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万里同志逝世 -- 老老狐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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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梳理万里同志生平,万公的起伏升降,似乎总有邓公影子。

      说起万公与邓公的渊源,要从1943年邓公代理北方局书记说起。

      1943年8月,中央准备召开七大,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彭德怀(北方局书记为杨尚昆,于41年返回延安任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办主任)等一大批高级干部由前方回到延安,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18集团军129师政委邓小平接替彭总代理北方局书记。10月,太行分局和北方局合并,129师部与集总合并,邓书记管了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平原分局和晋察冀、晋冀豫、冀鲁豫、山东等北方局全部辖区。由此,冀鲁豫边区第二(运西)地委书记的万公成为邓公的部下。不过当时的万公和邓公隔得有点远,反倒是同在冀鲁豫边区当地委书记的赵紫阳、许梦侠等人,开会聚餐打游击,可能更为熟悉。

      当年的冀鲁豫抗日根据地主要包括鲁西、(小)冀鲁豫、冀南三大块。

      鲁西是115师挺进山东后整合本地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的,以115师343旅686团的杨勇为1#,鲁西最初隶属于中共中央山东分局、115师师部,后来与冀鲁豫合并,由北方局直辖,段君毅、万里、许梦侠、张霖之、潘复生等都是地下党干部,他们为创建、巩固、发展鲁西根据地,做出了贡献。

      冀鲁豫是115师344旅的地盘。先是代旅长杨得志率旅直一部和独立团打前站,其后政委黄克诚率主力(八路军第二纵队)等跟进,整合冀鲁豫边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了(小)冀鲁豫,随后黄克诚率一部南下华中的豫皖苏,赵紫阳是豫北地下党干部。

      1938年初,129师386旅的陈再道、宋任穷等先后挺进冀南,整合本地抗日武装与地下党一起创建了冀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中央决定将鲁西区和冀鲁豫区合并,成立新的冀鲁豫区;44年,冀鲁豫、冀南合并成立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和冀鲁豫军区。黄敬任分局书记,宋任穷任军区司令员,黄敬任政委。

      1945年,中央撤销北方局成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个中央局,冀鲁豫正式纳入刘邓麾下。万里、段君毅、许梦侠、赵紫阳等冀鲁豫干部随着刘邓大军前进的步伐,先后离开冀鲁豫,走上各自的精彩人生路。

      万里、许梦侠等一路随二野大军前行。许梦侠参军出任二野三兵团十军政治部主任,建国后一直留在四川,是四川高层中二野系的代表性人物。万公一直从事地方工作,跨过黄河、跨过长江,南下石头城、西进红岩村。1953年,在撤销各中央局加强中央机关的大潮中,万公紧随邓公的脚步由西南局调入中央建工部。

      万公和许梦侠在53年后的交集应当不多,但许的冀鲁豫三地委(鲁西北地委)下面的朝城县有个精明强干的小伙子,注定将在30多年后与赵公、万公携手唱一出大喜大悲的传奇,他的名字是:田纪云。

      赵紫阳随军南下桐柏后,并未和二野大军继续前进,而是留在湖北,邓子恢、李先念、王树声等与南下的四野林彪、罗荣桓、谭政等组成中南局,赵紫阳随四野大军南下广东。在广东期间,赵紫阳与四野政治部主任陶铸配合默契,58年、59年,赵公以一封“从化来信”和“反瞒产”报告,引起了最高领导层的关注,也把自己的名字刻上了史书。

      1975年10月,赵紫阳出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在这里,他遇到了冀鲁豫的老朋友许梦侠。在川四年有半,赵许默契配合,成功压制晋绥山头在四川的实力派,二野系成为四川政坛NO1!

