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惊爆！新冠引发21世纪美国“水门事件”，录音门内幕交易丑 -- 真言社
家园 惊爆！新冠引发21世纪美国“水门事件”，录音门内幕交易丑 新冠引发21世纪美国“水门事件”，录音门丑闻曝光
2020年的最大新闻热点，一定是新冠病毒的“零号病人”到底产生在哪国？美国的特朗普总统及一些反华政客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COVID—19正式命名，不顾科学家钟南山等人“爆发地不见到是起源地”的科学态度，不顾中国外交部“不要污名化中国”的声明，不遗余力地以“中国病毒”、“武汉病毒”推锅嫁祸中国，到底有什么深层次原因呢？
因为，美国面对世界人民铺天盖地的质疑，快要招架不住了。
01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的推特质问
众所周知，美国总统特朗普“推特治国”，总统的指令常常通过推特与公众沟通。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除了在外交途径上维护祖国的尊严外，在个人推特上针对美国总统及反华政客对中国的污名化，连发五条推文质问美国，怕美国人听不懂中国话，选择用中英双语。赵立坚的推文如连环炮弹，颗颗如惊雷一样炸向美国总统特朗普：
美国疾控中心主任被抓了个现行，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在美国出现的？
有多少人被感染？
医院的名字是什么？
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
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
赵立坚为何这么有底气向美国提出质疑，因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主任罗伯特·雷德菲尔德（RobertRedfieid）在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公开承认，一些似乎死于流感的美国人在死后的诊断中被检测新型冠状病毒呈阳性。而美国流感至少从2019年9月29日就开始爆发，根据不同的统计数字，当季有1900万至3400万流感患者，造成14000人至20000人左右的死亡。这一两万死亡的美国人中，有多少名新冠肺炎患者掺杂其中？
细思极恐，那个时候至少美国没有公开检测，包括美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都被蒙在鼓里。世界需要美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注意，这个夹杂着新冠肺炎患者在内、至今已说不清楚的美国“流感”爆发时间，远远早于中国的武汉肺炎爆发时间。
02
武汉市民联名发函质问
这次新冠肺炎爆发，中国受灾最严重的地方，是英雄的城市武汉。感染了五万多人，死亡2499人（湖北累计确诊67800人，死亡3133人）。武汉的新冠疫情，是武汉人自己惹出来的祸吗？最想弄清楚这件事原委的，是武汉人。
最近，多位武汉市民联名发起中英文质询函件，同时发往美国大使馆、美国白宫等，要求美国提供在2019年世界军运会期间美国参会人员后勤人员的健康养状况，尤其是世界军运会期间五名生病的美国军人健康情况，给武汉一个交待，给世界一个交待。
为什么武汉人民向美国提出这么一个要求呢？2019年10月18日至27日，第7届世界军人运动会在武汉举行，当时在军运会期间，有五名美国军人因身患“疟疾”，症状为发热畏寒，食欲不振。而这五名生病的美国军人，曾经到新冠爆发地华南海鲜市场去过。12月8日，武汉首例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发病。美国军人的“疟疾”症状与新冠肺炎症状类似，有时分不大清楚，新型冠状肺炎又是一种新病，当时不可能对其核酸检查，是否造成了误诊？这让武汉人民心中生了疑。
武汉人民的疑虑并不是无中生有。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女士针对新冠肺炎与疟疾的症状谈了她的看法，她说：COVID—19的早期症状包括发烧、肌痛和疲劳，可能与疟疾混淆，导致早期临床诊断面临挑战。其实这个事情如果辟谣很简单，武汉人民的怀疑也很合理。把美国参赛军人的健康表曝光一下就可以，尤其是那五名美国军人的。如果现在这五名患病的美国军人从武汉回来一直健健康康的，就证明跟新冠病毒传染没有关系。武汉人民并没有确定，只是质疑，拿出证据让他们心服口服就行了。
03
美国人与日本人的质疑
对于新冠肺炎的源头，日本的医学专家也很关心。因为日本也是新冠肺炎传染的受害者之一，并且直接影响了东京奥运会是否能如期召开。只有查出源头，还世界一个真相，才能对症施治，最终解决这个病毒对世界人类的威胁。
日本是对病毒研究最早、有成就的国家之一，臭名昭著的731部队就是日本一支专门研究细菌作战的部队。日本战败后，731部队的头目石井四郎并未得到清算，而摇身一变成了美国最大的化武基地——德特里克堡的高级顾问。根据《镰仓协议》，731部队将研究的生化资料全部交予了美军，美军的病毒研究基地，就是石井四郎所在的德特里克堡。从1943年到2019年，德特里克堡已经存在了76年。在这76年中，该化武基地曾多次发生病毒泄露事件，如1989年就发生了埃博拉病毒泄露事件。令人生疑的是，2019年7月，位于德特里克堡的美国陆军最高机密传染病医学研究所被美国政府突然关闭，正在进行的科研项目被要求立即停止，而给出关闭理由的，并不是美国军方，而是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理由是最高安全等级实验室的废水净化系统不完善。
