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 hwd99
家园 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一、“饿死三千万”首先是美国人口专家制造出的结论
美国和西方很早就关注我国三年困难时期的人口变化和死亡人数。早在1960年美国的报纸就开始公开报道中国的饥荒，谈论中国的大饥荒造成饿死人的现象。美国出于敌对新中国的需要，实行欺骗性宣传，经常有类似消息的报道，并未引起关注。1981年，美国人口学会主席、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科尔发表文章，对大饥荒的人口变化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1961年中国的超线性死亡人口是1650万人。[1]我国于1983年公布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查资料后，科尔领导的美国人口研究委员会声称采用抽查的生育率和人口普查得到的分性别年龄分布数据对中国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研究方法和结论。科尔等在报告中称，中国在1958~1963年间的超线性死亡人口为2700万人。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中国处处长班尼斯特也发表文章，声称采用我国新公布的人口资料，使用美国统计局的程序，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其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19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880万人。
同年，阿什顿等发表《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使用方法类似科尔和班尼斯特等人的工作，重新修正了一些参数，增加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1961年中国人口的超线性死亡量为2950万人，其中成人为1730万人，10岁以下儿童为1220万人。其结论声称：1958~1962年中国过早死亡人口为3000万人，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300万。至此，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告一段落。[2]
美国的研究结论逐渐成为西方共识并传入国内。在美国的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算的1958~1962年有3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更加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尼斯特的估算结果略低。到此时，美国学术界已经公认，中国在1960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饿死了3000万人。此后，美国和西方的主流媒体开始经常在文章中广泛传播这个结论。后来，这一结论又逐渐传播到国内，也逐渐让国内很多学者相信了西方人口专家们的研究结论，部分学者还从国内地方政府和民间寻找证据，以支持美国人口专家的结论。
二、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人”的方法
按照科尔公开发布的报告，美国人口专家的论证是基于我国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普查等统计数据和美国专家建立的人口学计算方法。在联合国人口委员会的帮助和指导下，中国在1982年进行了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3]和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查[4]。1983年中国对外公布了这些资料，同时还公布了1953年和1964年人口普查资料。以科尔为首的美国专家们首先在报告中阐明，它们都是比较可靠的统计资料，只需要少许修正(主要是纠正没有包括在统计资料中的军人数据和少数没有提供年龄等完整资料的人口)就可以得到比较完整和可靠的人口数据。这些数据主要包括：中国政府公布的根据千分之一生育率抽查的统计资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育龄妇女在每一年度的分年龄生育率，以及我国政府公布的三次人口普查即1953、1964和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分年龄分性别人口数量分布。
1984年，科尔领导的关于中国人口研究的委员会发布报告[5]，声称就是根据这些数据，使用科尔本人在1984年建立的人口学模型和计算程序[6]，重建了我国1952~1982年的分年龄和性别人口数量分布，其中采用两次人口普查给出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数据，计算人口普查间隔期的分年龄性别死亡率，进而得到每年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采用我国公布的生育率抽查数据给出的各年度分年龄育龄妇女生育率，计算我国每年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率，从而估算每年死亡人口数量和死亡率。班尼斯特、阿什顿等人则是使用不同的方法，调整我国在三个普查年度的人口分布数据，然后使用类似的计算方法乃至计算程序，计算我国历年来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数量分布，得到出生和死亡数据。
美国的专家们又确定某些年份是非正常年份，如科尔确定1958~1963年为非正常年份，其他年份是正常年份。由于新中国在改善人民生活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新中国成立后每一年的死亡率比上一年都有明显下降。美国的专家们宣称，根据他们估算的正常年份的死亡率，用死亡率与时间之间的线性关系式拟合他们估算的正常年死亡率数据，得到线性关系式中的参数。然后，根据该线性关系式计算非正常年份的正常死亡人数。最后，重建得到我国历年人口数据的非正常年份死亡人数与正常死亡人数之差，就是专家们论证的“超线性死亡人口”，暗示他们就是饿死的人口。
科尔领导的人口专家委员会，在计算不同年份中国人口时，使用的是插值方法，就是在两个人口普查年数据之间，通过插值确定各年度分年龄人口数量。最简单的插值方法，是人口数量上的线性插值，简单地说，就是将某一年龄段在两个普查年之间的死亡人口均匀分配到各个年份。例如，科尔在其报告第20页举例说，1954年年龄为15岁的人口数量，是通过1953年人口普查14岁人口数量扣除两次普查人口减少(也就是1964年年龄为25岁人口数量与1953年年龄为14岁人口数量之差)的1/11。科尔还指出，通过这种简单插值方法，就可以重建育龄妇女在各年度的分年龄数量，从而就可以与中国政府公布的生育率抽查得到的各年度分年龄生育率数据相乘，然后将这些相乘结果加总，得到各年度出生婴儿数量。
科尔领导的人口专家委员会报告提到的另一个插值方法，就是科尔本人提出的计算各年龄人口在两次普查之间的平均年存活率，用平均年存活率插值，一样可以得到每年各个年龄段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到每年的人口数。科尔在报告中宣称使用该方法重建我国人口历史，估算我国人口死亡数量和死亡率。
本文使用科尔报告中发布的中间结果，主要是用分年龄平均存活率数据重建得到的中国人口历史，用各年度分年龄育龄妇女人数数据计算得到的每年的出生婴儿数。由于科尔等在报告中提供了大量中间数据，我们只需要进行简单的四则运算，就可以重复科尔的计算过程，得到最终结果。我们的重复计算结果表明，科尔等在报告中公布的结果，尤其是科尔定义的非正常年份的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都明显大于我们重复科尔计算过程得到的结果。从人口学原理分析，我们重建的计算结果才是科尔方法应该得到的计算结果，而科尔报告的结果不符合人口学原理，明显是虚构的。下面是主要计算结果。
三、美国人口专家在报告中人为虚增出生婴儿数量
科尔公布了他重建的中国各年度育龄妇女分年龄人口数量，我们仅需要使用该数据，与中国政府公布的分年龄婴儿出生数量和妇女数量抽查数据，就可以重复科尔的计算，得到科尔估算的出生婴儿数量了。估算某年度某一年龄妇女生育的婴儿数量N可以按下式计算：
出生婴儿数量N=育龄妇女数量NF*抽查育龄妇女生育婴儿数Nb/抽查育龄妇女数Nf
将上式应用到各个年龄段，就可以计算各个年龄段妇女在当年生育的婴儿数量，将它们相加，即可得到该年度出生婴儿总数。
使用上述方法，就得到了我国每年出生的婴儿数量，如表中第二列所示，第三列是对应的科尔对外公布的出生婴儿数量，可以清楚地看到，科尔对数据结果做了明显的篡改。从表中可以看出，科尔报告的结果，在1960年之后基本与我们重建的计算结果一致，而1960年之前的结果，则比我们的重建计算结果大很多。1953和1964年出生人口计算结果完全来自可靠的统计数据，不依赖于科尔的重建育龄妇女计算。科尔基本正确报告了1964年的计算结果，而他所报告的1953年的出生人口则虚增了259万人。在1953到1964年的12年间，总计人为增加了8785万出生人口，基本增加到1958年以前，也就是科尔所宣称的非正常年份之前。其中在科尔所宣传的“大饥荒”和以前年份，虚增出生人口高达8745万人，这一数字就占到了科尔所宣称的大饥荒造成的超线性死亡人口2700万人中的近三分之一。显然，科尔是有针对性地虚增出生人口的。
表1我国1953~1964年间使用科尔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出生人数，科尔的报告中公布的出生人数，以及科尔的报告中虚构的出生人数，单位：万人。
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
注：*科尔报告原文误打成2945万人，该数据是从科尔报告公布的我国官方登记死亡人口1976万人和登记完整率为0.808估算得到的。
四、美国人口专家夸大了三年困难时期的死亡人数
科尔领导的中国人口研究会发布的研究报告，在估算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数据时，声称还使用了科尔等在1984年发表的文章中报道的一种新方法，该方法根据两个人口普查统计给出的分年龄人口数量分布数据，计算两个人口普查间隔期的平均存活率分年龄分布数据，也就是构建生命表的关键数据，然后使用该分年龄平均存活率数据，计算每年各年龄的人口数量，从而得到存活的人口和死亡人口数量。科尔等在报告中公布了他们的中间结果，分年龄平均死亡率和存活率数据，我们只需要使用他们的存活率中间结果，就可以采用科尔的方法重复计算我国各年度分年龄人口分布和人口总数，死亡总数和死亡率等数据了。表2是我们重复科尔的计算得到的结果，以及与科尔公布结果的比较。
