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马前卒等人关于医保个人缴费比重提高的辩论 -- 万年看客
家园 马前卒等人关于医保个人缴费比重提高的辩论 主楼是督公本人的正文
我先回溯一下事情的经过，然后尽量用我中学水平的认识来解答一下：
资料1 国务院前天发出文件，提出了新的医疗保险政策：
国务院：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
完善筹资动态调整机制。在精算平衡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各方承受能力相适应的稳定筹资机制。逐步建立个人缴费标准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衔接的机制。合理划分政府与个人的筹资责任，在提高政府补助标准的同时，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重。
城乡医保指的是没有稳定工作的那些人，本来是没有医保的。后来经济发达了，允许他们交一点象征性的钱也享受医保。不够的部分由政府出钱补上。现在政府依然要补贴这部分人口，但必须提高个人缴费的比例。
资料2 十天前还有另一个新闻：
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建立基本养老金合理增长机制，并与缴费贡献密切挂钩。改革医疗保险制度，建立合理分担、可持续的医保筹资机制，研究实行职工医保退休人员缴费政策，建立与筹资水平相适应的医保待遇调整机制，全面实施城乡居民大病保险制度，改革医保支付方式，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推进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改革，结合新型城镇化，办好乡、村医院，真正建立有序分级诊疗格局。
这个新闻则表明，职工医保这一块也要多收钱了，过去退休的人不用交钱直接享受医保，将来可能也得从退休金里拿出一部分补给医保基金。总而言之，从个人视角来看，享受医疗保险的成本将明显提高。
我能想象普通民众看到这两则新闻的心情。但政府为何要在新年气氛里急着宣布如此煞风景的政策？我对医疗和社保行业都不算内行，下面我用初中算术知识梳理一下逻辑。
首先，建立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100元（算着方便），有50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50元用来个人消费。这50元中，又有10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40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每年每人50元的投资。如果我们假设投资回报率是20%（一个产业升级很快的社会），那么第二年的社会财富生产就是110元，全社会的经济增长率是10%。在没有贫富差距的社会中，这意味着第二年的人均消费是55元，其中11元用于支付医疗保险。即医疗开支也增加了10%。
医疗开支的增加势必带来平均寿命的增加，我们可以假设这个社会的人均寿命因此增加了1年，平均死亡年龄变成了61岁。于是民众代表和政府一致认为，这是个好事儿，我们应该持续这个趋势。于是提出了一个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0.5岁的平均年龄。
听起来这是个比较轻松的任务，因为医疗投入年年指数增长，从11元增长到12.1、13.31、14.64……而平均年龄的提高指标却始终不变，所以难度应该不大。
但是，现实不是玩游戏。要注意到前面的模型有一个假设——医疗开支和平均年龄无关，即61岁的人和59岁、30岁的人都需要同样的医疗开支；把平均寿命从60岁提高到61岁，难度和65岁提升到66岁是一样的。这个前提显然和现实偏离甚远。
从生物学来看，人是一种设计寿命只有30多岁的生物，到了中年就频繁出现各种小毛病，60岁以后器官磨损已经不可逆，维持生命所需的成本急剧上升，多少钱都能填进去。到了100岁左右，无条件维持生命的费用已经迅速接近天文数字，可以打败任何固定额度的经济投入。
当然，医疗费用的增长也不含糊，可以随着经济总量的增长而指数增加。如果每年的增长率是10%，7年就能翻番，25年就能变成十倍。这种增长能填满医疗投入这个无底洞吗？
很遗憾，不能，因为在所有医疗开支中，人力成本占用的比例极高。
人体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各系统之间的作用至今不能用标准化模型进行定量分析，所以诊断、治疗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医生的经验。手术虽然引进了一定的机械化、电子化辅助，但也依然需要复杂训练的外科医生和护士亲自操作。最后的配药、用药也需要药剂师把关，护士操作，不能完全信赖机器。一个老医生凭直觉做出的判断，往往要比年轻医生借助仪器达成的结果更准确。一个成熟的卫生系统，可能会有一半的成本是医生-护士-药剂师的工资。从我的日常体验来看，患者们也承认医疗系统的核心是人，否则名医和大医院的门前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排队求诊了。
医生和护士也是普通的社会成员。如果全社会的工资以指数增长，他们的收入也必须同步增长。在前面的模型中，医疗投入虽然每年增长10%，但社会平均工资也每年增长10%，即能雇佣的医护人员总量保持不变。换句话说，指数增长的医疗投入不能明显提高医疗服务的数量，更高的医疗需求必须靠医生自身素质的提高来拉动。如果一定要短期内迅速提高医疗服务水平，就必须在收入增长的同时雇佣更多的医务人员。中国每年做统计年鉴，社会服务方面一个重要参数就是每千人的医生比例。建国初期这个数字只有0.6-0.7，现在逐步上升到1.7左右，这这也必然意味着医疗开支占总收入的比例越来越高，即让所有人都觉得“看病越来越贵”。
既然医生的收入也要指数增长，那么在平均寿命增长导致医疗需求上升的时候，等比例的医疗开支肯定无法完全填平这个大坑（除非像当前政策这样压制医护合法收入）。有了这个结论，我们回到最初的模型，回顾一下那个貌似轻松的目标：
【这样，从个人视角看过去，如果每个人每年创造的社会财富是100元（也是我随便写的），有50块被国家或企业拿去搞投资，剩下50元用来个人消费。这50元中，又有10元用来支付医疗保险，雇佣医生、购买药品，修建医院大楼，制造救护车，只有40元用来购买其他消费品。这是一个能正常运转的社会。
……政治指标：每年必须提高0.5岁的平均年龄。】
这个指标如果是全社会的政治指标，在遇到障碍时就必须牺牲其他方面来完成。现在医疗开支占个人消费的20%，全社会总开支的10%。如果大家不愿意削减其他方面的消费，不愿意把20%的消费比例提高到25%……30%，那就只能在用于全社会投资的那50%里面打主意了。比如说，过去50%的财富用来投资，现在降低到40%，用于医疗的投资就能凭空翻一番，而不影响日常消费。
当然，人无近虑必有远忧，日常消费没有变，医疗水平提高了，必然有某些利益受到了损害。具体到这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速被压低了。如果投资回报率保持20%不变，投资率从50%降低到40%，经济增长率就从10%下降到8%。
10%和8%有什么区别？从短期内看几乎没区别。但从长期来看，医疗费用的增速也会跟着经济总量下降。但这个“长期”还是很长的。从同样的起点出发，如果采用10%经济增长、1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要将近40年才能追平8%经济增长、20%医疗开支比例的方案。这个周期几乎可以和人的生命相比了，要知道40年前还是文革年代呢。所以，一旦提高医疗水平这个福利指标被上升为政治任务，政府和民众都很容易选择降低投资来换取眼前的高水平医疗服务。至于几十年后的事情……谁在乎呢？
但中等收入陷阱不会因为眼前的安逸而放过你。
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掉进去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搞错了福利的本质。福利是经济增长的赠品，而不是社会调控的直接目标。一旦福利增长成为不可置疑的政治目标，就会逐渐侵蚀社会的发展潜力。而经济增速越下降，民众对福利的诉求就越高，政府发福利维稳的压力也越大，最终形成恶性循环，耗尽社会的增长动力，把经济拖入停滞。
正如前面所说，医疗福利和其他福利不同，非常依赖于人力，很难因为经济的指数增长而显著提升。所以，随人均寿命提高而增长的医疗需求非常“危险”，是所有福利中最容易压低投资率的一项。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如此呢？
就我的回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周围大多数老人（其实也只是60多岁）的死因往往是模糊的“吐血”、“摔坏了”、“喝酒死了”、“一口气没上来”……而不是明确的“肺癌”、“脑溢血”、“肝硬化”。到了90年代依然如此，直到21世纪，县城和乡镇上的老人才逐渐有了明确死因，乃至在去世前数年就开始知道自己的病情，有针对性的治疗或缓解。这反应的就是中国经济总量的提升，以及医疗费用占GDP比例从3%逐步上升到5.2%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人得到了正规医疗的支持，人均寿命从60多岁逐步上升到70多岁。尤其是在上一届领导执政后期，随着城乡医保和新农合的全面推行，中国90%以上的家庭都敢于走进现代化医院的大门（虽然还需要一定的决心），拒绝在70岁的年纪等死。
然而，就我对周围普通中国人的观察，大多数人一方面并没有意识到医疗开支相对提升的必然性，另一方面也认为预期寿命的提升理所当然的要持续。虽然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70多岁，但许多有能力、有良好医保的家庭会在老人70多岁生病的时候依然不采取保守疗法，而是信心十足地动手术，做积极治疗。当然，这并不耽误他们抱怨医疗费用（自行负担的很少一部分）太高，在涌向少数大城市医院的同时，想方设法逃避医疗费用。
