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文革的权谋与理想（修改稿）序 -- 语迟

　　在西柏坡的时候，毛泽东就说过，“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文革的宗旨直接照搬禅宗，所谓“不破不立”。《五一六通知》说，“。。。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破，就要讲道理，讲道理就是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文革不仅仅是要破坏、打倒旧世界。文革的目的在于建设新世界。。。“破”仅仅是必要的过程，而不是结果。。。但是直至1968年末，全国除台湾外，全部29个省、市、自治区以及以下市县相继成立“革委会”，国内派性依然严重对立，派性斗争屡禁不止。中央没有力量，全国各省实际上是各自为政。哪个省造反派力量强一些，又哪个省保皇派力量强一些，谁能控制局势中央就支持谁。大的混战虽然停止了，但是国内还远远谈不上团结。互相都想把对方弄死。这他妈的闹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毛泽东急于召开九大，不能打了砸了没完没了闹下去。大家要一起坐下来，开个会，我们还要建设新世界对不对。

　　1968年屡禁不止的乱局，仅7月份一个月内，广西武斗，中央下“七三布告”，陕西武斗，中央又下“七二四布告”，三天后7月27日，毛泽东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清华大学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却遭遇蒯大富强硬反击，5名工人被打死。。。蒯大富的理由是，关于广西和陕西的布告不适用于北京。。。全国各地是摁下葫芦起了瓢，中央说话基本上跟放屁一样，没人搭理。。。当年在井冈山的时候，毛泽东受迫害，一度被发配去当师长。毛师长干的很不怎样。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这个人当师长就不那么能干，没有学过军事。”。。。其实毛师长干的不好，关键在于毛师长没有当军头必备的煞气，谁也不怕他。这样是没办法带兵的。。。井冈山一个师才几个人？那么点人你都管不住，何况这么大一个国家呢？。。。实话实说，也许1967-1968年的乱局，换小平同志上来，可能两下子就搞定了。国家立刻就可平定。比如1983年严打，只要沾着点边的，管你是不是死罪，一律杀掉。。。从职业角度来看，毛泽东当官是不行滴。他也的确只适合去做个教员。老婆嘴啰里啰嗦，凡事都要“讲道理”。。。也难怪刘邓林彪等那么多人对毛泽东不以为然，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1968年，面对国内两派无法弥合的严重分裂，曾经的毛师长愁肠百结。万般无奈之下，毛泽东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想了一个损招。。。据原苏军上校康斯坦丁诺夫回忆，“1968年秋，我们感到中国人在这个冬天可能会发起挑衅行动。。。在一次打斗中，我们从中国人那里抢来15支枪，并发现枪膛里有子弹。我们非常吃惊。这使边防总队队长列昂诺夫及其副手确信，危险正在来临。。。”。。。1969年3月2日上午9点，中国军队在珍宝岛对苏军发动攻击。。。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回忆，“这次‘自卫反击战’实际上经过中央批准，早有准备，战斗是从北京直接指挥的。。。为了最初的战斗，我们准备了两三个月的时间。。。”关于珍宝岛事件中“谁开第一枪”，至今当事者谁也不承认。中国人压根回避这个问题。但是当时连美国人都不相信苏联开了第一枪。基辛格在回忆录中说，“尼克松和我都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更富侵略性的共产党国家。我们认为，更可能是北京挑起了战斗。”

　　1964年2月中苏在北京开始边界谈判，苏方做出了让步，赫鲁晓夫指示，要避开意识形态争论来“迎合中国”。所以谈判一度很顺利。但是1964年7月10日，毛泽东接见日本社会党代表团，谈及领土争端，毛泽东居然说，“。。。大约100年以前，把贝加尔湖以东，包括伯力、海参崴、勘察加半岛都划过去了。那个账是算不清的。我们还没有跟他们算这个账。。。”7月13日，日本3家主流报纸刊登毛泽东讲话，又迅速被世界各大通讯社转载。。。中苏边界谈判急转直下，谈判破裂。苏联代表团8月份回国。珍宝岛在这次谈判中已明确划归中国，但由于没有正式签约，双方并未交接。所以直至1969年，珍宝岛仍被苏联实际控制。而历史上，中国边民又一直在珍宝岛作业。这就造成了中苏关系恶化之后，珍宝岛地区打斗不断。但至1969年3月2日之前，这些打斗从未上升至军事级别。

　　时值中苏论战，中苏论战自1963年7月始，至1964年10月终。谈判就发生在此期间。。。报纸上唇枪舌剑，骂的一塌糊涂，刘少奇、周恩来私底下却与俄国人谈的十分融洽。第二应该就是因为1963年美英苏签订“三家条约”，借以禁止其他国家进行核试验。法国拒绝签署，并指出美苏在仇恨中国这一点上统一起来。。。苏联出卖了中国。。。在这种情况下，因为俄国人的一点小恩小惠，中国人在谈判桌上就要对他们和颜悦色，喜笑颜开吗？所以毛泽东跑出来搅局。谈什么谈。谈你老木。。。中苏边界谈判破裂后，1964年9月15日，赫鲁晓夫对日本议员说，“苏联的领土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历代帝王是不亚于俄国沙皇的掠夺者”，他们“夺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苏联的边界是神圣的”，“谁胆敢破坏它，谁就会遭到苏联各族人民的最坚决的反击” 。。。自此，苏联开始在中苏、中蒙边境大举增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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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宝岛停战近一周后，1969年3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用交频通讯机给苏联驻华使馆打电话说，“我奉苏共中央政治局之命，要亲自同毛泽东同志和周恩来同志谈判。我试图用交频通讯机同他们联系，但在北京电话局坐着一个无耻之徒，他回答粗鲁，拒绝给我接线，使馆能帮我想什么办法吗？”

　　从1969年3月21日晚开始，苏联方面几次打听毛泽东的电话号码，急于同毛泽东通电话。苏联驻华临时代办也几次找到中国外交部，声称“奉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命，有话要转达”。但是中国人刻意回避双方当面接触。中国人只给了苏联一张“备忘录”，也就是写了个纸条，不用机关用纸，不签名，不盖章。纸条说，“从当前中苏两国关系来说，通过电话的方式进行联系已不适用。如果苏联政府有什么话要说，请你们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于是，苏联不得不通过公开途径的各种官样八股来同中国探讨珍宝岛问题，中国也以同样方式回应。。。中国人自知理亏。如果当面被莫斯科质问珍宝岛袭击的真正原因，中国人将无言以对。。所以只好想方设法躲着苏联。。。莫斯科多次努力无果，在死活猜不透中国人真正意图的情况下，1969年8月13日，苏联冒险发动火力侦察。在中苏西部边境争议地区，新疆铁列克提，苏军集中优势兵力偷袭解放军的巡逻队，致中方38人全部阵亡。。。北京对此却没有任何反应。。。莫斯科快疯了。。。1969年9月3日，胡志明逝世，获悉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莫斯科决定派柯西金前往堵截。但是周恩来在河内只呆了一个白天，柯西金还没到，周恩来就跑了。9月6日，柯西金抵达河内，立即要求中国驻越使馆人员通知中国政府，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便会见中国领导人。。。柯西金没有收到中方答复。。。9月8日，李先念率吊丧代表团抵达河内。代表团全部人员在出国前得到命令，“见苏联人不讲话”。。。李先念与柯西金同时出现在追悼会上，两人相顾无言，擦肩而过。。。苏联方面万思无计之下，只好放下尊严，通过苏联驻华代办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要求，柯西金希望返国途中在北京与周恩来总理会晤。这就是“通过外交途径正式向中国政府提出”。这下子全世界都看到了，苏联有求于中国，急于谈判。。。总躲着也不是个事儿，总有躲不下去的时候。。毛泽东不得不同意会谈。。。1969年9月11日上午，会谈在北京机场举行，“莫斯科同意这种从礼仪角度看不很体面的谈判方式，证明它对苏中关系现状是何等的严重不安。”