表2根据科尔方法计算得到的和科尔在报告中公布的中国在1953~1964年间各年度死亡人口(单位：万人)和死亡率数据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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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计算使用科尔报告给出的1953年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分年龄性别平均死亡率和各年度出生人口。+报告死亡人数是根据我国政府公布的登记年中人口(由年末人口估算)和科尔报告死亡率计算得到的,该结果与科尔报告提到的非正常年份死亡人口一致。
从表2可以看出，科尔在报告中并没有使用其估算结果。科尔报告的结果，与采用其描述的方法估算得到的结果差别很大。按照科尔的方法和中间数据估算出的各年度死亡人数比较平均，差别较小，而科尔报告给出的死亡人数在不同年度差别很大。值得注意的是，科尔报告的超线性死亡人数最多的三年是按照科尔的方法和数据估算出来死亡人数最少或较少的年份。其中1960年估算出的死亡人数是1490万人，是12年中死亡人数较少的一年;然而，在科尔报告中则为2588万人，是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是计算结果的167倍，相当于虚增了约1100万死亡人口。需要指出的是，如果使用前面重建计算得到的各年度出生人口数量，得到的总死亡人口还会比上述估算结果低880万人。显然，用科尔的数据和方法完全无法得出“饿死三千万”的结论，这是科尔使用虚构数据的主要原因。而班尼斯特和阿什顿等人报告的出生和死亡人口数量，如明显虚增1953年的出生人口，同样是伪造的。
通过比较我们运用科尔报告中的中间数据和方法计算得到的结果和科尔报告中的结果，可以推断出科尔使用虚构的分年度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来重建了中国1953~1964年间的人口，并依据这些虚构数据，计算出生率和死亡率，进而计算出来高达2700万的超线性死亡人口，并暗示这就是中国在1960年前后饿死的人口。
五、“饿死三千万”的说法绝对不可信
1.美国人口专家的研究结果存在作假，其“饿死三千万”的结论根本不可信
科尔的报告依据我国公布的少量人口数据，提供了大量被认为是“高度可信”的定量结论。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科尔在报告中在关键指标上作假。我们根据科尔给出的中间数据通过四则运算重复了科尔的计算结果。计算结果表明，科尔大量虚增了他所宣称的非正常年份之前几年的出生人口，总计高达近880万人;科尔的报告中公布的死亡人口，也同样存在大量虚构，例如，仅1960年就虚增了1100万人，将计算得到的死亡人数1490万人增加到2588万人，从而将所宣称的“超线性死亡人口”从1650万人增加到2700万人。此外，科尔的报告没有按照统计学惯例给出计算结果的误差范围，也说明科尔给出的出生和死亡人数等结果不具备统计意义，不能作为科学的结论来看待。
2.美国人口学家的“超线性死亡”理论受到广泛质疑
“超线性死亡”是美国专家为新中国人口问题发明的一个新名词和新理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人口死亡率迅速线性下降，在8年的时间里下降近一半，是人类历史上没有先例的。但在1960年前后，中国经济遭遇困难，死亡率也出现了回升。美国专家按照此前和此后几年“估算”的线性下降的死亡率数据，通过拟合的线性方程估算1960年前后几年的死亡率并将其看成是正常死亡率，而将“估算”的实际死亡率看成是不正常死亡率，按照不正常死亡率计算得到的死亡人口数超出按正常死亡率计算得到的人口数的部分就是美国专家所说的超线性死亡，暗示他们是非正常死亡且主要是饿死的。这是美国专家科尔等人论证“饿死三千万”的主要手法。由于科尔作为美国人口学会主席和联合国人口专家所享有的声誉，“超线性死亡”理论因此成为西方人口领域公认的“理论”。
按照统计学原理，计算死亡人数的正常算法是将不同测量或统计来源的多个同一年份的死亡率数据进行统计处理，诸如计算它们的平均值及其标准偏差，然后根据3σ法则，找出这些数据的正常范围和不正常数据。科尔等将线性回归方法计算得到的数据看成是正常数据，将其他数据都看成是非正常数据，显然是不科学的。因此，“超线性死亡”理论并不合理，根本不应用其来估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非正常死亡人数。事实上，使用该理论并采用美国统计局及美国政府的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报道[7]的死亡率数据(统计局公布的1936年美国人口死亡率为1.16%，而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报道的死亡率是2.149%)[8]来估算美国20世纪30年代的超线性死亡(或额外死亡)人口，结果分别高达850万和1185万，可见“超线性死亡”理论并不合理。
对于科尔的报告,世界著名饥荒研究专家、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阿马蒂亚·森曾多次发表了不同意见，质疑他们的结论。1989年阿马蒂亚·森与让·德雷兹合作出版专著《饥饿与公共行为》，再次质疑美国人口专家们所使用的“超线性死亡”理论的科学性。〔印〕让·德雷兹(Jean Dreze)，[9]森的反对意见常常被歪曲和忽略，而森本人居然被宣传为中国大饥荒饿死大量人这一结论的坚定支持者。到后来西方主流杂志和媒体不允许异议，充斥的都是饿死人文章，以至于很多人已经不再质疑这个谎言了。
王绍光教授则质疑了美国人口专家提出的“正常”与“非正常”的概念，列举古今中外大量实例，指出“正常死亡率”这一概念的荒谬，从而否定了美国人口专家的超线性理论。比如，美国白人和黑人的死亡率长期以来差距很大，如以白人死亡率作为正常死亡率，则美国每年都有大量黑人非正常死亡。[10]
我国数学家孙经先教授在2011年6月发表文章指出[11]，我国户籍管理方面的漏登导致登记人口数字在1960年前后严重偏低，使得政府公布的总人口在1960和1961年减少1000多万人，这是美国专家提出的“超线性死亡”说法的一大来源，也是国内外很多学者相信中国大饥荒饿死大量人口的关键证据之一。还有很多其他质疑者，如我国的李成瑞[12]、程恩富[13]和印度乌特萨·帕特奈克[14]等学者。
3.我们应采用客观科学的态度对待西方“公认”的说法和论断
在自然科学领域，一项重要发现公布后，相关领域就会有很多同行进行验证工作，一方面确保该发现是可靠的，另一方面，则借助新发现做出新贡献。然而，中国1960年前后“饿死三千万”的说法是一项对中国来说异常重要、影响甚大的结论，却无人去验算和研究，这是十分奇怪的。这究竟是对美国人口专家的高度信任，还是其他什么原因?确实，很多年来，国内学术界将西方宣传为科学和民主的化身，甚至有学者专门出版专著论证，科学就是西方的文化[15]，十分迷信西方学者的研究结果。国内还有一些学者和文人，不相信政府统计部门提供的数据，怀疑他们造假，却到民间和地方政府寻求证据，妄图证实美国专家的饿死三千万人的谎言，迷信西方的心理到了令人扼腕的地步。
美国人针对苏联制造的杀人冤案谣言及其他混淆是非的社会舆论是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之一。最近美国政府解密资料显示，美国联邦调查局在1961年和1962年对我国的国情进行了评估，在内部关于新中国经济状况评估报告上，美国联邦调查局评估人员写道：“由于经济管理不善，特别是连续两年的严重自然灾害，造成1960年粮食产量比1957年还低，但是，人口却多了5000万。虽然大规模的饥荒并未发生，但在个别地方，很多人在6月收获之前将面临营养不良。”显然美国政府内部并不认为，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存在大量饿死人的现象。因此“饿死三千万”的说法完全是美国为了抹黑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的历史杜撰出来的。我们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充分揭露美国人口专家将弥天大谎伪造成所谓“科学结论”的实质。
注释：
[1] Coale,A.J., Population Trends,Population Policy,and Population Studies in China.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1981.7(1): pp.85-97.
[2] Ashton,B. ,et al.,“Famine in China,1958-61”,Population & Development Review,198410(4): pp.613-645
[3]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统计司编：《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电子计算机汇总》，中国统计出版社1985年版，第1页。
[4]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资料》，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3年版。
[5] Coale,A.,Rapid population change in China 1952-1982. Washington,D.C.: National Academy Press.1984.
[6] Coale,A.,Life table construction on the basis of two enumerations of a closed population.Population Index,1984.50(2): pp.193-213
[7] Y,C.,et al.,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1900-2013 | | Blogs | CDC https://blogs.cdc.gov/nchs-data-visualization/deaths-in-the-us/.2015: Hyattsville,MD: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8] US_Bureau_of_Census,Historical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States,Colonial Times To 1957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1.
