毛泽东晚年决策用邓抑周及倒邓、抑叶、重用华国锋，是毛泽东一贯的平衡政治思路，他是追求国家不要大乱，用华国锋平衡江青与邓小平势力的差距，行联合中左的左派执政方略，本是一招万全之策，谁料到华国锋鼠目寸光，私心膨胀，策划热月政变，打破了平衡，最后自己落得可耻下场？邓小平出山，乾坤翻转，毛泽东开创红色江山，慢慢变了颜色。中国落到今天地步，天意乎？人意乎？也非毛泽东所能全料，很难判断唉。
六
毛泽东一生，在我看来并非是他老人家所教导的是干了两件大事，而是干了三件大事。其一曰立国，其二曰强国，其三曰文革。人的一生，能干成三件事中的一件，以是千秋伟业了，毛泽东却做了三件，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唉。虽后一件大事暂以失败告终，但却使毛泽东思想登上人类之颠，所以不可不议。
毛泽东是伟大的思想家，是世界罕见的真正人民领袖。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以为“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截为三截，一截遗欧、一节遗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的理想就要实现。但是，他很快发现事实不是如此。连很多南征北战的老革命，也赞同当官做老爷，求得封荫子孙，黄炎培警告毛泽东的周期性怪圈又很快出现了，搅得毛泽东几乎乱了方寸。
可以说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后主要把精力放在了这个防怪圈方面。毛泽东出的第一招是矛头向上的整风，最后整风变成反右，变成了矛头向下，整风失败，利益至上集团更加团结一致；毛泽东第二招矛头向上是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整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也不行，运动矛头偏偏向下，干部对他的话敬而远之，对刘少奇的矛头向下指令坚决贯彻。在无可奈何情况下，毛泽东发现干部队伍不行了，就想了第三招，发动文化大革命，直接向群众求助，行天下大乱到天下大治之思路，打倒反对文革的当权派。
文化革命是一场社会革命，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全方位的兴无灭资斗争，情况之复杂，涉及面之广，参加人数之多，触及人灵魂之深都是史无前例的。在复杂的矛盾关系当中，无疑是政治矛盾领先。
文化革命，使毛泽东陷入深刻的自我矛盾之中, 这可以说是毛泽东心灵的另一扇门。
毛主席要群众打倒干部，并非真的弃之不用，他对跟他几十年南征北战的战友和部下是割不断，理还乱，总想教育一下攺了就好。他对群众运动中涌现出的造反派头头，并不看好，认为他们需要有个成熟过程，所以他还是贯彻他平衡政治方略，实行军干群和老中青三结合的模式。然而无论哪个三结合，群众代表都是少数，官僚集团等于是重掌党政军大权，以至于他们仍不满足，借清洗五一六为名，把群众代表化为摆设，至邓小平上台，宣布文革为非法，取消四大和三结合，毛泽东于文革中仅存的民主工具和形式都烟消云散，人民不仅政治权力没得到，后来连经济、文化权力也丧失干净，这就是文化革命失败导致的严重后果。
毛主席多年宣传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抓革命，促生产，同意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胜利一个接一个。在林彪事件后，为贬林彪，毛主席在理论上也大步撒退，放弃毛泽东思想独尊地位，要从马列主义中寻找精神武器，令人费解。一九七六年，重提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非马列经的毛泽东思想，可是时过景迁，经过一九七二年大学马列主义后，马克思主义以深入人心，阶段论、生产力决定论、物质决定论等最终打败了社会主义救中国、政治思想路线决定一切、阶级斗争为纲等毛泽东思想。被曲解阉割的马克思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之一，不管人们承认与否，事实就是如此。
谁能说毛泽东—九七二年要学马列目的不是寻求一种理论上和政治上的平衡呢？
看来，毛泽东心灵的另—扇门的确存在。
二零零六年九月六日
摘自秋石客：《毛泽东的生死博斗》一书，略有改动。
2014-9-9
通宝推：倚红偎翠,庄汀,桥上,家园 【原创】林总的庐山之毛林情事c之九月来信 在被“赶出红军”之后，东哥就像离开了苹果公司的乔布斯，－－－－好吧，乔布斯走得时候好歹还是一大把money在手，东哥离开红四军的时候，那真是“down,down,down!down!down!”倒霉到了不能再down了，－－－连他的年轻秘书黄春圃同志，都在此关头，离开了他，大概没有别的例子能够更好地证明，落选“前委书记”东哥东哥是何等的失势了。这样的情况下，正值盛年的他，也被病魔击倒，得了疟疾，在1929年7月到11月之间，称得上东哥早期革命生涯里几段非常黑暗的岁月之一吧。。。
然而，历史的巨轮自有它运转的规律，在福建小山村寂寞养病的东哥，并不知道此时在几百里之外繁华的上海，有两个知音正在为他正名，其中的一位是几乎算得上他的发小，江湖人称李大嘴的李立三，（严肃地历史记载告诉我们，我党早期的卓越领导人李立三同志，年轻的时候确实喜欢把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得嘴巴，这还真是一个别致的炫耀啊
），他是东哥策划的安源煤矿大罢工的领导人，（胡服同志是实际执行者），此时，他正是tg中央的实际负责人。另一位知音是和东哥相守终老的周公，他就不需要太多介绍了。这两位在审视了福建省委转去的红四军七大的决议，陈毅的报告，（还包括东哥给林总的骂朱老总吵架的长信，和刘安恭等人的信件后），就已经做出决定，认为刘安恭挑起（朱毛）争端是不对滴，要把他调回中央。还肯定了东哥的一系列主张，比如红军的主要任务不是打战，而是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又如，在军队的组织上必须采取集权制等，在8月21日，周公就根据这个精神起草了《中央给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可惜，该信未能及时送达此时朱老总主持工作的红四军前委。
8月下旬，陈毅，－－－夺了东哥的权，然而却没有自信，自认为是“看守内阁”的陈毅，来到了上海，在给李立三口头汇报后，在短时间内完成了关于那次论战的五个报告。（可惜啊，其中的《关于朱、毛争论问题的报告》，俺一直看不到相关的资料。。。），然后，政治局召开临时会议，专门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后来，召开正式政治局会议，指定李立三，周公，陈毅三人成立关于红四军问题的专门委员会，在经过李立三，周公近一个月的思想工作后，陈毅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和朱老总推翻东哥领导地位的错误，（陈毅的原话是，去中央受了两个月的培训班），并按照中央的精神，起草了著名的《九月来信》，强烈地支持了东哥的主张，颠覆了先前他们在红四军七大的一些混乱思想。九月来信的执笔人是陈毅，但这篇文章的版权属于周公，是收入到《周恩来军事文选》的
这封指示信明确了东哥在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这一伟大路线的几个要件：
1，发”动中国革命的基本力量是以党为核心的军事力量。即“枪杆子里出政权”和党指挥枪“。
2，军队的指挥系统里面不能搞民主制，必须要集权。