　　虽然中国人与苏联人在北京机场热烈握手，互以“同志”相称，中国方面也以“超过以往”的高规格接待极尽地主之谊，借此委婉的向苏方表达歉意。但是周恩来在3个多小时的会谈中说的话，与中国在公开场合说的话，没有什么不同。苏联人千辛万苦谋求的会面并没有帮助莫斯科解决任何问题。莫斯科依旧疑虑重重。。。中国人在边境线上的胆大妄为以及紧随而至的阴险沉默，从此给莫斯科种下了无法自拔的心魔，让莫斯科在以后的20年里一直心烦意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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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是在漫长的战争年代中磨练出来的。虽然经常不按常理出牌，他却并不是个鲁莽的人。在未清楚的了解对手底细之前，他不会贸然挑衅，去冒一些不必要的风险。。。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话不是说着玩的。毛泽东之所以没事找事，有胆量欺负苏联，对着北极熊的大屁股突然狠踢一脚，又对莫斯科坚持沉默，任由其胡思乱想。。。这是因为毛泽东十分清楚，那个已经被富贵和奢华销蚀掉全部意志的苏共中央，绝没有胆略和气魄，来对毛泽东的中国发动全面战争。毛泽东看透了俄国人。。。莫斯科更不会因为在珍宝岛“吃了亏”，死伤一百几十个人，就胆敢对中国报复性的使用核武器。。。他们又没发疯。。。后来坊间传说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即面临苏联“外科手术式核打击”的危险。苏联国防部长也的确发出过这样的威胁，苏联似乎也的确向美国人咨询过核打击中国的可能性。但是象这种话，你喊的声音越大，说的越吓人，其效果也只能说明你在害怕。。。在这方面，也许俄国人不如美国人。。俄国人历来胆小，色厉内荏是他们自斯大林延续下来的传统。。传说当年肯尼迪曾制定袭击中国核设施的计划，因为遇刺未能实施。肯尼迪作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敢作敢为的总统，这个传说听起来还有点靠谱。。。北极熊很强大，但是踢它一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事儿只能怪苏联运气不好，跟中国接壤。即便换做美国跟中国接壤，也许在1969年初那个特别的时刻，也免不了莫名其妙的挨上一脚。。。

　　既然当年日本人都能强迫不共戴天的国共双方放弃厮杀，一致对外，那么现在这头看起来更厉害的北极熊，把中国的造反派与保皇派摁到一张桌子上，大家心平气和的开个小会，那还不容易。。。大敌当前，你们还窝里斗么？随即“核大战”阴云压顶，势不两立的造反派和保皇派也不得不挤在同一个防空洞里挖坑，他们挥汗如雨，以这种方式释放原本将用于武斗的旺盛精力。。。在苏联老大哥帮助下，中国国内局势彻底消停，武斗绝迹了。。。1969年3月15日，珍宝岛战斗结束。毛泽东听了战况汇报，指示到此为止，“不要打了”。。。1969年4月1日—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召开。。。1968年10月，八届十二中全会一致认为，“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司令部及其在各地的代理人已被打倒，夺权的任务已经完成，文化大革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因而召开党的九大便成为巩固已取得的成果的一项迫切任务”。自此“九大”开始筹备。显然，珍宝岛事件也是筹备事务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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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中共官方党史评价九大说，“对战争到来的可能性作了紧迫和夸大的估计，过分强调要准备打仗”。这个说法是对的。但这是有意为之。。。毛泽东和林彪都拿着苏联的战争威胁做了不少文章。比如从1969年9月至12月，疏散大中城市人口、物资，中央党政机关紧急疏散到外地，不少高校也紧急迁出城市。10月14日，由毛泽东提议，中央要求在京的中央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及“一些老同志”，于10月20日以前全部战备疏散。。。毛泽东去了武汉，林彪去苏州，朱德去广州，陈云、邓小平去南昌，陈毅去石家庄，徐向前、刘少奇去开封，刘伯承去上海，叶剑英去长沙，谭震林去桂林，等等。。。毛泽东说，“万一打起仗来，要找的时候，我还离不了这些人呢。这些人还用得着，我还要他们呢。”。。。这个意思就是说，乱了三年了，大家分开一下都去休息，各自静下来好好想想。。。“大疏散”不但打散了中央至地方大大小小的头头脑脑，使其七零八落的分散在全国，同时也打散了全部跨行业的群众组织。文革以来在斗争中结成的有背景的、没背景的各种各样的团伙立刻作鸟兽散（我很想提醒诸位看官一句，那时候是没有互联网和手机的，固话也基本上没有。）。。。各部门各单位的重要档案、文件、珍贵资料，集中装箱运往‘三线’保存。。。在战备的名义下，解放军的威严得到维护，1969年8月“八二八命令”说，“。。。大力支持前线，绝对不允许任何人冲击解放军”。这次若再不把这话当回事，那就要掉脑袋了。。。一直到1973年，中央还在打“战备”这张牌。。。1969年中苏双方都打死打伤了不少人，代价很大。要充分利用这个代价，不能对不起那些无辜丧命的士兵。

　　1969年10月，毛泽东委托林彪召开政治局会议，研究苏联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会后，1969年10月8日，林彪未经中央军委批准，先斩后奏，擅自通过“军委办事组”向全军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个号令”，调动全军进入紧急战备状态。。。1969年10月18日，毛泽东离开北京抵达武汉。10月19日，林彪办公室主任叶群，只以电话记录的方式将“一号命令”先告知周恩来，后传阅毛泽东。毛泽东阅罢，“满脸不高兴”，当即亲自烧掉了传阅件。同日，该绝密命令泄密，引发民间恐慌。。。这件事后来有史学界为林彪辩护，认为更有可能是1968年才接班、主持“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没有领导全军工作的经验，也缺乏相关的知识和严谨工作态度，而犯下的一个低级的组织程序上的错误。也有把责任推到叶群身上的，认为林办主任叶群在上报环节中做了手脚，“以售其奸”。。。但是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一号命令”的内容，由于10月20日苏联代表团将来京谈判，10月8日，从北京疏散到苏州的第二天下午，林彪指示，警惕莫斯科以谈判作烟幕，对我军发动突然袭击，“全军各部队要立即疏散，各种主要装备、设备及目标要进行伪装和隐蔽。。。二炮部队也要做好发射准备”，等等。。。这种话是你林彪有资格说的吗？连毛泽东都没有资格说这种话，这么大的事情，只有中央军委才能拍板发布。而在林彪的“指示”中，并没有“上报中央军委批准执行”等类似的话。。。这不是“篡权”又是什么？

　　这件事虽然看似办砸了，但是林彪无所谓。林彪不过是在投石问路。第一检验一下这几年经营军队的实际效果，第二刺激一下毛泽东，提醒毛泽东，现在解放军在谁手里。。。林彪知道毛泽东除了“满脸不高兴”之外，拿他林彪是没有任何办法的。这么严重的事情，随后也居然就不了了之了。。。