必须承认，这是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进步，但人道主义如果被当成一个必须实现的政治目标，而不是经济增长的成果，就不可能持续。2010年之后的福利扩张，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实体经济增长和工业繁荣，是政府单方面推动的结果。政府的高比例补贴暂时支撑了福利，提高了医疗消费需求，却没有让民众意识到这是用之于民取之于民的负担。就在很多地方政府靠土地财政支撑福利开支的同时，房价的上涨也饱受诟病。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政府应该提供更多的福利，乃至完全免除普通人的医疗支出。
“土地财政”被误解了吗——基于扩张原因与福利结果的重新考察
低保、城乡医保和新农合保险全面铺开的头几年，一方面居民还没有习惯于使用自己的福利，另一方面经济形势很好，增速保持在两位数上下，足以用增长来掩盖问题。等到货币刺激政策效果逐渐退潮，房地产业和实体经济一起停滞，在过去10年间快速扩张的福利经费就逐渐滑向寅吃卯粮的境地：
经济参考网 - 医保基金支出增幅大于收入增幅
【基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支出增长速度的倾向从2011年开始逐渐显现。2011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5539亿元，支出443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8.6%和25.2%。收入略高于支出。2012全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6939亿元，支出5544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25.3%和25.1%，两者基本持平。截至2013年，城镇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总收入8248亿元，支出6801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18.9%和22.7%，收入增幅开始低于支出增幅。
收支增速水平的变化必然影响基金的可持续性，对此《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4》预测，2017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2024年就将出现基金累计结余亏空7353亿元的严重赤字。】
而这并不是最紧张的日子，因为从人均年龄和就医习惯来说，中国大多数人并没有充分利用医保系统赋予自己的福利。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中国的医院之所以还没有瘫痪，只能说中国老百姓还是太淳朴（无知）了。可以预计，接下来几年，中国的医保开支还会急剧上升。医保和社保基金的破产可能比预计的日期更早到来。
怎么办？
钱不够花，就要从其他地方挪过来。有人说加税，也有人说划拨国企股权，用分红填补社会福利这个大坑。但无论哪一种选择，本质上都是减少长期投资来维持福利：
山东国企改革探索：30%股权划社保
【该省将山东能源集团(Shandong Energy Group)、山东机场有限公司(Shandong Airport Ltd)以及山东盐业集团(Shandong Salt)三家国企30%的股权——总价值33亿元人民币（合5.32亿美元）——划转到了省社保基金。省政府表示，最终将计划对所有471家省属国企进行类似的股权划拨。】
这样的手段作为暂时的调控可以考虑，如果成为长期国策……中等收入陷阱在向我们招手。实际上，考虑到医疗保险和退休金的双重黑洞，可以说中国已经一只脚踏进中等收入陷阱了。
我们再回到最初的模型：
【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我们前面的讨论仅仅考虑了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的问题，就已经模拟了现在的医保危机。解释了第一则新闻的背景：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但现实生活中还有退休问题。从全社会的角度考虑，60岁退休，不再参与财富生产，这意味着之后的医保投入只有投入没有“回报”。老人身体健康，对亲人来说当然是个慰藉，对全社会来说却是一个有进无出的财务“黑洞”。
更要命的是，退休医保开支具有“自我提升”的性质。用我一个朋友的话说：“许多福利给一次就够了，唯独花在退休医保上的每一块钱，都在为将来制造更大的开支”——延长退休者的寿命意味着付出更多的退休金，付出更多的医疗开支。就算用医疗手段根除了某项疾病，减少了眼下的护理开支，自然规律也一定会在10年后或更久的未来重新把类似的开支带回来。所以，一旦把退休问题引入我们的模型，问题只会更严重。所以我们看到了财政部长新年伊始的的另一个表态：楼继伟透露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当然，我完全能想象普通中国人对政府此举的愤怒心态。两则新闻下面的网友表态是这样的：
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退休人员参加医保或缴费
国家控制财政支出，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局部政策调整为何会遇到如此之大的阻力？这不能简单地归咎为网友短视、自私。毕竟寿命的延长也意味着他们50年后还会生活在这个国家，没理由他们会希望长期的经济增长减速。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必须引入前面那个模型中忽视的另一个参数：贫富差距。
【忽视退休问题，忽视贫富差距，忽视每个人健康程度的差异，忽视教育和抚养开支，也不考虑医疗开支随年龄而变动。假设社会拿出10%的财富（我随便定的）来承担医疗成本，然后达到了平均年龄是60岁的成就（也是随便定的）。同时社会还拿出50%的财富去搞投资，换取一个10%的经济增长率】
在一个贫富差距很低，政府廉洁高效、公民参政路线清晰的社会里。社会保险的功能仅限于平摊风险和储蓄。每个人都可能遇到重大疾病，每个人都会衰老，所以我们平时就要存起一些财富用于全社会投资，需要时再取出。即社保本质上是每个人自己的钱，只是在时间和概率上出现了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人均寿命越长，普通人会越理智地考虑社保政策，支持全社会的长期投资。不会随便要求提高眼前的福利标准。至少政府可以通过解释和科普来避免政策遭到全面抵制。
但是，如果贫富差距明显，统一的国家社保和医疗保险就将同时具备“劫富济贫”的作用。一方面社保会通过税收从企业和国家获得支持，另一方面社保对于富人和穷人的性价比完全不一样。富人缴纳5倍的社保，获得的回报可能只有穷人的2-3倍。在这种情况下，占人口大多数的平民会认为削减福利是给富人减负，给穷人增压，从而激烈反对任何降低社保（包括医保）标准的政策。政府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或是减少换届风险，只能年年调高社保标准，直到财政崩溃。欧洲经济停滞，希腊、委内瑞拉国家破产，都是类似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如何呢？
报告称中国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三分之一的财产
【近30年来，中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从80年代初的0.3左右上升到现在的0.45以上。而据PS2012资料估算，2012年，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约为0.49，大大超出0.4的警戒线。财产不平等的程度更加严重。估算结果显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1995年的0.45扩大到2012年的0.73。顶端1%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底端25%的家庭拥有的财产总量仅在1%左右。】
这就是新的社保政策招来一片骂声的原因。
进一步说，贫富差距大、政府腐败，意味着平民不信任富人和政府主导的投资，不相信这些投资会在长期改善全社会的福利。虽然大多数富人的财富的确被用用于投资而不是奢侈消费，虽然政府也的确能把大多数税款用于修建基础设施，但从平民的视角看来，富人的奢侈消费、官员的腐败和特权都说明他们投资的的不可信。与其让他们积攒财富进行投资，还不如眼下就尽可能多切分一些社会财富发福利。再加上中国并没有非常清晰的参政路线，官方文宣机构水平极其低下，平民根本不会相信政府和企业说的“长期发展战略”，只会对眼下增加福利感兴趣。
这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无论你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怎么看，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平等就无法通过激进政策来提高效率；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平民参与政治讨论，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疏离感已经在消耗国家的潜力了。当然我不是说大锅饭最好，民粹主义万岁，但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在21世纪重建新型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更清晰、更合理的平民参政体制。否则现代化之路一定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往一个貌似温馨的中等收入陷阱。
放下中国当前的问题不谈，如果没有这些政治性障碍，社保政策可以做出怎样的调整呢？作为一个财政学的外行，让我批判一下现行政策还凑合，让我提方案……我只能说几条直观的看法。