3，革命军队的发展必须把重点放在建设根据地上，建设根据地的要点就是通过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而这种直接的对所有权的颠覆必须建立在革命的武力之上，因此，工农红军的首要任务不是单纯的打仗，而是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
而这几条后来就形成了著名的人民解放军建军的根本，即古田会议决议的骨干，溯源起来，应该是东哥的原创加上周公的审定吧。
会过头来，说说具体的人事问题，陈毅刚到上海的时候，是建议中央，先把东哥调走，留下朱老总主持红四军，而中央的意见是东哥还是老大，朱还是军长。后来，周公等成功地教育和说服了陈毅，主要是：
1，陈毅承认，“毛泽东坚持的，大部分正确，而且别开生面，为中国革命闯出一条新路，但在组织上，担心他搞不好团结，他的为人，我在汇报时说了，个个都怕他，这次代表大会没有选他，出乎意外，但也不奇怪。很多人把他和朱军长一比，当然是朱德更得人心。毛泽东人事关系已经搞坏，很多人不会接受。。。”
周公对此的回答是：“你汇报时说，”七大“结束后，毛泽东说大会对他的批评‘完全是伦理观念’，是吧？对一个政治家如何认识？”
这段话非常重要，透露了作为一个超时代的东哥，在七大时被同事所不理解的结症所在，即一般的干部都是通过“伦理“”人情“的标准评价东哥的，很少有人能够站在理性或者现实的角度来思考。－－－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之前提到的，朱德部上井冈山后，由于经济无法支持，遣返了五六千湖南农军回去的故事。－－从现实角度讲，东哥作为代表井冈山的主人，确实无法养活这些庞大的人口，在那个具体的时刻，既然这些农军要回去，东哥领导的前委就遣返，事实上是唯一合理的选择。退一步讲，要怪也只能怪带这批人上山的朱德和陈毅。－－－但在真实的历史里，这五六千的农军拖家带口地回去后几乎都遭到残酷的镇压和悲壮的失败，作为曾和他们并肩作战的朱德，陈毅们而言，在感情上，无疑对遣返他们的决定非常的悲愤的。陈毅给中央的报告原文记载：”军委常委是嫌红军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整理，看见他们要走便让他们走，以致他们回去大部受了损失，红军日后没有人补充，这个举动引起党内极严重之批评。“－－－－在七大会议上，估计东哥承受的批评里，这一条肯定也是重要罪状吧。
然而，这就是历史的两难之处，或者说，看这个例子东哥的处理，就明白他此时意志的坚强和理性的残酷。－－而这两点在后来中国革命的进程里，一直是两个重要的推动历史的因素。
不过，对于后来的事不关己的历史观察者们，我们可以据此感叹、或者赞美东哥的出群，但事实上，作为东哥的同僚们，或者更多的情况下，他的下级们，在很多时候是无法轻易理解东哥的，或者受得了他的脾气的（包括东哥的亲弟弟
），甚至连此时的周公，由于他还没有开始和东哥共事，（还没有领教东哥的厉害），所以能”以如何认识政治家“来开导陈毅的周公一样，然而不久他自己去中央苏区后，就会发生宁都会议这样导致东哥又一次被夺权的故事了。是以，可以说，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东哥对开展土地革命的创见被李立三和周公所共鸣并赢得他们的支持，另一方面，恐怕东哥那时为人的激烈（或者桀骜）还没有被中央诸公所领教，总之，陈毅去上海汇报的结果，中央明确地在朱毛之争中支持了东哥。于是，风尘仆仆的陈毅再一次回去，带着《九月来信》把东哥接回了红四军，让他重回领导地位。
这个戏剧性的变化，让大病初愈的东哥心情舒畅地回来了，朱老总和陈毅诚恳地接受中央的批评，向东哥道歉，东哥也说了一些，八大的时候，身体不好，情绪也不好，写信给朱老总时有些伤感情的话，表示要撤销这封信。
后来，就是开红四军九大，即古田会议，然后，乘着蒋介石中原大战的东风，朱毛红军的队伍，地盘都大大扩展，并成功地击败了一二三次围剿，建立了强大的中央红军。似乎此时朱毛已经琴瑟和谐，相得益彰了，－－－但在东哥天才的大脑里，有着精密的思考和如其他世界级伟人一样强悍的记忆力，在他最倒霉的红四军七大后的记忆，是不可能消去的。几十年后，他都记得很清楚，是谁让他陷入那个田地，－－－当然，他也记得，就在贴身秘书都离开的岁月，是林彪给他送来200块大洋帮他养病，也是林彪多次来探望他，派部队保护他，以及一如既往的支持他。－－－写了那么长的一段故事，就是为了向大家说清楚，建立于红军初创艰难岁月的毛林情谊，是如此的可贵。尤其是这段情谊的基础是两个天才在理性理解的前提下惺惺相惜，所以，这铺就了后来毛林二人的合作的紧密程度和合作默契，－也解释了后来历史的细节。
通宝推：红军迷,indy,邻居大哥,黄锴爱李莹,乡下大西瓜,醉寺,普鲁托,没有人,四四方方,新楼,A9411004,繁华事散,韩信点兵,江南水,常识主义者,为中华之崛起,不远攸高,钻石象,
本帖一共被 1 帖 引用 (帖内工具实现)家园 黄春圃就是后来担任最高法院院长的江华吗？ 家园 正是这位瑶族青年。
家园 这也解释了毛为什么会说“陈毅是一个好同志” 关键时刻，陈毅确实是个“好同志”，没有太多私心杂念。不要说像张国焘那样的野心勃勃，但凡有点个性，都不会在夺权成功后，反过来认错，把权利再还给对手。这一点，应该也让毛记了一辈子。
家园 您大概指的是这封？等很久未见新作，就冒昧补上（毛的回信） 给林彪[1]的信
毛泽东
（一九二九年六月十四日）
林彪同志：
一、你的信[2]给我很大的感动，因为你的勇敢的前进，我的勇气也起来了，我一定同你及一切谋有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进的同志们，向一切有害的思想、习惯、制度奋斗。因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不过从前因种种原因把它隐蔽了，到近日来才暴露出来。其实从前的隐蔽是错误了，现在的暴露才是对的，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线，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我想这回是不会发生可怕的恶结果的。白砂会议[3]后不到几天，问题已经在党内群众中热烈地讨论起来了，我想同志们一定要求这问题的彻底弄清楚，一定不肯调和敷衍，模棱两可，是非不分，而且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二、不明四军斗争的历史，便不明白现在争论问题的来源，不明白它的来源，便不明白自有四军到现在两个思想系统的斗争的全部问题的性质。问题的主要点有以下各端：（一）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二）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三）小团体主义与反小团体主义，（四）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五）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六）地方武装问题，（七）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问题，（八）对时局的估量，（九）湘南之失败，（十）科学化、规律化问题，（十一）四军军事技术问题，（十二）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十三）分权主义与集权，（十四）其他腐败思想。让我在下面预说出来。
