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跨越啊，中国脊梁-读“高铁魅影“有感 -- 范进中举
家园 祸国殃民张居正 张居正是大明栋梁，那么于谦是什么？
张居正有三大祸害，第一是用银两征税，实质上是饮鸩止渴。这有利于中央财政，但因为银子被少数人垄断，造成了通货紧缩，因此，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是造成大明灭亡的重要原因。
第二是张居正的言行两极化示范，造成了社会道德和官僚操守的全面崩溃。本来儒家的伦理道德，到了大明已经千疮百孔了，王守仁的知行合一，便是在这种情况产生的，而张居正却是标准的知行两极化，彻底撕破了最后的底线。
第三是张居正培养了万历这么个怪胎，张居正的言行两极化，培养出心理不健全的皇帝，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以说，张居正的作为，在经济上，道德伦理上，政治上，都为大明的崩溃，起了加速的作用。
张居正的确是个做事的人，但却不是在做好事，而是在做坏事，不做少错，大做特错，是明朝官僚制度的最大特征，另一个明显例证就是李成梁。
李成梁为了报功请赏，圈养努尔哈赤这条猎犬，却成了大明两大祸患之一，而另一大祸患的就是流民造反，经济根源就是张居正的改革，在加上天灾，政治原因则是官僚的养寇自重。
大明亡于官僚，官僚的典型代表，第一就是张居正，第二就是李成梁。
现在的文史作品和电视剧，竟然大捧张居正，胡宗宪，主要是现在的贪官们为了洗白自己，将一切归于制度，归于大环境。
不是大捧张居正，胡宗宪，就是捧海瑞这么个二杆子，但就是忽略“ 粉骨碎身全不怕, 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究竟是何道理？还不是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现在的中国，贪腐已经不是问题，只要不特别难看，特别巨大就可以，问题的关键在于是否有利于稳定，是否有利于发展，而中国稳定的根本就在于中共，在于中央，而发展的根本则在于研发设计，和产业升级。
刘跨越的确做了事，而且主要还是好事，贪腐也不算特别严重，现在来看，主要是不得不贪，因此，还是值得赞赏的，相信也会被历史铭记，但既然被拿下了，那么，也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因为中央的权威，才是稳定的根本，而稳定则是发展的根基。
刘跨越与薄，相对而言，刘更值得同情，因为，薄虽然在重庆有些很好的作为，但挑战中央的权威，却是犯了中国的大忌。
中国的真正崛起，需要跨过三道坎，一是工业化，现在来看基本已经不成问题，二是城市化，现在真实城市化只有百分之三十五左右，而常住人口的城市化则 超过了百分之五十，离百分之七八十的城市化，还差的很远，关键就是不能实现居者有其屋，而这必须是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才可能实现的，因此，动摇中央的权威，导致权力难以集中，就是中国的最大祸患。 三是社会保障的全面化，可持续化的良性循环。
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屋，人人有保障，是人类社会的三大根本配给制，只有强有力的政府，和科学技术发展，才可能基本实现，而后发国家，不可能多元地自发性发展，只有依靠强有力的政府，科学技术的突破才有可能，因此，强有力的政府，是一切的根本，挑战中央的权威，权力不能集中，就是稳定与发展的根本祸患。
中央集权，核心应该是精神，这种精神便是为人民服务，官僚们抛弃了这种精神，以三个代表，和谐社会等等主张架空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原因，就是将官僚与人民的关系本末倒置，不是为人民服务，而是代表人民，领导人民。但贪腐遍地，道德沦丧的官僚，凭何德何能代表人民，领导人民，因此，只能将罪过归于制度，归于环境，归于所谓的国民性和人民群众的素质低下。
现在的官僚，与历史上的张居正是完全一样的，都是人格分裂，言行两极化，不同的地方，就是大明在逆势而行，现在的中国却是顺势复兴。
通宝推：手可摘星辰,ErgoSum,贼不走空,北庄,羊年大发,范进中举,- 复 祸国殃民张居正
家园 一篇文章三段论，三段完全不相干 每段对不对且不说却自成其理，你是人格分裂还是想推销什么？
家园 阶级斗争为纲 黑翼先生坚决反对毛，反对文革，根本不就是反对阶级斗争么？你看不明白，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看明白。
阶级斗争的论述，就如走资派的概念，被很多人歪曲了，阶级斗争称为社会垄断，走资派称为特权寄生阶层，更合适。
毛主席说“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是认识社会，构建人类文明的根本。
毛泽东时代，是以阶级斗争为根本的时代，邓小平时代，一直到现在，是以经济建设为根本的时代。
但毛强调阶级斗争，强调“抓革命”，并没有忽视“促生产”；邓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反复强调，如果中国出现了两极分化，改革就失败了。
