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三军始末（下） -- 三言两拍

七、改称红三军

1930年7月，红六军按中央指示，将番号改为红三军。其实，最初中央批给赣西南红军的番号就是红三军，而且决定由省军委书记蔡申熙任军长，但由于交通通讯不便，中央指示到达赣西南时，红六军已经组建完毕，黄公略已就任军长，中央对此只好默认，（后来还是让蔡申熙当了红15军长，然后就到鄂豫皖了。）但后来，洪湖地区周逸群组建的红六军也成立了，而且还与贺龙的红二军会师组成红二军团。为了避免重名，一军团前委决定，还是执行中央指示，将红六军番号改为红三军。

红三军序列如下：

军长黄公略 ， 政委蔡会文，代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毛泽覃（后曾日三），参谋长陈奇涵，副官长郭天民

第一纵队纵队长柯武东，政委李涛

第二纵队纵队长龙芝道，政委王如痴

第三纵队纵队长徐彦刚、政委刘作述。

1930年10月，按照上级指示，红三军进行整编，纵队改为师，支队改为团，大队改为连，原一、二、三纵队分别改编为第七、八、九师，

第七师师长周子昆（后陈伯钧），政治委员李涛；

第八师师长龙芝道（后刘畴西、李聚奎），政治委员王如痴（后戴奇）

第九师师长徐彦刚，政治委员朱良才（后刘英）。

25团长王玉洪，政委叶汤平

26团长李介思

27团长李聚奎，政委贺水光

此时的红三军，人数已扩充到5000余人。

红三军甫一成立，就在朱毛指挥下投入新的战斗。按当时李立三中央的部署，赣江以西的三军团负责打长沙，赣江以东的红一军团打南昌。但毛泽东很明智，他知道凭红军现在的实力攻打大城市没有好果子吃，但又不能违反中央命令，就故意拖延，只在南昌周边地区扫清敌人外围，然后在八一那天派罗炳辉率十二军占领牛行车站，隔江向南昌城打了几排枪，以纪念南昌起义三周年，算是向中央交了差。而彭德怀则很认真的执行了中央指示，率三军团攻打长沙，而且因缘际会打下了长沙城。但是，他们很快遭到何健反扑，被迫退了出来。虽然如此，红军占领长沙这件事却刺激了李立三，让他更加膨胀，于是他要求一、三军团联手再次打长沙。

八，红一方面军成立

1930年8月23日，从长沙退出来的红三军团和奉中央命令二打长沙的红一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镇会师。两军团经过协商，决定合组为红军第一方面军。

红一方面军序列

总指挥朱德，总政委兼前委书记毛泽东，副总指挥彭德怀，副总政委滕代远。

总参谋长朱云卿，总政治部主任杨岳彬

红一军团

军团长朱德（兼），政委毛泽东（兼），参谋长朱云卿（兼），政治部主任杨岳彬（兼）

三军军长黄公略，政委蔡会文

四军军长林彪，政委罗荣桓

十二军军长罗炳辉，政委谭震林

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委曾炳春

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委邱达三

红三军团

军团长彭德怀（兼），政委滕代远（兼），参谋长邓萍，政治部主任袁国平

五军军长邓萍（兼），政委张纯清

八军军长何长工，政委袁国平（兼）

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委李楚屏

红一方面军的成立，不是中央指示决定的，而是由三军团前委提议，一、三两军团领导人协商自行成立的，主要是出于作战的需要，目的是为了集中力量打大仗。因此它起初只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军事联合体，总前委并不能如臂使指的指挥三军团。第一次反围剿之前举行的峡江会议、太平圩会议、罗坊会议上就部队发展方向出现激烈争论，三军团不愿过赣江和一军团共同作战，最后只是靠彭德怀的个人权威才给压服了，就是这个缘故。

说句题外话，罗坊会议上彭德怀的表现让毛泽东印象很深，直到1965年毛泽东让彭德怀重新出山搞三线建设时还提及此事，认为是彭德怀的一大功劳。主要是因为彭德怀这个表态太重要了。如果彭德怀不同意三军团过赣江，一方面军就不能集中兵力打大仗，而敌人的第一次围剿马上就要开始了，单靠一军团恐怕很难打破国民党第一次围剿，真如此的话，中共历史很可能就该重写了。