首先，延迟退休势在必行。随着人均寿命的增长，随着平均教育年限的增加，60岁退休可能意味着劳动时间在整个寿命中低于一半。既然劳动是财富的最终来源，那么锁定退休年龄反而是破坏了人类社会的旧规则——人生的主要任务是劳动。所以，可以根据财政测算，设定一个人均寿命和退休年龄之间的公式，每当人均寿命增加，就按照一定比例延后退休年龄。当然，为了增加选择自由，也不妨采取弹性退休年龄，即在一定年龄后，越晚退休拿到的退休金比例越高，从而鼓励有劳动能力的人积极创造财富。
其次，医保也可以采取弹性政策，在提高个人自付比例的同时，让不同的人购买不同层次的保险。毕竟不同的人对人生的态度可能大相径庭，有人认为年轻时自在一些很值得，有人觉得寿命长一些更重要。有的人可能希望用余生换一次浪漫的旅游，有的人或许愿意在养老院的走廊里聊天到90岁。如果采取统一的医保政策，在同一个基金下提供卫生服务，很可能会导致一部分人非自愿地补贴另外一些人，也不利于公平和效率。所以，不妨在提供托底政府医保的同时，提供多种医保套餐供选择。用市场规律来控制医保的无限制增长。
本次国务院提出的医保改革意见在建议增加个人缴费额的同时，也提到了引入多种商业保险：
国务院发文：整合城乡居民医保 适当提高个人缴费比例
【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要把城乡居民医保制度整合纳入全民医保体系发展和深化医改全局，统筹安排，合理规划，突出医保、医疗、医药三医联动，加强基本医保、大病保险、医疗救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健康保险等衔接，强化制度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当然，我觉得完全可以由国有公司提供多种商业保险。
不过，在提供更多医保选择的同时，对医疗市场本身倒要加强管制。因为这是一个不透明的市场，购买者并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东西（这一点和菜市场完全不同），更无法分辨各种产品的质量。给予患者太多的自由，必然会导致少数大医院爆满，普通医院无人问津；给予医院和医生太多的自由，势必会出现过度消费和强买强卖。为了避免赵本山卖拐成为医疗市场的典型案例，应该对医疗广告、医药代表、患者的就医意愿给予行政管制，成立专门的政府医疗中介以审查所有医疗交易。现在这种少数主任级医生年入数百万（源于医药代表），大多数普通医生拿低工资苦捱岁月的现象必须得到有效制止。
还有，现在中国负责全民健身工作的机构是国家体育总局，负责卫生工作的是卫生部，但实际上，这本来是同一份工作才对。全民健身意味着给国家，给医保基金省钱，与之相比，商业体育的少许利润根本就是九牛一毛。群众体育工作和卫生工作拆分进行，结果就是体育界醉心于商业体育，鼓励十万个需要锻炼的人坐着看，22个需要休息的人拼命跑（还没跑好）；而卫生部门只在医院上下功夫，潜意识里觉得患者（用户）多了是好事儿。或许可以把两个部门合二为一，甚至让医保基金的管理方负责全民健身运动，举办基层体育竞赛，为优胜者减免保险费来鼓励全民健身。由于大多数需要锻炼的人正处于工作年龄，全民健身的意义可不仅仅限于节约医保开支。
医疗技术的发展也必须优先考虑全社会角度的“开源节流”，优先发展那些能提高劳动能力、增加残疾人工作机会的技术。那些仅仅能延长生命，不能增加全社会劳动力供应的技术，那些罕见病的治疗技术固然也有用，但在政府补贴的排行榜上必须靠后站。否则早晚政府会掏不出任何钱补贴卫生部门。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尽快用新技术分担医生的工作。正如前面所说，只要不改变诊断依然靠经验，治疗靠双手的手工劳作现状，医疗福利增长将永远滞后于其他福利。必须用专家系统减轻专家的脑力劳动，用精密器械减少外科医生的培训时间，用机器人替代护士，才能让医疗服务像其他行业那样跟上经济的指数增长。从根本上解决医保相对短板的问题。当然，这依赖于整个社会的经济-技术进步，不是医疗部门能独立作出的产业升级。同时患者也必须在心理上接受新技术，相信科学而不是“传统”，才能培育出卫生部门的产业革命。
回过头来看前面的几个观点，貌似和新自由主义的观点相当重合。比如说弹性退休金制度、自由选择医保不搞一刀切、增加个人的医保缴费比例，都的确和新自由主义有类似之处。但根本的区别在于，我认为实施这些激烈改革的前提是大幅减少贫富差距，消灭或减少阶级矛盾，然后才可以考虑为公民提供选择自由、促进全社会效率的问题。新自由主义鼓吹自由选择却忽视了平等前提，这既是我和他们的差异，也是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落入社保陷阱的重要原因。
可能还会有人质疑我上述观点的道德性，比如驱使60岁以上的老人劳动，比如说减少对罕见病的国家补贴，提高社保个人缴费额度等等。但道德本来就不是为一个变化的世界设计的，许多道德的形成时期和今天的现实大相径庭，与其等着这些“道德”拖垮社会保险体系文明沦丧，不如我们早点修订一下这些所谓的道德原则。
比如说，大多数古代民族固然不依赖老人的劳动，但自古以来，也从未有过今天这种十亿人可以活到七八十岁的太平盛世，没有60岁老人普遍行动自如的社会健康水准。如果把生命的最后七分之一算作老年，60岁的健康人本来也只能算中年人，当然应该参加劳动去创造财富，促进社会发展和医疗技术进步，把“老年”的标准进一步向后推。既然大多数人类活到原始人的几倍寿命已经打破了“自然状态”，就不要指望我们可以通过因循守旧过的更好。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变规则的话，就是“天道酬勤”——崇拜劳动永远不会错。
任冲昊 2016年1月13日
通宝推：普鲁托,桥上,一介书生,易水,airman,家园 发现南京可以刷医保卡健身了，和医保不够用的说法完全相反嘛 家园 【整理】福建老军医等正在栽赃毛时代和赤脚医生 福建老军医等正在栽赃毛时代和赤脚医生
不排除其它医疗产业化受益群体水军推波助澜
甚至度娘自身
http://tieba.baidu.com/p/4317949800
英雄去后小人谋
少尉6为什么军队、武警医院绝不能去？
因为相关科室被承包出去了！被承包出去了！被承包出去了！
文 | 卓老板聊科技 卓克
咱们说回为什么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绝对不能去吧，这是因为绝大部分军队医院治疗妇科病，男科，皮肤病，不孕不育，痔疮，肝病，牙科，眼科，整形美容，性病，增高，这些相关的科室都已经被承包出去了，大部分指的是多少呢，具体来说就是99%以上的非三甲的军队医院，武警医院的这些科室都已经是莆田系医院承包出去的了。还有少部分北上广深的三甲军队、武警医院的个别科室也已经承包出去了。别看你去的是军队医院，武警医院，但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以为人民子弟兵不会骗你，但其实等在诊疗室里面的就是莆田系骗子医生，他们的处方、药物、全部是自己渠道获得的，有相当多药物没有国家药监局批文。
现在全国民营医院11000家，莆田系民营医院就有8000家，在莆田，民营医疗系有著名的四大家族：陈，詹，林，黄。这四个人曾经的履历都是游医，就是赤脚无证医生，靠卖假药骗人骗钱出身的，但到了2016年这四大家族已经有几百人的个人资产过亿了。根据卫生部公布的《中国卫生年鉴》的数据，到目前为止，虽然在数量上公立医院与民营医院基本持平，但是在诊疗人数上却呈现出15∶1的结构。民营医院的消费占医院总体的6%
这类骗子医生其实最早是从文革期间的赤脚医生演变过来的，什么是赤脚医生呢，就是1960几年到1970几年，那些没经过正式医学教育，的半农半医的农村医疗人员，当时中国一片大乱，医疗资源极其紧缺，毛主席号召大力发展赤脚医生，甚至还鼓励城市医生向赤脚医生学习，在那个年代赤脚医生能不能治病，我看是没什么希望能治好，但是因为人数众多，比如1977年统计，全国已经有150多万赤脚医生了。你看，直到2014年我国执业医师数量才刚刚202万人，那个时候就涌现了150万无证，也没接受过正规医学教育的赤脚医生，所以数量还是非常庞大的，他们70%都是初中以下学历，只是对常见病的经验比一般人丰富一些，有些甚至能做接生这样的工作，虽然治疗、诊断疾病方面基本靠阴阳五行这些中医话术，但确实给更大多数的病人一种感觉，就是起码病了以后有医生来照管他们了，虽然这“医生”是带引号的。这么一来也就缓解了医患需求严重不平衡的问题。等到文革结束，直到1985年我国才正式终止了赤脚医生这种叫法，之后都改叫做“乡村医生队伍”。你想，要消化150万无证医生的生计问题，不那么简单，你不能简单一刀劈，说这些人从此不能行医了，所以对他们的管理差不多就是不管理，拖下去，从1967年拖到了2004年，接近40年，其实很多赤脚医生也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老的看不了病了，这才规范，是什么规范呢，就是乡村医生从业管理条例，就是说所有在乡村从事医疗的人员要注册培训考试通过后才能以正式名义执照开业。
莆田系这4大家族就是在文革结束后从赤脚医生走出来的，他们当时背着医药包，全国各地游走，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主要是性病、鼻炎、狐臭、风湿、皮肤病。他们基本都不懂医学知识也不懂药物原理，包里带的药大都没有什么药效，比如治疗皮肤病的药大都是凡士林和炉甘石调成的药膏，再加一些抗过敏的药丸，这些药丸都是自制的，先从特殊渠道批发来扑尔敏这类最常用的抗过敏药，然后碾碎，再用花生油和蜂蜜和成团，就像和面那样，揉搓成条，再揉成丸。很多药进价几毛钱到几块钱一斤，卖到患者手里如果按斤算就是几百、几千块钱了，这些药吃了以后大都能让你觉得症状减轻，但其实根本没有任何治疗效果。因为是游医，他们在某个地方骗几个人，等病人发现出了事儿，他们早就跑了。
