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作家张正隆：亮剑打鬼子是想象的 日军军事素质非常好 -- PBS
家园 这个P君 呢，估计是个WW，信奉的是米帝，蝗菌厉害大大的，不可战胜；土共是没有前途的，以前的战绩是可疑的，不存在的。一国两智，你懂的。
通宝推：马后炮,实事求是,constant,- 复 这个P君
家园 P大神是借我们的花献你这个佛呀 “信奉的是米帝，蝗菌厉害大大的，不可战胜；土共是没有前途的，以前的战绩是可疑的，不存在的。一国两智，你懂的。”
这不，你就几句不咸不淡的话就能得几十朵花，而他自已却还在求破处。P大神是借花献佛呀
家园 谢谢大家 捧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 复 这个P君
家园 张正隆是个WW？ 他是个勇士，职业军人，对日本军国主义深恶痛绝，但是尊重事实，承认战争前期中期的日军技战术超过八路。
你是横店抗日神剧的合伙人吗？有利益冲突？
- 复 这个P君
家园 PBS 网友确实跟你我不是一路。不过这是论坛， 人家既然能心平气和地说，我们也得礼貌回应。
家园 这倒是，本人不同和尚同路 这个论坛在北美注册，同你提到的那些“论坛”有不同之处，就是没有“敏感词”。
家园 没有大师您这样的涵养 在有些人身上是不值得花时间和精力的，直接视为粪土吧！
家园 看到亮剑点进来，以为会提到李云龙呢，结果是讲鬼子厉害。 我觉得电视剧《亮剑》是大毒草，在塑造所谓鲜活的李云龙形象之时，悄悄地消解毛泽东军事思想，让人民喜闻乐见的观赏影视剧中，不知不觉的以为中共领导的抗日就是类似于李云龙这样领导独立团打鬼子。
《亮剑》为什么是大毒草，是因为它不符合毛泽东军事思想。李云龙的所谓“亮剑”，是违背党的抗日战争战略思想的。所谓的“亮剑”精神，绝不是人民军队的军魂。毛泽东思想才是真正的军魂！
经过十年的国内革命战争，我军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干部。其军事水平、政治素养、工作作风都是很过硬的。能进入正规部队的无一不是精英中的精英。象所谓的原型之一王近山中将，也是刘邓手下的一名副团长。而《亮剑》中李云龙，完全不象是经过长期革命队伍洗礼的中级指挥员，倒象是刚刚被我军收编的土匪头目。军风纪差、开口骂人、以打架认人能力、以喝酒识别同志，缺乏一个这个级别上的干部应有的水平、风度。很难想象在艰难困苦的年代，这样的人有生存能力吗？能很好的贯彻党的武装斗争战略？
编剧们对我军的历史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就是将没有得到基本的文化教育的人都当成是不懂基本礼节的人！以为没有上过学的人必然粗鲁，把文化水平同素质水平等同。这是我国目前教育的误区，想不到也影响了编剧。
其实我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优秀的品质，是深深扎根在最基层、最广大普通百姓中、而且是体现的最彻底的！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最是读书人，这才是真正的人生体验。
李云龙的粗，不同于巴顿将军的粗。 巴顿的粗，是贵族的傲慢和军人的自信；李云龙的粗是粗陋，是流氓无产阶级的体现。编剧恰恰放弃了这个群体中人的好的一面、截取了坏的一面，实是败笔。
电视剧中对李云龙大加赞赏的一个性格，是李只占便宜不肯吃亏的“罗汉”品格，这可是典型的小农意识、流氓性情呀。我们日常生活中多见此类型的人，一般说是没有什么大出息的人。
从军事的角度讲，不吃亏的品格是很危险的。有为有不为，知进亦知退是指挥员的必备素质。一味的争强斗狠，必定占小便宜而吃大亏。《亮剑》宣传这个品性，让人很迷惑。而李的每一次斗狠都大获全胜，让人不禁会产生赌徒的冲动。其实，兵者事关重大，哪是如此儿戏？
我倒是觉得土共应该拍一拍罗荣桓，虽然在中宣部和广电总局那里不太可能通得过，也没有李云龙这个合普通老百姓口味。
——————分割线——————
【毛对罗荣桓的评价】
1961年和1962年，毛泽东曾两次和别人谈到罗荣桓，并概括了如下：
1、凡是我倒霉的时候，罗荣桓都是跟我一起倒霉的。
2、罗荣桓的品格，用十句话概括：无私利，不专断，抓大事，敢用人，提得起，看得破，算得到，做得完，撇得开，放得下。同我一辈子共事的人，只有罗荣桓。
3、山东只换上一个罗荣桓，山东全局的棋就下活了。山东的棋下活了，全国也就活了。山东把所有的战略点线都抢占和包围了。只有山东全省是我们完整的、最重要的战略基地。北占东北，南下长江，都主要依靠山东。
4、罗荣桓在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地区，做好了决定中国革命成败的事业。
