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整理】刘立中涟水故事 -- 夏至欧锦

家乡的白酒名扬四海，可是，家乡的雪窖酒现在却难见到了。前不久，问及当地一家很有名气的酒厂厂长，他也摇头。其实，那时在我们乡下，雪窖酒最为珍贵，非上宾好友来访是不会开坛的。

秋收后冬藏前，村里开始准备做酒。做酒的高粱米是各家凑份的，然后请酒师傅来蒸煮和发酵。发酵房里酒糟气熏人，大人不准小孩进去，说酒药是小孩脑子做的，闻了会中邪。其实，没有那回事。待蒸煮过的高粱发酵好了，做酒师傅便挑着蒸锅与家什来了。那蒸锅据说是铜锡做的，上下两层，左右两边各有个开关龙头。蒸酒的日子一连好几天，村里喜气洋洋，杀猪宰羊，大放鞭炮。在做酒的日子里，孩子们是最开心的。大院里，先是做酒师傅烧香跪拜，向天地撒酒，祭酒神。接着，燃起炉火，院里烟雾弥漫，热气腾腾，蒸锅下一边放着酒桶，一边放着半人高的大木盆，一边流酒，一边流着热水。大人们常去用手指蘸着酒水尝味，与做酒师傅讨论酒的醇度，孩子们挨个扒衣脱裳，在冷风里咝哈乱叫，等着跳进大木盆里“脱壳”。农村洗澡条件差，过了秋天，孩子们在很长日子里没有洗过澡了，一跳进木盆，个个都快活的像旱天下河的鸭子。一会，便脱下一层黑皮。据说，只有孩子们在蒸锅傍水桶里洗澡，那酒才能做得醇厚，这大概跟做高粱酒时需要人们往里撒点尿是一个意思。

酒做成后，根据每家出的粮多少来分酒。大院里，坛与甏拍成长队。大口竖壁为坛，小口凸肚为甏。我家总是用坛，母亲说，坛口大透气好。

酒装进坛里，用猪尿泡套住封口。猪尿泡就是猪的膀胱，先把里面的尿倒了，再把它放进草木灰里用脚踩着反复地搓碾，直至它的脂肪被搓光了，像羊皮纸一样透亮，然后用水洗净，挂在阴头里让风吹干，它是封坛口的好材料。坛子封好口，放在屋里候着，等天落了雪，在墙外背阴里挖坑，坑洞挖得比坛子大好几倍，坛子放进去以后，再将雪块填进去，围着坛子踩结实，为防猪尿泡被压破，在坛口上放一块片石，再用雪埋了，覆上泥土。雪窖酒就是这样做窖的。也有人家把雪窖做在大门洞下，大门洞既是阴阳交替之地，又安全又易取。

但要取出雪窖酒来吃，一般要三年。当然，酒愈陈愈好。要做陈年雪窖酒，得每隔两年挖开窖再加雪培，让其阴发。我曾见到埋在地下九年的雪窖酒，那酒经雪冰封，寒暑往来，地气冷暖，水分蒸发掉许多，变得十分醇厚。其色如琥珀透明，喝时如露珠滚过咽喉，香而不飘，浓而不沾，甜而不腻，洌而不阴，真可谓醇甜甘洌啊。三年的雪窖酒开坛满屋香，六年的雪窖酒开坛满院香，九年的雪窖酒那浓郁的香气，如无形的薄雾延漫到村路上，甚至随风踏浪飘散过河。岸这边的人家开坛喝酒，岸那边的人闻到就流口水，口水流的多了，便寻到河边来骂人：“河东边听着，你想馋死人哪！”开雪窖酒时，一家人都想喝点，连从不喝酒的白发老太太也会高声叫儿孙：“倒一杯来尝尝。”少喝人如沐春风，润润酥酥的，多喝人若置身秋风送爽的田野里，畅快似神仙呀！

几十年来，我走过不少的地方，喝过多种名酒，但总觉得那些名酒没有我们家乡酿制的雪窖酒香浓甘美。绍兴黄酒有一种叫香雪，不知它的酿制方法是否与我家乡雪窖酒的酿制方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酿制雪窖酒，曾是我们家乡的一种风尚，现在，似乎已无人做了。

这是意想不到的，在村中也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那是母亲过世后的第三年，我们兄弟姐妹四人回老家给母亲立碑。石碑是从南京运回来的，很快就立在母亲的坟前，同时栽了松柏。在返程前，大家心里感到空荡荡的，偌大一个家院，眼前一根草也没留下，什么都没有了。大哥想带点纪念物走，问及家里曾有过铜鞋拔，也不知踪影了，我们一阵唏嘘叹息。这时，住在我家屋基上的三表弟媳跑来说：大姑奶奶有一口坛子，你们要不要去看看？我跟三姐点点头，便跟她去。