到了1995年时这种电线杆子上贴小广告的模式就落后了，那时国家刚刚开放公立医院科室承包，一旦承包出去，这个科室就按月给医院上交份子钱，剩下的就是自己的盈利，其实当时医院内部也有胆大的医生自己承包的，但是当了一辈子医生，缺少市场运作的经验，所以也有很多就干不下去了。这时靠贴广告为生赚到大钱的莆田系骗子医生就去找各地的二甲医院，以军队、武警、消防医院为主，他们承包科室后，挂牌什么什么中心，比如武警医院肝病治疗中心，治的还是他们从前电线杆子上贴的病，对内虽然是上交份子钱，对外却是医院正常的业务，医院也愿意帮他们从当地卫生部门买行医执照。这时和80年代比起来最大的区别是，他们包裹上一层公立医院的外衣，当时很少有患者意识到给自己看病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医生，也不是这个医院里的人。因为有了公立医院，尤其是军队医院的门面，患者就诊就更持续了，所以盈利比之前要快很多。他们虽然没有医学知识，但广告宣传上的经验比学医出身的人强太多了，可以拉来一批一批的患者。不过没有知识毕竟不行，骗起来太不方便，于是再往下发展就是雇其他医生来科室打工，这些医生往往水平较低，他们只需要有医师证就足够了，然后在各地广播、报纸、电视大面积铺广告，把雇来的普通医生吹成主任医师，某某博导，专攻肝病34年的老教授就都出现了，中国肝病协会副理事等等根本没有的头衔也是必备的。他们把一些常见药物套上外国文字的包装充当进口药，也有开发出微创手术的，其实把患者麻醉后只是在病人身上划一刀，然后再封上，就告诉你已经帮你把病灶取出来了。其实什么手术也没做。这些承包出去的科室盈利非常巨大，他们还会拿钱买高端医疗设备，比如CT机，买回来后和医院签订合同，检查费用利润分成，这些机器对很多县级二等的医院来说实在太奢侈了，现在靠出租出去的科室就能买回来，他们也很乐意继续和莆田系医生合作。靠着这种租借公立医院科室的方式，莆田系医院的骗子积累了大量财富直到2000年卫生部颁布了规定，禁止非盈利性质医院中私人承包科室，但这并没有堵住了大批莆田游医，因为卫生部只能管理得了普通公立医院，军队医院和武警医院直接由解放军总后勤部管理，所以这些莆田游医依然盘踞在这些医院中。但同时卫生部在2002年开放了民营医院牌照，这时莆田人就可以开始创办自己的医院了，要知道，这个牌照是针对所有人的，但是公立医院的医生虽然有技能和知识，但是没有启动资金，更不要提市场运作经验了，他们还是很难脱离开公立医院提供的教学、晋升、这套福利模式。所以民营医院市场对莆田人来说是没有其他类别竞争者的。
成立医院后莆田系涉足领域就比从前更广泛了，凡是医保没有覆盖的领域全都囊括进来，一般来说医保都覆盖不到的疾病其实都是一些不致命，对健康危害次一级的疾病，比如男科、妇科、不孕不育、美容整形。虽说民营医院一样可以设立儿科，内科，心外科之类的科室，但是这些科室涉及到的药费和手术的收费标准就必须按照国家规定收，不挣钱。做医院的生意最主要就是获得患者信任，首先就是要起好名字，名字和正经公立医院越像越好，比如江苏宿迁就2所看上去像公立医院的医院，其中一个叫宿迁市第一市民医院，宿迁还有一家医院，叫宿迁市人民医院，这个可就不是公立的了，因为当年宿迁市把所有公立医院都以“先卖后股”的方式处理了，所以宿迁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地级市却没有一家公立医院的地方，直到2015年初，宿迁才不得不投资18亿元，建设自己的市属公立医院，这才补上了从前的漏洞（更正内容）。等这些莆田系游医有了自己的医院后，他们又会返回头找到曾经承包科室的二甲医院甚至是三甲医院，因为这时他们的身份已经不是个人了，就可以用股份制的方式入驻。
这些新开设的民营医院会到处搜罗医生，2002年公立医院的医生月收入很低，北京上海能到3000块，二三线城市也就只有7/800块，被莆田系医院挖走后每月收入会达到之前的4倍，药片提成按4%算，算上年终奖之类，收入会达到之前的6倍或者更高，但工作也比较累，每个医生每月需要完成高额的销售额才能拿工资。去了莆田系医院的医生也要经过培训，但培训的主要是销售技能，和医疗技能无关了，比如怎么看患者是不是有钱，怎么说服他们留下来进行10个疗程以上的治疗，针对某类疾病的药品哪些是医院自己开发的，怎么报价，什么样的病用什么套装药。我就看过一个肝病科的大夫的自述，他说只要来人是肝功能问题，就只有3种套装药，看病人的穿着谈吐而定，如果看着不像有钱的，就是十个疗程3000块钱的套装，如果是愿意花钱的就是5万块钱的，那些药都是吉林四平批发的胶囊，解毒片，和没有任何作用的中成药，给病人的药中只有降酶药物白介素-2有效，只有碰到来的病人很严重时才会用450个单位的甘利欣，但是很多病人只是乙肝携带者，肝功能正常，正规治疗方法就是什么药都不用吃，注意锻炼和休息，但是在这个医院里就是给病人大量用白介素-2，这其实就是谋财害命，16岁以下的儿童，少年，乙肝病毒本来在肝里没有什么破坏，一旦大量服用提高免疫系统的药物，激活免疫水平，免疫系统会出现过激反应，攻击自身的肝细胞，肝细胞死亡大量，有些人会出现早期肝硬化。这个医院20万单位白介素-2，进价7.6，卖给病人236元，而且还必须用药几个月，花上几万块钱还把肝搞坏了。
莆田系医院和百度的紧密合作是从2003年开始的，那时候百度推出了竞价排名系统，一上线就遭到了很多人唾弃，因为这个系统会调整搜索结果的顺序，把有人花钱买的结果往前排，比如有1000家医药都购买了小三阳，有人出5块钱，有人出6块钱，有人最高出到10块钱，然后你就在竞价排名系统中填入一个你想要的链接，一般都是这家医院肝病的宣传广告，有人再在百度里搜索小三阳时，排名最靠前的就是出钱最多购买词条的，当然后期百度为了防止系统崩溃，又设置了词条价格第二名排在搜索结果的第一名。第二条到第N条小三阳的搜索结果全部按照出价的高低往下排，直到没有人出价了，才开始显示正常结果。莆田系医院对词条的竞争非常激烈，所有你能想到的这些医院主治的病症都已经被买了，而且第一二名的出价都在300多块钱，有人问出价是什么，就是如果有人在百度里搜索这个词并且点击了你家的链接，那么点一次，交给百度300块钱，当然还有更多公司花不起这么多钱买一个点击，那么就往下排，这些疾病的竞价排名，基本上你要是搜索，前2页都不会出现自然排序的结果，全部都是莆田系医院的推广链接。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就算是咱们闲的没事，把大三阳，小三阳，不孕不育，狐臭，高血压这些都搜出来，挨个点一遍，大概100多次，那其实百度就多了几万块钱的收入。你想，这么巨额的广告费要承担，不狠宰患者怎么能挣回来？
后来竞价排名改名为百度推广，也还是原来那个根儿。百度市值600亿美元，相应的阿里和腾讯是1800亿和1700亿美元，你看虽然BAT总是连着叫，但百度在2013年后面发展不快，照这个趋势再走一年，他们BAT中的B就和AT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企业了。2015年10月底的一个场合中，百度新兴业务对外合作总负责人李政就说，医疗健康在百度收入中的占比已经达到了35%的。他说的另外一句话是：“虽然之前的商业变现模式广受诟病，但医疗仍是百度输不起的行业”。莆田
家园 关于医药黑幕，网易不让转的一篇，千万小心媒体推荐 关于医药黑幕，网易不让转的一篇，千万小心媒体推荐
胶囊与美人计
http://renjian.163.com/16/0122/13/BDUGCIPQ000153N3_2.html
本文系网易独家约稿，享有独家版权授权，任何第三方不得转载，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
通宝推：ziotean,家园 马前卒说到了根本。 ......中国唯一的选择是在21世纪重建新型的平等社会结构，以及更清晰、更合理的平民参政体制。否则现代化之路一定会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一样，通往一个貌似温馨的中等收入陷阱。我记得前几年东北某大学附属医院建了一个五星级病房，病房套房比五星级宾馆还豪华（其实就是为了赚某一部分患者群体的钱），这引发了各方争论。在反对声中，记者采访到一个住得起该病房的人，说：“如果比不上家里舒服，住在这儿干嘛？还不如住在家里呢。”
不知道各位注意过自己的报销单没有。药品分甲、乙、丙三类。一般来说甲类全报销，乙类部分报销，丙类（非临床必需且价格高）完全自费。
非一般情况下，到了一定待遇级别，甲乙丙全报销。
类似的还有养老保险，有一部分人不交保费，却可以高额领取“赔付”。
看到这些，谁还能静下心来讨论医保问题，不如直接骂街算了。
-----------------静下心来-------------------------------
医保这个问题与普通保险有个根本的区别---几乎对所有购保者最终都会进行“赔付”，而且随着平均人寿的增长大部分“赔付”都有超过保费的趋势。
这必然导致费用极大的缺口。增加后人的保费来垫付前人的赔付这种循环的方式也无法持续。
为解决费用缺口，我觉得，有两个方向可以努力：
1、减少人口。
这个办法可以解决一切人均所有不足的问题，耕地资源、矿产、水、空气等等等等一切的一切，自然也包括医疗资源。
我一直觉得老龄化是个伪命题。比如，多少算老龄？一般是以60或65岁来划分吧。
想起一个“笑话”。去年参加一次评残会议，有人问怎样算老年人，有一位社保的同志说，退了休就算。
如马前卒所说，这是一个60岁了仍普遍行动自如的社会。
又想起一个“笑话”，十年前的一次记者会上，李嘉诚面对媒体怀疑他如此年龄面对巨大财富是否安排交班的问题，李开玩笑说，我们找个妓院去看看谁的性别指数更差？
其实，无需李嘉诚开玩笑，同是香港的梁锦松就说明问题了。
有人质疑计划生育会有种族之忧。100年前几亿中国人面临内外交困的境地都过来了，现在说种族之忧更是扯淡。
所以啊，俺觉得现在的所谓“二孩”政策，是被民意绑架的“倒行逆施”。
2、减少“赔付”。
这里说的减少赔付并不是说该花的不花，而是指减少过度医疗。
解决医院的资金来源，让医生拿起手术刀不像是拿起屠刀。这个就是楼下笨狼的办法。
不过，应该质疑的是，解决了医院的资金来源，医生就愿意放下屠刀了吗？这是解决了经济问题后留下的道德问题。这就回到了开初马前卒说的那个问题：
这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无论你对平等和效率的关系怎么看，眼前的事实已经证明，没有平等就无法通过激进政策来提高效率；无论你认为是否有必要让平民参与政治讨论，政府和平民之间的疏离感已经在消耗国家的潜力了。政府为了避免政治动荡，或是减少换届风险，只能年年调高社保标准，直到财政崩溃。欧洲经济停滞，希腊、委内瑞拉国家破产，都是类似的原因，中国的情况如何呢？马前卒确实忧国忧民
家园 独生子女政策实行三十多年的情况下 再走资本主义的路，绝大部份人除非移民，否则生病就是等死，养老就是受罪，这还有什么疑问吗？
人口结构在那里摆着呢。老人没有生产能力，不管是什么养老医疗政策，如果要达到还可以接受的质量水平，其隐含的转移支付力度，平均到每个年轻人头上，将达到可怕的程度。稍微有点能力的，还不快跑？
不管怎么自动化，按照本猫的经验，在今后几十年内，看护老人还是极其消耗人力物力的。社会主义大锅饭，每个人集中起来分配点资源，还能得点照顾。彻底走资而人口8421的情况下，你觉得你那点资源能换几个人照顾你六个月或者一年？
其它争论，怎么付费，怎么拨款什么的，都极其无聊。不管什么模式，都要落实到人头上。而中国最缺的，实际就是可分配的人头。
通宝推：杨微粒,广宽,家园 易富贤说「生娃自救」 要解决养老问题，从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家园 赞同，但有个变通的可能性 假如在这个节点之前，中国的国力能和美国媲美，人均收入相较东南亚某些国家的人均收入之比能达到现在美国和墨西哥（哥斯达黎加/波多黎各）的人均收入之比，那么可以开放针对某些东南亚国家（人文相对较接近）某些特定职业（比如看护）的绿卡甚至移民的政策。简言之，以移民政策+最低工资抵消部分高昂的医保支出。