5、罗荣桓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想的是把山东全部拿过来，就想到把全国拿下来尽义务。
6、山东是执行中央十大政策的模范。罗荣桓一到山东，就在谁领导谁，谁团结谁，谁统一谁这个最根本的问题上，坚持正确路线。
7、罗荣桓在山东，一直抓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问题。什么是中心？就是发动群众，依靠群众，武装群众。少奇同志到山东，支持的就是罗荣桓。
8、敌人蚕食了，是面向根据地，还是背向根据地？罗荣桓的翻边战术，不是战术，是战略。他掌握山东局面以后，敌人越蚕食，根据地越扩大。
9、罗荣桓是执行上级指示的模范，也是善于提不同意见的模范。百团大战不能说都不对；但是，罗荣桓不参加百团大战，集中力量抢占山东的地盘，这很了不起。罗荣桓领导的整风，把主要目的放在从检查领导思想作风开始，到改进领导思想作风结束。重点是端正路线。而且抵制了延安的“抢救运动”，这很难得。
10、罗荣桓最守纪律。连高岗都说，罗荣桓是党内的圣人，再也不敢去找罗荣桓乱说。从高饶问题上看出，最正直的人，是罗荣桓。一个人几十年如一日不容易，原则性强，对党忠诚。
以上所讲，有很多确实是事实，罗有不少地方就是棋高一招。
家园 我对罗帅也是非常崇敬 林罗组合恰似弓箭，林是箭，罗就是那张弓，人们往往看到箭的锐利，看不到后面弓的厚实。
家园 亮剑是一株大毒草1 亮剑，英雄主义的童话和民族主义的呓语
文章来源：苏拉密（孟凡贵）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ulami000mfg?retcode=0
引言回顾30年来的文艺思潮演化是饶有趣味的。80年代，伤痕文学用铺天盖地的眼泪感召着人文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反思；但是，到了
90年代，这些泪水哺育出的意识形态在带血的履带前却显出弱不禁风的尴尬；这时，“迷茫”与“荒诞”就成了人们描述世界和刻画心灵的最恰当手段；再后来，王朔又把优雅的泪水说成不过就是小便失禁、把沸腾的热血说成不过就是女人一月一潮。到了这个境地，中国文艺似乎除了沉湎于香软温润已别无它途；然而，却有一种叫做“硬汉子文学”的东西带着阳刚洒脱的惊喜在无病呻吟和脂粉迷离中勃然雄起。
《亮剑（小说）》就是在“红歌未兴，伤痕已艾”的文艺没落中脱颖而出的。与海明威的《老人与海》中娓娓道来的生命哲理和细腻的心灵刻画不同；在《亮剑》里，李云龙用语言粗鄙、外形粗糙、习惯粗俗、行为粗野、脾气粗鲁的“痞子”形象承载着勇于拼杀、决不屈服、虽死犹荣的粗犷与豪迈。依然不同的是，在海明威那里，老人就是老人，海就是海，鲨鱼就是鲨鱼；既不比别处的鲨鱼好，也不比其他的鲨鱼坏。而在这里，即使同是一样的鲨鱼，李云龙却能比其他的鲨鱼无理占三分。
这让我想起在炮制了《苏拉密：展望，朝鲜将对韩国发动“颜色革命”！》一贴后，有左派缠着一定要我解释文中“愤青”的涵义，我答道：就是把“China bank” 翻译为“中国很行”。很行就是很行，只要是中国就一定很行。即使病入膏肓也顶多不过是“不高兴”，而绝对不可能是苟延残喘；即使“头顶生疮，脚底流脓”，健康力量们也照样能盖起新的小房子，怀抱着新的小希望。愤青们的“很行”和阿Q的“很能做”一样，是无需任何理由的。
做为“伤痕主义”的余觞，《亮剑（小说）》后半部分演绎的社会主义（大跃进、文革）“悲惨世界”，已是俗套得不能更加俗套；但作品前半部分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歌功颂德却呈现出史诗的壮美。看得出来，作者是吮吸“三中全会”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奶水长大的。为了不至于让“伤痕党”们30年来持之以恒没完没了哭哭啼啼倒了观众的胃口，《亮剑（电视）》忍痛割去了小说对社会主义的“罄竹难书”，意犹未尽地选择了对新民主主义浓墨重彩的渲染。
毋庸置疑，《亮剑（电视）》是新千年以来所产生的影响最大的文艺作品之一。这点可以从“亮剑”和“忽悠”一起演变为汉语新词得到证明。按照语言学的说法，任何新语词的诞生，都标志着一个重大历史事件或文化现象的发生。诸如“科学发展观亮剑中国” “和谐生产亮剑富士康” “中国海军亮剑南海” “装甲巡逻车亮剑街头”．．．等文章标题的高频出现，都足以说明：“亮剑”已经从一部具体的文艺作品延伸为一种精神的代名词。
那么， “亮剑精神”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在进行了07年至今的思考后，笔者觉得有必要对其做出剥茧抽丝的研究，以鉴别它到底是香花还是毒草。
第一章 “亮剑精神”的内涵
一、民族主义
《亮剑》剧情从抗日战争展开。