　　（待续）

　　1521年，明武宗死，身后没有子嗣，当时朝廷的实际控制人杨廷和，就随意选了武宗的堂弟、15岁的嘉靖来继位。杨廷和以为这小孩很好欺负。所以当嘉靖提出要把自己的生身父母封做皇帝皇后来祭祀，杨廷和很轻易的否决了，他主张嘉靖换个爹来认，把正牌皇帝明孝宗认作自己的亲爹。。。由此爆发了持续时间长达一二十年的明代“大礼仪案”。单纯从儒家伦理的角度来讲，谁都有理。杨廷和这样的理学大家，不会在事理上站不住脚。。但是这个事情实际上争的是个朝廷的话语权和控制权。作为嘉靖来说，杨廷和逼着自己换亲爹，这个问题关乎皇帝的人格，这件事如果让杨廷和遂了意，嘉靖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朝廷上混？其实这也应该就是杨廷和的目的，就是要把嘉靖整成一个傀儡，乖乖听话。。。没想到嘉靖这小屁孩这么狠。斗争到最激烈的时候，嘉靖下令一百多人入狱，当庭打死十几个文官。。。嘉靖的手段十分残忍。因为不如此，不足以立威，不足以震慑群臣。

　　我们这里之所以提起这个事情，是想帮助大家理解1957年的“反右”运动为什么那么残酷。为什么知识分子提几个意见，就一脚踢到甘肃夹边沟，饿死你。。。为什么这么狠呢？这就说来话长了。

　　比如大便这个东西，在人眼中是屎，在狗眼中就是美食。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因为人与狗的世界观不一样。当年庄子就曾这么嘲笑惠施。惠施在梁国当总理，庄子去看他，有人提醒惠施说，庄周丫来抢你的相位了。惠施很担忧，全城大捕要抓庄子。庄子就去见了惠施，说看你他妈的那个熊样！。。。南方有种鸟你知道不？此鸟“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你这种猫头鹰抓了只死耗子，居然怕那鸟来抢，威胁那鸟说，“吓！”。。你他妈的是不是因为你嘴里的梁国相位，也来“吓”老子呢？。。。佛看谁都是佛，贼看谁都是贼。一些人认为毛泽东迷恋权力，贪权恋栈，挟势弄权，因为持这个观点的人本身就是这种人。权力在他们眼中就象狗眼中的屎一样是美味。而毛泽东作为一位渊博的学者、第一流的艺术家、诗人，一位思想深邃的哲学家，一位有能力深刻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的人，他是否也对权力十分热衷呢？也许毛泽东体会不到权力给予人的乐趣。也许毛泽东更多的是厌烦。。。那些迷恋权力的人，内心都是十分空虚的，自卑的，不学无术，心无所属，不自信，需要权力带给他们心理满足的快感。。。而任何一个自然组成的社会集团里，大多数时候，都在执行“劣币驱逐良币”这一古老的经济学原理。那些对权力心不在焉的人，怎么可能竞争过另一些对权力具有苍蝇逐臭般兴趣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呢？。。。所以，1956年9月党的八大，少奇同志当选为中央副主席，据《邱会作回忆录》，刘少奇的人也“在组织上摆得太高了。。。几乎全部进入了中央委员会”。而“有的同志德才兼备，但没有列上中央委员会名单”。。。同时年轻健壮的小平同志当选政治局常委，总书记。刘邓几乎把控了高层政局。。。迫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特殊环境，而短暂留存在毛泽东手中的绝对权威，很轻易的就丢掉了。

　　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无论党内还是党外，也许都是不服气的。。。战争时期少奇同志进中央核心圈，那时候供给制，人人平等，大家也焦头烂额，没人关心这些事。但是1956年情况就变了。。。你刘少奇做过什么？你有什么贡献？你有什么资格爬到这么高的位子？你无非是在延安的时候抱着主席的大腿，把别人踩下去，自己爬上来罢了。。。首先军方就很反感。这才有1958年5月，林彪破格增选为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这就是在安抚军方的不满情绪。这是刘邓一方受到军方压力而作出的妥协。。。刘邓掌局初期，面对的局面与嘉靖初登大宝的时候也许是一样的，上上下下大大小小的山头，那是一大堆的不服。你算个屁呀对不对。。。所以，1957年，当小平同志以中央“反右”领导小组组长的身份，来部署和实施“反右”运动的时候，“反右”就变味了。。。也许刘邓正好拿这个机会来杀一儆百，震慑群臣。。。也许这才是导致反右运动“扩大化”的真正原因。目的就是打击异己，刘邓要清党了。。。也许毛泽东是“以德服人者王”，刘邓没那个本事，只能“以力假仁者霸”。。。 陈伯达晚年回忆说：“。。。 1957年反右派运动的状况，不允许群众批评领导，一批评就说人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给定成‘右派、反革命’。。。” 据中共中央监委五卷本《清除党内右派汇编》，“反右”运动中从中央到地方揪出的右派反党集团有100多个，党内右派20多万人。省部级以上高干100多人，其中有39个是集团性案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在意识形态文宣部门的各级领导，从中央到地方几乎一网打尽”。。。据史料载，“1958年7月到1959年元月间，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把潘复生，杨珏、王庭栋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在全省干部中大抓‘小潘复生’，全省挖出右派7万多人，党内右派干部2万3千余人。河南人说，河南省的高产和卫星是用拳头打出来的。。。信阳地区右派抓得最多，共8696人，饿死人也最多，超过100万。。。”

　　刘邓把持政权，深知自己不孚众望，所以急于做些事情来证明自己。但是如果底下人都不听话，你搞鸡毛呢？所以“反右”运动对刘邓来说，就是党同伐异，把能干掉的反对派全部干掉，做一个组织上的清理。。。清党之后，刘邓则上下一心，政令通达， “大跃进”运动推行的就象缎子那么滑溜，没有任何阻碍。那些对刘邓不感冒的人，有可能阻止“大跃进”的人们，此时正在夹边沟饿的翻白眼。。。“大跃进”对中华民族来说是深重的灾难，而对刘少奇来说，他却因此巩固了党内地位。因为“大跃进”的责任问题把那些原来也许有些松散的刘邓党们，紧紧串在一根绳子上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所以少奇同志顺理成章的在1959年4月当选为国家主席，及国防委员会主席。1959年夏天的庐山会议是党内反刘邓势力的最后一次反弹，彭德怀被镇压后，党内从此万马齐喑，一群只擅长对上溜沟子舔腚、对下则威风八面的奴才奴隶主，成为党的主体，自“反右”运动形成的这种党风，一直延续到现在。。。1966年12月6日，林彪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说过，“刘邓不仅是50天（指《炮打司令部》中的“五十多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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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在这里翻这些老账，是想让大家明白，毛泽东在文革初期面对的敌人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为什么文革初期会那么混乱，那么残酷。。。几千年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上级领导的道貌岸然和那些装腔作势的威严。人们做惯了奴隶。他们对毛泽东的平等态度非常不适应。毛泽东看着太普通了，甚至就象一个小单位门房里值班的老头，丝毫没有道貌岸然的威风。结果就是谁也不怕他。他们被这种表面现象弄迷糊了，自然而然的，想当然的就以为他们不亚于毛泽东。。。所以毛泽东跟刘邓合作，刘邓篡权，跟林彪合作，林彪篡权，跟王力关峰合作，王力关峰就敢擅作主张。民间脚着毛泽东至高无上，但是毛泽东身边的高干很轻易的就不把毛泽东当回事。得罪毛泽东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毛泽东似乎完全不懂树立威严拉帮结派的手段，他似乎做不出来这种事。也不知道怎么做。。。从1951年批判电影《武训传》开始，直至76年逝世，20多年唯一自始至终紧跟毛泽东的，只有他老婆。作为执政41年的党首，党内压根就没有自己的势力，没有一班始终如一忠诚的死党们，这不是很奇怪的事么？。。。我们不由会的想起孔子说过的一句话，叫做“君子不党”。。。子曰，“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任何人拉帮结派，构建自己的嫡系势力，无非就是给人好处，一边又道貌岸然的吓唬人，所谓“恩威并施”。。但是毛泽东能给别人什么呢？他没有“威”，又能给别人什么呢？地位还是利益？所以他也没有“恩”。。。毛泽东会拿国家公器去换取一些人对自己的效忠吗？他会党同伐异来扶植自己的亲信吗？毛泽东如果是这样的人，他和蒋介石又有什么区别呢？他又怎么可能在力量那么悬殊的情况下，打败蒋介石？

