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老蒋无迷 -- 熊皮帽子近卫军
家园 四川当时肯定只报了一小部分，总数应该有几百万。 明朗是以县委书记的身份参加7千人大会的。他满怀希望，想把真实情况说出来，他无法忍受由李井泉所控制的四川组的局面，于是他做了李井泉终身不忘的第二件事。
他要告状，他也怕倒霉，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他无所畏惧，在自己人中当反革命的兹味，比死难受多了。鉴于“投票事件”至今被李井泉苦苦侦破的教训，他把匿名信写好后，让在中央劳动部工作的弟弟重抄一遍，偷偷扔进邮筒。
毛主席、刘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并党中央：
我是在四川工作的一个干部，第一次到北京来参加会议（中央工作会议），来的时候抱着很大希望，希望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出来，回去愉愉快快地工作，现在，会已开了十几天，看起来，这个希望是不能实现了。
中央提倡说老实话，所以我想写这封信，把我知道的情况反映到中央。
这次开会，头几次叫我们体会文件精神，不联系实际。后来允许联系实际了，但，又叫各人联系各人的，不要把责任往上推，往下推。这几天有人给省委提了点意见，又说发言要端正，于是又像在四川开会一样，大家坐在那里磨时间。
不许讲话，不许讲批评省委的话，这大概就是四川省委领导这次会议的方针，这不过是李井泉闹分散主义的一个表现罢了。
在四川工作的干部，上上下下不敢讲话，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只举几个闹分散主义的例子。
一、毛主席的六条党内通讯，四川省委不准传达，不准贯彻，叫下边从积极方面理解。
二、毛主席反“左”的八句话，四川省委改成三把刀子变成反右。
三、中央关于自留地，私人养猪的五条紧急指示，四川省委顶住没有执行。
四、四川自作聪明提出“一个样”，“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等政治口号，助长 强迫命令和瞎指挥。
五、不执行中央甄别干部的指示，泸州地委第一书记邓自力的错误，是划自留地，解散公共食堂，毛猪下放，甄别的结果，“批判基本上正确”，直到现在省委并没有承认错误，邓自力也没有复职，对其它人的处分当然也“基本正确”。
六、四川省委前几年规定，农民的的口粮标准是八两，不久以前规定四两、五两、六两 ，（十六 两的称）有的地方执行下来，农民一天一人只能吃二两、三两、四两，现在还在饿死人。
七、中央关于改变基本核算单位的文件，没有发到县，不许县里试点，现在中央作了决定，又规定一个公社保留一个大队不变。
八、最近中央指示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四川省委改成“打击投机倒贩，贪污盗窃活动， 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规定万分之几逮捕法办，千分之几斗争打击，百分之几批判，硬说干部中有百分之几十的人搞投机倒贩，还规定县委书记要到成都交账，那个交不出不准到北京开会。
李井泉这样搞分散主义，结果是怎样呢？结果大量死人、死猪、减产。有的县饿死的人将近总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四川全省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还要饿死多少人（作者注：明朗的这封信文革中被造反派抄写成大字报贴在成都街头，作者曾亲眼目睹，清楚地记得这句话是“四川已经饿死一千万人，还要饿死多少人”。本书引用的是1997年作者采访明朗时，明朗亲笔写给作者的版本。），谁也不知道。像这样严重的问题，李井泉怎么敢叫下面讲活呢？
中央如果要反分散主义，就应该反反这种人的分散主义。
一个四川干部
１９６２年１月
中央办公厅１月25日收到此信，印发政治局常委参阅。
——《川西大饥荒记实》
家园 廖伯康是瞎扯。明朗也是语不惊人不肯休。 明朗不可能知道数据，谁给他提供？要做一个靠谱的统计，得多大工程？
当时四川人口本来就只有6、7千万人，15%，啥概念？
当时都是大家庭，子女都多，算起来一家平均至少要死1、2个才够数。
廖伯康文章里，涪陵死的人比本身人口都多。
我问过，城市里基本上没听说自己亲属或者熟人是饿死的。胀死的听到过几起（饿，突然得到食物，大量饮水，加上错误处置）。农村要糟糕些，但也要看地方，家母下乡生产队，条件比较好，就没出事。师兄回忆下乡的荥经县，老弱的，那关难过。
家园 58-62年四川人口死亡率之和为17%， 非正常死亡10%是可能的。
1954-1962年年底人口数为6649，6791，6945，7081，7078，6897，6620，6459，6486万。人口死亡率为千分之8.43、9.18、10.41、12.07、25.17、46.97、53.97、29.42、14.62.来源：国家统计局综合司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1949-1989）》（中国统计出版社，1988）第690页。原注：本表为公安部门数。《1985年人口年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22、523页；《当代四川大事辑要》（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第133、148、163、176页。
家园 老兄真相信四川54年死亡率比美国还低？美国当时接近10‰ 家园 年轻人多死亡率就低 家园 但低于同期美国，那是一点可能都没有。 国产青霉素是58年才投产的，光一个感染，就会有大问题。
家园 对这个各自保留意见吧。另外即使前几年统计的死亡率偏低 ，大跃进时期统计的死亡率可能更加偏低。
从1959年起，人口统计成为风险极大的雷区，温江地区公安处处长赵健是触雷倒下的一个。公安部门负责管理户籍，按规定每半年上报一次人口变动情况，包括出生、死亡、迁出 、迁入四项统计数字。从1959年上半年开始，专区各县普遍出现人口负增长，但各县公安部门出于种种顾虑，直到9月份还未将数字报齐，在省公安厅的一再催促下，地区公安处上报了10个县上半年的统计数字，均为生得少、死得多，这是全省第一个上报人口负增长的专区 。反右倾开始后，越健即被宣布停职检查，罪名是“谎报人口减少”。省公安厅厅长赵苍壁知道后，私下给下面打招呼，别再报人口变动情况。内江专区公安处认为情况严重，要给省厅报情况，赵说：“温江都报出事了，你们还报!”。?
1960年初，四川省委下达了一个“关于加强户口管理人口统计工作”的指示，要求在反右倾、鼓干劲的思想基础上开展人口普查工作。从有关金堂县的一份材料中可以了解到这次统计是如何进行的。
开始金堂县委根据各公社上报的数字统计，出现了出生少死亡多的“反常现象”，受到地委批评，要求按照省委“只有生得多、死得少、没有生得少、死得多”的精神重新统计。金堂县委召集各区、社干部开会，传达省委精神，反复强调“人口统计工作的重大政治意义”，批评死亡数字大的区社是“对人口统计工作的意义认识不足”。大家听明白弄不好要戴右倾帽子，赶紧重新“调查”。土桥区６个公社原报出生人口1800多，死亡3800多，重新“调查”后，死亡数大大减少，反正无法到阎王的生死薄上核对。有的公社的统计一而再、再二三被打回，先后“复查”１１次，直至“生得多，死得少”才算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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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有可能，因为解放初生存条件有一个快速改善的过程 解放时活着的都是生命力比较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