[9]〔印〕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著，苏雷译：《饥饿与公共行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17~222页。
[10]左凤荣等：《统计与政治》(上)，《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第11~77页。
[11]孙经先:《关于我国20世纪60年代人口变动问题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2011年第6期。
[12]李成瑞：《“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人口研究》1998年第1期。
[13]程恩富、詹志华：《三年困难时期非正常死亡人口及其相关问题研究》，《人口研究》2017年第2期。
[14] Patnaik,U.,Revisiting Alleged 30 Million Famine Deaths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https://mronline.org/2011/06/26/revisiting-alleged-30-million-famine-deaths-during-chinas-great-leap/;中文参见：印度学者论述“饿死3000万”谎言形成原因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4/1115/12/511859_425281013.shtml.People Democracy,2011.35(26).
[15]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本文原载《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8年第一期。原标题《评美国人口专家论证饿死三千万的方法和结论》。作者授权察网www.cwzg.cn发布。黄卫东，察网专栏学者，高校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通宝推：乌江亭长,joomla,hullo,任爱杰,俺老孫,高中三年,家园 评蒋正华对大跃进饿死人的估算结果 要点：本文从蒋的计算原理和还原蒋的计算过程后指出，蒋的计算结果与美国人口专家科尔的计算结果是一致的，其报告结果与计算结果无关，与科尔一样是伪造的。
我国国内在饿死三千万人问题上使用人口学理论和方法开展的定量研究很少。除了国家统计局在80年代初招标，推动西安交大蒋正华进行了此项研究，发表了几篇学术文章[1]，对计算方法和结论进行了简要介绍外[2]，并无其他公开报道的工作。由于该工作经过国家多部委专家评审[3]，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4]，可以说，是国内该方面代表性工作。因此，我们只需要评论蒋正华的工作，本文以蒋最后一篇文章[5]来分析。
蒋正华的工作仅使用了中国前三次人口普查资料，其中使用的1982年普查资料是1981年分年龄死亡率数据[5]，另使用了1953和1964年普查资料中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分布资料。蒋没有使用生育率抽查数据，虽然柯尔在报告中一再论证，它和中国的人口普查资料是高度一致的，但从实际需要使用的关键数据育龄妇女分年龄生育婴儿数来看，两者是高度不一致[4]。因此，蒋正华先生没有使用生育率数据。
蒋正华假定，不同年份中国的分年龄和性别的存活率都可以使用两个参数与1981年分年龄存活率关联起来，如果用S1981(x)表示中国1981年女性年龄为x岁人口的存活率，它是已知的，来自中国1982年人口普查资料，则1953-1964年间的某一年y的女性年龄为x岁人口的存活率Sy(x)可以按下式计算：
Log(Sy(x))=Ay+By* log(S1981(x)) *x/100 (2)
该式对任何年龄x都是成立的，也就是A和B仅与年份相关，与年龄无关。该假定是有人口学理论基础的。人们生活条件的改善，将同时降低各年龄人口死亡率；而不同年龄死亡率天然就是不同的，由于人的寿命总是有限的，老年人死亡率总是比年轻人高。人口学根据大量统计资料表明，可以使用不同的经验式来描述这种关系。
我们可以针对男性或女性，分别选用仅与年份相关，不受年龄影响的A和B，使用1953年人口普查给出的分年龄分布数据，计算1964年的分年龄人口数量，得到它们与人口普查资料给出的分年龄人口数量差别，显然差别最小的一组参数A和B，一共22个参数，就是最佳模型参数。通常使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模型参数，也就是求解用下式表达的目标函数F的最小值所对应的参数：
(3)
它代表了选择的参数A和B，使模型预测误差最小。该式对男性或女性人口分布计算都分别成立，其中
Ti=log(Ni+m(1964)/Ni(1953))（i=0,1,2,……,n）;
R(i)=log(S1981(i)) (i=0, 1,2,……,n+m) (4)
都是已知数值的常数。m=11,是两个普查年份之间的间隔年数，而n是两个普查人口分布数据中对应的年龄数。
但是，蒋认为根据该目标函数得到的结果，其误差分布不均匀，因此，蒋修改了目标函数，加入了不同年份下的同一年龄存活率差别最小项，如下式：
(5)
需要指出的是，蒋在原文中的表达式缺少了对i的加总。但上式是明显有问题的，因为蒋声称a是自动求解得到的，这样该式就会有没有实际意义的解析解，就是a=0，同时不同年份的Aj和Bj都相等，也就是不同年份的分年龄存活率或死亡率是相同的，目标函数也就得到最小值0了。而这样的解，只需要不同年份的A和B相等，很可能是毫无意义的，最好的情况就是使用平均存活率当模型存活率，等于是柯尔的平均存活率模型解，因而预测误差可能很大。因此蒋限定0<a<1，这等于将解析解，也是最佳解排除在外。导致的问题是，这样的限定条件下，a必然很小，同时不同年份A和B趋向于相等。
如果只有一两个参数，我们可以一一使用每个参数可能的取值，计算1964年的分年龄人口数量，从而得到无限逼近最佳解的解。蒋使用的参数高达23个，包括增加的一个权重系数a，就需要使用比较高级的优化方法了。到上个世纪80年代，学者们就发展了很多计算方法，建立了标准计算程序，可以直接使用。由于参数较多，对各种方法来说，找到全局最优解都是比较困难的。这里就不详细介绍了，大家可以参考有关专著。笔者曾在多个领域主要进行建模和系统优化的研究，包括在经济学领域建立收入分布模型[6]；曾比较过几种求解模型参数的主要方法[7]。通过研究，本文先使用Matlab系统集成的遗传算法，得到初步结果，再使用fmincon进行局部优化得到最终结果。Fmincon集成了数种极小值算法，求解速度快，可以获得比较精确的局部最优解，但对复杂的多极值情况，严重依赖于初始值的选取。遗传算法可以搜索全局最优解，但求解速度很慢，用于为前者获取初始解。我们结合两种算法，进行了1000次循环求解，在i7-8核计算机上，求解持续时间高达5小时，从中选取最佳结果。由于蒋并未详细介绍其数值算法。这样求解，得到的解，很难说会和蒋得到的数值解相同。
蒋在文章中提到，对三次人口普查给出的分年龄性别人口数量分布数据进行了适当的调整，但没有给出进一步介绍，也没有提供调整后的数据。由于柯尔的调整数据仍然存在一些严重问题，例如，1953年年龄为15岁的女性人口，经过11年后，到1964年，人口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不符合基本人口学常识，虽然相差很小，但与其他年龄的存活率相比，误差很可能超过10%，因此，我们没有选用柯尔的调整数据，而是使用罗在博士论文[8]中调整的我国1953和1964年普查人口分布数据，男性和女性年龄组都有86个。
表13 使用蒋正华的计算模型得到的参数A和B，以及a和目标函数F
男A 男B 女A 女B
1953 2.0799 2.1700 2.0572 2.1325
1954 2.1071 2.1311 2.0572 2.1325
1955 2.1190 2.1146 2.0573 2.1324
1956 2.1024 2.1377 2.0572 2.1325
1957 2.1100 2.1277 2.0571 2.1326
1958 2.0954 2.1476 2.0571 2.1326
1959 2.0853 2.1613 2.0572 2.1325
1960 2.0863 2.1599 2.0573 2.1324
1961 2.0985 2.1439 2.0572 2.1326
1962 2.0898 2.1549 2.0572 2.1325
1963 2.0945 2.1490 2.0572 2.1325
a 1.34E-08 8.84E-10
F 7.53E-07 1.60E-08
计算得到的参数见表13，从表13中可以看出，计算得到的目标函数非常接近0，是相当好的解。但是，该解并不能很好地重现1964年人口分布，参见图6是我们重复蒋的方法，使用该参数，计算得到的1964年男性和女性分年龄人口数量与普查数据对比。这说明，蒋改变优化目标后，得到的参数已经不能满足原先的目标了，也就是说，得到的死亡率不符合实际数据。其原因也很容易理解，因为求解得到的a很小，表明满足原先目标的最小值在最终目标函数中占比很小，误差可能很大。计算得到的a值很小，也符合我们对蒋设定的目标函数下结果的分析，包括不同年份的A和B差别很小，尤其是女性人口计算的参数A和B几乎没有差别，这都与我们前面的理论分析是比较一致的，存在的微小差别，主要来自数值方法的误差。
图6 使用蒋正华模型计算得到的我国1964年分年龄人口数量与1964年统计数据对比
模型计算使用的原始数据包括罗调整的1953和1964年我国两次人口普查给出分年龄人口数量以及1982年人口普查给出的1981年分年龄人口死亡率数据，获得模型参数，然后根据1953年分年龄人口数计算得到1964年分年龄人口数量。
从图6中可以看成，模型计算人数与统计人数之间仍然存在不小的差别，在低龄段，估算结果明显大于统计数据，而在高龄段，则小于统计数据。由于高龄段人口较少，因而估算的1964年人口数量比统计数据大。其中男性人口分年龄计算平均误差为30.6万人，最大误差为95.6万人，女性人口分年龄计算平均误差为28.6万人，最大误差为90.3万人。总人口则差别很大了，估算的1964年年中总人口为7.037亿人，而统计数字为6.947亿人，估算结果比统计大900万人，虽然相对误差仅有1.31%。
表14按照蒋正华方法估算的出生人数和死亡人口(单位万人)，出生率和死亡率以及蒋公布的死亡率和出生率
估算 蒋的报告
年份 出生+ 出生率 死亡* 死亡率* 出生率 死亡率
1953 2188 3.76% 3.96% 1.40%
1954 2379 4.01% 3.94% 1.32%
1955 2446 4.05% 1367.0 2.26% 3.73% 1.23%
1956 2357 3.83% 1191.0 1.94% 3.59% 1.14%
1957 2671 4.26% 1381.8 2.21% 3.68% 1.08%
1958 2421 3.79% 1476.0 2.31% 3.18% 1.20%
1959 1872 2.90% 1156.7 1.79% 2.79% 1.46%
1960 1772 2.72% 1318.4 2.02% 2.42% 2.54%
1961 1485 2.27% 1061.5 1.62% 2.50% 1.42%
1962 2745 4.15% 1422.7 2.15% 3.97% 1.00%
1963 3438 5.03% 1867.8 2.73% 4.62% 1.00%