　　所以，文革初期，毛泽东保留了邓小平，直至文革结束，也许毛泽东一直都在保护小平同志。理解毛泽东的这个作为，我们可以参考二战后美国人为什么保留日本最大的战犯，裕仁天皇。因为日本这个奇怪的民族，唯一的信仰就是天皇。打倒皇权，绞死天皇，驱散皇室，日本将分裂成一盘散沙，重归战国时代的混乱。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一个稳定繁荣的日本，才能作为美国影响控制亚洲的战略基地。。。而经过刘邓十几年的苦心经营，共产党早不姓共了，我认为文革后中国共产党应改名为“中国邓产党”。这个党已经不能叫做“共产党”了，你凭什么叫“共产党”？你哪一点象“共产党”？。。。刘邓干掉了党内几乎所有的山头，刘邓不容冒犯的威严和雨露恩惠，让党内这些幸存的奴才们找着了久违的感脚。天威难犯，皇恩浩荡，这才像个皇帝样子嘛。。。毛泽东说话没人听，刘邓说话则令行禁止一呼百应。“四清”的时候，毛泽东就在几个省说过，“我多次叫你们下去蹲点，你们不听。少奇一句话，你们都下去了，还是少奇厉害。”。。。如果文革伊始同时拿掉刘邓，则群龙无首，党内立刻就会山头林立内斗不止。到时候谁来收拾这个烂摊子呢？。。。文革十年，毛泽东毫无办法消灭“邓产党”。不但消灭不了，林彪摔了之后，还不得不请小平同志出山，不然毛泽东玩不转这么大的官僚机构。谁也不听他的。。。早在1966年12月末，“西纠”被取缔，主要成员被抓捕，随后“西纠”迅速改头换面成为“联动”，又被中央文革抓了100多人。。但是4个月后，1967年4月22日，毛泽东下令释放“联动”、“西纠”分子。不放怎么办呢？那么多元帅、将军、部长的子女，你想怎么办呢？你真想激的这些人联合起来跟你拼命吗？。。。1966年12月16日，江青还说“西城纠察队、东城纠察队、海淀纠察队，所谓的‘纠察队’。。。 他们以贵族自居，以为血统高贵，盛气凌人，什么东西”，而1967年4月，这时候的江青也不得不低声下气赔罪，称西纠联动们“受委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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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966年8月5日《炮打司令部》发表，毛泽东彻底激怒了那头实际控制着中国的，力大无穷、长着一万只触角的巨兽。。。困兽犹斗，面对覆灭的危险，巨兽自然要发疯。敌人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先声夺人，把毛泽东的指示做扩大化、极端化处理，并阳奉阴违，引导那些不谙世事的中学生们，把滴着血的矛头从“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迅速转向社会名流、社会闲人、“地富反坏右”、以及有关一切印有“旧社会”标记的事物。瞬时间神州大地血腥四溅，一片狼藉。。。至1966年11月末，毛泽东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毛泽东知道再这么玩下去不行了，红卫兵已经被人利用了，敌人们引导红卫兵大肆打砸抢杀，已经成功的激起了社会各界对“文化大革命”的愤恨。如果继续接见红卫兵，同红卫兵站队，那就是自掘坟墓。所以毛泽东停止接见红卫兵，紧接着1966年12月，毛泽东又开始抓红卫兵。

　　自1966年12月始，“西纠”组织被取缔，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敌我双方各以群众组织为武器展开厮杀，“造反派”、“保皇派”斗争白热化。1967年1月，群众组织在天安门广场通电全国揪斗刘邓。同月，上海爆发“一月风暴”。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指挥夺权，推翻上海市委和陈丕显。《人民日报》借机大造声势。1967年1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造反派《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并加《编者按》传达毛泽东意见。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认为“一月风暴”是“今年展开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一个伟大开端”。。。陈丕显和上海市委那可是在“海瑞罢官”事件中帮过忙的，前前后后鞍马劳顿，没有陈丕显大力协助，你毛泽东哪儿去搞翻彭真呢？。。。毛泽东如此六亲不认，把高层所有人都惊呆了。。。此时他们也许才真正明白，毛泽东所指“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睡在我们身旁的赫鲁晓夫”们，究竟是谁。原来毛泽东不单单锋指刘邓彭真，看样子所有“革命功臣”都他妈的要玩完了。谁也跑不掉。儿女们已经被抓，现在不知道被关在哪里冻的流鼻涕啃窝头。好可怜。形势更是明摆的，毛泽东下一个就要收拾自己了。儿子老子一起完蛋，这就是要灭门嘛！

　　在这种情况下，正是因为高干子弟红卫兵被抓捕、陈丕显倒台，两件事合起来刺激，把盘踞在中央的老干部老帅们逼的从幕后跳到前台来了。学生们会串联，老头们也会。1967年2月16日，叶剑英、陈毅、谭震林等“三老四帅”叫板怀仁堂，大骂中央文革，发动“二月逆流”。谭震林说话最有意思，首先悲情说“十七八岁的娃娃都不放过”，又说，“我一生三不应该，第一我不应该活这么大岁数，看着国家这么乱我心痛。第二我不应该参加共产党。第三我当年不应该跟毛泽东去井冈山。”江青说：你敢再说一遍？就给毛泽东挂电话。毛泽东让谭震林接电话，说“谭震林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你不上井冈山，井冈山是我请你去的吗？你不加入共产党你可以退出嘛！你不活这么大岁数不也活了吗？你现在也可以不活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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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十几个月的“全面内战”，那些乘势作乱浑水摸鱼的酱油党小虾米们都销声匿迹了，最终三大势力打成了僵局。这三大势力就是革命左派“造反派”，军队、以及中共传统势力“保皇派”。。。旧政权被打倒，1968年元旦，“两报一刊”发表社论，号召全国继续深入开展革命的大联合和革命的“三结合”。。。既然打来打去谁也消灭不了谁，那就“结合”吧。王洪文的上海树了典型，新的政权中，分别由革命左派、军队、以及老干部三方组成。军方协调联络，保持中立。其余两派各管各的人。1967年2月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23日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自1968年元旦社论推广上海模式，1968年全年，全国相继有19个省、自治区成立“革委会”。随着新政权的建立，社会秩序逐渐恢复，全国局势也平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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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8年9月16日，上海《解放》杂志发表署名张春桥的文章，名为《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不知道怎么被毛泽东看到了。旋即该文被《人民日报》转载。因为这篇文章，毛泽东想把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张春桥调任《人民日报》，被柯庆施挽留，作为智囊心腹信任。从此张春桥平步青云。。。2005年，张春桥以88岁高龄去世，从后来披露的一些资料来看，这个人骨头很硬，至死也未改初衷。。。如果说毛泽东在党内真有什么心腹、“嫡系”的话，其实也许也就江、张这么两个人。江青虽然对问题有认识，“反潮流”，与老公有共同语言，但是毕竟女流之辈，承受那么大的场面和压力，常常举止失措，言语也不够得体，这是自然的。没弄成神经病就不错了。。。传说李云鹤胆子很大，早先在济南读书的时候，学校附近有一座阴森的孔庙，白天都没人敢去。男同学们打赌，谁敢独自在夜里去拿回事先放在大庙深处的一顶帽子。。。小女生李云鹤谁也没告诉，夜半三更，自己去把帽子拿回来了。。。小李同学胆子这么大，毛泽东还是说她，别说武则天了，你也比不上慈禧。慈禧厉害着呢。那可不是凡人。。。从魄力、手腕、胆略这些政治家的素质来讲，江青比武则天、西太后，正仿佛秦舞阳之比荆轲，不在一个层级。所以那些年，确实也难为江青了。。。而张春桥此人，也许认识水平和政治素质都有，也有风骨。唯一欠缺的就是资历和人望。也许还有他与毛泽东一样的书生本质，对权力心不在焉，不够黑，也不够狠。。。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个文章也许微妙的触碰了毛泽东的心弦。这个文章用通俗的语言，十分隐晦的揭示了一个非常深奥的道理，而正是这个道理，导致毛泽东在1956年八大丢掉了权力。。。正象1958年10月13日，《人民日报》转载此文，毛泽东亲笔在“编者按”中说的，“。。。它是当前一个重要的问题。”