前几年，薄熙来在重庆主张“分好蛋糕，才能做大蛋糕”，汪洋在广东主张“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根本上就是阶级斗争为先，还是经济建设为先。
薄与汪的对垒，其实是毛时代，与邓时代路线的对垒，谁对，谁错呢？
看几个数据，就会明白当前中国的根本问题。
据统计，今年中国的旅游逆差大约有一千亿美元；近年中国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另一方面，以中国标准的贫困人口，大约有八千多万，以联合国标准的贫困人口，超过了两亿。
中国的城市化，也出现了根本的问题，城市化主要成了城市人的城市化，而不是整个社会的城市化，以房产，体制，户籍为核心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开始崛起，仅仅在房产方面，与外地打工者的差距，平均就是两套房。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开始减速？
以日本，韩国，台湾地区为例，现在中国实际百分之三十五的城市化率，常住人口百分之五十左右的城市化率，应该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
根本的原因，就是社会垄断，在三十多年的以后再次形成，不抓革命，经济发展也难以为继。
道理很明白，如果这些旅游逆差，这些奢侈品消费，都用在基础建设上，进城的打工的农民工，能够基本实现居者有其屋，人人有基本的保障，这个城市化率阶段的中国，必然会经济腾飞。
谁是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祸患？
是资本家么，如果资本家不投资，中国人就没有工作机会，因此资本不是中国的敌人。
是官僚么，中国官僚的强大，源自公有制，如果实行私有制，实现普选，官僚们也会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反对官僚，实质上就是反对公有制，要普选。但没有公有制，中国的社会垄断，将更加严重。因此，为了维系公有制，就必须规范官僚制度，却不能一股脑地反对官僚，但问题是官僚过于强大，整个社会也没有能够真正规范官僚的力量，只能寄希望于中央，但中央其实是官僚盟主，也不可能完全超脱于官僚体系，而做出根本的改革，能够治标，能够维持，就算不错了。
中国稳定与发展的根本问题，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兴起，这是整个世界的共同问题。
在发展中国家，主要是工业化，城市化出现了问题，很多人没有工作机会，没有自有住房，在发达国家，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福利保障出了问题，过高的工资和社会福利，赶走了资本。
总的来讲，发展中国国家，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与非城市人口和城市边缘人口的矛盾；发达国家，主要是城市小资产阶级，与全球化的大资产阶级的矛盾。
大资产阶级垄断了世界，小资产阶级垄断了城市，难以工业化，难以城市化的人，只有三种命运，要么任人鱼肉，要么被极端宗教统治，要么被暴力黑社会控制。
城市小资产阶级，实质上就如过去的贵族地主，但人数更多，更为集中，人类的历史，基本就是贵族地主的历史，现在城市小资产阶级，什么力量能够遏制呢？
社会垄断，必然造成剥削寄生，而剥削寄生是人类一切罪恶根源，现在，可怕的不是老虎，而是老鼠，更可怕的是老虎与老鼠的联盟。
能动性，阶级分析，社会垄断，是社会分析的根本，人们回避这个根本问题，一是屁股决定脑袋，二是这个问题太难解决。
俺在城里有房，父母在城郊也有房，也算是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屁股与脑袋方面，当然也就存在一些分裂。
现在的官僚就是一群混蛋，资本也是唯利是图，但官僚强势的根本是公有制，废除公有制，实现普选，民主割据会加剧社会垄断，和权力纷争，与西方的矛盾也会激化，会从根本上影响中国的稳定与发展，因此，不能从根本上反对官僚，只能寄希望于官僚的盟主，即中共中央，对官僚进行规范。另一方面，没有资本就没有工作机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资本是无国界的，而工人却是有国界，甚至有区域，有户籍的，根本就无法全面地与资本抗衡。以房产，物业，体制，户籍，知识，建设用地为根本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因为人数极大，又集中在城市，因此，比资本与官僚更难以撼动。
俺的论述，主要是理性探讨，但大多数人上论坛只是发泄，因此，俺这样的人，在现实中不入主流，在论坛上也不入主流，因此，俺一直强调，俺的文字，算不上文章，主要是自说自话，西西河是个好地方，给了俺思想涂鸦的机会。
到现在为止，俺只发了一个主贴，真要推销什么，会这样么？扣帽子也要有基本的事实作为基础吧。
