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人物】被妖魔化的一段历史〔春水无澜〕 -- 茶博士

王莽的出场就不同凡响

白居易有诗，“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符合正史对王莽的盖棺论定。传统史家仅仅因为他的废汉自立就对他全盘否定，对他的品行、才能、人格进行全方位的妖魔化，对其人性自私、冷酷和贪欲的一面固然大加挞伐，对其符合儒家道德规范的一面也一概斥之为伪君子，斥之为大奸似贤。用今天的话就是，他的谦恭、礼贤、勤政等等从一开始就是“作秀”和包装，都是为了将来的窃国沽名钓誉，都是在散烟幕弹，以麻痹人们的意识。在这些人看来，好像王莽后来的废汉是早有预谋，而不是时势发展的结果。

司马光是这样介绍他出场的：

‘初，太后兄弟八人，独弟曼早死，不侯；太后怜之。曼寡妇渠供养东宫，子莽幼孤，不及等比；其群兄弟皆将军、五侯子，乘时侈靡，以舆马声色佚游相高。莽因折节为恭俭，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事母及寡嫂，养孤兄子，行甚敕备；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大将军凤病，莽侍疾，亲尝药，乱首垢面，不解衣带连月。凤且死，以托太后及帝，拜为黄门郎，迁射声校尉。久之，叔父成都侯商上书，愿分户邑以封莽。长乐少府戴崇、侍中金涉、中郎陈汤等皆当世名士，咸为莽言，上由是贤莽，太后又数以为言。〔成帝永始元年〕五月，乙未，封莽为新都侯，迁骑都尉、光禄大夫、侍中。宿卫谨敕，爵位益尊，节操愈谦，散舆马、衣裘振施宾客，家无所余；收赡名士，交接将、相、卿、大夫甚众。故在位者更推荐之，游者为之谈说，虚誉隆洽，倾其诸父矣。敢为激发之行，处之不惭恧。尝私买侍婢，昆弟或颇闻知，莽因曰：‘后将军朱子元〔朱博〕无子，莽闻此儿种宜子。’即日以婢奉朱博。其匿情求名如此！”

这段话的大致意思就是，汉成帝的母亲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只有一个弟弟王曼因为早死而没有封侯，这个王曼就是王莽的父亲。王莽自幼丧父，母亲虽然被太后怜悯得以住进太后的宫里，但自己由于失去父荫，一直默默无闻，而他的堂兄弟们则因为父亲或者是大将军大司马，或者是这侯那侯的，都过着王孙贵族的生活，一味声色犬马。王莽与他们格格不入，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公子哥儿的习气，不但勤俭朴素，努力读书，连日常打扮也像一个普通的儒生。在家，他孝顺母亲，照顾寡嫂和侄子；在外，他结交贤士，对自己的叔伯们也努力尽一个侄子的本份。大将军王凤病了，王莽这个侄子衣不解带地照顾了几个月，每次喂药之前都亲尝一下药，连王凤的儿子都做不到这点。王凤非常感动，临死前把王莽推荐给太后和成帝，王莽由此有了个进身之阶。

后来，他的另一个伯叔、继王凤而主持朝政的大司马王商又上书皇帝要分自己的封地给王莽，实际上也就是为王莽向皇帝讨封，戴崇、金涉等当世名士都为他说好话，在加上太后的一再推荐，成帝终于封了王莽新都侯。可贵的是，王莽爵位高了，为人更谦恭了，不但散财接济门下宾客，而且不遗余力地结交贤士和朝中文武官员。一时之间，王莽不但得到在朝者的推荐，还得到在野者的褒扬，名声超过了他的几位位高权重的叔伯。

当然，王莽也有自己不检点的时候，有次悄悄买了个侍妾，被他的堂弟们知道了，王莽怕他们坏了自己的名声，就死不认账，一口咬定说，“后将军朱博无子，听说此女有多子相，就悄悄为朱博买了此女。”当日就把自己的侍妾送给了朱博。

司马光窥一斑而知全豹，据此指责王莽，说他为了求名已经到了不择手段的地步。

皇位本来就应该是“流动红旗”