　　所谓“资产阶级法权”，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到的一个概念。马克思说，比如在社会主义经济关系中，存在“按劳分配”的原则，这个“平等的权利”，实际上“仍然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 “按劳分配”这个“平等的权利”，是“法定”的，但它却是一种“资产阶级性质”的“法定权利”。。。社会主义脱胎于资本主义，所以社会主义必然留有资本主义的印记。比如“按劳分配”就是。

　　马克思说，“这种平等的权利，对不同等的劳动者是不平等的权利。”。。。就比如学生们学数学，一样的课本，一样的老师，一样的考题，这对每个学生来说似乎是“平等”的。实际上，这个“平等的权利”却是不平等的。因为小胖同学厌恶数学，却喜欢修车。而小明同学除了擅长数学之外，其余什么都不感兴趣。那么学习数学这个强加在学生们头上的“平等的权利”，分别对小胖和小明同学来说，是平等的吗？。。。这种所谓的“平等权利”，结果却造成了小胖同学与小明同学地位上的不平等。小明这个白痴仅仅因为数学成绩好，拿过全国大奖，在学校就趾高气扬，老师们夸赞，同学们羡慕。而小胖同学仅仅因为学校并不考试修车，数学又不及格，则沦为差生，天天在学校抬不起头来。。。马克思认为，凡是强加于人民头上的所有所谓的“平等权利”，实际上都是“资产阶级法权”。。。马克思说，“。。。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比如在禅宗丛林制度中，从事重体力劳动的僧众，就有享受晚餐的权利。而其余体力支出在一般水平的僧众，包括寺院领导在内，则必须遵守“过午不食”的戒律。这个享受晚餐的“权利”，在丛林制度中，就是“不平等”的。还比如毛泽东时代的粮本，成年壮劳力、与妇女、儿童、老人的粮食定量都是不一样的。这也是“不平等”的。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批判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建国以后所采取的社会分配制度。。。新中国建立前后，中共党政干部收入分配制度发生重大变化，即从带有平均主义色彩的供给制，改成了等级森严、差距较大的职务等级工资制。。。按照对革命的贡献和功劳，老革命们论资排辈，从元帅到大校、中校，分得清清楚楚。这个“对革命的贡献和功劳”，就是一条标准和尺度，马克思说，“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於使用同一的尺度。”所以对每一位“革命功臣”来说，论功行赏，按资排辈，它是一种“平等的权利”。正是因为这种“平等权利”反而制造出不平等的结果，所以它恰恰就是“资产阶级的法权”。

　　我们在前文曾分析过这个问题，中共从红军时代就形成的配给制、供给制，十分相似于禅宗丛林制度。这个分配制度的实质就是“按需分配”。营长以上可以骑马，不是因为营长以上地位高，而是出于工作需要。。。“按需分配”的供给制在后来被污蔑为“大锅饭”。 《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中说，“。。。到后来，供给制几乎成了一个坏名称。。。有人工作不积极，‘干不干，二斤半’，这要记在供给制的账上。有人用了公家一个信封，‘公私不分，供给制作风！’。。。人们攻击供给制的最根本理由，就是供给制不能刺激生产积极性。他们的理论根据就是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物质利益的原则’。”。。。张春桥对此批驳道：“。。。在‘供给制’的情况下，千千万万的人进行了几十年的武装斗争，爬雪山，过草地，两万五千里长征，有谁发过工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难道也是靠工资刺激出来的吗？”

　　也许《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这篇文章，真正打动毛泽东的，是毛泽东在其中找到了自己三番五次没完没了地被篡权夺权的根本原因。。。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杨成武的文章，所谓《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12月18日，毛泽东批评，说杨成武这个贴是反科学辩证法、反马克思主义的。12月26日，毛泽东又批示，“。。。权威和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垮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毛泽东在革命战争年代，之所以能够“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权威和威信”，这个结果是有一个大背景的，那就是供给制。。。供给制从源头上就掐断了权力制度中的利益交易。在供给制中，权力与利益无关。所以权力、威信这些东西就能够以优胜劣汰的自然方式体现。。。而一旦实行“按劳分配”的等级制度，权力与利益挂钩，权力成为一种价值不菲的高端商品，那就可以暗箱操作，暗中买卖交易，这样则必然出现围绕着权力的任人唯亲、拉帮结派、党同伐异等诸如此类的各种各样的残酷斗争。。。毛泽东、张春桥这样的文人，书生，在这方面先天不足，在森严的等级制度下，架空毛泽东，搞翻张春桥，那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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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象上文提到的，小明同学数学成绩很好，其实却是个白痴。。。鲁迅先生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说，“有一回拿破仑过Alps山，说，‘我比Alps山还要高！’这何等英伟，然而不要忘记他后面跟着许多兵。。。”。。。“泥土和天才比，当然是不足齿数的”，但是“纵有成千成百的天才，也因为没有泥土，不能发达，要像一碟子绿豆芽。”。。。这个道理鲁迅先生是很明白的，毛泽东也很清楚。但是建国后论资排辈的那些“革命功臣”们就就不懂。。。革命胜利了，谁的功劳最大？不是林彪、彭德怀，也不是邓小平，更不是刘少奇，不是那些装模作样的官老爷们。。。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千千万万英勇冲锋血洒疆场的士兵，是那些千千万万推着独轮车支援革命的老百姓，他们甚至都没有留下姓名。。。真正的英雄是毛泽东。没有林彪彭德怀邓小平，也会有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但是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话，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时至1968年下半年，全国混战逐渐平息。这时候毛泽东就可以真正开始他的文化革命了。文革的理想，实际上就是一种回归。是改革。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从等级制度这种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回归、重现红军时代、延安时代的供给制。