三、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讨论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记得的就是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而且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的。我们记起了这两点，就可以知道一切思想、习惯、制度何以这样地难改，而党的领导与个人的领导何以总是抗分[4]，长在一种斗争状况之中。红军既是从旧式军队变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的拥护者和一些反对这种思想、习惯、制度的人作斗争，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至今还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原因。不但如此，四军的大部分是从失败环境之下拖出来的（这是一九二七年），结集又是失败之前的党的组织，既是非常薄弱，在失败中就是完全失了领导。那时候的得救，可以说十分原因中有九分是靠了个人的领导才得救的，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这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的第二个原因。明白了这两个原因，我们再来看一看四军党组织以后的历史，更明白个人与党斗争的盈虚消长之机。自四军成立以后，党从连上建设了普遍的基础，现在上级指导机关对于斗争策略的正确（湘赣边界特委，四军军委前委），边界各县地方党部之建立，群众斗争之发展，使得个人作用渐渐减少，党的领导渐渐加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时期：从四军成立到去年九月重回边界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包括边界迭次战争的胜利和湘南的失败[5]。党在这时期中不能有绝对的指挥权，小团体主义充分存在而发展，党不敢作调动枪枝上的尝试，红军后方兼顾主义与少数同志的红军本位主义是冲突的，军需制度和编制法规未能建立，个人支配政治和武器的事常常有的，这时候的党从连到军从它的实质说是处在一种从属的地位，在某些问题上是绝对听命于个人。
从去年九月重回边界到三月十四日占领汀州是第二时期。这时期内，党能开始在理论上建设[6]小团体主义了（虽然在实际上还不能），军需制度建立，成立了七十五支长枪一连的制度[7]，然还没有能触及短枪[8]，拨枪交与地方没有第一时期那样困难了。这时期内少数同志极力把头低下来，党确处在指挥的地位了，从支部以至前委大体上说来都是如此的。在这时期内有几个显著的特征：第一，是在湘南失败及大余一路逃难形势之下，个人没有显出什么大领导，同时非依赖党的领导就会有塌台的可能，不比第一时期有迭次的军事胜利，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一原因。第二，这时期内党的组织与同志们的政治程度和斗争经验比起第一时期来确实进步些，少数同志不正确的言论行动比较不容易得到一般人的拥护，因此自己要收敛一些，这是党的领导抬头的第二个原因。第三，这时期内遇到两支新鲜的友军，即五军[9]与二、四团[10]。五军不能给四军以多大的影响，但在打破小团体主义一点上确还给予四军相当的刺激，特别是柏路会议[11]讨论四、五军合编问题时，彭德怀[12]同志的愤激的表示，给了少数同志以颇大的打击。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直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13]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这也可以说是帮助四军党的领导加强的原因。
从汀州到现在是第三时期。这一时期内党及红军的各方面实在都比以前进步了。因一、二、三纵队的编制，小团体主义从事实上开始减弱，[14]纵队委员会比前委要起作用些。各级党部更能无顾忌地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短枪的数目也能规定。政治部成立，司令部的职权也有限制了。这都是关于组织方面的。关于政治路线方面的，六次大会[15]指示的政治任务能在工作上去求实现了，城市政策的执行更好了些，宣传进步了。大规模的游击战术学会了，因时局的开展红军的组织也扩大了。但因为党的意志极大的限度的伸张、个人意志感到从来未有的痛苦，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和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这三样汇合所以爆发了近日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现在时代军党部要不要的问题，因为少数同志坚决地要军委，遂不得不攻击前委，于是涉及党的机关的本身问题，“党太管多了”、“权太集中前委了”就是他们攻击的口号。在辩论中论到支部工作，便有人说出支部只管教育同志的话，这亦是由于党的管辖范围一问题生出来的，因为他们主张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便不得不主张支部工作也是要有限制的了。因为党的意志伸张，个人意志减缩，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席上议决之后，才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工作，使得个人没有英雄式的自由，于是从要有相当自由要求出来的“一支枪也要问过党吗?”“马夫没有饭吃也要党去管吗?”这就成他们嘲笑党部精密细小工作的口号了。以上是他们在湖雷前委会议[16]时发表的意见，议论问题虽则分成了三个(党的势力所及的范围，支部的工作，个人无自由)，但精神是一贯的，就是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争雄的具体的表现。自近日争论问题发生之后，有的同志觉得四军的党到来了一个危机，如果少数同志作的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那末必至如你的来信所说有一种破坏党的团结一致和不利于革命的前途会要到来。但我相信不致如此的，因为现在的四军的党是比第一、二时期都有显然的进步，各纵队的基础已是不能动摇，个人自私的欲望决定会被群众所拒绝，我们只要看四十一个人会议中三十六票对五票取消那少数同志们硬要成立军委的一件事，就可知道大多数人一定不会拥护他们的“不利于团结，不利于革命”的主张了。个人主义与反个人主义的，亦即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的斗争，是四军历史问题的总线索。下面各项大体说来(均其分支)没有一项不是有正相反对的两种意见，我们试简单举出。
四、四军中向来就有一些同志是偏于军事观点的，与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政治路线问题。因长期斗争经验和工农群众的影响，这种单纯观点的头脑，渐渐洗刷了一些，单纯的“打大仗”和“拿几十个州县”的观念比较地减少了，但没有完全消灭，遇有机缘就会发作，特别是在军事失败时候，差不多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这些同志在会议时候最厌烦的是讨论宣传和组织问题，在游击工作中发展单纯的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军阀军队残余的小团体主义是造害红军最大问题之一。少数同志们不但不肯努力去消灭小团体主义，反而有助长小团体主义的倾向。小团体主义不消灭，不能如二、四团一样的完全由集体的党领导，则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