那是一口甏，挺大，放在靠近屋檐的梁头上。取下来一看，甏里尽是纸张，计有地契、税单、当票、国债卷、枪支证明、捕盗申报、户照、课本以及1922年县农校毕业证书等等，内容十分丰富。

一甏纸张，一叠叠发了黄的宣纸对我来说是家庭秘史。就地契、户照等资料而言，家史溯源到高祖玉书公、玉森公兄弟买卖土地，曾祖西川公、京川公兄弟分家、划清地界，皆有案可查。不过，从地契来看，从咸丰十年、光绪元年到民国年间，土地买卖都是在兄弟、家族中间进行，没有将土地卖给外姓的记录。这是为什么呢？那时可能有一种观念、一种规定，不到万不得已不准将祖业卖给外姓人家。这使我想起我家被刘耕川叔侄常年讹买他的土地，每次几分几厘卖给你，让你年年供养着他们。现在想来，除了其他因素外，跟土地只能在族内买卖的传承可能有关系。

过去，我对家里拥有多少土地一直弄不明白，一看土地税照旧明白了，1943年我家有土地32亩。这对1946年土改每人可分4亩7分地来说，我家多出的土地是极有限的。从护照、地契上还反映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那就是在我们那里没有工业、缺少商业的穷乡僻壤的地方，穷富往往以拥有土地多少为标志的。但是土地与人口是成正比的，一个家庭的人口多了，特别是兄弟多了，人均拥有土地也相对少了。我对照族谱后发现，凡在土改时定为地主、富农、富裕中农的人家，基本上是两三代皆单传，凡被评为中农、下中农的人家，一般都是两三代人中，时有兄弟，凡被划成贫农、赤贫农的人家，百分之百是两三代人中代代都是兄弟两三人甚至四五人。当然，贫富的形成还有其他原因，诸如或善于经营与不善于经营，或懒或赌，或贫病交加，或健壮勤劳，等等。但在我族中，人口、土地与贫富的关系从五代人的发展来看，是十分清楚的。

我家高祖兄弟二人，曾祖兄弟二人，祖父与父亲都是单传，因此拥有土地相对比较多，而高祖的另一支三代单传到我叔叔，他家即成地主，我曾祖的另一支生下三个儿子，到了我堂叔一辈，他们三家都成中农。这种情况如果在不与工商业联姻的偏僻的农村，人口（男性）、土地与阶级（阶层）成分的情况可以说一般都是如此。

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

令我惊奇的是我家曾有一支枪，1925年我父亲有持枪证明，七九马枪一支，子弹若干，由乡长俞凤藻、区长金东华签证。我父亲买枪无疑是护家只用，那时，洪会可能已经过时，家里的大刀已经起不到防御盗贼的作用了（那柄大刀我儿时玩过）。当时民间已有军事组织，从户照上看是：庄董刘海亭，庄佐贾小楼，排长蔡郁哉。另一处写明刘海亭为族长。

家庭经济方面，有当票一张，捕盗申报一件，购物单一件，信生社交会费通知一件，1925年发行的兑换券，等等。这些文件很能反映我家过去的方方面面，比如信生社是一种民间的互助组织，1937年11月，我父亲接到它的通知：“社委会决议限期还贷三十三元。”这说明那时我家已借贷。在“选奉”单上，详细记录了在淮阴乾协绸布庄购买各种绸布的品种尺寸与价钱，这好像是为我母亲出嫁而购置的嫁衣。由父亲交给外祖父176元银元，亦记录在案，可能是礼钱。这一类的人文资料，现在恐怕是很难见到了。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母亲保存下来的一甏珍贵资料，其意义不仅是让我解读家史，同时，也对涟水社会撩开冰山一角。

那么，母亲为什么要把那些纸头塞进一口大甏里呢？我想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敬字惜纸。我们那里有敬字惜纸的传统，对字很恭敬，对纸一片也不能乱丢乱扔。我在开蒙读书时，教士墙角的竹楼上就贴着这个口号。

母亲这一举动如果在“文革”动乱期间被人发现的话，是有坐牢与批斗的危险。那时的村里，据说“革命”搞的如火如荼，帮派之间斗得死去活来，连各家的祖坟都刨了，对被称为“变天账”的地契是绝对不会客气的。但是，看来革命总难彻底，对如此大量的地契竟无人发现，真是不幸之中的万幸哪！

感谢母亲，为我们保存了如此丰富而珍贵的历史资讯。

枪决，在我们那里叫铳；陪着被枪决的人，叫“陪铳”。

在那动乱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常常见到枪决人的场面，也常常见到陪铳人。不过，目睹铳人令我心惊胆颤两腿发抖，因为少年人的心毕竟是稚嫩的嘛。