　　（待续）

　　《矛盾论》说，“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关于“文革”这个极其“复杂的事物”，很多人去记载它，研究它，而至今关于文革的前生后世，是是非非，这那的，仍然是一本糊涂账。没人能说清楚。也许所有对文革有兴趣的研读者们，之所以这么几十年以来，把事情越搞越乱，我认为关键就在于没有找到文革这个极其“复杂的事物”中的“主要的矛盾”。。。文革正因为复杂，就“有许多的矛盾存在”，这些主要矛盾之外的“许多的矛盾”转移了几乎所有的视线，使文革研究整体陷入一种“盲人摸象”的窘境当中。

　　我们先不谈文革中这个“主要的矛盾”究竟是什么，我们先说一件事。比如说1966年8月1日，《炮打司令部》发表之前，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邓因为镇压学潮，被毛泽东严厉指责。毛泽东说，“这是镇压，是恐怖，这个恐怖来自中央”。还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刘邓十几年跟毛泽东明争暗斗，却从来都是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做些挂羊头卖狗肉的勾当。从来也没有如此公开过双方矛盾。因为镇压学潮这件事，刘邓与毛泽东的对立大白于天下，而刘邓理亏。毛泽东有了充分的理由来打压刘邓。所以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列席会议的47名北京高校“革命师生代表”众目睽睽之下，毛泽东毫无阻力的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调整政治局常委布置，把少奇同志从党内排名第二的高位贬谪至第八位。而名不见经传的陶铸，则骤然成为共和国第四号人物。常委排名仅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

　　如果我们抓不住文革中的主要矛盾，仅陶铸这一件事，就能把人整的头脑昏沉。为什么是陶铸呢？从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陶铸是个无可替代的人选。此人属于高岗系一脉，跟少奇同志有宿仇。更难得的是，陶铸此人跟叶剑英也有仇。。。自彭德怀倒台，林彪接管军权，林彪的策略很明显，就是“在其位，不谋其政”。这或者是出于林彪对世事无常的恐惧，或者是对党内无休止的残酷内斗的厌烦。老子什么都不干，你总抓不到我的把柄吧。。由此造成掌管军内具体事务的贺龙及总参谋长罗瑞卿坐大。。。刘邓系的贺龙、罗瑞卿倒台以后，接班的就是叶剑英。那么又为什么是叶剑英呢？第一因为叶剑英跟刘少奇也有宿仇，第二因为叶剑英在党内没有势力。叶帅打过什么仗？对不对。没带过大兵团，没有自己的部队，哪来的山头。拉帮结派不容易。。。毛泽东吃了十几年的亏，绝不再允许党政军铁板一块，来封锁架空自己。所以安插叶剑英陶铸这些棋子，就是在制造党政军的“三国志”。你们底下的仇恨越大越好，我越容易掌握局面。。。。如果从这个权力斗争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些事情很好理解，也容易解释。但是后来短时间内，陶铸眨眼间人仰马翻，1967年“二月逆流”之后，叶剑英也卷铺盖走人了。这又怎么解释呢？很多人就开始分析叶陶二位倒台的原因，拉拉杂杂，把事情弄得一团乱麻。

　　而如果我们抓住了文革这个“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也许一眼就能看明白，叶剑英、陶铸，不过是“中央书记处”这个姓刘的旧内阁，与“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姓毛的新内阁，二者交班之间的过渡性人物。叶陶二位之所以入选中央中枢，成为文革初期的文武两方面的实权派，也许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拿掉他们很容易。。。叶剑英和陶铸在北京都没有盘根错节的势力，推翻他们也就是一句话的事。毛泽东如此铺垫，目的就在于扶植以江青为核心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新内阁资历太浅，且人人讨厌，要想真正掌权是很难的。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其实一直到文革结束，以江青为核心的毛泽东嫡系势力都未曾完全掌控政局。。。所以毛泽东直至累死也不能休息。

　　文革十年，那些纷纭复杂、乱的头晕的高层内斗，其中的主要矛盾就是江青集团（前期是“中央文革小组”，后期是“四人帮”）与中共传统势力的矛盾，从初期的叶剑英、陶铸，到林彪，再到邓小平、周恩来，这些党内大佬与江青集团持续十年的内斗，就是文革中权力斗争的主线。十年中，毛泽东在大多数时候，就是凌驾于这个主要矛盾之上，拉一派打一派，在两派间游移不定，维持着某种艰难的平衡。。。但是谁敢真正威胁到江青集团，谁就一定被打倒。

　　江青后来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在毛主席的政治棋盘上，。。。我不过是一个卒子” 。。。江青集团是有史以来对毛泽东最为忠诚的打手和先锋，毛泽东之所以死保江青，使江青集团成为毛泽东意志的直接体现，作用于中国政治的方方面面，研究这其中的原因，更深层次的挖掘文革权力斗争中主要矛盾的背景，就能找到整个文革的主要矛盾。。。正如《矛盾论》所言，正是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比如权力斗争）的存在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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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文化革命”这个词，在毛泽东口中，最早出现于1956年1月，后来这个词的语境多有变迁，至1965年10月30日，文化部党委《关于当前文化工作中若干问题向中央的汇报提纲》，多次出现“文化(大)革命”，其中说“毛主席的两次批示。。。推动了全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激烈的、深刻而复杂的、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文化大革命”的定义固定下来，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1966年《五一六通知》说，“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根本谈不上什么平等。。。无产阶级继续清除资产阶级钻在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等等，在这些基本问题上，难道能够允许有什么平等吗？几十年以来的老的社会民主党和十几年以来的现代修正主义，从来就不允许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有什么平等。。。”

　　很多人研究文革，总在追逐一些细枝末节，而对于有关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对文革这个“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的明白揭示，却视而不见。文革这个“复杂事物”中的“主要矛盾”，这些文件说的很明白，就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就是这个“主要矛盾”，规定或影响著其它矛盾的存在和发展。。。例如毛泽东自始至终死保江青，因为江青系就是文革主要矛盾中一方的代表，是毛泽东造反意志的直接体现，是毛泽东手中的枪，用来“继续清除共产党内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代表人物”。。。革命者是杀不绝的，其实反革命也一样。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事物总要走向它的反面。昔日的革命者会蜕变成反革命，或者旧的一拨反革命倒下去，新的一拨立刻又跳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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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5年11月12日，姚文元文章在上海发表后的第三天，为以防不测，毛泽东离开了杀机暗藏的北京，开始了9个月漂泊的日子。至1966年5、6月间，《五一六通知》下发全党，聂元梓大字报引发学潮，国家处于暴风雨的前夜，此时，1966年6月18日，毛泽东回到了韶山，在滴水洞隐居了11天。。。老头是需要静下来仔细想想。据随行摄影记者回忆，说看的出来，这11天中，毛泽东“思想压力很大”。。。直到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之夜，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对王力说，“形势很好，阻力很大，现在还看不清楚，反对文化大革命的人力量究竟有多大。。。一定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要枪毙的话，我和你们一起枪毙。”

　　1966年6月28日，毛泽东结束了在“西方山洞”隐居的日子，据卫士张耀祠回忆，“。。。我们上了专列，毛主席自言自语地说：‘又要到白云黄鹤的地方了。’。。。。。“白云黄鹤”一语双关，既指武汉这个地方，又表明了毛泽东此时的心境。也许，毛泽东此时已经下定了必死的决心。正如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给江青的家信中写的那样，“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