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利害的，它的产生是由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作过许多的奋斗，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从前代表这种思想的人，至今还不能说是已抛弃这种思想。流寇思想影响到政治方面的最显明的表现，就是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的见解。我们不要忘记，湘赣边界割据问题在四军党内的一致仅仅是表面的罢了，骨子里面是有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一到危急时候，这些同志马上[17]，参加过湘赣边界斗争的人大家明了的。对于建设湘赣边界武装问题，因为要从红军中拨枪，历来成为一个斗争，这是军事观点群众观点两种不同的政治路线发生出来不同见解的表现。红军的游民成分产生了流寇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负责同志亦显然发出不同的意见，一种以为军纪破坏一些城市破坏一些也没有什么大要紧；另一种则与此相反。对于军纪破坏一事，有同志以为宁可没有这次胜利，不可有这次军纪破坏；还有同志则没有这种深刻的感觉，马马虎虎叹息一下就算了。这是最近的例子，以前的例子很多。军纪问题是红军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但因一种人主严，一种人主宽，效果便相消了。在群众的心理上，因为多数人做了、少数人做好，结果便发生不良的影响。
对时局的估量亦历来有不同的意见，因此对于红军行动的意见也就不同了，特别在边界时是很显著的。去年七月四军大部往湘南的一致处，同志们大多数都承认是错了的，沙田的代表会议亦是这样承认，不料近日少数同志之中的奇异见解，却说往湘南是对的，留在边界的倒反是错了。这也是见解上极端相反的证例之一。
共产主义者的思想和行动总要稍为科学一点才好，而一部分同志则恰恰与科学正相反对，一篇演说、一个行动已可以找出很多的矛盾出来。说话完全不顾及这话将要发生的影响，不管对不对，乱说一顿便了。“你乱说就是，横直他们只晓得那多”，这是何种非科学的态度！稍为进步一点的军队，就需要规律化，像红军本来这种“烂糟糟的”现象，我们只好认它是一种原始的游民的队伍的现象，要极力和这种现象斗争。然而同志中显然有一部分人是有意无意中在拥护这种现象，至少对此现象没有和它奋斗的决心，遂使红军至今不能建设一规模，比起资产阶级军队还相差得很远，这实是一种可叹的现象。
“烂牛皮不是烂牛皮，烂豆腐不是烂豆腐”，这是朱云卿[18]同志形容四军军事技术太差的愤激话。凡在四军生活过的人，大概没有不承认四军军事技术到了很差的程度了，但是偏有一些同志对于训练军官的本职不愿去管，却天天作些政治上的鼓动，发生什么“土豪不能打还有什么事做”的怪话。这种现象不改变，四军的军事技术问题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五、到近日，两种不同的意见最显明的莫过于军委问题的争论。少数同志们硬是要一个军委，骨子里是要一个党的指导机关拿在他们的手里，以求伸张那久抑求伸的素志(即与历来指导路线不同的另一指导路线)，然而表现出的理由仍然是冠冕堂皇的，可惜完全是一种形式主义罢了。他们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完成组织系统应有军委”，这不是完全形式主义的说法吗?现在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数同志们对这些实际的理由一点不顾及，只是形式地要于前委之下、纵委之上硬生生地插进一个军委，人也是这些人，事也是这些事，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实际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数同志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设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说明呢?要找寻出理由，我只好说这是少数同志们历来错误路线的结穴，两个指导路线的最后斗争，我们只要查明了四军的历史，就容易明白这回争论的实际意义了。
为要成立新的指导机关——军委，便不得不搜出旧的理由，攻击旧的指导机关—一前委以至支部。他们提出攻击的理由最具体的是：（一）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二）四军党内有家长制。他们这种攻击又全陷于形式主义。党的组织代替群众组织，自有四军党以来就是严禁的，就前委指导下的工农组织说来，未曾有党的支部代替过工农协会的事，就兵士组织上说，未曾有任何一连的连支部代替过连士兵委员会的事，这是四军中有眼睛的人都见到的。至于党部机关代替了群众机关或政权机关，如纵委代替了纵队士委、纵队司令部、纵队政治部，前委代替了军士委、军司令部、军政治部，亦是从来没有过。但是少数同志的形式主义又要在这里发挥了，他们说党部机关虽没代替群众机关及政权机关，但实际上纵队司令部少向军司令部打报告了，军司令部淡了。少数同志们不知道这种现象是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之不同，纵委或前委的领导加强，一切问题（凡是他们所需要提出的）都能够提出在会议席上讨论决定，然后通知政权机关负责同志去执行，否则谓之自由行动（如自由支配财政、自由支配枪弹等）。这种表现是党部领导力量加强的证例，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一种进步的现象。每次会议，政权机关的负责同志都是到会的，而意见也参加了，而且许多问题是要这些负责同志提议才能讨论的（如作战计划、官兵训练计划等），大家都参加了问题的讨论和表决了，会后拿去执行起来，因而觉得行政机关简单了一些，自由了一些，于实际上究竟有些什么要不得呢?军长闲起了，但是党代表（与党部书记是两个东西）的闲起更甚，因为没有下级党代表向他打报告。纵队司令部少有报告打到军司令部了，但是纵队政治部打到军政治部的报告更少。不问后来的状态比从前行政自由支配、比从前报告打得多的热闹的时代——湘赣边界的初期，于工作上是否有效果，于斗争上是否更形便利，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这是什么一种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呢?!请问实际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处呢？！至于指责到湘赣边界的行委[19]，不问行委制度在边界斗争中收了多少效果，只是形式上以为是党的机关代替了行政机关而认为要不得，这又是同样犯了形式论的错误。这种形式论发展下去，势必不问一切事的效果，而只是它的形式，危险将不可胜言。边界的行委制度在边界的斗争上有过很大的效果，这是有眼睛的人都明白的，而且行委一面是在内的党部，一面又是公开的行政机关，有什么妨碍行政机关的系统的呢？
