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另一种姿式 -- 起于青萍之末
家园 【原创】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另一种姿式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各种活动已经渐入佳境，最重头的纪念活动之一是国家博物馆内举办的“伟大的变革——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型展览”。
纪念活动虽然不如三十年纪念正式隆重，但事办得还是郑重其事。只不过纪念的姿式还是传统的炫耀式、歌德式、感恩式，把这个时期所有的好事都算着改开成就，用各种实物、图片，精挑细选的各色人群，用各种语言来诉说过去的悲伤和痛苦，嘲笑当年的贫穷和匮乏，得意当下的富裕和美好，只是把感恩的句式从特指1978年的“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改成了”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以彰显新时代的魅力。
其实，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还可以有另一种姿式，那就是警示式，我想，可铸三尊人像跪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以隆重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年。
第一尊是胡耀邦。
这个社会盖个楼修个桥都是终身负责制，难道设计并强力推行一种危害社会数十年甚至可能上百年的政策就不需要负责任吗？在这个问题，不看个人主观愿望，只看客观效果的。“二少一宽“的祸害就不说了，当年在西北大放厥词的“有水快流”的产业政策带来的痛苦几十年也消除不了。咱们习总书记命苦，左手擦“二少一宽”惹得一屁股屎，费劲把拉地整顿宗教界，整顿统战界。调整民族政策；右手去擦“有水快流”拉出的一屁股屎，又是绿水清山就是金山银山，又是长江呀别搞大开发了，还借了陕西的一堆官帽子去立威“进行生态文明建设”。世事难做，老大难当呀，我看习总已经被逼得有点精分了，前些日子死了一个“有生之年可以看到中共垮台的“爱国者””金庸，习总不得不挤几滴眼泪，做哀悼状。而面对被抬出来的乱邦，擦屁股擦得嗨的习总。恐怕也只能挤出笑脸来说：耀邦同志，改革很好呀！
哈哈哈哈。。。。。
第二尊是万里。
俗话说：莫装B，装B遭雷劈。万里就是个典型的装B犯，当年媒体呼悠“要吃米，找万里，要吃粮 找紫阳”，我还信以为真，现在看来，大概率是他自己找文人编的。在他治下，为了拆解人民公社，编了一个小岗村的“手印”，绑架成改革图腾，后面的组织只好接着编，真是好辛苦。大家都看过真典型，像大寨、大邱庄、华西村、史来贺的刘庄。。。因此都知道，小岗村的改革成果是假的，80年代吃不饱，90年代累死一个姓沈的厅官，就是搞不起来，朝庭还要不断地说“是真的，还真好”，宛若“皇帝的新装”，充满了喜感。
“包产到户”对社会发展的好坏可能是见人见智，但对农村发展和整个社会影响的弊端越发明显，上个世纪的“三农”问题和“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感叹都是对他的控诉。由此产生的过亿的“留守儿童”问题，随着他们的成人，又成了习总书记要擦的一个烂屁股。近几年，仇恨社会的恶性刑事案件迭出，有针对儿童的，有针对妇女的，有研究者发现，这些人群中，留守儿童家庭中成长的比例很高，研究者称之为这是“认为这个世界都亏歉他们的” 一代群体。
用包产到户的办法把农民从土地中赶到城里当工业化的“干电池”，是加快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但是把大部分问题都留给了后人，有的可能是无解的问题，这种政策说到底是有点缺德。后继的社会正在承受这个改革的成本了， “愤怒的一代”已经长大了。
