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人物】被妖魔化的一段历史〔春水无澜〕 -- 茶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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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家园 【人物】被妖魔化的一段历史〔春水无澜〕

    王莽的出场就不同凡响

    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符合正史对王莽的盖棺论定。传统史家仅仅因为他的废汉自立就对他全盘否定,对他的品行、才能、人格进行全方位的妖魔化,对其人性自私、冷酷和贪欲的一面固然大加挞伐,对其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一面也一概斥之为伪君子,斥之为大奸似贤。用今天的话就是,他的谦恭、礼贤、勤政等等从一开始就是“作秀”和包装,都是为了将来的窃国沽名钓誉,都是在散烟幕弹,以麻痹人们的意识。在这些人看来,好像王莽后来的废汉是早有预谋,而不是时势发展的结果。

    司马光是这样介绍他出场的:

    ‘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成帝永始元年〕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接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朱博〕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就是,汉成帝的母亲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只有一个弟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封侯,这个王曼就是王莽的父亲。王莽自幼丧父,母亲虽然被太后怜悯得以住进太后的宫里,但自己由于失去父荫,一直默默无闻,而他的堂兄弟们则因为父亲或者是大将军大司马,或者是这侯那侯的,都过着王孙贵族的生活,一味声色犬马。王莽与他们格格不入,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公子哥儿的习气,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打扮也像一个普通的儒生。在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他结交贤士,对自己的叔伯们也努力尽一个侄子的本份。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这个侄子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几个月,每次喂药之前都亲尝一下药,连王凤的儿子都做不到这点。王凤非常感动,临死前把王莽推荐给太后和成帝,王莽由此有了个进身之阶。

    后来,他的另一个伯叔、继王凤而主持朝政的大司马王商又上书皇帝要分自己的封地给王莽,实际上也就是为王莽向皇帝讨封,戴崇、金涉等当世名士都为他说好话,在加上太后的一再推荐,成帝终于封了王莽新都侯。可贵的是,王莽爵位高了,为人更谦恭了,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不遗余力地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官员。一时之间,王莽不但得到在朝者的推荐,还得到在野者的褒扬,名声超过了他的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

    当然,王莽也有自己不检点的时候,有次悄悄买了个侍妾,被他的堂弟们知道了,王莽怕他们坏了自己的名声,就死不认账,一口咬定说,“后将军朱博无子,听说此女有多子相,就悄悄为朱博买了此女。”当日就把自己的侍妾送给了朱博。

    司马光窥一斑而知全豹,据此指责王莽,说他为了求名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皇位本来就应该是“流动红旗”

    有些史书形容王莽,“丑陋异形、凸额鼓睛”,就是大金鱼眼,额头鼓凸,形貌奇丑。本来,有异形者多为大贵人相,勾践鸟喙,刘邦隆准,相者谓隆准与鸟喙都是寡恩之相,北宋初年,割据江南的越王钱〔chu人加叔〕曾有诗叹韩信,“隆准从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当然,王莽是不是丑陋异形,已经不得而知,但由近及远,由今看古,则很难说不是正统人士义愤填膺之余的刻意丑化。

    试想一想,王家外戚四朝,子弟众多,太后王政君母仪天下六十多年,除了哀帝执政的六年,政出王氏近半个世纪,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她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和侄子王莽先后出任相当于摄政王的大将军、大司马,一门十侯,曾一日封五侯,司马光《资治通鉴》说――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诸舅:王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势焰。王莽若果真奇丑怪形,王家又不缺男丁,王莽在无父荫可侍的情况下,即使再沽名钓誉,仅仅因为其面目可憎,望之不似君子,也断难步步青云。从遗传学角度来看,王家世代簪缨,门阀清华,一门两后,婚姻都是阀阅人家,若非有非常原因,再丑又能丑到哪里去呢?当然,王莽的形貌无关紧要,是丑是美与政治不相干。之所以要提一下,只是想说明儒家正统史书的全面意识*形态化,为了否定一个人,已经到了放弃正史之尊严,不惜谩骂丑化的地步。

