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我们应当怎样纪念李文亮医生 -- 任爱杰

李文亮医生不幸去世的消息在网上迅速传播，掀起一阵狂潮。除了各界哀悼，一股愤怒之情也在酝酿之中，以李文亮医生的去世为宣泄口有了突破的苗头。

这次疫情对中国的冲击远超当年的非典。非典虽然也是人心惶惶，但并没有弄到封城封省，全国宅居的程度。这次冠状病毒的危害其实还没有非典严重，但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却远远超过了非典。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湖北和武汉当局最初应对失措，错失了控制疫病的黄金时间。二是因为这次疫病对社会各界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因为要防疫工厂开不了工，学校开不了学，物流受到巨大的影响，各种订单无法交货，相当大一部分商店停业，这还是表面的经济冲击。

从心理上说，虽说现在互联网充分普及后很多人都很宅。但这是基于知道自己随时都有走出自己蜗居的自由的前提下的。现在被勒令宅在家中，出门好似放风，来回必受检查。这是很容易让人产生焦虑情绪的。更主要的是现在各种“好消息”不断，一会儿某中成药成了紧俏商品，让人冒着感染的危险抢购，一会儿某治疗方法申请了专利，似乎明天就能让人痊愈。然而不论有多少“好消息”，致病人数仍在上升，宅居禁令一延再延，疫病消失的曙光仍然看似遥遥无期。

与此同时，各种负面消息，各种丑陋表演也纷纷登场，从红十字会丑闻到主管官员一问三不知，从医疗物资短缺到大理截留抗疫口罩。各种阴谋论也甚嚣尘上。各位公知们也没闲着，什么市场调节，“合理涨价”之类的私货屡屡见诸报端。

这种情况下，李文亮医生的殉职就成了一个宣泄愤懑的出口。而在大多数人还是善良得哀悼这位医生的不幸遭遇的时候，某些“大腕”们却突然摆出一副义正词严的嘴脸，继续批评李文亮医生“没有遵守规则”、“被申斥是合法的”等等。

例如某“大腕”冷冰冰的说：

从扣字眼的角度来说，“大腕”们的确没有错。从控制恐慌的角度看，删除李医生等八人的微信，给予申斥也是合法的。

但问题是现在大家纠结的到底是什么？如果诸位“大腕”们没有健忘的话，李医生等八人被加上的罪名是“散布谣言”，不但被公安约谈申斥，并书面处分，还上了央视在全国当作了反面典型。

那么李医生等人“散布谣言”了没有？显然没有。他们说的是事实。诚然，李医生说是病人是“非典”并不准确。但这也是基于化验结果，而不是信口开河，更何况当时无人知道这是一种新病毒，最相近的临床表现就是“非典”。

于是又有人说李医生等人没有按规定上报，而张医生则上报了。于是形成对比，如何如何。

张医生上报是正确的。更应该注意到的，张医生是“连续上报”。可见在开始的时候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湖北有关部门在得到疫情通报以后，居然在十多天时间内不做准备，逆势而动，于是错失控制疫病的最佳时机。而李医生作为眼科医生，向本院领导汇报也就足够。在有关部门毫无动静的情况下，提醒自己的亲人注意，并不是什么“造谣”。

所以，归根到底还是怎样看待言论的问题。

人，天生有言论的自由，同时也要对自己言论负责。言论既出，如果造成了巨大的社会恐慌和灾难，当然要为自己的言论付出代价。同样，如果言论造成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则应当受到奖励。这里如何衡量一个言论的效果就成了关键。

具体到李医生等八人的情况。他们的言论出于事实基础，并非造谣。流传也不广泛，只是在亲朋好友之间。那么不分青红皂白得把他们打成“造谣者”，给予处分，全国典型，却在不久后就被事实重重打脸，这对于政府的公信力无疑是巨大的损害。而在事实水落石出的情况下，某些“大腕”继续死鸭子嘴硬，楞说当初没有处理错误，恐怕更不是真正的吸取教训的态度。

那么，应如何处理这类事件呢？我年轻的时候，碰到这类事情，并不是一棍子打死，立刻把人当作“造谣者”（或者当时流行的“反革命”）。而是先要调查事实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当事人的动机是什么。像李医生等八人的情况，动机是善良的，说话是基于事实的，影响是可控的小范围的，一般就是组织谈话，告诉他们前因后果，告诉他们言论广泛流传后的影响，消除他们发出的消息，告诫他们下次再次发言前要慎重考虑可能的社会冲击。