我读初一那年，有一天学校忽然通知大家到梁岔镇参加公审惯匪大会。早饭后，我们全校师生到了梁岔镇的一块空地上，整齐坐在前排。场地上搭建一台，横幅标语为“公审××、××、××大会”，两边有民兵站岗。宣布大会开始后，民兵押上一个姓张的犯人。被五花大绑着，背插纸牌，上书其姓名与“惯匪”“反革命”等字样。那家伙生得虎头虎脑，满面油光，两眼如铜铃，一幅土匪模样。在专员宣布他罪行的时候，他好像满不在乎，如旁听者，而在如潮如雷鸣的口号声浪里，他好像也不在乎，只是到了有位老妇拿着血衣控诉他杀了她全家时，他才低下头。据有经历的大同学说，此人有些异样，一般犯人此刻是面色死灰，两腿打颤，而张犯现仍睁着铃铛眼，涨红着脸，像没事人一样，怪哉，怪哉！

奇怪的事还在后面，对五个犯人一个个公审与控诉完毕后，专员宣布枪决令。宣布时四个犯人晕倒，唯独那个张姓惯匪没有受到多大震动，甚至他嘴上还掠过一丝冷笑。在令他们上独轮车推往枪决地时，别的犯人两腿都不听使唤了，上不了车，靠民兵们推拉着他们上车，而那张姓的惯匪却是自己坐上第一辆车，面部表情很镇静。枪决地离会场仅隔一块麦田，很近，到了那里，别的犯人都吓瘫了，张犯却很熟练地跪倒，姿势也符合跪的标准，不像别的犯人那样东倒西歪。这时枪响，第一个就把他给铳了。会场上，人人都说那张姓惯匪不怕死，我也想起这类人在毙命时常喊出“老子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的故事。不过，到了第二天便弄明白了，原来，那姓张的惯匪已被公审过几次了，每次枪决人时都没有向他开枪，他只是个陪铳者。据说，第一次陪铳时，枪响后他是晕过去的，但是后来当他再参加陪铳时便有了经验，不仅能做到不晕倒，而且还会显出满不在乎的样子。这次梁岔公审，他显然以为是陪审陪铳，所以，他能做到面不改色心不跳，让人惊异。可是，他是搞错了，像他那样血债累累的盗匪，人民是绝不会让他活命的。

我还有一次目睹陪铳，印象也很深。

那年，我们那里闹“西乾道”，闹得人心惶惶，夏天，大家不敢开门开窗睡觉，说是有人会夜里来割小孩的生殖器做药，同时，他们还来窃取财物。后来，在淮安破获“西乾道”聚集武装，搞暴乱。我见过一个展览，枪支不少 ，有机关枪，有手榴弹。1950年8月25日在五港镇开公审大会，押上场的有军师、国防部长、军政大员数人。军师郭敦孝是海州人，五十多岁，大脑袋，留长髯。国防部长是一条腿，三十多岁，据说他原是复员军人。在其他军政大员中有一位是我村里人，姓季，他的儿子是我小学的同学。公审时，我的那位同学与家人拿着芦席站在台下，等着收尸。宣布他们罪行后，押解他们到镇上小饭店让他们吃好喝足，以便死后做个饱死鬼。执法人员也参加吃喝，大家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然后，押解犯人到镇东头乱葬坑去枪决。这种做法也许是古代传下来的遗风吧。

在枪决军师郭敦孝时发生一个插曲，使其他陪铳者黯然失色。

当时，不知是枪手喝了酒还是他原本枪法不准，他在相距不到十米的地方开枪，第一枪子弹竟然从军师的右耳边擦过，第二枪子弹又从军师的左耳边飞去，两枪未中，观者哗然，都称军师有护身符。这时，嘴里“咕噜咕噜”在不停地念咒的军师，他转过头，泰然地说：“你打不倒我！”众人赫然。执法队长见状，提着盒子枪跑上去，对准他的后脑一枪，把他毙了。陪铳的“国防部长”和我那位同学的父亲早已魂飞魄散，昏昏然倒地，他们大概以为自己已经毙命了。收尸的家属亦以为他们被毙了，抱着芦席嚎啕大哭起来，推开众人往前挤。

后来，陪铳者被执法队用冷水激醒，押解回县。

陪铳制是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法制，其作用有三：1.震慑（对陪铳者），2.警世（对世人），3.玩命（犯人中尤其是土匪之流，他们大多为玩命着，因此在处决他们时，有人也想拿他们的命来玩玩）。当然，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的陪铳制在我国早就被废除了。