    王莽处西汉末年皇权衰危的时代,豪强欺凌百姓,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艰难时势需要一个强势皇权,可是皇权却总是强不起来。那个有感汉室衰微的汉哀帝,因为汉成帝无嗣,得以以外藩承续大统。他即位后,曾经想恢复皇权的权威,在他的锋芒之下,王家被迫淡出政坛,王太后由于儿子死了,没有孙子接承大统,只得暂避其锋,处处忍让元帝的傅妃――哀帝的祖母傅太后,王家的指标性人物王莽也辞去大司马一职,离开长安,回到新都侯的封地,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臣子。这本是上天给刘氏子孙的一个重要机会,可惜哀帝看到了帝国的病症所在,却依靠错了大夫,下错了药。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哀帝以26岁英年早逝后感叹: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这个短命的哀帝,想强皇权,却靠杀名臣立威,他杀了王莽给送过侍妾的朱博,逼死了丞相王嘉,杀尚书仆射郑崇,黜退忠直之臣师丹、傅喜等。尤其是其逼死王嘉、杀害郑崇让满朝文武寒心。哀帝指责郑崇“门庭若市”,有结党营私的嫌疑,郑崇坦然回答:“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虽然君子坦荡荡,最后还是逃不了被无道昏君诛杀的下场;哀帝宠信其同性恋对象董贤,要给董贤增加封地,王嘉因为反对而为哀帝恼恨,哀帝不便以这个理由治王嘉的罪,便罗织别的罪名,派使者上门,意欲迫其自杀。王嘉属下含悲进毒药,王嘉悲愤莫名,摔碎药杯说:

    “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

    哀帝老羞成怒,怪王嘉不知趣,就将其下狱。在监狱中,王嘉更遭到狱吏的侵辱,他仰天而叹:

    “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

    王嘉在系狱二十多天后,不食,呕血而死。

    汉哀帝为了他的同性恋帅哥董贤,竟是到了不要江山社稷的地步,一次同董贤等喝酒时,色令智昏到竟然要把皇位禅让给董贤,但是,大臣王闳上前阻止:“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当年汉景帝与弟弟梁孝王喝酒时表示,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梁孝王,魏其侯窦婴也说过类似的话。有如此汉臣,汉哀帝不爱江山爱“美人”,是心要想实现也难!

    虽然如此,他还是让董贤这个除了有一副漂亮脸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的20来岁小伙子,当了权倾朝野的大司马。少年血气的王闳明知不可为而为,再次上柬痛陈――

    “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武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无功于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民喧哗,偶言道路,诚不当天心也!”“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董〕贤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非所以垂法后世也!”

    董贤后来果然如王闳所言,有了“小人不知进退之祸”,一旦靠山崩颓,其威也散,其势也消。几年后哀帝一死,王太后迅速收走皇帝玺绶,王莽那个故大司马被王太后召回长安,董贤这个现任大司马就像吓傻了一样,一任王莽作为,任凭宰割,等到大司马印绶被王莽以王太后名义收走后,就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自汉成帝以来本已衰落的汉室,经汉哀帝这六年的错误整顿后,进一步走向败落。他本想改变“禄去公室,政出王氏”的局面,却由于其昏庸无道,宠信小人,从而使得忠直见斥,正道下沉,再加上天不假年,不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权力转移。从此,“政出王氏”就再无阻碍,王莽的机会就此来了。

    当然,王莽一开始也就是想谋个人爵禄,就是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想篡位为帝。说起王莽这个人,也真是个异数,他因缘际会地生在外戚之家,但又非真正地含着“金汤匙”出生。一开始他也只是希望能够入仕,其贤行也不排除是为了求名,其虽生在外戚权贵之家,但父亲早死,孤儿寡母度日,眼看其叔伯兄弟爵禄高登,生存法则就驱使他必须打开新的出路。何况当时取士的征辟制度是以个人操行为标准,他只能选择以贤显名于士林,再闻达于天子的进身之路。走的是一条曲线跑官的路子。

    其后来的代汉除了个人野心之外,也是时势使然。当然,他可以效法周公和霍光,但饶是霍光尽忠汉室,一秉至公,但立帝废帝出于一臣,已经犯了天家的大忌,最后刻薄寡恩的朝廷还不是灭了霍氏家族?废汉自代,需要他拿出极大的勇气,需要排除心中的道德障碍,其间的内心挣扎,很有可能是冰火煎熬。这恐怕不是道德与价值都已经空洞化的今人所能理解。以唯利是图的现下人心所度,王莽的一切行为纯粹都是个人野心。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任何篡夺都可以用个人野心所能解释,否则,以霍光的权倾一时与杀伐手段,以他后来使宣帝 “芒刺在背”的威仪,为什么没有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宁愿做着事实上的皇帝而不敢做真皇帝?并不是他们缺乏决断,缺乏临门一脚的功夫,而是无形的道德力量使他们不敢做出不可饶恕的不臣行为。要做这不可回头的决绝行为,除非有天道人心的呼唤,除非有昏庸残暴的皇帝, 有“君之视民如草芥”,才可以“民之视君如寇仇”,才可以像汤武革命一样,打着“替天行道,以诛独夫”的旗号,否则很难逃脱人心和自己内心的责难。