虽然大体上国人对吸收移民持绝对反对的态度，但到了那个时候自家门前也下雪了，可能态度会改观，毕竟人性是自私的。
家园 嗯，赞同 其实养老医疗甚至环境、资源等问题都有路可以走，问题是资产阶级政权不愿也不想走那条路。
家园 胡扯几句 首先，人的哲学问题要解决。我个人的哲学就是，人既需要有战胜自然的勇气，也要尊重自然。在医疗方面，医疗行为本身就是挑战自然，尊重自然就是不救少救没有生产能力的人。
有这个哲学出发，我个人倾向的医疗原则是，
1）医疗首先要考虑有生产能力的青壮年和将有生产能力的小孩，而失去生产能力的老人应该被排在最后。
2）先治伤，后治后天病，预防遗传病，少治不治遗传病和衰老病。
3）医疗投入要设上限，即使有多余资源，也应该投入宇航，能源等等面向未来的方面，而不是医疗这种纯消耗的方面。
4）社会作为综合系统，要对大众进行健康教育，鼓励健康生活方式，多投入预防，多发展全民健身，注意食品安全，注意环境保护，要有社会基本福利保障，让人精神压力减小。
灯塔国的医疗事业实践就是个资本主义哲学指导下的典型。资本主义哲学的核心就是一切为了钱，不是钱为人服务，而是人为财死。美国农业集团，食品集团，医药集团，律师，保险集团......一起造就了美国人民的健康现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医药花费，而只有二三流国家水平的平均寿命。
中国现在就是掌舵人想往美国的路上跑。
如果中国想在现有条件下，不走美国路，也没法走理想道路，而走条新路解决问题，我看也是有可能的。我个人觉得该走机器医疗这条路。现在大家诊病，都喜欢找老医生，就是觉得老医生有经验，但一个医生算他看30年病，一年看365天，一天100人，一辈子不过能看100万个病例左右，脑子里能记住的有1000个吗？这能和电脑的记忆比吗？即使靠经验，也离不开现代仪器的帮助。所以综合看，在诊病上，电脑是有巨大优势的。而一旦数据库建立起来，象中国这种人口规模，搞个几亿的病例，诊病只会越来越准，而且可以自己在家就可以看病，不用跑医院去，不用排队，花费还小。而医生们可以都转去搞研究，动手术什么的。也有些人不信电脑信人，那就去找医生吧，不过得自己掏多点钱。
通宝推：脉冲超宽带,家园 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不是什么好事，不管是成心还是缺乏相应能力 把简单的事搞复杂不是什么好事，不管是成心还是缺乏相应能力。
实际上只要政府兜底解决公有单位医护人员基本工资（2000亿/年，随通胀上涨），适度提高技术人员费用，医药和医疗器械保本经营，限制过度医疗，现在医保绰绰有余，产业化以来弄法就是把病人当肥肉。福建老军医名声那么臭还扶植相应产业，到底是谁的白手套？
从后医疗产业化说政策与正义/topic/3931123/last链接出处
不管中医西医，能更好的治病救人才是好大夫
关于医保最近看到的一篇长文——
新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
http://weibo.com/p/1001603874479372910457
2015年8月11日 02:28 阅读 563万+
我们国家宏观治理出了问题（原标题：新中国经验vs市场化教训 ）
李玲
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后来在民生领域盲目 “与国际接轨”，导致今天形成了“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
我们曾经笃信市场，以为市场真的能搞定一切，然而，市场却往往失灵，特别是在民生领域与社会建设上。现在仍有不少人依旧沉浸在市场迷思之中，这是在下一步发展过程中需要我们时刻注意的。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玛雅，就民生领域的市场化问题，专访了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李玲教授。
李玲教授
仇和落马与私有化医改的不归路
玛雅：7月31日，仇和因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和公职。仇和曾经是地方改革的风云人物，2000年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卖掉了当地所有的公立医院。然而2011年，当他在昆明市委书记任上，以“企业+医院”模式推行公立医院改制时，以私有化著称的宿迁模式却改辙易途，由政府财政全额出资，建造一所大型公立医院。从医疗改革的角度看，应该怎样认识宿迁现象？其中最大的教训是什么？
李玲：最大的教训是，医疗是一个市场几乎完全失灵的领域，甚至可以说所有的市场手段在医疗领域都是起的反作用。如果将医院当商场，将医生当商人，过度医疗就无法控制，结果就是医疗费用一路上涨，老百姓看病越来越贵、越来越难。所以在医疗领域，政府应该承担责任。不能放任逐利的机制兴风作浪，否则老百姓蒙受损失，政府也会遭遇极大的困境。
作为全国唯一一个完全取消公立医院的地级市，所谓“宿迁模式”是失败的。这些年医改，国家投了大量的钱，各个地方医疗服务的水平普遍都在改善。可宿迁的医院私有化以后，发展是节节后退的，人才留不住，医疗水平也没提高。宿迁老百姓不满意，都到外地去看病。宿迁政府也不满意，早就想重建公立医院，把卖掉的医院买回来，可是对方不同意。当时仇和卖医院，最大的宿迁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金陵药业，后来宿迁政府出价10亿、20亿，金陵药业都不卖。现在金陵药业近30%的利润来自宿迁人民医院，那就是它生蛋的鸡。宿迁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区以外重新建一个2000张床位的医院，已经投入近20亿元，全部建成肯定不止这个数。这一卖一建，对一个城市是多大的损失，而且寒了多少人的心啊。有些老百姓认为，在医疗领域的所谓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说白了，“不就是不管我们了吗”？！
宿迁一个500多万人的城市，政府对医疗资源没有任何掌控力。那老百姓看病怎么办？靠什么来保障医疗？没有哪个国家的政府手上没有公立医院；没有公立医院，要是再来SARS，靠谁来抗病？靠市场，能靠得住吗？
最近有个例子特别说明问题。非洲埃博拉肆虐时，美国出2000美元一天都雇不到人去援助。中国先后派出多批医疗队，由公立医院和解放军的医生组成，到利比里亚、塞拉利昂等国帮助抗击埃博拉。前不久利比里亚疫情解除，中国医疗队功不可没，受到世卫组织（WHO）和利比里亚政府高度赞扬。
玛雅：今年5月尼泊尔大地震，中国政府医疗队也是以最快速度赶往灾区救援。当地老百姓看到中国医疗队的标志，都说：“中国人真好，我们永远记住了这面红旗。”
李玲：我一直说，公立医院就是政府的第二支部队。军队是保卫国土安全，医院这支部队是保卫人民健康安全，同样很重要。不光是救死扶伤，医院也是用来防范风险的，平时可能感觉不到，关键时刻就看出这支部队不可或缺——任何大灾大难的危急时刻，都是军人和医生冲在前面。这就是为什么宿迁必须回头办公立医院的原因。
宿迁斥巨资重建“人民医院”
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获民心
玛雅：宿迁改革让仇和一夜成名，也让他成为“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一路被举报，仕途却一路惊喜”。他的升迁和落马告诉我们什么？
李玲：“仇和新政”的“三斧头”——卖光、拆光、招商，是对现代国家治理的极大讽刺，说明根本不懂什么是现代国家治理。
我们当然不能简单地把改革中的问题，与个人的腐败直接联系起来。但仇和成为政坛明星，一路升迁，对其他地方官员的政绩观不可能没有影响。我这些年全国各地到处跑，看到基层有很多好干部，可是有的人上不去，很寒心。
比如陕西神木试行全民免费医疗，深受老百姓欢迎，但县委书记郭宝成后来却被调任其他职务。我到基层调研，不止一位县委书记跟我讲，实行免费医疗，他们也都能做到，但是不敢做。官员们面对仕途，会做出“明智”选择。所以我发现，基层医改做得好的地方，干部基本上是一种“烈士”心态，甘愿为大多数人的利益“献身”，比如云南玉溪，当时的市委书记孔祥庚快退了，就开始推医改。
玛雅：玉溪医改从2011年开始，不走市场化，不增加农民负担。通过增加财政投入，2012年新农合参合率达到95.54%，人均360元，创造了五个“全省第一”。
李玲：所以，医改做得好的不一定是有钱的地方。医疗卫生与老百姓的利益息息相关，能不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关键就看地方领导把民生事业放在什么位置。
玛雅：在学界、政界的“市场派”看来，全民免费医疗是“逆天”。
李玲：全民免费医疗是社会主义国家创立的。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口众多，但是以我们今天的国力，是有可能提供全民免费医疗的。当初神木医改，财政部就有官员质疑，怎么能免费呢？全民免费是兜不住的。可是神木做到了，人均300元，县委书记和普通农民待遇一样。郭宝成说，经济发展了，政府有钱了，不就是给老百姓谋福利吗？
我这几年做医改，接触了很多各级官员。我觉得，我们的干部队伍，顶层和基层都不错，但是中间有很大一块“肠梗阻”，就是部门和中层有不少庸官——理念不行、干事不行，多误事呀！
当初医改，财政部就有官员说，医疗让市场解决。我跟他说，如果让市场解决，你第一个下岗。国家财政的钱是老百姓的税钱，是公共财政，如果连医疗这样的问题都完全让市场解决，那老百姓给你交税干什么？领导干部做决策要体现政府应尽的责任。
现在反腐，抓了一批贪官。贪官该抓，但那些不干事儿的庸官危害大不大？用人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用错一个人，他损失了极大的机会成本。比如医改，政府4万亿投进去了，水边都没摸到。涉及13亿人的利益受到危害，这是什么样的成本啊！
我认为，中国的体制关键就在用人。只要能把贤明能干的人挑出来，放在最重要的岗位上，这个体制就可以运转自如。实事求是说，如果用对了人，中国医改就是小菜一碟，根本不是什么世界难题。
玛雅：共产党当年从人民大众的利益出发，培养出数以百万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今天也应该这样，不但要破，还要立；贪官要反，同时也要提拔一批好官，在民生领域多做点实事儿。好官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李玲：你说得很好。毛泽东当年抓革命、促生产，现在应该反腐败、促民生。到基层调研，老百姓说，我们很赞成反腐，但是我看病还是贵呀！继续反腐老百姓肯定拥护，但是老百姓没得到实惠，时间长了大家就疲了，就都成了看客。所以我说，反腐大快人心，促民生才能大获民心！