1964 2876 4.09% 977.1 1.39% 4.36% 1.15%
+根据计算得到的育龄妇女分年龄人数与生育率抽查数据估算得到阳历年出生人口，当年人口按年中人口计算
*死亡人口是按普查年计算的，估算的死亡人口和计算死亡率时，均包括当年出生婴儿的死亡。
表14给出了我们按蒋的方法估算得到的出生人口、出生率、死亡人口和死亡率数据，其中死亡人口和死亡率估算包括当年出生婴儿的死亡。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是根据生育率抽查数据和按蒋估算的育龄妇女分年龄数据估算得到。估算得到的出生人口与使用柯尔的育龄妇女数据得到的结果很相近，最大差别也不超过3%。估算得到的死亡人口，从1955-1964年，总共10年，共计1.322亿人，平均每年1332万人，死亡人口最多的1963年，而死亡最少的是1961年，分别为1867.8和1061.5万人。。从上述结果来看，丝毫看不到非正常死亡年份的过多死亡，也看不出，1960年前后，死亡人口的大幅度增加。
蒋的模型考虑不同年份的存活率和死亡率差别，从理论上来看，可以计算不同年份人口变化，这可能比美国专家委员会的计算结果要更符合实际一些，也就更有用一些。但从原理上分析，其结果是类似的。我们的计算结果表明，蒋的模型给出的结果，一样难以区分不同年份的死亡率变化。
必须指出的是，蒋的方法，由于不涉及出生人口，是无法估算出生人口数和出生率的。蒋在文章中没有提到，他是如何估算出生人口和出生率的。因此，蒋所计算的死亡率不可能包括婴儿死亡的。本文估算的出生人口和出生率是根据蒋的方法计算得到的育龄妇女分年龄数据，与生育率抽查数据计算得到的出生人口，用它们与本文采用蒋的方法计算得到的各年度年中人口相除，得到各年度出生率的。其中1953年和1964年的出生率完全来自统计数据，而且是公认比较准确的，却与蒋公布的结果差别很大，相对误差大于5%。
按照蒋的算法，我们没能重现蒋给出的出生率和死亡率特征，尤其是1960年前后三年巨大的死亡率增加。这是蒋的方法本身决定的。蒋设定的目标函数，倾向于a取很小的值和均匀的A和B值，得到不同年份具有近似的死亡率或存活率分年龄分布数据，与美国人口专家科尔的重建计算结果类似。我们选定较大的不同a值进行计算，预测的1964年总人口仍然误差很大，从预测的分年龄人口分布来看，低年龄和高龄人口数量的误差，分别是偏高和偏低，从而难以降低总误差。这说明，蒋使用的模型和1981年存活率数据，以及设定的目标函数，难以很好地模拟1953-1964年的人口分布，其计算结果的可靠性较差，误差较大。
参考文献
1. 蒋正华 and 李南, 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校正.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 1986(03): p. 46+64.
2. 蒋正华, 中国人口动态参数的识别. 中国人口科学, 1987(01): p. 56-63.
3. 李成瑞, “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 人口研究, 1998(01): p. 3-12.
4. 杨松林, 总要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2013: 海口：南海出版公司.
5. 蒋正华 and 李南, 中国人口动态估计的方法与结果, 中国人口年鉴 1987,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中国人口年鉴》编辑部编. 1988: 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 p. 94-106.
6. Huang, W., Numerical method to calculate Gini coefficient from limited data of subgroups. Applied Economics Letters, 2013. 20(13): p. 1249-1253.
7. 黄卫东, 吴春笃, and 汝梅, 城市雨水径流污染模型参数优化方法研究.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学报, 2007(08): p. 1031-1035.
8. Luo, S., Reconstruction of life tables and age distributions for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by year from 1953 to 1982, in Demography. 1988,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家园 要这么研究，请问邓的独生子女政策杀死了多少中国人？ 毛时代一家生养两三个很正常，后来独生子女政策，而且是强迫执行结扎和人流，直接导致每个家庭减少一半的后代数量，加上强迫人流直接屠杀的婴儿，算算邓路线和右派们杀了多少中国人？而且都是未来的婴儿和青少年啊。
通宝推：老阿,家园 当年计生当功劳的时候 计生委自己吹牛说少生了4亿。现在人人喊打不敢吹了，但这个数字还没抹掉呢：
[URL=链接]http://www.gov.cn/jrzg/2007-01/11/content_493491_2.htm[/URL]
家园 搞得现在要反向移民了 机构改革方案包括成立移民管理局
家园 这个强制一胎化政策是一定会上史书的 其恶劣做法和对后世的影响，比大跃进要大得多得多。我们这里的某些同学今后面对这个都会羞于启齿的。
毛主席辩证法学的好，早就说过：吹的越高跌得越惨。只要回忆一下这个一胎化曾经被吹得有多高，执行得有多彻底，就知道将来会跌得有多惨，清算得有多干净。
通宝推：龙眼,家园 桂圆你这是黑邓用力过猛成黒毛 1970～1980年。计划生育政策逐步形成并全面推行。1970年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计划正式纳入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1973年明确了“晚、稀、少”的方针，经过逐步发展，政策明确要求，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生育间隔3年以上。家园 计划生育政策毛主席和小平同志本就是一体的 小平看到主席政策下人口还蹭蹭往上涨才搞了个一胎的加强版。
现在黑小平的简直不择手段啊。
家园 感谢你替我回答了你和启宏的问题 号召计划生育不代表独生，更不代表强迫结扎，更加不代表惨无人道的强迫人流。一个是自愿，一个是强迫，最后一个是直接屠杀。毛政策下人口蹭蹭往上涨正说明计划生育是既有号召，也有自愿。更说明当时的社会虽然消费品不富裕，奢侈品匮乏，但人民必须的生活资料和生活条件是更稳定可靠的，也是更全面完备的，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所以人民没有后顾之忧，因此普遍生得起二胎，养得起二胎，甚至三胎。至于邓为什么看到毛政策下人口蹭蹭往上涨就坐立不安，欲遏制屠杀而后快，既有来自无知右派学者的愚蠢的人口认识论，更有改开甩包袱挣面子分毛家底的小九九。这就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唯一的所谓盛世，新生人口不但没有随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加，反而大幅半衰性减少，这到底是盛世还是末世？历史已经证明，并且将越来越证明邓派独生子女政策的无知，愚昧和祸国殃民。
通宝推：hwd99,家园 让我们来看看祸国殃民的强制独生子女政策到底是怎么来的吧 不要表功的时候总往自己身上揽，一出问题就立刻往毛身上推，这种邓派的一贯作风：
来源：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16878.html
独生子女政策结束了，我们通过历史上的报道回顾这个人类的空前实验
Russell Goldman, Patrick Boehler, Han Suyin 等2015 年 10 月 31 日
631
这是一次影响十亿人的政策变迁
本周四，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已实施 3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1980 年代开始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以及在此之前的生育鼓励大概最具野心的人口控制政策，直接决定了数亿人的存在。
生育这件事是如何被计划起来，又为何会逐步放开？我们通过纽时在过去 45 年的报道回顾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实验。
1971 年，不再鼓励人口增长
1972 年北京的高中生，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出具计划书，号召减缓人口增长。 图片来源：美联社
1973 年，地方政府办公室设立了计划生育大纲
1973 年 9 月 1 日，Han Suyin（韩素音）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虽然无情却又十分高效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对象是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和委员会，从最小的生产队到最基层的党员都被包括在内。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这场运动的管理部门。
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在任何中国的街道或者乡村，你都看不到任何宣传生育控制的海报或者标语。
学生经过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的黑板。图片来源：Keystone学生经过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的黑板。图片来源：Keystone
“我们一开始也贴了海报、写了标语，但人们都被吓到了，并且对此产生了敌意，”一位干部对我说。在云南有人告诉我，妇女依然十分反感公开谈论此事，不过他们非常愿意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
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多余人口”。但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此官方认为是时候花点儿精力在人口控制上了。在省一级和县一级，都是党组织书记在负责这项生育控制工作，这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赤脚医生在生育控制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们更为熟悉的女干部才能施加一些影响。”
在像北京、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工厂、组织、部门、部委、司局、车间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核心组织和项目。和以前一样，这场运动要求全员参与、完全配合，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就一件事展开讨论和辩论的准备。
