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一个中国叛逃者角度描述苏联最后二十年-飞扬军事 -- 绝对不是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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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6 四月二十八日早上，哈萨克大尉端来了一大搪瓷盆手拉面条和一盆羊肉炒芹菜和韭菜。他告诉我：“我的老婆是维吾尔人，今天我要她做了中国饭菜（其实是新疆维族式的“中国饭”），来招待你这个中国客人。”踏上异国土地后的第四天，我吃到了中国饭菜，连吃了两大盘，自己也不好意思了。翻译见着我尴尬的神请笑着说：“没关系，你现在吃的很多，用不多久就会和我们一样，吃的很少的。”他是吹牛了，我后来发现普通苏联人都很能吃，饭量比我大得多。吃饭时我发现那位混血翻译不在场了。吃完饭，中尉翻译马上通知我：“现在我们要带你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因为你是非法越境进入苏联的，而我们的边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以你现在的身份是犯人，带你去的地方要暂时把你关起来。但你可以放心，我们不会侮辱你的。”随即拎着个大包带我上了吉普车。现在车窗上没有黑布罩了，没走多久开到一座城市，是有名的普非诺夫市，现在更名热尔干特，当时是对付中国的苏联边境军事重镇。
车子开进一座规模很大的军营，军营周围是高高的砖砌围墙，墙顶还有铁丝网。军营中间是操练场，四周是营房，军营中响着雄壮而喧嚣的军乐。他们把我带进一排房子，阴暗的走廊两边是一间间上着锁的小房间，是军中的牢房了。一名士兵打开了一间，里面除一张钢丝床外什么也没有，翻译叫我换上自己的中国衣服。
我从1966年11月开始就开始了劳改生涯，在伊宁市附近的煤矿挖煤，天山下的大东沟修水渠，搬煤块，抬石头，所有的衣服都磨破了，身上穿的蓝色棉衣是好友陆云章（新疆教育学院教师）送给我的。绒裤是在乌鲁木齐新疆民族研究所工作的老同学刘美崧（后任武汉民族学院历史系教授）送给我的，一件黑呢子中山服和一件兔皮背心，是我中学时的恩师张国柱送的，上面都是补丁加补丁了。我换回这身衣服，他们递给我几包烟和一摞子中文小册子后走掉了，把我在军人禁闭室监禁了三夜。每天早上八点钟起床，一名士兵打开牢房把我放出来，叫我到练兵场边的水泥台阶上晒太阳，吃与他们同样的份饭，翻看他们给我的中文小册子。
我用很多时间看苏军的操练，军官指挥士兵操练时不喊口令，全靠音乐指挥，方队前进正步走，齐步走，前后左右走都跟着军乐。乐队在操练场正面演奏，人数多，乐曲雄壮。操练时士兵都穿着黄绿色礼服。军人都带着肩章，士兵们的肩章是带款条的软布条，用条文多少表示军阶。每个士兵胸前都有两枚徽章，一是蓝色盾形，一是有列宁头像的红旗形。我十分奇怪，难道他们都有军功章和列宁奖章吗？后来才知道，盾形的是劳卫制（“准备劳动与卫国”的体育锻炼标准）证章，另一枚是共青团团章。一当上兵，人人都得通过劳卫制体育训练，也都成了共青团员。
下午，士兵训练结束了，我还是坐在台阶上翻阅那些小册子，春天的太阳照的全身暖烘烘的。大部分册子印的是苏共和中共马列主义大论战苏共理论家的应战文章，轰动而肤浅，全篇充满马恩列宁和勃列日涅夫论的引文，文句也译得不通顺，我都只略翻了翻便搁下了，现在一丁点印象也没有了。只读完了一本，是王明（陈绍禹）在莫斯科写的《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是革命而是武装反革命》，列举了毛泽东的“十大罪状”。王是中共元老，中共内部共产国际派即亲苏派的头领，五十年代就跑到莫斯科去了，我先还以为他的文章会有些道理的，读完以后却完全是负面感受，批判者和被批判者都没有道理，都是反中国人的，文章当然不会有说服力，不会吸引人。