这才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
玛雅：宿迁私有化医改失败后，舆论批评说，宿迁卖光医院10年后走回头路，这是领导的任性。
李玲：政府不是万能的，但民生领域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即使是资本主义国家，社会领域也基本都是社会化管理，而不是市场化管理。而我们很多人的理念是，社会领域就该分，卖医院，卖学校，责任分到每个人。这是非常错误的。
中国最大的软实力，就是凝聚亿万人民的根本制度。习总书记屡屡强调，“毫不动摇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说，这个一旦动摇了，就没有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把国有企业和公立医院、学校都交给资本办，我不否认他可能办得很好，因为市场上拼出来的这批人很能干。但是都交给他来办，老百姓的利益就有可能被他的“能干”搞到他个人的腰包里。如果任由他们搞这制那制，变着法儿把仅剩的一点国有企业折腾光，决定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改变了，怎么保证你能长期执政？
玛雅：也许有些人认为，只要坚持共产党领导这一条，就能稳得住。
李玲：资本的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一点，你学政治学的更明白，他一定要自己登上历史舞台。他先要找代理人，到了一定时候他就和你分道扬镳了。这才是所谓“颠覆性的错误”。
玛雅：一旦跳上资本的战车，缰绳却不在自己手里，就危险了。
李玲：习总书记说，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就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按劳分配为主体，就要促进共同富裕。国有企业不但不能削弱，而且要加强。说实话，如果没了公有制，没了国有企业这个抓手，政治上就是一场空，因为支撑你的经济基础丧失了。
医疗改革考验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玛雅：新医改从2009年开始，目前覆盖面已超过96%，从国家政策来看，不能说决心不大、力度不大。可为什么政府投入大大增加，老百姓看病的负担仍然过重，没有充分享受到医改带来的红利？
李玲：新医改到现在6年了，实事求是说，取得了很大成绩。基本医疗保险已覆盖近13亿城乡居民，这是非常大的进步。但另一方面，全国医疗费用翻了好几番。2008年1.2万亿，2013年已经3.2万亿，2014年的数据还没出来，估计不会低于3.6万亿。可就像你说的，这么大的投入进去，看病却越来越难。原来没医保时，看个感冒100元，现在北京一个普通门诊已到了500元。即使报销一半，个人花钱也比原来多很多。水涨船高，费用在不停地涨。
玛雅：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李玲：我认为是国家宏观治理有问题。医疗卫生制度是现代国家制度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医改走到今天，实际上考验的是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换句话说，医改是个窗口，能看出我们国家的宏观治理存在问题。
玛雅：是什么样的问题？方向性的还是政策性的？
李玲：方向不明，政策不当。医改这么多年了，国家层面要建一个什么制度，到现在还不知道。医保、医疗、医药三方面完全不协调，各吹各号，各唱各调。人类社会探索到今天，要么是全民医疗制度，就是国家办医院；要么是全民医保制度。我们现在公立医院国家基本不给钱，然后用大量的财政资金办医保，把钱“分给”千家万户，再让医院从医保里收费。我说这叫“反弹琵琶”。
本来国家直接把钱投给医院，同时积极加以监管，老百姓看病的问题就能解决。现在国家把钱投给个人，然后让医院去挣这个钱。新农合和城居保，国家今年投给每个人380元，医院一转手就给挣走了，给多少也挣走了。让自己的医院挣自己用税收办的所谓保险，这个体制机制不但不顺，而且花钱多效益差。
医药领域就更乱了。几千家药企过度竞争，造成中国的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个过剩不是像牛奶一样倒掉，是靠贿赂医生、贿赂医院，让老百姓狂吃药来增加GDP。
玛雅：换个角度说，中国人看病难跟需求大有多大关系？2014年中国就诊人数超过70亿人次，住院2亿人次，太惊人了。
李玲：我们的一些需求是被造出来的，过度医疗是普遍现象。由于医改至今没有解决医院创收带来的问题，政府投入越多，医疗趋利机制就越膨胀。医生被“逼”得一天到晚狂看病，必然水涨船高。现在不要说普通人，连一些有资源的人都看不起病，要是在英国绝不会有这种事。英国是高水平的全民免费医疗，国家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免去所有国民患病后的担忧。我们现在谁生病了，没有人对他负责。他只能到处求人，找医院找医生，浪费时间精力不说，整个体制都搞乱了。到最后，有权有势的人能得到好的服务，普通老百姓能得到吗？
玛雅：有没有这个因素？我们医院少，医患比例不对称，所以造成一号难求、一床难求的局面？
李玲：跟英国比，中国人均的医生数和床位数并不少，我们的问题是无序。英国除了急诊可以随时推门就进，一般情况下是先看家庭医生，大部分问题都解决了，需要转诊才转往上一级医院。这样有急有缓，十分有序。
但是我们的医院，所有的病人都堆在那里，不管大病小病，能不人满为患吗？原因就是我说的，国家治理出了问题，谁对老百姓负责？因为做了没好处，不做也没坏处，而且照样升官。
玛雅：既然中国人均的医生数和床位数并不少，为什么7个城市放开，允许外资独资办医院？
李玲：这可以说是对国际规则基本不懂，对维护中国人的权益不负责任。外资独资办医院是殖民地时期的产物，有主权的国家是不可以这样做的。你在美国居住过，你看到一家外国人的超市吗？看到过法国的家乐福、德国的麦德龙吗？同样，你去法国、英国也看不到美国的超市。国外连超市都不允许外资，更何况医院？
外资办医院背景很复杂，很可能是来拿你血液样本的。各种与遗传信息相关联的，都是国家安全问题。日本侵华时不就拿中国人当试验品吗？现在中国是独立主权的国家，怎么能让外资独资办医院呢？
退一万步讲，即使你需要，也要跟他谈，这是你的筹码呀。比如说，我对你开放，你对我开放不开放？如果这个你不对我开放，那你开放别的。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单方面就开放了。连WHO总干事陈冯富珍都看不过去了，说你们的步子也太大了吧？
玛雅：外资医院进来，那不把中国医院的好医生都给挖走了？
李玲：就是呀。所以我说，我们国家宏观治理出了问题。中国现在不缺钱，完全可以给老百姓提供不错的医疗，可是我们钱没花好。就算我们的医院不够，开办外资医院扩大供给，有几个外国医生能来？来个仨瓜俩枣的，还是得靠本土的医生，我们现在最缺的就是医生啊。
一旦外资医院进来，地方政府又把它作为一个经济的亮点。坦率说，这不是我们改革的重点。我们老是在为少数人服务，普通老百姓有几个能看得起外资？而且说实话，外国医生并不比中国医生好。医学是一个实践的科学，中国是人口大国，患病的人数这么大，好好培养自己的医生，他们都能成为名医。
玛雅：也就是说，医改6年，我们的医疗至今还在市场化的漩涡里打转。
李玲：现在泛泛说社会政策要托底。底在哪里？怎么托底？你的治理体系能不能托住这个底？中国医疗保险征收的费用世界之最，北京占工资的14%。没有哪个国家这么高，你在美国交过税，有这么高吗？我们的养老保险也是世界之最。老实说，很多民营企业要是真按国家标准交税，不要说五险一金，就是三险一金——养老、医疗和失业，他也撑不住，肯定垮掉。但是这么多钱收上去达到什么效果了？看病还是贵，越来越贵。这说明我们的治理体系有问题，钱浪费了。
煤价大跌后，神木医改或许将迎来真正的考验，但国内外经验告诉我们，医改并不只是钱的问题
民生领域“与国际接轨”是自毁长城
玛雅：中国现在不光看病难，普通老百姓家孩子上学难，住房、养老都难。
李玲：这几个方面过去恰恰都是我们的制度优势，今天却成了难题。过去国有企业有医务室，有托儿所和学校，有家属区，民生问题基本解决了。后来说企业不能办社会，把这些都一刀切了。现在回头看，我们过去的机制设置其实是非常好的。你在这个企业工作，你的一切和这个企业是联在一起的，你自然而然就以企业为家了。我上中学时曾经下工厂劳动一年，那些老工人觉悟非常高。我们中学生不懂事，干完活用润滑油洗手，工人看到马上制止，说你们这是浪费国家财产。那时候的工人真的是把工厂当成自己的家。
玛雅：现在不一样了。国有企业的工人一般都是合同制，很多是农民工，流动性非常大。工人不会说，企业是我的家，已经没有这样的政治意识。
李玲：反过来，国外现在却是采用我们当年的模式，企业和社会结合。比如韩国，浦项钢厂是世界最大的钢厂之一，那个城市就是一个以钢厂为龙头的社会。不光有医院、学校，连大学都有，培养出来的人就为钢厂服务。那里的棒球队非常强，甚至还有电影业。非常齐全的一个社会，人们在那儿安居乐业。
玛雅：人家往社会化方向走，我们往市场化方向走。
李玲：我们太追求利润了。对国有企业的考核指标就是利润增长多少，逼着企业走向唯利是图，忽略它的社会性。企业怎么能只顾利润？你雇了这些人，不管他的生老病死吗？我刚回国时去首钢调研，首钢医院当年花很少的钱，保证了全体工人和家属的免费医疗。后来改为社会保险，交的钱是当时办医院的好几倍，却只保工人，不保家属。首钢医院也被推向社会，自己挣钱去了。最近贵州毕节市4名儿童服食农药身亡事件，暴露的问题就是，企业支付的工资仅能维持工人个人的生活，而家庭和社会承担了巨大的成本。
玛雅：出了这样的事，真的要从根子上检讨过失，否则惨剧还会发生。
李玲：中国走到今天，在民生保障方面曾经走出一条适应国情、适应我们制度安排的路，但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放弃了。所谓的“与国际接轨”，真的是自毁长城。今天出现了“四座大山”——看病难、上学难、养老难、住房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我们太相信市场了，所谓“不找市长找市场”，以为市场真能搞定一切。市场不可能在所有领域起“决定性作用”，这是下一步发展最需要警醒的，一定要从这个偏向走回来。