虽然作品中也“泄露”了不少红军时期的轶事，但均是以回忆的方式片段捉取的，不构成剧情主线。虽然作品也对解放战争进行延展性描写，但在阶级大对决的辽、淮、平、江、南五大战场中，李云龙虽有幸摊上了淮海战役，但刚一开打就负了伤，因此从战争中出局。这样，“亮剑精神”中“同族相杀”的污点减少了，与阶级斗争的界限主动划清了，人也就清白了。
抗日战争是作品中故事最为完整、情节最为曲折、过程最为详尽的部分。作品刻意要用民族斗争去磨砺剑锋，那么“亮剑精神”就必然成为一曲酣畅淋漓的民族主义咏叹调。
在《亮剑》剧情里吗，作品多次通过各种人物向观众灌输民族主义的基本信条。楚云飞曾真诚地表白：“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
丁伟在他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构思过程中，对李云龙说：“在任何时候，民族利益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 山本一木这样评价李云龙和楚云飞：“民族利益高于意识形态,国家利益高于一切，（为了民族和国家）他们随时愿意和魔鬼合作。” ... ...
当我们回观历史，我们惊奇地发现，以上台词似乎剽窃了王明的文章： “阶级斗争服从于民族斗争” “ 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如果你保持足够的耐心，以下我们还会看到，那些越是高喊“民族大义高于意识形态”的人，越是意识形态最坚定的人。他们要做的不过是去“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取而代之；去毛泽东的意识形态而代以王明的意识形态而已。
和小说相比，电视剧借助声光电手段更加注重情绪的煽动，主题歌用激昂的旋律、铿锵的语言在36集里反复激起观众汹涌澎湃的热血：
如果祖国遭受到侵犯, 热血男儿当自强. 喝干这碗家乡的酒, 壮士一去不复返. 滚滚黄河,滔滔长江, 给我生命给我力量, 就让鲜血染成最美的花,撒在我的胸膛上.红旗飘飘,军号响.剑已出鞘,雷鸣电闪.从来是狭路相逢勇者胜向前进,向前进, 向前进,向前进, 中国军魂!
但是，我们很快注意到：假如把歌词中“滚滚黄河，滔滔长江”修改为“巍巍富士，滔滔东洋”那么主题歌就完全可以定音在“大皇军魂”上。当然，如果你愿意，也可以不搭理“黄河长江”那些浑水清水，径直将“红旗飘飘军号响”改为“青天白日大地红”，就可以定音为“中正军魂”了。
在“中国军魂”里，子弟军为穷人翻身解放打江山的阶级使命被剔骨抽筋得一干二净，只剩下“黄河、长江、红旗”的空瘪皮囊；“生命力量、雷鸣闪电”也不过是和要求男人长“把儿”一样——全世界所有军队都追求的好勇斗狠。据说，就是受了“中国军魂”的启发，曾有人大代表提案要将“人民币”改名为“中国圆”。“中国军魂”“中国圆”，一下子就洗白了阶级性。
既然“中国军魂”、“大皇军魂”、“中正军魂”可以互换，那么就说明民族主义在世界范围内是具有“普世价值”意义的；“
亮剑精神”就不再是中国愤青可以独霸的神兵利器。中国的愤青既不比东洋的愤青好，也不比党国的愤青坏；都是愤青，导演却安排李云龙战胜山本一木、战胜楚云飞就显得不那么以理服人。
二、英雄主义
作为“硬汉子文学”和“战争文学”组合的《亮剑》，英雄主义是作品的另一灵魂。作品无处不在着力体现“硬汉子精神”向“个人英雄主义”的升华： 和楚云飞大闹县城、身缠炸药独闯“鸿门宴”； “宁愿死在进攻的路上也绝不后退、进攻进攻永远进攻”的座右铭；
正面突围的果敢和骑兵连全军覆没的壮烈； 冒险攻打县城的幸运成功； ... ...
作品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宣扬，在李云龙的军事学院毕业论文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军魂”层次： 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尤荣，这就是亮剑精神！
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二十二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深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于是，“英雄主义”和“民族主义”一起构成了“亮剑”之双锋。工农子弟兵为谁
而战？为什么而战的阶级使命，子弟军战无不胜的力量源泉统统被一种类似于“侠客精神”
的“军魂”取而代之；而且还自鸣得意地宣布：“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
也就是说，那支从井冈山走出来的军队可以没有毛泽东，但绝对不能没有所谓的“军魂”——亮剑精神!