至于攻击四军党内的家长制，这个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于此我们要先问什么叫做家长制，然后才可以知道四军内是否有家长制，不然随口乱说必定与事实不相符合。家长制的定义是:只有个人的命令，没有集体的讨论，只有上级委派，没有群众选举。如果大家承认是这个定义，那末，我们看一看，四军的党内有没有这定义所说的一样就可以知道有没有家长制了。四军党的集体的讨论，从支部到前委历来是如此的，各级党部会议，特别是前委纵委两级会议，不论是常委会、全体会，应到委员之外，差不多每次到的有非委员的负责同志参加。假若少数同志们患了善忘病的话，现在各纵队的会议录（三纵委有从去年五月起的全部会议录，不差一次）、前委会的会议录（有从今年起的会议录，不差一次），可以去查。大的问题，如井冈山之出发问题讨论，东固之分兵讨论，此次之争论及分兵问题讨论等等，总是征求群众意见的。说四军党内只有个人命令没有集体讨论，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吧？！说到各指导机关的产生，从支委[20]到纵委、前委是中央委派的，但这不能作为四军党内家长制的证明，四军党内事实上寻不出家长制。为什么少数同志有这种借口呢?这种话有什么客观的来源呢？是的，就是四军中有一种党部书记兼充红军党代表制度，一些同志分不清楚党代表与书记在职务上是两样东西，因为党代表与军官的权限历来没有弄清楚，时常发生争权问题，由是引起了头脑不清楚的人把党代表在那里工作看做是党的书记在那里工作了。三纵队几个连上的同志叫那个连的支书做“老板”，就是这样牵挂来的。要除去此弊，只有使党代表与书记分开，这是应该一面从内部找人，一面从外面多找人来才可以解决的（从前的兼任是因人材太少的事实，是大家都知道的）。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军委、前委分权的形式所以不能存在就是这个理由。
虚荣心、夸大、英雄思想等等腐败思想，都是以个人主义一个为头发出来的。
六、我们是唯物史观论者，凡事要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才能得到真相。我现举出了自有四军以来的历史问题的各方面，以证明近日的问题（军委问题，但原则问题）只是历史的结穴，历史上一种错误的思想路线上的最后挣扎。我们千万不要忘记红军的来源和它的成分，五月份统计，全军一三二四名党员中，工人三百一十一，农民六百二十六，小商人一百，学生一百九十二，其他九十五，工人与非工人的比例是百分之二十三对百分之七十七。讨论到个人思想时，不要忘记他的出身、教育和工作历史，这是共产主义者的研究态度。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立场的危险。我们必须和这种思想（主要的是思想问题，其余是小、节）奋斗[21]，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
至于我之请求离开前委，并不是消极，不参加这种斗争，乃有以下的理由：
（一）对于与党内错误思想奋斗，两年以来已经既竭吾力了，现在我又把问题的内容提出以后，使多数同志们作不断的奋斗才能得到最后的胜利。
（二）我在四军的日子太久了，一种历史的地位发生出来的影响是很不好的，这是我要指出的中心理由。
（三）我个人身体太弱，智识太贫，所以我希望经过中央送到莫斯科去留学兼休息一个时期。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四）四军的党已经有了比较坚固的基础了，我去之后，决然没有不好的影响。党的思想上的分化和斗争既已经起来了，决不因我去而不达到胜利的目的，所以你的信上的后面一段是过虑的。自然我的工作我只能提出意见，决定要在党部，我没有离开一天仍旧可以随大家作思想奋斗一天！
C的敬礼[22]！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于新泉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抄件刊印。
注释
[1]林彪（一九○七——一九七一），湖北黄冈（今黄州市）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第一纵队纵队长。
[2]指林彪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给毛泽东的信。
[3]白砂会议，指一九二九年六月八日在福建上杭县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
[4]原件在“抗分”后脱漏八九个字。
[5]一九二八年七月上旬，湘赣两省的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会剿”。中共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不察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的时期，不顾湘赣特委、红四军军委和永新县县委联席会议关于红四军继续在湘赣边界巩固根据地的决定，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关于红四军向湘南发展的指示，附和红四军第二十九团欲回家乡（湘南）的思想，于是第二十八团、第二十九团向湘南冒进，结果造成红四军在湘南和湘赣边界同受严重损失，通称八月失败。
[6]“建设”二字，从上下文分析，疑为“批评”二字之误。
[7]原件在“制度”后脱漏七八个字。
[8]原件在“短枪”后脱漏约三十个字。
[9]指彭德怀、膝代远率领的红军第五军，该军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到达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红四军会合。
[10]指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一九二九年二月，红军第四军与第二、第四团在吉安东固会合。
[11]柏路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在江西宁冈县柏路村召开的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军第四军、第五军军委等的联席会议。会议传达了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讨论了如何粉碎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对井冈山根据地的第三次“会剿”和红军的行动方针问题，决定彭德怀率红军第五军和第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毛泽东、朱德率红军第四军主力向赣南出击，实施外线机动作战。
[12]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当时任红军第五军军长。
[13]原件如此，可能是指花名册说的。
[14]原件在“纵队委员会”前，有三个字不清。
[15]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16]湖雷前委会议，指一九二九年五月底或六月初在福建永定县湖雷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
[17]原件在“马上”后脱漏三四个字。
[18]朱云卿（一九○三——一九三一），广东梅县人。当时任红军第四军参谋长。
[19]行委，行动委员会的简称。