　　关于毛泽东的必死决心，我们可以借用《红楼梦》来理解。毛泽东认为《红楼梦》就是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红楼梦》中的主要矛盾，其实与文革的主要矛盾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和两条文艺路线的斗争”。宝玉黛玉就是革命派、叛逆派、平等派的代表。宝玉虽然是主子身份，他却从来没有把自己当成主子，对待丫鬟下人十分平等。。。宝玉也许可以代表人民，代表一种超然客观的态度，代表着上帝对这个人间世界无动于衷的冷眼旁观。。。宝玉听到“文章仕途经济”之类的话很烦，姊妹们却经常劝他，“你就不愿读书去考举人进士的，也该常常的会会这些为官做宰的人们，谈谈讲讲些仕途经济的学问，也好将来应酬世务，日后也有个朋友。。。”。。。这个话如果放到现在来说，就象你是家长，对你孩子说，娃呀，你读书可要用功哩，你要读藤校呀，现在IT最热，咱报个计算机专业吧。你看人家二牛，刚毕业月薪就拿两万多，你可要好好学着哩。。。宝玉听见这种话就想打人，我去年买了个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因为“文章仕途经济”，“藤校金领高薪”，科举高考之类的，都是制造和维护不平等社会的制度，是平等思想的敌人。本来人人生而平等，正是因为这些制度和观念，造成了我们这个世界不平等的现实。不平等的制度及观念则是一切罪恶、痛苦以及混乱的根源。。。后来有一种奇思妙想的观点，认为文革中的告密揭发，夫妻反目，父子成仇，“摧毁了中国文化及道德体系”。似乎我们现在这个社会这么烂，都是因为文革遗毒。。这他妈的就是空空导弹。说这个话的人你们谁懂文革？你们中又有谁懂“中国文化”？你们知道“道德体系”究竟是个什么东西？这不是空对空么，吃了灯草灰，放的轻巧屁。。。持有这个观点的人难道忘了马克思怎么说的，“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现在这个社会为什么道德沦丧，为什么行将末路，原因难道不清楚么？还用的着处心积虑扯到文革头上？不都是因为两极分化，不都是钱闹的么？

　　宝玉说，“姑娘请别的姊妹屋里坐坐，我这里仔细污了你知经济学问的”。。。“好好的一个清净洁白女儿, 也学的钓名沽誉，入了国贼禄鬼之流。。。”。。。“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若他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他生分了” 。。。黛玉与宝玉心心相印，也是一个平等主义者，她与紫鹃就是感情深厚的闺蜜，而不是主子与下人的关系。黛玉不能容忍的则是世俗传统的观念。。。如果把宝玉比喻做人民，比喻为冥冥之中上帝那种冷静超然的态度，那么毛泽东就仿佛是林黛玉，与宝玉心心相印。。。现在林黛玉决心造反了，居然想造贾府的反。。。这不是找死么。

　　《孟子》中记载齐景公的话说，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绝物也。屈原就是这么死的。他改变不了这个社会，又不肯同流合污，去向这个社会投降，所以只能是死路一条。屈原宁死不屈。。。两千多年以后的20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想试试，尝试一下来彻底改变这个历经几千年的，越来越荒唐发疯的社会。毛泽东在滴水洞隐居的时候，早已清楚文革注定失败，因为毛泽东面对的敌人不是刘少奇，也不是共产党，而是整个人类的私心和贪欲。毛泽东区区一介凡躯，面对这样的敌人，他怎么可能胜利。这是无论孔子老子、耶稣、穆罕默德、还是释迦牟尼，都做不到的事情。圣人们虽然喋喋不休的说三道四，企图来改造人心，改变社会，然而几千年来，我们这个荒唐发疯的社会却每况愈下，丝毫不见好转。

　　子曰，知其不可而为之。理想主义者做事情并不以成败及功利为目的。理想主义者只有一个目的，实现或者传承理想。理想实现不了，那就传承下去。而很多情况下，理想主义者传承理想的唯一方式，只有牺牲。我以我血荐轩辕。比如耶稣和屈原。。。既然文革注定失败，那么毛泽东的结局也几乎是板上钉钉了。无非是“枪毙”，或者“跌得粉碎”。。。离开滴水洞，回去北京这个龙潭虎穴之前，1966年7月16日，毛泽东以73岁的高龄，游泳长江65分钟，这是毛泽东在示威。老子身体好着呢，还有时间、有力量跟你们打几个回合。。。俺仿佛看到公元624年的秋天，那个大雨滂沱的暗夜，李世民亲率仅100骑兵，驰袭至东西突厥数万铁骑阵前。。。如此让人肝儿颤的惊人胆略，英雄赴死的万丈豪情，闪瞎你们的钛合金狗眼。。。生死何惧，虽千万人吾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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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在1966年6月，毛泽东就说过，“。。。要放手，不怕乱。放手发动群众，要大搞，。。。右派捣乱也不可怕。”。。。走资派们可不是吃素的，不可能束手就擒。这些老家伙们跟着毛泽东一路尸山血海砍杀过来，毛泽东军事思想也烂熟于心，具有非常丰富的斗争经验。。。当初聂元梓大字报引发学潮，变生肘腋之间，事起仓促，少奇小平同志慌张之中乱了章法，采用了很不高明的对策，直接对抗镇压学潮，让毛泽东抓住了把柄。。。后来的刘邓及其他文革的反对派们，则充分吸取了这个教训，迅速调整了对策，采取了相对更高明一些的办法来继续顽抗，这个办法就是毛泽东说的“捣乱”。

　　至1966年8月1日，少奇同志靠边站，8月5日《炮打司令部》发表，中央内部的对立大白天下。即便到了这个时候，刘邓集团究竟能不能被打倒，还是个未知数。所以自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累计1200万人。毛泽东在党内“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势力可以依靠，他只有鼓动群众来形成对反毛势力的巨大威压。孩子们流着热泪，高呼“誓死保卫毛主席”，此时此刻，刘邓集团虽然尚未确定败局，但是搬倒毛泽东已经是不可能了。第一次镇压学潮被重挫，学生蛋子们腰杆硬了，谁还敢有第二次。。。而8月31日，毛泽东第2次接见红卫兵，也许毛泽东忽然发现，红卫兵队伍中出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迹象。

　　据原“西纠”组织成员陈小鲁回忆，“如果说在8月31日毛主席在金水桥前被狂热的学生围困时，有‘西纠’队员拿出皮带打出一条出路，解救了中央领导人，那确实是使用了暴力。。。”因为距离很近，毛泽东肯定看出来了，红卫兵中出现了“宪兵”，而且这些“宪兵”作风恶劣。这种狗腿子式飞扬跋扈的嚣张态度，不是把“中央领导人”都反衬成了恶霸了么？据另一位原“西纠”成员秦晓回忆，9月16日，毛泽东第3次接见红卫兵，秦晓在天安门城楼上，“。。。看到主席目光是一个不很喜欢我们的目光。当时心里不知道是种什么感觉，就感到主席不喜欢，或者是烦，甚至是厌恶的表情，就这么看着我们”。。。也许不能说当时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近距离接触的学生，都是高干子弟，都是“西纠”、“东纠”等这些高干子弟组织中的成员，因为8月18日毛主席第1次接见红卫兵，我爹这个外省的普通劳动人民出身的小中专生，就差点登上天安门，与伟大领袖握手。。。但是自1966年8月25日“西纠”“正式”成立，以后的事情没有变化么？登临天安门的特权会不会从此被高干子弟垄断了呢？高干子弟与平民学生气质上的分界一目了然。那么毛泽东的“不喜欢”、“烦”、“厌恶”，是针对所有红卫兵，还是针对这些红卫兵中的另类呢？