这才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本意。

然而，李医生等八人的遭遇还有更深刻的教育意义。

中纪委的习骅几年前写过一篇《从癸酉之变看作风建设与历史周期律 》（又名《“癸酉之变”与嘉庆帝的反思》《癸酉之变：官员都在坐等出事》等）。其中提到清中期以后官场人浮于事，各类官员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要升官发财，一要“多磕头，少说话”，二要让上司满意，谁都不肯担责任。三要报喜不报忧。于是整个官场，因循疲顽，没人敢做任何决定。所有的决策都要推给上司。于是整个吏治败坏。甚至天理教要造反，进攻皇宫的消息一再走漏，一年多的时间里，清朝从台湾知府到豫亲王到京幾卫戍司令（九门提督）到国防部长（兵部尚书）都得到过准确翔实的情报。但由于怕担责任，各级官吏要么捂盖子，瞒上不瞒下。要么推诿扯皮。要么干脆把情报视作谣言。于是天理教这个漏洞百出的谋反计划竟然得以顺利实施，二百多人攻进紫禁城，杀得守卫部队丢盔弃甲。幸亏大清气数未尽，嘉庆皇帝不在皇宫，而他的儿子（后来的道光皇帝）组织人力指挥得当才把谋反镇压了下去。

这种“因循疲顽”（嘉庆皇帝语）其实是比贪污更可怕的腐败。中国自古有言“昏官之害胜于贪官”。盖贪官被逼着干活的时候还有可能把事情办好，最多从中谋取自己的利益。而昏官可能一文不贪，两袖清风，但无所作为，办事不利却可以导致整个大局的败坏。上司自有上司，最后只有皇帝是没地方推诿的。清朝的皇帝们其实一直都很清醒。例如嘉庆皇帝就知道老百姓造反其实是因为穷得过不下去，官逼民反。道光皇帝也知道捐班要回本，哪能指望他们清廉。但是皇帝清楚有什么用。执行他命令的官员们一点主观能动性都没有，于是事事都要发上谕，官员们是算盘珠子，拨一拨才会动一动。而牵扯到他们直接利益的，甚至拨了都不会动，弄不好还要反推回来。

说回来，官员们没有主观能动性，倒也不是天生如此。造成清朝这种局面的，是清朝过于细密的问责制度和从根本上的思想禁锢。清朝算是落实“岗位责任制”，官员们办事得力，不讨上官喜欢，不一定升官。一旦办坏了事，贬官削职是轻的，流放杀头也是常态。到清朝中期开始，尤其是乾隆朝搞出“议罪银”之后，官员们的主观能动性迅速衰退。“议罪银”动不动以万记。正常官员如果不贪污根本凑不起数字。而贬官削职流放杀头的大罪，只要能交出银子就可以“戴罪立功”。这样官员们要么拼命贪污以积攒下足够的银子将来赎罪，要么就啥都不肯担责任。盖不办事就无责任，无责任就不会被问责，就不会被贬官削职流放杀头。清朝，尤其到了乾隆时期，文字狱又达到了一个高峰。下至贫民百姓，上至王公贵族，说错了话，甚至都不用直接得罪皇帝，自有人会罗织罪名，将其打入十八层地狱。这种现象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就是编《四库全书》的时候，都不用皇帝发话（皇帝其实根本都没看到），词臣们就自动把“人道寄奴曾住”改成“人道宋主曾住”。马屁拍得如此之响，连古人也不放过了。这种情况下，谁又敢说话呢。这种现象甚至到了民国，茶馆里还要贴着“莫谈国是”的标语。而连话都不敢说，整天只知道拍上官马屁，互相推诿，又怎么会有什么主观能动性呢？国势又怎会不衰落呢。

风起青萍之末，一个社会风气的养成，一个官场习气的造就都是从细微末节开始的。所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可不是不分青红皂白不让民众说话。民众如果说的真是谣言，那么怎么打击都不为过。民众如果说的是基于事实的实话真话，那么就不能随便打成“谣言”。不然这和政府公然诬陷良民又有什么区别呢？有人也许会说，网络上那么多言论，又有那有这个精力来一一查证呢。李医生等八位说的可能是事实。但这个事实一旦泄露很可能在民众中造成巨大恐慌甚至灾难。所以方便起见，就把他们打成造谣者，让他们的话失去信用好了。

这里就又要回到一个基本的原则“实事求是”。一个人民的政府是不能因为图省事就随便给公民罗织罪名的。罗织罪名而被揭穿的后果就是政府公信力的丧失。政府一旦没有了公信力，就无法维持应有的权威了。政府可以说李医生等八人的行为是未经授权，泄露重要信息。或者违反有关规定，私自扩散重要信息（如果由此规定的话）。这是“实事求是”（当然，是不是应该扩散又是另一个话题）。唯有“实事求是”，才能让人心服口服。不能“实事求是”，反而罗织罪名，这就是以诈术来治天下了。治天下，首重诚信。如果让诈术成为常态，那么谁又愿意相信骗子，支持骗子呢？狼来了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可是连天下都丢了。

所以，要长治久安，要富裕强盛，一要不怕麻烦，实事求是。二要以诚信待民众，民众自会以诚信报之。如果把民众当作敌人一样防范，而不主动去了解民众，组织民众，引导民众，只靠诈术、官威甚至暴力，那么历史一次又一次的证明这么做的人必将被人民和历史所唾弃。

是为纪念。

李文亮医生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