潘绍余是个厨子，常在婚丧喜事场面上走动，学了不少礼教家法，懂得规矩。潘绍余长得敦实，天庭饱满，眼大有神，皮色白里泛红。他天生乐观，总爱一边“笃笃笃”地斩肉，一边哼着小调。鬼子投降那年，潘绍余当上了农会主任，民兵队长。

盐河在蔡工村边打个S湾，潘绍余住在湾尾，朴小痴住在湾头，两家相距一华里光景。朴小痴不是他的大名，因他做事不顾后果常常离谱，就这么叫开了，反而忘了他的大名。朴小痴生得高挑黝黑，眼大而长，他总是不声不响，拿着他那双驴眼觑人。他家独门独户住在河堤上，那里是土匪出没之地，朴小痴经不住土匪大碗吃肉大把分钱的诱惑，一成年就入了伙。那年反霸开始，潘绍余和朴小痴变成了冤家对头。

潘绍余奉命捉拿朴小痴，寻了几天，终于找到线索。原来，朴小痴住在他情妇家里。河堤下半里宽的地面上连连绵绵生长着芦苇，苇荡里住着一户姓沈（隐去真姓）人家，三间堂屋两间灶间，围墙外一圩杂树。这户人家男的在外打短工，家里只有姑嫂二人。潘绍余带着两个民兵，一个守着大门，一个在圩后放哨，他提着汉阳造进屋，刚到灶间门口便碰到嫂子出来倒水，惊问：“潘队长，有事吗？”潘绍余虎着脸：“你叫朴小痴出来！”嫂子说：“他不在这里。”说着就转身进屋，蹙进厢房。厢房的门并没有门板，只挂着兰花帘布，潘绍余伸头张张，里面黑咕隆咚，便推子弹上膛，喝令朴小痴出来，朴小痴瓮声瓮气地回道：“大家都是好汉，你让我穿上裤子。”里面一阵响动。这时，嫂子端出马桶，放在灶间门口，拉下裤子坐下来。潘绍余赶紧退出来，非礼勿视也。他想，这房子没窗，看你姓朴的往哪跑。他听到厨房里不断传出响声，就是不见人出来，便喊道：“朴小痴，你出不出来？”说着就要往门里冲。嫂子说：“潘队长，你敢进来，我叫你一辈子做不了人。”潘绍余一想，看女人屁股这事宣扬出去，就难看了。他又缩到门外：“我看你坐马桶坐一辈子？”他倚着酱台往里看，只看到那女人曲着膝头，松脱的裤子盖着脚面。一会，姑子从厢房里出来，跟嫂子调班，拉下裤子上马桶。潘绍余骂道：“你两个不要脸的东西，看我点火烧房子！”两个泼妇心里有数，这不过是唬人。女人上马桶，潘绍余便不敢进房，这事现在看来简直不可理解，但在半个世纪前，在懂礼教守规矩的潘绍余看来，应该这么做。而且，朴小痴是瓮中之鳖，是跑不掉的。其实，潘绍余不知朴小痴这个家伙的狡猾，他在厢房里用长凳竖起来顶住房檐，把房檐向上撑高。灶间房屋低矮，用长凳上顶房橼下抵床头，一会儿就将屋面顶出一条缝来。他从缝隙里拱了出去。潘绍余真有点迂，他还在盯着女人的脚，守在院子里。这时，只听圩后放哨的民兵急叫：“朴小痴跑了！”他才醒悟过来，拎着枪骂道：“你两个婊子，回来跟你们算账！”

当潘绍余跑到大门外，朴小痴已经跑出一大截路。他们紧追着，在潘绍余追到盐河堤上时，朴小痴已经游过了河。潘绍余悬赏道：“哪个抓住他，赏三笆斗小麦！”这时，潘绍余的外甥小金保在河西地里翻山芋藤，他听到舅舅的喊声，便举着木棍上前拦截者朴小痴，将他绑起来交给潘绍余。

朴小痴被关在北边刘大庄一家地主的炮楼上，为了防止逃跑把他吊在梁头上。那天夜里月色皎洁，在楼下能望见朴小痴吊着的身影。但是，那天夜里还是给朴小痴逃了。关于朴小痴的逃脱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说是民兵有意放走的。不过，我听继业二叔说，他那天晚上与人值班，被朋友邀去喝酒，回来后望见楼上朴小痴仍吊在那里，也就放心了，可是第二天早上一看，原来朴小痴已经逃了，那梁头上吊着的是朴小痴的长衫与礼帽......