　　1966年8月25日，北京几个高干子弟云集的中学集会，联名发布《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宣告成立宣言》，其中说，“我们的职责和权利：。。。坚决镇压地、富、反、坏、右、资和他们的孝子贤孙的反革命行动。”。。。这就奇了怪了。《五一六通知》明明说“必须。。。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这里面可没提什么“地富反坏右”。而《炮打司令部》说的则更清楚，“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又何其毒也！”。。《五一六通知》和《炮打司令部》这两篇指导文革运动的纲领性文件，都十分清楚的指出文革斗争的目标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些人就存在于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当中。。。而“地富反坏右”早已在新中国的历次运动中被打的臭死了，早被打的永世不得翻身。“西纠”在这个时候，置中央指示于不顾，要来痛打这些人，这是怎么回事呢？。。。1966年9月4日，“西纠”自办刊物发表《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其中说，

　“目前，正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汹涌澎湃之时，阶级敌人刮起了一股黑风。他们也喊‘造反’，也组织‘造反队’，但他们造的是无产阶级之反。。。他们甚至把矛头指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指向我们的革命老首长、老干部。他们抄革命老首长的家，截革命老首长的车，咒骂革命老首长‘生活腐化’、‘养尊处优’，勒令‘搬家’，‘辞保姆’，打匿名电话进行威胁，等等。这是疯狂的阶级报复！这是十足的反革命！我们革命的红卫兵绝对不能容忍！绝对不能答应！！。。。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西城分队已经成立了！你们胆敢‘造反’，胆敢‘翻案’，胆敢再动我们革命老前辈的一根毫毛，我们就和你们拼命！断头流血何所惧！横扫妖魔全无敌！。。。”

　　文革初期发生了大规模屠杀，1966年8月至9月的40天里，仅在北京这个小范围内，红卫兵就打死了1772人。现在这个帐没办法查了，这些死于非命的人中，其中究竟有多少是“从中央到地方的领导干部”，又有多少是“地富反坏右”呢？而且这些人都是谁杀的？是高干子弟红卫兵，还是平民子弟红卫兵？据《我们这些年：党史重大事件亲历者说》一书回忆，“现在回想起来，那是好多事情都是中央的安排，比如组织我们去抄家就是上面的安排。我就参与了一次抄家，那个地址是派出所提供的，来去都有卡车接送。没有组织安排，我们一群学生怎么知道谁家是反革命？谁家是走资派？谁是‘地富反坏右’？所以都是有人指示我们。”

　　文革初期，看似全国大乱，全武行，乱的一锅粥，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看小旦唱，看花旦唱，看老生唱，看不知什么角色唱，看一大班人乱打，看两三个人互打，从九点多到十点，从十点到十一点，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从十一点半到十二点。。。”如果我们用《矛盾论》来分析，抓住其中的主要矛盾，事情还是可以看的比较明白的。无非就是矛盾双方的斗争。在这个斗争中，红卫兵最终被高层利用，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这也是必然的。娃娃们懂什么。红卫兵从一开始自发的革命，到被上层势力操纵利用，由此也造成了红卫兵的大分裂以及蔓延全国的派性斗争。。。关于文革初期的乱象，“西纠”、“东纠”、“联动”等组织，还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血统论、打人杀人侮辱人、剃阴阳头、淋墨汁、抢档案、炮打中央文革、冲击公安部、大规模武斗、动枪动炮、全面内战，甚至居然还出现了“打倒毛泽东”的口号。。。这么多事，也许目的就是为了制造“天下大乱”，以印证某些人在1966年7月的预言。。这些人企图“转移斗争大方向”，企图引导红卫兵运动，把革命的矛头转向党外，以此引发民愤，搞的好的话，最终推翻毛泽东也未可知。。。“西纠”等对红卫兵运动的影响是很大的，一度主导了潮流，比如红卫兵的制式服装，绿军装红袖箍，风靡全国，这就是高干子弟们穿着老爹的旧军装而引发的时尚。

　　我们也许可以借用一个文学作品来理解，比如抗战的时候，敌人为了挫败“敌后武工队”，就找了一些汉奸来冒充，以敌后武工队的名义到处杀人放火，荼毒百姓，以图混淆视听，彻底摧毁抗日游击队的群众基础。。。在滴水洞苦思冥想的时候，毛泽东“思想压力很大”，因为反对势力太强大了。。可惜毛泽东没有被乱局吓倒，更没有象某些人希望的那样，在乱局面前畏缩不前。毛泽东一辈子惊涛骇浪的，这点小场面其实真不算啥。。。至1968年7月，混乱基本结束，毛泽东完全控制了局势。。。所谓“十年”浩劫，有点夸张了，夸张了5倍。。。毛泽东连日本战犯都不杀，文革中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认为毛泽东也是不可能想着去杀掉的，因为杀了没用。。。杀了这些人又有什么意义呢？连彭真、杨尚昆这些搁过去哪个皇帝手里也活不了的人，不是也没杀吗？。。。走资派的问题归根到底是思想问题，而这个思想问题每个人都有。你之所以没有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装逼，那也只是因为你没有当官。。。个体可以消灭，思想你能消灭得了吗？思想只有通过教育来改变。文革既然是思想革命，所以杀人肯定不是文革的初衷。

　　“西纠”组织在1966年12月中旬被停止活动，主要成员被抓捕。至今关于“西纠”的背景问题仍然扑朔迷离，真相也许只有天知道了。。。1966年12月27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信说，“最近，不少来京革命师生和革命群众来信问我，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牛鬼蛇神戴高帽子、打花脸、游街是否算武斗？我认为：这种作法应该算是武斗的一种形式。这种作法不好。这种作法达不到教育人民的目的。这里我强调一下，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来，才能真正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凡是动手打人的，应该依法处之。”。。。这应该就是对“西纠”活动的最终认定。。。就在同一个月，毛泽东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1966年底，张春桥给蒯大富等一些学生领袖打了招呼，这才有1967年元月针对刘邓的群众集会，声讨刘邓罪行、烧刘邓画像、向全国通电揪斗刘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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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毛泽东是困难的事情，想要理解毛泽东，首先你得理解屈原，嵇康，阮籍，陶渊明，王国维，鲁迅，理解贾宝玉和林黛玉。还有那些看破红尘，遁入空门的人。这些人都理解不了，又何谈理解佛陀孔子这样的圣人呢？与毛泽东一样，这些人都是反社会、反世俗的。。。要理解毛泽东，首先要有一颗超脱尘俗的心。然而我们这个世俗的社会中，世俗观念却占据着统治地位。。。人民是矛盾和辩证的，人民一方面利欲熏心，追名逐利，另一方面人民内心的深处却渴望桃花源的生活，均贫富，等贵贱，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就是因为人民内心深处的这个潜意识，被以上这些人用各种方式准确的表达出来，他们代表的就是人民内心深处的理想。所以人民才会怀念他们。。。中国的历史太长了，各色人等都有机会在大国之君的位置上过把瘾。我们等了几千年，终于有一位本来应该出家讲道而不染凡俗的人，一位“teacher”，一位反社会反世俗与众不同的人，属于社会中的少数者，成为了中国的国君。那么这位国君治下的这段历史，必然也一定是与众不同的。。。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