二七会议后，红四、五、六军是齐名的，黄公略和彭德怀都是总前委候补常委，和毛泽东朱德同为中央苏区四大领袖，号称朱毛彭黄。一方面军成立后，四大领导人换成了朱毛彭滕，黄公略在方面军总前委里排名位于朱毛彭滕和中央巡视员周以栗之后，林彪、谭震林之前。但实际上滕代远地位并不如黄公略。富田事变时红20军领导人提的口号就是“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而朱彭黄的表态也是“朱毛彭黄团结到底！”甚至到国民党进行一二三次围剿时还称“朱毛彭黄匪部”，说明黄公略还是中央苏区实际的四大领袖之一。这是因为战争年代，有军队才有实力，黄公略是军长，手里掌握着一支强悍的主力军，所以地位很高。而滕代远尽管是三军团政委，尽管当时规定政委有最后决定权，但这也要分对谁。三军团是彭德怀一手缔造的，他是军团绝对的老大，跟部下就像父子关系一般，没有彭德怀就没有三军团。而没有滕代远三军团会依然存在，后来滕代远也确实被调走了，换来了杨尚昆，三军团依然是彭德怀说了算。所以滕代远的排名第四只是名义上的。

毛泽东一直都是很赏识黄公略的，因为黄公略资历老、能力强、手里有一支雄师，而且对自己坚定拥护毫不动摇。在二打长沙失败后的撤退途中，毛泽东写过一首词《蝶恋花 从汀州到长沙》，词中特意点了黄公略的名字——“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一曲，狂飙我从天落。”关于偏师有不同的解释，一种说法是二打长沙失败时，黄公略正率领红三军一部留守闽西根据地，没有参加二打长沙的战斗，所以称偏师。另一种说法，一军团成立后，毛泽东率领四军、十二军从汀州到赣西南与红六军会合。所以称“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在李聚奎的回忆录里明确叙述了黄公略率领红三军参加二打长沙的情况。所以，第一种解释应该是不正确的。

九、前仆后继

二打长沙前后，红三军打了两次重要战斗，都是大胜仗。第一次是为了接应从长沙城撤退的三军团而打的文家市战役，这是红一军团成立后打的第一仗，红三军和四军、十二军紧密配合，以闪电式的突然袭击，全歼了尾追三军团的何健部戴斗垣旅，击毙旅长戴斗垣（一说是自杀），缴获大批武器装备，取得了文家市大捷。第二次是在二打长沙期间，红三军埋伏在猴子石一带，作为方面军预备队。没想到敌陶广纵队恰恰从这里出来向我军进攻，黄公略见情势危急，立刻下令部队顽强抗击，之后大举反攻，冲向敌军。我军士气非常高昂，李聚奎的九支队之前阻击敌人激战数小时，子弹全部打光，此时战士们端着空枪也勇猛的打冲锋，全歼了陶广的出击部队，毙俘敌近两千人。这也是红一方面军第二次攻打长沙时取得的惟一一场胜利。

可惜的是，在两场战斗中，红三军损折了两员大将。

先是一纵队长柯武东。8月20日，在文家市战斗中，柯武东组织80名突击队员，手持马刀和驳壳枪，在密集的火力掩护下，由他亲自率队带头冲锋，不幸腹部中弹，小肠外溢。战士们要抬送他下山，但他置生命于度外，一手挥动驳壳枪，一手塞进外流的小肠，死死捂住伤口，坚持指挥到战斗结束，结果在抬送设在江西宜春慈化镇（距文家市约20华里）的红军后方医院途中因失血过多而牺牲。

