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洞郎对峙初步结局：印度完胜 -- 种植园土

印度军队今天下午撤回到锡金段边界印方一侧，这是最大的事实。中国当然不能说“大获全胜”，人家毕竟占了我们的土地七十多天。然而中国施加各种压力，兵不血刃地促成了局势的扭转，这种能力比发动战争达到目的对大国来说更重要。我知道印度做出撤军的决定很不容易，我认为中国现在完全没必要刺激印度，如果印度舆论找出他们“胜利”的理由，就让他们自嗨几天吧。中国是大国，完全没必要与印度陷入意气之争。我甚至愿意大面上对印度人说一句：撤军就对了，你们走得很有尊严。

看来是失策啊

顺便问候它们的祖宗十八代。

真正的体制问题！%1背叛了%99，为了自己的利益造成了中国这种对头的崛起……所以不是民主被污名化，而是西方体制背叛了民众，导致了衰落。西方体制恰恰是专门翻老账的啊，看看美国的新能源公司，和台湾的红会国有企业基建投资都归了谁！而人民恰恰会失去参与政治的手段。这是个有意思的话题，我们都以为没得到的东西或许是更好的，就像邻居家的孩子……

纽约时报在2012年时的一篇文章：

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本月都在经历最高领导人的换届，这种巧合被西方媒体描述为一个不透明的共产党国家与一个透明的大众民主国家的鲜明对比。

　　这种对比是非常肤浅的，它实际上涉及的是两种政治模式之间的竞争：一种是更强调选贤任能的模式，另一种则迷信选票的模式。相比之下，中国选贤任能的模式可能胜出。

　　中国的经济奇迹已为世界关注，但中国政治制度的改革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这也可能是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而被故意忽视了。

　　事实上，中国毫不张扬地推进了国家治理方面的许多重要改革，中国已经建立了从上到下的一整套可以被称为“选拔加选举”的制度：大体来说，干部晋升必须经过初步考察、征求意见、内部评估、较小范围内的投票等程序来选出能干的，有民望的领导人。就此来看，中国共产党可能已成为今天世界上最重视选贤任能的组织之一。

　　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儒家渊源流长的政治文化传统。这种传统产生并维持了上千年的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无疑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以公开考试的方式来选拔官员的制度。

　　中国继承了这种传统，并将其贯彻到整个体制中，尽管这种努力并非总是成功的。官员晋升的考核保准，涵盖了消除贫困、创造就业、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最近越来越受重视的环境保护等。中国过去30多年的迅速崛起，与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是分不开的。

　　尽管有不少耸人听闻的腐败丑闻和社会问题，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政治制度，正如其经济一样，保持了弹性和活力。

　　在体制建设方面，中国共产党在各个级别上已经确立了严格的退休年龄和任期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政府总理，最多只能任两届，总共10年。在最高层，中共中央政治局实行集体领导，这有效防止了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过的个人崇拜问题。

　　这些精心设计的改革消除了领导人权力终身制的危险，而权力终身制正是引发阿拉伯之春的一个主要原因。

　　目前正在举行的中国共产党十八大，将产生中国新一代的领导人，这无疑是对中国选贤任能制度的最好诠释。

　　中国最高决策机构，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候选人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或具有其它相应的工作历练。在中国，治理一个省的工作，对主政者才干和能力的要求非常之高，因为中国一个省的平均规模几乎是欧洲四、五个国家的规模。

　　很难想像在中国这种选贤任能的制度下，像美国 小布什(George W. Bush)和日本野田佳彦这样低能的领导人能够进入国家最高领导层。

　　以即将接班的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为例，他曾在经济充满活力的福建担任省长，后又担任过民营经济高度发达的浙江省委书记，其后又担任过上海市委书记，上海是中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还有许多强大的国有企业。

　　换言之，在习近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之前，他主政过的地区，就人口而言，超过1.2亿，就经济规模而言，超过印度。其后他又有5年时间，以国家领导人的身份来熟悉整个国家层面的政治、军事等领域内的领导工作。

　　中国选贤任能的制度挑战了“民主或专制”这种陈旧的二分法。从中国的视角看，一个政权的性质及其合法性，应该由其实质内容来判断，这种实质内容就是能否实行良政善治、能否拥有勤政能干的领导人、能否使多数民众感到满意。

　　尽管中国政府还存有许多不足，但它确实保证了世界上最高的经济长期增长并大大改善了绝大部分国民的生活水平。根据美国皮尤调查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民调，在2012年受访的中国民众中，高达82%的人对自己的未来表示乐观，这一比例远远超过其他参与调查的国家。