特别是王明在他文章中表露的一副汉奸相，一副苏共奴才相，真叫人恶心。他列举的毛的罪状之一是：“中国武装侵犯苏联领土达曼斯基岛“，我读了义愤填膺，如果王明就在我身边，我会马上给他两耳光。俄国人称的达曼斯基岛就是我国的珍宝岛。“达曼斯基”是一个殖民我东北的哥萨克军官的名字。珍宝岛在乌苏里江主航道的我国一侧，江水浅时和我国陆地连到一块儿，而且岛以北和以东的土地直到库页岛，原来都是我国的领土。指白为黑，为虎作伥当汉奸，可耻的中共元老呵！我当了十几年的反苏分子，阴差阳错，逃命逃来了苏联，我下定决心，决不能当王明类的奸贼。这些小册子都是莫斯科“和平与进步出版社”出版的，我也知道了这家出版社既不和平，也不进步，是家专门出版反华图书的出版社。以后又陆陆续续读到了一些类似的文章，和这些小册子如出一辙：啰嗦的引文，指鹿为马的事实，厚颜无耻的自吹自擂，难怪在论战中他们败下阵来，只好到边界上去向中国动武。七十、八十年代正是苏联的黄金时期，国力膨胀，武力称雄世界，国内经济建设规模大，人民生活也富裕。可是，苏联共产党在精神上已经衰败了，没有理论战斗力了。反观中共发表的论战文章，不管是“两论”（论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一至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不说其道理是否正确，但就文章本身来说，势如江海，气吞斗牛，逻辑严密，护己如铜墙铁壁，刺敌若快枪利剑，篇篇都是“雄文”，说明中共那时确实是集中了不少文笔如椽的才子和学如江海的学问家。可惜七十年代以后就再也读不到那样的文章了。十年前读了一篇《人民日报》批判电影《河殇》的文章，逻辑混乱，史实不清，没有文理也没有哲理，也是一代不如一代了。
通宝推：青颍路,脑袋,- 复 6
家园 7 受审三月：记住！逃命也不能到敌国
五月一日清早，一名士官带了一名东干人翻译来到关我的禁闭室。东干人用陕西土话对我说：“现在我们去坐‘飞船’。”（所谓“东干人”，就是百多年前迁居中亚的中国回民，说的还是两个世纪前的中国陕甘方言，后面我会详细介绍）。士官还把我头上的解放帽摘下，给我披上一件带斗篷的军用风衣。风衣宽而长，把我穿的中国衣裳都遮住了。坐车到了个小飞机场，在一架小飞机前面排队登机。东干人说的“飞船”，其实就是飞机。我发现这里的男男女女都看着我的脚发表议论，使我很不好意思。东干人告诉我说，苏联人全穿皮鞋，没有穿胶鞋出门的，我穿着解放牌胶鞋，他们觉得既吃惊又新鲜。但这个说法并不全对，一年后我在塔什干火车站看到了好多乌兹别克人穿着球鞋。
飞机上的座位是对面排的，只能坐二十几个人。我对面坐着位全身戎装的俄罗斯上校，左边坐着押送我的士官，右边是个很胖的俄罗斯女人。飞机起飞后一个多小时便降落了，走下舷梯一看，是好大的一座停机坪，好大的飞机，停着许多大型伊尔式的和图式喷气式客机，雄伟壮观，以前我只在画报上见过的。坐上电瓶交通车，到了机场大门。出机场后，看到候机大楼顶上竖着“AЛMA—ATA”几个俄文大字，楼前广场上高高的玻璃牌上也写着同样的字。我知道到了苏联哈萨克斯坦加盟共和国首都阿拉木图。士官带着我刚下台阶到广场，一个身着笔挺的黑色西服，一脸庄重的中年哈萨克官员前来用中国话对我说：“你好！”押送我的士官取走了披在我身上的风衣，递了一个大文件包给那位官员，算是办完交接手续，告别走了。哈萨克官员带我上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牌小汽车，叫我坐后排。他坐在前排，正襟危坐，板着脸不发一言。向车外望去，道路平直，特别宽，汽车有序地各走各道，听不到喇叭声，不像中国汽车东来西往都夹在一起，彼此在喇叭声上比高低，行道树高而且大，绿荫蔽日，路两边种着在新疆没有见过的橡树，远处都是树林，其中不时隐现出一栋栋带花园的俄式平房，和伊宁市伊犂区党委大院内书记、部长们住的高干住宅一模一样。进了城，街道也十分平整宽阔，柏油路，似乎干净得一尘不染。两旁的行道树直指蓝天，下面是水泥人行小道。