一年过后，也就是1946年冬天吧，当了还乡团的朴小痴回来就抓潘绍余。他们互相打埋伏，也常常隔着盐河互相对骂，互相用枪来对话。清明那天，潘绍余几个在西河堤下，朴小痴一队人藏在河东树林里，双方又对骂起来。

“你投过来，包你没事。”

“你投过来，包你有田种。”

“国军强大，八路跑到山东去了，你们垮了。”

“蒋匪兔子尾巴长不了，我军举行大反攻，快来这里了！”

接着他们要赌命，朴小痴喊道：“潘绍余，你是条汉子就从堤后站出来，我三枪不打你断子绝孙的话，我给你打三枪，怎么样？”

潘绍余喊道：“你朴小痴就不是条汉子，用女人屁股挡着逃跑，你说话算数？”

“不算数不是人养的。”

潘绍余从堤后走出来，站到盐河堤顶上，准备给朴小痴打三枪。这时，一个机枪手端起机关枪就要扫射，潘绍余的妻子箭步上前，一把托住了机关枪。朴小痴叫道：“抓你来是叫你劝潘绍余投降，想不到你会这样！”接着，朴小痴对潘绍余连开三枪，打掉了潘绍余头上的帽子。潘绍余从河堤上拾起草帽，看一眼帽顶上被子弹打穿的两个洞，顺手戴在头上，然后端起枪。这时，朴小痴也从树林里出来，站到河岸上，给潘绍余打了三枪，有一颗子弹把他的裤裆打个对穿。潘绍余说：“我只想打掉你裤裆里的铃铛，叫沈家姑嫂守活寡！”

韩信一生，“成也一妇人，败也一妇人”。这话用在潘、朴二人身上倒也恰当。朴小痴逃命是沈家姑嫂救护的，而潘绍余的死却也在一妇人。

后来，潘绍余已不是当年的厨子了，他手中有权，又有几杆枪，游来游去，上级也难管束。潘绍余已不是见女人上马桶不敢进房的人了，他勾上几个骚货，又跟河西地主朱家的女儿姘居。那朱家女儿是个破鞋，潘绍余对她总不放心，时时盯着。一天早上，朱家女儿去五港镇赶集，潘绍余远远地跟着。他还没到镇上，蒋军、还乡团突然从青纱帐里冲出来，包围了镇子。潘绍余赶紧躲到曹王庄北边一户姓刘的人家，他躺在床上装病，可是来了几个拉夫的蒋军士兵，硬是拉他去抬猪猡。当他走到五港镇口，落到朴小痴手里，立即用铅丝穿住他的锁骨，戴高帽子游街示众。据说他死得很惨，肩上插刀，活埋。

潘绍余尸体运回来的时候，裹在芦席里，停放在东堆时，我是看到的。

后来，调查证实，朱家的女儿并没有被还乡团收买，亦非故意引潘绍余上当，而是潘绍余自己鬼迷心窍尾随着她，断送了自己的性命。

解放后镇反，朴小痴被从镇江抓回来枪决了。

他俩的坟墓，一个葬在盐河的湾头，一个葬在盐河的湾尾。沈家姑嫂常到朴小痴坟上去哭，朱家女儿也常偷偷地到潘绍余坟上去哭，当然，那是在潘绍余妻子改嫁之后。

1993年7月31日写

大概在1946年到1947年间吧，那是一个极为动乱的时代，村里出现卖壮丁现象。

那时卖壮丁有两种，一种是上面派给一个村或一个乡出多少壮丁，而村里乡里落实不了，于是大家出现买。另一种是私买，一般是有兄弟两人以上的人家被派了壮丁，而这户人家不愿当兵，于是出现买。

人们为啥不愿当兵？有些除了怕死以外，也跟那时社会风气有关。那时，人们的观念跟现在不同，对军人印象普遍不佳，流行语是“好人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所以，派上壮丁的人家，有钱的就出钱去买。那么卖壮丁的是些什么人呢？卖壮丁的多为穷苦的农民、流民。但基本上都是有兄弟的，独子不卖壮丁。

由于卖壮丁是20世纪40年代的普遍现象，所以，当时在四川产生一部很著名的戏剧叫《抓壮丁》，那部戏把壮丁这个社会问题真实而又全面地反映了出来。

我们了解了当年的时代背景，村里两个卖壮丁的主人翁就该出场了。跟我同住一个庄上的一户人家是逃荒来的，姓黄，兄弟二人，靠打工生活，家计难以为继。老二年满十八，单身，有人出钱说价，为了哥哥一家活命，他卖了壮丁加入国民党军队，一走就杳无音信。那时，我印象他是个身穿破单裤的青年，黑瘦黑瘦的，很是无奈，一脸茫然。他走时兄弟抱头痛哭。另一个是堆（堤）东的，叫贾兰生。他那时似乎尚未成年年，常常到我们读书的教室外面来玩。来时，他总是背个草篓，在沟边圩前割草。他大概喜欢读书，站在窗外呆呆地看我们读书，痴痴地笑。他从堆东为啥来堆西贾庄玩，是否贾庄姓贾的有他家的近房头，不得而知。贾兰生也是黑瘦黑瘦的，他最明显的标记是右额上有个铜钱大的疤，亮亮的。据说他家很穷，他在替人家放牛。后来，有一段时间没见到他站在教室窗外，也见不到他来割牛草，人家说贾兰生卖了壮丁，到国民党军队当兵去了。从此他就与黄二一样一走就杳无音信。