      田纪云也是随二野大军来到西南的,最初在贵州从事财政工作,69年调到四川省财政系统,在这里。他遇到了鲁西北的老上级许梦侠。

      77年的十一大上,四川省委书记赵紫阳当选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徽省委书记万里进入中央委员会。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赵、万双双卸任省委书记,赵紫阳增选为政治局常委,9月,赵接替华国锋出任国务院总理;万成为复设的书记处书记,随后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和农委主任。81年3月,52岁的田纪云追随赵公脚步,由四川省财政厅长升任国务院副秘书长,跨入部级干部行列,次年6月,田纪云出任副总理兼秘书长,两年时间,由正厅而副国,火箭般的崛起速度让后人仰慕。

      这一届国务院,赵总理、万副总理、田副总理,邓公麾下的冀鲁豫贡献了3位,风头之盛,一时无两。

      通宝推:C狂飙行者,
      • 家园 毛主席说瞒产可以宽待,虚报不可饶恕

        因为瞒产终究还是在农民手里,跑不掉。虚报则会导致计划混乱,导致番大错误。

        反瞒产貌似是胡耀邦非常重视的一个问题,1959年是他提交了一份关于广东瞒产的报告。

        • 家园 瞒产私分是生产队对抗公社、生产大队的手段

          对于瞒产私分,主席认识也是有变动的,从最初受误导、以为找到征购困难的原因,到支持农民,虽然时间不长,还是有个转变过程。正是这种思考,主席后来才一直坚持把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变成生产队。

          本穷估计,只要认真沟通、拿事实说话,一些基础薄弱的地方,包产到组,主席也会支持的。

          另外,79.3月份,华国锋开的那个口子,比一窝蜂强太多了。

          华国锋说:“包产到户,大家不赞成。但有些大山区孤门独户,那里有几块地。不能把人家赶下山来,造成浪费,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统一在集体经济里。”

          “大山区孤门独户”、“可以包产到户,参加生产队分配”。

          另外,附上一封“毛泽东给中央常委的信”

          来源:《毛泽东文集》第八卷

          给中央常委的信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常委及有关各同志:

            送上河北深县五公公社耿长锁的一封信[1],山东省委一九六一年三月关于大小队矛盾问题座谈会材料[2]一份,湖北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的报告[3]一份,九月二十七日邯郸座谈纪录[4]一份,另有河北的一批材料[5],请你们一阅,并和你们的助手加以研究。然后我们集会讨论一次。这些材料表明: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6]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7]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我们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8]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9]。如不作这种规定,队的八权[10]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11]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12],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被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山东、广东、河北这些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13]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三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哪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胡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也不知是谁地谁人发明了这个“三包一奖”的胡涂办法,弄得大小队之间,干群之间,一年大吵几次,结果瞒产私分,并且永远闹不清。据有些同志说,从来就没有真正实行过所谓“三包一奖”。实在是一个严重的教训。

            毛泽东

            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九日上午八时

            根据手稿刊印。

          注释:

          [1]指河北省深县五公公社社长耿长锁一九六○年十二月三十日给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的一封信。信中说,五公公社一九六○年比一九五九年减产百分之五十多,除了天灾外,还有人为的原因:一是违反因地制宜、不违农时的原则。二是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政策征购任务不断增加,社员的口粮指标下降,使群众生产情绪低落农活质量普遍下降。对于怎样争取明年丰收过好日子,提出以下意见:一、把按地头评产的征购政策改为按标准亩平均征购政策。多产不多征购,少产不少征购,人为的损失不减任务,特殊灾情个别照顾。生产队对小队可采用“四包一奖”的办法,各队之间一般不调剂,多产多得,少产少得。二、坚决贯彻因地制宜、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相信群众,多作调查研究。三、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应切实加强培根固本的具体工作。四、应促进牲畜的交流,取消各地不让牲畜出境的限制。

          [2]指中共山东省委农村工作部《关于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大小队矛盾问题的座谈意见》。这个材料说:几年来普遍发生严重的瞒产私分、社员生产不积极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在一个核算单位内部,小队和小队之间的经济水平不平衡,生产好坏和收入多少差别较大,但收益却由生产队统一分配,从而产生了平均主义。解决的办法,必须实行“四权”统一,即生产资料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统一,生产权和分配权的统一。根据“四权”统一的原则,核算单位应当是直接的生产单位。核算单位的规模,不宜过大。