第三尊是汪东兴
如果写史的话，汪东兴是注定要进奸臣传的。作为前朝最高领袖的贴身近臣，其所作所为既不忠，也不义。作为权力架构的中枢，给后来人树立了一个恶劣的榜样，自斯人斯事起，有无数觊觎最高权力的人都想走这条利益极大的旁门左道，陈小鲁、鲍彤对赵紫阳的劝进差点让邓小平死无葬身之地，杨尚昆杨白冰的“保驾护航”让江泽民寝食难安，胡四的十年备位，十年临朝战战兢兢，不停地收买军头近臣，搞成了九龙治水，几成笑柄；习总没辙了，只好奋力一博，几乎把上届军委委员一网打尽，还拼力拿下前朝的一常委，数局委。
习总为了擦这个屁股，忙不迭地一边改“党章”、改“党的政治生活准则”、改“党内监督条例”，顶着搞“独裁”的舆论压力，树立老大的权威，一边使劲杀鸡，以期把猴子吓老实了。从继位之初就开始由上至下不停地“讲政治规矩，讲政治纪律”，都讲得快成祥林嫂了。
始作甬者汪东兴他不应该跪下吗？
一个纪念活动可能有多种姿式，活活稀泥，你好我好大家好是一种标准姿式。如果想换一种姿式其实挺难的，那都是在实在过不下去的情况下才会出现的事情。
通宝推：adrupal,寒冷未必在冬天,大道至简,袁大头,逍遥笑清风,jhjdylj,发了胖的罗密欧,李根,nettman,白玉老虎,家园 三尊跪像恐怕不够啊 汪总管都跪了，华老实怎么能没位置呢。
乱邦都有位置了，小平同志这么大的腕怎么都得给个头排吧，不然太不给面子了，真正的四人帮，邓胡赵万，每一个名下都有一大坨“丰功伟绩”，少一个都不合适吧。
纪念碑下地方小，摆不下这么多高人，不如到海南岛上海边圈个地儿摆了吧，还能拉动旅游。
家园 胡乱邦家里那几块料死干净了就完了 http://bbs.tianya.cn/post-no01-457939-2.shtml#fabu_anchor
胡乱邦家里那几块料死干净了就完了，胡德平今年七十二，七十三是坎，七十四是他爸阳寿，七十五是中国人平均寿命。三年全在坎上，过不去三年以内，过去了，还有八十四，别说三千六百年，连三十六年都用不了，能挺过十六年就不错了。
靠他们家族那点人脉和吃的国资，再往下不敢说出不了个把好点的，不过应该也不是指扯这些谎能赚到的，至于那些手下，更早的不说，最年青的七六年时，也得二十来岁了吧，现在最少六十多了，过十六年那个没过人均寿命值，短则三五年，长则十六年，胡家人全死光了，他们当年拉那些编谎的手下也死差不多了。
这个国家不管是在过去的基础上，一步步发展了，还是在这些谎言侵蚀下崩溃了，都没人再需要这些谎言了。
家园 说你是极左，你还不承认 是人能不犯错误吗？不管谁，只要犯了错误就得跟岳飞墓前的塑像一样？
你这种极左就是捧人捧到九天之上，贬人贬到九地之下，动不动就打倒批臭，还是文革红卫兵那老一套，整不出来啥新鲜的
时移世易，这些东西在中国人这里不吃香了，年轻人不理这些了，拜托把这些老掉牙的东西收拾收拾搁起来吧
其实我倒是觉得，改开40年了，有必要搞个《改开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议》了，先把那年的事情彻底给结了，但是呀但是386那拨人就是不走，这个决议没法做呀。到现在为止，就乔石走了吧，尉健行根本没掺和。其他的大佬月月鸟、小李木匠都精神着哪，不好办，等吧~~
不过有没有做决议的必要也值得怀疑，毕竟前两次都是需要和过去说个再见，开始新篇章树立新核心了；现在还是改开一脉相承，做决议都是你好我好，那做个什么劲儿呀
家园 塑跪像总比大肆纪念洪承畴强 家园 这个,算左还是右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b7a454e010008x6.html
胡耀邦自述的十条政治分歧（一）
1987年初的政治局党内生活会上，对胡的批评和批判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要挤小平下台，有野心；要当军委主席；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总后台；同中曾根（日本首相）打得火热；擅自批三千日本青年访华，等等。最要害的是胡“要树自己”。最直接的导火线是胡同意邓小平全下（退休），自己半下。对他号召中国人穿西装，学西方吃西餐，提倡高消费等等也提出了批评。