[20]支委，指红军中的中共支队委员会。支队，当时相当于营。
[21]原件在“奋斗”后脱漏七八个字。
[22]即共产主义的敬礼。C为英文Communism（共产主义）一词的第一个字母。
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1]
毛泽东
（一九四一年九月十日）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立三路线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都是主观主义。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这是因为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是假马克思主义。
在苏维埃运动后期，五中全会[2]的精神，提倡搞社会主义革命，否认革命发展不平衡，认为当时的斗争是两条道路[3]的决战。这些都比立三路线的“左”倾在政治上表现得更完备。
在军事上，立三路线尚未完全影响苏区，而苏维埃运动后期的“左”倾机会主义则完全影响苏区，使红军遭受更大的失败。
在组织上，苏维埃运动后期打击干部、胡乱肃反等等，比立三路线更厉害。
主观主义者提出不合实际情况的任务，如要求扩大百万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等。
一九三二年到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共三年多的党的路线，尚未作总结，现在要准备在党的七大作总结。
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苏区中央局的决议[4]，是完全主观主义的东西。
一九三三年反邓、毛、谢、古[5]“右倾机会主义”的一篇文章，实际上是指鸡骂狗的。当时认为“罗明路线”[6]在福建，在江西，在建黎泰[7]，整个中央苏区都弄成是“罗明路线”。这篇反“罗明路线”的纲领性的文章，认为江西“罗明路线”的主要错误是：(一)取消反帝运动，(二)放弃苏区，(三)富农路线，(四)官僚主义。
遵义会议，实际上变更了一条政治路线。过去的路线在遵义会议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都不能起作用了，但在思想上主观主义的遗毒仍然存在。
六中全会[8]对主观主义作了斗争，但有一部分同志还存在着主观主义，主要表现在延安的各种工作中，在 延安的学校中、文化人中，都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这种主观主义同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是相对抗的。它的来源是：
（一）中国的传统，“左”的传统。
（二）外国的传统，过去共产国际如布哈林、季诺维也夫[9]等人的影响。
（三）中国是科学不发达的、存在广大小资产阶级的国家。
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
克服这些不正之风的办法是：
（一）要认识主观主义的严重性。延安处在和平环境的后方，主观主义表现严重，但在全国也存在着主观主义。
（二）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
（三）宣传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
（四）我们反对主观主义，是为着提高理论，不是降低马克思主义。我们要使中国革命丰富的实际马克思主义化。
（五）对于理论脱离实际的人，提议取消他的“理论家”的资格。只有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研究实际问题、能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算实际的理论家。斯大林说，脱离实际的理论是空洞的理论[10]。我认为空洞的理论是荒谬绝伦的理论。
对研究实际问题的文章，要多给稿费。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教员，才算好教员，要多给津贴。
（六）宗派主义现在也有。在延安，首长才吃得开，许多科学家、文学家都被人看不起。宗派主义是排挤非党干部的一种风气，即排外主义。同时也排内。闹独立性、不服从决议、没有纪律的现象，必须整顿。
路线是“王道”，纪律是“霸道”，这两者都不可少。
过去卫生部门一个负责人违反对专家的政策，本位主义，违反共产主义道德，所以被撤职。
（七）对宗派主义、本位主义，必须从原则上开展斗争。要实行两条路线的斗争，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事务主义。
（八）报纸上要多登文章，奖励辩证唯物论的文章，反对主观主义的文章。
（九）实行学制的改革，把过去的一套彻底打碎。研究马、恩、列、斯的思想方法论，以《联共党史》[11]为学习的中心，多看反对主观主义的言论。
组织思想方法论的研究组，首先从政治局同志做起。
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
政治要注意时局动向，中央委员必须增加政治知识。
军事是目前战时必须研究的业务。
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
（十）要用分析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是过去资产阶级提出的科学方法，但还要综合。我们要用分析和综合的方法，从整个事物中抽出问题来作分析，再加以综合。
（十一）研究六大至七大的中央决议。
中央研究组一方面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论，一方面研究六大以来的决议，毛泽东为组长，王稼祥为副组长。
（十二）教育委员会(以洛甫[12]为首)的工作，先进行调查，再进行改革。
（十三）延安开一个动员大会，中央政治局同志全体出马，大家都出台讲话，集中力量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
（十四）打倒两个主义，把人留下来。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把犯了错误的干部健全地保留下来。
（十五）电告少奇、恩来，征询他们的意见。
（十六）实行全党动员，除增强党性决定、调查研究决定[13]外，再写些文章。
根据《文献和研究》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2]指一九三四年一月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
[3]指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
[4]指《苏区中央局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
[5]邓，指邓小平，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指毛泽覃，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 ）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指谢唯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裁判部长和党团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起他们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后受到撤职等处分。