有些史书形容王莽，“丑陋异形、凸额鼓睛”，就是大金鱼眼，额头鼓凸，形貌奇丑。本来，有异形者多为大贵人相，勾践鸟喙，刘邦隆准，相者谓隆准与鸟喙都是寡恩之相，北宋初年，割据江南的越王钱〔chu人加叔〕曾有诗叹韩信，“隆准从来同鸟喙，将军应起五湖心”。当然，王莽是不是丑陋异形，已经不得而知，但由近及远，由今看古，则很难说不是正统人士义愤填膺之余的刻意丑化。

试想一想，王家外戚四朝，子弟众多，太后王政君母仪天下六十多年，除了哀帝执政的六年，政出王氏近半个世纪，王太后有兄弟八人，她的兄弟王凤、王商、王音、王根和侄子王莽先后出任相当于摄政王的大将军、大司马，一门十侯，曾一日封五侯，司马光《资治通鉴》说――

成帝河平二年六月，“上悉封诸舅：王潭为平阿侯，商为成都侯，立为红阳侯，根为曲阳侯，逢时为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说的就是王家的势焰。王莽若果真奇丑怪形，王家又不缺男丁，王莽在无父荫可侍的情况下，即使再沽名钓誉，仅仅因为其面目可憎，望之不似君子，也断难步步青云。从遗传学角度来看，王家世代簪缨，门阀清华，一门两后，婚姻都是阀阅人家，若非有非常原因，再丑又能丑到哪里去呢？当然，王莽的形貌无关紧要，是丑是美与政治不相干。之所以要提一下，只是想说明儒家正统史书的全面意识*形态化，为了否定一个人，已经到了放弃正史之尊严，不惜谩骂丑化的地步。

王莽处西汉末年皇权衰危的时代，豪强欺凌百姓，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艰难时势需要一个强势皇权，可是皇权却总是强不起来。那个有感汉室衰微的汉哀帝，因为汉成帝无嗣，得以以外藩承续大统。他即位后，曾经想恢复皇权的权威，在他的锋芒之下，王家被迫淡出政坛，王太后由于儿子死了，没有孙子接承大统，只得暂避其锋，处处忍让元帝的傅妃――哀帝的祖母傅太后，王家的指标性人物王莽也辞去大司马一职，离开长安，回到新都侯的封地，韬光养晦，夹起尾巴做臣子。这本是上天给刘氏子孙的一个重要机会，可惜哀帝看到了帝国的病症所在，却依靠错了大夫，下错了药。司马光《资治通鉴》在哀帝以26岁英年早逝后感叹：

“帝睹孝成之世禄去王室，及即位，屡诛大臣，欲强主威以则武、宣。然而宠信谗谄，憎疾忠直，汉业由是遂衰。”

这个短命的哀帝，想强皇权，却靠杀名臣立威，他杀了王莽给送过侍妾的朱博，逼死了丞相王嘉，杀尚书仆射郑崇，黜退忠直之臣师丹、傅喜等。尤其是其逼死王嘉、杀害郑崇让满朝文武寒心。哀帝指责郑崇“门庭若市”，有结党营私的嫌疑，郑崇坦然回答：“臣门如市，臣心如水”，虽然君子坦荡荡，最后还是逃不了被无道昏君诛杀的下场；哀帝宠信其同性恋对象董贤，要给董贤增加封地，王嘉因为反对而为哀帝恼恨，哀帝不便以这个理由治王嘉的罪，便罗织别的罪名，派使者上门，意欲迫其自杀。王嘉属下含悲进毒药，王嘉悲愤莫名，摔碎药杯说：

“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

哀帝老羞成怒，怪王嘉不知趣，就将其下狱。在监狱中，王嘉更遭到狱吏的侵辱，他仰天而叹：

“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余责。”“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

王嘉在系狱二十多天后，不食，呕血而死。

汉哀帝为了他的同性恋帅哥董贤，竟是到了不要江山社稷的地步，一次同董贤等喝酒时，色令智昏到竟然要把皇位禅让给董贤，但是，大臣王闳上前阻止：“天下乃高皇帝之天下，非陛下有也！陛下承宗庙，当传子孙于无穷，统业至重，天子无戏言！”当年汉景帝与弟弟梁孝王喝酒时表示，死后要把皇位传给弟弟梁孝王，魏其侯窦婴也说过类似的话。有如此汉臣，汉哀帝不爱江山爱“美人”，是心要想实现也难！