胡在1987年1月16日下台后，继续在党内担任政治局常委。党的十三大赵紫阳主政后，只担任政治局委员，这期间胡的心情是沉重的。曾叹息说：“没想到开“生活会”，竟采取如此手段，要把我搞臭。“十九号文件（指1987年中央发的“十九号文件），是羞辱。其中许多话并不是我说的，有的是造谣。如请日本青年三千人来，是外交部申请的：到一九八九年末一万人，常委都圈阅过，大家同意的，我才批了三千人。总书记这点权力都没有？”并且说到：“希望党能好起来。但希望不大……希望能对他做实事求是的评价。”
1989年4月5日，胡在去世前的十天，胡曾邀请李锐先生（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到家中做过一次长谈。胡谈到自己和邓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十大分歧。现分述如下。
（一）、关于华国锋的问题。
当年在党的高层议论华的问题时，邓小平认为华是坐直升机上来的，是造反派出身。我认为:主要问题在继续搞“两个凡是”,搞个人崇拜，受了汪东兴身边那个秀才班子的影响；处理不要过急，要宽一点，保留在政治局好，不要搞丑化。而且粉碎“四人帮”，华和汪东兴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耀邦的看法得到大家赞同。他讲了很长一段话。彭真还特别称赞：讲得好。）。
（二）处理“四人帮”的问题。大家一致赞成公审。最初有个别人主张江青、张春桥应处死刑并立即执行。叶帅和我、等都反对，徐帅坚决反对，陈云说，如只我一票反对，也要记录在案。主张杀头的最后也同意大家的意见了。
（三）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从宽还是从严，一直争论到一九八三年整党。有些省矛盾很尖锐，如山东、广西、江西、湖南、内蒙等。处理不好，又会发生内乱。我顶住了过急的一面，坚持冷处理，尤其是一些省的一把手，历史上有过功绩的人，更要慎重，从宽为好。（他谈到刘建勋、刘子厚、李雪峰、白如冰等人的情况）保与不保，在高层中是有争论的。有一次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开会时，陈云谈到“文革”是特定历史条件下发生的。我很是赞同，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
（四）清除精神污染问题。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反对周扬、夏衍和巴金，认为他们三人是搞“自由化” 头头，影响太大。我一直顶住。认为三个人决不能整。我曾批评过王兆国不该发言：“你又不知道周扬的历史情况，发这个言干什么。”乔木还拟了个文件，全国发下去，要人人过关作检查。我于是给乔木打电话：不能这么搞了，并且将原件退了回去。当时邓力群气势汹汹，逼得《人民日报》、新华社都发表文章：《向精神污染作斗争》。由于我和赵紫阳联手抵制，其他书记处成员都不赞成，大家知道，这场类似“文革”的“清污”运动，只搞了二十八天，停止了下来。在人代会讲到，此事中央有责任。但是胡乔木、邓力群二人一直对此不满，耿耿于怀，于是接着搞“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访问日本时，日本记者故意提问“清污”问题，于是我回答：“日本军国主义是最大的精神污染”。耀邦说，“他们两位总是要在文艺界挑起争端。如批白桦的问题，《解放军报》的文章，幸亏乔木也不大赞成，否则我顶不住。”
（五）外事问题。一九八二年前，讲联美反苏，徐总不赞成。我作过两次系统发言，外交讲了十条，五项原则，独立自主等。“找我谈，说太大胆了，敢印出来。”东德昂纳克来时，请他传口信到苏联。我们两人各讲各的，但精神是一致的。一九八0年四月，意大利贝林格来时，谈到：苏联出兵阿富汗，是侵略别的民族，五年中陷入泥潭，罪名洗脱不掉。赞成意大利的提法，战争不是可避免的。“我是老鼠上秤勾，自己称自己。”当年于是传来上面（指邓小平）一句很厉害的话：“你要树立自己的形象。”