    从王莽来看,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想做一些事,他后来的种种改*革也确实证明他想开创一个时代,刷新一下陈腐的政局。因此,我们今日评判他,就不必管他是不是权迷心窍,而因更多地从当时的时势着眼。时势需要,虽不道德也道德;同样,如果时势不需要,虽道德也不道德。毕竟,个人的道德毁誉事小,帝国需要强人事大。

    而实际上当时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作为财税来源和帝国命脉的农业,已经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下垮了。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形成洪水一样的流民,并滚雪球一样成为一个极具危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像炸弹长长的药引,紧紧地缠在帝国不堪一击的躯干上,只需要一点火星,这个帝国就会全面爆炸。这一点,不但那个自称“汉老寡妇”的王太后和王公贵族不知,就是长安的一班朝廷大员也不一定知道,但多年掌握中枢、一直处理政务的王莽知道,再不采取非常手段,则大家会一块儿玩完。民变一起,天下大乱,什么宗室,什么外戚,管你是刘姓还是王氏,统统都会在乱局中沉沦。为今之际,只有重振皇权,优恤小民,才可以釜底抽薪,鼎定天下,而环视刘氏宗室,早已在富贵中腐烂,就是有一二有识之士,又有谁有王莽的德能勤绩和摄政王的权威呢?且不论时势的需要,仅仅为了救刘、王二姓,除了篡位,王莽也已经别无选择。这也是他废汉后为什么还保留刘氏贵族地位的一部分原因。当然,他后来为了确立新朝的权威,也努力清除刘汉的印迹。这是后话。

    再说,以他个人所处境地而言,做到摄政王的地步,已经是离弦之箭,断难回头,一旦王太后宾天,恐怕自己想求善终也不可得。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哀叹,再也不能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霍光二十余年尽心辅政,身后儿孙也难逃诛灭。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教训不可谓不残酷。就是皇帝感念兴立之恩,优待老臣,但自己多年摄政,恩罚尽出于己手,作威作福之下,难免有冒犯幼君的时候,仅就此而论,恐怕灭一百次族都不为过;不要说自己曾有种种不臣的细节,就是没有任何事,一干新贵也会罗织罪名灭之而后快,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威风,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忠心,不灭己不足以号令群臣;更何况,往日受恩之人急于要划清界限,以邀宠新君,免不了要揭发旧事,甚至还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往日得罪之人,则更是盼来了咸鱼翻身报仇庆祝的时候。总之是,一旦太后一去,自己就难免“大树飘零”,断难逃出生天。也不要对皇帝报以奢望,君恩往往无常,在其位者,虽父子兄弟犹然白刃相见,何况对昔日的权臣呢?对群臣口诛笔伐自己,说不定他还乐观其成,或许这竟是他的授意,是他“风”臣下检劾旧事的。因此,对王莽来说,与其将来灭族亡家,不如铤而走险,冒险一试,说不定就因此开辟了一片基业,而最坏也不过个灭族。

    我们今天回头看,从帝国的利益和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是刘孺子还是王莽更能领导帝国?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现在负面评价王莽,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评价历史又怎么能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丑化王莽无非是他篡夺了刘氏江山。不过诚如陈涉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圣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天下本无私,唯有德者居之。想当初刘季不也是从嬴子婴、楚霸王手里抢走了天下吗?何以刘季做得,王莽就不能从刘孺子手里接管政*权?

    不合时宜的悲剧改*革家

    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 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 〔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 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革导致金融破产,货币失去公信,从而加速了社会的恐慌和愤怒。他废大钱小钱五铢钱,除了因为中央财政出现巨额亏空,铸造新钱有转移亏空,并消除刘汉痕迹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为了进行他那书呆子式的托古改制。他发布文告说,反对货币改*革者,“比井田〔跟反对井田者同罪〕,投四裔”,他对政敌竟真的像舜对政敌一样投之四裔。甄寻等三人就被分杀于羽山、三苗,连杀的用词也用的是上古的。如殛、放等,书呆子气十足。他可笑的比照上古作法,除了表明他的不合时宜和迂腐外,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信心不足。正是因为内心虚弱和信心不足,他才拼命地比附上古帝王的圣迹来强调他的正统和合法。与此相映证的是,他自认是黄帝和舜的后裔,竟然史无前例地追封王陈田宋四姓先祖,诏封四姓为新室的宗室。

