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红朝故旧录—陈永贵传奇 -- 苏仙岭

七、 穿越激流险滩的辉煌

文革初期，在周恩来的提点下，陈永贵扯旗造反，响应毛泽东的号召，呼应上海的夺权，迅速走上了政治舞台。文革无疑是政治绞肉机，初期红极一时的陶铸、戚本禹、蒯大富、韩爱晶、杨成武、甚至林彪、黄永胜、李作鹏等纷纷被巨浪呑没，不少人永世不得翻身。而陈永贵最终能走向辉煌，凭的是什么？凭得就是一份清醒的自制和本份。

文革初期的山西，早期形成了刘格平与张日清的政军联合夺权格局，陈永贵作为造反的劳模成为平衡山西政坛的第三势力。而刘、张很快就分道扬镳，山西全省开始武斗不止，起初，陈永贵听毛周的指示，支持刘格平，而张日清的派系力量根本不服，武斗越演越烈，陈永贵曾只身赴险，去平遥平息武斗，最终，只能在军队的救援下，落荒而走。陈最终明白，武斗的根源是省革委会的两派主要领导势同水火，他是无能为力的，他决心收缩到昔阳，运用权力一心一意地建设大寨县。不再参和刘张争斗。这是极其清醒的决断。刘张分歧就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也没辙，毛周召集山西省主要领导开了五次协调会，做了无数指示也无济于事，只好换马，1969年7月毛泽东签发了一个杀气腾腾的通告，用谢振华、曹中南换掉刘格平、张日清才把武斗勉强压住。

1967年，陈永贵在昔阳夺权后，对当时纷乱的局面颇不适应，他还是想修地，经过长考，他请一位熟悉的军报记者代笔，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一封万言建议书，写完以后，他颇感不安，去北京开会时，也听人议论此事。他回到昔阳后，还专门请张怀英分析得失。不久，毛泽东指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将信批转全国生产大队。见中央肯定了信的内容，陈永贵这才舒了一口气，这封以 “陈永贵谈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一、农村文化大革命运动必须对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及“他们伸向各省、地、县的一小撮黑爪牙，狠批猛斗，批倒批臭，肃清流毒”。二、必须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相信和依靠干部的大多数，使他们既领导运动，又组织生产，绝对不能把矛头对准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对准自己人。文化大革命不是打倒一切。要打倒一切就不会打倒敌人，反而会扩大敌人的力量，破坏农村的文化大革命。三、已成立革委会的地方，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县、社两级直接领导。革命的领导干部必须深入大队、生产队，调查研究，了解情况，掌握方向，帮助下面解决问题。四、必须依靠贫下中农，组织以贫下中农为主体的文化革命大军，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同时必须坚决镇压地富反坏的破坏活动。五、要大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纲，加强对大队、生产队干部的思想教育。”

这封信起到了限制文革混乱波及县以下农村的作用，陈由此赢得了很多基层干部的拥护。陈也利用自身优势更换了昔阳县及大队30%不热心学大寨的干部，从67年冬，在全县开始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开展了治理昔阳五大川的工程，在当时看来，这个治山治水的工程量大的惊人。到1970年，治理工程基本完成，完成了1225处基本建设，造地30000亩，每个劳力平均投工110个。粮食也连年增产，1969年全县粮食产量就从1966年的8000万斤增加到了1亿6000万斤，三年翻了一番。

粮食多了，陈永贵腰杆也硬了，更何况他对基层情况了如指掌，他提出，在全县一次性全部免掉统购统销以来历年农民在春夏之际向生产队的借粮2000多万斤，保证今后每年每人足额的口粮分配，赢得了一片欢呼。

1969年在党的九大上，陈永贵当上了中央委员，但在九届一中全会上，他差点栽了个跟头。九届一中全会上，林彪一系跟江青、张春桥们斗法，在设不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上争拗起来，陈永贵一听陈伯达说有人利用毛泽东的谦虚反毛，就也跟着起哄来着，被毛的《我的一点意见》拍了一下，他才体会到中央上层斗争的复杂，更加小心起来。可是，他还是与当时主政山西的谢振华起了冲突，谢借着批林彪的“极左”，明里暗里说陈永贵在昔阳搞的大队核算制是“极左”，是平调，陈气不过，在昔阳与谢振华打上了对台，公开提出“反右倾，鼓干劲”的口号。不久，传来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批判林彪是右倾，右得不能再右了。一下子，陈就取得了主动，据说，此事传到周恩来耳里，周夸陈：不是一般的劳模，是有路线觉悟的人。其实，周恩来就认为林彪是“极左”，当毛泽东说林是“极右”时，周还为此骂过娘：他妈的，这不是“极左”，还有什么是“极左”。

到1970年，昔阳的稳定和山西的大乱形成了比较鲜明的对比，昔阳用三年建成了大寨县，大寨怎么办呢？陈这个新任中央委员也在想。之前20多年的成就也让陈敢想敢干，他想着，毛泽东提倡“八字宪法”，五六十年代他们就是照着干了，毛又提“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这是他们六七十年代的工作指针，可“农业的出路在于机械化”还没干呢。

想到就干，陈永贵马上召集大寨一班人，讨论怎么把山头削平，建设“人造小平原”，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大家一致同意接着干，这样，陈永贵又找到了大寨提质增效的新路径。

陈就是这么边干边升的，1970年在昔阳召开了“北方农村工作会议”的前后，他结识并交好了纪登奎。1972-1974年组织昔阳干部群众抗击了的特大旱灾，还接访了第三次到大寨的周恩来和邓颖超。

1973年，为了弥补因林彪事件引起的权力真空，毛泽东决定启用一批工农干部，为了弥补这批人理论的不足，决定在北京办一个高级干部读书班，陈永贵、吴桂贤、李素文都进了这个读书班。陈永贵读书肯定非所长，所以，也学不太通，他经常请假回昔阳视察他的大本营，正值大旱年间，周恩来让他估计一下年收成，他看长势很好，认为一定是个大丰收，就写了一个材料，中央批转时题目是“千里百亩一担苗”，结果天不遂人意，玉米灌浆时，连下几场阴雨，秋后一算账，粮食产量比陈的预计少了好几千万斤。陈小吹了一次牛，结果，改开后被人一直揪着不放。

其实陈在读书班最大的收获，是与毛的文胆张春桥关系没搞太和谐。文人都有点自傲，不太看得起老粗，老粗嘛，在文人面前底气也不足，心里也不亲近。等陈当了政治局委员后，还被人当成棍子抡了张春桥一棒。

1973年8月31日，在中共十大一届全会上，经选举，陈永贵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终于完成了从普通农民到劳动模范，再到中高级干部，直至登上顶级权力机构的人生蜕变，上演了一出和平时期几乎不可能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人生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