（六）一九八0年一月，职工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讲话，共讲了二十八条。一九八0年邓小平长篇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过党政要分开（但办不到）。这个说法，毛主席批评过：党政又分又不分。我的讲话中，党政职能要明确划分，全党都要懂经济。喜欢讲四人字：“藏富于民”。这二十八条，书记处都看过。乔木当时在云南，改了几个字寄回，是同意的。小平说：文件很好，没提不同意见。赵紫阳认为，现在不忙毛里毛糙搞全面改革、搞政体改革，向小平反映。乔木后来又说不知道这个文件，没经过书记处。于是只好向小平谈：文件经过书记处的，这样才没生气。于是定个协议：文件暂不发表。“（此事又关系到“你要树立自己形象问题。”）
（七）经济工作中的问题。给我戴过一顶帽子：提倡高消费。我反对高消费，主张适当刺激消费，促进生产。马克思谈过生产与消费之间的辩证关系，有其同一性。我一直强调农业、基础设施、原材料问题；要发展第三产业，引进处资和技术；同时要限制高消费商品进口。有人却想以进口高档商口回笼货币，一元换八元。头十年和后十年的问题。头十年定要有个速度。一九八0年八月二十六日武昌谈话，邓谈到翻两番的速度问题，只有我答出百分之七点二。当时陈定的百分之四，邓也同意。这就翻不了一番。我说我们这些人顶多还搞十年，不能将麻烦留给后代。邓问过我：“你说了这个话？不能将麻烦留给启立？”一九八一年，一九八二年刮下马风太冷，他们要负责。一九八0年底中央工作会议上，利用一个青年翁永曦的八句话：“抑需求，稳物价；舍发展，求安定；缓改革，重调整；大集中，小分散”，作为经济上的纲领，得到陈的认可。我会上发了脾气，引得陈很不满。一九八三年那次会本来准备换马的，是邓保护了我。历来不赞成大调整物价，不赞成提所谓理顺，没有充分有说服力的材料，物价必然有上有下。到一九八六年讨论五年计划报告，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提法，胡乔木、邓力群都不赞成。
（八）精神文明建设问题。开始时不赞成这种提法。此事上上下下都有责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是老提法，是上对下。“清除精神污染”只搞了二十八天，书记处都不赞成，不能不停下来（这个问题只提了一下，接着讲下面最要害的问题）。
（九）“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在六中全会上陆定一发言，坚持取消“资产阶级自由化”提法，于是就闹大了。
（十）政法问题。主张从理论上弄清楚。就是搞法治，依法治国。不要再像毛老人家一样，强调专政。依法打击刑事犯罪。不赞成搞什么“几大战役”，不要搞新的冤假错案。彭真说过我；“四个坚持”，你时而说，时而不说。留学生反映，再搞“四个坚持”，就回不去了。邓几次讲，“反右派”没错，只是扩大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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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泀 主题： ZT胡耀邦女儿：神秘的第六感我确实感知到了
发表时间： 2015-11-27 18:25:48 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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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女儿：神秘的第六感我确实感知到了
2015年11月27日 13:53