    改*革的左倾盲动。他发布土地改*革文告推行王氏“井田制”,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近人曾比之为两千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推行土地改*革有激烈与和平两种手段,要么以强力做后盾,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改*革;要么用商业手段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既无强力又不赎买,却仍要在政权初立时,不顾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犯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企图通过诏书和文告进行土地改*革,并威胁天下:反对者投诸四裔。这自然引起豪强强有力的反抗。他不明白自己的权威基本上还局限在长安,天下广大,鞭长莫及。他忘记了有汉一代不断被提起的亡秦的教训,想当年秦皇帝“奋六世之余烈,鞭长策而御宇内”,实行残暴统治,却因为农民陈涉登高一呼,天下就“嬴粮景从”,万世基业的宏伟设想比及二世就灰飞烟灭了。以今日之新比昔日之秦,谁的力量大?莽新没有嬴秦的实力,却要行使嬴秦的威权,岂可得乎?

    对刘氏失之于宽,对豪强失之于严,从而打击了政权的基础,使新室权威只及于长安。王莽有感于国家财税流向豪 强,底层的农民沦为奴隶,造成国家、农民双输,豪强独赢的局面。他推行“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还反对把农民变为奴隶,认为有负天生人的初衷,大有天赋人*权的萌芽。但可悲的是,这一正确的改*革实行在错误的时间。要么在他当安汉公时借汉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反对者失去依托的名号和借口;要么等新室权威底定,天下已稳时实行。王莽急于求成,却不知,在汉末中*央皇权不断弱化过程中,豪强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现在面对王莽的新政,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作出反应, “用脚投票”,与刘汉余孽合流。土地改*革因为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不但没有争取到破产农民的支持,反而未得先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豪强也驱赶到政*权最危险敌人刘汉余孽的一边;又赶上连年旱灾,中*央既无财力也没人力进行赈灾,而原本充当中*央与底层农民桥梁的豪强士绅们,不但放弃了道德责任,反而恶意地推波助澜、甚至落井下石,建立城堡自保,加速土地兼并,驱赶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从而使饥饿的农民变成庞大的流民。末世所特有的绝望情绪从上层渗入中层,现在又弥漫到社会最底层,社会的怨气危险地累积,新生政*权在其刚诞生时就呈现了亡国的征象,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本来对以汉室诸侯为代表的豪强有强烈敌意的底层自耕农和农奴,也在时势发展的不可预测之下,出现与他们以前的敌人相结盟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甚至贯穿整个社会。王朝末日的景象充分显露,中原煮沸、天下鱼烂河决的时候来了。

    连年的饥荒终于使流民揭竿而起,历史又像秦末一样,由农民射出了第一枝反箭。在毫无政*治主张下,流民集团流窜作战,把反叛的种子播洒四方,并在席卷天下的征战抢掠和无情杀戮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如赤眉和绿林。在中*央的权威被他们像捅窗户纸一样捅破后,豪强势力也在保土安民的名义下从各地蜂起,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优势,招募饥民,迅速壮大起来并逐渐整合,并最终与流民集团合流。在共同的敌人新莽彻底垮台后,为了填补新莽后的权力真空,昔日的同仇敌忾很快就转化为彼此争夺。经过血腥的角逐,不厌其烦的权谋,无休止的结盟和背叛,人心思定,最后让刘秀脱颖而出。可是经过这一征战,全国人口从6000万户减成2100万户,尸骨如山,血流漂橹,完全可以用 “千里无鸡鸣”来形容。

    可叹王莽历经艰难,废尽心机,甚至牺牲了两个儿子 〔被他因为政*治自保需要杀了〕,一个女儿 〔给14岁死了的平帝为后,史称王莽毒杀了平帝,让他的女儿未成年就成为寡妇〕,终于夺来了天下,却因为政策失误而付诸东流。从而使得一个美好的改*革无功而返,也使一个本当名垂青史的开国一帝,成为千古权奸和笑柄,留下万世骂名,不亦悲夫!