很令人纳闷的是，根据剧情，在故事开始时，李云龙担任新一团团长，因犯错误被撤职，由丁伟接任；李云龙先是调任军服厂后又接手孔杰的独立团。按照李云龙激情大于逻辑的“
首任军事首长决定论”，还真不好说“新一团”应该是姓“李”还是姓“丁”， “独立团”应该姓“孔”还是姓“李”？
越想越觉得李云龙的“首任军事首长决定论”除了胡扯之外要说还有点道理，那就是为军队“军阀化”“派系化”制造理论根据——李云龙是不是想说，那支部队本不应该姓“毛”
姓“共”，而应该姓“朱”“彭”“贺”？如果真是这样，李云龙“亮剑”时还能不能指望丁伟、孔杰拔刀相助？那就要看白崇禧买不买蒋公的涨了！
第二章 “亮剑精神”的欺骗性
稍后，楚李联手大闹县城，日军守备中队、宪兵队、皇协军大队、便衣队等小队长以上之军，全部被击毙，无一幸免。日本华北地区派遣军司令官多田峻深感震惊，同时公布新的悬赏价格，二颗脑袋各大洋十万元。 抗战胜利后，楚李二人作为敌手在淮海战场遭遇，二人双双重创对方，尤其是李云龙，差点丢了性命。
就“民族大义”而论，楚云飞更是因深明大义而显得比李云龙多出了几分气度。 楚云飞说：云龙兄，国难当头，你我都是军人，理当为国家效命疆场，楚某不愿介入党派之争，只愿民族之独立自由，只要云龙兄打鬼子，便是楚某的朋友。上面的事我管不了，但云龙兄如有困难，只管开口，枪弹粮饷由我解决。
楚云飞还真是说到做到，得知李云龙打了鬼子一个伏击损耗惨重，楚云飞立刻派人送来五万发子弹，并致以真诚的祝贺。 在李云龙私自攻打县城的战役中，楚云飞不顾蒋委员长和阎长官“不可擅自和共产党军队联合作战”的训令，冒险为李云龙阻击一个联队的日军；当参谋长提醒他这是违令行动时，楚云飞大义凛然地说：都是中国之国防力量，不可见死
不救，追查下来我来担纲。 比起李云龙帮助楚云飞平定了一次叛变就趁机掳走楚部一个营的装备，实在是让人觉得李云龙有点乘人之危。后来楚云飞要了几次，李云龙耍赖不给，
楚也就作罢；要是换了践行睚眦必报的李云龙，肯定不会善罢甘休。
山本一木 关于东洋愤青的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我真的不敢在这里列举过多，即
便是“打三折”讲来，也会另中国愤青无地自容。假如可着劲吹嘘，就会犯下“灭中华志气长鬼子威风”的汉奸罪而成为“锄奸队”的工作目标。 东洋愤青为了大和民族为了天皇陛下经常可以剖膛破肚，肠子下水流得满地；这事别说让学了，就是在屏幕里瞄一眼，都会让中国愤青噩梦连篇。 有人想用民族主义统帅中国，我看不错，但先要跟鬼子学会杀自己，至少先学个百八十年的试试看能不能学会再说。要是实在学艺不精，那我就不忍打击中
国愤青的民族主义热情了。
言归正传。山本毕业于德国军事学院，所学为当时极为先进的特种作战，信奉小人物可创造大历史。就是说，在承认伟人创造历史的前提下，也决不忽视小人物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比如奥匈帝国皇太子斐迪南在塞拉热窝被一个塞尔维亚小人物干掉，就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你能说小人物创造不了历史吗？当天平处于均衡状态时，一只蚂蚁的重量都可以导致天平的倾斜，在战略的天平上，一支受过特种训练、装备精良、作战素质极高的小部队在关键时刻的突袭，会使战略的天平发生倾斜。按他的理想，就是带领一支特种部队去重庆偷袭蒋介石的官邸，把光头委员长抓来游街。 山本的特种部队和特种作战，打碎了李云龙的新婚之夜，也给李云龙留下了刻骨铭心的颤栗，在《亮剑（小说）》里，李云龙后来的全部军事生涯，就是效法山本让他开了眼界的特种作战，直到永远。山本一木不愧为李云龙的终身之师。
从以上看，“亮剑军魂”之双锋——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在楚云飞和山本那里不仅有，而且似乎一点也不钝于李云龙。
因此，说“亮剑精神”是毛泽东从井冈山带出的那支工农子弟军战无不胜的源泉，是禁不住一戳的欺世鬼话！
通宝推：天天向上A,家园 亮剑是一株大毒草2 [/QUOTE]第三章 毛泽东思想才是工农子弟军的军魂
当“民族主义”和“英雄主义”构成的“亮剑精神”不再是李云龙们独有的神兵利器之后，我们不禁要问：到底是什么决定了工农子弟军在装备极差，人数极少的情况下面对强大的敌人，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直至最后胜利？
那支子弟军手中到底掌握了什么样的制胜法宝？——中国的阶级敌人没有，外来的帝国主义也绝不可能有的强大武器，从而奠定了胜利道路？
是毛泽东思想！
是毛泽东军事思想！
只有毛泽东思想才是那支工农子弟军的建军之魂、立军之本、制胜之道。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毛泽东关于中国革命
战争、革命军队、军事国防领域一般规律问题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中国无产阶级进行军事与战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是世界所有被压迫阶级和民族采取暴力手段，武装夺取政权的强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一个博大、丰富、深刻、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可概括为立场、观点、方法三个层次。
一、无产阶级的建军与战争立场：
“争利益”。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开宗明义地阐明建军的目的是为阶级争夺利益，从而规定了子弟军为工农翻身解放而建军、而战争的阶级立场。
“建政权”。毛泽东更早指出：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说的是子弟军的阶段性目标是推翻反动阶级的政权统治，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政权。