凤凰佛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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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注：本文节选自胡耀邦女儿满妹撰写的《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
胡耀邦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我在中华医学会工作，接受了组织派我赴美进修的安排，正在北京忙着交接工作。刚过完1989年元旦没几天，父亲的警卫秘书就打电话给我，谈到父亲多次问起满妹现在忙些什么，是不是很快就要出国了。
我知道父亲一定是想我了，便撂下手头已经办得差不多的工作，向单位请了几天年假赶往长沙，想在临行前再陪父亲聊聊天，散散步。
跟父母一起住了三天，我对父亲说：“爸爸，我得回北京了。出国前医学会要召开全国第二十次会员代表大会，我负责大会文件和会务组织；另外，也还有些工作要交代。”
没想到父亲居然一反常态，执意不让我走，竟说：“开会的人多得很，不缺你一个嘛！”转而问我，“你去过广西没有？”
我怔怔地回答：“80年代初去过一次。”
父亲笑了：“噢，那还是好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广西变化大得很，一起去看看嘛！”
其实，我又何尝不想多陪陪他呢！于是我和父亲商量，到南宁的当天下午我就走。
父亲一愣，诧异地问：“这么急？”他停了一下，又说，“好嘛，好嘛，要走就走吧！”
在火车上幸福地和父母晃荡了一天，到南宁已经是次日中午。看着大家安顿好都住下后，就到了向他们告别的时间。
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那天父亲穿着深驼色的中山装，外面披了一件藏青色的呢子夹大衣。他和母亲一起出来送我，走在母亲和一群工作人员的前面。我们俩并排走着，他右手指间夹着香烟，无语地一直把我送到宾馆外院的汽车旁。一路上他都在微笑着，可眼神儿里却漾出我从未见过的伤感。就在这一剎那，我似乎感应到了某种无法诠释的人体信息，体内随之旋起一股黑色的悸动。在这股无形的力量推动下，我不由自主地转过身搂住了父亲的脖子，当着那么多认识和不认识的工作人员的面就哭了起来，泪水像溪水般不停地流出。
父亲静静地搂着我，一只手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任时间分分秒秒地流逝，一句话也没说。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克制住自己，哽咽着，不知为什么突然冒出了一句话：“爸爸……你，你可一定……一定要等着我回来啊！……”
父亲慈爱地说：“当然嘛，当然嘛！”
他看着我泪流满面地上了车，直到汽车开出很远，还在向我挥动着手臂。
突然间，我发现父亲苍老了许多，慈祥的脸上似乎有一丝抹不去的惆怅，单薄的身躯显得那样凄凉，流逝的岁月无情地蚕食了父亲那生动的表情和不倦的身影。随着汽车渐渐远去，我极力在视野里寻找着他，可离别竟是那样迅速。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尽快买一台摄像机，记录下日常生活中真实、热情和充满活力的父亲。没有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竟没有在父亲在世时实现。
回到北京，我仍无法摆脱那种被称作心灵感应的阴影，它使即将在我面前展现的未知的西方世界变得兴味索然。出国前几天，我絮絮叨叨地挨个儿找工作人员以及有关的医护人员谈话，向他们介绍父亲的生活习惯、性格脾气和身体状况，拜託他们替我好好照料父亲。我甚至还特意叮嘱母亲和兄嫂们，要他们注意留心父亲的身体和起居，千万千万别大意……
至今我们还无法解释第六感，也无法破译这种人体信息，它实在太神秘，神秘得连它的存在都变得可疑。但我确确实实地感知到了。
我黯然神伤地飞向了大洋彼岸，却把一颗心沉甸甸地坠在了中国。
跨越太平洋的焦虑