下令关闭德特里克堡化武实验室的，不是美国军方，而是CDC。但CDC给出的理由，就连美国人都不能信服。很多美国人向白宫请愿，提出三大要求：公开德特里克堡被关闭的真相；德特里克堡是否是新冠肺炎的研究单位；是否存在病毒泄露。美国人民为什么要请愿？因为该单位的关闭与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的爆发太巧合了。2019年7月关闭了德特里克堡，8月美国就爆发了死亡一两万人的“流感”，10月美国在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参与下组织了201—全球流行病演习，11月中国发现了不明原因肺炎，直到现在演变成世界规模的传染病。这关闭的时机，难道不令人生疑吗？
对于美国CDC的解释，不只美国人不服，日本人更不信。日本川崎生物数据公司的研究人员通过对比新冠病毒的基因，建立了病毒繁殖变异的树状结构。这个结果显示，病毒最早不是从武汉开始，而是在美国。对比全球新冠病毒的遗传样本，发生在中国的新冠病毒仅仅是H1类的亚种，而在全球的新冠病毒基因库中，只有美国具有全球流行的全部五种新冠病毒的遗传物质。2月21日，日本医学情报机关和日本朝日电视台冒死揭露美国流感内幕，称新冠肺炎就夹杂在美国流感里面。日本人素以严谨著称，为获取新冠肺炎的详细情况，日本医学情报机关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进行调查研究，他们的推测并不是空穴来风。虽然特朗普总统用“中国病毒”称呼新冠肺炎，但许多日本人包括一些日本媒体并不相信新冠肺炎的源头是武汉。
04
加拿大人与俄罗斯人的推断
对于新冠病毒的源头，就连与美国关系最铁的加拿大也有人提出质疑，加拿大全球研究部专栏作家罗曼诺夫表示：新冠病毒源头在美国，这是唯一可能，就在美军实验室。因为只有在美国才有冠状病毒进化树的所有分支。新冠病毒的原始来源，就是设在德特里克堡的美军生物实验室。罗曼诺夫提到了几个关键时间节点，与日本人与美国人的怀疑基本相同。
一些俄罗斯专家学者也认为新冠病毒的来源并不见得是中国。前联合国生物武器委员会成员、前苏联生物武器专家、俄罗斯微生物专家伊戈尔·尼库林认为新冠病毒完全可能来自中国之外，俄罗斯杜马议员纳塔利娅·波克洛恩斯卡娅、俄罗斯自民党主席日里诺夫斯基则公开评论认为新冠病毒来自美国的破坏行动。当然，这些专家学者的推断依据是，美国从未停止过对生物武器的研究，最具“作案”动机。为了进行生物化武研究，美甚至退出了1972年签署的联合国《禁止生化武器公约》，肆无忌惮地发展生化武器。不只在美国本土，在其他国家的美军事基地，比如分布在俄罗斯周边的格鲁吉亚、乌克兰、摩尔多瓦、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地，美国都建有生物实验室，并且搜集多民族的人体基因样本。
05
意大利新冠疫情的头号病人
继中国之后，意大利成为新冠肺炎肆虐最严重的国家。意大利的新冠肺炎一定是中国人传染的吗？答案是否定的。据《卫报》报道，被称为意大利本土头号病人的38岁男子，曾多次求诊都未被确诊，因为他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和联系。那么，这个病人是如何感染上的呢？他去过美国的夏威夷。专家怀疑，意大利的头号病人，正是从美国的夏威夷感染上了新冠病毒，回国后交叉感染上更多的人。
就连日本本土的新冠肺炎患者，也不见得是中国人感染上的。日本媒体披露称，一位从夏威夷返回名古屋的日本人，在夏威夷就出现了新冠肺炎症状，但是当地的医生将其诊断为流感。而回国后该人则被诊断为新型冠状肺炎。他的故事和意大利的那名头号病人如出一辙。
目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有新冠病毒患者存在，截止到3月21日除中国以外的境外累计确诊患者达到惊人的189594例，死亡7982例。但通过基因测序，这些患者并不都是与中国武汉患者的基因测序匹配，用通俗的话说，感染患者的新冠病毒，既有“兄弟姐妹”，也有“父子”甚至“祖孙”。而世界上新冠病毒家庭成员最齐全的，只有美国。美国是“爷爷”级别的新冠，其他国家想争这个“荣誉”也没有资格。
06
美国“录音门事件”的曝光
关于新冠病毒的源头，全世界的怀疑都指向了一个地方，那就是美国。那么美国人知道这一真相吗？答案是：只有少数人知道。因为这是最大的机密。不过，日前美国政坛祭出了一个重磅炸弹，为事情的真相炸开了一个口子。
众所周知，由于疫情的肆虐，美国股市经历了五次史诗般的熔断暴跌。然而躲过了噩梦般暴跌的，有一位美国高官，他就是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理查德·伯尔（RichardBurr）。这位情报部门的大咖，早在二月中上旬美国股市崩溃之前，一边对公众表示美国的疫情可防可控，一边大量抛售股票。在向公众淡化了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后，他一口气抛售了高达172万美元的股票，躲过了“五熔断”的大劫。