黑翼兄坚决反毛，俺却是毛主义的坚定信奉者，西西河能让咱们这样的人共存，交流，就是西西河最大的魅力所在。
- 复 祸国殃民张居正
家园 简单归纳一下 就是：坚决支持党中央，谁在中央支持谁。
只要支持党中央，任何问题都不成为问题……
话说回来，这么说也不是不行，不过能改一下最好，比如这样：
谁涨工资支持谁，不涨工资爱谁谁。岂不更能提现群众路线？哈哈
- 复 祸国殃民张居正
家园 对比您上下古今两段，是不是有点分裂？ 1、一条鞭法的内容和作用没有您说的这么简单，而且能切实加强中央财政。这和您下面的“中央集权”不矛盾。
合并征收银两让明末农民负担加重，但是并没有立即激起民变哪，
银子被少数人垄断，造成了通货紧缩，因此，农民的负担大大增加，是造成大明灭亡的重要原因。这个逻辑链条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2、张居正抄家清单与万历的期望值相差巨大，远不如严嵩徐阶，和明末东林党损公肥私的德性更是天差地别。
造成了社会道德和官僚操守的全面崩溃张居正的能量哪有这么大。明末官僚集团腐化堕落和张居正的关系，大概有半分钱吧。3、至于万历。教不严师之惰，张居正尽到了严师的责任，万历的作为也决不是“昏庸无能”。您总不至于要老师为学生毕业后的行为负责吧。
您的后半段，直接论断太多，看的人一愣一愣的，让我想起两汉中间的一个人物。
家园 社会分析的三大根本 社会垄断，权利纷争，外部环境，是分析社会问题的三大根本，用俺经常用的词来表达，就是能动性，主动性，规律性。
分析问题的理论基础不同，立场不同，得出的结论，就会南辕北辙，说俺的的论述前后分裂，关键是没有明白俺的这套理论基础。
人类的社会垄断，主要有权利垄断，资产垄断两种，权利垄断主要是人身依附，资产垄断主要是财产依附，大多研究历史的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社会垄断。
马克思，毛主席强调的阶级问题，就是社会垄断的产物，如果你否认阶级和社会垄断的存在，那么，咱们就是在不同的轴线上探讨，只能各说各话。
张居正的改革，看起来很好，但用银子征税，就如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甚至不只是老鼠屎，而是是毒药。而且，张居正死后，他的改革也人亡政息了，而这粒毒药，因为对征税的官僚地主都有利，却保留了下来。
将劳役，实物的税费负担，全部转换为银子，对于没有银子的农民来说，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更多的实物，如果了解金本位时期，西方的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就会明白这种货币垄断有多么的可怕。
本来，土地垄断的逐步严峻，农民的生存已经很艰难了，张居正的看起来很好的改革，因为用银子征税，而银子比土地垄断更容易，更厉害，因此，对于中国这样以自然经济的小农社会而言，完全是灾难性的。
农民没有造反?
呵呵，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中国农民，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造反的。况且，农民造反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活不下去，二是聚集起来，三是有组织。
在中国历史上，活不下去是经常性的，但因为小农社会，导致贫民的分布极为分散，因此，集中起来是很难的，又因为农民没有知识，因此，组织起来就更难，而组织领导主要来自原来的政府或宗教，而李自成，李岩等人都是源自政府。
张居正的改革，即使一万条是好的，只要用银子统一征税，就全完了，没有明白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白阶级和社会垄断，怎样强调那一万条也是白搭。
张居正的双重人格，言行分裂，对于道德伦理和官僚操守的影响，对于万历皇帝的影响，则很难用理论分析，也很难量化。
但严嵩，徐阶，为嘉靖写青辞，还是言行基本一致的，但张居正在万历面前，就如一个圣人，在万历背后，虽然贪腐没有特别严重，但却比严徐两人张狂的多，影响也坏的多。对百官百姓而言，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对万历皇帝而言，是对官，对人，基本失去了信任。
研究犯罪学的人都知道，在大庭广众之下，明目张胆地抢劫强奸，与月黑风高的僻静之处抢劫强奸，完全是两种性质的。
严嵩徐阶，主要是背地里的，而张居正却是明目张胆的，另一个也算是明目张胆的人，就是严世蕃，但也远没有张居正厉害。
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用银子来征税，而是更多地用劳役，实物，或中国可以产的铜钱来征税，另一方面，如果张居正的言行基本一致，不要在皇帝前后完全完全两极化，即使也很贪腐，即使人亡政息，改革失败，俺也绝对佩服张居正，认定张居正是政治家，改革家。
因为，上述两条原因，张居正就主要不是政治家，改革家，而是权谋家，即使有政治家，改革家的属性，也是在权谋之后，他的第一目的，就是在玩弄权术，玩皇帝，玩百官。对金钱，对生前死后的名声，对改革的成败，国家的兴旺，并不是怎样看重。