我在1989年3月3日抵达美国西北部的海滨城市西雅图，如约到健康和医疗服务中心（Heath&Hospi-talServices，后改名为PeaceHealth）进修。
根据中华医学会与这家中心的交流协议，医学会每年派出一名从事管理的女性，到那里进行为期一年的培训，学习医院和医疗管理。我是学会派出的第二名进修人员，住在拥有这家医疗服务中心的教会的集体宿舍里，和一群大多是退休的修女们生活在一起。
这所美国天主教会的慈善机构宿舍，坐落在风光旖旎的西雅图湖畔。那在微风中荡漾的蓝宝石色湖水，碧草间缀满五彩缤纷花朵的林间小路，蹑步轻行的现代修女，余晖晚照的湖边木椅……一切一切都浸透着滤尽尘世俗念的宗教式的静谧。
然而，它这有如世纪般漫长的宁静，很快就被我打破了。
那是当地时间4月7日晚上，我忽然心绪烦乱，坐在宿舍里读不下书，跑到起居室看不进电视和报纸；走进地下室的琴房，将一首首钢琴曲弹得杂乱无章；转到湖边散步，又感觉浑身倦怠……整晚都坐卧不安，神不守舍，惶惶然似不可终日。
当我漫无目的地走进餐厅坐下喝茶时，一位嬷嬷像云朵似的轻飘过来。她好像发现了我的失态，用圣母般温柔的细声问道：“亲爱的，最近家里来信了吗？”
这再平常不过的问候和轻柔的话语，不知道是怎么搞的，竟像一道开启了的闸门，使我一下子泪如雨下，止不住地哭了起来。
坐在其他桌旁喝茶的修女们见状，纷纷走过来劝我。可我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泪雨涟涟地居然哭了一个多小时，才神情恍惚地回到自己住的房间。进屋还没坐下，电话就响了。
我爱人操着尽可能平静的语调从太平洋彼岸告诉我：“爸爸病了，现住在北京医院。”
我马上截住他的话，急切地问：“是心脏病吗？是不是需要我马上回去？”
他没有正面回答我，只是说：“现在平稳多了，妈妈说，要你相信组织上会安排好父亲的医疗，好好学习，不要急着回来。”
或许是怕我再追问下去，他匆匆挂断了电话。我手里拿着忙音鸣叫的听筒，站着发呆，直到隔壁一位嬷嬷的挂钟敲了11响，我才从木然中清醒过来，放下电话，急匆匆提笔给家里写信。
记得我在北京医学院医疗系上大学时，内科毕业考试的最后一道题是“心肌梗塞的临床表现和抢救治疗”。那是最大的一道题，留了一页卷面的近1/4供学生回答。我答得极为详细，不仅把老师留在卷面的空白写满，还用了卷子的背面一整页。后来判卷老师告诉我们班同学，这道题我考得最好。
情急的思绪，竟像潮水般把数年前那次考试的答案翻涌上来。我趴在台灯下一口气写了四五张纸，直到夜深人静。我提醒家里人要严格遵守医嘱，谢绝任何探视，并根据学过的知识以及对父亲的了解提出了五个方面的注意事项，以保证配合治疗，早日痊愈。
那晚我几乎一夜没睡，不断猜测着在父亲身上可能发生的疾病及相应的治疗措施；也特别想回家，好守护在父亲身边，尽一尽女儿的孝心。可是我刚到美国五个星期，兜里总共只有在国内兑换的几十美元和才领到的第一个月的生活费，根本买不起机票；同时，也怕因私事回国耽误了公务而无法向组织和母亲交代。我只得勉强按住回家的念头，在心里默默地为父亲早日康复祈祷。
第二天一早家信发出后，我的情绪竟突然如这幽静的修道院般平静下来，直至14日黄昏。
那是西雅图一个景色秀丽的日暮时分，为了缓解一天学习的紧张，我像往常一样，饭后沿着湖畔散步。可是走着走着，那似曾相识的烦躁不安，竟鬼使神差地又出现了。我两腿痠软，顺势坐在草地上，泪水泉涌般夺眶而出。初春的料峭寒意，使无声的泪水像冰雪似的冷却着我的心；人也像被冻住了似的呆坐在落日的黄昏里，直到夜幕降临。
好容易平静下来，刚回到宿舍，我爱人的电话又来了。他急火火地说：“妈妈要你马上赶回来！”
当时正是晚上9点多钟，后来我换算了一下西雅图与北京的时差，那会儿正是父亲的心脏猝然停止跳动的时候。
如同千万只蜂蝇同时振动起它们的翅膀，我的脑子里顿时嗡声一片。刚来美国六个星期，母亲很清楚我的经济窘况，这次如果不是人命关天的大事，以她那惯常的克己奉公的思维方式是绝不会让我回国的。可是我依然怀着一线希望，紧张地试探：“爸爸……他……还活着吗？”
电话另一端闪烁其词：“你马上和旧金山领事馆联系，想一切办法尽快赶回来。外交部可能已经通知他们帮助你了。”