虽然如此，他还是让董贤这个除了有一副漂亮脸蛋外什么本事也没有的20来岁小伙子，当了权倾朝野的大司马。少年血气的王闳明知不可为而为，再次上柬痛陈――

“昔孝文皇帝幸邓通，不过中大夫，武帝幸韩嫣，赏赐而已，皆不在大位。今大司马、卫将军董贤，无功于汉朝，又无肺腑之连，复无名迹高行以矫世，升擢数年，列备鼎足，典卫禁兵，无功封爵，父子、兄弟横蒙拔擢，赏赐空竭帑藏，万民喧哗，偶言道路，诚不当天心也！”“恐陛下有过失之讥，〔董〕贤有小人不知进退之祸，非所以垂法后世也！”

董贤后来果然如王闳所言，有了“小人不知进退之祸”，一旦靠山崩颓，其威也散，其势也消。几年后哀帝一死，王太后迅速收走皇帝玺绶，王莽那个故大司马被王太后召回长安，董贤这个现任大司马就像吓傻了一样，一任王莽作为，任凭宰割，等到大司马印绶被王莽以王太后名义收走后，就夫妻双双自杀身亡。

自汉成帝以来本已衰落的汉室，经汉哀帝这六年的错误整顿后，进一步走向败落。他本想改变“禄去公室，政出王氏”的局面，却由于其昏庸无道，宠信小人，从而使得忠直见斥，正道下沉，再加上天不假年，不给其改正错误的机会，反而加速了权力转移。从此，“政出王氏”就再无阻碍，王莽的机会就此来了。

当然，王莽一开始也就是想谋个人爵禄，就是借他一百个胆子，他也不敢想篡位为帝。说起王莽这个人，也真是个异数，他因缘际会地生在外戚之家，但又非真正地含着“金汤匙”出生。一开始他也只是希望能够入仕，其贤行也不排除是为了求名，其虽生在外戚权贵之家，但父亲早死，孤儿寡母度日，眼看其叔伯兄弟爵禄高登，生存法则就驱使他必须打开新的出路。何况当时取士的征辟制度是以个人操行为标准，他只能选择以贤显名于士林，再闻达于天子的进身之路。走的是一条曲线跑官的路子。

其后来的代汉除了个人野心之外，也是时势使然。当然，他可以效法周公和霍光，但饶是霍光尽忠汉室，一秉至公，但立帝废帝出于一臣，已经犯了天家的大忌，最后刻薄寡恩的朝廷还不是灭了霍氏家族？废汉自代，需要他拿出极大的勇气，需要排除心中的道德障碍，其间的内心挣扎，很有可能是冰火煎熬。这恐怕不是道德与价值都已经空洞化的今人所能理解。以唯利是图的现下人心所度，王莽的一切行为纯粹都是个人野心。但在那个时代，并不是任何篡夺都可以用个人野心所能解释，否则，以霍光的权倾一时与杀伐手段，以他后来使宣帝 “芒刺在背”的威仪，为什么没有百尺竿头，再进一步？以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为什么宁愿做着事实上的皇帝而不敢做真皇帝？并不是他们缺乏决断，缺乏临门一脚的功夫，而是无形的道德力量使他们不敢做出不可饶恕的不臣行为。要做这不可回头的决绝行为，除非有天道人心的呼唤，除非有昏庸残暴的皇帝， 有“君之视民如草芥”，才可以“民之视君如寇仇”，才可以像汤武革命一样，打着“替天行道，以诛独夫”的旗号，否则很难逃脱人心和自己内心的责难。

从王莽来看，他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也想做一些事，他后来的种种改*革也确实证明他想开创一个时代，刷新一下陈腐的政局。因此，我们今日评判他，就不必管他是不是权迷心窍，而因更多地从当时的时势着眼。时势需要，虽不道德也道德；同样，如果时势不需要，虽道德也不道德。毕竟，个人的道德毁誉事小，帝国需要强人事大。