分析历史，分析现实，展望未来，根本只有三条，社会垄断，权利纷争，自然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
当前，中国形成了有房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房的农民工阶层，平均一个家庭差两套房，就是一百万，到一千万元的财富差距，这绝对是农民工无法承担的，这种社会垄断，阶级的分化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根本就是房产和建设用地被城里人，官僚，资本的利益共同体垄断，这与大明王朝，土地，银子被地主，官僚，富人垄断是一样的。
张居正没有缓解社会垄断，反而加剧了社会垄断，因此是祸国殃民，而胡温政府，放任土地财政，滥发货币，也是加剧了社会垄断，因此，也是祸国殃民。
社会垄断的破解，是必须要付出沉重代价的，中国历史上的权利垄断，主要是被少数民族入侵打破的，后来隋唐的科举制度，宋朝的抑武崇文，中央集权，才基本破解，但在人身依附之后，中国在宋明清三朝，形成了以土地为根本的资产性社会垄断，张居正的改革，在土地垄断的基础上，又加上了银子这更严重的垄断。
毛主席打破了土地的社会垄断，但建国后，又形成了苏联性质的身份特权垄断，毛利用文革，基本缓解了身份特权垄断，中国的改革开放才能顺利进行。到了现在，城市房产和建设用地的垄断再次形成，中国进城的打工者，只能在城乡之间做候鸟式的迁移，这个问题不解决，中国的稳定与发展，都会面临严峻考验。
以武力，宗教，身份为根本的特权垄断，以土地，银两，黄金，资本，房产，建设用地为根本的资产垄断，是人类的两种主要社会垄断，也是阶级的根源。
缓解社会垄断，缓解权力纷争，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才是一个伟大政治家的作为，毛主席全做到了，而且还做了好几次，但张居正做到了那一条？
俺经常强调公有制，强调中央集权，就是因为公有制是缓解社会垄断的良药，中央集权是减少权力纷争的主要方法，遗憾的是中国的公有制，中央集权，因为没有了精神，只能是在勉强维持，但即使如此，也胜过滑向私有制，自由民主的西方泥潭。
以毛主义为根本的人民民主，才是破解社会垄断，遏制权利纷争的出路，但现在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却应该是广大觉醒的国人，真正努力的方向。
维持现行的政策制度，是不得已的办法，现在的官僚就是一群混蛋，但一群混蛋，总胜过一片混乱吧，况且，尽管社会垄断，权利纷争越来越严峻，但世界的大趋势大环境，还特别有利于中国的。
私有制，西方的教条自由民主，是一个烂泥潭，但中国却越来越滑向这个烂泥潭，那么，就是越晚越好。
通宝推：muqi,遥仰凤华,家园 一条鞭法的伟大意义等同于分产到户，兼论何新的看法 明朝的灭亡是因为一条鞭法还是因为一条鞭法也无法扭转明朝的腐败导致的败亡，我倾向于认为是后者，当然了一条鞭法刚刚实施的时候不够完善，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正如何新所言的，一条鞭法的实施，是清朝的康熙乾隆盛世的制度基础。
一条鞭法的意义我认为主要在于解放了劳动力，而促进了社会分工，这个与分产到户的意义基本上是一样的。
如果不实施一条鞭法，意味着一个人在某个时期必须要从事劳役，也就是说他的时间不能自由支配。
实施一条鞭法的话，一个人可以自由的支配自己的时间，只要自己赚到了钱可以交税就可以了，他原来要去劳役的时间可以用来经商，可以用来做工，也就是说他的自由度大大的增加了。
自由度的增加就会带来工商业的繁荣。
这个与包产到户一样，包产到户的最大的意义不在于提高田里的产量，更大的意义在于给了农民以支配自己的时间的自由，你可以出去经商，你可以出去打工，你可以出去做大老板等等，而不像以前在生产队里每天几点钟要听到生产队长的哨声去田里种地，特别的是在当时的农业生产率已经大幅提高，田地里并不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的情况下，那么多农民被束缚在耕地上是极大的浪费
此后中国的打工潮出现，中国也就向世界工厂迈进。
所谓白银的垄断，更准确一点或许应该说是白银铸币权的垄断，即所谓的火耗的问题，这个铸造白银的工钱和耗损由谁出，怎么出，在明朝的时候没有规定，而这也就成了官员盘剥农民的一个手段。在清朝，火耗归公，这个问题就基本上解决了。
还是看看何新先生的看法：