我顾不上再追问什么，当即拨通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电话，找总领事。
接电话的人嗓音倦怠，极不耐烦地说：“现在已是星期五晚上10点多钟了，你知道吗？都下班了！”
我解释说：“我是中华医学会的副秘书长，是受组织的委派赴美学习的。我家里出事儿了，希望能得到帮助，尽快回国。”
“自己想办法吧。如果每个回国的人都找我们帮忙，那领事馆就别干事了。”对方冷冷地答道。
我不知所措，忙问：“总领事什么时候回来？我能过一会儿再打电话吗？”
“不行！”
我生怕他挂断电话，赶紧又补上一句：“是国内让我与总领事联系的，你看我什么时候可以找到他？”
“你不知道周末不办公吗？星期一再说吧。”电话还是啪的一声挂断了。
似乎是昔日美丽温柔的太平洋瞬间掀起了无情的巨浪，铺天盖地地将我卷入了无底深渊。我第一次感到了时间、空间和距离带来的恐惧。愤怒和无助像一支利箭刺痛着我的心，也洞穿了我的泪腺，话筒还攥在手里就不由自主地失声痛哭起来。这下子惊动了整个修道院，修女们窃窃私语地传递着同一个消息：“李大夫家可能出事了。”
西雅图4月风雪初霁的夜晚，白雪茫茫，寒气沉沉。已经就寝的嬷嬷们一个个从床上爬起来，穿着睡裙，趿着拖鞋，三两相伴地来到我房间安慰我。住在别的楼的嬷嬷们不知怎么也知道了，不顾楼外寒冷，也过来看我，劝我。看看劝不住，她们又把住在湖边的医疗服务中心主席莫妮卡•汉斯修女找来。
莫妮卡轻轻扶着我的肩膀，柔声细气地对我说：“亲爱的，别难过，你需要回家就跟我说。你需要钱买机票，我可以借给你……你是这么好的一个人，我相信你的父母一定也都是好人。上帝一定会保佑你们。”
我摇摇头，无助地问：“上帝在哪儿啊？中国人受了那么多苦，也没有见上帝来帮助过我们！”
她似乎受了一个不小的惊吓，但缓过神来仍轻声慢语地安慰我，并询问身边的修女们谁有电话簿，说她要查查飞机时刻表，帮我订最早一趟飞往北京的航班。可是，当时已是晚上11点多钟，所有航空公司的售票处都早已下班了。
看着在雪地里来往穿梭的修女们，我为自己的家事惊动大家感到不安。看到莫妮卡那赤裸的被冻红了的双脚和不贴身的宽大睡裙，我不忍心看着她和这些修女们再为我忙碌，转而故作轻松地说：“这次我们可以看看到底有没有上帝了。”
莫妮卡宽厚地对我笑笑，说明天一早会再来看我，她要亲自帮我买票，并开车送我去机场。我推说还没想好，把她送出门外。
所有的人都走了。我冷静下来，猛地从床上跳起，挨个儿给我在美国的朋友们打电话，看谁能借钱帮我买张机票，同时打听西雅图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电话打了一大圈，最后总算有位公派常驻当地的西安来的朋友，答应用他的信用卡帮我买回京的机票。谢天谢地，我总算能回北京了！等我收拾好行李躺下时，天已经蒙蒙亮了。
大约迷煳了个把小时，轻轻的敲门声叫醒了我。开门一看，是莫妮卡端着早点来看我。当她听说我的机票已经落实，行李也已收拾停当，正等着朋友开车来送我去机场时，惊讶不已地说：“喔，你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我想你父亲一定也很了不起……”
正说着，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的一位官员打来了电话：“听说你需要帮忙，我们能为你做点儿什么？”他解释说，“对不起，昨天我们那位同志不了解情况，当时你也没提你的背景。”
本已平静的心，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是酸甜还是苦辣。我强捺着性子，对着话筒没好气地慢慢答道：“有这个必要吗？难道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非得有背景才能得到自己政府的帮助？”
他并未生气，问了我具体搭乘的飞机航班，接着说：“我马上给香港新华分社打电话，请他们接你转机。”这显然不是前一天晚上接电话的人。我还没来得及向他道谢，送我上机场的朋友就催我启程了。
那时还没有从西雅图直飞北京的航班，所以必须搭乘经香港或东京的航班返回北京。考虑到万一飞机晚点，不能按时换乘下一班飞机，又不懂日语，我选择了经香港转机的航线。