街中间的街心花园都是一街到底，草坪青青，各种花开得姹紫嫣红。车如流水，红男绿女大多碧眼黄发，男着西服整齐，女着各式摩登服色鲜艳。楼房下边有许多用五颜六色的塑料板搭成的售货亭。我数了数楼房的楼层，大多是五层，最高的有十三层，楼房之间都有空地，没有两栋连在一起的。楼式轻巧大方，没有我国苏式楼房那么笨重。车子转来转去，开到一条不宽阔，又十分宁静的街道，从远处我就看到了前面十字路口竖着一尊捷尔任斯基的铜像。捷氏是波兰人，列宁的亲密战友，十月革命后，出任第一任苏俄肃反委员会主席。一看到捷氏铜像，我就意识到我是被押到特务大本营来了。车停到一栋四层大楼前，大楼大门紧闭，虽然位处闹市，门外也是静悄悄的，行人走路似乎都避开它，果然是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央办公大楼。从外墙的颜色，可以看出第四层是后来加上去的。我在这栋楼房里接受了三个月的审查，1971年下半年到1972年上半年又在楼底层的监狱里坐了7个月牢，所以印象深刻。
大楼呈回字形，全楼都是办公室，除国家安全委员会外，还附带有哈萨克斯坦外交部、对外文化协会共三个部级机关。这说明当时苏联的情报机关、外交部门和涉外协会之类都是“大哥二哥麻子哥”，一回事儿，把从外国进来的人都当成监视对象，派出去的人也都是特务。楼下全有地下室，靠街一面的地下室高一点，用做食堂、澡堂、理发室和卫兵宿舍；不靠街的地下室全是牢房。地下室还有两层的，最底层关的是死刑犯。外国人、政治犯、间谍犯、贩毒犯和犯罪的官员也都关在底层。在附近大街上，每隔十来分钟就能听到从里边响起的机器轰隆声，那是抽风机在给底层地下室送空气。回字中间的广场修了一排排没有房顶的水泥房，则是犯人放风的地方。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知这栋楼房做什么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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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链接挂了，能重发一下吗？谢谢！ - 复 7
家园 8 走到大门前，卫兵开了大门，门厅正中楼梯的左边有一张小桌子，坐着一名士官发通行证。哈萨克族官员给我领了通行证后上到二楼，楼道口有关着的钢架大门，有卫兵守卫，看过通行证后，马上去把楼道两边开着门的办公室都关上了，咔的一声，钢门开了，放我们进去，随即关上。走过三、四间办公室，又是一扇大铁门，要用同样的方式通过。最后把我带进一间大办公室，里面坐着一名个子高大穿大尉军服的俄罗斯官员，他站起来和我们握手，说一口纯熟的中国话。哈萨克官员走时，我听他把大尉叫维克多。维克多叫我在大沙发上坐下，说：“我已经派我的工作人员给你买苏联衣服去了，你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洗澡，换衣，吃饭，过后我们再谈。”办公室墙正面是勃列日涅夫的肖像，下面是一张很大的3×4米的中国大地图。后来我知道维克多是翻译科长，他的中国话口音相当纯，还会一些“胰子”（肥皂），“小咬”（虫子）之类的方言词。一会儿，一名长得很清秀，着便装的俄罗斯青年人进来了，手里提着个大包。在以后三个月的审讯中，他不时来找我闲谈。他叫沃洛加，乌克兰人，哈尔科夫大学德语系毕业，正在自学中文和日文，思想也不太正统（苏联人教育水平高，一般人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马列主义修养可比普通中国人高多了），特别喜欢谈论日本问题，他也很仇恨日本人。沃洛加把提包打开，拿出一件件的衣服给我看，有一套廉价的黑色西服，两件棉布衬衣，两件汗背心，两条短裤，还有平布毛巾，盒装肥皂，牙刷，牙膏和一双黑皮鞋。七十年代，尼龙布刚进入苏联，尼龙衬衫和尼龙风衣是高生活水平的象征，苏联官员不管男女，几乎人人都穿着。