柯武东是安徽合肥人，早年在直鲁军阀毕庶澄部当营长，后投身革命，1929年被党组织分配到赣西南苏区，担任江西红军独二团团长，他率领独二团打过无数好仗，是赣西南红军的头号主力。红六军成立后，他成为黄公略手下一员猛将，打仗总喜欢跑到最前面。牺牲时年仅25岁。不过，按照柯武东老部下李涛上将的回忆，柯年长他十岁，那就应该是35岁。按照柯的资历判断，李涛的回忆应该比较准确。

第二个是三纵政委刘作述。在8月底的猴子石战斗中，刘作述正指挥部队追击敌人，忽然身边警卫员负伤到地，他上前搀扶，结果被敌人密集的机枪子弹击中而牺牲。

刘作述是江西永新人，曾任永新赤卫队党代表，茶永冈赤卫总队党代表，参加过保卫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后，他率领赤卫队在永新坚持革命斗争。红六军成立后，他率领部队积极参加攻克安源、消灭戴斗垣等战斗。牺牲时年仅25岁。

不过，长江后浪推前浪，老一代革命者牺牲了，又有新的革命者涌现出来继承他们的事业。

半个世纪后新中国的国防部长耿飚就是这个时候参加红三军的。他原是水口山铅锌矿的工人，后来当了游击队长。一方面军二打长沙失败后，他带领他的游击队参加了红三军。军参谋长陈奇涵得知他既是工人，又是党员，还是游击队长，不禁对这个21岁的小伙子另眼相看，特意安排他到九师当了侦察参谋。因为他军事水平高，不久就升为九师参谋长。

九师25团还有个聪明伶俐的小文书，年方16，也是刚参军不久，他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林彪四大金刚之一的开国中将邱会作。

七师有个红小鬼叫王怀，被选为参加苏区共青团代表大会的代表，师政委李涛与他谈话时建议他改个名字，李涛说苏区有个坏人叫王怀，刚被逮捕并出了布告，同名不好，就为他改名叫王宗槐，这位王宗槐后来成了开国中将，第二炮兵副政委。而那个被称为坏人的王怀就是二七会议上被选为总前委委员的赣西南特委常委王怀，他因反对把富田事变定性为反革命事变而被认定为AB团调和派，被逮捕并遭杀害，在中共七大上平反昭雪。不过，王怀在火并袁王的事件中也是始作俑者之一。中共早期领导人之间的恩怨情仇真的很难说清楚啊。

九师特务连有个政委叫肖克，也是一名开国中将，担任过新中国第三任文化部长，还当过南京军区、济南军区政委，不过他后来改名叫肖望东了。当年他们师的一个团长李聚奎被打成AB团时就是被关在他的房间里。

肖望东连里有个战士叫张文璧，曾被送往师教导队学习。登记姓名时，张不识字，只能把自己名字念出来，结果负责登记的师作战科长兼教导队队长耿飚给写成张文碧了。30多年后，已担任南京军区装甲兵政委的张文碧少将再次见到老首长，才告诉耿飚当年把他名字写错了。

八师24团有个团政委叫刘华香，此时年仅18岁，也属少年才俊，但后来仕途并不顺利，55年仅授少将军衔，任内蒙古军区副司令。

从六军成立到改名三军，不到一年时间，军师级领导人除军长黄公略外，其他全部换完了。这既跟战斗频繁牺牲大有关，也跟党内斗争激烈有关。同时也从一个侧面表明，红三军的赣西南地方色彩已经大大淡薄，成了一支中央红军主力部队了。

红一军团三个军，四军是绝对主力，因为它基础好，既有叶挺独立团、武汉政府国民警卫团的老底子，又是朱毛亲自培育而且久经战阵。另外两个军成立的晚，地方色彩也浓郁。十二军是闽西地方红军组建的，三军则是赣西南地方红军组建的。十二军后来一直不温不火，而三军却逐渐强大，战斗力隐然与四军分庭抗礼，在三次反围剿中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这都跟军长黄公略能力突出有直接关系。