          [3]指中共湖北省委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五日关于试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给中南局并报中央和毛泽东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说,在贯彻执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的过程中,一部分社员和基层干部提出,如果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各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也就是穷队与富队的矛盾问题,很难解决。孝感地委和荆门县委作了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试点,做法是:取消“三包一奖”,生产队的收入,除完成国家征购和按比例上交公积金、公益金、管理费外,其余全部由生产队自行分配。试点经验证明,这样做,解决了以队为单位生产却以大队为单位分配的矛盾,能够从根本上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在目前情况下,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可能比较有利于生产的发展。省委认为,主张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是有道理的,请求允许进一步开展试点。

          [4]指毛泽东一九六一年九月二十七日在邯郸召集的谈话会上所作的记录。记录中提到:“三包一奖制度是‘烦琐哲学’。你看,有三十七道工序,四十九个百分比,一千一百二十八笔账,光定额就有四百多个。”

          [5]河北省的一批材料,共五件。第一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七日关于在保定地区调查分配大包干的情况给省委的报告。第二件是中共保定地委一九六一年九月八日关于分配大包干问题给河北省委的报告。第三件是中共河北省委工作组一九六一年八月十八日关于唐县峒龙公社张显口生产大队执行分配大包干情况的简要说明。第四件是中共张家口地委一九六一年八月二十五日关于农村人民公社试行收益分配大包干情况给河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刘子厚的报告。以上四件对实行分配大包干给予了肯定。第五件是河北省藁城县岗上公社良村生产大队制订的一九六一年“三包一奖”粮食包干合同。

          [6]六十条,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条。

          [7]“三包一奖”,是包工、包产、包成本和超产奖励的简称。

          [8]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后来于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日至一九六二年一月十日在北京召开。

          [9]指邯郸谈话会记录中的“大队应管之事“(九条):一、征购;二、直属企业(有些手工业如铁匠、砖瓦窑),机井,米面加工厂,油坊,粉坊等;三、学校(小学);四、必要的基建,如水利;五、必要的救济;六、必要的补助;七、民兵,治安保卫;八、作物安排(计划管理);九、党的工作,政治思想工作。

          [10]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第二十九条规定的生产队在管理本队生产上的自主权,共八条:有权因地因时种植;有权安排农活;有权决定增产措施;有权选留和管理本队的种子;有权调整本队的劳动定额;在不妨碍水土保持,不破坏森林、草原和牧场的条件下,有权在本队范围内,开垦荒地、经营荒山和充分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土地;有权利用农闲时间经营各项副业生产。

          [11]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

          [12]指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报送的关于南海县大沥公社沥西大队试行生产队(小队)包干上调任务的情况调查材料。调查材料说,沥西大队为了解决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实行了在“三包”、“四固定”的基础上,在全大队进行统一分配的原则上,定死各生产队对大队的包干上调任务,完成上调任务后,超产部分全部归生产队自行处理的办法。这个办法实行后,各生产队干部和社员的生产积极性被进一步调动起来。毛泽东三月十六日在材料上批示:“印发各同志。请各组讨论,这个办法是否可以在各地推广。”

          [13]指中共中央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的指示,于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发出。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对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还是以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以便党中央作出决定。次年二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的指示》,决定农村人民公社一般以生产队(相当于初级社的规模)为基本核算单位。

          通宝推:桥上,林风清逸,
        • 家园 你把胡耀邦和赵紫阳搞反了,广东反瞒产私分的是赵紫阳

          这个相当于在大跃进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不过从当时的历史情况看,大家既然觉得粮食多的吃不完,收购却收不上来,他想不到这个别人也会想到

          反瞒产私分的是他,后来四川大包干的还是他,好处说是善于想办法解决问题,往坏处说是善于琢磨领导思路。

          我是愿意往好处说的,毕竟老老狐狸说邓同意大包干是一段之后的事情了

          • 家园 赵在四川做了些事,但不是包产到户。

            万里在安徽肯定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肯定责任制;周惠在内蒙肯定两定一奖制(定畜群、定任务、超产奖励)。

            这三位不完全一样。胡耀邦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紫阳第二、周惠第三”,瞎扯!