我见到黄二大概是在读高中那年，他突然回来了，穿一身解放军的黄军装，左眼瞎了，留下一个凹陷的疤洞，村里人传说他是打仗时被解放军俘虏过来的，当了机枪手，在后来的战争中不幸负了伤，失去一只眼睛，成了一级残废军人。因为他很老实，又有残废军人生活补贴费，所以很快就结了婚，与一个离异的女人生活在一起，后来也生儿育女。在我成年以后，见到他时，他总是笑嘻嘻的，一幅满足的样子。

黄二死于何年，不知，我近年回乡，也没人提起过他。

十年前吧，我回乡时到镇上同学本生家借脚踏车，他不在家，有个穿西装的老人说他上班去了。我问他贵姓，他说姓贾。在交谈中，他告诉我他是从台湾回来的。他是参加台湾到北京去的一个旅游团去旅游，没到北京，他从半路上就回五港了。他说外地没看头，就想回五港来看看。他的思想之情溢于言表。这时，我从这位黑瘦老人的右额上看到什么东西一闪，原来是个伤疤，一个名字从我的脑海深处跳出来：“你是贾兰生？”

他惊奇：“你怎么晓得我的名字的？”

我说：“你卖壮丁前，常常在我们教室外割草......”

“是呀，我家穷啊。”

“你家现在还有什么人吗？”

他没有回答，问起了我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在上海做电影导演时，他又一次睁大了眼睛，接着，他显得吃惊的样子说：“啊，电影导演！在台湾是很难见得到的，他们出来时总是前呼后拥的，保镖很多呢。”

我笑笑。接着，我们谈起了各自的生活，他说他仍然单身，靠退役金度晚年。平时就是想老家，想涟水想五港。他的乡愁是在外乡的游子都会有的，我能体会。

第二天，我与从南京回来的大哥在给母亲上坟后，在路上忽见一辆吉普车在村庄间的村路上转悠，因为那时乡里几乎没有小车，大家都很惊奇。有人过来说这辆吉普是乡长的坐骑，现在里面坐着贾兰生，还有乡里干部陪着呢。我哥问：“贾兰生是哪个啊，是不是早年常来河边割草的贾五小子？”

蔡宗凯跑过去看看，回来说：“是啊是啊，是贾五小子呢，他太阳穴上的大疤一看就是他！”

坐乡政府的小车在村民来看是一种待遇，是一种荣耀。请贾兰生坐小车在村中参观游览，在我看来这对他不仅是一种接待，也是对他思乡之情的一种尊重。地方政府能如此热情接待台湾的一个普通退役军人，让人感到欣慰。我想贾兰生坐在车上不仅能看到村里的巨变，恐怕更多地勾起他对过去的回忆，那盐河滩上青青的牛草，那教室里令他羡慕的朗朗读书声，那被生活所逼卖壮丁的悲惨旧事......过去的岁月，一定在他胸中掀起阵阵风暴。

走到长江边

从家乡走到长江边约有五百多华里，我少年时凭一双脚竟能徒步走到那里可以说是个小小的奇迹。回想起来，那次旅程也是我一生中最远的步行。

1949年春天，淮海大战的硝烟刚刚散去，大哥与其所在部队便到了长江边的黄桥，准备渡江南下。母亲得到消息就立即带着我去看望大哥，同行的还有刘浪的父母、沈崙山的父亲和朱云山的家人。

母亲对大哥的寄望非同一般，她认为大儿子是刘家的顶门柱，继承人。打完仗，应该让他早点回到家里来。现在，大儿子要到江南去，那何时能回来啊？1946年夏天，大哥在淮阳读华中医科学校时，母亲为了拴住他，请外祖父到淮阴连劝带哄把大哥弄回家，与摇篮里订亲的桑青莲结婚。桑青莲出身地主工商家庭，有点文化，举止大方，长相也漂亮。我母亲很满意，以为用他拴住大儿子不成问题。不料想那年风云突变，内战爆发，大哥在盐城一带前线服务，历经数次战役后回到家里，没几天便与刘浪、沈崙山、朱云山往西北找部队去了。