“党指挥枪”。军队的阶级立场决定军队的组织原则。子弟军的阶级性质决定了那支部队不同于军阀的私家军队，不同于官僚的国家军队而是工农阶级自己的军队。这就要求那支军队的领导权必须牢牢地掌握在工农阶级的先锋队手中，这就是“党指挥枪”的原则。
从“三湾整编”的 “支部建在连队上”“士兵委员会”都是为了保证子弟军不蜕变成为 “国家利益”而镇压的国军、为集团利益而械斗的军阀。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各种各样的兵变哗变，一方只需 “统战”敌方的“师座”“团座”就可以使整支部队改变阵营。《亮剑》中赵刚就成功“统战”了国民党的一个师；日伪就策变了楚云飞的一个营。而这种整建制投敌的现象在子弟军的军史上却是极为罕见的。一个师长想投敌，别说带走整个师或者一个团啦，就是连警卫排都很难带走；甚至警卫员击毙投敌首长的事情都时有发生。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那支部队本来就不是你长官个人的，你长官凭什么带走？那支部队是工农阶级的部队，是受工农阶级的先锋队领导的；长官不过是党的指挥工具而已。
正因为如此，《亮剑》中楚云飞也曾设“鸿门宴”用“民族大义”、高官厚禄、江湖义气来“统战”李永龙，迫于历史的客观性，作者尚不至于让楚云飞的“统战”成功，而是让李云龙用腰缠炸药的方式保持了节操。
然而，作品中李永龙在犯了错误由团长降级为营长后，却仍然可以在全团发号施令；他搬到了营部，团参谋长就鞍前马后地把团指挥部也搬到营部，甚至和团党委书记兼政委兼代理团长的赵刚拧着安排全团名义的军事行动；而赵刚却表现出妥协和顺从。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这个团到底是党领导下的工农子弟军还是李云龙的“杆子”？
若再往前走一步，假如李云龙的个人操守出现动摇，他是不是很有可能就把这个团带走了？假如这种情况一旦发生，那就不是亮不亮剑的问题了，而是为谁亮剑，向谁亮剑的严峻问题！
不保证子弟军的阶级性和党指挥枪的原则，又怎么能够保证亮剑精神成为捍卫工农利益的军魂？又怎能避免“亮剑精神”回过头来把剑锋指向生吾养吾的工农大众？
为了阶级利益向一切压迫阶级进行战争，是子弟军的最高历史使命。任何其他的政治纲领、军事纲领、斗争方式都要服从于阶级斗争而不是相反。为了阶级斗争可以“反蒋抗日”，可以“逼蒋抗日”，可以“联蒋抗日”；也可以暂时放弃“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而只提“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还可以寻找统治阶级军阀混战、内外交困的有利时机断然武装割据，点燃阶级战争的星星之火；更可以在抗战胜利后，无视美、英等其他帝国主义的在华存在，不去构思与虎谋皮的“联蒋抗美”，而是迅速地把战争转向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阶级大对决上。
这一切都要看历史提供的条件和可能，一切都是为了阶级力量的生存、发展、壮大和胜利。一句话，统一战线、民族斗争是阶级斗争的手段和工具，而不是相反！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动摇了子弟军为阶级利益而战的最高使命，什么时候革命就受到挫折，阶级利益就面临被出卖的危险。
1935年，王明在共产国际发表了《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革命运动与共产党的策略》，提出“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的基本观点而得到国际的支持，进而上升为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立场；
1937年12月，政治局会议上，回到延安的王明在错误立场的基础上又制订了“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投降主义路线；
毛泽东在一开始就是坚决反对投降主义路线的。会上，王明和毛泽东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说各执一词，令很多与会人员无所适从。令人遗憾的是，此时毛泽东虽已经获得了军事主导地位，但在政治方面尚没有足够的力量对抗高举着共产国际“尚方宝剑”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并没有得到全党认同，投降主义路线竟然占了上风。
彭德怀回忆说：“会上并没有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也没有拥护或反对王明的错误路线，而是采取了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迂回抵抗。据史料记载：毛泽东“在公开场合虽然表示拥护党的这条新路线，但在这段时间里，他除了去抗大以外，很少露面。”
1937年底，在武汉主持长江局的王明，背着延安的毛泽东和张闻天发表《中共中央对时局的宣言》，无视国共两党阶级立场的对抗性，向蒋介石提出了“统一指挥、统一纪律、统一武装、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的招安要求。
蒋介石得知后“龙颜大悦”，希望王明“在汉相助”，共同商榷两党关系问题。从此，王明就成了蒋介石在中共中央的代理人。
1338年2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王明提出了“在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的主张，和蒋介石 “只要一个军队”和“统一军令”的要求内外呼应。