    “作秀”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

    王莽被丑化为伪君子也就罢了,历来搞政*治的多多少少都要过一下“民意关”,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都要面对一个百姓口碑问题。而所谓老百姓的口碑并不真是来自老百姓,它通常只是知识分子的评价,而所谓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暂时栖居林泉的隐逸外,基本上是与士绅官僚集团及其门下宾客相重叠的。因此,政*治家要想获得好的社会评价,就必须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而要在这些精通政*治的人们面前脱颖而出,没有过人的政*治手段是不行的。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崛起,则任何权谋、心计、做作,都不妨一试,当然,必不可少地还要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要有过人的韬光养晦的能力。勾践面对吴王,是如何的低三下四,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其侍吴王,无异忠臣,无异孝子,可最后让吴王血溅馆娃、身死国灭的同样就是那个忠心耿耿、低三下四的勾践。很显然,勾践的作为只是权谋和养晦,其对吴王的忘恩负义不但没有受到历代史家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被称为智慧和英雄行为。历史和民意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苛刻,勾践成功了,就被历史家当作处逆境自强的典范,王莽失败了,就成了“白石似玉,奸佞似贤”,就被历史千百年地嘲弄。浩浩青史,除了太史公曾经不以成败论英雄外,给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个失败英雄应有历史地位,又有几个史家不是承御意而命笔?千秋史家,何以对王莽如此苛刻呢,怎么都一个个自觉地站在刘汉的立场上说话呢?当然,除了王莽失败了外,刘氏的复辟是一个主要原因,后世史家都因循了东汉的观点。但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承袭传统史观,应该破除历史的局限和任何道德正统的束缚,从五千年历史的大脉络上还原历史、厘定历史。

    何况,从我们今天现实政*治来看,国内外政*治家面对的“民意”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没有民意肯定的政*治家不会有任何政治前途。西方选*举文化在这一点上更膨胀了民意的分量,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民意甚至制造民意。普通选民对政*治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他们通常只是透过政*治家的演讲,通过电视镜头来认知他。选举的作秀化已经泛滥,竞选人镜头前 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化为正负两方面的民意,而民意就是实实在在的选票。有鉴于此,不“作秀”行吗?不“亲民”行吗?为此,政*治家们身边的谋士们,也像旧时幕僚宾客一样,极力为“东翁”出谋划策,设计种种方案来凸显“东翁”的亲民、智慧、伟大的形象,诸如三顾茅庐,问策东山,戴雪访贤,冒雨问苦,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等等设计就纷纷出笼,经营得当的话,此政*治家的形象就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由此派生而来的民意就必然化为最后的选票,从而把竞选人送上高位。

    “作秀”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流下,谁又能抗拒得了电视镜头的诱惑呢?谁又能忽视“作秀”带来的潜在民意呢?再说,“作秀”总比连“秀”也懒得作好,毕竟“作秀”的目的是讨好民意,这实际上也是老百姓制衡政*治家权力的一种形式,要让政*治家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且不是一经授权就一劳永逸,一旦民意变迁,这种授权就会被收回。因此,政*治家们必须持续寻求民意的支持,必须持续的“作秀”。尽管“作秀”有表演成分,但多多少少总会张扬民众的权利,总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即使这种“作秀”纯粹是表演,也不宜一概否定,眼下的“作秀”虽然只是形式,但只要有这种形式在,只要这种形式具有永久合法地位,则迟早有一天,形式和内容会一致起来,所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再只是形式。对待形式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从历史发展渐变的角度看,有形式主义总比连形式主义都不要的强,有遮羞布总比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要强。对待民*主,对待“作秀”,我们都应该持这种宽和心态。

    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替“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王朝史观背书,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认知,从五千年历史的一脉相承,从人类一家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重新审视古人留下的纷繁卷页。王莽废汉自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资料主要源自《资治通鉴》〕

    〔2003年8月10日定稿〕

    • 家园 孙权不也是口露精光

      这种异象的人可能都是精力过人的,就看怎么形容了.

    • 家园 Re:【人物】被妖魔化的一段历史〔春水无澜〕

      actually the evaluation of him has been changed since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even in old time actually still a lot of people think about him differently.

    • 家园 同意!

      曹操曾说年少时最大愿望就是,死后墓碑上若能写:“故汉征西将军”,吾愿足矣。

      汉光武少时的愿望也就是当个“执金吾”,娶个阴丽华。他骑在牛背上初起兵的时候恐怕做梦也没想过日后能当皇帝。

      相信王莽起初求名的目的也不过是当个为后人称颂的贤相而已,篡位之心也是后来根据形势变化(大汉皇帝们太不争气)才慢慢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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