玛雅：已经走到了这一步，还回得来吗？
李玲：必须得回呀！习总书记讲前后两个30年不可分割，这话意义非常深远。人类历史是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的，我们不能因为有过一些失误，就把前面所有的事情都否定了，把婴儿和洗澡水一块泼出去。现在国际上很多做得好的都是学的我们中国，而我们自己却成了这个局面。
我觉得，习总书记看到了问题的本质。政治局集体学习，去年是历史唯物主义，今年是辩证唯物主义，非常好。这才是共产党人的思想武器，不坚持这个坚持什么？
当然，往回走并不是简单地回到过去，而是结合实际真正解决老百姓面临的问题。可能我们得再一次出去学。你看谷歌、通用这些大公司，现在都是又办医院又办学校——这是成本最低的。人家能这样做，我们也能这样做。
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我们产业升级的一个障碍所在。跟德国这些国家比，我们极度缺少技术工人，因为流动性太大。工人对企业没有认同感，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没干几天就走人。技术是要积累的，过去的8级工，车一个部件精确度就是高。现在都是临时上阵，现学现用，所以技术不过关，那你产业如何升级？
抓在关键环节，就能解决问题
玛雅：你谈到，中国药企过度竞争，造成药品生产严重过剩。这样一种混乱局面，监管部门不管吗？
李玲：要是有人管至于这么乱吗？所以我认为，我们的体制机制需要变。比如产业政策，所有的赶超国家没有哪个没有产业政策的，产业政策是国家战略，国家对本国的重点产业优先扶持。中国当年也有产业政策，可现在呢？每次五年规划也说这产业、那产业，比如医药产业，若干年都在说是重点、要优先，可是我满世界问，谁管医药产业？不知道。现在只有一个工业和信息化部，这么多的产业，一个工信部管不过来，客观上成了形同虚设。结果就是政策缺失，比如医药产业。
举个例子，别的国家都有强仿，世卫组织（WHO）允许强仿——你不用做研发，把人家的药拿来仿制就可以。比如治疗白血病的格列卫，是瑞士诺华公司的产品，在中国一盒卖23000-25000元，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而印度生产的“格列卫”仿制药一盒200元，连它1/100都不到。很多中国患者吃不起格列卫，就买印度的“格列卫”仿制药，药效达到99.7%。中国有最大的白血病人群，因为人口基数大，可是国家没有任何政策鼓励生产仿制药来保护老百姓。
印度仿制药世界第一
玛雅：更为讽刺的是，去年国内有位白血病患者因为网购印度生产的“格列卫”还被起诉。
李玲：习总书记去年9月访问印度，说要学习印度的经验，从印度进口更多的药。印度当年是学的我们啊！而我们现在又去学印度。
印度1949年的时候各方面条件都比我们好，国民总产值、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率，都比我们高。印度学英国，实行全民免费医疗。但他的医生都送到欧美培养，药品都从欧美进口，以他的国力怎么用得起？上世纪70年代印度人来中国学习，当时印度人均预期寿命还不到50岁，我们已经68岁了。
印度人来中国学到了真经。他发现中国自己培养医生，中国生产的仿制药价廉物美，回去以后就开办学校，培养大批的医生，并且以国家的力量推动仿制药生产。印度法律规定不保护药品专利，鼓励仿制；而仿制成功后，给仿制专利保护。现在印度仿制药世界第一，欧美都进口他的仿制药，WHO也大批量购买，送到非洲国家。其实不光印度，全世界都在学我们当年的做法，我们这里却是一片乱象。
玛雅：这是历史的吊诡。
李玲：这背后的问题是，我们的管理结构需要调整。中国在前30年那么穷的时候，为什么老百姓能看得上病，吃得上药？1949年刚解放时一支青霉素一根“大黄鱼”（金条）都买不到，那不就是今天的奢侈药吗？那时候我们怎么做的？国家组织大规模生产，实行补贴，流通是国家三级批发。新中国最早建的药厂是华北制药，大量仿制青霉素，就把青霉素从奢侈品变成了“白菜”，2分钱一支，老百姓当然用得起。
所以你看，当年条件远不如现在，但只要抓在关键环节，一举就能解决问题。医院是国家办的，医务人员是国家培养的，药品是国家生产的，流通也是国家控制的。医药形成了一个有效的合作体，费用很低，老百姓就能看得起病。
过度竞争将中国药企锁在产业低端
玛雅：华北制药现在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继续给老百姓提供价廉质优的药品？
李玲：华北制药至今都是世界上最大的抗生素生产基地。但它现在生产出来卖不掉，因为太多的小企业跟它竞争。比如一个头孢，几百家企业在生产。很多小企业违规操作，生产出来想方设法营销，造成贿赂成风。现在抓腐败，哪来的？不就是用流通倒出来的钱腐败吗？
众多小企业过度竞争的结果是，每个企业的利润都很薄，没有任何研发和创新的能力。药企是高度垄断的——美国为全世界提供药品，前20大药企市场份额超过60%，前3大流通企业市场份额在96%；法国、英国、瑞士都是只有几家药企。中国5000多家，但前100家市场份额不到50%，前3大流通企业份额约30%。国外大药企的研发投入一般是销售额的20%，中国1%都不到。那你想是什么局面？他一家跨国企业的销售额和利润超过我们5000家。所以中国就被锁在这个低端，我们的企业发展不起来。
玛雅：中国药企不赚钱，为什么药品还这么贵？医院怎么能以药养医赚钱呢？
李玲：这又是一个问题。5000多家药厂过度竞争，造成利润非常薄。那药的利润在哪呢？在流通。可能出厂价是1元，到消费者手上却是100元，100倍的价格上涨。医生拿回扣，医院拿回扣，所以虚涨上来几十倍、上百倍。这相当于我们的企业受到几座大山的压迫。第一它在低端产品的位置，各方面的成本压力都在它头上。然后它的产品，流通环节要攫取一大块利润。那你想能创新吗？靠什么创新？最糟糕的是，很多腐败都在流通领域。卖药的贿赂医生，贿赂医院；其他领域呢？贿赂各路人呀。这不但腐化人心，也极大增加了产品成本。
市场竞争确实释放了很大的生产力，但是过犹不及，现在到了不得不重视弊端的时候。所以我认为，是该反思、做出调整的时候了。中国经济真正要升级，经济理论一定要升级。
玛雅：鹬蚌相争，渔翁得利。中国企业过度竞争，互相掣肘，市场和利益就是人家的。
李玲：没错，我们的药品市场就成了跨国公司赚取暴利的场所。我们现在70%是进口药，90%以上的耗材和器械——CT、核磁、彩超、钢板、支架等，全是进口的。这实际上是在抽我们的血呀！医药行业是世界上利润最高的行业，他们又是以最高价格进中国，不是把我们辛辛苦苦挣的一点血汗钱全都赚回去了吗？我一直在讲，中国医改的配套工程应该是药品和设备耗材的国产化。不走这条路，再多的钱投进去都不够。
我出国调研发现，我们国家太缺乏宏观治理了。你看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人家是铁哥们，但是在利益上算得非常清楚。比如美国制药公司要在英国卖多少药，英国制药公司就要在美国卖多少。他们每年都谈判，你给我开放多少市场，我就给你开放多少，法国、德国也一样。而我们基本上是裸放，你想来就来，想卖多少就卖多少，没有任何限制。所以才会出现葛兰素史克这种事，拼命贿赂。我们成了他们跑马圈地的地方。
改革就要克服利益集团的阻力
玛雅：5000多家药企小打小闹，为什么不进行整合？
李玲：地方政府首先就要抵制，因为药企是税收的来源。当时我们在设计基本药物制度时，曾经提出“定点生产”的方案。定点生产自然就能淘汰一批小企业，因为大企业才有能力生产供全国人用的药。但是药企的力量太厉害了——2009年医改方案出来时，定点生产被否了，变成省级招标。在省里招标，地方政府肯定保护当地的企业。
玛雅：国内医院进口医药、设备都是自主决定吗？不是国家统一配备？
李玲：是。所以进口商都是各个击破，只要搞定医院就行了。背后很多都是有背景的人在运作，我们这么多年怎么呼吁都没人理。
玛雅：已经形成了利益集团。
李玲：中国现在一个非常大的问题是利益集团已经很强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防范利益集团的措施。我在无数次会上都提出这个问题，没有人回答我。这种潜规则的结果是什么？你要为老百姓做事非常非常难，但是你要为利益集团做事很容易，有人会支撑你。为老百姓做事，你博弈的是利益集团，对手十分强大。所以这些年来，基本上做医改的人都是“烈士”。
玛雅：政府一旦被利益集团俘获，老百姓的利益就没人管了。
李玲：这是最大的危害。
玛雅：求是网今年2月刊登文章《医改要防止颠覆性错误》，指出医疗保险商业化是医改的主要危险之一，会导致医疗费用高涨、公平性下降，带来经济和社会风险。现在政府把大病保险交付商业保险资本掌控，这个情况意味着什么？
李玲：这又一次说明利益集团的强大和危害。大病保险交付商业保险资本掌控，这件事涉及十几亿中国人的利益，就这样不声不响、几乎毫无阻碍地给做实了。其实政府真想解决大病保险问题，完全可以在社保内部想办法，现在却是从社保基金划拨资金，向商业保险机构购买大病保险。这造成两个问题：第一，多一个环节就多了一份成本；第二更甚，由于商业保险机构赚钱至上，只想收取保费而不愿付钱，用社保的钱向保险资本购买大病保险，就是拿人民的钱向其进行利益输送。去年国内的商业保险收到保费约1600亿元，仅报销了约500亿元，保命钱的大头变成了保险公司的利润。
美国的医保主要是靠商业保险，而美国医疗在西方国家中是最昂贵、最低效的。当年希拉里领军医改，发现美国商业医疗保险公司征收的保费，仅三分之一用于病人报销，三分之二成了保险公司的暴利。美国纪录片《医疗内幕》揭露其医保行业的黑幕，医保资本就是一群只会收钱、见死不救的吸血鬼。美国现在已经开始削弱和摒弃商业医疗保险，而我们还在一味学美国。老实说，中国国家治理的一个大问题就是过多地学了一些美国的简单动作，以程序正义掩盖实质非正义——只要程序正确，不管结果如何，你都拿我没办法。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政治无赖，会把我们带到沟里去。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玛雅：一盒格列卫在中国卖25000元，是通过什么渠道进口的，为什么价格会翻成这样？既然印度的仿制药这么便宜，我们为什么不从印度进口呢？
李玲：印度的药没有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管理局的批准。至于进口格列卫价格为什么会翻成这样，这是非常揪心的一件事。我跟一些跨国公司谈过，凭什么你们的药在中国卖得那么贵？很多药专利期都过了还卖那么贵？他说我可以降价，但是在中国的营销成本非常高，因为你从来不给我量的优惠。你给我量，我价钱就可以降，但你是一盒一盒买的，所以价就高。