而实际上当时帝国已经处于崩溃的临界点，作为财税来源和帝国命脉的农业，已经在天灾和人祸的夹击下垮了。大批失去土地的农民形成洪水一样的流民，并滚雪球一样成为一个极具危险的社会阶层，这个阶层就像炸弹长长的药引，紧紧地缠在帝国不堪一击的躯干上，只需要一点火星，这个帝国就会全面爆炸。这一点，不但那个自称“汉老寡妇”的王太后和王公贵族不知，就是长安的一班朝廷大员也不一定知道，但多年掌握中枢、一直处理政务的王莽知道，再不采取非常手段，则大家会一块儿玩完。民变一起，天下大乱，什么宗室，什么外戚，管你是刘姓还是王氏，统统都会在乱局中沉沦。为今之际，只有重振皇权，优恤小民，才可以釜底抽薪，鼎定天下，而环视刘氏宗室，早已在富贵中腐烂，就是有一二有识之士，又有谁有王莽的德能勤绩和摄政王的权威呢？且不论时势的需要，仅仅为了救刘、王二姓，除了篡位，王莽也已经别无选择。这也是他废汉后为什么还保留刘氏贵族地位的一部分原因。当然，他后来为了确立新朝的权威，也努力清除刘汉的印迹。这是后话。

再说，以他个人所处境地而言，做到摄政王的地步，已经是离弦之箭，断难回头，一旦王太后宾天，恐怕自己想求善终也不可得。李斯与儿子临刑前哀叹，再也不能牵黄犬出上蔡东门；霍光二十余年尽心辅政，身后儿孙也难逃诛灭。所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教训不可谓不残酷。就是皇帝感念兴立之恩，优待老臣，但自己多年摄政，恩罚尽出于己手，作威作福之下，难免有冒犯幼君的时候，仅就此而论，恐怕灭一百次族都不为过；不要说自己曾有种种不臣的细节，就是没有任何事，一干新贵也会罗织罪名灭之而后快，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威风，不灭己不足以显其忠心，不灭己不足以号令群臣；更何况，往日受恩之人急于要划清界限，以邀宠新君，免不了要揭发旧事，甚至还会添油加醋、无中生有；往日得罪之人，则更是盼来了咸鱼翻身报仇庆祝的时候。总之是，一旦太后一去，自己就难免“大树飘零”，断难逃出生天。也不要对皇帝报以奢望，君恩往往无常，在其位者，虽父子兄弟犹然白刃相见，何况对昔日的权臣呢？对群臣口诛笔伐自己，说不定他还乐观其成，或许这竟是他的授意，是他“风”臣下检劾旧事的。因此，对王莽来说，与其将来灭族亡家，不如铤而走险，冒险一试，说不定就因此开辟了一片基业，而最坏也不过个灭族。

我们今天回头看，从帝国的利益和民贵君轻的角度来看，是刘孺子还是王莽更能领导帝国？明眼人一看即知。我们现在负面评价王莽，只是因为他的政*治、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但评价历史又怎么能以成败论英雄？人们丑化王莽无非是他篡夺了刘氏江山。不过诚如陈涉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圣人又言，“皇天无亲，唯德是辅”；又说，天下本无私，唯有德者居之。想当初刘季不也是从嬴子婴、楚霸王手里抢走了天下吗？何以刘季做得，王莽就不能从刘孺子手里接管政*权？

不合时宜的悲剧改*革家

读史至此，不由得不感觉到王莽是一个重形式甚于实质的呆子。他对形式的迷恋达到着魔的地步，最后竟为了形式意义上的改*革而放弃了稳定，成为一个失败的悲剧改*革家。

内心软弱自卑，一直对自己政*权合法性没把握，所以一再借符命建立自信。 王莽对形式和符号的迷恋达到不可理喻的程度。他自比周公，甚至给孝平皇帝的继嗣刘婴改名为刘孺子，以效法周公辅政时管蔡讥讽“其将不利于孺子乎？”这一典故；废汉时还握住时年5岁的刘孺子的手流泪不止，为不能全始全终内疚。

他搞了许多符命图谶，可笑的是，他本人好像还真相信这些，有时候，他的种种作为简直同代汉前判若两人，其思维的混乱和不可预测，除了其内心的持续紧张和自信不足外，再无别的原因可解释。他虽然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但内心的挣扎并没有停止，再加上刘氏宗室或明或暗地一直在抵制，从而使得他对新政*权的合法性始终没有把握，而这种担心又进一步加剧了他内心的紧张和疑惧。在这种情绪笼罩之下，他就有了一些不要说政*治家就是常人都难以理解的错乱行为，今日有史家甚至说王莽后来可能已经精神错乱了。汉钱称刀，“刘”为卯金刀，王莽废汉钱不许卯金刀流行是为了从符号上灭汉，然而矛盾的是，他一方面要废汉，另一方面却保留汉高祖在京师的宗庙，保留王太后的尊号，诸刘为郡守只蓰为谏议大夫，并没有剪除，诸侯王降为公 〔只是后来有人建议才罢废〕，这不但不足以立威镇住刘氏贵族，反而使之因为降爵而心怀怨恨，而且他们的名号仍在，对社会仍有一定的号召力。这无异于保留了汉的神主，为反对派假汉神主号令天下提供了可能。打蛇不死，反受其噬。王莽此为，等于是政*治自杀。说其精神错乱也不为过。