            另外,按南方周末的说法,“要吃米,找万里”这句话是胡耀邦说的!

            1979年,安徽搞“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当时主政安徽的万里压力颇大,胡耀邦在一次会议上说,“要吃米,找万里”,以此作为支持。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重新成立,在酝酿人选时,胡推荐了万里,他说,“让他来管农业,是农民推荐的。”

            赵紫阳在四川肯定责任制,这和他62年在广东发现推广“洲心经验”有一定关系。和万里相比,赵在农业上有经验的多,不是白丁一枚。

            除了责任制,赵搞“三三见九不如二五一十(放弃低产费工的三季改相对高产的两季)”,效果也不错。

            20世纪60年代初,清远县洲心公社在全省率先试行田间管理责任制,即固定地段,包工定产,对产负责,超产奖励,对水稻、番薯等大田作物实行田间管理,充分调动了社员群众的积极性,粮食生产取得了大丰收,甚至超过了1956年历史最好水平。这一做法,引起了中南局书记陶铸的重视,亲自到洲心公社蹲点总结,并要求在全省推广,这个在当时促进农业大发展的做法,被誉为“洲心经验”。

            按赵秘书的说法,即便是批邓子恢“包产到户”的时候,也未影响“洲心经验”在广东推广。

            1962年6月我到他那里工作后,7月12日就跟随他去清远县调查,听到了县委介绍洲心公社的水稻管理经验——“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我们立即赶往洲心公社。在我看来,这是非同小可,应该载入史册的一天。“联产责任制”的发现,为广东的农业复苏,乃至以后为四川摆脱饥饿,重振“天府之国”美誉,乃至以后为全国粮食大增产,起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在该公社塘坦大队大围第一生产队一住就是三天。赵紫阳与当地农村干部和农民开座谈会,对他们的经验做了深入的调研了解后,赵肯定他们的经验,支持他们的创举。7月15日至18日,我们又到惠阳淡水的秋溪公社调研推广“洲心经验”的可行性,然后,立即决定在全省推广。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洲心经验”好就好在既没有分田到户搞单干,又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通俗地说,就是既不冒犯“天规”,又能增收粮食。

            何谓“农业生产联系产量责任制”?简单来说,就是“按田定产,固定到户,包田间管理,超产归户”;具体内容:第一,土地仍属集体所有;第二,插秧、犁田、耙田仍由集体派工统一进行;第三,由各户分片管理(如灌溉、除虫、拔草、施肥、收割等);第四,包死产量,超过部分归农民。核心是第四部分,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使洲心公社粮食大增产。

            赵紫阳总结、推广“洲心经验”后,同年7月25日至9月4日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全国各省第一把手参加。陶铸作为中南局第一书记参加,赵代表广东省委参加。会议以前,赵已把“洲心经验”报告了陶铸,并得到陶的赞赏支持。到北戴河后,赵又向主管农业的副总理邓子恢做了报告,并将详细材料交给他。邓子恢非常高兴,当天晚上就到了赵的住处,表示完全同意、支持,认为广东找到了一条很好的路子,便决意在这次会议上向各省介绍和推广。因为它既可提高全国粮食产量,又不会被抓辫子、受批判。他离开赵住处时,一副喜形于色的样子,连我们都看得出来。

            谁也没想到,会议开始没几天,就把“包产到户”作为“农村的两条道路斗争”的问题提了出来,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讲话,并点名批评了安徽的曾希圣搞“包产到户”。理所当然,赵带去的“洲心经验”也胎死腹中。

            令人高兴的是,“洲心经验”已在广东生根开花、结果。赵从北戴河回来后,开了六天会,传达中央工作会议精神。随即,他就做了长达近一个月的粤东行,到了许多县、公社、大队,督促、检查“联产责任制”的落实。在广东,经济复苏之所以较快,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推行了“联产责任制”,而且抓得很紧;抓住不放。

            • 家园 赵在四川搞的本质上就是“包产到户”

              在这种情况下,万里是第一个站出来为包产到户正名的。1980年1月,在一次重要会议上,万里说:“包产到户原则上不同于分田单干,虽然形式上与分田单干相似,而生产资料所有制并没有变,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公有的,生产队有权根据情况加以调整。”不久,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都普遍推行包产到户。因此,时任党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同志说:“包产到户,万里第一,(赵)紫阳第二,周惠第三。”

              你下面也承认“病急”了,可还羞羞答答觉得安徽只有那两年“病急”,如果真是这样,四川、内蒙古、河南、贵州又急啥?