伯尔的身份是敏感的，他是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有权访问联邦政府最机密和敏感的信息。3月19日，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NPR）发布了一篇独家报道，披露了一段关于伯尔先生的秘密录音。这是2月27日伯尔在一个私下午餐会上的讲话，录音中说：“关于这件事，我能够告诉你们的是：它（新冠病毒）在传播方面比我们近代史上看到的任何情况都更具侵略性，……这可能更类似于1918年的大流行”。1918年的大流感曾夺去了六十万美国人的生命。因为这段录音，伯尔被认为是“对外淡化威胁，对内却赶紧卖股票”的人。美联社曝光至少四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涉嫌“外松内紧”卖掉自己手中的股票。
美国的“录音门事件”从一个侧面证明，美国最高层的领导人是知道新型冠状病毒内幕的。他们不是预言家，而是知道内幕的人。他们利用提前知道的信息，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避免了自己的损失。而把坏的名声，转嫁给中国人，把经济的损失，转嫁给不明情况的大多数美国股民以及其他国家的股民身上。在这次震惊全世界的新冠病毒中，特朗普总统是否知情者呢？他在近日公开说：他早知道新冠肺炎是大流行病。在世卫组织宣布前他就已经意识到疫情严重，是全球性的大流行病。也就是说，特朗普总统是知道新冠肺炎真相的最高层之一。
然而，知情的特朗普总统和伯尔一样，利用总统的身份给美国人民“宽心”，警告媒体和民主党夸大了疫情，认为新型冠状病毒就是一个“恶作剧”，不让美国人民戴口罩，并带头不戴口罩。预言当天气变暖病毒就会自动消失，奇迹般的消失，并扬言很快会生产出新冠疫苗，最近美国进行了世界上第一个疫苗实验，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如果不是美国事先就对新冠病毒进行了研究，他们又是如何取得毒株的？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怀疑。
上世纪的1972年，美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水门事件”，造成了尼克松总统的辞职。202年的3月，伯尔先生的“录音门事件”，揭开了美国政坛臭气熏天的潘多拉盖子，这些欺骗美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政客，难道不是最该下台的另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吗？
通宝推：心有戚戚,家园 奇怪的是，人民日报为什么要辟谣？ 3月16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在海外推特发文《金银谭医院：军运会五外籍运动员换疟疾与新馆肺炎无关》
家园 当时认为是疟疾，或许情有可原 因为当时懵B的大众谁也不知道新冠肺炎这回事儿。
但是，时至今日还能得出当时五名军人不是新冠肺炎，有什么依据吗？是留存了他们当时的生物信息，足以按照现在的手段检测出不是新冠吗？
宁愿相信他们没有乱说，是有依据的。但是，有依据的话，何妨一公布？哪怕不是细节，就明说后来检测了什么，才得出了不是新冠的结论。
家园 央媒早就让人议论了 包括tv和报纸。
以前有假大空的毛病，老百姓很讨厌他们那套把戏。现如今更过分，新冠起源那样重大的政治问题，敢大包大揽说那是疟疾。
藏污纳垢，哪个老百姓服他们？
家园 只认政治问题，不认病 打算用政治平疫么。你这么认定政治问题，是打算拿私人的钱，付给外国人所谓赔偿么。
家园 新冠起源即是政治问题，也是科学问题 但首先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因为美国拿它做文章，企图让中国买单。
因为涉及媒介，这里只谈政治。
我没有那个科研能力找出起源，也不相信这个问题的科研不受政治左右。
家园 起源也没想的那么重要 中国承认肯定不会承认的，撕着吧。
美国现在纠缠这个也没意义，先从疫情中活过来再说吧，等明年实现群体免疫了，病毒没有新亚型出现再谈中国索赔和打仗的事吧。
现在还咬中国，极为愚蠢，这下没口罩了，等死吧。
对这个病毒，怎么重视都不为过，稍有一点轻视就打脸。
家园 美国会承认么？ 论文就算出来，美国一样不认。
生物战一个特点就是隐蔽性强。美国作为731成果继承者，其能力和下作，都是杠杠的。
家园 不是个太平年啊 特这几年拉的金融市，全给拉下来了，已经有点急眼了，航母跑来乱晃，大陆这边用渔船，撞坏台两快艇 发动机，搅乱吧，有的戏看，科技上美国人也没闲着。现在比着谁搞出新药。
- 复 不是个太平年啊
家园 最大的矛盾之一是 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国靠贬值救股市，不管美元持有国家的损失。
疫情是让诸多矛盾摊牌爆发的那第一声枪响，随后也许就枪林弹雨了。
不管怎样，我国继续发展，赢面就大点，但有个前提，发展不能和美国深度捆绑。
我国最大隐患，是那帮搞私有化的高层官员。历经新冠如果依然把医疗领域私化，不用美国攻打，我们自己都把自己搞死了。
- 复 最大的矛盾之一是
家园 陈小鲁搞的拔管会，放现在 得算恐怖组织了。借这回，别的另说，医疗和保险，还要加强啊。
家园 一直喜欢看你的帖子 陈毅儿子那个会，是什么会呢？
这次疫情，您对新冠病毒起源，有没有你个人的看法？
家园 美国已经有人，把当年1918西班牙流感 都定成是中国人传过去的了。还有人发倡议，中国病毒都不行。了，要用中共病毒这事一出，就没停了人，在搅和，从外国到台绿，国内公知也动了，听说前两天，任志强都冒出来了。
综 合点，看看这本书吧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169227-1.shtml
枪炮、病菌与钢铁（世界发展背后的规律）
家园 人家是自个当脸说的，细一看整个一鬼片 他是前两年带头搞反文革,我就拿名字搜一下,一看,这个.
