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辽人忧地，活命的父母官毛远新 -- otto
家园 你把张志新当年做过的事，你今天在重复做一遍 看看你的下场会不会比张志新好多少
家园 你全家把张志新的事做一遍,看你全家下场好不好 你全家把张志新的事做一遍,看你全家下场好不好
家园 呵呵。 张志新案早就教人剥皮了，都这么长时间还有拿这个案子说事，捧张志新案的臭脚，这智商我也醉了
家园 地震李实有决策之功 他是领导，如果他当时顾虑警报一发，万一地震不来，影响了千家万户的群众工作和生活，要担责任的话，他也可以不同意发警报的。毕竟，没听说哪个领导因为地震没发警报被处理过。
张志新案也有两说，我记得当年苏铁山专门写过一篇文章讲这事，有两点我记得比较清楚，一是张志新可以算咎由自取，完全不是宣传的那样一副为党为国的模样。她的问题起源好像是男女关系问题，后来在环境压力下有精神问题，最后演变为有攻击国家领导的言论，这才坐了监狱。政府开始并不想杀她，一直挂在那里，但她可能自己的精神压力过大，有点自寻死路的意思，非要在监狱里继续攻击国家领导，弄得想不杀她都不好找理由；二是她的死刑是省法院定完报常委会批准的，而且那次常委会议的主持者是当时的一把手，不是李实，李实只是对死刑表示了赞同，另外，这个死刑也还报到了最高法院去核准，因此，张志新的死刑案基本是按照正常程序走的，和李实个人没多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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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头功确实应归于李伯秋 毛远新关于海城地震成功预报的看法：“我再次纠正一个说法，即把海城之功归于我是不对的，贪天之功为己功令我十分不安。海城之事第一位的功劳是李伯秋。曾绍山和我把全省防震抗震工作委托李伯秋负责，近一年的防震准备都是李亲手做的，当天上午提出开会布置抗震准备是李提出的，当晚震后不顾病体立即奔赴海城组织救灾的还是李。只是当天上午做决定前他从医院打电话和我商量了一下并由我请示报告了曾绍山，请驻营口的39军予以配合准备。我是表示同意发预报，但功劳应完全归于李。只因后来李伯秋以毛远新的大管家的罪名被开除党籍，一个五五年的开国将军，去世时徐才厚居然让总政说此人不在我军序列，家属唯一的遗体覆盖党旗的要求竟然被徐才厚们拒绝。 每当想到此或提到海城一事时，我就止不住流下热泪。请以后不要再提我在海城的什么功劳了，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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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小毛的决策不一样，不可替代。换了别人谁都不可能拍这个板。
避震这个东西风险大收益小。十有八九蒙不上，说你劳民伤财。蒙上了老百姓也不领情，以为理所当然。
反正是天灾，自己一点责任也没有。灾害来了组织救灾反倒可以收获政绩民心。赈灾募捐更是敛财的机会。所以古今中外没人干这种傻事。
比方说，天黑路上有个沟。两种情况，一是有个人跟你说别走这条路，第二种情况是等你掉沟里了有个人把你救上来，你更感谢哪个人？
唐山大地震就是这样，地震工作者已经十分精确的预测出来了，但为官者没人承担避震失败的风险。事后上也没哪一级官员因为没报地震被问责。可是啊可是，那24万条人命呢？
辽人有幸，遇到了小毛这样一位不谙世事的父母官。
电影辛德勒名单里面犹太人说，拯救了一个生命等于拯救了全世界。原来我不认同这句话。现在有点懂了。对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人，你的生命对你来说就是全世界。
所以本人庆幸自己生在辽南而不是唐山。所以本人认为这个决策的人就是辽人的辛德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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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李实自己也认为纯属巧合 毛远新说：“地震后，外面把这次成功预报吹得很高，但我总觉得有偶然性。上午发了预报，下午动员群众出来，当晚地震就来了，纯属巧合。”
毛泽东说：“是偶然，但也反映必然，某种程度。”
家园 主席说得没错，是偶然也是必然
- 复 不能这么看问题
家园 你还是先搞清楚基本情况吧 从1968年省革委会成立开始，李伯秋就是第一副主任，地位仅次于当时的陈锡联和后来的曾绍山。小毛是革委会副主任，排名在李伯秋之后。1975年时，李好像还是省委常务书记，更是在小毛之前。
1975年，辽宁的一把手是曾绍山，轮不到小毛来决策。要说李是执行者，那小毛就更是执行者了。
连这些最基本的事实都搞不清楚，就别乱下结论了。
家园 文革期间谁主政辽宁 前期是陈锡联，陈三两。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第二书记是曾绍山。小毛是革委会副主任。
73年底老陈上调中央。按惯例中央应指定新一把手，但这个职位一直空缺。曾仍是第二书记，小毛仍是革委会副主任。这样谁是一把手就微妙了。