那个给他争取来“安汉公”和“宰衡”称号的甄丰，在他废汉后同他保持一种距离，并对汉宗室持同情态度。王莽只是羞辱了一下他，授给他“更始将军”职务，这对自视甚高个性很强的甄丰来说，确实是莫大羞辱。王莽迷信并制造图谶，将亲信制造的图谶上图画的人物全部找出来授之以官，以致两个看城门的、卖饼的布衣只因为跟图谶上的人像相像，就被确认为就是神迹所昭示的人物，从而使那两个市井小民一举而为公卿，出任“更始将军”。现在他让甄丰也当“更始将军”，与昔日卖饼郎、看城门的并列，就是成心羞辱甄丰。这也就罢了，皇帝羞辱一个臣子也不算什么。可是当甄丰的儿子甄寻造出新的图谶说新室将分陕西为二，丰当为右伯时，王莽仅仅为了证明图谶的天意色彩，证明图谶的正当和灵验，竟然真的授甄丰为陕西右伯。只是甄寻不知道见好就收的道理，竟然胆大包天地造出新图谶，说王莽的女儿，那个汉平帝皇后、定安太后、新室黄皇室主当为其妻时，才引起王莽的震怒：“黄皇室主为天下母”，甄家父子才被诛灭。

制造天意，慕古成痴，进行神秘主义炒作。 王莽在其短命的皇帝生涯中，一直追求一种“精神胜利法”，对文字的力量达到痴迷的地步。他总是通过改名字来彰显自己的威权。王莽将高句骊改为下句骊，长安改为常安，派使者收回废汉授于匈奴的印玺，授之新印，并在文字上做手脚，贬低匈奴，将“匈奴单于玺”改为“新匈奴单于章”，把匈奴王的玺改称普通人的章，在无谓的名称上羞辱匈奴，后竟将匈奴名字改为“降奴服于”，从而满足自己的精神胜利，徒然引起无谓的国际纠纷。这就像后来明王朝把西域维吾尔译成“畏吾儿”一样，纯粹是精神胜利，事实也证明这就是内心虚弱的表现。王莽并没有就此止步，不知道是不是为了转移国内矛盾，他竟在内患未除之机又挑起边衅，五路人马对匈奴用兵，分其国土人民为15，立内附已久的呼韩邪单于的子孙15人皆为单于。此一战虽然获胜，但因用严厉的强制手段进行社会总动员，消耗了本来就不充裕的社会财富和人力，那些原本对前政*权失望已久的社会弱势群体，因为政*权更迭而产生的一点微薄的希望也因此很快灰飞烟灭了。

他的托古和慕古成痴也是前所未闻。他进行的货币改*革导致金融破产，货币失去公信，从而加速了社会的恐慌和愤怒。他废大钱小钱五铢钱，除了因为中央财政出现巨额亏空，铸造新钱有转移亏空，并消除刘汉痕迹的作用外，主要还是为了进行他那书呆子式的托古改制。他发布文告说，反对货币改*革者，“比井田〔跟反对井田者同罪〕，投四裔”，他对政敌竟真的像舜对政敌一样投之四裔。甄寻等三人就被分杀于羽山、三苗，连杀的用词也用的是上古的。如殛、放等，书呆子气十足。他可笑的比照上古作法，除了表明他的不合时宜和迂腐外，再次证明了他内心的虚弱和信心不足。正是因为内心虚弱和信心不足，他才拼命地比附上古帝王的圣迹来强调他的正统和合法。与此相映证的是，他自认是黄帝和舜的后裔，竟然史无前例地追封王陈田宋四姓先祖，诏封四姓为新室的宗室。