漂亮的媳妇没能拴住大儿子。

当然，大哥上前线找部队去母亲是赞成的，并且亲自送他走的。

大哥走后，没有音信。母亲又担心又害怕。她四处打听。与有人下山东的人家、河西沙庄上的二爹三爹家来往密切起来。由于苦闷，她请人来算命，住在松林边的瞎子成了我家常客。算命先生是心理学家，他们知道人家要他们来解决心头之忧、胸中之闷的，所以，他们在认真掐算之后，便迎合邀请者的心理，胡吹一通。有一次，那瞎子说，某人儿子外出，多年没有音信，有一天夜里，他在梦里梦到儿子，与儿子分梨吃，刚剖开梨，惊醒了。他担心极了，与儿子分梨是否不吉利，与儿分离了？他请算命先生替他解梦。算命先生一听他说的梦，便笑道：祝贺你了，你儿子明天就会回来！那人问何以见得？算命先生说：分梨见子，梨切开不就见到里面的子了吗？......我母亲听到这类故事就很开心，好像她思念的大儿子就要回到她的面前了。于是她请瞎子喝菜粥，给几枚铜板。

现在，母亲怀着同样喜悦的心情，到五百里以外的江边去看望大儿子。母亲脚小如粽，虽然从未出过远门，但也没有把五百里路放在心上。不过，当我们走到涟水城南黄河滩时，我已经走不动了，母亲给我雇了毛驴，骑不到廿里路，屁股被磨破，不能骑了，这时母亲可能崴了脚，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但她仍坚持着走，把毛驴给退了。从家到淮安一百廿里路，大家都累的抬不起脚，母亲就鼓励大家坚持住，并说到了淮安有船可坐。晚上，我们到了淮安城，接待站安排了住宿，并开了路条，联系了船只。第二天早上，我们匆匆上路，沿京杭大运河南行。大概是坐船需要等待，大家心情都很焦急，怕亲人去了江南见不到面，于是，仍然相信自己的两条腿。

一路上，母亲不断在问：“你大哥怎么样了？”她好像在问我，也好像在问她自己，可见她当时焦急的心情。

我们行走的速度很快，两天后便到了仙女庙。江都城边的河湾里满是庙宇，人们正在那里赶庙会，人群塞途，香火极盛，热闹异常。好像战争

已经远去。过了仙女庙，我们在村中一座祠堂里过夜，第二天就赶到了泰州的地面。当我们到了黄桥地区，找到大哥他们所在的部队时候，大哥已随部队出发南下了。部队立即派人骑马去追，我和母亲也跟着追去。当时，母亲是很急的，几乎哭了出来，她生怕见不到大儿子，一双粽形小脚脚不点地地奔恨不得飞起来。一路上，母亲上气不接下气，大汗淋漓，衣衫很快就湿透了。

所幸大哥接到通知，背着背包奔了回来，母子在路上见了一面。那时，田野里油菜花正黄，小麦灌满浆，景色一片明丽。

见到大儿子，母亲激动不已，没有说多少话，只是深情地望着。

无疑，母亲当时为大哥感到骄傲和自豪。后来，她对我说：“那么多当兵的没有一个有你大哥漂亮！”母亲用这样的话语夸奖大哥，是她对大儿子的成长感到欣慰和满足的一种心理反应。在黑暗的年代里，她苦打苦熬，把期望寄托在大儿子身上，现在，见到大儿子一身戎装、英姿飒爽地站在面前，她怎能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啊！

我们与大哥相见匆匆，至多十分钟，大哥就转身跑步追赶部队去了。

母亲见到大儿子，在回家的路上非常高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我们到了邵伯，搭船行了一段路。船身上有许多枪眼，帆上被子弹打得像马蜂窝一般。船老大说：“你们坐船、吃饭不要钱，我哩（们）捡一条命回来就不错了。”从邵伯到高邮，一路上他们讲了解放军打过长江去的故事，件件令人惊心动魄。

从淮安到家百余里路程，我们一天就走到了。夕阳下，母亲站在河堤上，望着满河滩金灿灿成熟的麦子，兴奋地对我说：“快走哇，回家磨刀收麦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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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声望:1；铢钱:0。你，乐善:1；铢钱:7。本帖花:1

“文革”动乱中，罚的花样百出，罚站，罚爬，罚打扫厕所，罚什么的都有，令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没有罚讨饭的。我儿时见到过罚讨饭的事，虽已为昨天的历史，不妨作为掌故记述在这里。