老有人说，文革时，病死的老干部，都没给好好治，可抓了几十万三种人，也没抓出这些破坏者。
这位改开后分到手的，是保险业，写了个专文，说陈帅抢救时，他想拔管，叫医生拦着没成。后来，又组织高干子弟会，成立个拔管会，说插管治疗是不好的，拔了就是死了，也是死，还尊严能省钱(他已经是搞病重交保金的了),还特意强调,有别于安乐死,安乐死是给毒药直接死,这个是扔那里看着挺死.
不甚叫人想起陈帅斩阎罗的诗,也不知有子如此,算是斩成的结果,还是战败了.
他前一段已经死了,反正抢救来着,也不知出没出于道德和给国家省钱,没用插管等抢救.
http://news.ifeng.com/shendu/ndzk/detail_2013_09/10/29478956_0.shtml
陈毅之子曾因父痛苦想放弃抢救 医生：我们敢吗2013年09月10日 11:31
来源：南都周刊 作者：郭丽萍 分享到：2513人参与 47条评论
陈毅
原标题：尊严死
62岁的罗点点留着过耳短发，一副老花镜用根线挂在脖子上，她继承了父亲罗瑞卿高挑挺拔的身形。不过这些年，罗点点这个名字不再只是跟“开国大将的女儿”联系在一起。与她名字并列的，越来越多的是“不插管”、“尊严死”、“生前预嘱” 等字眼。她正在尝试为中国大陆的居民搭起一座桥，桥的彼岸叫“尊严死”，那里的人们可以在意识清醒时填好一份“生前预嘱”，在生命的终末期，选择不使用延缓死亡过程的生命支持系统，使自己自然地、有尊严地离世。然而，要真正推广“生前预嘱”和“尊严死”的理念并不容易，其中最困难的部分，是大陆忌讳谈论死亡的文化。亦有反对者担心，“尊严死”是否可以让患者得到真正的尊重：院方、家属都可能出于利益考虑而作出违背患者意愿的决定，甚至伪造生前预嘱；即便患者本人曾立过预嘱，患者的意愿也可能随时间和情况的改变而改变。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方法，是落实患者的选择权。正如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所说，人们只有理性看待死亡，然后才能谈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
记者 郭丽萍 北京报道
工业化地死去
点点是罗峪平的小名和笔名，因为她出生的时候是个小不点。如今投身媒体公司和写作的她，学医出身，当过12年的医生。
几年前，罗点点与几位医生朋友聚会。聊天中不经意地说到死亡，他们都认为，“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像台吞币机器一样，每天吞下几千元，‘工业化’地死去”，“死得要漂亮点儿，不那么难堪”。
于是，“临终不插管俱乐部”在玩笑中成立。当时的他们并没有想到，这会发展为一项继“安乐死”之后，再一次将死亡摆在对之讳莫如深的国人面前讨论的“正经”事业。
2006年2月，罗点点再往前迈了一步。她与一些人士在北京召开了“掌握生命归途”的讨论会，第一次讨论了如何通过“生前预嘱”（Living Will），在生命尽头保持尊严的议题。会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名字：选择与尊严（Choices &Dignity），并创建了中国首个倡导“尊严死”的公益网站。
他们倡议，成年人在生命终末期，选择不使用徒然延长死亡过程的生命支持系统，如人工呼吸器、心肺复苏术等，自然、有尊严地死亡。
这看起来似乎与罗点点早先倡导的医生职责相矛盾。在一个叫《永不放弃》的剧本里，罗点点曾阐述医生救死扶伤、只要一分希望就要为病人争取的职责。因此，有不少人问她，从主张“不放弃”到主张“放弃”，是什么促使她的这种转变。
罗点点并不认为是个转变。她看过太多病人痛苦、毫无尊严的死亡。“我们在所谓的‘人道主义’耗费大量的社会资源。”
现在的医疗技术，已经发展到依靠人工心率、人工呼吸、人工血压等，把一个人留住很长的时间，这个费用相当高，但是已经完全没有生命质量可言。卫生部曾统计，一个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60~80％都花在了临死前一个月的治疗上。
如今，医疗的局限性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承认。当生命机体由于疾病或严重伤害的时候，有的时候医疗是无力回天的。当一个人走到生命尽头，医疗从业者应该如何帮助病人，以更人道、自然、安适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围绕这个议题展开了研究，并且有了相当多的成果。
在推广“尊严死”的过程中，罗点点还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人把“尊严死”和“安乐死”混为一谈。她得一遍遍地强调，安乐死不是尊严死，尊严死不是安乐死。
安乐死（又叫主动安乐死Active Euthanasia）是主动地通过注射药物等措施，帮助患者提前结束生命，而“尊严死”（被动安乐死Passive Euthanasia）只是建议在生命终末期，停止治疗，自然地死亡。“选择与尊严”提倡的是后者。
我的死亡谁做主
“选择与尊严”公益网站的创办者，除了罗点点外，还包括陈毅的儿子陈小鲁。他加入这个团队的原因，很大一部分是自己当年没能替父亲做出一个解脱痛苦的选择。