"摊丁入亩"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历史进步意义。丁役一直是古代国家和土地贵族领主用以束缚农民、强化其人身依附关系的主要手段。虽然从隋、唐前期输庸代役开始，徭役制度已发生动摇。至明中叶以下，随着社会特别是商品经济的发展，丁役制度已不可挽回地走向衰落。直到万历年间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赋税改革，将田赋和徭役合并而统一折银征收，部分地把丁役以货币计征摊入田租，才在制度上推进了丁口力役制度的改革进程。满清入关后，康熙、雍正两朝所推行的"摊丁入亩"是在一条鞭法的基础上，促使地赋和丁役完全合而为一。"摊丁入亩"按土地的单一标准收税，即以土地占有和占有多少作为赋税征收的依据。"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同时取消了明代缙绅（官僚）地主家口优免丁银的特权，均平赋税、减轻自耕农和一般无地贫民的负担。这是清帝国的一项重大改革，也是满清皇朝以少数民族统治多数的汉族而能建立社会经济政治稳定的开明举措。当时许多记载称自实施摊丁入亩后，"实与贫民有益……但有力之家非所乐"，"独利于贫民，而不利于官室"，故农民得起乐业。这是有史料和事实为根据的。
史称"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只知有田赋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同时由于赋税足额，也增加了国家的货币性财政收入，直接促进了雍正、乾隆时期"帝国"盛世的形成和持续。
当时人称"自后丁徭和地赋合而为一，民纳地丁之外，别无徭役矣"，"此真旷古未有之善政也"。此外，"摊丁入亩"使城镇工商业者免除丁银，也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
在生产力上，战国秦汉之际农民人均耕地在百亩左右，收成仅足以活四口之家。明后期在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人均耕地仅为6．5亩，清初顺、康时期人均耕地仅为5．5亩，到嘉庆时期则不到2．4亩，但已足以养活七口之家。加之明代洋人从美洲传入甘薯、高粱等新的农作物种，在高度集约耕作的条件下，粮食亩产大大增长。于是在乾隆以后中国人口快速地增加到9位数，这表明农业生产力和技术都取得了重大进步。
康雍乾三代之所以确实堪称为盛世，而在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的意义，其原因盖在于此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0aa6ffd0100qid3.html
应该说中国人口是在清朝时期开始快速增长，而一条鞭法等制度是支撑中国人口增长的制度基础
家园 白银交税实际上加剧了明朝的通货紧缩，这一点上我支持 hullo兄。
明朝灭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其中有一条是十分切中要害的，那就是明朝末期社会面临严重的通货紧缩。通货紧缩带来的社会流动性不足——或者说货币供应不足，导致了朝廷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减少，而朝廷为了应付内部农民起义和外部满清威胁又不得不加大征税力度，这又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导致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形成恶性循环，最终葬送了朱家江山。
明朝通货紧缩局面的形成与明朝的银本位制脱不开关系。朱元璋时期尝试过发行纸币，最后不了了之，这是农业手工业社会和自然经济形态下的必然。而中国本身的白银产量很少，铜产量倒是很丰富。如果按照历史的正常发展逻辑，中国应该是以铜钱作为主要流通货币的，但是明朝中期，恰逢开海禁，中国得以从美洲和日本大量输入白银，白银由于自身的优越性，在市场竞争中战胜了铜钱，成为主要货币。
一条鞭法规定以银纳税，事实上是国家为白银的货币属性做了一次背书，铜钱的地位遭到了进一步的打击，而基于中国缺银的事实，白银和铜钱的“汇率”会越拉越大，银贵铜贱成为一种市场常态。大明底层百姓的财富一般以铜计价，而上层商人和官僚的财富则是以银计价，银贵铜贱事实上成为了上层掠夺底层财富的一种变相剥削手段，类似于现在的房地产贵而人民币贱，因此我才会支持hullo兄以铜钱交税的改革建议。
既然今天的富豪们热衷于囤积房地产，那么不难想象，明朝的富商和官僚们，肯定是千方百计囤积白银的。以下是引用外链出处：
明王朝从中后期涌现了一大批巨贪，这些巨贪又囤积了大量白银，那么具体被贪官囤藏起来的银子有多少呢？据说明朝被闯王推翻后，占领北京的大顺军从官员府中搜出来的白银总数，高达六七千万两。
这仅仅京官囤藏的财富，如果加上地方官以及民间土豪的窖藏，总数应该在二亿两以上。明末的观察者说，“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结果便导致“银力已竭”。
……
据后人估算，整个明王朝，从海外流入的白银大约有三亿两，但到明末时，被贪官和土豪囤藏起来的白银却有二亿两之多，这不发生通货紧缩才怪！
国家法定货币是白银，而白银又被民间大量截留，朝廷无银可收也无银可用，那么必然无力赈灾，也无力镇压关内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清进逼。明朝这个泥足巨人，终于活活饿死在一座银山上！
家园 封建社会并不需要太多的货币或者说流动性 现代的企业由于生产量大，需要不断的扩大化再生产，所以对于货币的需求量很大。