王明的立场变节已经趋于明朗。毛泽东提议：“在今天的形势下，王明同志不能再去武汉”，但是，连毛泽东如此正当的组织防范要求，都未能得到大多数的认可，会议否决了毛泽东的提议而同意王明去武汉。决定还追加了一条规定：“王明同志（去武汉）一个月再回来”。可是，王明根本就没有执行这一规定，一直到六届六中全会召开，才姗姗回到延安。因为王明心知肚明，“一个月”的规定，不过就是给毛泽东一个台阶。
投降主义路线给党的事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彭德怀回忆说：“（会后的一个时期）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作用有些降低，党的政治工作也有些削弱，从而发生了个别军官逃跑和国民党勾引八路军官兵叛变的现象”。
这是军队阶级立场模糊的必然结果。
也就是说，这种阶级出卖的路线如得不到纠正，李云龙哪天被楚云飞策反也不是什么意外的事。
1938年11月王明回到延安。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发表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关于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是一年以来和投降主义进行斗争的总结。现在的毛泽东虽已取得了党的领袖地位和共产国际的支持，但对国际早已肯定过的“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依然不能公开否定。于是毛泽东采取了“纲领肯定、哲学否定”“路线肯定、军事否定”“表面肯定、实际否定”“原则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投降主义的根基进行了变相批判，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这一崭新论断，宣告了“毛泽东思想”的确立。
文章中，毛泽东首先“承认”“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一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但是，毛泽东的“承认”不是为了执行而是为了抵制。
毛泽东接着论述到：“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毛泽东这段话可概括为：只有坚持阶级斗争，才有可能实现阶级合作。
毛泽东继续讲到： “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 。也就是说，阶级斗争是内容，民族斗争是形式。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形式是为内容服务的，形式服从于内容。毛泽东从哲学高度对“阶级斗争应从属于民族斗争”这一命题进行了证伪。
接下来，毛泽东在整个下一部分用从具体分析出发，批判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不可执行性，得到了“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目的；为党的指导思想彻底扭转做理论准备。
按照投降主义路线的发展，即使李云龙不被楚云飞策反，也难逃被楚云飞一口吃掉的厄运；“皖南事变”就是最好不过的教材。
长江局副书记周恩来、委员项英等人，深受王明书记投降路线的影响，这些“海归”长期以来习惯于接受王明代表共产国际所做出的领导，对毛泽东这位山沟里的“泥腿子”打心眼里就瞧不起。这为皖南新四军的悲剧奠定了政治基础。
项英作为党在新四军内的最高负责人，直到一九三九年十一月，还和王明沆瀣一气，强调“华中特殊性”，反对毛泽东“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他坚持的方针是“坚持统一战线，坚持统一，坚持抗战。”他认为，一切工作的发展，都要经过统一战线。面对国民党反共政策所造成的磨擦，项英认为是地方上国共合作不彻底造成的，而不认为是国民党反动立场的体现。
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指示新四军要“果断北移”时，项英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袭击缺乏精神和组织上的准备，强调北移困难，行动能拖则拖，以至于新四军总部近万人全军覆没。有历史研究者指出：“皖南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项英不相信毛泽东关于“蒋介石一定要彻底消灭共产党”的判断。他相信蒋介石的“民族大义”超过相信毛泽东的“阶级立场”。
作为指导新四军组建并长期代表中央领导新四军工作、“皖南事变”时担任长江局书记的周恩来，在事变发生后，悲愤交加，在新华日报上奋笔提书：
千古奇冤，
江南一叶，
同室操戈，
相煎何急！
但是周公是否能认识到，正是他的“同根”“同室”观念才是悲剧的根源？
周公也许没意识到，从陈胜在大泽乡和秦二世开“操”，到东汉末年魏、蜀、吴相“操”，到李闯王和大明王朝恶“操”... ...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中国五千年文明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就是五千年“同室操戈”的历史。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操”，地主阶级和地主阶级“操”，皇权和割据势力“操” ... ...这些“同室操戈”无论从次数和烈度，都远远超过和外族的“室外操戈”。