1972年，父亲陈毅在临终时，全身插满了管子，医生不停地给他进行各种治疗，吸痰、清洗、不停地翻身，十分痛苦。
陈小鲁很自然地问：“能不能不进行抢救？”在他看来，对临终病人不进行各种无谓的抢救，无论对减轻病人的痛苦，还是减少社会资源的浪费，都有利。让垂危的病人尽量无痛苦地死去是也是一件人道的事情，是符合自然规律的。
但医生说了两句话，他至今记得：“你说了算吗？我们敢吗？”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什么东西都可能被政治化，陈小鲁理解医生的苦衷。
同样，罗点点在经历婆婆离世后也一直在寻思，有没有什么办法让死亡的选择变得不那么折磨人，不再让死者生者两不安。
2004年，婆婆病情加重生命垂危。罗点点与家人达到医院的时候，医生在第一时间已经给她用上了生命支持系统。医生告诉他们，想恢复原来的生命质量几乎不可能，但是使用生命支持系统还能拖很多时日。
罗点点深知婆婆已经陷入她最不想要的状态。虽然她心脏还在跳动，但没有自主呼吸，已经完全丧失了神志。婆婆在意识清醒时不只一次说过：要是病重，不希望被切开喉咙、插上管子，又浪费，又痛苦。
学医的罗点点向丈夫和其他家人提议，撤去生命支持系统。婆婆的几个儿子都是教育或者科学工作者，没说几句话大家就都明白是怎么回事。
婆婆的病情继续恶化，但在拉着婆婆的手的时候，罗点点原本已经下定的决心在瞬间崩溃。她感受到了从婆婆体内传来的温暖，轻轻呼唤的时候，她的眼球还在半合的眼睑下转动。
当晚，罗点点给所有的人打电话。几位哥哥比她理智，坚持了原先的决定。第二天，维持血压的药物停用，两三个小时之后，婆婆的心脏平静地停止了跳动。
但在那之后，罗点点一直“心惊肉跳”，“替别人决定生死”这件事情太大了。她还是不能确定，她做的是否真的符合婆婆的意愿，生命和死亡是那么深不可测，怎么知道选择是正确的。
直到家人在整理婆婆遗物的时候，发现了婆婆夹在日记本里的一个字条。上面清楚地写着她对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过度抢救的要求。她还说，把这些问题的决定权托付给学医的点点。罗点点瞬间感到释然，但她依然有后怕，假如没发现纸条，或发现纸条上写着另外的意思。
这时候，又传来了巴金去世的消息。
从1999年病重入院，长达六年的时间里，巴金先是切开气管，后来只能靠喂食管和呼吸机维持生命。罗点点在《我的死亡谁做主》里提过，每一个爱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强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疗。但是巨大病痛使巴金多次提到安乐死，还不只一次无奈地说：我是为你们而活。
2005年10月17日下午，101岁的巴金心跳变慢，医生判定已经进入弥留。这次，巴金的家属坚决要求放弃抢救，并最终得到了中央部门的同意。医生们没做电击、除颤，也没有心内注射。
罗点点依然心存疑问，有没有办法把事情做得从容一点，郑重一点，像样一点呢？
我的五个愿望”
直到从网上看到一份名为“五个愿望”（Five Wishes）的文件。自从婆婆和巴金的去世，让罗点点自认窥见生死大义以来，她所有的疑问也因为这份叫做“五个愿望”的生前预嘱有了答案。
1976年，美国加州通过了《自然死亡法案》（Natural Death Act），允许患者依照自己的意愿，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延长临终过程，自然死亡。各州也相继制定同类法律，以保障患者的医疗自主权。“生前预嘱”（Living Will）作为这项法律的配套文件。
因为通俗易懂，“五个愿望”成为在美国使用最广的生前预嘱文本。它用一种非常好的问答方式为填写人提供5大方向的选择：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不必懂得多艰深的法律词汇和医疗词汇，只要在每个问题上打勾或打叉就可以。
它还为填写人提供体贴入微的选择。如是否希望捐赠器官，是否希望“尽可能有人陪伴”、“在所有时间里身体保持洁净无气味”、“床保持干爽洁净”、“有喜欢的图片挂在接近床的地方”、“有喜欢音乐陪伴”等。
“五个愿望”改变了很多美国人原有谈论死亡的内容和方式。实现对自己履行最后的责任，不仅让他们对死亡不再那么恐惧，让最后的日子不再那么沉重，甚至能改变他们对生命的看法。
2009年，“选择与尊严”网站推出了第一个中国大陆居民可以使用的生前预嘱文本“我的五个愿望”。网站成立后，罗点点不仅从各个国家地区取经，她还专门咨询过医疗、法律、心理、伦理界的专业人士，坚信在中国大陆使用一份生前预嘱，不仅不违反现有法律，某种程度上还能够使尊严死的理念落地。
“我的五个愿望”正是脱胎于美国的“五个愿望”，为了更符合中国的文化心理和法律环境，罗点点在很多专家的指导下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第五个愿望“我希望谁来帮助我”，美国的建议是朋友、神职人员、志愿者或律师，而不建议可能有利益关系的亲人等。而中国人看重家庭人伦，医院在做救治决策时，只认可家人亲属的签字，所以中国版建议的是配偶或直系亲属。