[6]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在担任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曾因提出闽西上杭、永定等根据地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而受到党内“左”倾领导者的打击。当时这些领导者把他的意见错误地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且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
[7]建黎泰，指福建的建宁、泰宁和江西的黎川。当时在这里建有中共中心县委。
[8]指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
[9]布哈林（一八八八——一九三八）、季诺维也夫（一八八三——一九三六），曾是共产国际的主要领导人。自一九一三年三月共产国际成立至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季诺维也夫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布哈林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四月，布哈林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
[10]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第三部分。
[11]即《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
[12]洛甫，即张闻天，当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3]指一九四一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和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
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
毛泽东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市委、地委和县委；中央各部门和中央人民政府各党组：
（一）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西北局检查组关于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报告，写得很好。这个报告集中地反映了我们党政组织在农村工作中一些严重地脱离农民群众、损害农民及其积极分子的利益的问题，即所谓“五多”问题。“五多”，就是任务多，会议集训多，公文报告表册多，组织多，积极分子兼职多。这些问题，很久就存在了，中央曾对其中有些问题有过指示，要求各级党委予以重视和解决，但是不但没有解决，反而越来越严重。其原因，是没有将整个问题系统地提出来，尤其重要的是没有在中央、大区、省(市)、专区和县这五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展开反对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因为区、乡的“五多”，基本上不是从区、乡产生的，而是从上面产生的，是因为在县以上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存在着严重的分散主义和官僚主义所引起的，有些则是过去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时期的产物，未加改变，遗留至今的。因此，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内，在执行中央一九五三年一月五日关于反对官僚主义、反对命令主义、反对违法乱纪的指示[1]中，着重地克服领导机关中的官僚主义和分散主义，并将那些过去需要而现在已不需要的制度和办法加以改变，方能解决这个问题。今后各级领导机关在规定任务的问题上，在召集会议和调人集训的问题上，在发出公文表册和向下级要报告的问题上，在规定区、乡组织形式的问题上以及在使用乡村积极分子的问题上，都要由县以上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同志，按照实际可行的情况，加以适当的规定，有些则要由中央作出统一的规定。过去由各级党、政、民组织的许多工作部门，各自独立地向下级分派任务，随便召集下级人员和农村积极分子开会或训练，滥发公文表册和向下级或农村随便要报告等项不良制度和不良办法，必须坚决废止，而代之以有领导的、统一的和适合情况的制度和办法。至于在农村中每个乡存在着几十种委员会以及积极分子兼职太多，均属妨碍生产，脱离群众，也应坚决地但是有步骤地加以改变。
（二）中央一级党、政、民组织有关各部门，中央分别责成中央组织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及其所属财经、文教、政法三个委员会的主管同志负责，对于过去引起“五多”问题的各事项迅速加以清理，并规定适当的制度和办法，向中央作报告。
（三）各大区和省市，由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及各该级行政机关主管同志负责，对于“五多”问题加以清理，规定自己的解决办法，并报告中央。为达此项目的，请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仿照西北局的办法，派出一个专为了解“五多”问题的检查组，检查所属的一二个区、乡(在城市是检查一二个区、街)的情况，以为解决问题的参考材料。
（四）专区级和县级的“五多”问题，由省委负责指导解决之。
（五）西北局检查组报告中关于解决“五多”问题的各项办法方面的建议，基本上是正确的，各地可以试行。
（六）农业生产是农村中压倒一切的工作，农村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农业生产而为它服务的。凡足以妨碍农民进行生产的所谓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都必须避免。目前我国的农业，基本上还是使用旧式工具的分散的小农经济，这和苏联使用机器的集体化的农业，大不相同。因此，我国在目前过渡时期，在农业方面，除国营农场外，还不可能施行统一的有计划的生产，不能对农民施以过多的干涉，还只能用价格政策以及必要和可行的经济工作和政治工作去指导农业生产，并使之和工业相协调而纳入国家经济计划之中。超过这种限度的所谓农业“计划”、所谓农村中的“任务”是必然行不通的，而且必然要引起农民的反对，使我党脱离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群众，这是非常危险的。所谓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其中有很大的成分就是这种过多地干涉农民的表现(另一部分成分是因为革命战争和土地改革的需要而产生和遗留下来的)，已经引起农民的不满，必须加以改变。即就广泛发展中的农业互助组和现在还不多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来说，也只是几家在一起或几十家在一起的小型的组织，而且是建立在私有财产基础之上的，大多数尚不固定，又是使用旧式农具的。因此，对于这些互助组和合作社，按照中央已有的决定给以积极的提倡和适当的指导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决不应当将它们混同于社会主义的集体农庄，决不应当施行过多的干涉。我党现在在农村中的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许多同志将分散的经济混同于集体的经济，就是干涉过多。所谓“五多”问题，也就是部分地反映了这种错误思想。