十、参加反围剿作战

红三军作为红一军团主力军，在黄公略指挥下参加了三次反围剿战争，为反围剿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有一种行之有效的作战套路，就是在国民党"围剿"开始前，积极作好反"围剿"的准备，在"围剿"开始后，先实行战略退却，诱敌深入，造成反攻的条件，待时机成熟即转入战略反攻。反攻时，慎重初战，要打就是歼灭敌。作战形式以运动战为主，与游击战相结合，在战役战斗上实行速决战，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国民党"围剿"被打破后，红军则依托根据地向外发展，扩大根据第，并适时准备打破国民党新的"围剿"等。这些套路，是根据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十六字诀发展形成的，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适合以劣势装备对战优势装备敌人。

第一次围剿，蒋介石调集了10万大军，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湖南省主席何健为副总指挥，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这个阵容说明蒋介石此时对中共还不够重视，这其实还是两省会剿的模式，主要作战部队还是以鲁涤平的江西军队为主，何健只是负责阻止红军进入湖南境内。鲁涤平部也就是原来的北伐第二军。说起来，二军与共产党还是颇有渊源的，北伐时，二军党代表是李富春，三个师的党代表分别是毛泽东湖南一师的老师方维夏，辛亥革命元老、延安时曾任毛泽东办公室秘书长的李六如、此时正担任闽赣粤军区参谋长的肖劲光。当时鲁涤平与中共关系颇好，对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不满，认为蒋过河拆桥。三个师长也都与中共关系融洽，张辉瓒虽然生性残暴，但曾与毛泽东一起参加过驱张运动，算是早就认识。谭道源更和毛泽东既是同乡，又曾结拜为兄弟。戴岳也与肖劲光关系不错。可惜，由于阶级立场不同，过去的朋友现在变成了你死我活的对手。

第一次反围剿，由于我军准备充分，朱毛的指挥还是游刃有余的。国军以长驱直入的战术进攻苏区，红军就向苏区中心退却，红军在前头跑，国军在后头追，双方就像汤姆和杰瑞一样追来追去。红军虽然弱小（只有四万人）但既熟悉地形，又有老百姓的支持，占有地利和人和。国军则像没头苍蝇一样乱转一气，结果疲于奔命，再而衰三而竭，最后被红军抓住战机，在大雾弥漫的龙岗地区包围了张辉瓒的18师（这个18师就是原北伐军第二军缩编的，）一举将其歼灭，还活捉了张辉瓒。之后又追击谭道源的50师，歼灭其一个旅，从而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围剿行动

这次反围剿，三军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先是在战役开始前留在赣江以西监视国军动向，战役开始后又积极参与对18师的攻击。之后追歼敌50师时，他们一部分负责监视敌许克祥的24师，一部参与迂回包抄50师。最可惜的是，这次战役中八师师长龙芝道不幸牺牲，三军又损失一员大将。龙芝道是江西吉安人，曾参与领导吉安农民暴动。他牺牲后，刚从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回国的刘畴西接任八师师长。

距离第一次围剿结束不到两个月，蒋介石就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这次他不再轻敌，把围剿军增加到20万人，以国民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为总司令，对苏区采取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的战术，并配合各种政治手段。正是：“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面对国民党的高压态势，中共方面却出现了问题。这时中央苏区最高领导人已经不是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毛泽东，而是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军委主席项英。他不懂军事，感觉敌我力量悬殊过大，主张部队退出苏区到四川开辟新区，（因为斯大林曾说过四川适合建根据地，）但毛泽东不同意，坚持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苏区的有利条件打破敌人围剿。除了朱德外，他的支持者很少，于是毛泽东提议召集中央局扩大会议讨论战略，各军首长都参加了扩大会，会上黄公略林彪罗荣桓等纷纷支持毛泽东的观点，而中央派出的专程来调查富田事变的任弼时王稼祥等三人团也在此时到达苏区，他们也支持了毛泽东，最后毛泽东提议被采纳，项英不得不把军事指挥权交给一方面军临时总前委也就是朱毛。