“选择与尊严”团队也确立了3个工作方向：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是“生前预嘱”，建立“生前预嘱”如何能在生命尽头帮助实现个人意愿；使更多人知道在生命尽头选择不使用生命支持系统以保持尊严是一种权利，需要被认识和维护；促使建立“生前预嘱”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下变成事实。
不过也有人问罗点点，临终放弃过度抢救是尊严，那不放弃就不是尊严了吗？
罗点点并不贬低任何选择，只要做出了选择，并得到尊重，这就是尊严，这也是为什么他们的网站叫“选择与尊严”。罗点点说：“如果您不想放弃，非常好。如果你想要放弃，你也非常棒。所有的选择都是对的。没有人能够在道德和伦理的高度来责备任何一种选择。只要你真的想清楚了，表达了自己的愿望，你的医生、朋友、甚至整个社会帮助你实现这些愿望，这就是无上的尊严。不要过度抢救，放弃生命支撑系统，针对的是现有的不容分说治疗到底的医疗模式。”
罗点点也明白，无论是“生前预嘱”、“尊严死”，还是极端的安乐死，都不会解决人生来对于死亡的恐惧、对失去亲人的悲痛。人类永恒的伦理困境也不会因为这个小小的办法而得到解决。
有一位曾多年在“两会”上呼吁通过安乐死立法的医学前辈，也是“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发起人之一，非常支持“尊严死”的主张。但是，在她丈夫重病陷入不可逆转的昏迷时，她不愿意放弃治疗，宁愿天天去ICU病房照顾他，和他说说话，不管他是否听见看见。
罗点点很能理解这位前辈。这位前辈的丈夫并没有留下自己的“生前预嘱”，所以她也不能擅自替他做选择。
“‘生前预嘱’只是为人们提供了寻求尊严愿望的一种表达方式，仅此而已。”罗点点说，“至于到底什么是尊严，什么是生的尊严，什么是死的尊严，我想这个世界上和历史中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就像‘什么是幸福’，‘什么是爱情’的问题一样，各人有各人的解释。”
最大的困难是生死观
最能理解罗点点“尊严死”这个理念的，还是临床一线的医生。虽然他们也提出质疑，认为推广“尊严死”在临床上会有非常巨大的困难，但他们第一时间就能理解“尊严死”是什么，如果做好了，能够带来什么。
北京协和医院老年示范病房的朱鸣雷就是其中的一员，他认为，病人进医院后一般都没法为自己做决定，而只能由家属决定。但因为国人忌讳谈论死亡，家属很少能够知道病人的想法。他们即使明白抢救没意义，但往往出于感情、孝心或迫于舆论压力，而选择不计代价的抢救，最后可能人财两空。如果病人生前填写了生前预嘱，医生和家属明白病人的想法，做决策就会少很多纠结。
但是，现实中知道生前预嘱的人并不多，会填写的人就更少。为了宣传生前预嘱，包括朱鸣雷在内，老年示范病房的8个医生和16名护士在2011年都亲自在“选择与尊严”网站上填写了“我的五个愿望”。不过，他们不好主动跟病人提生前预嘱，因为病人很可能会误解医生是在暗示他的病情不乐观。
而北京清华医院副院长王仲，多年来在临床中秉持着“减轻痛苦、适当地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三原则，对“尊严死”也很赞同。在他看来，推广“尊严死”最大的困难是中国人生死观的问题。中国人对死亡的传统心态是恐惧，因此连谈论死亡话题都要尽力回避。
“选择与尊严”网站曾就城市居民对“生前预嘱”及有关理念的认知情况进行过问卷调查。他们发现，愿意谈论死亡的人不到一半，有10.7%的人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谈论死亡。但是医务人员和信仰佛教的人，表现得比其他人更积极，愿意谈论死亡的人都超过了一半。
王仲相信，人们只有理性看待死亡，然后才能谈有尊严地生、有尊严地死。
北京老年医院肿瘤科曾在2010年~2012年间，专门做了个生死教育的课题，为期两年。肿瘤科主任吴殷告诉《南都周刊》记者，起初，一听上课的内容是关于死亡，好多病人都不愿意听，或者听完一节课就不来了。有一位得乳腺癌的病人说，老听死死死死，觉得很忌讳，自己就不参加了。还有一小部分病人认为听课会导致不吉利的事落到他们身上。肿瘤科的病房里曾发生过病人自杀的事，因为肿瘤病人60~70%都会抑郁、焦虑、悲观，有的是因为疼得太难受。
吴殷只好调整讲课内容，在沉重的话题里穿插一些有趣的内容，讲讲养生之道。吴殷也有意识地鼓励病人有点信仰，以更坦然地面对死亡。上课的地方也挂了些彩色的拉花，布置得像是在过节。
结题后，吴殷发现，生死教育对病人的死亡观、生活质量、情绪变化有明显的影响。上完课后，有自杀想法的人数明显下降。有些病人认为死亡不那么可怕了，感想写得特别好：人的一生就像坐火车，有的人会先下，有的人会后下，不可能不下车，这是一个自然的规律。
在肿瘤科里，最常见的就是死亡。去年平均每6天就有一个病人去世，今年8月底的最后两个星期，去世了7个病人。曾经那些参加死亡教育的病人也大多已经不在人世。
吴殷对其中一些病人印象特别深刻。有一位得乳腺癌的病人，上完生死教育的课后，很坦然地把心愿都跟家属交代了，要求临终的时候不要实施抢救，还签了捐献角膜的文件。
还有一位肺癌的病人，起起伏伏治疗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去世的时候50多岁。入院的时候，癌细胞已经双肺转移、脑转移、骨转移，做了无数个化疗、放疗。那时候他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想看着女儿上大学。女儿上大学之后，他又一点点地撑到女儿从日本交换回来、大学毕业。病情时好时坏，最后他唯一的心愿是看着女儿结婚。