不管天晴下雨，出门都穿上尼龙风衣，穿棉布衬衣的是穷人，我当然只能“享受”棉布待遇了。其实，穿着棉布要比尼龙舒服得多。当然，我还是感谢他们。沃洛加叫我提上提包，跟他去洗澡，澡堂在地下室，也要通过一道道的铁门和一次次的卫兵盘问才能到达。淋浴洗澡以后换上新装，他叫我把中国衣服都留下来。再带我到旁边的理发间理了发，理发员也是军人，用的是电推子。奇怪的是汗背心前后开口一般大，穿不稳，一走路背心便向肩下滑。回到办公室，又来了几位官员，全是黄毛蓝眼珠的。他们拿来一面大镜子，叫我看看换装后的自己，我已变得年轻多了。与西方人相比，中国人本来就长得年轻，眉目还算清秀，才劳改四年，书生气没有脱尽。一位神态美丽的俄罗斯小姐，穿着白长衫，推来小食品车，叫我吃了午饭。这些人都会中国话，他们用谈天的方式向我问话，问我爬天山，过山沟的惶恐状态，问我“一打三反”，和对苏联的初步印象，态度还算友好，的确并没有侮辱我的意思。
下午四点，一个穿便衣的秃顶俄罗斯老头进来和我打招呼，维克多说此人叫伊万，负责我的生活，今天要带我到临时住处去。又叮嘱说除了房东外，不要对任何人说自己是中国人。他说：“你长得很像朝鲜人，鼻子高，也有点像乌兹别克人，别人要问你，你就说自己是北朝鲜的留学生。”伊万带我走出大楼。上了一辆灰色的旧汽车，司机是维吾尔人，我一上车他便打开收音机，拨到中国的频道叫我听中国广播。车开了很久，出了繁华的大街，到城边一所花园式平房前停下来。伊万一按电铃，一对早已在院子里等着的俄罗斯老夫妇就开门迎接我们。老夫妇两个都身材高大而肥胖，满面红光，看上去快七十岁了。他们拥抱了我，说了一大篇我听不懂的欢迎词。进房门要脱皮鞋换上拖鞋，领我进了给我安排的小房间，开窗便是果树，房内有书桌，台灯和吊灯，挂衣架，一架硕大无比的铜制钢丝床，床上折叠放着厚毛毯。伊万从车上拿下行军床支在大床对面，是为他自己准备的。老夫妇领我参观了他们的住宅和园子，共有四间房，都是油漆木头地板，摆着各种木制家具，墙上挂着油画，壁毯地毯一应俱全，还有厨房和一间三面大玻璃窗的凉房。园子极大，大部分是果园，长着樱桃树，桃树和杏树，没有树的地方种着草莓。五月份正是成熟季节，绿叶点缀着串串红宝石般的樱桃，青色中隐现出小灯笼似的草莓，十分赏心悦目。菜园里种的菜品种不多，只有土豆、大葱、芫荽和茴香。远处还有猪房，养着三头大白猪。屋子里有电视机，冰箱，院内停着小汽车。我数了一下，房子里和院内共有十二盏电灯，还都开着。那些年是中国人穷到了家的时候，我真的惊讶于苏联人生活之富有，相比之下，中国的社会主义真是作孽。
开晚饭了，桌子上摆的菜肴和我以前吃到的差不多，不过，多了几盘自制的香肠和醃肥猪肉，和撒上大蒜末的酸黄瓜、酸西红柿，很可口。伊万和男房东一边喝酒一边吃整根的生葱和芫荽，让我吃惊。他们吃得多也谈得多，我只能听懂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毛泽东几个名字。苏联男人爱谈政治，年纪大的人都十分称颂斯大林，也拥护现领导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口碑却十分坏。在我能听懂一些俄语后，我发现毛泽东是苏联全民妇孺皆知的名字，也是中国的代名词，他们认为毛和斯大林是朋友，搞坏中苏关系的始做俑者是赫鲁晓夫，但总的来说毛泽东走的更远，又把中国人的生活搞得那样穷，又喜欢宣传战争。特别使外国人难以接受的是把自己升格为神，要老百姓顶礼膜拜。他们也极其反感北朝鲜的金日成，看到画报上的朝鲜人向金日成欢呼的场面就吐口水，连说恶心。吃完饭，伊万掏出一张小纸片，上面写着俄文字母拼的中国话，与我“谈话”。老夫妇叫不出我的中国名字，老大娘就给我取了个苏联名字，叫阿列克。伊万介绍说老头子原来是汽车司机，卫国战争结束后从俄罗斯搬来的，有三个儿子，小儿子还在当兵。伊万的话半真半假，后来我知道，其实老头子是KGB的退休上校，伊万自己也是退休了的KGB官员，留在机关打杂。伊万这么说，是企图掩盖他们的KGB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