　　亚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的理想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在现实中这一理想并非轻易可及。美国的民主制度距林肯的理想还相距遥远，否则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就不会公开谴责美国的制度是“1%有、1%治、1%享”。当然，“1%”的说法也可能过于严厉了。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的改革的实验室。中国这种“选拔加选举”的模式已经可以和美国的选举民主模式进行竞争。

　　温斯顿·丘吉尔有一句名言：“民主是最坏的制度，但其他人类已尝试的制度更坏。”在西方的文化背景中，情况可能确实如此。许多中国人将丘吉尔的这句名言意译为“最不坏的制度”，也就是中国伟大战略家孙子所说的“下下策”，它至少可以保证坏领导人的出局。

　　然而，在中国儒家选贤任能的政治传统中，政府应该永远追求“上上策”或“最最好”的目标，力求选拔出最卓越的领导人。这当然很难做到，但这种努力不会停止。

　　中国通过政治制度上的创新，已经产生了一种制度安排。

西方媒体都能看到的，你们看不到，我只能认为你们根本不想看到。

首先，你们梦寐以求的议会与普选的民主制度并不是最好的效率最高的国家治理模式，但是却是最能让普通民众以为自己当家做主的模式。中国与其他各国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大一统，这是中国从秦朝开始就已经确立的国家运行管理模式。这个模式之下，虽然损失了一些多样性，但是整个国家的运行效率最高，对国家人民与社会而言，是最好的模式。如果人类不需要进化，如果人类不需要竞争，那么你们所谓的民主模式也是挺好的，内部管理的多样化可以让更多的人获得满足感。可惜世界是残酷的，我们必须保持高度统一来对抗敌人，在中国，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毫无疑问。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兼得，舍生而取义也。

西方社会占尽天时地利，为什么发展越来越慢，被贫穷落后的中国逐步赶超？恰恰是管理模式的不同造成的，西方内耗越来越重，三权分立的模式本身就是为了防止一家独大，是一种权利制衡模式，并不是进取型的模式，而是平衡型的模式。中国的选贤任能与大一统则是一种进取型的模式，保持了很高的效率。

中国模式中出现的问题，要针对问题来解决问题。(腐败只是选贤领域的问题，要解决就在选贤这一领域里解决。)因为中国模式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就怀疑中国模式，不加分析的认为西方模式比中国模式优越，这是很不负责任的做法。

全世界范围从历史上看，任何民族就是再强大也都有衰落的一天，但其他民族由强转衰就再没有翻身机会了，一路衰落下去直到消亡，但中华民族因为地理优势，不能被其他民族一时间彻底替代，于是总有反击和翻身的机会，但文弱的天性却一直保留，要不断展现。

真正属于中国原生状态的强盛时期是汉朝４００年，以后就一路下落，汉朝太强大了，汉军太强大了，所以彼此攻伐，导致国家崩溃，三国两晋就是典型的大崩溃，但因为地理优势，其他任何少数民族不能完全替代汉人，只能逐步融合，结果后来的几次盛世都是其他民族把自己的血性传给了中原汉人，从唐朝，到宋初，到明朝都是如此，后来的GCD虽然不是少数民族，但把国外尚武进取的思想传给了中国人，毛领袖更是把敢于战斗，敢于牺牲也敢于胜利，轻利重义勇敢无畏, 从军事到政治到文化都贯彻始终，希望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但因为文化革命不符合多数中国人的国民性，最后被彻底否定。

而中国一旦国家稳定了，社会稳定了，中国人就又会普遍表现出文弱和重利的老毛病。这不是民主能解决的，这是民族性，社会性和文化性导致的，民主只能放大这种国民性，看看台湾国民性，看看海外华人的国民性就知道了。因为古老民族过去打仗打怕了，多想以和为贵，这和人越老越怕打架，越怕冲突是一个道理，比如历史上曾经的军事强大的民族，比如希腊，罗马（意大利），法国都表现出文弱的国民性。而中华民族已经是几千年岁数的老人了，从强汉开始算也有两千年岁数了，这样岁数的老年国民性当然是以和为贵，多多赚钱好舒服养老。只有毛领袖这样的大智慧者才会反其道行之，给中华民族注入血性和胆魄。

当然，民主了以后，在朝庭里象当年南宋一样，临时吵着要打仗要北伐的人肯定不少，争取民意和选票嘛，可真打起来，军无可用之兵，兵无可用之胆，国无可用之谋，谋无可用之兵，这样一个败仗下来，死伤无数就全傻眼了。专制时代能找到独裁者问罪造反，而民主了国民性的问题能找谁去问罪造反？那就要发动文革了，是不可能的。

当年阿根庭军政府时期还能跟英国打个马岛战争，虽然输了，但英军也损失不小。可后来民主了，就连一枪一弹一兵一卒都再没发过。所以对于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如果专制制度做不到的霸业武功，民主制度就更做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