我外祖父家东边的一家是地主，所住大宅叫东天，西边的一家也是地主，所住大宅叫西天。为啥叫这么古怪的名字，我至今不明其意。东天大宅有前后院，前院仄小，有一棵大楝树歪斜地生长着，浓荫盖住了大半个院子，地砖缝里生长着绿苔，墙角草垛上也生满绿苔，好阴森。后院墙高院深，也是阴森森地。大院里住着两个人，一个是女主人，小脚，扎丝带，竹布褂裤脸白而丰腴，眼角总是挂着笑意。她有点文化整天念佛。她家大厅里供着观音，檀木条桌上放着一个香炉，一个座钟。她穿着整齐，花白的头发从来纹丝不乱。我母亲说：“东天阿婶总是有条有理，从来不慌乱，就是在路上遇到雷雨，她也不会快跑，脚步也不会乱。”东天住着的另一个老人是女佣，陪她嫁来的，瘦长，瘸腿，出门拄着藜木拐杖。瘸子爱唠叨，见到小孩举起拐杖来赶。那一主一仆很少与人往来，安安静静常年守在那座到处生者绿苔的高墙深院里。

在我的记忆里，东天太太到大院外的活动极少，好像只到过打谷场。她收租较低，人家以谷物收成与佃户对半分，她就四六分，佃户分六成，她分四成。这样，佃户当然高兴。为了表示对佃户的尊重，她从来不看场。佃户为了表明自己手脚干净，从场上回家时把笆斗口朝下地拿回家。分粮时她并不在场，由瘸子监视。她的出现完全是礼仪性的，办一桌酒请大家吃，并道一声辛苦。接着她就挪着那双小脚，不紧不慢地往回走，就像我母亲所形容的那样。这样一个端庄、守礼、收租比较公道的女地主，土改中当然斗不到她。别的地主大会小会斗，罚站、罚跪甚至挨棍子，她照样在家念经焚香。有人说，这不行，革命不彻底，改造地主的工作没有做到家。于是。农会里几个头面人物坐下来研究：怎样来斗这个女地主？议下来，觉得开群众斗争会斗她不行，她除了收租剥削外数不出其他罪行。正在大家拿不出办法的时候，一位讨过饭的副会长说：罚她讨饭，让她尝尝讨饭的滋味。大家都认为这个点子出得好，附近村子斗地主还没有用过这种方法，大家一致同意，就这么办。

村里人听说要罚东天太太讨饭，家家都做点准备。东天太太开始讨饭了，她穿着整洁，提着竹篮，不紧不慢，由东家向西家挨家挨户的讨过去。大家给她的多是白面馍馍，饺子，包子。为了不让她受窘，大家都不放孩子出来看热闹。时间稍长，有的人家开始骂街了：“这是哪个缺德鬼出的主意，罚东天老太讨饭，真缺德！”不少人家见她来了，都说：“你不要听他们的，就在我这里吃吧！”她表示感激，莞尔一笑：“谢谢了，规定我要讨满七家哩。”

她提起篮子走后，那家男人关照女人：再磨点面，准备着。那些在灾年曾借过东天太太粮食的人家，趁此机会还她人情，给的馒头又多又白。

到了晚上，她叫拐子把篮子里的食物给一家家送回去。

这时，瘸子就咋呼开了：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吗？

东天太太倒平静，我去送还，怕罪上加罪，你去送还，没事的。

瘸子愤愤然：人家骂我是你的狗腿子，嗨！

两个老人都笑了，东天太太笑得满眼是泪。

送还馒头的事有人反映到农会干部那里，于是，干部又告知各家各户，东天地主婆来讨饭时不准给她好吃的。

但是，她讨到的大多还是白面馍馍。大年夜，当她讨到豆腐渣、山芋与玉米粉做成的馍馍时，感到新鲜，咬一口满嘴香。她高兴起来，望着飘雪的天空说道：辛亏佛祖罚我讨饭，否则，恐怕一辈子也尝不到这么香的馍馍。后来，罚她讨饭花样不断翻新，令她讨饭时必须带瓢，散发，拄打狗棍。再后来，令她讨饭时要喊“爹爹奶奶行行好，给点吃的吧？”而且喊声要大，在前庄喊后庄能听到......不过，由于众人反对，东天太太讨饭历时不到一月便停了。众人说东天太太这样讨下去，我们家里麦子都要磨光了，你们这是惩罚她啊还是惩罚大伙啊？

她讨饭结束时写出一份交待，她说这次讨饭收获巨大，功德圆满。她是用文言文写的，没有几个人能读懂，但众人一致称赞她的字：娟秀、清楚。

罚富人枵腹乞食，换个位置看世界，这点子确实与众不同。不过，如今不大会有人想出这个点子来了，因为当官者中做过乞丐的人恐怕是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