              安徽1976年刚刚取得历史最大丰收,粮食产量1684万吨,人均368公斤,历史上粮食产量波动也不是一次两次了,新来的领导不明白情况,下面具体搞农业的是老手了,如果老办法能解决问题何必瞎改革

              万里此后调任国家农委主任,来安徽前可是从没在农业口干过,那时候党可是唯才是用的,不是干出来了成绩为啥他去专搞农业

              • 家园 一刀兄啊,差的太多了。本穷脸厚,哪有啥羞羞答答的时候。

                责任制联产到组或者包产到组、包干到组只是核算单位调整、管理下放而已,和大包干到户,完全两回事。79年华国锋为山区孤门独户包产到户(不是包干到户)开小口子,强调纳入集体分配,不是没原因的,上交、分配的手续,不是繁琐哲学。

                至于万里,这里就不客气了,其在安徽农业上的实际成绩非常糟糕,既不及前任李保华、李德生、宋佩璋,也不及后任张劲夫,其能升任书记处书记,不过是正好站队到凳公阵营而已。

      • 家园 一直有点好奇

        邓挑乱邦的真正原因,是不是因为乱邦比他更矮?

        • 家园 耀邦是叶帅和邓公都接受的人选。

          大平反站前台,很拉住不少老同志的心。在15前后出生的群体中,呼声比较高。

          80年11月10日-12月5日,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了9次会议,专门讨论华国锋问题。除刘伯承、聂荣臻二人因病未参加(聂荣臻来信同意会议内容)和陈永贵、赛福鼎二人未通知到会外,实到政治局委员21人,候补委员1人。中央书记处7人列席,共计出席者29人。

          11月11日下午,陈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陈云讲了三点意见:

          第一点,揪出“四人帮”,是华国锋对党的“一个很大的贡献”。那时,华国锋“是负主要责任的”。但是,揪出“四人帮”以后,我们党没有能够实现心情舒畅、生动活泼这样的局面,使人“大失所望”。

          第二点,“华国锋同志当主席不适当”。陈云说:“那一天我跟先念同志到国锋同志那里去的时候提出,国锋同志要有自知之明,在毕生的工作里头,加号是多少,减号是多少。加号指的正确的,减号指的错误的。我讲了一句,希望国锋同志珍惜已有贡献,就是说,不要随便丢掉已经有的这一点贡献。”

          第三点,“我认为这件事不能再拖了。十二大谁作报告决定下来,哪个当主席哪个作报告。”

          叶帅发言后,华提出辞职,并提议由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这两个职务。叶帅坚决推辞,再次提出批准他离休,推荐邓小平担任中共中央主席。邓小平说,70岁以上的老同志不要去当中共中央主席,他自己只愿意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建议12大把中央主席制改成总书记制。

          这一年,叶帅83、邓小平75、陈云74、李先念71、胡耀邦64、赵紫阳61。

          胡耀邦在批华的同时也为华说了些好话,虽然也同意“根据这一段的工作来看,换人是势在必行”,但胡耀邦并不赞成马上对人事做调整,曾建议等到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再做决定。对于自己最后出线,他应当比较突然,没啥心理准备。

          邓小平力荐胡耀邦担任中央主席,并对胡耀邦说要“当仁不让”。

          通宝推:普鲁托,
        • 家园 两张有意思的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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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2年,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合影于颐和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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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耀邦同志视察东北

          • 家园 要帮筒子不是一直推动要使用刀叉,提高大家素养,怎么还有

            这么泥腿子的造型?这太影响他的光辉形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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