你看英国的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9%财政投入这么庞大的费用，但医药费不到10%。我问他们管理部门是怎么控制的？他是以国家为主体全球采购，跟全世界大的跨国企业谈。英国6000万人口，他以量来换价：我6000万人的市场给你，你给我什么价？这实际上也省去了这些药企的流通成本，药企还是赚的，就能接受这个价格。所以英国人用的是最好的药，价格又很低。
玛雅：以量换价，中国这么大的需求量，我们什么价换不来？
李玲：我们国家谁在算这个账？现在是各省招标，一个省跟跨国公司是谈不下价的。中国30多个省市区，哪怕丢了你这个省他也不会降价，除非是以国家为主去和他谈。我跟英国NHS前总裁谈，他都不能理解。他说，我6000万人的市场跟他们谈，谈成白菜价，你们13亿人可以谈更好的价呀！你们这么好的讨价还价的优势为什么不用？ Why not？过了一会儿又回来问，Why？
我感到非常悲哀，我们国家谁在管这个事儿？谁在对老百姓的健康负责？所以我们的治理体系要变，不能光说为人民，要有切实管事的机构。发改委30多个司局，真正涉及社会的只有社会发展司，其他全是经济。但是你看国外的机构设置，民生是大头，经济是小头。比如美国劳工部，十几万人，卫生和人口服务部也是巨大的。
玛雅：说到底，是为谁服务的意识问题。就像毛主席说的，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李玲：实事求是说，毛泽东当年做的事就是打基础，播下种子，让后人收获。真的就是习总书记说的，功成不必在我。中国农村改革从包产到户开始，这在短期内促进了生产力的提高。但是别忘了，是1949年到1978年农业合作和人民公社奠定的基础——农田的平整、8万座水库的修建、先进化肥种子的使用，还有大量人才的培养。人民公社解决了农民的医疗问题、教育问题，1979年是在这个基础上放开以后，农村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
玛雅：从“格列卫”仿制药案，我们得到什么启示？
李玲：得到的启示是，国家要对老百姓的医疗卫生负责，远远不是建立医保就完成了，何况我们现在医保水平还很低。需要做一个制度设计，从医疗、医药、医保全方位入手，几方面形成联动，才能为老百姓提供健康保障。现在北京的人均医保水平已经超过台湾了，北京大概是7000元，台湾是5000元人民币。但是台湾是高水平的免费医疗，北京很多进口药都不报销。为什么花钱多却不如台湾做得好？就是没有制度安排，没有宏观把控，太多的钱浪费了。
国家治理不能大撒把，以为只要放开就好，甚至不惜裸放。就像一家人过日子，当家长的心里得有数，钱要花在需要的地方。俗话说：吃不穷，穿不穷，计划不周事事穷。花钱没算计，一个家必垮无疑。2014年发明的这个词——“任性经济学”，不无调侃，但发展经济当然不能信马由缰，走到哪是哪。现代经济要有计划、有规矩、有管理，我们的决策者，包括参与政策研究的人，都应该好好想一想，现在老百姓最关心的是什么、最需要的是什么？要真下一番功夫去谋划，去管理，现在下的功夫远远不够。
特别重要的是加强党的领导。科教文卫都是民生领域，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一定要配备强有力的干部，而不是为了满足班子的人员构成凑一个人去分管。2009年基层医改启动，开始阶段起色也不大。当时的李克强副总理亲自抓，很好地利用了我们的制度优势，动员组织各省领导积极推进，基层医改取得了巨大成绩。
玛雅：就像你说的，关键就在用人。把思想好能力强的人放在社会建设的重要岗位上，以我们体制的优势和力量，就能搬掉新的“四座大山”。
李玲：所谓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个重要的内容是社会建设。政府最该作为的是在民生领域，因为市场在这里是失灵的，政府必须得管。现在各级政府都在搞经济，当然发展经济是搞好民生的基础，但在议事日程上民生应当有更重要的地位。其实以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医改根本就不难；难就难在没人管，空谈。
所以我说，反腐大快人心，抓民生才能真正获得人心。抓民生，医疗是个好的突破口，我希望医疗可以作为新一届中央的一个重点。不夸张地说，改革开放30多年，最大的副产品就是人都病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食品安全、心理压力……方方面面的问题所致，人都病了。老百姓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医疗，政府在这方面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如果能够让老百姓看病可以低费甚至免费，就能大获人心。
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
玛雅：现在强调“四个全面”，其中之一是“全面深化改革”。你有一个观点，要以社会建设引领全面深化改革，凝聚增长新动力。你是怎么认识的？
李玲：把社会建设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抓手，一方面能够解决迫在眉睫的民生问题，确保初战告捷，凝聚民心；另一方面又能引领经济、政治改革，重新凝聚新的增长动力，重构市场经济的社会基础，凸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优势。也就是说，社会建设承前启后，既是经济建设的延伸和深化，又是民主政治和党的建设的基础和铺垫。
在我看来，“中国道路”与其说特殊在经济发展道路，不如说特殊在社会发展道路。社会革命先于经济革命、社会建设促进经济建设，是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的共同经验，是中国道路成功的一个特殊秘诀，是“中国特色”的特之所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最大的软实力，是新中国后来居上的法宝，是共产党凝聚人心的旗帜，也是今天全面深化改革的人间正道。
玛雅：社会主义制度下，共产党是中华大家庭的家长。如果过分相信和依赖市场，政府不再以民为本、为民做主，让老百姓自立门户、自谋生路，我们的制度基石就会动摇。
李玲：政府是公众利益的最佳保护者，但中国今天给老百姓的保护应该更多些。现在的社会政策仅仅是托底，但是底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免除百姓的担忧？我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讲中国医改，人家问，老百姓看病还要钱吗？我说要钱。人家一句话就把我问死了：那你们医改好在哪呢？人类社会已经走到这一步，连巴西、南非等发展中国家都是免费医疗，你们还没免费，还要那么多钱，你们再改能有什么成效？我无言以对。
什么叫现代社会治理？现代社会治理就是组织起来，建立富人帮穷人，年轻人帮老人，健康人帮病人的制度，给老百姓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并不见得要全免费，前30年也不是免费，是低费。组织起来，大家一分摊，成本就低了。共产党走到今天，凭的就是超高的组织能力。这些年来中国所有最大的成就——航天、高铁、奥运会，包括抗震救灾，一定是发挥了共产党的组织优势。
所以应该清醒认识到，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发展市场经济，市场要利用，但它就是个平台。不要把市场当成魔棒，它变不出花样来。中国道路的成功在于有一个代表人民的、有强大治理能力的国家，从而能够为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公平正义的前提。在今天，如何使这样的国家不变色，要靠完善的制度体系，也就是国家治理现代化。
玛雅：坚持中国道路，保证国家不变色，这是关乎中国未来发展的根本性问题。
李玲：现在讲纪律，讲规矩，纪律和规矩的后面是我们要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才是最大的政治。官员腐败成这个样子，说到底就是一点理想信念都没有了。纪律和规矩一直在那，他根本没遵守，就要反思出了什么问题。中国共产党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那么多伟大胜利，其实就是道路正确。走对了路，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
中国当年创造了全世界至今还在学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今天，中国经济总量成为世界第二，我相信只要我们选择正确的、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医疗就不会是克服不了的世界难题。
2015年8月于北京
（玛雅，凤凰卫视出版中心主笔）
通宝推：真理,桥上,家园 马前卒的屁股已经完全地歪了 就他所说的过度医疗而言，在普通参保的人中根本不存在。医保保险是有上限的，这个上限完全不足以达到让一个将死的人维持生命的程度。实际上过度医疗更多的是那些全额保险的人，他们少部分人占了医疗资源的大多数。
比如说我老丈人，他一不舒服就去医院，每次住院一个星期左右，一年下来花十万左右，而且他这样的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我还知道有人已经植物人了，天天躺在医院维持生命，因为他在医院里可以全额报销，而且每个月有退休金。如果死了子女就拿不到他的退休金了。与这些人相比，医保的过度医疗简直可以忽略。
医保还有个问题是跑冒滴漏。所有的医保药店都刷医保卡卖保健品、日用品，基本上都可以按诈骗罪抓起来。但是现在医保的钱不够了，首先想的却是让大家多交钱，为什么不去煞住诈骗风呢？我只能猜他们跟骗保的有利益关系了。
另外老职工以前没交过多少医保，现在却从医保中拿钱，那么政府是否应当为他们把医保补上呢？政府该出的钱却赖着，反倒扯什么过度福利，是不是太扯了点？
通宝推：我看看,hullo,家园 支持shuangcheng的观点 我父亲在中医院住院的时候，旁边一个某事业单位的退休领导，已经在医院住了将近2年，脑梗完全瘫痪，自己都不能翻身了。
领导的退休工资将近1万，医保100%报销。家里4000元请了一个护工。领导的夫人不错，几乎每天上午过去陪床。但是三个子女，据领导夫人抱怨，有半年都不没有来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