每条街上都有居委会，配备的都是两三位住在本街区的妇女，她们都和各自城区一家诊所的主治医师还有五六名护士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人也都参与到了计划生育中来。
全北京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调查问卷，对婴儿出生和将要出生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接着每个四合院就会“开会”，讨论每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准备生几个孩子。各家必须同意接下来该谁生、谁不该生。
所以在一个有四户人家的四合院里，刚刚结婚的 A 户人家有权在 1973 年生一个孩子，而对已经有 4 个孩子的 B 户人家，大家将会劝他们别再生了，而且还会“动员”妻子结扎输卵管，或者让丈夫结扎输精管，或者是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有计生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所有节育手术也都是免费做。
C 户人家则遇到了问题：他们有两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但却被要求等到 1974 年再生。D 户人家结婚 7 年了还没有孩子，所以妻子就被送去了不孕不育诊所。
在每一个机构里，这样的全员参与都在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着。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她所在的机构里，每位妇女都已经决定最多只生两个孩子。不幸的是，有一位妇女无意间怀了孕，而且没按顺序来，所以她因此占用了另一位还没有孩子、却想生一个的妇女生孩子的权利。
“这个女的虽然有两个女儿、也想生个儿子，但她不想和邻居闹矛盾，所以最后去流产了。她还是很有公德心的。”后来，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在每一家工厂的车间一级，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同志，对男女职工进行教育。在一家职工大部分都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回老家的时候都被发给了计生用品。
城市里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有 780 万，1973 年有 14万人出生、5.3 万人去世，人口增长率为 1.17%。上海预计的效果则更好一些：1972 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 0.2%。
在所有用到的避孕手段里，口服避孕药是城市里用得最多的，而节育环是农村地区用得最多的。根据需求，人们也会做流产手术，其中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流产不必再由祖父母辈同意的。在云南省，1972 年共进行了 7.9 万例流产手术。（云南总人口为 2300 万，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不用实行计划生育。）
少数民族并不用实行计划生育，这也是对人的感情的再次让步。“少数民族都想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不以强迫他们，他们在过去受到的压迫太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运动只会影响汉族（中国总人口中，93% 是汉族）。
1978 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减缓人口增长的倡议
计划生育办公室鼓励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至多两个。部分地区率先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1979 年，全国性会议上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政策
1979年在北京游览颐和园的学生。图片来源：Alain Le Garsmeur1979年在北京游览颐和园的学生。图片来源：Alain Le Garsmeur
由计划生育官员参加的一次全国性会议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官方媒体协助推广了该理念。中国各省则在尝试减缓人口增长，比如在四川，只生一个的夫妇将得到额外的口粮配给。
1980 年，计划生育从党员开始
校园儿童戴着彩色丝巾跳舞，北京，1980年。图片来源：Michel Lipchitz/美联社校园儿童戴着彩色丝巾跳舞，北京，1980年。图片来源：Michel Lipchitz/美联社
共产党规定 3800 万党员只可以生一个小孩。这是当时不断扩展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目的均在于在 2000 年前，将人口增长率降至 0。
1982 年，计划生育政策写入新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批准通过了国家的新宪法，恢复主席职位，并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 3037 票赞成、3 票弃权和 0 票反对通过了新宪法。官员们称，自 1967 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把刘少奇从办公室逐出后的第一任国家新领导人将于第二年任命。
新宪法代替了 1978 年时任总理华国锋颁布的宪法。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抛弃毛泽东所定政策进程中的另一阶段，而这一切是邓小平在四年前牵头的——他和刘少奇一样，是 1966 -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虽然已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但邓小平今天坐在了主席台的第三排看着大会进程，期间也偶尔和自己的得力助手胡耀邦聊聊天。
新宪法共有条文 138 条，而 1978 年宪法则为 60 条。即使它废除了毛泽东在 1975 年提出的罢工权，但也扩大了中国人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民享有信仰自由，保护他们不受任意逮捕。
在公民义务的列表里，列入了“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是，主席、总理和国家其他高级官员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五年。
唯一不受此规定约束的官员是新设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设立目的是指挥军队。
拥有 420 万兵力的军队目前听命于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由邓小平领导。西方军事人士称，还不清楚新的中央机构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动作。它的多数成员均为党的高级官员。
宪法中另一个消除毛时代影响的象征性举措是废除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设立，目前数量超过 5 万个。
公社将作为经济单位继续存在，但新设立的乡或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将取代它们的行政职能。
宪法第 31 条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官员曾说，这些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官员们也说，这一措施可以适用于台湾和位于中国南方沿海的香港以及葡属澳门。
2003 年 女婴买卖进入公众视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类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想生儿子的父母会把生出的女婴放在黑市交易。一位中国学者表示，当时 80% 的弃婴均为女孩。
2008 年 政府开始准备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将研究如何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将逐步进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会立刻消失。
2008 年 2 月 29 日，Jim Yardley 报道
据一位政府高官在周四称，中国正在研究怎样从每户一胎的限制中走出来，但任何改变都会逐步到来，并且这并不意味着会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修改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
根据路透社消息，赵女士称：“我们希望逐步迎来这个变化。我不能回答何时或以何种方式，但该政策已经是决策者们在考虑的重要议题。”
超过 13 亿的人口，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多数居住在城市的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否则就要支付巨额罚款。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农民则通常被允许生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往往被允许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30 多年来，对生育的限制一直是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地方官员绩效评级的部分标准，便是当地居民是否遵守了计划生育政策。在 1980 年代，政府官员会常规性地强迫妇女堕掉“配额外的”胎儿，并且无论男女都经常被强制进行绝育手术。
该政策的执行在近几年柔和了很多，主要地区都在依靠罚款来确保民众对其的遵守。但强制堕胎的丑闻依然阶段性地有所发生。计划生育同样加剧了人口的性别失衡，因为很多家庭采用选择性堕胎的方式来确保生一个儿子——生儿子是一个传统偏好。
中国的官员曾试图遏制这类过度和滥用行为，也辩解过一胎政策阻止了约 4 亿人口的诞生，由此允许中国在其资源上繁荣发展、国民获得更好的生活。