但是他女儿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婚期遥遥。这位病人说算了，这一路来的心愿都一样样地达到了，他活一天赚一天。去年，这位病人肺转移控制不住了，他的女儿、爱人都全来了，最后也没抢救，走得很安详、平静。
吴殷的同事，刘向国医生同时也是“选择与尊严”网站的志愿者，他正在执行一个关于更加适用于临床患者的“医疗预嘱”的科研项目。但他表示，虽然有些病人很开明，乐意交流想法，但对于大多数病人，人家还没开始治疗就跟他谈死，很不现实。所以这个“医疗预嘱”要向患者推广，还得以生死教育为前提。
吴殷有个愿景，就是能改变这个生死观念，希望大家讨论起死亡这个话题，能像就跟大家一起讨论出生、婴儿这些常规话题一样。吴殷今后计划继续开展生死教育，除了面向病人，还要针对家属、长期跟病人打交道的医护人员做情绪等方面的教育。
同样的目的，为了能让人们重新认识身体和心灵、痛苦和疾病，以及生命和死亡，“选择与尊严”网站也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它的LOGO是一根本来长着7片彩色叶子的树枝，但其中一片随风飘落，寓意“生如夏花般灿烂，死如秋叶般静美”。
走得更远
正因为推广“尊严死”在中国有重重困难，罗点点团队当初只是想把它从国外介绍国内让中国人了解，所以根本不知道它会不会落地。尽管同一时期“尊严死”在国外已经很成熟，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各种不同的方式，甚至在华语地区的台湾、香港、新加坡等，也都已经被广大地接受，变成一种生活方式。
当初，罗点点给自己的定位是只做介绍。“像一滴水滴在一张宣纸上，慢慢地晕开，当这滴水差不多开始干的时候，就再滴一滴，也许被滋润的地方会慢慢越来越大。
所以，从2006年上线到现在，网站上的生前预嘱能有1.1万多人填写，相当于每天新增约8个人，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能在今年6月25日被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这些都是罗点点没想到的。她笑着说，这甚至让她觉得有一点成就感。
尽管他们现在已经比他们预想的，走得更远，但罗点点团队还是一直在学习，一直努力。罗点点除了在网上搜集文献、调研，还去实地考察，其中台湾给了她很大的震动。
进台湾的“安宁缓和”病房的时候，罗点点感受到极大地鼓舞。他们的末期病人，根据生前预嘱在放弃治疗之后，会转入“安宁缓和”病房。在这里，疗护的目的已经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尽量使病人在生命末期不疼痛、安适。它关心人、尊重人，不管病人曾经是什么身份，都能受到非常好的照顾，一切都显得非常崇高。甚至不管这个人信佛还是不信佛，缓和病房里所有的志愿者、医生、护士，他们互相称菩萨。“给我们冲一杯咖啡、冲一杯茶，他们互相之间也说谢谢菩萨。”
尽管台湾不是“安宁缓和”医疗的发源地，但台湾经过“缓和医疗”照顾的末期病人所占的比例，在世界上都是最高的。
说到台湾的“安宁缓和”病房，罗点点像个单纯的小女孩憧憬漂亮衣服一样，憧憬自己将来临终，也能得到那样的照顾。另一方面，国内关注“尊严死”理念的人越来越多，他们已经不满足仅仅知道这个概念。
所以，协会成立后，罗点点就着手做更多的规划。她一直计划着升级生前预嘱的注册平台，让它发挥更多的作用。罗点点曾被告知，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生前曾写下生前预嘱，并在2012年，在家人和医院的帮助下，实现了“尊严死”。她被认为是“生前预嘱”帮助到的第一人。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个财富，我们替一万多个人守护着五万多个愿望。我们觉得很沉甸甸的。我们既要保护好这些信息，还要让它能够被使用，把这个事做好。”
协会正积极地跟医院、政府部门打交道，罗点点希望，网站生前预嘱的注册平台将来有一天能够像美国的“生前预嘱”注册中心一样，一个人进医院后，一输入社会医疗保险号码，他的“生前预嘱”能跟病历一起调出来，能在第一时间被医生查到。
罗点点说：“中国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千头万绪，‘尊严死’真的是小之又小的一件事情，但它也很重大，因为关乎到每一个人、每一个生命的质量和尊严。我们不知道在我们的有生之年，这件事情在中国能够落地到什么程度，能够帮助多少人。虽然现在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但我们其实也憧憬着非常好的收成。”
尊严死在各地
美国
1976年美国《加州自然死法》（Natural Death Act）制定，成为世界最早有关“尊严死”的法律。截至2012年，美国大部分的州皆已制定自然死法或相当于此法之尊严死法。
韩国
2009年6月10日，在韩国最高法院5月首次判定可以为该国一名老妇患者实施“尊严死”后,患者所在医院召开会议,正式决定为患者摘除呼吸机,实施“尊严死”,这是韩国首次实施“尊严死”。