再说，流动性不足影响的也主要是需要货币很多的做大买卖的富商，农民和城市平民不需要多少资金。
所以从货币总数的角度来理解明末危机没有多少意义。
明末的危机应该主要还是土地兼并导致的严重的贫富悬殊。中枢的腐化导致的官商勾结的严重存在更进一步加大了社会的危机。
相对而言，为什么现代金融首先出现在西方，因为西方率先实现了工业化，而工业化意味着需要大量的资金，产生了巨大的融资需求，进而也就导致了银行的大量的产生。
家园 铜也是中国缺少的 至少是缺到了难以避免通缩的程度，所以才会发行纸币，而且更缺少制造青铜同样需要的锡，所以明朝还制造过黄铜的铜币，但黄铜不适合做钱币，数量也不足。其实宋朝就已经缺铜，所以从来没有发行铜币，都是用铁钱和纸币，元朝也是用纸币，明朝发行纸币应是最好的方案，但因为白银流入，老百姓只想要白银，不接受纸币，所以最终失败，有人说这是丧失了金融主权。明末通缩，主要原因应该是欧洲人开始控制美洲白银的流出，通缩以后富人收藏白银，造成进一步的通缩，恶性循环。
- 复 铜也是中国缺少的
家园 其实不是明朝缺铜，而是缺少政府制造的铜钱，民间私铸很泛滥 宋朝缺铜的情况，在元朝打下云南之后就得到了极大的改善，明朝继承了元朝的疆域，铜矿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而明朝的铜钱缺乏实际上是官铸停滞，私铸猖獗，铜钱恶性贬值。而且云南的铜矿也面临类似的盗采盗挖问题，导致明朝政府缺铜。
有关货币白银化的危害，可以参考这篇文章《晚明货币白银化批判思想研究》外链出处，我节选了一部分：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明代中国国内白银产量极其有限，而海外白银的大量流入则是在隆庆开海以后，嘉靖以后，地方开始推行一条鞭法的改革，对白银的需求大量增加，但是国内产出的白银已难以满足赋役征银对白银的需求，加上南倭北虏问题引起巨大的财政压力，在这一时期出现“重钱轻银”的思想实际上正是明代士人企图通过铸钱来缓解货币供给不足带来的问题，同时使得明政府重新夺回制定货币政策的主动权。因此，在嘉靖以后，明政府出现了铸钱的又一高峰，关于整顿钱法的议论也空前增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刘光临在《银进钱出与明代货币流通体制》（《河北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一文中指出白银进步论实际上是对欧洲经验的一种简单解读，白银没有也不可能在明代取代铜钱，不能将贵金属货币本身等同于先进。白银在明代中国的存量以及形态都必须被考虑进去。古典经济学告诉我们货币是虚幻的，认为财富和货币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财富所包含的是实质产出，而货币仅是交易媒介，对经济没有实质影响。市场经济良好运作所需的仅为适当、适量和被信赖的货币。因此在认识货币白银化批判思想时应该将货币供给状况、具体形态以及当时的社会环境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比较丰富，这也将为本文的写作带来巨大的帮助。
由于在白银大规模内流之前，中国白银的供给量严重落后于需求量，所以在很多明代士人眼中，货币白银化对于明代政府和社会而言，是弊大于利的。尤其是在嘉靖以后，由于一条鞭法的赋税改革的开展，白银需求空前增加，所以这时候出现了许多反对货币白银化的主张。因此这一时期，为了尽可能的减少货币白银化带来的负面问题，关于钱法的讨论也成为官僚阶层讨论的重要话题之一。甚至是到了万历年间（此时海外白银开始大量进入明代中国），就连首辅张居正也有大举铸钱的举措，虽然张居正从明政府的赋役征收出发，大力主导以白银作为税收单位，但他也深感由于当时中国流通白银的短缺，白银供应的不稳定状态，长远来说将严重影响明之经济，因此有大举铸钱的措施（张瑞威：《江陵柄政下的直省铸钱》，《明代研究》第八期，2005年12月，第117—124页）。美国学者万志英和日本学者滨口福寿都认为，张居正的大力铸钱政策实际上是直接受到了谭纶的影响（Richard Von Glahn, Fountain of Fortune: Money and Monetary Policy in China,1000-1700,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6,p.146；滨口福寿：《隆庆万历期钱法新展开》，《东洋史研究》，第313期,1972年，第381—400页）。即便是到万历以后，明政府对于铜钱依然并未放弃，在天启、崇祯年间都曾大力整顿钱法，这也进一步说明了明代政府对以铸钱来解决财政危机的重视。虽然明政府的铸钱政策最终失败，并加速了明的覆亡，但是，“重钱轻银”的思想却一直影响到清初康熙年间。