当时小毛还有一个职务：沈阳军区政委。也就是说小毛级别比曾高。中央意图很明显，公开宣布一个三十出头的小年青为党政一把手太显眼，而实际上就是让小毛主政。
曾绍山也很知趣，理论上主持省委工作，但在其位不谋其政，类似于文革前的陈云。
75年9月小毛到了中央，中央随即把曾绍山提为第一书记兼革委会主任。
所以，海城避震和张志新事件，不论好坏都得记到小毛的账上。这才是历史。
家园 有些史实有误，曾绍山才是货真价实的沈阳军区政委。 文革开始时，陈锡联是沈阳军区司令、军区党委第二书记（赖传珠任第二政委、第二书记时，陈为第三书记），宋任穷以东北局第一书记身份兼任沈阳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赖传珠59.10接替周恒时，是任沈阳军区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宋任穷到东北后，改任第二政委、第二书记），宋这一职位更多代表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具体分管军区的事儿，66年曾绍山接替病逝的赖传珠由军区副司令升任军区第二政委、军区党委第三书记（排在陈锡联之后），曾才是货真价实的管军区事务的政委。
67.5，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潘复生（原黑龙江省委任第一书记兼省军区第一政委、黑龙江省建设兵团第一政委、东北局书记处书记）兼任沈阳军区政委。潘复生身在冰城，这政委也是名义上的，算是地方党委的代表，管不了太多军队的事儿。
这期间，沈阳军区有三个政委：第一政委宋任穷、第二政委曾绍山、政委潘复生，虽然宋任穷在沈阳军区的的职务68年6月才正式被免，但在中央67.8.6作出“东北局停止对东北各省市领导的决定”后，宋这个第一政委、第一书记就是虚的了。
珍宝岛作战前，军区班子只有我、政治委员曾绍山、副司令员唐子安、江拥辉、肖全夫、参谋长汪洋、政治部主任李伯秋7人，第三政治委员潘复生兼任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主任不参与军区工作。由于人员少，难以适应准备打仗的需要。1969年8月，经军委批准，调整充实了军区的领导班子，我仍任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曾绍山任政治委员、第二书记，潘复生兼政治委员。——《陈锡联回忆》
68年5月，辽宁成立革委会，陈锡联任主任，毛远新进了革委会班子。
71年，重建辽宁省委，陈锡联任第一书记，曾绍山任第二书记，李伯秋、毛远新等进了班子，当时，陈锡联是辽老大，党政军都是一把手，曾是名义上的二号，但工作重心在军区。
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离开辽宁，李德生接任，但李未在地方任职。
陈调离时，总理召集辽宁班子开会，会上说过，以后辽宁省委就由毛远新负责，但这事一直未见正式的中央文件（狐狸个人猜测，是被主席拦住了。九大以后，主席对身边亲属任职拦过多次，提升任命一个省的主要领导和进班子不同，肯定需要主席认可）。
1973年底，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但不兼任辽宁省委的工作。1973年底辽宁到北京参加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会的是陈锡联、曾绍山、毛远新。会后，周恩来总理明确指出，在陈锡联调离后由曾绍山临时代辽宁省委第一书记，由毛远新临时主持辽宁省委的日常工作。周总理还说，这个事情要经过政治局讨论报毛主席批准后才能决定。但周总理的这个指示以后一直没有形成中央文件，因此当时辽宁省委的排序仍然是曾绍山代理第一书记，黄欧东其次，李伯秋第三，杨春圃第四，毛远新是副书记位居第五位。按照党内惯例，凡事以文件为准。——苏铁山《在历史大背景下的张志新案》
按排位，曾绍山是省委1号，而且李德生精力全在军区，他也可以腾出部分精力了。
远新军籍一直保留在空军。74年初，远新被任命为沈阳空军部队政委，但时间很短，2月就改任沈阳军区政委（可能有人会以为是为升正大军区级做的过度台阶，这其实是不了解当时的干部管理）。从旧例看，多有地方党政干部兼任大军区、省军区、军分区政委、第一政委的，但很少有地方干部在作战部队兼职的，沈空当时是作战部队，如果远新保留地方职务 ，兼任沈空政委就很不合适了。关于远新这个沈阳军区政委职务，我认为还是地方党委代表，潘复生（67.5-71.9）那种性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远新和潘复生一样，是兼政委而不是兼第一政委/排名第一的政委。
对于这种代表性质的兼职，没啥级别可言，谈不上升官或者降级。
75年，曾绍山任省委第一书记、革委会主任，由军区第二政委改成政委，党政军一肩挑，成为名正言顺的辽宁1号。
在沈阳军区，75、76期间，同时有3个政委：曾绍山、毛远新、王辉球，曾绍山无论是排名还是影响力，都是第一位的。
远新在省委、省革委会排名都不算靠前，但他的特殊身份和总理73年底会上的交代，远新的实际话语权、影响力要比排位高。比如，论排位，李伯秋在远新前面，但论影响力，远新比李伯秋大，当然，无论远新还是李伯秋，在辽宁，都是曾绍山的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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