但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极低，人口又在迅速老龄化，在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专家已发出过警告，称中国正在稳步走向一个人口危机：有过多需要昂贵服务的老年人，而有能力缴税来负担这些费用的年轻劳动力又太少。中国通常被认为有着无限年轻又廉价的劳动力大军，但中国几个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都已经在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上海等大城市已开始尝试微调政策来刺激生育。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允许城市双独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官员们抗拒大的政策改变，因为他们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人口的激增。最近几个月，中国官员都承诺说，将严厉打击那些用金钱影响或违抗政策的富裕阶层夫妇。
赵白鸽声称，根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都想要两个孩子。但她警告说，目前的计划仅用于研究潜在的变化，任何调整都不得导致出生率的猛涨。
赵白鸽的言论发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不到一周，此时也恰好赶上北京准备在八月举办奥运会。
2014 年 法律虽然放宽了，但很多人并不愿意要两个孩子
正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子女出生的郑伟与妻子孙丽。图片来源：Sim Chi Yin ／《纽约时报》正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子女出生的郑伟与妻子孙丽。图片来源：Sim Chi Yin / 时报
2014 年，中国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全国范围内，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
2014 年 2 月 25 日，Dan Levin 报道
虽然法律条文已经修改，但许多独生子女夫妇表示他们并不会利用此项新规定，因为抚养小孩的成本在不断增加。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30 年后的今天，许多家庭表示，由于抚育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他们不会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改变生第二个孩子。
“要是有两个孩子，你就没那么多钱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了。”北京一位已有 7 周身孕的 27 岁律师毛晓丹（音）说道。第一次怀孕的她已经决定不生第二个孩子了。她说自己担心的是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成本。“我老公的同事养了一对双胞胎，”她说道，“光是上小学的费用就快让他破产了。”
中国对过去 30 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最为重大的一项修订。根据新政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养育二胎。先前的政策只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此外老政策还规定，中国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以及头胎是女儿或残疾儿的农村家庭可以例外。
政府预计，此次改革将会允许 1500 万至 2000 万对夫妇多生孩子，以帮助遏制出生率的大幅下降——据专家说，出生率的骤降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在年龄与性别比例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但是，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引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办的一项调查称，符合条件的夫妻中，只有大约一半有意愿生养两个孩子。
在采访中，许多夫妇将自己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想法归咎于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还有一些人则提到了中国一项持久的文化惯例：丈夫需要向妻子提供一套房、一辆车以及其他的物质财富——而这种需求可能会将一个大家庭推入债务的深渊。
36 岁的大学讲师丁女士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她把那些开销都代入到了自己再生一个孩子的成本里，认为生养第二个孩子可能将会是一场灾难。她说：“如果我冒险生两个孩子，那就意味着（我要承担）双份的房贷和压力。这压力太大了，简直不敢想象。”
这种心理可能会破坏政府出台新政策、改善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努力。
在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为生儿子采用了多种性别选择手段。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自 1979 年酝酿提出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一直都被人们认为是通过减缓人口增长、帮助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大功臣。但是，这一计划生育措施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2012 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 4000 万人，其中 15 岁以下的人口中，男生比女生多出约 1800 万人。政府预计，到 2020 年为止，中国将会有 3000 万适龄单身男性无法找到配偶。
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还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养老危机。他们指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 2012 年达到峰值，此后，有收入、能够照料自己父母和家中年长亲属的就业人口数量将会减少。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1.94 亿人，数量规模居世界首位。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最新的改革措施大加赞赏，称这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所必须采取的举措。2013 年 12 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从长远来看，（单独二胎的）新政策预计将有助于推动家庭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提高家庭照料老人的能力。”这一政策变化于 2013 年公布，已在六个省市及自治区推行，2014 年 5 月起在北京实施，另有 20 个城市预计将会在 2014 年底开放单独二胎政策。
但是，也有人对这一改革的效果表达了担忧。周日，沿海省份浙江省官方报刊《钱江晚报》报道称，浙江省在三所城市试运行了这一新政策后，政府收到的二胎申请仅 300 份，远远低于预期。
当然，也有许多父母渴望利用新近放宽的规定。35 岁的电视台管理人员孙丽已有近9 个月的身孕。最近的一个早晨，她在排队看医生的时候，一边抱怨自己髋部疼痛，一边为首都北京的有毒空气哀叹。但是被问到她是否会再生一个孩子时，孙丽热切地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在计划再要一个孩子了，”她说道，“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两个要好一些。”
但是，孙丽还得再等一等才能从改革中获益。据北京政府规定，一二胎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而且只有年龄在 28 岁以下的母亲才能生育二胎。
许多批评者表示，过去三十年间，无数的家庭——尤其是女性——遭受了长期的创伤。这些创伤包括高昂得让人难以忍受的计划生育罚款、飙升的女婴弑杀率、非自愿绝育手术和强制堕胎。而新的计划生育修订改革并不能愈合这些伤痕。政府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 24 个省份及其他地区罚款总额高达 32.9 亿美元，但资料中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些资金的去向。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这张证书通常需要花费好几个月才能拿到。27 岁的王女士（Natalie Wong）说：“光是拿个准生证就麻烦得不得了。”王女士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厦门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目前已经怀孕 6 个月。
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哪怕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很久了，也得回家乡盖章。
“你最好是在刚怀上孩子的时候就马上开始申请，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在孩子出生前拿到准生证。”北京一位 30 岁的互联网技术开发人员陈先生说。他的妻子已经怀了二胎。
由于相关规定要求提交此类文件，雇主、官员以及邻居就可以因此窥探到夫妻的个人生活。陈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在获准生二胎之前，他们得先提供他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明和暂住证。
他们夫妻双方的父母也得各自到单位和几个政府部门盖章，证明这对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在法律上有资格生育二胎。尽管陈先生已经通过特快专递寄出了文件材料，但是批准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下来。