改*革的左倾盲动。他发布土地改*革文告推行王氏“井田制”，他的“耕者有其田”的思想，近人曾比之为两千年前的空想社会主义。然而，推行土地改*革有激烈与和平两种手段，要么以强力做后盾，采取强制手段进行土地改*革；要么用商业手段通过赎买地主土地分给农民。但他既无强力又不赎买，却仍要在政权初立时，不顾稳定是压倒一切的大原则，犯了严重的左倾幼稚病，企图通过诏书和文告进行土地改*革，并威胁天下：反对者投诸四裔。这自然引起豪强强有力的反抗。他不明白自己的权威基本上还局限在长安，天下广大，鞭长莫及。他忘记了有汉一代不断被提起的亡秦的教训，想当年秦皇帝“奋六世之余烈，鞭长策而御宇内”，实行残暴统治，却因为农民陈涉登高一呼，天下就“嬴粮景从”，万世基业的宏伟设想比及二世就灰飞烟灭了。以今日之新比昔日之秦，谁的力量大？莽新没有嬴秦的实力，却要行使嬴秦的威权，岂可得乎？

对刘氏失之于宽，对豪强失之于严，从而打击了政权的基础，使新室权威只及于长安。王莽有感于国家财税流向豪 强，底层的农民沦为奴隶，造成国家、农民双输，豪强独赢的局面。他推行“耕者有其田”的“井田制”，还反对把农民变为奴隶，认为有负天生人的初衷，大有天赋人*权的萌芽。但可悲的是，这一正确的改*革实行在错误的时间。要么在他当安汉公时借汉威实行，挟天子以令诸侯，使反对者失去依托的名号和借口；要么等新室权威底定，天下已稳时实行。王莽急于求成，却不知，在汉末中*央皇权不断弱化过程中，豪强的羽翼已经丰满起来。现在面对王莽的新政，他们很快就在政治上作出反应， “用脚投票”，与刘汉余孽合流。土地改*革因为没有给农民带来好处，不但没有争取到破产农民的支持，反而未得先失，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豪强也驱赶到政*权最危险敌人刘汉余孽的一边；又赶上连年旱灾，中*央既无财力也没人力进行赈灾，而原本充当中*央与底层农民桥梁的豪强士绅们，不但放弃了道德责任，反而恶意地推波助澜、甚至落井下石，建立城堡自保，加速土地兼并，驱赶失去土地的自耕农，从而使饥饿的农民变成庞大的流民。末世所特有的绝望情绪从上层渗入中层，现在又弥漫到社会最底层，社会的怨气危险地累积，新生政*权在其刚诞生时就呈现了亡国的征象，其存在的合法性受到普遍的质疑。本来对以汉室诸侯为代表的豪强有强烈敌意的底层自耕农和农奴，也在时势发展的不可预测之下，出现与他们以前的敌人相结盟的危险倾向，这种倾向甚至贯穿整个社会。王朝末日的景象充分显露，中原煮沸、天下鱼烂河决的时候来了。

连年的饥荒终于使流民揭竿而起，历史又像秦末一样，由农民射出了第一枝反箭。在毫无政*治主张下，流民集团流窜作战，把反叛的种子播洒四方，并在席卷天下的征战抢掠和无情杀戮过程中，逐渐形成为一个特定的政*治势力，如赤眉和绿林。在中*央的权威被他们像捅窗户纸一样捅破后，豪强势力也在保土安民的名义下从各地蜂起，他们利用自己的财力优势，招募饥民，迅速壮大起来并逐渐整合，并最终与流民集团合流。在共同的敌人新莽彻底垮台后，为了填补新莽后的权力真空，昔日的同仇敌忾很快就转化为彼此争夺。经过血腥的角逐，不厌其烦的权谋，无休止的结盟和背叛，人心思定，最后让刘秀脱颖而出。可是经过这一征战，全国人口从6000万户减成2100万户，尸骨如山，血流漂橹，完全可以用 “千里无鸡鸣”来形容。

可叹王莽历经艰难，废尽心机，甚至牺牲了两个儿子 〔被他因为政*治自保需要杀了〕，一个女儿 〔给14岁死了的平帝为后，史称王莽毒杀了平帝，让他的女儿未成年就成为寡妇〕，终于夺来了天下，却因为政策失误而付诸东流。从而使得一个美好的改*革无功而返，也使一个本当名垂青史的开国一帝，成为千古权奸和笑柄，留下万世骂名，不亦悲夫！