于是，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的办法，寻找敌人弱点。白云山是反围剿的第一战，当时朱毛都在山上指挥作战。敌军一进入伏击圈，黄公略一声令下，红三军从山上居高临下冲入敌阵，以雷霆万钧之势，歼灭了国军28师，师长公秉藩被俘后冒充伙夫逃跑。随后红军又歼灭了王金钰的47师一部，再往后从西往东一路打到福建建宁，“横扫千军如卷席”，歼敌三万多人，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第二次围剿。

这次反围剿，红三军是主力，通往白云山制高点的小路就是黄公略与毛泽东一起找到的，使得我军能够抢占先机，出敌不意。战后，毛泽东很兴奋，黄公略率军从天而降的英姿给在山上观战的他留下深刻的印象，特意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黄公略和红三军赢得了“飞将军”的美誉。有人说飞将军指的是林彪，应该不会，此时的林彪还不足以使毛泽东写诗赞颂。

第二次反围剿刚结束，蒋介石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红军仓促应战，开始了历次反围剿中最艰苦的一次。此战开局就不利。虽然事先临时总前委也开会布置了反围剿工作，但还是对敌情估计不足，没想到蒋介石这么快就发动了第三次围剿，待到判明蒋介石要发动围剿时，国军已经进入苏区了，而此时红军主力部队大都出去到福建、赣南一带发动群众开辟新根据地了，远离苏区中心，必须兼程返回。由于这次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进行围剿，而且亲任总司令，何应钦和陈铭枢分任左右翼总司令，兵力浩大，既有国民党中央军，也有当时国军中最强悍的19路军部队，进行的速度也比前两次快。而红军还是只有三万人，与一反时国共兵力对比二比一相比，这次是十比一，敌我力量悬殊极大，所以苏区大部分都被国军占领了。红军仓促回返后，只能在敌人夹缝中小心翼翼，悄悄转进。虽然抓住时机打了几个胜仗，莲塘战斗、良村战斗、黄陂战斗，但消灭的都是国军杂牌部队，分别是北方部队上官云相（原直系王金钰部）、郝梦龄（原奉系魏益三部）以及湘军毛炳文（原贺耀祖部）的部队，而且数量不多，三个胜仗不及一反时歼灭张辉瓒一个师人多，并没有改变被动局面。得亏我军占有地利人和，最高指挥部的战役和战术水平高于国军，能采取各种手法迷惑敌人，让他们一时摸不到头尾。

就在僵持中，情况发生了变化，国民党内有人出来帮忙了，这就是南天王陈济棠。他为了抗议蒋介石软禁他的政治导师胡汉民，联合汪精卫和桂系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打出反蒋口号，甚至派军进入湖南，这让蒋介石很头疼。与红军相比，占有两广资源的陈济棠对他威胁更大，蒋介石没有心情再继续剿共，于是下令部队撤退。红军一见国军撤退，立刻开始追击，在追击过程中先后打了老营盘战斗、方石岭战斗和高兴圩战斗，前两个都是胜仗，消灭了蒋鼎文9师一部和韩德勤52师。尤其是老营盘战斗，非常精彩，完全是一场意外的遭遇战，当时黄公略率三军经过老营盘，恰遇因山洪爆发临时滞留此地的蒋鼎文第九师。他来不及向上级请示，主动率三军和萧克的独立五师出击，尽管红军兵力不到蒋军一半，但却是出其不意的突然袭击，一下子打了敌人个措手不及，歼灭蒋军独立旅3000多人，红军损失只有敌人的五分之一。这是中央红军第一次歼灭国民党中央军。蒋鼎文是国民党里有名的飞将军，而黄公略则是共产党里的飞将军，红飞将军击败白飞将军，很有戏剧性。

虽然第三次反围剿我军最终取得胜利，但代价也非常大，可以说是惨胜，也可以说是侥幸获胜。高兴圩战斗由于对阵国军最强悍的19路军，双方打了个平手，其实红军是个败仗，导致红三军团和红四军元气大伤。战斗中红军牺牲了两名师长，一个是红四军11师师长曾士峨，一个是三军团4师师长邹平。曾士峨是毛泽东的嫡系爱将，如果不死，解放后将是秋收起义部队残留的最高军事代表人物，（最高政治代表人物是罗荣桓，）地位要高于张宗逊和黄永胜。另外，在老营盘战斗中，红三军八师政委戴奇也不幸牺牲。