周公应该还记得，1927年，是自1840年中国进入半殖民地的第87年，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凌辱和重压。辽东半岛和台湾正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着；美、英、法的军舰还在中国内河里横冲直撞，帝国主义的“治外法权（包括领事裁判权）”还在中国的领土上执法，24处“国中国”的租界林立于中国的大地... ...但是，就在这年的9月9日，毛泽东高举起“
斧头镰刀”的鲜红旗帜，进行秋收暴动和武装割据，毅然决然地“同室操戈”！
周公更不应该忘记，就在8年前，身为红军最高领导人的周公，不顾日本帝国主义发动“9.18事变”、拉开侵华序幕的严峻“民族危机”；不接受毛泽东迂回地、游动地、秘密地“操”的诀窍；公然排兵布阵、有声有色地和蒋委员长大搞“同室操戈”，结果呢？“操
”不过人家，开始了“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的、美名其曰的“长征”。
仅仅悲愤交加，奋笔提书是不够的；周公应该牢记，工农子弟军存在的理由就是和压迫阶级“操戈”不管他是来自“室内”还是“室外”！“皖南事变”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
只要心里还记挂着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就不会为来自阶级敌人的进攻感到意外。
皖南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淡薄了工农子弟军的阶级使命，什么时候就面临着被动挨“操”的危险。操在手里的“剑”都会掉落！
1947年毛泽东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中对这段斗争历史曾作了简要的总结：
“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反对了和这种投降主义思想相类似的思想，即是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 ...我党对于这样一种软弱无能的腐朽的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这样，就不但保证了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时期能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且保证了我党在日本投降以后蒋介石举行反革命战争时期，能够顺利地不受损失地转变到用人民革命战争反对蒋介石反革命战争的轨道上，并在短时期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这些历史教训，全党同志都要牢记。”
阶级斗争不仅是民族斗争的目的，而且是民族斗争的条件。
试想假如没有毛泽东带领红军用血与火的残酷手段突破阶级敌人制造的灭顶危境，而是被消灭在大渡河畔；那么，统一战线就不知道由谁来“统”了。
在《亮剑》故事的一开始，已经是八路军团长的李云龙，和晋绥军的楚云飞上校称兄道弟、膀子拍得不亦乐乎。假如我们把开端设定在1927年以前，楚云飞作为阔家少爷，李云龙作为楚家的放牛娃，故事就完全两样了：李云龙每天起早贪黑放牛去，楚少爷去省城上军校，日子就这么过着。一天，日本鬼子打到了家乡，富有民族气节的楚少爷拉起了抗日的队伍，已经长大的放牛娃最多不过是给楚司令当当马夫，而能够称兄道弟的可能甚小。也许楚云飞通过留学东洋的同学和山本一木拉上了关系，相互间云飞君山本君吆兮吆兮起来了，也还轮不到你李云龙。
凭着血性，也许李云龙不会甘心一直给楚云飞的小老婆端洗脚水，但最多也不过就像作品中的谢结巴一样，拉起几十个弟兄呼啸于林莽之间，打劫一下山本一木、楚云飞们的补给队，干干杀富济贫的勾当也还是有可能的。但若想“亮剑”，那可就是活得不耐烦了，结果还不是被另一个李云龙剿灭砍脑壳？
总之，如果没有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工农革命家举起了秋收暴动的长矛梭镖，开辟了以暴力和战争进行阶级斗争的解放道路，并在血淋淋的阶级对杀中一天天生存发展下来，就凭你李云龙还想“亮剑”？你亮个屁！“亮”把水果刀怕你也找不到！
《亮剑》恰恰是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故意忘记了这一点，或者是他没忘而希望别人忘记这一点：阶级斗争是被压迫阶级参与民族斗争并在民族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基础和条件。忘记了这一点，即使民族斗争胜利了，工农阶级也不过是“为人做嫁衣”“狗咬尿（shui）泡空喜欢”一场。
二、人民战争思想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立场、观点、方法的辩证过程。人民战争思想就是毛泽东的“战争主体观”。阶级立场解决的是“为了谁”的问题，“战争主体观”要解决的是 “谁来战”的问题。
是人民创造历史还是英雄创造历史？是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革命积极性进行战争？还是靠军事精英的“民族大义”“英雄主义”所构成的“亮剑精神”进行战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区别于其他唯心主义和政治骗子的试金石。
人民战争思想不仅不排斥朴实的民族感情和英雄行为反而予以提倡，但和“民族至上”“英雄主导”等各种欺骗人民、垄断历史的“主义”是格格不入的。
毛泽东在一系列伟大著作中论述了人民战争的光辉原理：