“作秀”现在已经是世界潮流

王莽被丑化为伪君子也就罢了，历来搞政*治的多多少少都要过一下“民意关”，也就是不管主动被动都要面对一个百姓口碑问题。而所谓老百姓的口碑并不真是来自老百姓，它通常只是知识分子的评价，而所谓知识分子，除了那些暂时栖居林泉的隐逸外，基本上是与士绅官僚集团及其门下宾客相重叠的。因此，政*治家要想获得好的社会评价，就必须得到知识分子的认可，而要在这些精通政*治的人们面前脱颖而出，没有过人的政*治手段是不行的。

因此，为了政*治上的崛起，则任何权谋、心计、做作，都不妨一试，当然，必不可少地还要有异乎常人的忍耐力，要有过人的韬光养晦的能力。勾践面对吴王，是如何的低三下四，是如何的忠心耿耿，其侍吴王，无异忠臣，无异孝子，可最后让吴王血溅馆娃、身死国灭的同样就是那个忠心耿耿、低三下四的勾践。很显然，勾践的作为只是权谋和养晦，其对吴王的忘恩负义不但没有受到历代史家道义上的谴责，而且被称为智慧和英雄行为。历史和民意总是对胜利者宽容，对失败者苛刻，勾践成功了，就被历史家当作处逆境自强的典范，王莽失败了，就成了“白石似玉，奸佞似贤”，就被历史千百年地嘲弄。浩浩青史，除了太史公曾经不以成败论英雄外，给了陈涉和项羽这两个失败英雄应有历史地位，又有几个史家不是承御意而命笔？千秋史家，何以对王莽如此苛刻呢，怎么都一个个自觉地站在刘汉的立场上说话呢？当然，除了王莽失败了外，刘氏的复辟是一个主要原因，后世史家都因循了东汉的观点。但在今天，我们就没有必要也没有义务承袭传统史观，应该破除历史的局限和任何道德正统的束缚，从五千年历史的大脉络上还原历史、厘定历史。

何况，从我们今天现实政*治来看，国内外政*治家面对的“民意”压力比任何时候都要大，一个没有民意肯定的政*治家不会有任何政治前途。西方选*举文化在这一点上更膨胀了民意的分量，政*治家要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就不可避免地要利用民意甚至制造民意。普通选民对政*治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了解，他们通常只是透过政*治家的演讲，通过电视镜头来认知他。选举的作秀化已经泛滥，竞选人镜头前 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化为正负两方面的民意，而民意就是实实在在的选票。有鉴于此，不“作秀”行吗？不“亲民”行吗？为此，政*治家们身边的谋士们，也像旧时幕僚宾客一样，极力为“东翁”出谋划策，设计种种方案来凸显“东翁”的亲民、智慧、伟大的形象，诸如三顾茅庐，问策东山，戴雪访贤，冒雨问苦，披坚执锐，身先士卒等等设计就纷纷出笼，经营得当的话，此政*治家的形象就一下子光彩照人起来，由此派生而来的民意就必然化为最后的选票，从而把竞选人送上高位。

“作秀”一词虽然来源于西方，但在国际一体化的大潮流下，谁又能抗拒得了电视镜头的诱惑呢？谁又能忽视“作秀”带来的潜在民意呢？再说，“作秀”总比连“秀”也懒得作好，毕竟“作秀”的目的是讨好民意，这实际上也是老百姓制衡政*治家权力的一种形式，要让政*治家知道，其权力来自人民授权，而且不是一经授权就一劳永逸，一旦民意变迁，这种授权就会被收回。因此，政*治家们必须持续寻求民意的支持，必须持续的“作秀”。尽管“作秀”有表演成分，但多多少少总会张扬民众的权利，总会给民众带来一些好处。即使这种“作秀”纯粹是表演，也不宜一概否定，眼下的“作秀”虽然只是形式，但只要有这种形式在，只要这种形式具有永久合法地位，则迟早有一天，形式和内容会一致起来，所有的制*度安排就不再只是形式。对待形式主义的一些东西，也许我们也需要换位思考，从历史发展渐变的角度看，有形式主义总比连形式主义都不要的强，有遮羞布总比没有任何羞耻之心要强。对待民*主，对待“作秀”，我们都应该持这种宽和心态。

今天的我们，没有必要替“成者为王败者寇”的王朝史观背书，我们需要从现在的认知，从五千年历史的一脉相承，从人类一家和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来重新审视古人留下的纷繁卷页。王莽废汉自立问题就是其中之一。

〔本文资料主要源自《资治通鉴》〕

〔2003年8月10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