（七）本指示和附在下面的西北局检查组的报告，请登党刊。
中共中央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注释 [1]见本卷第253——255页。
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1]
毛泽东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
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在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辽西战役的时候，正是秋天，老百姓家里很多苹果，我们战士一个都不去拿。我看了那个消息很感动。在这个问题上，战士们自觉地认为：不吃是很高尚的，而吃了是很卑鄙的，因为这是人民的苹果。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这是我们党的领导和教育的结果。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一个苹果不吃，饿死人没有呢？没有饿死，还有小米加酸菜。在必要的时候，在座的同志们要住棚子。在过草地的时候，没有棚子都可以住，现在有棚子为什么不可以住?军队这几天开会，他们慷慨激昂，愿意克己节省。军队这样，其他的人更要艰苦奋斗。不然，军队就将你的军了。在座的有文有武，我们拿武来将文。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 根据中央档案馆保存的讲话记录稿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讲话中的一段话。
反对官僚主义，克服“五多五少”[1]
毛泽东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上海局，各协作区委员会，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中央一级各部委、各党组：
官僚主义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坏作风，一年不用扫帚扫一次，就会春风吹又生了。中央在一九六○年三月下旬将山东六级干部会议的一期情况简报[2]，批发给你们，请你们对于人民公社的许多严重情况，提起充分的注意，务必在三四月间，利用省委召开的六级干部会议和县委接着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对于那些不可允许的、极端严重的情况，务必彻底地整顿一次，到下半年再整一次。这个文件[3]，谅必你们已经看见了。在这个文件中曾经提到，现在就要利用六级和四级干部大会公开指出“三反”问题的严重性，提出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任务。关于“三反”，中央将在四月上旬有一个规定范围和如何处理各类犯错误分子的指示[4]，发给你们。但你们不要等候这个文件，而应利用当前正在开或准备开的六级和四级大会立即号召整风，并作典型调查，使自己心中有数。中央现在所要着重地告诉你们的，是关于官僚主义严重存在的问题。这里有一个山东省历城县的材料。历城县委在今年三月十四日报告山东省委说，他们那里有积极、消极两方面。积极方面是形势大好，这是主要的。消极方面，他们说，突出的表现是“五多五少”。就是说，会议多，联系群众少；文件、表报多，经验总结少；人们蹲在机关多，认真调查研究少；事务多，学习少；一般号召多，细致地组织工作少。他们这个文件，现在发给你们看看。其中说到会议多和文件表报多，多到什么程度呢？他们说：县委及县委各部门，自今年一月一日到三月十日，七十天中，召开了有各公社党委书记和部门负责人参加的会议，共有一百八十四次，电话会议五十六次，印发文件一千零七十四件，表报五百九十九份。同志们，这种情况是不能继续下去的，物极必反，我们一定要创设条件，使这种官僚主义走向它的反面。历城县已经定出办法[5]，克服“五多五少”。山东省委已将历城办法推到全省施行。同志们，这种官僚主义状态，只是存在于历城一个县，或者山东一个省吗？不见得。很可能到处都存在。请你们各自调查一个县、一个市（在大城市里调查一个区），就可知道底细了。克服“五多五少”的办法，可以仿照历城办理。这种官僚主义的来源，不能只在县，还在省与中央。关于省（市、自治区）的方面，请你们注意处理。关于中央方面，我们将采取处理办法。看来一年要对这个“五多五少”问题谈两次，至少谈一次。中央几年前曾对这个问题发过指示[6]，后来没有再过问（主要指“五多”中的会议多，文件表报多），自己也有官僚主义，不能只怪别人。本文及附文，应登党刊。
中央 一九六○年三月三十日 根据中共中央文件刊印。
注释
[1]这是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
[2]见本卷第164页注[1]。
[3]指一九六○年三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转发山东省六级干部会议情况简报的批语，收入本书时题为《坚决制止重刮“共产风”等违法乱纪行为》。见本卷第163－164页。
[4]一九六○年五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农村中开展“三反”运动的指示》。
[5]山东省历城县委报告中提出的解决“五多五少”问题的具体措施是：一、县委、公社党委以及各部门的负责干部，统统走出办公室，和大队、小队干部一起在田间会合，取得经验，树立榜样，以指导和推动全面。二、干部实行“三同”、“五包”，即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对自己所在单位的思想发动、生产任务、技术革命、社员生活安排、社队经营管理等五个方面的工作，全面包干做好。三、采取在党委统一领导下的“条条”、“块块”、“片片”相结合的做法，分管各部门的干部，既要服从中心，做好中心工作，又要做好所分工的业务工作，取得经验，全面推广。四、精简会议，减少文件、表报，有事到下面就地解决。
[6]指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解决区乡工作中“五多”问题的指示》，收入本书时题为《解决区乡工作中的“五多”问题》。见本书第六卷第271－274页。
家园 以有为之功，就无为之名。 每个创业者，在通往大业成就的路上都是极其坎坷的。这就是上帝的锤炼，只有经得起千锤百炼才能最后成钢。
家园 主席对故人也算是仁至义尽了吧 七大的两个始作俑者，朱老总虽然没有实职但一直也有个虚名，文革中就是被开了个会，陈老总一直官运亨通，做到国务院副总理，文革也没有受到什么实质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