不过，与他们三个相比，中央红军四大领袖之一的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壮烈牺牲则是最令人震撼的，也是中央红军最无法弥补的损失，甚至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发展。

十一、国际悲歌歌一曲

方石岭战斗胜利结束后，黄公略率红3军于9月15日转移到吉安县东固乡的六渡坳，部队正在行进中，天空突然出现三架敌机，由于红军战士都是些刚参军的农民，大多数尚不知飞机为何物，都站在那里好奇地抬头仰望。黄军长见状，急忙冲到坳上，挥手指挥部队：“快散开，到树林里去隐蔽！”战士们一听，赶紧四散躲藏，正在这时，一架敌机向下扫射，罪恶的子弹击中了黄公略，黄军长顿时血流如注，倒在山坡上。蔡政委、陈参谋长见状大惊，立刻冲上前去，吩咐军医抢救，同时命人通知总部。毛泽东闻讯，和朱德彭德怀飞速赶过来，冲到黄公略身边，紧张关注着抢救情况，可惜，由于红军缺乏止血器械和药品，黄公略终因失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年仅33岁。

听闻黄公略牺牲，苏区红军领导人和红军将士大为震惊，所有部队听到消息，都立即停止前进，为这位红军巨擘肃立默哀，毛泽东为失去这位好战友尤感悲痛，方寸大乱，无心继续指挥。临时总前委在六渡坳召开会议，决定就此结束第三次反“围剿”战争。

第二天下午，方面军总部在兴国县莲塘村举行了黄公略追悼会，毛泽东亲自主持，朱德彭德怀等军政高级领导人全部参加。会场上毛泽东亲自撰写的挽联悬挂在主席台两旁：“广州暴动不死，平江暴动不死，如今竟牺牲，堪恨大祸从天降；革命战争有功，游击战争有功，毕生何奋勇，好教后世继君来。”

黄公略牺牲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曾山具体负责料理后事，他安排人员同黄公略的警卫员一起选好墓址。为防敌人破坏，曾山嘱咐出葬时同时抬出几副棺柩，往不同方向去，以布下掩护，迷惑敌人。曾山还和彭德怀一起亲自抬棺将黄公略遗体安葬在一个山坡上。为便于日后寻找，还将刻有黄公略姓名的手枪、腰带、短剑一起下葬。（可惜解放后多次寻找这座墓，未能再找到。）

为了纪念黄公略，毛泽东担任中华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做出几项决定：1、设立公略县。公略县第一任县委书记是黄公略的老战友毛泽覃。2、将红军步兵学校命名为公略步兵学校。3、在瑞金城东北叶坪和东固地区修建公略亭，以表永怀。

半个世纪后，中共中央确定了我党我军36位军事家，黄公略赫然在列。

如果黄公略不死，一年后必然接替朱德担任红一军团军团长，解放后必然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第三大元帅，中国历史会有很大的不同。

最后说一下苏区中央局委员的一个问题。

1931年1月，项英奉六届三中全会中央之命来到中央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中革军委主席，并成立苏区中央局，委员有周恩来、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余飞、曾山。不久，六届四中全会举行，选举了新的中央，并决定了新的苏区中央局成员，有项英、毛泽东、朱德、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但中央苏区当时还没有收到这个消息，举行了苏区中央局第一次会议，会上决定增补彭德怀、林彪、周以栗、曾山、陈毅为中央局委员，在上报中共中央批准的同时先行参加中央局工作。（后来中央没有批准苏区中央局扩大新成员。）

这个增补名单有点问题，彭德怀作为一方面军副总指挥、周以栗作为中革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增补为中央局委员很正常。曾山本来就是，这次再增补不知何故。最奇怪的是，四军军长林彪和22军军长陈毅被增补为中央局委员，却没有比他们地位高的三军军长黄公略，何故呢？