关于明代货币白银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赋役征银化的负面影响，其实在明末清初的士人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反思，尤其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他们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分析了用银之“害”，在清康熙年间提出了“废银用钱”的主张。史五一在《试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根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第5期，2002年9 月）一文指出，明政府实现赋役征银后，由于没有建立相应的财政措施，导致明政府财政收入的流失，是造成明后期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黄阿明在《明代赋役征银中的负面问题》（《史林》，2007年第6期）一文中从百姓在获取白银的渠道、征收过程两个方面对明代赋役征银的负面问题进行了论述；孙良玉在《试论明代的货币白银化》（郑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一文中指出白银货币化之后，由于明代社会对白银的依赖，使得经济和社会的不稳定趋于恶化，这一消极影响在海外白银输入减少时将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问题。黄阿明在其博士论文《明代货币与货币流通》（华东师范大学，2008年）指出随着明代银本位货币的确立，社会领域尤其是社会经济领域出现窖藏成风、伪银流通以及货币套利活动，妨碍了白银成为大资本的成长，并且对市场商品经济的运行造成干扰和破坏作用。
家园 看了一下书 宋朝和元朝也是制造了铜钱的，这个前面我说错了，不过宋朝官方发行铁钱和纸币，元朝以纸币为主是比较明显的特征。古代是缺铜的，宋朝和元朝用这样的货币就是因为缺铜，明朝一直都没有放弃铜币，不过以前朝代的铜币很多，自己再怎么造和那个比也很少，在经济增长的时候，铜币增加不了那么多，没办法不通缩。你说的那些都不是什么像样的证据，就算再有什么私铸钱，铜有上千年的积累，又不可能像粮食、丝绸、陶瓷那样无限增长，结果还是通缩，明朝的货币有过很多变化，争论也不会少，一部分人的反对说明不了什么，人们收藏货币是为了它的价值，你以为换一种货币人们就不收藏了么？去哪儿找那么蠢的人？
在明朝以前，白银作为货币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是一种趋势，蒙古人没有统一中国之前就通行白银，明朝一开始就不想用白银，最后是不得不用，不是谁心血来潮。中国的货币是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是复杂、混乱、多变，人们做过无数的尝试，会变成这个样子更多的是必然，不是偶然或者心血来潮，明朝的问题是纸币的失败，而不是没有使用铜币，如果你坚持相信那样的理论，我就要建议你去看穿越小说了。
家园 能动，阶级与社会垄断 俺信奉能动主义，能动主要有三种，一是主观能动，二是主体性能动，三是客体性能动，三种能动的统一，就是毛所言的“贯通大本源”，“奋斗，其乐无穷”，因此，在俺看来，毛主义就是能动主义，或称之为——唯能共同。
社会缺少能动性，就是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阶级，而社会垄断就是阶级产生的根本，很多人都知道市场垄断，却忽视更为可怕的社会垄断，要么是屁股决定脑袋，要么是讳病忌医。
能动，阶级，社会垄断，三者是密切相连，互为因果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毛主义的根本。
马克思明白破解社会垄断的艰难性，因此强调，共产主义的实现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生产力高度发达，二是人类共同实现，这与他强调的“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是一体的，生产力高度发达，实现自由，人类共同实现，体现全面。
总的来讲，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乌托邦，理论上是可行的，但现实中几乎不可能。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只在于能动性！
西方的自由主义，实质上就是一种能动主义，但这种能动主义，只是小众的能动主义，人类的希望，决不能寄托于小众，因为，西方现在的没落，已经说明，小众的能动主义，难以挽救人类社会。
人类的希望，在于能动主义，更在于大众能动主义，马克思本质上是能动的主动主义，而毛主义的根本才是能动主义，因此，毛主义的才是人类的希望。
以阶级，以社会垄断为根本，才能抓住社会的根本矛盾，才能真正实现人类的和平与发展。
阶级，社会垄断，是马克思与毛主席的思想更根本，基于这个根本，马克思更强调主动性，人的完全主动，只有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和人类整体实现共产主义。就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最大的贡献就是发现了人必须吃饭才能活着，而毛主席则更强调能动性，贯通主观能动性与载体能动性，实现主观能动性与载体能动性的统一，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就会获得幸福。