台湾
预嘱在放弃治疗之后，末期病人会转入“安宁缓和”病房。在那里，疗护的目的已经不是治愈疾病，而是尽量使病人在生命末期不疼痛、安适。它关心人、尊重人，不管病人曾经是什么身份，都能受到非常好的照顾。
新加坡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在总统府发布新书《李光耀观天下》中说，其较早前做了预先医疗指示，表示如果必须通过吸管进食，并且没有复原或恢复行动能力的可能性，那医生就应该替其去除吸管，让其能迅速地辞世。
http://news.163.com/18/0301/14/DBQPMNEG0001875P.html
陈毅之子陈小鲁去世 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安排
2018-03-01 14:52:13 来源: 长安街知事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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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对自己的临终事宜，陈小鲁早有安排）
昨日，陈毅元帅之子、粟裕大将之婿陈小鲁在海南去世，享年72岁。长安街知事注意到，陈小鲁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安排。
2017年10月，陈小鲁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坦言，父亲陈毅去世时曾经历痛苦的创伤性抢救，这些亲身经历让他决定推广生前预嘱，让人们自己决定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是否还需要医疗救治。
生前预嘱（Living will）是指人们事先，也就是在健康或意识清楚时签署的，说明在不可治愈的伤病末期或临终时要或不要哪种医疗护理的指示文件。与其相配套的还有缓和医疗，即最大程度缓解患者临终前的痛苦，使其微笑着与世界告别。
陈毅之子陈小鲁去世 对自己的临终事宜早有安排
陈小鲁的父亲、母亲、岳父、岳母均是在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去世的。他回忆，陈毅元帅曾经对他说，你看我现在成一个机器人了。当时陈毅处于癌症晚期，浑身插满了管子，受了很大的痛苦。
陈小鲁表示，这一段经历，加上考虑到自己也年事已高、将来也会面临同样的问题，促使他去推广生前预嘱。
2013年6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正式成立，协会通过让人签署“生前预嘱”文件，从而帮助人们有尊严的走向生命终点，实现“尊严死”。陈小鲁任协会理事长，另一位红色后代、罗瑞卿大将之女罗点点（罗峪平）任总干事。
罗点点罗点点
2016年，陈小鲁的岳母楚青去世，她临终前也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她当时就讲，你不要折腾我，我走的时候你别让我遭罪。”陈小鲁说。
考虑到患者强烈的个人意愿，医院在楚青入院后，前后三次征询了家属意见，并没有采取常规切开气管、使用呼吸机等常规抢救手段，而是采取了缓和医疗的方法。陈小鲁介绍，医院采取的措施是“药物控制血压，控制疼痛，平顺呼吸”，最终她平静离世。
2012年，开国上将张爱萍的夫人李又兰去世。她在事前写好了生前预嘱，“今后如当我病情危及生命时，千万不要用生命支持疗法抢救，如插各种管子及心肺功能启动等，必要时可给予安眠、止痛，让我安详、自然、无痛苦走完人生的旅程”。治疗中所有人谨遵其嘱，病人昏迷半日后去世。
罗点点说：“李又兰阿姨也许是被生前预嘱帮到的第一人。”
有人曾提问：“尊严死”与“安乐死”是否有差别？陈小鲁解释，安乐死是促进患者的死亡，主动终止生命，缩短生命；尊严死不促进死亡，尊重死亡的自然规律，只是提供患者选择放弃过度治疗的可能，属临终关怀。
陈小鲁还认为，“尊严死”在客观上可以帮助节省医疗资源。在北京生前预嘱推广协会的官方网站“选择与尊严”上，生前预嘱可以通过填写“我的五个愿望”来完成。即“我要或不要什么医疗服务”，“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生命支持治疗”，“我希望别人怎样对待我”，“我想让我的家人和朋友知道什么”，“我希望谁帮助我”。今年1月，生前预嘱推广协会还上线了“五个愿望”的微信版本，使得填写更加方便。
2017年3月12日，著名作家琼瑶在网上发布了写给儿子和儿媳的一封公开信，要求无论将来自己得了什么重病，都不要送进重症病房，更不要插管、电击等治疗手段，而是希望能够“尊严死”。
在实践中，“尊严死”曾引发一定争议。据媒体报道，有卫生系统的官员表示，“生前预嘱”概念在我国并无法律明确支持或禁止，目前尚处民间推广阶段，卫生行政部门将观察其效果和发展，并对该协会在法律范畴内的运行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
通宝推：侧翼,家园 我支持尊严死 浪费资源既不人道也无意义。
像最近西班牙和意大利实行的年轻人医疗资源优先政策，我也没有意见。