“地方官员往往不知道怎么办这些手续，这实际上就拖延了这个过程。”他说道。
32 岁的王学彦（音）玩着手机，和许多准爸爸一起坐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朝阳医院的米色产前等候区，等待着医生的最新消息。王先生是独生子，他的妻子则不是。政策的改变将会圆他拥有更大的核心家庭的梦想。他说：“我们希望孩子越多，我们老了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也就越多。”
奇怪的是——至少在中国这很奇怪——王先生的岳母却一直在劝他们不要生两个孩子。“她担心兄弟姐妹会彼此争夺遗产。”王先生说。
2015 年 这个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宣布取消
中国政府终止了已实施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家园 看到了吗：1979 年全国性会议上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政策 不要表功的时候总往自己身上揽，一出问题就立刻往毛身上推，这种邓派的一贯作风：
来源： http://www.qdaily.com/articles/16878.html
独生子女政策结束了，我们通过历史上的报道回顾这个人类的空前实验
Russell Goldman, Patrick Boehler, Han Suyin 等2015 年 10 月 31 日
631
这是一次影响十亿人的政策变迁
本周四，中国政府宣布终止已实施 30 余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1980 年代开始在中国执行的计划生育，以及在此之前的生育鼓励大概最具野心的人口控制政策，直接决定了数亿人的存在。
生育这件事是如何被计划起来，又为何会逐步放开？我们通过纽时在过去 45 年的报道回顾这个影响了我们每个人的社会实验。
1971 年，不再鼓励人口增长
1972 年北京的高中生，此时中国政府已经出具计划书，号召减缓人口增长。 图片来源：美联社
1973 年，地方政府办公室设立了计划生育大纲
1973 年 9 月 1 日，Han Suyin（韩素音）报道
在今天的中国，计划生育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虽然无情却又十分高效的运动，这场运动的对象是各个级别的共产党员和委员会，从最小的生产队到最基层的党员都被包括在内。卫生部计划生育委员会是这场运动的管理部门。
但和印度不一样的是，在任何中国的街道或者乡村，你都看不到任何宣传生育控制的海报或者标语。
学生经过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的黑板。图片来源：Keystone学生经过一块写有毛泽东语录的黑板。图片来源：Keystone
“我们一开始也贴了海报、写了标语，但人们都被吓到了，并且对此产生了敌意，”一位干部对我说。在云南有人告诉我，妇女依然十分反感公开谈论此事，不过他们非常愿意在开会的时候讨论一下。
其实并不存在所谓的“多余人口”。但既然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因此官方认为是时候花点儿精力在人口控制上了。在省一级和县一级，都是党组织书记在负责这项生育控制工作，这说明了它的重要性。“赤脚医生在生育控制方面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们更为熟悉的女干部才能施加一些影响。”
在像北京、上海和天津这样的大城市，每个工厂、组织、部门、部委、司局、车间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人员、核心组织和项目。和以前一样，这场运动要求全员参与、完全配合，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后，这种要求已经成为了根深蒂固的习惯，因为和以前相比，现在的人们已经做好了就一件事展开讨论和辩论的准备。
每条街上都有居委会，配备的都是两三位住在本街区的妇女，她们都和各自城区一家诊所的主治医师还有五六名护士建立了联系，所有这些人也都参与到了计划生育中来。
全北京的人每隔几个月就要做一次调查问卷，对婴儿出生和将要出生的情况进行一次检查。接着每个四合院就会“开会”，讨论每个人在接下来几年里准备生几个孩子。各家必须同意接下来该谁生、谁不该生。
所以在一个有四户人家的四合院里，刚刚结婚的 A 户人家有权在 1973 年生一个孩子，而对已经有 4 个孩子的 B 户人家，大家将会劝他们别再生了，而且还会“动员”妻子结扎输卵管，或者让丈夫结扎输精管，或者是采取其他计划生育措施——所有计生用品都是免费提供的，所有节育手术也都是免费做。
C 户人家则遇到了问题：他们有两个女儿，想再生一个儿子，但却被要求等到 1974 年再生。D 户人家结婚 7 年了还没有孩子，所以妻子就被送去了不孕不育诊所。
在每一个机构里，这样的全员参与都在通过集体讨论的形式进行着。一位朋友告诉我说，在她所在的机构里，每位妇女都已经决定最多只生两个孩子。不幸的是，有一位妇女无意间怀了孕，而且没按顺序来，所以她因此占用了另一位还没有孩子、却想生一个的妇女生孩子的权利。
“这个女的虽然有两个女儿、也想生个儿子，但她不想和邻居闹矛盾，所以最后去流产了。她还是很有公德心的。”后来，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公德心、克己精神，还有女人和女人之间的团结就在街道里传开了，并且被用在了计划生育的宣传里。
在每一家工厂的车间一级，都有负责计划生育的同志，对男女职工进行教育。在一家职工大部分都来自另一个城市的工厂里，他们回老家的时候都被发给了计生用品。
城市里的出生率已经下降了。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口有 780 万，1973 年有 14万人出生、5.3 万人去世，人口增长率为 1.17%。上海预计的效果则更好一些：1972 年的人口增长率只有 0.2%。
在所有用到的避孕手段里，口服避孕药是城市里用得最多的，而节育环是农村地区用得最多的。根据需求，人们也会做流产手术，其中大部分都是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流产不必再由祖父母辈同意的。在云南省，1972 年共进行了 7.9 万例流产手术。（云南总人口为 2300 万，其中一半是少数民族，不用实行计划生育。）
少数民族并不用实行计划生育，这也是对人的感情的再次让步。“少数民族都想有更多的孩子，我们不以强迫他们，他们在过去受到的压迫太多了。”所以计划生育运动只会影响汉族（中国总人口中，93% 是汉族）。
1978 年，中央政府通过了减缓人口增长的倡议
计划生育办公室鼓励夫妇只生一个小孩，至多两个。部分地区率先强制执行独生子女政策。
1979 年，全国性会议上首次提出计划生育政策
1979年在北京游览颐和园的学生。图片来源：Alain Le Garsmeur1979年在北京游览颐和园的学生。图片来源：Alain Le Garsmeur
由计划生育官员参加的一次全国性会议提出了独生子女政策，官方媒体协助推广了该理念。中国各省则在尝试减缓人口增长，比如在四川，只生一个的夫妇将得到额外的口粮配给。
1980 年，计划生育从党员开始
校园儿童戴着彩色丝巾跳舞，北京，1980年。图片来源：Michel Lipchitz/美联社校园儿童戴着彩色丝巾跳舞，北京，1980年。图片来源：Michel Lipchitz/美联社
共产党规定 3800 万党员只可以生一个小孩。这是当时不断扩展的一系列举措之一，目的均在于在 2000 年前，将人口增长率降至 0。
1982 年，计划生育政策写入新宪法
1982 年 12 月 4 日，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今天批准通过了国家的新宪法，恢复主席职位，并规定国民实行计划生育的法律义务。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们以 3037 票赞成、3 票弃权和 0 票反对通过了新宪法。官员们称，自 1967 年毛泽东的红卫兵把刘少奇从办公室逐出后的第一任国家新领导人将于第二年任命。
新宪法代替了 1978 年时任总理华国锋颁布的宪法。新宪法的通过，标志着抛弃毛泽东所定政策进程中的另一阶段，而这一切是邓小平在四年前牵头的——他和刘少奇一样，是 1966 - 1976 年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之一。
虽然已是毫无争议的中国最高领导人，但邓小平今天坐在了主席台的第三排看着大会进程，期间也偶尔和自己的得力助手胡耀邦聊聊天。
新宪法共有条文 138 条，而 1978 年宪法则为 60 条。即使它废除了毛泽东在 1975 年提出的罢工权，但也扩大了中国人享有的各项公民权利，保证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保证人民享有信仰自由，保护他们不受任意逮捕。
在公民义务的列表里，列入了“夫妻双方都有实行计划生育的义务”。 宪法的另一重要规定是，主席、总理和国家其他高级官员最多只能连任两届，每届五年。
唯一不受此规定约束的官员是新设立的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设立目的是指挥军队。
拥有 420 万兵力的军队目前听命于共产党军事委员会，由邓小平领导。西方军事人士称，还不清楚新的中央机构会有哪些不一样的动作。它的多数成员均为党的高级官员。
宪法中另一个消除毛时代影响的象征性举措是废除人民公社。这些公社在 1950 和 1960 年代设立，目前数量超过 5 万个。
公社将作为经济单位继续存在，但新设立的乡或镇一级的地方政府将取代它们的行政职能。
宪法第 31 条规定，设立“特别行政区”。 中国官员曾说，这些特别行政区可以实行非共产主义的经济和社会制度。
官员们也说，这一措施可以适用于台湾和位于中国南方沿海的香港以及葡属澳门。
2003 年 女婴买卖进入公众视线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这类严格落实计划生育政策的地区，想生儿子的父母会把生出的女婴放在黑市交易。一位中国学者表示，当时 80% 的弃婴均为女孩。
2008 年 政府开始准备调整独生子女政策
中国官员表示，他们将研究如何放开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值得注意的是，改变将逐步进行，计划生育政策不会立刻消失。
2008 年 2 月 29 日，Jim Yardley 报道
据一位政府高官在周四称，中国正在研究怎样从每户一胎的限制中走出来，但任何改变都会逐步到来，并且这并不意味着会取消计划生育政策。
国家人口和计生委副主任赵白鸽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告诉记者，政府已经意识到中国必须修改目前的人口控制政策。
根据路透社消息，赵女士称：“我们希望逐步迎来这个变化。我不能回答何时或以何种方式，但该政策已经是决策者们在考虑的重要议题。”