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还是与宗教和乌托邦一样，强调彼岸，真理与幸福是二元的。
毛主席的“贯通大本源”，“奋斗，其乐无穷”，则是强调此地，奋斗，真理，幸福，是三位一体的。
俺一直很困惑，能动，阶级，社会垄断，真的就那么理解么？
《明朝那些事》是以权力斗争为主线的，却忽略了阶级和社会垄断，因此，特别推崇张居正，张的确是权谋的高手，但用社会垄断衡量，就绝对是不合格政治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文革大起底》等很多书，也都是以权力斗争为主线，因此，都是只见表象，不见实质。
社会垄断，就是稀缺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社会两极分化，阶级不可调和，人类社会难以稳定，更难以发展，社会垄断形成的剥削寄生，是人类社会一切罪恶的根源。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相对而言，秦国，明朝是社会垄断最不严重的时代，但张居正用银子征税，却将大明的这种最大优势给毁掉了，因此，张居正绝对是大明灭亡的第一祸首，当然，这也许他的无心之过，但一个政治家，竟然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那么他的一切治国安邦之策，都是在耍小聪明，在玩权术。
俺一直都很困惑，西西河的网友，大多都推崇毛，怎么却总是丢掉毛的根本？
家园 能动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 中国历史上的朝代，相对而言，秦国，明朝是社会垄断最不严重的时代，但张居正用银子征税，却将大明的这种最大优势给毁掉了，因此，张居正绝对是大明灭亡的第一祸首，当然，这也许他的无心之过，但一个政治家，竟然看不到这个根本问题，那么他的一切治国安邦之策，都是在耍小聪明，在玩权术。
按照您的逻辑，难道征实物税就能阻挡明末土地兼并和官绅权贵士大夫损公肥私将明朝统治基础挖空？
只要用银子统一征税，就全完了，没有明白这个问题，就是没有明白阶级和社会垄断，怎样强调那一万条也是白搭。这个论断有点骇人听闻，难道由是货币占有而不是生产资料占有来决定阶级属性?
如果张居正的改革，不用银子来征税，而是更多地用劳役，实物，或中国可以产的铜钱来征税，另一方面，如果张居正的言行基本一致，不要在皇帝前后完全完全两极化，即使也很贪腐，即使人亡政息，改革失败，俺也绝对佩服张居正，认定张居正是政治家，改革家。只要不是用银钱征税，不管他是否贪腐不管是否改革，不管实际效果，那就是伟人。用银钱征税，那就是在玩弄权术愚弄天下，可以归入人类历史狗屎堆？
您这个有走火入魔的症状。因为历史实践证明了，用实物征税不可能是顺应自然和社会的大趋势大环境，更不可能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张居正当然看不到白银是从美洲大陆运到天朝的，只能根据社会经济中通货流通情况来选择一般等价物。
但评价古人岂能如此穿凿附会，须知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在社会精神领域中的反映。
脱离唯物基础又如何可能建设公有制为基础的所谓的“能动主义”。
至于您把土地财政和房子垄断视为洪水猛兽，我是真的不能同意。
中国形成了有房的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无房的农民工阶层，平均一个家庭差两套房，就是一百万，到一千万元的财富差距，这绝对是农民工无法承担的，这种社会垄断，阶级的分化就是中国最大的问题您可以去做社会调查，既然如此推崇太祖。不调查别的，就看看一百万对普通农民工来说是否就是无法承受的，在现有的社会条件下面，农民工是否就真的无法在城市买一套房。您这个说法确实太武断了，脱离实际远甚。
人类的希望在哪里？只在于能动性！能动性不是脱离实际的空想，所有的社会思想要获得社会意识的认同认可接受，必须要能解决社会实际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和马克思主义同时代的其他社会思潮消失的原因。
理论不能脱离实践，否则就是唯心主义，所谓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大抵如此。太祖崇尚人要有精神，但也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将某些政治需要的话语断章取义当作毛泽东思想的核心。
通宝推：唐家山,
家园 这是脑力体操 需要把脑子拧成麻花才行……
为了洗地，把张居正拉出来陪绑，也算是蛮拼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