接下来是长达17个小时的漫漫航程，也是我人生旅途中最难熬的一段路途。
灰茫茫的大海一望无际，像是要把世间万物吞没；雾蒙蒙的天空黑云翻滚，像是要把整个飞机压烂。我呆坐在飞机上，耳边反复交替着两个声音：“父亲不会不等我回去就走，他一直是那样生动、那样年轻地活着！”“父亲肯定不在了，他负担得太多太重，已经走不动了……”我试图制止住这恼人的争吵，但这无休止的声音紧随着我，由小到大，扩展，扩展，竟然与茫茫的大海和滚滚的黑云连成了一片……
还没有到香港，飞机就晚点了。我没能赶上本应即刻飞往北京的航班，只好先飞广州，再转乘第二天广州至北京的头班飞机。
从广州白云机场到小岛宾馆的路上，我不时分别询问来接我的人：“我爸爸是不是已经不在了？”“告诉我，他还活着吗？”但是不管问到谁，他们竟是众口一词地回答：“你别着急，到北京就知道了。”
父亲还在吗？
就在这时，汽车上的收音机传来一阵哀乐，接着我听到了父亲逝世的讣告。尽管一路上已经有了思想准备，可是听到讣告时，我仍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播音员的声音使我脑子里顿时一片空白，无声的泪水似乎洗掉了所有的一切。此刻只有一幅莫名其妙的“农夫与蛇”的画面，慢慢地，慢慢地，越来越大，越来越清晰地佔据了我的整个脑海和视野…
主席擅使双驳壳发表时间： 2015-11-27 18:58:27 编辑 引用回复 留言
胡主编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儿皇帝傀儡乱邦爹死得太早，不然哪怕不进政治局起码能混到轮椅邓王一样封个彩票王当当富甲一方，弄得好培养培养说不定能和习大大一样问鼎那啥……
可怜一把年纪，还要全家老弟老妹齐上阵一起造势，不趁着好日子干嚎多哭几声，红色权贵们开过会，几天就把他爹忘九霄云外去了，有功夫陪你哭爹，捞才是正经～
家园 这个决议现在不具备条件。 1，目前的政治路线仍旧是改开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那个，而中国的国情表明，这个路线仍然是符合实际的，是需要坚持的。
2，目前的人事路线仍然是改开一脉，任何人都没有资格也没有能力做这个决议。总不通用自己反对自己吧！
3，目前的相关方，无论是正方，还是反方，都不具备相应的历史高度，也不具备相应的政治智慧，更不具备相应的客观性，不可能做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决议。
要做这个决议，如果TG足够长寿的，应该是发生了类似抓捕”四人帮“之类的大变故，目前看，至少一二十年内难得实现。当然，如果是发生89年那种革命成功，那这个决议就会大大提前了。
不过，要我说，这个决议应该是不可能存在于世了。如果有这么一份决议出来，恐怕会是一份类似毛主席写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决议。
如果客观评价改开的，放在中国历史长河中，放在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中，改开是中国文明转型的第二座高峰，并且是日益伟大的高峰。第一高峰当然是毛主席缔造的独立自主的现代中国，并初步实现工业化。毛主席30年的努力，只实现了中国的独立自主——站起来，搭建了中国的骨架，但中国缺少血肉和各种复杂的神经系统。如果光有骨架没有血肉和神经系统，这是不可持久的，例子就是苏联到俄罗斯的衰败。改开的伟大在于为这个骨架注入了血肉和神经网络，让这个骨架可以完成自我造血，自我循环，而日益强健，形成了一个闭合的良性循环。这个主要是286的贡献，尤其是他的南巡，以不可逆的方式奠定了他的政治遗产不打折扣地得以延续。
代价嘛，当然是巨大的。否则，怎么会诞生一批够资格写新版”人民英雄纪念碑“铭文的 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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