按我的分析，项英与毛泽东一向不对付，此举刻意打压黄公略，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有人可能会问，林彪更是毛泽东嫡系，为何反被列入呢？这就要说到林彪的性格了。林彪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很会来事，他跟历任领导关系都很好。最初他很受朱德信任，从一个小连长逐步提拔为主力28团团长、四军一纵队司令。红四军七大上他又改换门庭，坚定地站在毛泽东一边，得到了毛泽东的信任。后来周恩来到了中央苏区，他又得到周恩来信任。九一三事件中周恩来得知林彪机毁人亡后嚎啕大哭，其意味深远。而李德成为苏区太上皇后，林彪又得到李德信任。彭德怀是个孤傲自负之人，但他跟林彪关系甚密，友谊长存几十年，得知林彪死亡时他也是大加悲愤，认为林彪是被害死的。高岗也是个自负之人，但他对林彪非常敬重。林彪为人很少落井下石。他虽然在红四军七大上反朱拥毛，但之后一直对朱德敬重有加。庐山会议上他在一片批彭之声中大胆为彭德怀辩诬。遵义会议后，他特邀落魄的李德到一军团躲风头。甚至连蒋介石都对这个学生欣赏有加。这些都说明林彪是个智商情商都相当高的人。一个手握重兵之人，智商情商又如此高，当然谁都希望他能成为自己麾下干将。以此推断，项英成为苏区最高领导人后器重林彪，想把他拉到自己麾下也是顺理成章的。陈毅被列入，可能是因为他跟周恩来关系密切的缘故。而黄公略不同，他没有林彪那么圆滑，又是毛泽东的死忠粉，项英排挤他也是顺理成章的。

十二、尾声

黄公略牺牲后，周子昆接任红三军军长。周子昆原是叶挺独立团的营长，南昌起义失败后，跟随朱德陈毅参加湘南暴动，后来上井冈山。他的早期资历与黄公略差不多，但后来进步较慢，从红四军教导队副队长调到红六军任支队长时，已经与黄公略差了两级，所以在红军里的声望比黄公略差得很远。如果活到1955年，黄公略必然授元帅，而且是在朱彭之后，而周子昆只能在大将与上将之间，上将可能性较大。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26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领导下发动宁都暴动，集体加入红军，随后被授予红五军团番号。1932年3月，为了便于改造这支旧部队，红五军团和红一、三军团实行混编，红三军被编入红五军团，周子昆改任五军团参谋长，徐彦刚接任红三军军长。徐彦刚是大学生，后投笔从戎，参加了中央军政学校武汉分校，在参加南昌起义途中所部被张发奎缴械，于是参加了平浏农民自卫军，随即参加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红四军南下赣南后，他随彭德怀守井冈山，井冈山失守后突出重围，在当地领导开展游击战争。红六军成立时任三纵司令。如果他活到1955年，也是在大将与上将之间，大将可能性较大。

1932年8月，红三军重归一军团建制，但第八师被撤销，三军只剩下七、九两个师。

1932年12月，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三军军部，七、九两师由一军团军团部直接指挥。徐彦刚军长调任一军团参谋长，蔡会文政委调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这支光荣的红军主力军历史到此终结。

1933年6月，中央红军实行藤田整编，实行大师大团制，军团不设军级建制，直辖各师。原红三军第七、第九师同红二十二军合编为红一军团第一师，红七师师长李聚奎任一师师长。这就是红三军的余脉。

黄公略是红三军的一面旗帜，也是中央红军四巨头之一，由于他的牺牲，红三军后来就像一个失去父亲的家庭，没人罩着，多多少少会受到一定影响。1955年授衔时红三军出身的有几位授了上将：陈奇涵、李聚奎、陈伯钧、朱良才、李涛，包括无衔将军耿飚，但这几位将军解放后都没有担任重要军职，这都是历史原因逐渐形成的。跟上头没人从而或多或少受到一些排挤有关吧。比如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方面军一些将领被派到四方面军当参谋长，红三军系统去的比较多，就很可能跟林彪有关。当然解放后没担任重要军职也可能跟他们年龄偏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