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战争，战争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无产阶级的战争是群众的事业，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兵民是胜利之本，对广大军民的政治动员是夺取战争胜利最基本的条件；
动员了广大军民，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缺陷，克服一切困难的前提。
战争力量的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真正有力量的是人民而不是反动派。
拉拢越多的人加入自己的阵营，对于任何人来说，都不是坏事。
谁个不希望自己的“粉丝”多多？炮灰多多？蒋介石就提出过“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 万兵” 的口号，要求全国军民人人争当“精忠报国岳武穆”，谁又能说这不是一种“人民战争”呢？
然而，历史不是靠一厢情愿书写的。
在毛泽东这里，人民战争是建立在是工农利益基础上的，是“密切联系群众，密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军事体现，具有独一不二的阶级专属性；不是任何其他阶级和个人都可以学习和掌握的法宝。
没有鲜明的工农立场就没有人民战争，没有全心全意的群众路线就没有人民战争！
而蒋先生的所谓“人民战争”不过就是靠鼓吹“民族大义”忽悠人民当炮灰。需要时要求你“精忠报国”，不需要时打你个“暴民聚反”——老佛爷对待“拳匪”的那套把戏，统治阶级们没有不精通老练的。
对于统治阶级的欺骗宣传，小资们也许很情愿接受，接受了也没啥了不起，大不了就是跟着委员长喊喊高调，反正也是“君子动口不动手”。接受过了感觉有风险还可以跑昆明去搞搞联合大学。而没地方可跑的劳动人民自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行为准则。
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是读者们熟知的，另有一部更加伟大的作品《中国震撼世界 》http://www.chinashakestheworldbook.com/却是读者们不常听到的。
为什么说它更加伟大？如果说前者记录了“中国革命的激情”，而后者 则记录了“中国革命的理性”；为什么说它“理性”？因为它告诉读者：
“除了革命，中国别无出路！”
作者杰克贝尔登写道：“一九三三年在热河... ...当时，日本人十天内就占领了十万平方英里的中国国土（苏拉密注：相当于从北京到信阳，河北河南两个省的面积）。
有一回，我同一群农民聊了起来，当时日本人已经推进到离当地只有几英里远的地方，这些农民正在等着日本人来。我问他们怎么办？他们满不在乎地回答：
杰克贝尔登用英语记下了中国农民惊世骇俗的语言：
"We don't know the Japanese. We know our own governor. If we can eat his liver and drink his blood, that's enough." ——“日本人怎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的政府怎么样，我们很清楚。我们恨不得吃他的肝，喝他的血！”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华北。从“七七事变”起，从宛平到安阳，只有短短119天，诺大的华北在八路军到来之前，几乎没有发生像样的民众抵抗就全部沦陷了。
直到八路军来到华北，建立根据地，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惩办恶霸劣绅汉奸，实行减租减息；“地道战”“地雷战”“平原游击战”“回民支队”“铁路飞虎队”“芦荡雁翎队”... ...等有组织的民众抵抗才开展起来，并形成燎原烈火。
历史还没有静止，比热河更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还在发生着。1942年，蒋介石集团不顾人民的死活，以“民族大义”为名，进行横征暴敛，置民众于濒临灭绝；从而激发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为触目惊心的一幕：百姓冒死给日本侵略军送粮，几万政府军被百姓缴械。
以下为背景资料，建议耐心品读。
媒体对1942年发生在河南灾荒的披露，打破了蒋介石的全盘布局，他对三千万子民生命的漠视，最终失去了所有人民。
1943年，在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看来，这是他人生中的转折之年，也是
“所有记忆中最为刻骨铭心”的一年。
此前，他是蒋介石忠实的拥趸，称其为“团结的象征，人民的偶像”，他认为“中国想成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在极权统治下再坚持一段时期才能成熟地步入民主社会”，并为此不遗余力地高调赞扬中国军队，呼吁美国对华援助；
此后，他对蒋介石的评价变为:“这畜生……牺牲了无数个中国生命，我为此痛惜不已。”
这一年，心灵遭受重击，导致巨大转变的绝不止白修德一个人。这一切源于此年二月重庆《大公报》刊载的一篇报道。回忆起这篇报道，晚年白修德说:“1942年是大旱之年，我们在重庆得知，河南的农民正在濒临死亡。”
“饥饿的河南”
1942年冬，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24岁的天津小伙张高峰，刚从武汉大学政治系毕业，就被《大公报》派往河南担任战地记者。从陕西入河南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陇海路上河南灾民成千成万逃亡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