超过 13 亿的人口，让中国成为了世界上人口最多、计划生育政策也最严格的国家之一。多数居住在城市的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孩子，否则就要支付巨额罚款。如果第一胎是女孩的话，农民则通常被允许生第二个孩子。少数民族往往被允许生育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孩子。
30 多年来，对生育的限制一直是政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核心。地方官员绩效评级的部分标准，便是当地居民是否遵守了计划生育政策。在 1980 年代，政府官员会常规性地强迫妇女堕掉“配额外的”胎儿，并且无论男女都经常被强制进行绝育手术。
该政策的执行在近几年柔和了很多，主要地区都在依靠罚款来确保民众对其的遵守。但强制堕胎的丑闻依然阶段性地有所发生。计划生育同样加剧了人口的性别失衡，因为很多家庭采用选择性堕胎的方式来确保生一个儿子——生儿子是一个传统偏好。
中国的官员曾试图遏制这类过度和滥用行为，也辩解过一胎政策阻止了约 4 亿人口的诞生，由此允许中国在其资源上繁荣发展、国民获得更好的生活。
但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极低，人口又在迅速老龄化，在城市地区尤为如此。专家已发出过警告，称中国正在稳步走向一个人口危机：有过多需要昂贵服务的老年人，而有能力缴税来负担这些费用的年轻劳动力又太少。中国通常被认为有着无限年轻又廉价的劳动力大军，但中国几个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都已经在面临着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上海等大城市已开始尝试微调政策来刺激生育。在国家层面，目前的政策允许城市双独夫妻生育第二个孩子。但官员们抗拒大的政策改变，因为他们担心随之而来的会是人口的激增。最近几个月，中国官员都承诺说，将严厉打击那些用金钱影响或违抗政策的富裕阶层夫妇。
赵白鸽声称，根据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年轻的中国人都想要两个孩子。但她警告说，目前的计划仅用于研究潜在的变化，任何调整都不得导致出生率的猛涨。
赵白鸽的言论发表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不到一周，此时也恰好赶上北京准备在八月举办奥运会。
2014 年 法律虽然放宽了，但很多人并不愿意要两个孩子
正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子女出生的郑伟与妻子孙丽。图片来源：Sim Chi Yin ／《纽约时报》正在等待自己第一个子女出生的郑伟与妻子孙丽。图片来源：Sim Chi Yin / 时报
2014 年，中国政府放宽独生子女政策，全国范围内，夫妻双方有一方为独生子女即可生二胎。
2014 年 2 月 25 日，Dan Levin 报道
虽然法律条文已经修改，但许多独生子女夫妇表示他们并不会利用此项新规定，因为抚养小孩的成本在不断增加。
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实施 30 年后的今天，许多家庭表示，由于抚育孩子的成本与日俱增，他们不会利用计划生育政策的重大改变生第二个孩子。
“要是有两个孩子，你就没那么多钱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条件了。”北京一位已有 7 周身孕的 27 岁律师毛晓丹（音）说道。第一次怀孕的她已经决定不生第二个孩子了。她说自己担心的是高昂的房价和教育成本。“我老公的同事养了一对双胞胎，”她说道，“光是上小学的费用就快让他破产了。”
中国对过去 30 年来的计划生育政策做出了最为重大的一项修订。根据新政策，夫妻双方只要有一方是独生子女即可养育二胎。先前的政策只允许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夫妻生育两个孩子。此外老政策还规定，中国官方认定的少数民族、以及头胎是女儿或残疾儿的农村家庭可以例外。
政府预计，此次改革将会允许 1500 万至 2000 万对夫妇多生孩子，以帮助遏制出生率的大幅下降——据专家说，出生率的骤降已经导致中国人口结构在年龄与性别比例上出现了严重失衡。但是，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引用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办的一项调查称，符合条件的夫妻中，只有大约一半有意愿生养两个孩子。
在采访中，许多夫妇将自己不愿意多生孩子的想法归咎于日益上升的生活成本。还有一些人则提到了中国一项持久的文化惯例：丈夫需要向妻子提供一套房、一辆车以及其他的物质财富——而这种需求可能会将一个大家庭推入债务的深渊。
36 岁的大学讲师丁女士有一个年幼的儿子。她把那些开销都代入到了自己再生一个孩子的成本里，认为生养第二个孩子可能将会是一场灾难。她说：“如果我冒险生两个孩子，那就意味着（我要承担）双份的房贷和压力。这压力太大了，简直不敢想象。”
这种心理可能会破坏政府出台新政策、改善中国人口结构失衡的努力。
在所谓的“独生子女政策”下，中国人为生儿子采用了多种性别选择手段。中国性别比例失调的问题症结就在于此。
自 1979 年酝酿提出以来，独生子女政策一直都被人们认为是通过减缓人口增长、帮助推动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的一大功臣。但是，这一计划生育措施也引发了一系列令人始料未及的后果。2012 年，中国男性比女性多出约 4000 万人，其中 15 岁以下的人口中，男生比女生多出约 1800 万人。政府预计，到 2020 年为止，中国将会有 3000 万适龄单身男性无法找到配偶。
除此之外，一些经济学家还警告称，中国即将出现养老危机。他们指出，中国适龄劳动人口在 2012 年达到峰值，此后，有收入、能够照料自己父母和家中年长亲属的就业人口数量将会减少。2013 年，中国 60 岁以上的老人多达 1.94 亿人，数量规模居世界首位。
中国官方新闻媒体对最新的改革措施大加赞赏，称这是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所必须采取的举措。2013 年 12 月，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称：“从长远来看，（单独二胎的）新政策预计将有助于推动家庭发展、促进家庭幸福，提高家庭照料老人的能力。”这一政策变化于 2013 年公布，已在六个省市及自治区推行，2014 年 5 月起在北京实施，另有 20 个城市预计将会在 2014 年底开放单独二胎政策。
但是，也有人对这一改革的效果表达了担忧。周日，沿海省份浙江省官方报刊《钱江晚报》报道称，浙江省在三所城市试运行了这一新政策后，政府收到的二胎申请仅 300 份，远远低于预期。
当然，也有许多父母渴望利用新近放宽的规定。35 岁的电视台管理人员孙丽已有近9 个月的身孕。最近的一个早晨，她在排队看医生的时候，一边抱怨自己髋部疼痛，一边为首都北京的有毒空气哀叹。但是被问到她是否会再生一个孩子时，孙丽热切地点了点头。“我们已经在计划再要一个孩子了，”她说道，“只有一个孩子太孤单了，两个要好一些。”
但是，孙丽还得再等一等才能从改革中获益。据北京政府规定，一二胎的生育间隔不得少于四年，而且只有年龄在 28 岁以下的母亲才能生育二胎。
许多批评者表示，过去三十年间，无数的家庭——尤其是女性——遭受了长期的创伤。这些创伤包括高昂得让人难以忍受的计划生育罚款、飙升的女婴弑杀率、非自愿绝育手术和强制堕胎。而新的计划生育修订改革并不能愈合这些伤痕。政府数据显示，2012 年，中国 24 个省份及其他地区罚款总额高达 32.9 亿美元，但资料中却几乎没有提及这些资金的去向。
为了确保孩子合法出生，中国夫妇仍然需要得到政府发放的“计划生育服务证”。而这张证书通常需要花费好几个月才能拿到。27 岁的王女士（Natalie Wong）说：“光是拿个准生证就麻烦得不得了。”王女士在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厦门的一家电视台工作，目前已经怀孕 6 个月。
根据程序要求，准父母需要到居委会、计划生育部门以及他们法定家乡的其他机构盖上十几个章，才能拿到准生证——哪怕他们已经离开家乡很久了，也得回家乡盖章。
“你最好是在刚怀上孩子的时候就马上开始申请，不然的话你可能会没办法在孩子出生前拿到准生证。”北京一位 30 岁的互联网技术开发人员陈先生说。他的妻子已经怀了二胎。
由于相关规定要求提交此类文件，雇主、官员以及邻居就可以因此窥探到夫妻的个人生活。陈先生和他的妻子都是独生子女。在获准生二胎之前，他们得先提供他们的结婚证、出生证明和暂住证。
他们夫妻双方的父母也得各自到单位和几个政府部门盖章，证明这对即将迎来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在法律上有资格生育二胎。尽管陈先生已经通过特快专递寄出了文件材料，但是批准还需要好几个月才能下来。
“地方官员往往不知道怎么办这些手续，这实际上就拖延了这个过程。”他说道。
32 岁的王学彦（音）玩着手机，和许多准爸爸一起坐在位于北京市中心的朝阳医院的米色产前等候区，等待着医生的最新消息。王先生是独生子，他的妻子则不是。政策的改变将会圆他拥有更大的核心家庭的梦想。他说：“我们希望孩子越多，我们老了以后他们对我们的照顾也就越多。”
奇怪的是——至少在中国这很奇怪——王先生的岳母却一直在劝他们不要生两个孩子。“她担心兄弟姐妹会彼此争夺遗产。”王先生说。
2015 年 这个政策在中国共产党的一次高层会议上宣布取消
中国政府终止了已实施几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宣布已婚夫妇可以生育两个子女，企图扭转劳动力迅速老化的局面。
通宝推：脊梁硬,
家园 计划生育不等于独生子女，更不等于强制结扎人流 如果说毛时代的大跃进的号召是好的，经是好的，但让底下的刘邓们的歪嘴和尚给念歪了，那么独生子女政策则是从一开始制定就是错误的路线，加上一帮如狼似虎的恶吏给更加变本加厉地执行，就更加祸国殃民了。
我就是生长在1970～1980年的，我周围的同学90%左右都是有兄弟姐妹的，所以尽管毛当时却是顶着巨大的压力，但计划生育在毛时代绝对没有成为后来那样的强制性的独生子女政策。所以用独生子女政策屠杀广大汉人和中国人民的罪责，是一定要让邓路线和右派干部们来背的。这里的主要问题是到底屠杀了多少的问题。但比三千万要多得多是肯定的。
家园 桂圆你黑毛铁证如山，是抵赖不了的 人口过了8亿，各种压力日益增大。所以，1972年国务院发文件正式要求：“实行计划生育，使人口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从1973年开始，人口发展列入国民经济计划。在制定第四个五年计划时，正式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第二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可”。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在全国城乡全面开展，特别是在农村收到了明显成效。人口出生率迅速由1970年的33.43‰下降到1978年的18.25‰，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2。但是仍然高于正常的人口更替水平，人口形势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